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设备工程论文
用移动设备学习：中国的可能性
【摘 要】
本文回顾了全球移动学习研究和实践社区的成就，对这些成就进行评论和分类，同时阐述这一社区的动机和发展。全球移动学习研究和实践社区的成就虽然源自某些特定的环境，但是却打开了诸多学习机会的大门，这些学习机会越来越不再局限于某些地区或国家，因此这个社区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再只跟“新兴”或“成熟”市场或“发展中”或“发达”地区有关。如同其他地区一样，亚洲(包括中国)的发展也是如此。然而，移动学习研究和实践的成就是特定教育话语、技术创新和拨款机会的产物，因此，在社会、社区和个人处于移动和相互连接的背景下，这些成就备受挑战。现在，全球(包括亚洲)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社会的个人联网移动设备的使用急剧增长。这些设备的使用使社区和个人重新思考知识的本质和意义，从而改变了他们对学习的理解。有了移动设备，人们能随时随地便捷获取各种图像、观点和信息，也能够即时按需获取。移动设备还把彼此不分的知识消费者变成高度分化的知识生产者。它们重新界定了不同人对话语、身份和社区的看法，促使商业、就业、犯罪、艺术表现和政治组织等方面出现新形式，也带来了新的工件、商品、组织和经济资产。这些方面的发展对于移动学习社区而言是一个挑战，也是影响移动学习在亚洲(包括中国)发展前景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移动学习;移动性;社会变革;现代主义
导读：本文是国际移动学习协会副会长约翰·特拉克斯勒(John Traxler)教授为本刊撰写的特稿。文章从社会、文化和哲学视角系统分析移动学习及其研究的现状。第一部分“移动学习背景”从全球移动学习及研究的视野着重分析亚洲移动学习现状并指出和剖析亚洲移动学习研究所存在的不足，比如侧重与硬环境(如技术、资费等)相关的研究，纯技术以外的研究能力薄弱，缺乏研究重点等。第二部分“移动学习界定”简要回顾移动学习研究的变化(包括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的转变)并阐述利益各方对移动学习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移动学习发展越来越受到公众和决策者对于移动技术潜能理解的影响，而不是受到教育研究者的研究证据的影响”这种趋势可能会继续存在)。在这一部分，作者还提出了自己的移动学习定义并指出移动学习文献缺乏亚洲视角。第三部分“移动学习成就”首先把移动学习成就分为两类：一是“锦上添花”，旨在“增强、拓展和丰富学习的概念和活动”，但“这些学习活动所隐含的有关学校、体验、学习和教育之间的关系的教学法理论不一定具有普适性。并不是所有文化都认同这些教学法理论”;一是“雪中送炭”，实现了“对于在边远、人烟稀少地区的人、社区和国家而言，学习已经成为可能”这个目标，但要谨防扎根于外来文化的移动学习不适应本地文化或对本地文化的破坏。作者接着分析了移动学习研究对其他(学习)理论的挑战、拓展和运用，并指出这些理论研究成果是否适应亚洲的具体文化背景仍然不能肯定，亚洲的研究未能摆脱西化现象。第四部分“移动学习挑战”的主要观点包括：其一，如何确保“人人都能享受到移动学习成果”，“移动学习不是富有人士、富有社区、富有学校和富有国家的特权”;其二，移动学习“不仅仅是基础设施和经济使然的结果”，不同文化对移动学习的态度可能不同。作者详细阐述了移动学习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包括如何扩大规模和从理论层面归纳总结研究成果、如何使研究成果具有可转移性和相关性、如何使移动学习具有可持续性、如何把移动学习与基于其他技术的学习系统或机构和组织流程相融合、如何证明研究结果的实用性、意义和影响。一句话，不能为了试点/项目/实验而开展试点/项目/实验，为了研究而进行研究，试点/项目/实验也好、研究也好，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产生现实效益。第五部分“为什么移动学习是不同的?”首先从哲学角度阐述移动学习与众不同之处，指出对于移动学习领域而言，数字鸿沟“只不过是一种简单化的划分”，我们还必须意识到其他层面的差异也会造成教育上的“鸿沟”;其次，虽然移动技术如同其他教育技术一样原本都不是为教育/学习用途而研发的，但是移动技术不同于其他教育技术，因此，移动技术应用于教育中面临着“与众不同”的挑战。第六部分“移动社会和学习”在“更加宽广、更具移动性和连接性的社会环境下”讨论移动技术与学习的关系。移动技术在诸多方面影响知识的“生产、储存、分配、传送和消费”，当然也就在诸多方面影响学习者和学习方式/途径;移动技术使“知识更加碎片化、局部化、短暂化和本地化”，“挑战教育机构作为知识和学习的卫道士和仲裁人的角色”。但是，作者提醒我们，“移动性与学习可能有和谐的一面也可能有相互矛盾之处”;移动技术带来了一场“认识论的革命”，这场革命的具体表现“取决于具体文化和社区对学习和知识的本质的认识”。
至此，读者可能心存疑问：文章的副标题是“中国的可能性”，怎么没有专门论述移动学习在中国的发展潜能呢?这篇文章三易其稿(由此可见作者严谨的学风)，我审阅第一稿之后建议作者稍微突出亚洲(尤其是中国)视角，作者采纳这条建议，但是我觉得力度还是不够，因此二稿的修改建议中又重提这一点。作者的回复是：“虽然我的结束语部分显得单薄，或者说‘含糊其辞’，但是要全面回答你的问题可能需要专门写一篇文章。”作者的意图是把这个副标题作为一个引子，希望这篇文章能为中国同行思考和探索“移动学习在中国的可能性”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我终于明白并同意作者的“良苦用心”。本文“独辟蹊跷”用社会、哲学和(或)文化的目光看移动学习，不管是从“社会”、“哲学”还是“文化”的角度出发，抑或是借鉴源于其他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成果还是用中国的视角看移动学习，中国的移动学习实践者和研究者都是探索“移动学习在中国的可能性”的最佳人选。
最后，我们谨向约翰·特拉克斯勒教授致以衷心感谢!(肖俊洪)
一、移动学习背景
一、移动学习背景
移动学习是移动设备在全球广泛使用的创新之举。我们现在所说的移动学习，大约是在2001年以来发展起来的，源自由教育和技术学科的实践者和研究者组成的社区。这个社区分布十分广泛，但主要集中在西欧，南非和北美也有其独特的分支。在亚洲，日本(尤其是德岛大学[University of Tokushima] Hiroaki Ogata领导下的团队)、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地的大学也都开展这方面研究，韩国更加重视技术发展，马来西亚热衷于更加商业化的移动学习，而印度则擅长小规模移动学习。我们也许会把一些移动学习项目看成是局部性和本土化的，但是有一些却是由全球性机构或大公司开展的，甚至还有一些是属于全球大学的研究。近年有一项调查表明亚洲的移动学习本质上是零散的，集中在更加“发达”的地区，主要是复制世界其他同类地区的做法(Chun， 2010，p.370)。当然，亚洲可能还有很多未为人所知、文献没有记录的移动学习举措，比如，新加坡就有两个旨在帮助中小学学生的项目，主要研究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协作探究能力的教学实践，以及设计和实施移动化课程。这两个项目在学界鲜为人知，它们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案，由新加坡教育部领导(2011，南洋理工大学Peggy Shao的私人通信)，是在原来一个项目——平板电脑在学校中的应用——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的(Hamed，2008)。
有一篇亚洲远程和混合学习概述(Latchem & Jung，2010)试图探讨移动学习(他们用m-learning这个术语)，但主要是从基础设施和技术(或者缺乏竞争传送机制)这些角度讨论移动学习。这篇概述认为，在亚洲，移动学习目前仅仅在混合远程开放学习模式中使用SMS短信这方面有较大的影响。早些年有一篇以亚洲读者为对象的文章则从(当时的)移动技术的潜能这个角度讨论移动学习但文章缺乏具体的亚洲视角(Kinshuk等，2003)，也没有从文化或教学法层面进行阐述，而同期的另一篇文章则认为移动学习能用于协作学习(Kawachi，2003)。后来有一项调查分析了11个国家和地区(不丹、柬埔寨、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老挝、蒙古、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各自的远程学习传送机制所出现的变化(Baggaley & Hoon，2005)(但必须指出，远程学习社区与移动学习社区明显是不同的)。作者提到几种移动系统(但主要是SMS)，然而他们仅仅是从基础设施和资费的角度阐述传送机制的变化。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最近回顾和检讨了移动学习的情况(Valk等，2010，p.1)，并分析了菲律宾、蒙古、泰国、印度和孟加拉等国家的六个移动学习项目的效果，阐述了移动电话对促进亚洲发展中国家提高教学质量的作用。其结论是：“有很重要的证据表明移动设备能使学习更加方便，但尚无明显证据表明移动设备促进新学习形式的形成。”这个结论可能包含教学法、可用性、可获得性或其他一些因素等视角，我们会在下文讨论这些问题。然而，令人觉得好奇的是，一篇分析中小型企业使用移动设备的文章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对于企业而言，使用移动设备的好处主要体现在(但不是说局限于)扩大和加速物质和信息的流动，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这些企业……”(Donner & Escobari，2009，p.25)。显然，移动设备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发挥着不同的影响。
亚洲的移动学习研究没有一个重点，其成果通常是在国际(而非本地区的)会议和期刊发表，比如，过去这些年常在远东举行的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无线、移动、普适技术教育应用国际会议” (IEEE WMUTE)(http：//wmute2010.cl.ncu.edu.tw/)，2011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十届移动学习国际会议”，以及2010年在马来西亚槟城举行的“全球学习亚太会议”(Global Learn Asia Pacific conference)(http：//www.aace.org/conf/glearn/)(这次大会涉及移动学习，但主要是从美国的视角理解e-learning)。于2013年10月份举行的亚洲移动学习峰会(MobiLearn Asia)(http：//www.mobilearnasia.com)则会使移动学习在本地区得到进一步的宣传。
