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农机化发展白皮书
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
开篇语
中国警方捣毁河北省唐山市一个黑社会集团，令人震惊的是该集团与军警人员相互勾结，利用装甲车、军用吉普车等军用车辆及大批枪支弹药作武器，先后敲诈当地企业及个人钱财八亿多元，又霸占数座矿山，打伤多名警察。尽管中国黑社会与警察、官员勾结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像该集团明目张胆地与军队勾结被曝光的案例还是第一次，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政府打击黑社会的决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黑社会已经成型，并出现初期繁荣。这种繁荣的时代背景是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和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此时，中国结束了普遍贫困的平均主义时代，一些人使用非法手段致富，城乡差距及行业差距日益扩大，人们心理上有了贫富悬殊的巨大落差。这样的时代背景，为处在底层的人们结成犯罪帮派，牟取非法利益提供了动因。
而比这种劣势犯罪更危险的倾向是，中国黑社会背后出现了更隐形更强大的支撑力：“官匪一家”、“官匪勾结”。黑社会组织的头目和核心成员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身上的“光环”越来越耀眼，成为没有执照的“政府”。
中国法律一直对“黑社会组织”讳莫如深，而是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一直以来，在中国人和中国当局的认识，中国黑社会无论组织规模还是社会危害，似乎意大利黑手党离中国社会还十分遥远。但事实上，中国黑社会早已完成了“国产化”组装过程，并且在各地大规模流水线作业。有分析称，中国的黑社会正不断进化，大体每十年就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目前来看，经过长期的积累，中国黑社会组织正在形成一个内部精英阶层，他们除了学历高低不同之外，智商高，能力强，反侦查意识强，这些特点都给打击黑社会带来一定的难度。政商人脉保护伞也成为中国黑社会不同于其它国家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黑社会十年一次升级
有研究黑社会问题多年的专家称，跨区域、跨省联合、向内地渗透，内部形成精英层是中国黑社会组织近年的变化，黑社会的新变化所带来的危害更大，打击更麻烦。
广东警官学院的周心捷表示：“现在中国各地都滋生了一定数量的黑社会，但中国到底有多少个黑社会组织，人数有多少，恐怕公安部也说不清楚。”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估计，目前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至少为一百万。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曲新九说：“理论上，中国不承认存在黑社会，而称为‘黑社会性质’，但实际上是存在的。”直到2000年12月4日，中国部署首次“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之后，最高法院规定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具备四项特征，简单说就是：组织结构紧密，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国家工作人员提供非法保护，以暴力为后盾。
自政府消灭旧的帮会以后，深圳首次在1982年在正式政府文件中使用“黑社会”一词，时间过去二十多年，黑社会组织在不断“进化”。法律界一般认为，中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发展，大体上每十年一个阶段，2000年以后的十年，是黑社会(性质)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主要特点是：黑社会组织数量由少而逐渐增多，组织化的程度和规模也逐步发展，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严重。
周心捷表示：“1990年代，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主要是砍手、砍脚这些直接的暴力犯罪。现在的黑帮正向公司化、企业化转变，黑社会就是一个非法产业，以暴力为投资并获取原始积累，然后向经济和政治领域渗透。”
