农村治理现代化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摘 要：社区治理绩效是社区治理结果的表达，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分析框架和实现路径的关注有助于从理论上厘清社区治理绩效的复杂来源，促进实践中社区的有效治理。在探讨社区治理绩效以反映公共价值和持续性为主要内涵的基础上，构建社区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发现，多元权力主体在社区场域的活跃是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必要条件，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要素组合路径包括：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的组织管理路径、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社区资源的价值建构路径、以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矛盾化解为基础的价值建构路径。社区需要结合自身特质，有针对性地提高相关要素来实现社区治理绩效。
关键词： 社区治理;治理绩效;定性比较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述评
自20世纪末中国城市基层管理推行“社区制”以来，社区成为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与治理单元。对于社区治理的战略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要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探索场域，如何通过社区的有效治理进而实现社会“善治”处于国家政策议程与发展战略的中心。
20世纪末公共部门引入的“绩效”一词为社区治理结果的表达提供了载体。社区治理绩效反映社区治理过程、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输出结果。为了从理论角度指导社区治理实践、实现治理绩效，研究者进行了积极探索。多元主体构成的治理结构被认为是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前提条件之一。研究者关注社区治理中的组织样态，以及组织之间的博弈、协同、合作关系，认为治理社区的组织呈现出多元的组织形式，并且权责配置合理、结构关系和谐，才能促进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再者，中国的社区治理开启于社区服务，社区服务一直被视为社区治理的龙头工作，用以提升社区治理的绩效。社区服务理念、服务体系、服务设施、服务方式、服务模式、服务内容、服务对象都是研究者的论题。在社区治理工具的选择上，治理绩效的实现与改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治理制度供给的契合性[1]，因而研究者聚焦于制度工具的功能探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研究者还探求信息技术工具融入社区空间的治理结果。
上述研究從不同路径回答了社区治理绩效“何以可能”的问题。社区治理需要多元的治理结构、精准化的社区服务、恰当的治理工具，这些都是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重要因素。但是，纵观已有研究，仍有未尽之处。首先，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是什么？兴起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绩效”概念已经受到挑战，如果不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这一本质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将会带来研究重而无基的风险。其次，已有研究多为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单一因素解释，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复杂性导致其发生必然是多重因素的共同结果，而并非简单的结果与要素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增长。最后，从研究方法来看，已有研究仍以单案例研究为主流，还不足以满足理论建构的需要，为数不多的多案例研究仅从案例文本的描述性统计来归纳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显得较为主观。
基于上述，结合公共管理新的范式——公共价值管理理论[2]，本文首先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进行阐释，并从该理论视域出发，提出社区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鉴于社区治理绩效是众多复杂、复合要素结合下的产物，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多案例分析，探讨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要素组合路径。期望研究能够从理论角度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分析框架与实现路径这一问题做出回答，为实践中探寻通过社区有效治理进而实现社会“善治”提供参考。
二、内涵与分析框架：公共价值的视角
1.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
要回答“绩效来自哪里”就要先回答“绩效是什么”[3]。伴随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绩效”一词，在公共管理实践中表现出强大的引导力和解释力。但是随着绩效实践与理论发展的进一步推进，“绩效”的追随者也发现，绩效管理不能仅仅对产出、结果、效率进行测量，管理主义与工具主义的导向还不足以应对复杂的、棘手的公共管理问题。公共管理是一个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以及公民共同完成的合作生产过程，是各个利益相关方的不同诉求、价值冲突得以平衡与协调的过程。对绩效的追求必须建立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即追求“公共价值”。所谓公共价值，就是公共服务生产者和使用者偏好的集合[4]。它不仅注重通过技术与方法的应用来提升公共部门的效率，更关注集体偏好、重视政治的作用、推行网络治理、重新定位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全面应对效率与责任及公平的问题。因此，公共部门的绩效提升依赖于公共价值的实现，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公共部门绩效治理，产出才是绩效，也只有体现公共价值的绩效才能获得合法性和支持[5]。在公共价值被赋予“范式”意蕴的基础上，寻求多元主体间的“最大公约数”进而实现绩效最大化成为当前公共管理者的努力目标[6]。
社区是公共管理实践的微观场域。在这里，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以及公民直接“相遇”，可以说，社区成为“众多的集体偏好和公共利益产生地，也是最能够产生公共价值的公共领域”[7]。“公共价值”语境下，社区治理必须摆脱“技术治理”的迷思[8]，将“政府认为重要和需要的公共服务及公共资源供给”与“社区居民认为重要的需求”连接起来。所以本文认为，在社区这样一个地域型社会生活共同体中，社区治理绩效是多元主体合作的产物，是社区场域中的利益相关方通过讨论政策议题与公共问题而相互协商、对话、表达话语从而确定公共价值的过程。只有当公共部门的政策、服务和项目符合社区居民的需要时，产出才等同于绩效[9]。这是社区治理绩效内涵的首条要义。
此外，在追求公共部门绩效结果的探索中，研究者还发现“运动式治理”等实践行为能够带来短期的显著绩效，但并不意味着治理难题得到实质解决，尤其是从长远角度来说，运动式治理的绩效隐含着民众认同信任感危机、绩效合法性危机等考验[10]，无法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就是说，“绩效的内涵不仅仅是现时的产出和效率，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历史演变的过程中产出的结果”。从社区治理绩效来说，同样，其内涵也不应是投机主义的结果、现时结果，而应是长效机制下的产出，成效可以巩固、富有可持续性。这是社区治理绩效内涵的又一要义。
2.社区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