在世界(包括亚洲，当然也就包括中国)的“发达”都市，移动学习社区的研究和理论创建既是对过去十年或二十年的e-learning的延伸，也是对它的“反叛”(详见Holmes & Gardner[2006]第三章“e-learning简史”)，而在“发展中”地区，开展和传送移动学习则丰富了远程开放学习的方法，提高了学习支持质量。结果，在“发达”地区，主要是指西欧、美国和亚太地区，移动学习继承了e-learning的思想基础和方法，即心理学、教育学和计算科学，而不是信息系统、发展研究、社会学或人类学。在西欧，移动学习实践与研究遵循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其重点是非正式学习和情景化学习。而且，如同新加坡一样，西欧属于“大政府”制度，因此西欧的移动学习社区常常能成功地从国家部门或全国性机构获得支持，而社区的研究成果和评估反馈则可能影响政府政策和国家优先战略。在北美(美国的“小政府”思想根深蒂固)和南非，移动学习不像欧洲那样理论性很强，对于研究证据的依赖程度也没有欧洲那么大，但受行为主义理论的影响则更大一些，移动学习集中在培训和课堂活动上，而且有更多企业参与其中。相比之下，亚洲很多地方的主要问题是研究能力薄弱，尤其是在纯技术领域之外的研究能力，这一点正是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加强信息社会研究能力联盟”(The Strengthening Information Society Research Capacity Alliance)项目所强调的。
研究能力薄弱也影响到亚洲的远程开放学习社区(Latchem & Jung，2010，p.191)。但是，“把政策、程序、过程和结果都置于严格的研究和公众的监督之下，这在亚洲不一定行得通，因为在这个地区，组织机构等级分明，官僚作风十足，角色和功能受制于传统，共识与和谐比个人主义与坦率更受重视，批评意见易遭非议。”我们可以从研究成果和期刊论文看出亚洲研究能力有待提高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对新兴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比如移动学习)产生不利影响。
远程开放学习除了借鉴发展研究的理论之外并不显得过分理论化。但是，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正在日益壮大的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发展(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for Development，即ICT4D)社区是如何理解和从理论上概括信息通信技术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这个社区的使命是支持穷人，也许“学习”和教育正是其使命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在社区内部得到认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移动设备促进发展(mobiles-for-development，即m4d)社区，这个社区在其举办的第二届国际会议上(http：//m4d.humanit.org/)已经初见雏形。在移动设备促进发展社区，移动学习通常指的是传送服务这种作用有限的模式，因此，信息通信技术与“发展”的相互影响、协同作用以及相关的讨论很有可能继续“发酵”，其重点在于通过移动设备的使用确保教育服务的效率和公平;学习与健康、生计、就业和国家管治一样不可或缺。
二、移动学习界定
移动学习一开始指的是使用移动技术进行的学习，但是目前有关移动学习定义的辩论涉及面越来越广，包括对连接性和移动性的提高所带来的社会变革的研究。这些社会变革促使了研究重心的转移和研究方法的改变，与社会科学有更加紧密(但还不是系统的)的联系，比如伦敦移动学习小组(London Mobile Learning Group，http：//www.londonmobilelearning.net/)的研究工作。毫无疑问，如同其他许多研究社区一样，对移动学习进行界定的是那些认为自己属于移动学习社区一员的“圈内人士”，而大量有价值、有趣的工作却是发生在其他社区。学术界一向是“部落与领地”(tribes and territories)林立(Becher，1998)。
以下这个定义可能最为严谨和全面：移动学习指获得与连接性和移动性的社会相适应或相一致的知识、形成与之相适应或相一致的态度、掌握与之相适应或相一致的技能和了解与之相适应或相一致的过程。
自从2001年以来，移动学习领域已经更加成熟、更加巩固了。目前，本领域有自己的同行评审学术期刊《国际移动和混合学习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bile and Blended Learning，http：//igi-global.com/Bookstore/TitleDetails.aspx?TitleId=1115)和一家专业研究机构“国际移动学习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obile Learning， http：//Iamlearn.org/)，还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在线社区，主持掌上学习(Handheld Learning)论坛、举办多届广受好评的国际年会(比如mLearn)。我们还推出一些工作手册(Kukulska-Hulme & Traxler，2005;Metcalf，2006;JISC，2005)和实践者准则(比如Vavoula等，2004)。我们对于重大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关于什么是“重大问题”，可参见：Sharples，2006)，研究计划更加具体明确(比如：Arnedillo-Sánchez等，2007)，也意识到有必要规范研究的道德准则和框架。
在英格兰，公共部门的投资相当可观，比如对移动学习网络项目(MoLeNET programme，http：//www.molenet.org.uk/)的投资至今连续三年每年四到五百万英镑，另外，在布里斯托(Bristol)和伍尔弗汉普顿(Wolverhampton)两个地方的小学也开展了大规模项目(http：//www.learning2go.org/)。最近一份报告(JISC，2010)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移动学习社区的多样性和活力。然而，很多移动学习活动可能没见诸文献，对其效果的评估也是非正式或由本地组织的。移动学习实践者、政策制定者、提供机构和研究者之间或许越来越缺少沟通和联系。与此同时，移动学习发展越来越受到公众和决策者对于移动技术潜能理解的影响，而不是受到教育研究者的研究证据的影响。随着移动学习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和成熟，加之移动技术对普通民众来讲已经不再陌生，上述趋势很可能会继续存在。
迄今的研究文献似乎鲜见亚洲视角。虽然文献中也引用一些例子，但是往往是分为“发展中”和“发达”环境，有时则是分为“新兴”和“成熟”市场，或干脆不提相应的环境，仅列举“欧洲、非洲、亚洲等”这样一份清单。显而易见，学界有必要加大对亚洲背景下移动学习的潜能、机会和实践的教学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希望本文能为这方面工作做些铺垫。
三、移动学习成就
移动学习研究社区已经证明移动学习在诸多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超越了早先人们对于学习的认识，能增强、拓展和丰富学习的概念和活动。这一类成就包括：
应变式学习与教学(contingent learning and teaching)：对学习者而言，他们能够对自己的环境和变化中的体验做出反应和回应，比如在地理课的实地考察过程中实时收集和分析数据;对于教师而言，他们能够根据变化中的环境条件或学习者的不同调整自己的教学，比如使用微型投影仪和简易交互式电子白板(Traxler & Griffiths，2009)或在课堂上使用个人反馈系统(Draper & Brown，2004)。
情景化学习(situated learning)：学习发生在一定的环境中，避免为了学习而学习，使学习变得有意义。比如，在参观寺庙、教堂的时候学习宗教知识(Burk，2010)、外语学习(Thorton & Houser， 2005)、博物学的学习(比如观测蝴蝶)(Chen等，2003)。2007年，中国上海电大推出移动校园是一个重大突破，向真正的移动交互式教学迈出了第一步。
真实学习(authentic learning)：根据学习目标开展有意义的学习活动，例如在工作中学习读写或算术，想当外科医生、兽医、护士和教师的学生在实习工作中的学习(Kneebone & Nestel，2003; Smordal & Gregory，2003;White，2005;Kneebone & Brenton，2005;Kenny等，2009)。
环境感知学习(context-aware learning)：指得益于相关的历史、学生周围的事物和环境的学习，例如，在植物园、博物馆、野生动物保护区或遗迹的学习。直至不久前，这种学习活动还比较零散，但是随着日常移动设备的功能越来越强大，我们将能够开发包含更多智力成分、与历史有更紧密联系的学习活动(Lonsdale 等，2004)。
增强现实移动学习(augmented reality mobile learning)：学习发生在被音频或视频信息所叠加的真实环境中(Smith 2008;Jarvis & Priestnall， 2008)。
个性化学习(personalised learning)：根据特定学习者个体或群体的偏好和能力定制学习(Kukulska-Hulme & Traxler，2005b)。
学习支持(learning support)：典型的代表是由公共财政资助、开源代码的“移动牛津”(Mobile Oxford)项目(http：//m.ox.ac.uk/desktop/)和拥有专利的“移动校园”(CampusM)(http：//www.ombiel.com/)。这两个项目向学生提供有关所在城市和大学的信息，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帮助学生在图书馆找书、查询下一班公共汽车或下一次课的时间以及最近的邮箱收取邮件的时间等。任何手机只要安装有网页浏览器和GPS就能使用这些服务，帮助大学生准确寻找学习资源和城市的公共服务。
心理支持(pastoral support)：学生能获得非学术性的服务和支持(Vuorinen & Sampson，2003)以及机构的支持(Corlett等，2005)。
游戏式学习(game-based learning)：虽然这种形式的学习并不总是“移动的”，但目前是越来越趋于移动化(Facer等，2004;Giles，2009;Kato等，2008;Pulman，2008)。
与上述这些新的学习形式相吻合的评价手段(Dearnley等，2008)。
所有这些新的学习活动意味着或有助于把学习延伸到教室和礼堂之外，事实上是离开了学校，适合在与校外现实世界密切相关的课程和专业中开展，帮助学生探索现实世界或明白自己在现实世界的位置。但是，这些学习活动所隐含的有关学校、体验、学习和教育之间的关系的教学法理论不一定具有普适性。并不是所有文化都认同这些教学法理论。
移动学习研究社区也证明了对于在边远、人烟稀少地区的人、社区和国家而言，学习已经成为可能，而在过去由于经济、社会或地理原因，其他校外教育项目是无能为力的。这是移动学习的第二类成就。在这方面，移动学习解决了诸多问题：
地理或空间距离，比如，可以把学习送到边远的农村地区。孟加拉“贾纳拉”项目(Janala project)就是一个例子(Walsh等，2011)。随着网络的带宽和覆盖面的扩大，从教育的角度看，移动学习形式会更加丰富，但是缺乏现代手机和应有的支持成为了发展的障碍。
人烟稀少，移动学习能把居住零散、或许还是居无定所的学习者联系起来，形成有效的学习者社区，但有时因为缺乏支持远程学习社区的经验和网络资费高昂而影响这方面的发展。
基础设施或技术障碍，比如，在南亚或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等地区，有些社区没有电力供应、缺乏安全清洁的建筑物或电话线，在这些地方，移动学习就能派上用场。肯尼亚的SEMA项目就是这样的例子(Traxler，2007)。