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则如同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所说：“在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后，黑社会组织往往不惜重金向政府机构渗透，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建立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寻求非法保护。”广东的黑帮老大陈毅锋就是原广东省政协委员，还是全国十大扶贫状元，光捐赠的钱就多达七千万。
黑社会的另一个变化也引起更多担忧，那就是黑社会组织的跨区域﹑省联合，境外黑社会组织加紧向内地的渗透。曲新久说：“虽然现在还没有出现联盟，但正在朝这方面发展。”沈阳黑社会成员刘涌曾因被通缉而逃到广州，得到了当地黑社会组织的庇护。周心捷分析：“实际上，这就像一个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就有向外扩张的内在冲动，而且黑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合对他们也是双赢的结果。”
同时，经过长期的积累，黑社会组织正在形成一个内部精英阶层，他们除了学历高低不同之外，智商高，能力强，反侦查意识强，这些特点都给打击黑社会带来一定的难度。
曲新久认为，中国的黑社会还处在初期阶段，解决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加强打击。从根本上来看，政府要更透明，司法要公正，民主要发展，社会要整合，才能消灭黑社会的生存土壤。
社会转型的必然：黑社会膨胀
中国公安部公开承认，部份地区存在警匪勾结的现像。中国黑社会势力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日益扩大的现像引起了中国问题专家的普遍关注。观察人士说，中国黑社会势力近年来恶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急剧的社会转型。
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
长期观察中国问题的作家高新认为，黑社会势力渗透政治、经济生活的现像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他说，台湾在其转型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警匪勾结、黑社会老大利用选举进入政府等种种官黑勾结的现像。高新说，中国正处在从一个完全不透明到半透明、从完全不讲法律到讲一点法律的阶段，当局现在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肆无忌惮地调动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来镇压抗议民众了。
高新说：“整个中国大陆司法界方面从无到有、从不健全到相对健全的过程决定了政府不可能象过去使用共产党传统的直接用专政力量来镇压老百姓的反抗。”
高新说，现在之所以屡屡出现当局被指控雇用黑社会成员镇压民众抗议正是他们为了避免在镇压过程中留下证据。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不论是法庭、律师、还是媒体都无计可施。
国家主导市场转型导致钱权勾结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夏明教授目前研究的课题是中国官黑勾结，他正撰写《国家、市场与黑社会》一书。
夏明教授认为，中国的市场转型是以国家主导的模式推进的，中央控制很多资源，比如土地、能源，掌握很多政策，比如信贷、出口政策，往往权力插足的地方就可以给地方经济带来活力，这就成为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各种利益团体想方设法接近政府权力、渗透政府权力的动力，从而推动了钱权勾结、官黑勾结局面的产生。
同时，夏明教授认为，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也做出很多退让，丧失很多功能。
他说：“中国国家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在战略转移和退让过程中、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不断放弃它的功能，使得国家出现很大的功能的丧失和能力的丧失，引发了国家结构的削弱。”
夏明解释说，在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形成了黑市场，从事毒品、卖淫、人口贩卖、武器走私等非法活动，而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没有起到该起的政府职能作用。比如，虽然中国的色情行业兴旺，但中国政府固守宣传，坚持其非法性，不肯象其它许多国家那样对色情行业合法化，从而加以管理，结果让色情行业落入黑社会手中，垄断其高额利润。
他表示，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面前部分功能的丧失还表现在没有能力管理调控市场，无力进行产权的保护、合同的执行、债务的追讨等。政府在经济层面的各种缺位都造成黑社会的卷入。
走投无路：弱势群体成黑帮中坚分子
中国社会发展不公平的副作用日渐涌现，有人发财，但也有许多下阶层民众生活困苦，最后铤而走险加入黑社会，使黑帮不断壮大。中国官方媒体警告，中国已进入黑社会犯罪高发期。