绩效的内涵规定了绩效来源路径。基于公共价值，包国宪等学者提出了绩效产生分析框架，认为：公共资源与公共权力作为公共部门绩效生产的重要投入性要素，是绩效生产的基础“原料”，在这一前提条件下，绩效通过多元主体的合作，来自价值建构、组织管理和协同领导共同发挥作用的治理系统。其中，价值建构是识别多元主体的偏好与需求进而达成公共价值的过程;组织管理既要继承新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义取向，又要重视在公共价值的基础上对管理流程重塑，是凭借科学管理的方法与流程实现绩效产出的最大化;协同领导是整合不同层次、不同环节各种价值冲突，用以沟通使命、协同冲突、形成战略的机制[11]。据此，本文试图延展社区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
在社区场域中，公共资源体现为社区资源，即全体社区成员均可以使用具有公共属性的资源。社区资源是社区发展的重要保障，社区资源禀赋对社区的治理模式、治理绩效都会产生重要影响[12]。社区中的权力是一种分散性的权力，分布于社区中的权力主体之间，根据不同的权力占有程度呈现为一定的社区权力秩序[13]，并且社区权力秩序已成为社区良性治理的关键[14]。社区的价值建构将社区治理绩效建立在公共价值的基础上，保证了绩效的合法性，价值建构关注社区公共价值的确立、生成和表达，是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交互的过程。基于公共价值视域，社区的组织管理要求社区资源的投入、社区的治理过程与方式必须置于社区公共价值的约束下，进而追求社区治理效率。社区的协同领导用来解决社区不同治理主体的价值冲突，而达到社区多元治理主体间关系的平衡，继而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可持续发展。由此，本文认为社区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与变量选取
1.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的模糊集策略
本文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进行研究。该方法用于分析中小样本规模下“条件组态和结果间复杂的因果关系”[15]，即各种因素如何组合导致社会现象的发生，其核心思想是集合论，通过布尔逻辑来探寻导致结果发生的条件组合（即组态），能在深入了解个案的基础上把握跨案例的共同点。本文探讨哪些因素如何组合能实现社区治理绩效，属于因果问题，并且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个因素影响的产物，采用定性比较分析能够形成对该问题的认识。
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策略选择中，无论是清晰集分析（csQCA）策略，还是多值集分（mvQCA）策略，都停留在变量类型的划分上，缺乏在类型上隶属程度的考虑，所以弥补这两种研究策略缺陷的模糊集分析策略（fsQCA）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合了集合隶属度的类别和程度，允许集合隶属度的渐进变化，为研究中需要同时关注变量的类型与变量在条件或水平上的变化一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研究各个类型的变量影响社区治理绩效的重要程度。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运用中，对结果的影响因素得出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通过对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全方位回顾，归纳影响结果的因素，二是根据研究的理论视角下的各维度，构建影响结果的因素[16]。本文遵照第二种路径，在上文社区治理绩效来源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得到影响社区治理绩效的5个条件变量。在对变量进行数据收集后，借助fsQCA3.0软件进行量化分析得到客观结果，力求为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提供解释。
定性比较分析根据选取的因素数量不同对案例的数量要求也不同，如在5个因素条件的情况下，应有13-16及以上的样本数量[17]。本文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案例数量的要求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就2013至2015年期间民政部公布的“‘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选取了20个社区治理的典型案例（见表1）。案例选取理由：首先，民政部的评奖活动代表了官方对社区治理绩效的认可，具有权威性;其次，案例均围绕社区治理创新及绩效实现的目标，符合定性比较分析对案例选取主题相似性要求;最后，案例虽然围绕共同主题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又表现出各自的治理特征及差异，符合定性比较分析对案例选择多样性的要求[18]。
2.变量选取
（1）条件变量
本文认为社区治理绩效来源于社区资源、社区权力、社区价值建构、社区组织管理、社区协同领导五个方面，所以这五个要素是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条件变量。具体测量维度及其赋值如下：
第一，社区资源。社区资源的丰裕程度直接影响社区的治理能力与发展程度。尽管研究者依据不同研究需要对社区资源的分类有差异，但产生交集之处是认为社区治理资源包括社区建设资金、人力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三类，这是社区治理绩效产生的基础性要素。为了保障社区的治理与发展，各社区都拥有来自政府的日常运作资金，而其差异主要表现在社区治理中能否争取到政府额外的补贴以及市场与非营利组织的援助或捐助来进一步扩充社区建设资金。这些额外的投入（尤其是市场与非营利组织的投入）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社区自主性治理活动的有效开展，使得绩效存在提升的可能。从人力资本来说，当前社区中的居委会主要为社区治理及发展贡献资本性的人力资源。但人力资本更强调专业的知识、技能和不断学习的能力，所以社区组织中，专业的人才队伍或服务机构更有潜质提高社区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社会资本方面，网络、规范和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基本意涵，这些特征可以激发社会合作与协商进而实现公共价值。因此，增进社区社会资本，以及由此促成社区集体行动，会带来社区治理绩效的提升。基于上述，本文通过是否具备来源多元的社区建设资金、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社区社會资本对社区资源的丰裕程度进行衡量，如果社区治理中同时强调上述三类资源则赋值为1，强调其中任意两类社区资源赋值为0.67，仅强调三类社区资源之一赋值为0.33，三者都不存在赋值为0。
第二，社区权力。从现实样态来看，当前社区中多种权力复杂交织呈现：党组织和政府的公权力、社区内生的自治权力和来自社区外部的第三方权力[19]。党组织领导并参与基层治理是中国治理实践中的特有形态，党组织是基层治理体制的领导核心，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在社会发展中深入联系基层群众的优势，可以调动和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量的研究表明，破解社区治理实践困境必须坚持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地方政府具有组织优势，能够依托权威有效整合社区资源，通过制度激励等工具提升治理效率，因地制宜使得治理成效适应性发展[20]。地方政府结合自身需求的选择性创新行为直接形塑社区治理改革的深度、成效和特征[21]。当然，仅仅依靠党建引领和行政支持下的社区缺乏活力，治理绩效欠佳[22]。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治理”的命题，在社区中强调多元的治理结构。社区内生的自治权力来自社区居委会①、业委会等社区自组织，这些自组织可以强化社区自为的能力、培育社区共同体精神、协调一致性行动[23]，进而实现公共价值基础上的社区治理绩效。随着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和市场主体的日益活跃，来自社会组织与市场的力量也在社区中进行权力运作，例如“三社联动”的形式、物业公司的管理等。总之，这些权力主体的出现，优化了社区中单一的权力结构，有助于提升社区治理效能[24]。基于上述，本文通过党建引领与行政支持、社区自治权力体现、来自社会与市场的第三方权力，对社区权力进行衡量，如果社区治理中同时强调上述三类权力则赋值为1，强调其中任意两类社区权力赋值为0.67，仅强调三类社区权力之一赋值为0.33，三者都不存在赋值为0。
第三，社区价值建构。价值建构将治理绩效建立在公共价值的基础上，表明“绩效内涵和判定的标准是由生产各方达成的共识”[25]，保证了绩效的合法性。基层社区治理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实现共同的社区治理目标，这也是社区价值建构的关注点之所在。若社区治理实践的目标导向和居民的价值目标相契合，则能够激发社会活力从而推动社区治理创新[26]，实现社区治理绩效，而这一共同目标也规范和引导着社区居民的行为，反映了社区的公共价值。社区居民通过参与社区治理来表达需求和偏好，是形成共同治理目标的前提。表达诉求、为改进社区服务而建言献策等一系列参与活动能增强社区居民主人翁意识，使之成为绩效的“生产者”。多元参与和有效的互动模式是实现绩效的必要环节，社区价值建构过程中居民参与必不可少，但居民参与还需要借助一定的渠道或平台，以保证参与活动的有效开展。基于此，本文对社区价值建构从社区居民参与活动、参与的渠道或平台、共同的社区治理目标这三项内容来考量，若社区治理中同时强调上述三方面内容则赋值为1，强调其中任意两项则赋值为0.67，仅强调三项之一赋值为0.33，三者都不存在赋值为0。