社会排斥，比如，移动学习能给那些对正式学习感到陌生、缺乏信心的人提供学习机会，如无家可归者、流浪者、边缘群体、“尼特族”(即不上学、没有工作，也不接受职业培训的人)(Collett & Stead，2002;Attewell & Savill-Smith，2004)、身处社会文化底层的群体(Unterfrauner等，2010)和乡镇青年(Botha等，2008)。
生理或认知的差异，比如给听力障碍者提供学习机会、为患有阅读障碍症的人提供进度支持和机构支持(Rainger，2005)。
隐私和联系，在有些文化中，妇女和女孩子必须有人陪伴才能外出或不能抛头露面，移动学习能帮助这些女性获得非正式和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的机会。这一方面的学习可能由于考虑到文化敏感的问题而不能公开报道。
不干活的时间如果不用于学习就被浪费了，比如在电梯口、咖啡馆、公交车站等候的时间和需要排队等候的时间，有时被称之为“一口大小”的学习(‘bite-sized’ learning )。虽然从教育的角度看，这种移动学习在形式上受到限制，但学习者总是会随身带手机但不一定会带书本或手提电脑(Levy & Kennedy，2005)。
企业培训，分散在各地、经常出差的人能通过移动学习接受培训(Pasanen，2003;Gayeski，2002)。
对于第二类成就，尤其是旨在解决边远社区学习问题的移动学习项目，我们不得不承认技术本身总是蕴含某种思想，或者说某种教学法理论，移动技术也不例外。移动技术把“圈外人士”的教学法理论，或者严格说应该是认识论带进了已经有自己既定学习形式的社区，因此，存在这么一个风险：使用移动技术传送学习这种事情要么就是一匹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要么就是一种船货崇拜(cargo cult)行为(Lindstrom，1993;Worsley，1957)，会威胁或破坏脆弱的教育生态系统。这个问题跟新兴市场或发展中地区本身无关，而是关乎脆弱的文化以及它们如何在保护自身的语言、遗产和文化与适应外面更大的世界和全球知识经济之间取得最佳平衡的能力
移动学习研究社区也挑战和拓展了各种学习理论(比如，Laurillard[2007]拓展了她自己提出的“会话框架”)，同时也运用了更加宽广的一些理论(比如，Engestr?m的活动理论[1987]和野火学习[wildfire learning][2009]，Beddall-Hill 和 Raper [2010]则运用了行为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研究工作包括大中小学的正式学习和针对成人学习者和艺术馆、历史遗迹等参观者的非正式学习。但是，这些成就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亚洲移动学习的发展尚不能确定。亚洲(当然也包括中国)从文化(尤其是教学法理论和认识论)角度看，并不是单元社会;人们知道什么、他们是如何知道的、他们是如何发现的、他们又是如何把这些代代相传的——凡此种种都会因社会而异。“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学习方法，而研究发现亚洲学生所喜欢的学习方法与西方学生不同”(Kawachi，2003，p.56)。全球化知识经济和大学教育的共同理念和实践可能会导致高层次的正式学习趋于同质化，全球化工艺和技术可能会促使职业技术教育的标准化，但是这些影响在非正式和社区学习领域，在只有口述文化而没有文字文化的社区可能不会如此明显。如此一来就必定会出现认识论和教学法理论多样化的生态，而这种生态尚未被充分研究或形成理论。显然，这属于技术、学习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作用的范畴。“有人认为技术能促进现代化、加快经济增长和改善生活方式，但有人却把技术看成是一种霸权，具有单元文化特点和侵略性，侵蚀着传统文化”(Latchem & Jung，2010，p.14)。Latchem和Jung还进一步阐述需要研究的宽广主题以及这些主题的一些微妙关系、分歧和可能的影响。
我们可以通过几项详细的研究(比如Kember & Gow，1991)了解到教与学在亚洲一些不同的文化中是如何被概念化的，至少在正式学习领域如此。有些研究(如Thorton & Houser，2005)是完全西化或全球化了，比如在日本、台湾、新加坡和香港开展的一些研究，它们反映了这些高度“发达”和富裕的国家及地区的高等教育文化，在学习或教育这个问题上不向非正式或者本土的理念妥协。这些研究，如同亚洲以外的同类研究一样，常常在移动语言学习的文献中被引用，然而它们涉及的是非亚洲语言的学习，这说明它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是相关的、可转移的，但从文化的层面看却与亚洲的具体背景没有联系。
最后，拨款申请也值得一提。移动学习提高了学习者的热情和动力(有不少貌似正确的“软”证据支持这种观点)，于是也提高了巩固率和促进学生学习进步这些关键的教育业绩指标(但这种观点不可靠)。然而，拨款申请书正是常常把这些观点作为理由提出来。目前亚洲对于移动设备的热情和接受也许说明移动学习在亚洲是一种实际的愿望或期盼。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13年3月底，中国的移动电话用户数量已达到十一亿四千六百万(NetEase， 2013)。一旦在内容资源方面有突破，移动学习供应商面对的将是最大的潜在市场，它们可以靠传送内容资源，节省大笔营销成本。随着智能手机和其他设备(比如iPod和PDA)以及大品牌的功能型手机(feature phones)的出现，移动学习市场将迎来大发展。英语学习有可能成为移动学习领域第一个被开发出来的市场;移动学习辅助传统教育也将是更加容易开发的市场(Yiguan International，2010)。
四、移动学习挑战
研究的基础设施和研究资金这两方面的性质意味着上一节所介绍的移动学习成就(特别是第一类成就)常常出现在具备成熟市场的发达地区，而第二类成就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或弥补一种缺陷，因此可见于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亚洲的情况也如此。这一类成就大多数也是拨款驱动型的，只不过这些拨款是用于实现各种社会和经济目标的，包括能力建设、经济复兴、扩大包容、增加社会资本或更加广泛的参与等。移动学习社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如何确保人人都能享受移动学习成果，移动学习不是富有人士、富有社区、富有学校和富有国家的特权。
几乎人人皆能拥有移动设备，而且移动设备的功能也日益增加，费用却越来越低廉，这些都意味着上述移动学习成果具有可持续性，世界各地的人，不分社会和经济阶层，都能越来越便捷享受这些成果。“新兴市场的发展是如何反映成熟市场的趋势以及如何根据新兴市场的发展评估信息通信技术与发展和(或)赋权之间相互影响的可能性”(http：//www.ica2010.sg/attend.html)——我们相信研究这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承认各种不同形式移动学习的出现不仅仅是基础设施和经济使然的结果。比如，对于游戏式移动学习的“轻佻”或个性化移动学习显而易见的个人主义色彩，不同文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然而，如上所述，以试点和项目开展的移动学习受到诸多因素的驱动，包括教学法层面的必要性、技术创新、拨款机会、弥补常规e-learning的不足或远程开放学习基础设施的不足。此外，与移动学习相关的教育话语范围相对狭小(参见Traxler & Kukulska-Hulme [2006]和 Kukulska-Hulme & Traxler [2007]对一些样本的分析)。我们目前仍然必须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它们大多数不涉及技术和教学法这些核心问题，包括：
规模和概括性：我们必须了解如何稳妥扩大这些试点、项目和实验的规模，如何对实验地点和对象进行最佳部署和抽样，了解一些具体的、可能很不起眼的本地因素如何影响到实施结果;我们必须能对这些研究结果进行概括，使之具有普遍意义(参见Lee & Baskerville，2003)。
可转移性和相关性：我们要了解如何才能把试点、项目和实验的经验、方法或原则应用到别处。
可持续性(或者项目论证或退出策略)：我们必须了解一个移动学习项目如何才能产生效益或者说不亏本，了解与各种成本相比，它对人的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可持续性显然是一个既复杂又重要的问题。在“大政府”体制的国家，一个移动学习项目足以影响到政府的政策，而在“小政府”体制的国家，一个移动学习项目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这取决于市场、社会企业家和社会企业之间某种复杂的相互作用。在南非，Meraka研究院使用诸如在瑟库库内(Sekhukhune)那样的生活实验室(Living Labs)探索合适的策略(Schaffers等，2007)。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教育优先发展目标可能集中在扫盲、小学教师培训、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这些方面。
融合：与基于其他技术的学习系统的融合以及与机构和组织流程的融合。但是，融合并不容易，这是因为决定如何开展一个移动学习项目的是拨款人、研究者和开发者(他们各自都有自己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而不是项目所在机构或系统的环境，或者创新者(尤其是圈外人士、监管者和管理者)之间的文化和心理差距。
证据：我们必须能证明研究结果的实用性、意义和影响。移动学习研究者和开发者并不总是有时间、资源和专业知识(Traxler & Kukulska-Hulme， 2006)总结可信和可行的研究结果。与e-learning相比，对移动学习进行评估很具挑战性，因为对于移动学习而言：第一，背景和环境都是混淆变量(confounding variables)，削弱了信噪比(signal-to-noise ratio);第二，从认识论角度看其方法不当;第三，有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Mayo，1933);第四，评估重点不当，即关注的是“硬”的目标和结果(Dewson等，2002);第五，项目时间短，不能很熟练地发挥技术应有的作用，新鲜感也还没有消失。再者，出于方便实验设计和部署的需要，项目所用到的设备并非学习者个人所拥有的设备，这样一来，即使从教育的角度讲取得好的效果，由于经济的原因，这些项目也是不可持续的。参加这些项目的很可能是那些充满热情、富有创新精神的教师，而且移动学习不是在核心课程开展，没有主流教师参与，因此其可信度和可行性备受质疑。
其他的学习项目也面临很多同样的挑战，比如e-learning和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发展项目。但是，相比之下，移动学习面临着更大背景下的挑战，包括人们是否认可这些技术所引发的(和越来越丰富的移动性研究文献中所阐述的[例如Sheller & Urry， 2006])深刻的社会和哲学变革，是否认可本地化移动学习以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五、为什么移动学习是不同的?