《瞭望》周刊最近报道称，在黑恶势力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弱势社群由“弱”转“黑”的现象。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与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化，带来城乡差别、失业、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弱势社群愈来愈多，矛盾日渐激化，同时又缺乏社会援助及关注，为黑恶势力的发展提供空间。
报道说，黑社会问题专家、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曾估计，中国黑社会成员至少有一百万人。河北省先前拘捕林润良黑社会集团二十多名涉案疑犯中，近一半为无业人员，还有下岗工人、农民等，大多来自社会的低下层。数据显示，无业或劳教释放等人员是当前黑社会集团的中坚分子。
中国法学专家何秉松表示，社会最底层的共同特点是贫困、社会地位低、缺乏谋生技能。因此，他们一般悲观消沉、愤世嫉俗，对现实强烈不满。由于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排斥，犯罪便成为他们对社会不公的病态矫正方式。
报道并表示，当前中国黑社会多活跃于市场、矿山等资源集中、管理不善的地方，官员违法乱发开采证，令矿井之间矛盾丛生，矿主只好找黑社会摆平矛盾。其次是歌舞厅、洗浴中心、按摩中心需要黑恶势力保护，让黑社会有了经济来源，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外，当局打击犯罪不力，亦是黑社会坐大的原因之一。
扫灭黑社会的鸵鸟式立法
电影《大腕》里，几个黑衣人凶神恶煞要砸葛优的场子，葛优一拍桌子大喝道：“别跟我装黑社会，中国压根儿就没有黑社会!”观众哄堂大笑。
黑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巨大毒瘤，却从没有中国人因为加入黑社会组织而获罪——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上，只能看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字眼。
中国法律一直对“黑社会组织”讳莫如深，而是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顾名思义，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意思就是不够格成为黑社会组织。既然如此，两者的性质无法相提并论，量刑自然也应该更轻。因此，很多黑社会组织变成了打家劫舍、制定帮规、非法结社、持枪作案的小混混，和流氓集团差不多。无论组织规模还是社会危害，似乎意大利黑手党离中国社会还十分遥远。但事实上，中国黑社会早已完成了“国产化”组装过程，并且在各地大规模流水线作业。
中国的黑社会组织据说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民国时代，由于蒋介石和青红帮的渊源，黑社会势力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中共1949年建政后，大举镇压黑社会，仅不到两年，黑社会便基本上一扫而空，绝迹三十年。消灭妓院和黑社会一直以来是中共引以为荣的功绩。
也因为如此，昔日的荣耀成为巨大的包袱。就像长期不愿意正视娼妓回潮一样，当今法律始终不愿正视黑社会的真实存在。理由很简单，如果把黑社会的定罪写入刑法，就等于承认中国存在黑社会，这将使当局甚为尴尬。因此，法律只能以“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取代“黑社会”，这样的文字游戏使得立法远远滞后于现实。
中国不愿提起黑社会，也因为法律界始终强调规模、控制手段、渗入各阶层能力等等，并始终参照西方的定义(比如黑手党)，从而对于涉黑组织往往归于疑似或者类似的定义。但是在黑手党发展初期，它的社会危害远不及中国当今的黑社会，而经过数百年发展，当今黑手党在量和质上自然强于中国的这些小字辈。
在1997年修订刑法的时候，法学界依然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形态。因此对于以暴力、威胁或其它不正常手段，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暴力犯罪，称霸一方，为非作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在294 条中定罪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其组织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而不是“黑社会组织”。对于境外黑社会组织入境犯罪则称“黑社会组织”。立法者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以深圳两宗大案的审判为例。深圳中级法院2000年9 月第一次以“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对邓群等八名香港公民判刑，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上的第一次。而2001年9 月17日，深圳首例“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审结，首犯李成录被判以“领导、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由此可见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并没有在字面上承认中国有黑社会，充其量仅承认存在黑社会的雏形或外围组织。