第四，社区组织管理。组织管理体系运转越好，绩效就越高。根据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从组织管理方面来说，绩效来源于基于社区公共价值的管理流程，要保证社区治理的环节都符合公共价值，是对价值进行管理，将所有主体对绩效的贡献聚焦到社区公共价值。在此基础上借助于科学的管理手段与方式，尤其是保障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制度与政策以及信息技术。地方政府主要以公共政策指导的形式介入到社区治理中，公共政策作为社区治理指导性的文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如通过政策来强调社区授权，能带来更好的、以社区居民为中心的服务潜力[27]。信息时代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各种平台的建设为组织管理提供了现代化手段[28]，信息技术的应用降低了组织间信息交流的成本，也提高了组织管理的效能，有利于管理之中的跨部门协同。基于上述，本文通过基于社区公共价值的管理流程、社区治理制度与政策、信息技术支持，对社区组织管理进行衡量，如果社区治理中同时明确强调上述三方面内容则赋值为1，强调其中任意两项则赋值为0.67，仅强调三项之一赋值为0.33，三者都不存在赋值为0。
第五，社区协同领导。协同领导主要是通过构建共识，解决不同价值选择之间的冲突，从而达到不同主体间关系的平衡。仅形成网络并不能产生显著的绩效，产生协同效应（高于独立运作绩效的共同治理绩效）才是组织形成网络的初衷[29]。社区中的价值差异不可回避，通过在价值层面确立和增进共识，达到对不同价值冲突的化解，可以促进绩效的持续产生。聚焦到社区治理，社区中的协同领导则体现在社区各个主体或社区居民通过矛盾或纠纷化解机制形成了共识，解决了冲突。因此社区治理案例中如果强调矛盾或冲突的化解则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
（2）结果变量
结果变量测量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程度这一结果，在社区治理中，公共价值、具有可持续性是社区治理绩效的基本意涵。基于此，本文构建了社区治理绩效结果的测量指标，一是社区治理案例是否上升为优秀社区工作法，用以衡量其持续潜力。二是社区治理案例是否属于创新名单公布后的三年得到报道的社区治理创新成果，三是社区治理案例是否属于创新名单公布后的三年得到报道的社区治理创新提名成果。其中媒体报道代表了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经验推广的可能性，并且三年的时间长度也是对社区治理绩效可持续性的关注;创新成果和提名成果的区分则直接反映了不同社区治理案例在绩效上的差异，而且作为评选出来的案例，也衡量了民众对社区治理绩效的认可度。若社区治理案例上升為优秀社区工作法则赋值为1，若社区治理案例属于创新名单公布后的三年得到报道的社区治理创新成果赋值为0.67，若社区治理案例属于创新名单公布后的三年得到报道的社区治理创新提名成果赋值为0.33，三者皆不具备则赋值为0。本文所构建的条件变量、结果变量及其赋值如表2所示。
3.数据收集及变量隶属度表构建
确定了条件变量、结果变量及其测量指标后，需要对每个案例根据变量指标进行原始资料收集，继而结合原始资料和指标设定，构建出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真值表。本文进行案例原始数据统计时，先将案例进行编码并进行每个案例的资料收集，案例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公布前后人民网对案例的报道及民政部发布的案例信息，并通过相关媒体报道资料等进行案例信息支撑。其次对每个案例的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根据指标进行测量，将原始定性文本转化为初始的数据信息。根据变量的赋值标准将原始数据进行转化，得到案例各个变量隶属度结果②，最后将其导入fsQCA 3.0软件进行模糊集分析。
四、数据分析及结果讨论
1.必要条件分析
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中，首先需要通过必要性分析来确定单个条件变量是否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的衡量指标是一致性，一致性应尽可能地接近1[30]，而如果某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指标大于等于0.9，则可将该变量视为结果的必要条件[31]。本文以社区治理绩效作为结果变量，将数据导入fsQCA 3.0软件进行必要条件分析，得到表3的结果。首先，通过表3可以看出社区权力这一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指标为0.9442，达到了必要条件的标准，即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多元权力主体的存在是实现社区治理绩效这一结果的必要条件。其次，其他条件变量一致性指标均低于0.9，即其他条件变量都不属于实现社区治理绩效这一结果的必要条件。
2.条件组合分析
定性比较分析除关注独立变量的重要性之外，充分性条件组合也是其关注的重点，即通过真值表来分析各个条件变量如何组合导致结果变量的发生。在fsQCA 3.0软件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条件组合分析时，需要先设定案例的频数阈值和一致性阈值。频数阈值的设定与研究中选择的案例数量有关，当案例数量较小时的情况下频数阈值可以设置为1[32];而一致性阈值，Ragin认为临界值不应低于0.75，推荐使用临界值大于等于0.8[33]。基于上述并结合本文案例研究数量为中小样本的实际，本文将频数阈值设置为1，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
五、小 结
本文在探讨社区治理绩效内涵的基础上，从绩效治理的理论出发，构建了社区场域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包括社区资源、社区权力、社区价值建构、社区组织管理和社区协同领导这五类要素。为进一步探讨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路径，更好地促进社区治理实践，提升社区治理绩效，本文选取了20个社区治理的典型案例，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从分析结果中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社区治理中多元权力结构的存在符合治理实践的发展，是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必要条件。首先，社区中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为社区治理指明了方向，党组织为民服务的宗旨和社区治理以人为本的本质不谋而合，而面对社区治理难题，社区党员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凝心聚力，团结群众，破解社区治理难题。其次公益慈善类、公益服务类等社会组织的力量逐渐凸显，它们更了解社区居民需求，为社区居民提供符合需求的专业化服务。而且社会力量也能通过参与进一步破解社区治理转型中外生权威缺乏与内生权威式微的双重困境[35]，其通过有效激发社区社会资本，形成网络、互惠性规范和信任等隐性资本，为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与提升提供了可能。上述两者与社区中本就存在的行政力量结合，在社区中形成了多元的权力结构，代表多方的利益诉求。建立在多元权力结构基础上的社区治理绩效不仅反映了社区居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使绩效获得了持续的可能。