移动学习近年的一些发展显示，很多企业和机构把移动学习看成是把学习送到金字塔底层的一种现实途径。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所发表的一份报告(GSMA，2010)和美国国际发展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很有可能成立一个移动学习促进发展联盟这件事都足以说明这一点。然而，企业和机构的支持是否会“重蹈覆辙”?我们拭目以待。
从哲学层面看，我们认为数字鸿沟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对于帮助我们了解如何将移动技术成功应用到教育上至关重要。首先，如果数字鸿沟指的是信息通信技术和设备的使用、拥有和分布，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数字鸿沟只不过是一种简单化的划分，因为不同信息通信技术的特性和潜在用途相差甚远，分布上也千差万别。一种信息通信技术(比如等离子屏幕、电视或个人电脑)的使用、拥有和分布与其他信息通信技术(比如移动电话或游戏机)并不一样，甚至没有相似性可言。软件技术(比如大型数据库)和基础设施(比如带宽、备份和云计算)的情况也如此。就教育技术而言，还有一道鸿沟，就是个人和社区与机构和组织之间分配不均的问题。其次，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之间的数字鸿沟与不同性别的人之间的数字鸿沟、不同代的人之间的数字鸿沟和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数字鸿沟交织在一起。与其他信息通信技术不同，移动电话技术不会出现或加剧上述这些鸿沟，于是基于移动信息通信技术的移动学习具有潜能。再者，教育和“学习”的内涵因文化而异，因此，不一定适合根据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进行划分;宗教、性别、社会阶层和族群社区的差别都有可能带来明显的教育鸿沟。我们必须明白，虽然移动学习领域存在鸿沟和差别，常规的e-learning领域也存在鸿沟和差别，但是我们认为两者既不相同也不相似。因此，我们在开展移动学习研究时必须小心谨慎，不轻易借用其他领域这种一分为二的做法。
另一方面，教育系统总是挪用原本为其他用途研发的技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厂家出于规模经济的考虑会以牺牲小市场(比如教育)为代价，开发有大市场(比如休闲或商务)潜力的产品。此前几代借助技术促进学习的模式把为企业开发的技术用于大中小学，最初是大型计算机终端，后来是个人电脑，而这些都是IBM的产品。这种做法很容易导致把原本为商业企业化环境而开发的技术用于教育企业化环境，因此，符合自上而下管理、变革和部署模式的特点，适合在城市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实施。这种做法伴随着一些人(比如Tait[1993])所说的正式学习的工业化而出现，尤其是在“发达”地区。移动学习或者说试图利用移动技术传送学习、支持学习的项目正在挪用原本为其他市场(主要与生活方式、青春、时尚以及其他不断变化的商机有关)开发的个人技术。如果正式学习机构想采用这些技术或推广应用，它们会碰到不小的挑战。它们要么必须筹资购买这些设备并提供给学生使用，要么必须利用学生自己的设备。除非在最特殊或最富裕的地方，否则如果学校采用第一种选择，它们是无法承担所需经费的，而且这样做也不符合设备采购、支持和维护的现行程序。第二种选择从设备的标准和互操作性方面看是不切合实际的，而且从哲学的层面看还会引发人们对于这样做是否公平以及学校是否可以把主动权和控制权转移给学生这些重大问题的担忧(Traxler，2010)。
我们认为全球移动学习社区的很多实践、原则和经验是可以共享的。
六、移动社会和学习
至此我们把移动学习看成是由教育学家、技术专家、部长们和出资人等驱动的各种学习举措，也许后两者最有决定权。人们很容易批评移动学习从根本上讲具有技术性、策略性或改革性，也很容易批评移动学习是只关注自身，也许还是自私的教育行业、组织和机构在利用新技术的过程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地位所做出的反应(Traxlex，2010b)。我们现在把目光转向教育领域之外，把学习置于更加宽广、更具移动性和连接性的社会环境下。
顺便提一下，上述这些观点均是针对(特别是)西欧/新教徒逐渐淡薄的时间和空间概念(Banks， 2006)和社区概念(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在不同文化可能有不同意义，参见Hofstede[2001])，但是这些观点与亚洲的不同文化有何关联却鲜见研究。
移动设备影响着知识(即观点、图像和信息)的生产、储存、分配、传送和消费过程的诸多方面，因此也影响着学习的诸多方面。移动设备现在已经是人人(包括学生)都可以创建、定制和传输学习内容的系统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再是仅能被动地储存和消费知识，因此，移动系统也就成为Web 2.0思想体系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Web 2.0把用户从网页读者变成网页作者。再者，移动设备具备捕获或检索针对具体环境和地点的信息、图像和观点的能力。这都意味着知识更加碎片化、局部化、短暂化和本地化，因此移动学习也许成为社区学习的新途径，挑战教育机构作为知识和学习的卫道士和仲裁人的角色。
社交媒体(比如比波[Bebo]和脸谱[Facebook])在促进虚拟社区建设上的意义频频见诸文献(Bryant，2006)，因此很多大专院校也正在利用或使用社交媒体。这些变化，尤其是现在的移动技术把虚拟空间叠加到现实空间里面，使现实社区和空间与虚拟社区和空间以及现实身份与数字身份变得更加复杂、更进一步交织在一起。对于教育而言，移动技术为建设和支持讨论社区提供方便条件，使人们能够在移动中开展协作学习(Rheingold，2002)。移动设备支持每一种教学方法，包括教学主义(instructivist)方法(Diaz，2000)、教诲式和讨论式方法，以及个别学习和社会学习方法。但是，它们也打破了知识是稳定和被共同接受的、由社会所认可的人士通过专用渠道进行传播这样的观念。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创建学习内容，能够随时随地、即时按需参加讨论。比如，在一些青少年社区，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aft)这种多人在线角色扮演的游戏创造了一个平行空间，玩家在各自的魔法世界里寻找知识、讨论知识和评价知识(Carr，2007)。同样，哈宝旅馆(Habbo Hotel)这种可以在线聊天和玩耍的游戏深受芬兰以及西欧、北美、澳洲、亚洲的日本和新加坡等地高中生的欢迎，为他们提供一个联系和分享的空间(Johnson & Toiskallio，2005)。
还有其他变化。移动设备所传输的知识与课程、网页和书本所呈现的知识在组块、结构和连接这些方面有很大的不同。知识不是纯粹抽象的东西，而是会受到其储存、传输或消费方式的影响。在城市社会，知识和学习最初是在课堂上以授课这种线性方式传播和进行的：由一个权威的“舞台上的圣人”(sage-on-the-stage)传授知识，学生既不能请老师暂停也无法请老师从头再讲一遍。课本也是权威的，以线性格式呈现很多内容，但是课本的内容被分成章节，可随意阅读。联网计算机通过网页传送知识和学习，超链接的使用意味着能打破知识的线性呈现，同时也必须使用新的可用性启发式原则(比如Nielsen [1992])描述如何对知识和学习进行最佳组块和呈现。移动技术使用小屏幕，输入功能也有限，知识和学习变得更加小块化，导航所需的时间会大大增加。事实上小块的知识和学习都很容易呈现，但是如何体现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和与其他知识和学习的关系可能会有难度，因此造成学生所学的知识显得琐碎，缺乏整体性。诚如Marshall McLuhan(1997)所说的，“每一种新技术的出现带来的不仅仅是相框里面相片的变化，相框也会随着变化。”技术既不是默默传输知识的导管，也不是默默储存知识的容器;学习不再仅仅是“技术支持的”学习，而这正是发展社区所倡导的“服务传送”模式移动学习的弱点。
在农村社会，学习和知识可能是以故事或口授形式提供。
移动设备还给教育带来其他挑战。从历史的角度看，教育，尤其是正式的中等和高等教育，通过课程设置和科目、以书本(现在是以计算机)作为载体，在课堂上从化约主义(reductionist)和基础主义(foundationist)出发对现实进行描述。移动设备使学生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学习，而不是脱离现实学习。学生有了移动技术就能够离开校园，不必依赖计算机的模拟，直接走进外面有很多干扰的混乱世界，他们就能够挑战学校科目和课程体系的顺序和安排。“舞台上的圣人”(这种说法其实反映了欧洲人对中国古代教育观的理解)转而变成了“身旁指导者”(guide by your side)(这是社会建构主义教学法的惯用词)，如果我们把这种转变看成是教育从(精心设计的)舞台表演转变为共同体验(随时变化的)现实的过程，而且这个现实对于师生来讲都是陌生的，他们也不是很清楚如何理解这个现实，那么，教师角色的转变就有现实意义了。高等院校及其教师通过把学习切分成模块、学科和水平等级实现对学习的管理和约束，因此学校和教师对于教育从舞台上的表演转变为共同体验现实可能深感不安。
教育工作者必须学会在快速变化、充满矛盾的社会环境和空间里尽职尽责，必须了解学习活动与变化中的环境和空间的关系。但是，在重新界定话语和讨论的时候，移动性和移动技术也在重新界定源自西欧、基于苏格拉底或者说是对话式理论的学习模式。教育是一种话语，很多教育学家，当然也包括世界各地大学的教育学家都支持Diana Laurillard的会话框架(2002)，这个框架经过修改以后包括了移动性的某些方面(Laurillard，2007)。Mike Sharples (2005，p. 2)把学习看成是“情境中的会话”(Conversation in Context)。移动性与学习可能有和谐的一面也可能有相互矛盾之处。Laurillard (2007)试图把移动性融入她的正式学习理论，但是移动性实际上可能不利于正式学习，尤其是不利于西欧等级分明、庞大僵化的大学所建立起来的学习模式。亚洲的大学文化也许不同。Laurillard的理论隐含着在教学过程阐述与讨论之间的平衡;如何取得这种平衡，不同文化可能有不同理解，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群体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这些发展均属于被称为“一场认识论的革命”范畴(关于“认识论的革命”，参见[Des Bordes & Ferdi，2008]);“认识论的革命”指的是计算机和现在的移动技术正在彻底改变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和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些东西的，因此也在改变我们所学习的东西和我们是如何学习这些东西的。我们知道什么和如何知道，我们学习什么和如何学习——这些都取决于具体文化和社区对学习和知识的本质的认识。话虽如此，我们也不应该粗心大意忽视不同移动设备和移动技术之间的微妙关系和差别以及社会的不同机构和不同文化采用或改造这些设备和技术的不同方法。
七、结束语
移动学习的理论深度和实践宽度足以有力促进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移动学习提供了技术与发展的相互作用机会，这些机会不一定受到诸如数字鸿沟这样简单化区分的制约。然而，随着社会、文化、社区和个人越来越具有移动性和连接性，学习的概念改变了，学校也面临着挑战，因此，我们现在所说的移动学习处于更加巨大和全球性的变化之中。我们很想知道移动学习和相关的讨论在多大程度上能为中国或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提供有益启示。然而，要弄清这一点困难重重，这是因为移动学习和相关的讨论毫无疑问针对的是特定的文化，移动学习研究文献、项目和它们所存在的背景也有文化针对性。任何研究都必定有针对性，也必定包含一定的假设。对于移动学习研究的资助和传播都是出于特定的目的、服务于特定的人，事实上任何研究都不例外。或许讨论、推敲和质疑才是唯一可信、可靠的办法。