然而，2000年的张君犯罪集团以残暴和组织严密令中国社会大为吃惊，各地频繁发生的“黑社会性质”案也证明了中国的黑恶势力组织早已完全达到黑社会的标准。中国存在黑社会，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中国刑法不但没有对黑社会组织的准确定性，甚至连“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标准也有争议。最高法院2000年12月5日为刑法第294 条作司法解释，给出四条基本判断标准：组织能力、经济实力、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破坏公共秩序。
正是因为这个司法解释，在深圳李成录案庭审期间，控辩双方争论激烈。辩方认为，李成录案根本没有国家工作人员参与，不符合高院司法解释，所以李成录的非法组织“深圳市永兴摩托车出租公司”不能定义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最后，法庭不得不抛下这条基本判断标准，认为李成录等人已形成固定的犯罪集团，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相当的经济实力，并且对社会危害极大，才得以判决“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成立。
此外，现行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犯罪既没有规定财产刑，也没有规定对其它涉黑财产的处置办法，达不到釜底抽薪的惩治效果。
显而易见，我国在反黑立法上采取了鸵鸟政策，不能正视真实存在的黑社会，法律就达不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调查报告，中)
中国黑社会的发展模式
河南商丘市“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李铁良公开给公安局长写信，声称中国有三李，一是李登辉，二是李洪志，第三个就是李铁良。如果公安局敢在商丘打黑，李铁良就要在十天内取下公安局长的人头。
刘志高自号“狂龙”，是湖南邵阳“中国枭雄会”头目。枭雄会在邵阳市中心广场公开枪杀警察后，用毛笔写出一份布告贴到市区法制宣传栏里——中国枭雄会处决公安人员一名!特此布告。会长：狂龙。
在黑社会盛行的同时，中国社会也越来越流行一种炫耀人脉的时尚，从平民百姓到高级官员或企业老板，在谈及自己的社会关系时，往往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我黑白两道都有人!”
中国公安部2006年2月公开对外承认黑社会已渗入政界。三个月后，中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已不再说“渗入”，而是说“黑社会组织已经成功地控制了主要经济命脉，把一些新兴的行业，暴利垄断行业，黄、赌、毒等行业牢牢控制，一些基层政权已经伦为黑社会的打手，黑社会组织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专业化、公司化，国际化。”
近代上海黑社会的破灭
事实上，不管是美国、日本、意大利还是香港都有黑社会组织。公认最早的黑社会是发端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黑手党。Mafiya意即黑手党，原意为“勇敢”、“出众”、“完美”。在19世纪中叶，Mafiya不同于土匪，其成员有自己的生活哲理和道德规范，其内心具有自豪感，他们藐视政府和法律，即使同党没有任何道理，但也要袒护同党而反对敌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黑手党开始进入贩毒、色情、赌博、走私等行当，成为黑社会组织。1960年代后黑手党经营大规模贩毒，带来滚滚财源，最终通过洗钱而将势力插进经济和政治领域。
近代中国是黑社会普遍发育、泛滥的时代，分布之广、成员之众、活动之烈都为中国史上所罕见，其中上海黑社会更具典型性。
与意大利黑手党辛苦坐大后再将势力插进政治领域的发展模式不同，上海黑社会从上海开埠、租界诞生起酝酿，至1920年代成型，短短十年就达到顶峰。在政治风雨的漩涡里、华洋杂处的空隙间，上海黑社会成为亦官亦匪、亦隐秘亦公开的特殊社会阶层，并且从始至终与官府勾结。上自总统、总理，下至督军、省长、市长，无不以结识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三人为荣。不过，经过中共短短两年多的强力镇压，黑社会就已烟消云散。但改革以后黑社会何以卷土重来呢?