2.社区治理绩效是多因素组合影响的结果，需要在分析社区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高相关因素来实现社区治理绩效。首先，社区治理绩效的促成属于复杂的因果关系问题，研究发现不同的路径可以实现社区治理绩效，包括：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的组织管理路径、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社区资源的价值建构路径、以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矛盾化解为基础的价值建构路径，上述路徑为从不同方面实现社区治理绩效提供了思路。其次，这三种路径所包含的具体要素之间也存在替代性的可能，如果社区治理中存在多元的社区权力和社区价值建构，辅之以丰裕的社区资源或强调社区纠纷矛盾等的化解，都能推动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最后，不同的路径意味着社区治理需要不同的治理要素，社区由于其特殊性，在各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面对社区治理困境，社区可以通过分析自身特质，有针对性地提高相关要素以达到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目的。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的发布，标志着中国的社区治理进入了新的阶段，对社区治理质量提升与考量提出客观要求。社区治理绩效反映了社区治理活动的有效性，将绩效研究的视角置于与民众具有密切关联的社区层面，不仅丰富了绩效的相关研究，更为应对基层治理中的挑战提供了可能。厘清并把握社区治理绩效的意涵是探讨其他关于社区绩效问题的基础，社区治理绩效应从社区居民需求出发反映公共价值，社区治理绩效也应该得到维持，具有可持续性。基于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对其分析框架与实现路径的探讨，则属于社区治理中应该重点关注哪些要素的问题，任何社区治理实践都须慎重考虑。绩效来源框架为发现社区治理中的要素提供了视角，然而作为具有复杂因果关系的现象，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是不同要素组合导致的结果，探究社区资源、社区权力、社区价值建构、社区组织管理及社区协同领导等要素组合形成的路径，为社区治理实践指明了可能的方向。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从研究方法来看，定性比较分析中涉及研究者将定性文本转换为定量的变量测量，主要依据个人的现有知识和对案例的把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进行检验;其次作为对复杂现象的分析，本文对案例信息的深入聚焦于研究目的，可能忽略了其他的信息，导致个案部分信息的丢失[36]，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在多案例研究一般性结果的启示之下，关注个案的特殊性，更为细致地研究社区治理实践的个案。
注释：
①从组织性质来说，社区居委会属于自治组织，但是中国的社区居委会往往被认为是国家力量的代表、政府在基层的“代言人”。不过随着实践推进，一些研究发现，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正在悄然回归。
②相关计算流程可联系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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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矫海霞）
农村治理现代化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摘 要 通过对苏南农村环境治理有关政策、文件进行分析，发现苏南农村环境治理在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成本和治理效果上存在问题，从丰富治理主体、完善治理手段、降低治理成本和提高治理成效四个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 苏南地区 农村 环境治理
苏南地区作为经济较发达地区，在创造乡镇企业发展神话的同时也使本地区农村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因此，从2006年开始，苏南地区开始进行农村环境治理，相关治理工作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给予重视。
一、苏南农村环境治理现状
苏南农村环境治理得到了江苏省、市各级政府的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对当地农村环境治理进行指导和规范。早在2006年5月，《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新五件实事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中便提出了农村环境整治工程实施的具体方案。2008年和2009年，江苏省开展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以奖促治”项目，推动当地农村环境进一步改善。2010年又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关于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的号召，开展了大规模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程，对农村环境进行区域治理。
为了使本地区农村环境治理取得切实成效，苏南地区严格按照江苏省农村环境治理的相关要求，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与县（市）、乡（镇）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相挂钩，作为干部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从而使各级领导干部充分发挥农村环境治理的自觉性。同时，省政府和苏南各市不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撬动社会资金进行农村环境治理。以苏州为例，根据《苏州市审计局关于苏州市2008年度农村环境整治工程专项资金设计结果的公布》，苏州市2008年全年实际共筹措农村环境治理资金40693.89万元，其中，省级以上补助1705.50万元，苏州市配套资金1523.10万元，各市、区配套资金14708.53万元，乡镇及其他自筹资金22756.76万元。充足的资金来源保障了苏南农村环境治理的顺利进行。
经过一系列农村环境治理，苏南部分农村道路硬化率显著提高，生产、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理，阻塞的河道得到疏浚，公共服务设施逐渐完善，农村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在治理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二、苏南农村环境治理困境
（一）治理主体单一。
苏南农村环境治理主体单一性首先体现在决策方面，苏南农村环境治理的决策主体为各级政府及其相关政府部门，当地企业、环保组织和村民并没有被囊括在决策层之内。其次，在决策的实施、监督、协调以及评估环节，各级政府部门不仅是相关决策的实施主体，还是自身工作的监督主体和成效评估主体。如《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下达2008年度全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目标任务的通知》中规定省环保厅负责全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监督与考核，《江苏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以奖促治”项目环境成效评估实施细则（试行）》中也规定县级人民政府负责“以奖促治”项目的自评估。在苏南农村环境治理的实施、监督、评估等环节，未充分发挥其他主体的作用，片面依靠政府部门。
治理主体单一一方面是由于缺乏对参与渠道的创新和有力保障，造成政府以外的治理主体参与渠道狭窄，无法主动、有效的参与到当地农村环境治理过程的各个环节中。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权力过于集中，被边缘化的其他治理主体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
（二）治理手段有限。
农村环境治理必须借助一定的环境政策工具，所谓环境政策工具，是指“人们为了解决环境问题或达成一定的环境政策目标的手段”，环境政策工具的实体内容为具体的环境治理行动规则或环境政策安排。我国的环境政策工具主要有三类，分别是命令控制型工具、经济激励型工具及公众参与型工具。命令控制型工具是“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以制定的法律、法规对当事人的环境行为施加影响的政策”，其动力来源于政府的权力，发挥作用的主体是政府。经济激励型工具是“通过市场力量以经济刺激的方式来影响当事人环境行为的政策”，其动力来源于与当事人环境行为密切相关的经济利益，发挥作用的主体是市场。公众参与型工具则是个人、组织等公众受到宣传、公告的引导自觉参与到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中来，发挥作用的主体是公众 。苏南农村环境治理手段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重行政控制手段，轻经济激励手段和公众参与手段。