[参考文献]
[1] Arnedillo-Sánchez， I.， Sharples， M.， & Vavoula， G. (Eds.) (2007). Beyond Mobile Learning Workshop. Dublin： Trinity College Dublin Press.
[2] Attewell， J. & Savill-Smith， C. (2004). Learning with Mobile Devices. London： Learning & Skills Network.
[3] Baggaley， J. & Hoon， Maria Ng Lee (2005). PANdora's box： distance learning technologies in Asia. Learning， Media and Technology， 30(1)， 5 — 14.
[4] Banks， K. (2006). L'Ordre du temps： l'invention de la ponctualité au XVIe siècle. French Studies，LX (1)， 97-98.
[5] BBC (2010) Available from http：//www.bbc.co.uk/worldservice/trust/whatwedo/where/asia/bangladesh/2010/01/100115_bangaldesh_janala_project_overview.shtml.
[6] Beddall-Hill， N. & Raper， J. (2010). Mobile Devices as ‘Boundary Objects’ on Field Trips. Journal of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6(1)， 28-46.
[7] Becher， T. (1998).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 Milton Keynes： Society for Research into Higher Education / Open University Press.
[8] Botha， A.， Vosloo， S.， Kuner， J.， & van den Berg， M. (2008). Improving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and communication through mobile technologies. In J. Traxler， B. Riordan & C. Dennett (Eds.)， Proceedings of mLearn2008 (pp.58-65). Telford， UK.
[9] Bryant， T. (2006). Social Software in Academia. Educause Quarterly， (2)： 61-64.
[10] Burke， D. (2010). Using mobile devices to enhance fieldwork. In P. Law & C. Wankel (Eds.) Streaming Media in Higher Education(pp. 13). York， UK： TechDis .Available 14th July， 2013 from www.jisctechdis.ac.uk/assets/Documents/HEAT/PRS304.doc.
[11] Buscher， M. & Urry， J. (2009). Mobile Methods and the Empirical.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2(1)， 99-116.
[12] Carr， D. (2007). World of Warcraft， Space Time Play， pp. 172-173.
[13] Chen， Y. S.， T. C. Kao， et al. (2003). A mobile learning system for scaffolding bird watching learning.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19(3)， 347-359.
[14] Chun， D. (2010). A Reflection on the State of Mobile Learning in Asia an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In I. Arnedillo Sánchez & P. Isaías (Eds.)， Proceedings of mobile learning 2010 (pp.369-472). Porto， Portugal： IADIS.
[15] Collett， M. & Stead， G. (2002). Meeting the Challenge： Producing M-Learning Materials for Young Adults with Numeracy and Literacy Needs. Proceedings of mLearn2002. Birmingham， UK，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UK.
[16] Corlett， D.， Sharples， M. et al. (2005). Evaluation of a mobile learning organiser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21(3)， 162-170.
[17] Dearnley， C.J.， Haigh， J.， & Fairhall， J. (2008). Using mobile technologies for assessment and learning in practice settings： a case study. Nurse Education in Practice， 8(3)， 197-204.
[18] Des Bordes， A. & Ferdi， S. (2008). Do Knowledge and New Technologies Need a New Epistemology? Proceedings of BOBCATSSS 2008 Providing Access to Information for Everyone. Zadar， Croatia. Available from http：//edoc.hu-berlin.de/conferences/bobcatsss2008/.
[19] Dewson， S.， Eccles， J.， Tackey， N. D.， & Jackson， A. (2002). Measuring Soft Outcomes and Distance Travelled： A Review of Current Practice.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Studies for DfEE.
[20] Diaz， D. P. (2000). Carving a new path for distance education research. The Technology Source， 25-8. Available 14th July， 2013 from http：//technologysource.org.
[21] Donner， J. & Escobari， . (2009).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Mobile Use by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MSEs). Proceedings of ICTD2009 (pp.17-26). Doha， Qatar.
[22] Draper， S. W. & Brown， M. I. (2004). Increasing interactivity in lectures using an electronic voting system.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20(2)， 81-94.
[23] Engestr?m， Y. (1987). Learning by expanding： An activity-theoretical approach to developmental research. Helsinki： Orienta-Konsultit.
[24] Engestr?m， Y. (2009). Wildfire Activities： New Patterns of Mobility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bile and Blended Learning， 1(2)， 1-18.
[25] Facer， K.， Joiner， R.， Stanton， D.， Reidt， J.， Hull， R.， & Kirk， D. (2004). Savannah： mobile gaming and learning?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20， 399-409.
[26] Gayeski， D. (2002). Learning Unplugged - Using Mobile Technologies for Organisational and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New York， NY， AMACON -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27] Giles， J. (2009). Physios recommend a healthy dose of gaming. New Scientist. Available 14th July， 2013 from 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20227145.700-physios-recommend-a-healthy-dose-of-gaming.html.
[28] GSMA (2010). mLearning： A Platform for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t the Base of the Pyramid， London： GSMA Development Fund. Available 14th July， 2013 from http：//www.gsmworld.com/documents/mLearning_Report_Final_Dec2010.pdf.
[29] Hamed， N. A. (2010). TabletPCs in Classrooms：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king and Wireless Technology On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J. Traxler， B. Riordan & C. Dennett (Eds.)， Proceedings of mLearn2008 (pp.312-313). Telford， UK.
[30] Holmes， B. & Gardner， J. (2006). e-Learning： Concepts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pp.35-42.
[31] Hofstede， G. (2001).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32] Jarvis， C.H. & Priestnall， G. (2008). Visualisation futures： A teaching and learning perspective. Horizon Scanning for GIS and Visualisation， Salford， April 1st 2008.
[33] ISC (2005). Innovative Practice with e-Learning： a good practice guide to embedding mobile and wireless technologies into everyday practice. Bristol： Joint Information Services Committee.
[34] JISC (2010). JISC Mobile and Wireless Technologies Review. Available 13th July， 2013) from http：//mobilereview.jiscpress.org， also http：//mobilereview.jiscpress.org/mobile-version/.
[35] Johnson， M. & Toiskallio， K. (2005). Fansites as sources for user research： Case Habbo Hotel， Proceedings of IRIS， 28， 6-9.
[36] Kato， P.M.， Cole， S.W.， Bradlyn， A.S. & Pollock， B.H. (2008). A video game improves behavioural outcomes i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with cancer： a randomised trial. Paediatrics， 122(2)， 305-317.
[37] Kawachi， P. (2003). Support for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in Asia. Asia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1(1)， 46-59.
[38] Kenny， R.F.， Park， C. L.， Van Neste-Kenny， J. M. C.， Burton， P. A.， & Meiers， P. A. (2009). Using mobile learning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practice education. In M. Ally (Ed.)， Mobile Learning： Transforming the Delivery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p. 75-98). Athabasca， AB： Athabasca University Press.
[39] Kember， D.， & Gow， L. (1991). A challenge to the anecdotal stereotype of the Asian student.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16， 117-128.
[40] Kinshuk， Suhonen， J.， Sutinen， E.， & Goh， T. (2003). Mobile Technologies in Support of Distance Learning. Asia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1(1)， 60-68.
[41] Kneebone， R. & Brenton， H. (2005). Training perioperative specialist practitioners. In A. Kukulska-Hulme & J. Traxler (Eds.)， Mobile Learning： A Handbook for Educators and Trainers (pp. 106-115). London： Routledge.
[42] Kneebone， R.， Nestel， D. et al. (2003). The use of handheld computers in scenario-based procedural assessments. Medical Teacher， 25(6)： 632-642.
[43] Kukulska-Hulme， A. & Traxler， J. (2007). Design for Mobile and Wireless Technologies. In H. Beetham & R. Sharpe (Eds.)， Rethinking Pedagogy for the Digital Age (pp. 180-193). London： Routledge.
[44] Kukulska-Hulme， A. & Traxler， J.， (2005a). Mobile Learning： A Handbook for Educators and Trainers. London： Routledge.
[45] Kukulska-Hulme， A. & Traxler， J. (2005b). Making the case for personalisation through mobile learning. In Proceedings of CAL’05， Bristol.
[46] Latchem， C. & Jung， I. (2010). Distance and Blended Learning in Asia. Abingdon， UK： Routledge.
[47] Laurillard， D. (2002). Rethinking University Teaching - A Conversational Framework for the Effective Use of learning Technology (2nd edition). Routledge， London.
[48] Laurillard， D. (2007). Pedagogic forms of mobile learning： framing research questions. In N. Pachler(Ed.)， Mobile Learning - towards a research agenda (pp. 153-177).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49] Lee， A. S. & Baskerville， R. L. (2003). Generalizing Generalizability in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14(3)， 221-243.
[50] Levy， M. & Kennedy， C. (2005). Learning Italian via Mobile SMS. In A. Kukulska-Hulme and J. Traxler(Eds.)， Mobile Learning： A Handbook for Educators and Trainers (pp. 97-106). London， Routledge.
[51] Lindstrom， L. (1993). Cargo cult： strange stories of desire from Melanesia and beyon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52] Lonsdale， P.， Barber， C.， Sharples， M.， Byrne， W.， Arvanitis， T.， Brundell， P.， et al. (2004). Context awareness for MOBIlearn： Creating an engaging learning experience in an art museum. In E. Murelli， G. Da Bormida & C. Alborghetti (Eds.)， Proceedings of MLEARN. Odescalchi Castle， Lake Bracciano， Rome， Italy： CRATOS.
[53] Mayo， E. (1933). The human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ch.3. (or Roethlisberger， F.J. & Dickson， W.J. (1939) Management and the Work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4] McLuhan， E. & Zingrone， F. (1997). Essential McLuhan. London： Routledge.
[55] Metcalf， D.S. (2006). mLearning： Mobile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mherst， MA： HRD Press.
[56] Nielsen， J. (1992). Finding usability problems through heuristic evaluati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Monterey， California， United States ACM： 373-380. Available 14th July， 2013 from http：//doi.acm.org/10.1145/142750.142834.
[57] NetEase (2013). Available 26th June， 2013 from http：//tech.163.com/13/0424/17/8T8AR9UR00094MOK.html.
[58] Pasanen， J. (2003). Corporate Mobile Learning. In H. Kynaslahti & P. Seppala(Eds.)， Mobile Learning (pp. 115-123). Helsinki， Finland： IT Press.
[59] Pulman， A. (2008). Mobile assistance the Nintendo DS Lite as an assistive tool for health and social care students. Available 14th July， 2013 from www.swap.ac.uk/docs/casestudies/pulman.pdf.
[60] Rainger， P. (2005). Accessibility and Mobile Learning. In A. Kukulska-Hulme & J. Traxler (Eds.)， Mobile Learning： A Handbook for Educators and Trainers (pp. 71-88). London： Routledge.
[61] Rheingold， H. (2002). Smart mobs - the next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Persius.
[62] Schaffers， H.， Cordoba， M.G.， Hongisto， P.， Kallai， T.， Merz， C.， & van Rensburg， J (2007). Exploring business models for open innovation in rural living labs. In Proceedings of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current Enterprising (pp. 49-56).
[63] Sharples， M. (2005). Learning As Conversation： Transforming Education in the Mobile Age. In Proceedings of Conference on Seeing， Understanding， Learning in the Mobile Age (pp. 147-152). Budapest， Hungary.
[64] Sharples， M. (Ed.) (2006). Big Issues in Mobile Learning. Nottingham： Kaleidoscope Network of Excellence， Mobile Learning Initiative.
[65] Sheller， M. & Urry， J. (2006).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8， 207-226.
[66] Smith， C. (2008). Simulation as an Aid to Archaeological Draw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Archaeology 2008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June 25th-26th， organised by the HEA Subject Centre for History， Classics and Archaeology.
[67] Smordal， O. & Gregory， J. (2003).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s in medical education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19(3)， 320-329.
[68] Tait， A. (1993). Systems， values and dissent： Quality assurance for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Distance Education， 14(2)， 303-314.
[69] Thornton， P. & Houser， C. (2005). Using mobile phones in English education in Japan.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21： 217-228.
[70] Traxler， J. & Griffiths， L. (2009). IWB4D Interactive Whiteboards for Development. In Proceedings of ICTD2009 (pp. 488-489).Doha， Qatar： IEEE.
[71] Traxler， J. (2010a). Will Student Devices Deliver Innovation， Inclusion & Transformation? Journal of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6(1)， 3-15.
[72] Traxler， J. (2010b). Sustaining Mobile Learning and Its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bile and Blended Learning， 2(4)， 129-138.
[73] Traxler， J. (2007). IS4DEV IS Development & Development Issues. In Barry， C.， Lang， M.， Wojtkowski， W.， Wojtkowski， G.， Wrycza， S.， & Zupancic， J. (Eds.) (2008). The Inter-Networked World： ISD Theory， Practice， and Education (pp. 327-337).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74] Traxler， J. & Kukulska-Hulme， A. (2006). The Evaluation of Next Generation Learning Technologies： the Case of Mobile Learning. In Research Proceedings of ALT-C2006 (pp. 145-152). Oxford： ALT.
[75] Unterfrauner， E.， Marschalek， I. & Fabian， C. (2010). Mobile Learning with Marginalized Young People. In I. Arnedillo Sánchez & P. Isaias (Eds.)， Proceedings of the IADI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Mobile Learning 2010(pp. 28-35).
[76] Valk， J-H.， Rashid， A.T. & Elder， L. (2010). Using Mobile Phones to Improve Educational Outcomes： An Analysis of Evidence from Asia.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11(1) Available 13th July， 2013 from http：//www.irrodl.org/index.php/irrodl/article/viewArticle/794/1487.
[77] Vavoula， G.N.， Lefrere， P.， O'Malley， C.， Sharples， M.， & Taylor， J. (2004). Producing guidelines for learning， teaching and tutoring in a mobile environment. In J. Roschelle， T. Chan， Kinshuk， & S. J. H. Yand (Eds.)，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EE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Wireless and Mobile Technologies in Education (WMTE) (pp.173-176). Los Alamitos， CA： Computer Society Press.
[78] Vuorinen， R. & Sampson， J. P. (2003). Using mobil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Enhance Counselling and Guidance. In H. Kynaslahti & P. Seppala (Eds.)，. Mobile Learning(pp. 63-70). Helsinki， Finland： IT Press.
[79] White， A. et al (2005). Infusing PDA technology into nursing education. Nurse Educator， 30(4)： 150-154.
[80] Worsley， P. (1957). The trumpet shall sound： a study of "cargo" cults in Melanesia. London： MacGibbon & Kee.