苏南农村环境治理出台的各项规章、制度规定了治理的目标、任务、惩罚措施等内容，而关于如何激励各级政府、企业及当地村民参与到环境治理中的规定则较少。目前苏南农村环境治理中主要的激励政策为“以奖促治”政策，但这项政策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以奖促治”政策的资金不是根据实际解决问题的需要进行下达的，而是按照資金总额进行分配的，具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以奖促治”是一种短期的被动行为，问题解决了，“以奖促治”的周期就结束，不能起到长期治理的作用 。此外，苏南农村环境治理中很少利用市场的激励作用和自发调节作用，这也是囿于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经济手段匮乏。目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市场激励手段主要为排污收费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是“污染者付费”原则的体现，可以使污染防治责任与排污者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促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但是，苏南农村环境监管机构不健全，排污收费制度很难起到应有的市场激励作用。此外，关于公众参与型工具的使用，仅为部分政府文件中提到的鼓励企业、村民投工投劳，将农村环境治理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张榜公布，而对于普通村民与企业如何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决策、监督与评估并未做出安排与说明。
（三）治理成本较高。
首先，农村环境问题具有分散性、不确定性，难以识别、难以量化的特点，环境问题源头难以认定、环境损害难以量化，环境监测难度大 ，这势必加大环境治理的成本。其次，苏南农村环境治理内容全面，涉及农村水环境治理、生活垃圾治理、公共服务设施的兴建等内容，工程难度大、头绪多，资金监管难度大，从而提高了苏南农村环境治理的成本。再次，苏南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权力层级过多，造成信息流通不畅，双向信息流通一定程度上失真。最后，在实践中，苏南农村环境治理往往采取多部门联动的方式进行，治理目标被分配到政府不同职能部门。如《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下达2008年度全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目标任务的通知》将2008年度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任务下发给财政厅、建设厅等九个政府部门，这样便分散了治理力度，使资金使用无法形成合力，同时加大了协调的难度，无疑会提高农村环境治理的成本。
（四）治理效果不明。
苏南农村环境治理效果不明主要体现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如关于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苏南确立了“组保洁、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但是部分村镇并未完全按照要求进行处理，而是将收集的生活垃圾倾倒在村郊荒野，治理效果大打折扣。再如，街道两侧虽然配备了垃圾箱，但仍有部分村民随手乱扔垃圾，影响了治理效果的长期保持。这一方面是由于部分领导干部对苏南农村环境治理重视程度不够，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避重就轻。另一方面，监管不力、村民环保意识差也是造成苏南农村环境治理效果不佳的原因。
三、苏南农村环境治理的对策建议
（一）丰富治理主体。
参与式治理强调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强调凡是受到某项决策影响的团体和个人都应该参与到决策的制定中来，强调这种参与不仅停留在决策制定的层面，还包括决策的实施、监督和评估，是一种全过程参与 。多元主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相互交换意见，改变政府自行决策的方式，从而使决策更加科学、全面。此外，人们普遍认为，按照制度、规则，通过合法渠道的多元主体的参与就是合法的参与，通过合法参与而达成的决策自然具有合法性。这样的决策在后续的实施过程中便具有较强的法律约束力，能够得到公众较好的配合，从而减小实施的阻力。
苏南农村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不仅包括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还包括乡镇企业的治理、农民环保意识的提高等方面；不仅要解决现有的农村环境问题，还要完善农村环境的监测和治理成效的评估等环节；既要做好农村环境问题的预防工作，又要做好治理效果的长期保持。因此，仅依靠政府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要鼓励环保组织、企业、村民和相关科研团队参与到苏南农村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来，群策群力，共同推动苏南农村环境治理朝着既定的目标推進。
（二）完善治理手段。
完善市场激励手段最根本的就是要向市场放权，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归还给市场。
在苏南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要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鼓励市场力量进入到道路硬化、垃圾处理等具体的项目中来。例如在生活垃圾处理方面，可以授权给私人企业，政府向私人公司支付报酬。通过利用市场的竞争机制，从而降低政府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再如，对于主动参与苏南农村环境治理的企业，要在税收、水电费价格、扩建项目审批等方面提供优惠与便利，进一步完善市场激励机制与手段，引导企业自觉参与苏南农村环境治理。
（三）降低治理成本。
首先，省政府应该从苏南农村环境治理的具体实施中退出来，主要负责本地区农村环境治理的总体部署，制定清晰、长远、可持续的治理规划，明确责任主体、奖惩机制和考核目标，而将治理的具体实施下放给各市政府，允许苏南各级政府结合本地区实际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村环境治理，从而降低治理成本。
其次，鉴于苏南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权力层级过多、治理力量分散的现实困境，可以仿效中央进行“大部制”改革，由环保部门对苏南农村环境治理实施统一调度，部门领导为主要责任人。这就需要对现行环保部门进行广泛授权，调整其相关责任与职权，整合治理力量，简化治理层级，从而减少不必要的协调成本和信息流通成本。
（四）提高治理成效。
治理本身并不是目的，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才是根本目的，治理效果的好坏则是衡量治理优劣的标尺。针对苏南农村环境治理不彻底、长期效果不明显的困境，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优化。首先，要提高各级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对苏南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视，使他们真正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高农村环境治理的自觉性。其次，要严格考核与检查力度，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同时要保障并创新公众参与渠道，从而使苏南农村环境治理取得预期的效果。再次，要完善农村环保机构设置、人员配置和资金供应，落实长效机制。最后，要鼓励村民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中来。一方面要通过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环保宣传，提高村民环保意识，如张贴环保漫画、环保图片等；另一方面要将农村环境治理与村民切身利益相挂钩，如开展村民环境治理评优活动，对达到治理要求的村民进行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形成示范效应，从而带动其他村民自觉参与当地环境治理，维护治理成效。
（作者：韩倩倩，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苏南农村环境治理；张艾荣，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村环境治理）
注释：
杨洪刚. 中国环境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与优化选择[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83-90.
李书舒，陈锐. 农村环境治理关键问题分析[J].生态经济，2012，（6）：186.
张俊哲. 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研究——以社会资本为视角[D]. 吉林：吉林大学行政学院，2012.