[81] Yiguan Internation. (2010). Mobile learning industry over the next three years will be a breakthrough development in China. Available 7th April， 2013 from http：//old.noahedu.com/news/hyxw/200705/article_318.html.
收稿日期：2013-10-25
作者简介：约翰·特拉克斯勒(John Traxler)教授是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Wolverhampton)学习实验室主任，国际移动学习协会副会长、创会理事，美国国际发展署移动教育联盟(USAID mEducation Alliance)执行委员会委员，《国际移动和混合学习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bile and Blended Learning)》副主编。曾主持多项重大课题，曾6次担任同行评审期刊(包括《数字文化与教育[Digital Culture and Education]》、《远程教育[Distance Education]》、《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展望[UNESCO Prospects]》和《国际移动和混合学习期刊》非洲专刊)的客座主编。
译者简介：肖俊洪，教授，广东省汕头广播电视大学(515041)。
责任编辑 池 塘
作者：约翰·特拉克斯勒
第二篇：中国半导体设备行业发展研究
关键词：美国出口管制 半导体设备 技术外溢 供应链
一、引言
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阐述了我国集成电路发展现状与形势，制定了相应的保障措施，由此可见国家对于我国集成电路发展给予高度重视，而半导体相关检验、筛选、制造设备又是开发出高质量集成电路的保障，因此对半导体设备展开研究，对于加快我国集成电路追赶和超越的步伐，努力实现集成电路产业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20年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制造能力占全球的15%，在尖端半导体领域技术落后，与中国半导体设备需求量与有限设备供给能力形成巨大反差，结果是我国只能大量依靠国外进口满足国内需求。但美国新实施的出口限制声明中，明确提到把半导体设备和其他先进技术加入到出口管制清单中，对华出口管制范围与内容进一步扩大。而美国半导体设备制造水准在全球位于首位，并且从全球半导体设备供应量来看也几乎由美国垄断，美国对华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内容，会让我国半导体相关企业发展受阻。因此，在美国对我国实施高科技出口限制背景下，研究美国出口限制对我国半导体设备发展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美国出口管制基本内容
(一)扩大出口管制内容与管制范围
2020年10月15号，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IS)宣布将六项新兴技术添加到《出口管理条例》(EAR)的商务部管制清单(CCL)中，出口管制内容进一步增加。过去该协定出口限制的对象，以常规武器及部分机床等为主，此次管制对象新追加了可转为军用的半导体基板制造技术及被用于网络攻击的军用软件等。不仅如此，美国出口管制法律对于高新技术“出口”这一术语进行了新界定，包括出口、再出口、转卖、视为出口等概念，进一步扩大了出口范围管制。
(二)新增违反出口管制的行政处罚措施
美国商务部下设的产业和工业安全局颁布实施了《行政案件处罚指引》，其中新增的行政处罚措施主要包括警告通知书、行政处罚、其他行政制裁措施等三个方面内容。
《行政案件处罚指引》同时规定，自我报检和主动披露可以减轻处罚，同时对于初犯者审裁处可考虑降低基准刑罚数额，但降低比例不得超过25%。如果违反出口管制还涉及刑事责任，也可就与出口管制执法有关的刑事罪行，将调查提交美国司法部起诉。
(三)提高美国出口审查制度稳定性
根据2018年8月13日《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规定，当ECRA正式生效实行后，于1979年实施的《出口管理法》(EAA)和美国商务部制定的EAR相关的法规、行政令、行政许可等将继续生效，为美国出口管制提供了永久的法律基础。这同时也解决了早在2001年EAA终止到期后，只能基于《国际紧急经济授权法》(IEEPA)依靠总统通过行政命令和“年度延续通知”对EAR进行重新授权来临时延期美国出口管制相关规定。ECRA凭借其长期有效性，使得美国现行出口管制法律和管制措施更稳定、明确、可预测，但也意味着与美国有相关物项贸易往来的国家将会进入有史以来最严格、范围最广出口管制时代。
三、中国半导体设备发展现状
(一)半导体设备供需不平衡
据国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协会(SEML)数据显示，2013-2020年中国半导体设备市场需求规模持续增长，2019年中国大陆半导体设备市场规模达到134.5億美元，同比增长2.6%;2020年达到187.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9%。即使在疫情下，我国半导体设备需求规模依然不断扩大。
但我国半导体设备行业刚处于起步阶段，部分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处于较低水平。长江存储项目初期的成膜设备国产化率约为2%-3%;量测设备的国产化率约为1%-2%;光刻机、涂胶显影、测试、研磨抛设备的国产率几乎为0。在美国出口管制下，我国不断扩张的市场需求规模与国产化水平不足导致的我国供需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
(二)半导体设备发展结构不平衡
2018年中国半导体设备主要集中在前道制程设备，其比重为78%，测试设备占比为10%，封装设备比重约为7%。根据中国大陆海关数据显示，2020年1-11月，中国大陆半导体设备行业整体进口金额达到168.6亿美元，前道半导体制造设备的进口金额达到127.3亿美元，同比增长38.4%;晶圆制造设备进口达到7.8亿美元，同比下降17.8%;封装辅助设备的进口达到33.5亿美元，同比增长9.4%。这表明我国半导体设备发展结构失衡明显。
(三)国内半导体设备企业规模较小
据中国电子专用设备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半导体设备TOP10企业共完成销售收入143.43亿元，排列首位的浙江晶盛机电公司销售收入达到28.86亿元，其次为北方华创科技公司，为28.42亿元。但我国半导体设备企业规模仍处于较低水平，设备需求多依赖于国外进口。从企业性质来看，这10家企业中只有1家企业是国有控股，其他9家是民营企业。在2020年全球前十半导体设备厂商当中，都是美国、日本、荷兰厂商。这些均表明我国半导体设备企业规模较小。
四、美国出口管制下中国半导体设备行业面临的问题
(一)企业受处罚因素增加
BIS通过一些裁量因素对企业受处罚程度进行评定，既可能让违法企业从重处罚，也可能从轻处罚。当OEE认定企业违反了出口管制条例，对于情节严重、案件性质恶劣的企业将处以最高100万美元罚款，以及相关企业法人可能会面临长达10年监禁。但OEE也会考虑违反企业是否采取补救措施，是否积极配合OEE调查，是否可获得许可证等三方面。若企业符合以上三点之一，OEE将会考虑降低罚款金额，但降低比例不会超过25%。对于新细化的处罚因素、处罚措施，让中国与美国相关物项贸易往来的企业如履薄冰，稍有闪失就会遭受巨额处罚以及监禁。如何让中国企业在美国出口管制新规下良性运营，减少处罚风险是中国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半导体设备行业供应链受冲击
美国出口管制政策使我国半导体设备行业海外供应链面临被切断风险。我国半导体设备主要依靠外国厂商提供，全球前十大半导体设备企业基本上来自美国、日本、欧洲，而包括中电科集团、晶盛机电等企业在内的中国半导体设备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且大部分在光伏、LED领域占比较高，并不涉及集成电路核心生产设备光刻机，所以国内半导体设备行业对海外供应链具有严重的进口依赖。2020年4月28日，路透社报道美国出台并实施新一轮针对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这就意味着美国以国家安全之名，针对我国半导体设备企业加大了出口管制力度。事实上，近几年美国联邦政府一直在出台有意针对中方企业的限制政策，不断阻碍我国对半导体设备从美国及“长臂管辖权”范围内其他国家的引进。在我国半导体设备严重依赖进口的行业背景下，美国愈演愈烈的出口管制给我国半导体设备行业供应链带来破裂风险。
(三)企业发展资金受限
资金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制造半导体设备的民营企业如果没有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将面临破产风险。而美国2018年生效的ECRA和《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FIRRMA)不但在ECRA中进一步强化技术出口管制，而且还建立了外资安全审查制度与技术出口管制制度的联动关系，从而形成对中国相关企业投资领域的封锁。这样既限制了外国投资者的资金流入，又影响了国内投资者的心理预期，使相关行业的上市公司股价大跌。以中芯国际为例，在美国出口管制影响下，当天开盘和收盘差价跌逾7%。因此如何恢复投资者的信心，鼓励民间资本介入和加强资金支持也是发展半导体设备的重点。
(四)企业获取技术渠道受限
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为由，通过推出各种出口管制法案和政策，对华实施技术封锁，导致我国半导体设备企业获取技术渠道受限，主要包括商品进口和技术引进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出口管制限制了我国大多数半导体设备进口贸易，使我国获取技术渠道减少。二是美国对华产品出口限制的同时，还伴随着高技术出口阻断。半导体高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都将中断发展，或者另起炉灶，或者技术路线实现突破，否则永远受制于美国。虽然中国半导体制造设备并非完全依赖美国，但美国通过出口管制多边机制，施压其盟友对中国实施“围堵”。一系列更高端化管制致使半导体设备行业技术外溢渠道变窄，且除美国外其他的替代技术源欠缺，这将进一步减少我国半导体设备行业技术外溢，严重遏制中国半导体设备行业技术进步。
五、促进中国半导体设备行业发展的对策
(一)建立企业合规体系
在美国出口管制体系下，中方企业为能够健康发展，需要对美国出口管制下有关行政处罚措施和裁量因素进行全面了解，尽快建立健全企业自身出口管制合规体系，将出口管制合规管理纳入日常业务中。能够准确判断和反映中美贸易往来时可能存在的出口管制合规风险和预警因素，并对存在可能的违规情况提供有效的证据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纠正。同时，在企业可能面临美国出口管制处罚风险时，应立即寻求外部律师的帮助和专业建议，并及时检视和梳理风险、采取美国法律鼓励的自我检举和主动披露、及时补救和积极配合调查等对减轻处罚有积极帮助的应对措施，争取避免遭受美国方面的严厉处罚。
(二)优化国内外供应链结构
面对我国半导体设备行业严重进口依赖与美国出口管制的两难困境，我国企业应在国内大力培育本土供应商，同时在国外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国内方面，在现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基础上，基于比较优势建立园区内企业专业分工机制，利用引导企业间相互合作竞争、加强“产学研”合作等方式，加速我国半导体设备行业R&D中心自主研发成果转化落实，积极进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转型，从产业聚集转型为创新聚集，逐步形成我国国内半导体设备行业本土产业链。国外方面，我国应积极寻求与欧盟国家贸易合作可能性，欧盟國家对美方具有牵制作用，荷兰、德国、法国等国家均有可能成为我国半导体设备进口的稳定贸易伙伴。另外，我国应以实际行动抵制美国单边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在国际平台中发声表明开放立场，加强与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往来与技术交流，重新搭建我国半导体设备行业海外供应链。
(三)拓宽融资渠道
半导体设备的发展除了国家的财政支持之外，仍需要大量的民间资本介入。但是由于部分半导体设备的制作要求高，专业性强和周期性明显，造成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进入门槛高。这些金融机构必须了解半导体产业发展规律，积极探索与半导体设备行业的合作点。如银行可以进行政策性倾斜，对北方华创、中微公司等这样的龙头企业放宽贷款条件，为相关企业尤其是IC设备和光刻设备设置专门的融资渠道。另外政府可以建设相关设备专项基金和地方基金，充分发挥基金在全产业链布局的优势，加强基金所投企业间上中下游的结合和提高产品设备的资金周转率，为本土半导体设备企业发展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四)挖掘本土技术潜力
随着半导体设备性能不断优化、信息传递更快，为半导体设备企业提供了机遇，这也令其他与半导体设备行业有联系的企业注意到新的增长点。由此，我国半导体设备企业在攻克半导体核心设备的同时，可以开发并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开拓细分市场，积累一些基础专利和核心专利，提高每个细分领域的生产效率，着力发展新的增长点。拥有一些高科技含量专利可以为其他竞争公司建起技术壁垒，并成为半导体设备细分市场的潜力股。半导体设备产品新细分市场上，企业可以利用不同的技术或新功能进行技术创新，确立自己的本土核心技术优势，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为中国半导体设备行业提供技术保障，在国际半导体设备行业获得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吕文栋，林琳，赵杨，钟凯. 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与中国应对策略研究[J]. 科学决策，2020，(08).
[2]李广建，王锴，张庆芝. 基于多源数据的美国出口管制分析框架及其实证研究[J].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2020，4(09).
[3]姜辉. 美国出口管制与中国高技术产业全球资源配置风险[J]. 中国流通经济，2020，34(07).
[4]刘馨阳，许实清，郑丽香，聂国健. 美国电子元器件出口管制体系对我国的启示[J]. 电子产品可靠性与环境试验，2020，38(03).
[5]张逸. 降低企业受美国出口管制法规掣肘的风险[J]. 上海企业，2020，(06).
[6]李峥. 美国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深层动因及长期趋势[J]. 现代国际关系，2020，(01).
[7]徐程锦. 美国的十大经贸法律武器与中国的对策[J]. 人民论坛，2019，(05).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责任编辑：张莉莉
作者：张希颖 王艺环 吴佳钧 李涵 王超杰 宋雨
第三篇：中国电力设备行业关系营销策略的研究
摘 要：关系营销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西方企业界兴起的一种新型营销观念。它是对传统营销进行革新的理论，是对很多企业的营销思想、营销理念、营销行为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提出的。基于此，笔者总结了中国电力设备销售行业特点、优势与方法，以提高其关系营销水平，来提高其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从而带动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电力设备行业;关系营销;公众关系
一、关系营销理论内容
(一)关系营销的特征
盡管大多数专家和学者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和研究关系营销理论，但经过总结和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关系营销的三大基本特征：
1，营销活动的过程是互惠互利的。关系营销的基础就是交易的双方要有利益上的互补，关系营销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就是要求交易双方能够找到利益的契合点，达到真正的互相了解，并且努力使双方的共同利益得到实现。
2，关系营销的核心是关系。企业在营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与消费者、供应商、政府机构、竞争者甚至是内部员工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和联系，其相互关系的好坏往往决定着企业营销的进程和结果。因此，只有全面的与各种利益相关者建立并维持稳定的合作关系才能保证企业营销的顺利进行。
3，关系营销的前提是良好的沟通与信息的共享。良好的沟通是企业关系营销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只有不断地与顾客进行沟通，即时了解顾客所想，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做到为顾客考虑，实现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而信息共享是进行良好沟通的前提条件，实现信息共享才能做到与顾客及合作伙伴的赤诚相待，实现共同利益。
二、关系营销理论相比传统营销理论的优点
关系营销理论是在传统营销理论不适应于当前的经济社会的情况下产生的，它相比传统营销理论具有很明显的优点：
1，关系营销是以关系为导向，企业通过建立良好的互惠关系与老顾客维持关系从而获利;而传统营销是以交易为导向，企业通过诱使客户与其发生交易而获利，关系营销认为只有与客户、供应商和分销商等建立起长久的合作伙伴关系才能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需要。
2，关系营销将保持顾客作为营销活动的重点;传统营销看重创造顾客，不太强调保持顾客，而更多的企业认识到维持老顾客的成本要远远低于吸引新顾客的成本。
3，在关系营销中，产品和服务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传统营销强调的是销售量和市场份额，从而导致了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将商品出售换取商业利润，往往忽视服务的重要性，然而现在的经济领域里更多呈现的是产品服务化和服务产品化。
4，传统营销中，以价格为主要的促销手段，忽视对于顾客提供服务或与顾客建立和维持关系的重要性，造成的后果往往是如果竞争对于实行降价策略，企业就会流失原有的客户，从而很难找到有效的措施提高顾客的忠诚度;而在关系营销下，就可以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企业通过与顾客建立长期稳定的伙伴合作关系，竞争对手就难以通过降价等手段来破坏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忠诚合作关系。
三、中国电力设备行业关系营销的的实施
(一)做好内部市场关系营销
1994年哈佛商学院詹姆斯·赫斯科特等五位教授提出服务利润链(Service-profitChain)理论，认为提高员工满意度能够带来高的顾客满意率，进而导致企业的收入和利润的增长。内部关系营销的重点就是如何通过对员工的内部营销达到员工的忠诚和高绩效：
1，造就良好的员工信念。员工信念是企业及员工共同的一种文化价值观念，确立一个共同的信念能将员工凝聚在一起，达到激励员工的效果。
2，关心员工利益，时刻关注员工的生活和精神上的需求。
3，提供员工参与企业管理机会，做到使员工有主人翁的感觉。
4，加大对于员工的培训力度。电力设备营销是一个富含技术含量的工作过程，涉及的专业知识非常广泛。通过对员工的培训，可以加强企业员工素质的提高，也同时提高了员工对企业文化及管理的融合程度，从而提高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
(二)做好顾客市场关系营销
顾客市场关系营销是整个关系营销中最核心的过程。客户是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市场竞争的实质就是顾客资源的争夺。电力设备顾客市场关系营销的目的就是促使顾客对电力设备企业及产品有良好的印象和评价，提高企业及产品在市场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企业争取顾客、开拓和稳定市场关系，保证企业营销成功。
1，定制式营销策略。在现有的大多数电力公司或者大型电站都会根据自己的要求来摒弃通用型设备来制定设备规格，而电力设备企业就要根据客户的个性化要求来订制产品，获得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
2，顾问式营销策略。电力设备营销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以及购买商对于产品性能的认知度低，使得大多数购买商缺乏电力设备营销的专业知识，对于顾客来说，交易成本极高，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在电力设备营销中采用顾问式营销策略，可以降低客户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客户关系营销的总体客户让渡价值。
3，建立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提升顾客忠诚度策略。电力设备企业建立一套完善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建立顾客信息数据库，在公司各个部门之间共享客户资料数据库，通过对于资料的研究分析挖掘新客户，与客户进行沟通，回馈信息，改善企业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开发新客户，维系老客户的目的。
(三)做好供应商市场关系营销
电力设备行业的供应商是指向企业提供各种原材料，包括钢铁、硅片、复合型塑料、铜、电磁线等以及劳务服务的公司及部门。供应商是开发企业生产运营非常重要的部分，上下游企业间工作的协调性会直接影响产品的质量，从而影响企业的利润。因此，要时刻保持与供应商之间的互利与沟通的关系。
总结：
综上所述，要想电力设备行业的关系营销工作，就要了解销售的方法与特点，利用自身优势与时俱进，不断的维护与开发客户资源，使企业走向健康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张毅.吴适.《关系营销理论的探索和研究》.重庆财经职业学院，中国商界2009(12)
[2]臧良运.《关系营销的发展及其实施策略》.齐齐哈尔大学，商业时代2008(26)
[3]杨楠.《论关系营销理论在中国企业的运用》.中原工学院，商场现代化2005(34)
作者：倪晓辉 戴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