陈剩勇，赵光勇. “参与式治理”研究述评[J].教学与研究，2009，（8）：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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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生时代的来临奠定了村庄治理的大环境，村庄内部资源生态禀赋决定着村庄治理的现实基础。通过湖北平村的调查发现，其村庄秩序的构建在于本着民生建设方向，积极利用民生时代提供的市场、工业化条件及政策资源，发展出产业带动、团体协作、认同培育、社区整合的多元整合村治模式。多元整合机理在于民生时代村庄治理主体及资源日趋多元化，社区有机联结要求也使之可能通过多元整合方式促进二者的有效结合，并与民生建设导向相符。多元整合模式的绩效及机理表明，多元整合模式应为当下村庄治理的一种新趋势。
[关键词]村庄治理；民生时代；多元整合模式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与个案村庄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治理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核心命题，俞可平将其定义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1]（P4），村庄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层面，是村庄治理主体运用治理资源维持村庄秩序促进村庄发展的行为，狭义上它涉及治理主体、资源及治理方式三个要素，而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村庄治理必然受制于一定的时代环境，村庄治理的转变与时代的变迁相关联。纵观既有研究，学者从各个不同层面对村庄治理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一条主脉络是时代变迁背景下村庄治理模式的转变，即时代变迁冲击下的村庄治理主体、资源和方式的重构。
具体微观层面，随着时代变迁，村治主体经历了多元化的过程，早期学者多将治理主体限定为村庄两委组织；金太军（2002）将治理主体界定为国家、村庄精英和普通村民三重权力主体；罗兴佐（2004）提出了新三种主体说，包括国家力量、村内力量和从村庄中走出去关注和支持村庄事务的国家工作人员；赵树凯等（赵树凯，2006；于建嵘，2008）主张村庄治理应该是多主体参与。关于村庄治理资源，各种不同资源逐步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贺雪峰 （1999，2005） 先后研究了作为政治资源的村组干部间人际关系和文化资源在村庄治理中的价值；卢福营（2000）指出村庄治理与经济发展，尤其是与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直接相关；许英杰，苏振华（2010）运用理性选择制度作为分析框架，分析了作为社会资本的村庄内部社会关联度在村民自治有效运行中的基础条件作用。就村庄治理方式而言，张厚安、徐勇、项继权（1997）将村庄治理方式系统化分为传统型、能人型和法治型，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分化，治理方式日趋多元化。
从宏观层面来看，时代背景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整体上体现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人民公社时代的结束，村民自治兴起，张厚安最早提出了“乡政村治”治理体制[2]（P1）。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后，能人治村普遍起来，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徐勇（1996）认为能人治村具有过渡性，最终会走向法治治理；卢福营（2011）认为“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具有本土特色的能人政治现象，是非农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村庄治理的新趋势”[3]。后税费时代，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村庄治理的走向成了学界争论的焦点，在坚持民主、法治基本方向下，学者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如董江爱（2007）提出的“精英主导下参与式治理模式”[4]、肖勇（2009）提出的“‘多元’治理模式”[5]等。
从既有研究可以发现，随着时代的变迁，村庄治理主体、资源和方式都日趋多元化，从而不断塑造着包涵以上三个方面新的村庄治理模式。今天我国发展进入民生时代，市场经济与工业化发展将广大乡村进一步卷入全国乃至世界市场，农村不再是“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6]，以城带乡、以工哺农力度加大，国家惠农政策加大乡村投资，民生建设成为重点。那么，民生时代对村庄治理要素的影响如何，新背景下村庄治理又该采用何种模式，其作用机理是什么，成了本文所要研究的内容。本文基于实证调研的基础上，运用个案分析法，通过对案例村庄成功村治模式的分析，探讨其如何抓住民生时代契机，运用多元整合方式实现村庄善治，希望对多元整合机理的分析，能够对当下村庄治理有所裨益。
（二）个案村庄概况
平村位于湖北省黄县浮沙镇南4公里，紧邻106国道，朱山、石山三面环绕，形成口袋型结构，地势以山地为主。2002年在撤乡并村政策推动下，平村与朱村两个自然村合并成一个行政村，以“平村”为名。平村是个多姓氏村庄，以石、朱两姓为主，全村15个村民小组，726户，总人口3476人，常年外出务工人员400多人，党员64人，现有耕地3110亩（其中水田1440亩），山场面积3400亩。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目前已修成二纵三横贯通全村的村级公路，实现了组组通，个别小组实现了户户通。平村依托自身山场、土地、人力资源优势，大力引资发展村庄产业，创办了黄县平村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黄县佳宝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引进金银花、紫甘薯产业，走“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道路。村庄2006年被确定为黄县新农村建设示范点，2011年被评为“文明新风”建设村，是2012年黄县整合涉农资金重点打造村。
二、 村庄治理的多元整合模式
村庄治理作为治理主体运用治理资源维持村庄秩序促进村庄发展的行为，经历了行政主导和精英主导的治理模式，这同样是平村村治经历过的治理模式。在民生建设导向下，受益于新的市场、工业化条件以及政策资源，经过经济产业化、政治民主化推动，今天的平村村庄治理开启了一种新的多元整合模式。所谓多元治理模式，就是在其村庄治理过程中，通过产业带动、团体协作、认同培育、社区整合，实现了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了经济稳定发展，推动了村庄民主化进程，增强了村民与村庄间的关联度，提升了村民的村庄归属感，从而实现了村庄稳定有序发展。
（一）产业带动式治理
王汉生曾就乡镇企业发展研究过农村工业化对农村精英构成的影响，平村的产业发展既影响了村治精英的构成，同时成为了村治精英的治村方式。2004年石刚带着30万资金回村创业，在承包荒山发展养猪业的过程中，雇佣村里五保户养猪，先期免费提供困难户猪苗及技术指导，待村民收益后再付款，培养起自己的“关系户”，逐渐树立了良好口碑和威望。在个人创业过程中，石刚培育了自己的政治资本，“凭借自己经济才能、社会关系资源及人格魅力，获得村民认同和支持，成为民众认同的村庄领袖”[7]，而且“农民迫切需要懂经营，善管理，具有远见卓识，能当机立断的经济能人带领他们走向富裕之路”[8]，个人产业发展为石刚的村治精英地位奠定了基础。
在村支书石刚的带领下，平村积极鼓励村民创业、招商引资，解决村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如村民创办的富民铸钢厂，工人月工资3000元左右，可以解决十余个家庭主劳动力就业问题。村庄引进的金峰农业发展公司，流转近千亩土地，涉及100多户，村民不仅获得地租，还获得就业机会，田间管理由土地所属小组村民负责，公司雇佣村民打药、锄草、摘花，2011年村民获得的田间管理费用达60多万元。村庄发展合作社带动村民致富，合作社参与门槛低，村民投资1000元即可入股，为村民提供了投资机会和共同发展的权利。
平村的产业发展具有以下4个特点：解决村庄剩余劳动力，谁的土地谁收益，鼓励村民投资参与，让村民参与管理。产业发展在为村民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提供了政治参与的机会，且政治参与本就与收入密切相关[9]，从而形成了产业带动式治理。孙秀林研究认为：“本地非农收入的发达会促进村庄民主政治的发展，村庄的工业化发展路径不仅影响了村庄民主的发展过程，而且对于未来关于村庄治理与村庄权力结构的分析，都成为一个无法忽略的重要因素”[10]。平村产业带动式治理，摆脱了传统单方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思维，一方面，经济发展提高了村庄治理主体间的凝聚力；另一方面，通过带动村民发展，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提高了村民、公司及村庄间的利益关联度，树立了权威，增强了村民认同感。
（二）团体协作式治理
基于能人治村的研究背景，无论是徐勇的万丰村个案研究，还是董江爱权威与民主关系视角下的村治模式探索，其共同指向都是民主参与式治理。平村适应了民主治理发展方向，能人治村得到突破，治理主体范围扩充，并且实现了有效协作。变成了政治企业家的石刚，带领村庄大力发展经济，社区事务日益增多，起初为了缩减开支，村两委人数缩减至3人，迫于村庄发展压力，又未到换届选举年，平村于2009年通过外聘形式吸收马平、朱宏两位年轻村民进入村委会，二人在2011年的换届选举中正式当选，并另增两名村委委员。两委队伍的壮大关键是聚人心，在石刚带领下，村干部队伍集体创业，投资养猪场，整个干部队伍基本脱产，凝聚力提高。村部建了食堂，村委会实行轮流值班制，干部全身心投入到村庄治理中，工作上实行职务分工与地域划分，财经、政法、会计等各有专人负责，并实行干部包组，在分工的基础上由村支书统领全局工作，村干部相互协助。
村庄进一步发展，村干部队伍力量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各小组长作用日益重要。平村引进金银花种植，短短一星期内流转上千亩土地，离不开各小组长配合，土地流转具体由小组长做各组村民工作，两委干部给予指导，就连流转合同也是组长、群众代表、党员与村委会签订，再由村委会与金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现在每年村庄召开的小组长会议达十几次，正如村庄朱主任所言，不通过小组长，很多工作无法开展。逐渐地，党员、村民代表作用被充分发挥出来，村庄发展各项产业都会首先鼓励他们参加，他们的带头作用对于村庄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村庄发展合作社，股东以两委干部和小组长为主，包括部分普通村民，随着合作社在村庄发展中的重要性的提升，合作社股东大会对合作社管理成了村庄治理重要组成部分，总之，合作社为股东村民提供了组织化参与渠道，同时也为村庄日常治理主体提供了一个新的协商平台。
孙秀林认为“治理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增进公众利益，需要各种主体间的自愿性合作”[11]，团体间协作式治理是平村达到有效治理的关键之所在，它以权力主体间配合为主导，吸纳权利主体参与，不仅扩大了村治主体的范围，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主体间协作的形成。
（三）认同培育式治理
费孝通定义村庄社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平村是个合并村，两个自然村村民长期以来有各自相对独立的社区认同感，而村庄发展要求树立统一权威，以便于调动社区资源，开展工作。作为一个由行政力量推动建立的合并村，合并后村庄新的象征便直指对两委的认可。一般地说，对两委的认可“有法律规定和选举实践两种途径” [12]。2002年村庄合并，新两委尤其是村支委成立，受乡镇政府干预较大，村民普选权没有得到有效贯彻，两边村民认同的仍是各村的干部，虽然村庄实现了合并，两个“小村委会”独立运营，直到2007年才合到一起。2008年的选举保证了村民的提名权，2011年最近一次选举更加规范，出现竞选，从而有了“完整意义的选举”[13]。由于取消了村民不信任的流动票箱，由新候选人发表演说，当场唱票计票，选举认可度提高。
社区认同感培育，既有迫于村庄发展需要的一面，又得在村庄发展中完成，重要的是在村庄发展过程中，让村民平等享受村庄发展成果，保证村民的“村民身份”。无论是村庄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产业发展，平村坚持不偏不倚，保证资源合理配置，取予均衡，两条纵向公路穿过两个自然村，三条横向公路拉近了两边距离，金银花公司建在地势较平坦的老平村，基地则建在土地较多的老朱村，占用那个组的地，就雇佣那个组的村民，保证开发机会均等，所有村民均可入股合作社。另外，村庄积极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每年春节组织舞龙灯，利用产业发展机遇，2010年与2012年平村成功举办紫甘薯节、金银花节，安排村民喜爱的黄梅戏表演，表达村民共同的爱好，其中金银花节声势浩大，让很多村民引以为豪，提高了村民的村庄荣誉感，增强了村民共同的社区记忆。
滕尼斯界定了“共同体”和“社会”两个概念。“共同体”具有共同的纽带联系和社会认同感、归属感等属性，“社会”则是自由分化，以利益为联结纽带的[14]。平村的合并和市场化进程，具有“共同体”到“社会”的发展意义。而认同培育在于从“社会”中重建“共同体”要素，建造一个能够获得村民广泛认可的社区，为村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
4、社区整合式治理
从社会学功能学派理论的观点来看， 社区整合作为社会整合的一部分，是对社区各不同部分进行整合， 以实现各部分的协调互补，促进社区的稳定发展。村庄资源生态禀赋因村而异，通常处于零散状态，社区整合同样既出于村庄发展的需要，又得在村庄发展中实现。从村治的角度来说，社区整合是优化配置村庄各项资源，包括土地，社区资本、人力资源等使其最大化转为村治资源的有效手段。
平村社区整合，关键是人力资源的整合，两边村干部的融合，为两个自然村融合创造了条件，从政治上将村庄各小组逐渐联结到一起，提高了村庄人力资源调用能力，无论是有偿的劳动力使用，还是各小组一些公益事业建设无偿调用的劳动力，都是调动村民出动自身劳动力从事村庄建设，也增加了村民收入来源。接着通过基础设施与村庄项目建设，更进一步整合各组土地、村民资本与人力资源。土地整合通过流转村民土地来完成，这也成为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一种方式，土地流转使得村民与村庄建设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它又是一种纽带，为村民在资本与人力上的参与提供了跳板。资本整合是村民以资金投入方式，直接参与到村庄建设中来，包括村民自身的产业、村民投资合作社等，资本投入体现了村民对村庄发展预期的提升，也必然使他们更加关心村庄的建设与发展。
村庄社区整合式治理，通过村组干部的努力，以村庄项目和公益建设为缘由，在村民的共同参与中实现，这同样提升了村民间的社会关联度及村民与村庄的利益紧密度，在许英杰等看来，二者是村民自治有效运行的两大社会基础条件[15]，从而构成了村民自主治理的基础。
分析平村多元整合治理模式，四种治理方式是互相嵌入相互促进的，产业发展依靠团体间协作和社区资源整合，有利于社区认同培育；团体间协作在村庄产业发展、村民认同培育和社区整合中完成；认同培育要求团体协作，以产业发展为纽带，与社区整合相融合；社区整合本身依赖和包含团体协作和认同培育，促进产业发展。
三、民生时代村庄治理的多元整合机理
新的村庄治理模式的形成，必然处于一定的宏观时代背景之下，在微观治理要素的变动中重塑新的中观治理结构。时代背景方面，十八大报告提出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我国现代化进程进入重点和优先推进民生发展的时代，即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推进国民物质文化生活领域全面发展[16]。就民生时代与村庄治理的相关性而言，郭正林认为：“农村社区被进一步裹进市场体系，村庄社会化程度提高，内部利益出现分化与重组，以民生为导向的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既为村庄发展注入资源，又要求村庄关注民生，完善公共服务，保证公共权力组织得以建构和运行的合法性基础。”[11]以上几个方面便包含了微观治理要素的变动。分析平村个案，其村庄治理抓住了民生时代的发展机遇，村庄产业发展推动治理主体、资源日趋多元化，主体间利益关联度提升，社区联结度提高，通过多元整合手段实现多元主体与多元资源的结合。因而平村中观多元整合治理的构造，恰是适应了时代背景的变迁，有效统合微观治理要素的结果，这也是村庄治理的多元整合机理。
（一）产业发展与治理主体多元化
项继权从村级治理国家主导—社区精英主导—大众主导的运行轨迹出发，推导村庄治理主体具有多元化发展趋势[18]。不论治理主体呈何种趋势发展，都需要一定的载体支撑，在平村这个载体本身由产业发展所推动。平村现任村支书石刚以个人创业为契机，由经济能人变成村庄政治企业家；村庄发展过程中，村两委力量得以壮大；利益相关的企业主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在村庄招商引资进行土地流转协调村民利益进程中，各小组长村庄治理主体地位得到夯实，村民代表、党员参与到村庄治理中来。平村生态农业合作社的成立，使股东村民获得组织化参与村庄治理的渠道。从平村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村庄产业发展一方面需要发挥多元主体的参与作用，另一方面为多元主体的参与提供了利益动力和行动空间。当前，民生时代构成了我国村庄治理共同背景，村庄产业发展获得基础条件，单一主体很难适应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需要，基层民主和民生工程建设要求扩大村民参与，主体多元化具有了现实的支撑载体。
（二）经济激活与治理资源多元化
在罗伯特达尔看来，任何资源都可为权力所用，成为治理资源。从村庄的角度来说，潜在治理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四个部分，平村正是积极利用民生时代提供的市场化、工业化条件，以经济激活为契机，调动村庄内部人力、土地和社会资本，后者是任何村庄都具有的资源禀赋，然而往往多处于潜在待激活状态，同时适应民生时代政策要求，在积极转变自身职能过程中实现各项村治资源的激活。
首先是多种经济形式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9]，因此经济资源在村庄治理中至关重要。当下，农村集体经济缺乏，村庄普遍负债，成了广大农村社区村治经济资源的短板，平村通过抓住民生时代的发展机遇，发展多种形式经济，村庄经济能人创办的个体企业、大力引入的工商资本、村庄合作社加上积极争取的各项政策资金，将村民与村庄的发展联系在了一起，增量了村治的经济资源。
其次是政治资源开发。产业发展促使村庄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过程本身就是政治资源的开发。在治理主体多元化过程中，治理主体综合协调能力得到提高。尤其是村干部的领导能力，这被贺雪峰称为“村庄治理最重要的可变资源”[20]，也在实践中得到提高。同时，村干部也树立了自身权威，从而创造了村庄现代化进程在有序中进行的条件[21]。政治资源的开发还包括村庄可资利用的政策资源，如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这种外部政治资源既可直接使用，又利于激活村内政治资源。
再次是文化资源激活。肖勇提出在古代封建社会，村庄治理精英大多是村里文化精英，文化资源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非常重要。现如今在村庄治理中，文化资源的现实作用被贬低。平村响应国家号召，协助文化下乡政策的推行，积极开展文化活动，组织村民爱好的黄梅戏表演和春节舞龙灯，发挥传统文化凝聚功能，利用产业发展机遇举办节日庆典活动，拉近村民与村庄及村民间的距离，提高村民社区认同和归属感。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任何村庄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村民同样具有精神需求，文化资源在村庄治理中的价值非同一般。
最后是社会资本培育。帕特南界定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22]社会资本的培育是在前三种资源的发掘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发展中村民间利益关联度加强，政治民主化使村民对村治主体认可度提高，文化资源激活强化了村民共同精神需求，而在社区整合中，社会资本各方面得以融合。
（三）社区联结与资源整合方式多元化
村庄治理是治理主体运用治理资源实现村庄稳定发展的过程，面对村治主体、资源多元化，如何实现村治资源的有效整合至关重要。整合是导向团结的内推力形成的力量，[23]是一种均衡、协调、合作和有序状态，[24]资源整合涉及主体间协作及村治主体对村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的运用，农村社区作为一个整体，村治资源的运用是相互融合的。民生时代的政策导向，又要求增量利益为多元主体所共享，并保障村民的民主权利。回到个案村庄，平村多元整合方式在产业带动中解决民生就业，在团体协作中发展村庄民主，保障了村民的政治权利，在认同培育中完善公共服务，并以社区整合的方式实现治理资源内外对接，从而增进了多元主体的多方面利益。多元整合模式满足了村庄秩序维护和民生发展的需求。
分析其背后机理，宏观民生时代背景下村庄微观治理要素的转变，即村庄产业发展推动治理主体、资源多元化进程，以利益联结为纽带，以社区为依托，社会资本日趋丰富、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村社会向帕特南的社区回归，新的社区具有涂尔干的有机团体属性，形成了社区联结。这种社区联结，决定了民生时代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必然是多元整合的，不仅在于多元主体、资源提供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保障多元主体多元民主权益提出的必然性。总之，村庄治理多元整合机理在于，民生时代村庄治理主体、资源日趋多元化，社区联结要求以民生为导向的多元整合手段在发展村庄产业基础上，发挥治理主体间协作作用，培育社区认同，整合社区资源，增进多元主体利益。
四、结语
贺雪峰认为村治模式是“特定的村庄结构及其对政策反应的特殊过程与后果”。[25]在孙晓莉看来，决定治理模式的是公共权力资源的配置和运作，治理模式变迁的实质是权力和权利的合作博弈。[26]因此，村庄治理模式既受制于内部的权力、权利及资源格局，又与国家政策背景相关。中国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发展，广大农村已经被不同程度整合进市场体系中，承接着或多或少国家政策资源，民生时代成为村庄治理大的背景。农村社区开放性提高，利益分化加剧，资源流动性加强，村民权利意识觉醒，权力来源多元化，成为村庄治理的具体环境。建立与新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环境相适应的村庄治理模式，达到村民间的利益均衡，提高社区认同感，推进民主治理，是村庄治理需要解决的问题。
村庄治理关乎国家稳定发展，现实中治理绩效差异化值得深思。本文论及的个案村庄，在村政精英带领下，抓住了民生时代的发展机遇，积极走出去与引进来，以外部资源的引入，激活村庄内部资源，整合村内资源更好迎取与消化外部资源，发展出多元整合模式，增量了村庄治理资源，提高了村庄治理绩效。多元整合构成要素是有机联结的，四个方面形成一个闭合系统，紧紧融合在一起，每种治理方式运用中，都综合运用了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资源。基于以上对多元整合机理的分析和对民生时代村治背景的长期性预期，村庄治理多元整合模式，既是基于社区联结的需要，也利于其形成，且与民主治理方向相符，具有可复制性，代表着村庄治理新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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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魏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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