中国的“红顶子”黑帮
其实不光是黑社会，嫖娼、吸毒、赌博、走私等现象多是最近二十年卷土重来的。
中共建立政权初期，中央政府权力强大，事权高度统一，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除了庞大的政权组织外和党团组织外，还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社团组织、治保组织和群众组织密布社会。由于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生活上实行了严密而强有力的控制，黑社会组织实在难以寻找到发展的任何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体系崩溃，政府权力因应新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需要而逐步收缩，在社会的激烈转型中，没有新的合法而有效的民间权力组织填补政府收缩权力留下的空间，遂使黑社会找到了崛起的空间。众所周知，黑社会就是没有“营业执照”的“政府”，在政府权力所不及之地，黑社会就会起而代理权力统治，建立一套秩序。
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在中国社会基层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中国目前的黑社会，与外国和港台黑社会在发展模式上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即其他黑社会是在发展壮大后开始寻求得到政界对其利益的庇护，例如推举议员、竞选行政官员、行贿官员等。而在中国，黑社会就是在政商人脉保护伞的庇护下才得以壮大的，官匪勾结，从一开始就是黑社会崛起的法宝。
虽然国内的色情行业兴旺，但政府固守宣传，坚持色情行业的非法性，不肯效法许多国家的先例甚至不愿台湾对色情行业合法化，从而取得有效管理，结果让色情行业落入黑社会手中，得以垄断高额利润。
同时，政府控制很多资源(例如土地、能源)，掌握很多政策(例如信贷、出口政策)，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各种利益团体就想方设法接近政府权力、渗透政府权力的动力，从而推动了钱权勾结、官黑勾结局面的产生。在金钱的驱动下，地方官员与黑社会迅速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利益结合体。
因此，黑社会势力渗透政治、经济生活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但是，如果官僚体系继续出现黑社会化的话，那么就会政令难行，出现“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这对政权的基础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毒瘤。
中港台黑社会的发展脉络
中国的黑社会自古有之，但直到二十世纪才开始真正大行其道。黑社会1930至1940年代在中国大陆形成了高峰期，但中共建政后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主要活动被迫转移到了港澳台以至海外，在大陆上至少绝迹三十年。不过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港澳台黑社会势力迅速回流，与大陆当地黑社会勾结，使得黑社会在两岸三地遍地开花，并且向海外延伸。
香港黑帮：胶片记忆辉煌
港澳台黑帮中，香港黑帮因为港产黑帮电影而声名远扬，最为人熟知。香港将黑帮社团统称为“三合会(英译Triad)”，据称是著名的反清复明组织天地会(洪门)的异变。由于很多华人黑社会组织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清朝的三合会，所以现在，尤其在香港，一般用来泛指华人黑社会组织。
现今香港约有五十七个三合会组织，大部分属于小型街头帮派。大型的三合会组织包括新义安、和胜和、14K等，人数达几千人，像美国、意大利的黑手党一样，都是久经世故的犯罪集团。有说法称香港现在正式的黑社会成员大约有二三十万，如果包括非正式成员则高达四五十万。
和胜和是香港现时最大的三合会组织，会众三万人。和胜和又名和字头，1930年成立于深水埗，早期根据地为九龙仔。十多年前已显衰退迹象，但看准了盗版光碟的庞大市场，几年内即起死回生，加上极力进攻中港软性毒品市场，摇身成为香港最具实力的社团。近年则以发展黄、毒事业开辟财源，并大肆“晒马(械斗)”增强势力。
新义安由向前在1919年创立，成员估计约有两万五千人。除香港外，新义安还活跃于英国、比利时、法国、荷兰以及广东省。新义安前身为1866年成立的“万安”黑社会组织，又称“台湾帮”，早年以潮州鹤佬人为主，又称“潮洲帮”。由于社团骨干为潮汕人士，龙头职位又属向氏世袭，加上是香港第一个将会员资料电脑化、社团企业化的帮会，故内部凝聚力一向较强。1990年代中，香港警方一度估计新义安已发展到八至十万会员，成为全港最大的黑帮组织。
14K成员介乎十二至二十万人，在1990年代一度是全球最大黑帮。它在1940年代国共内战后出现，原名为“洪发山忠义堂”，至香港发展后改称14K，名称源于在广州时的总部地址：西关宝华路14号。有称14 K组织与国民党关系密切，是蒋介石用以对抗中国大陆和扰乱其社会民生的工具。“14K”的“K”就是国民党(Kuomintang)的首字母。
台湾黑帮无处不在
国民党退守台湾时，也改变了台湾的黑社会生态，使之出现多元化发展。在今天台湾，黑社会势力无处不在。不论是黑道争斗、商场利益纠纷，甚至政治人物与黑道之间的冲突，常常需由隐身幕后的黑道老大来调解处理。竹联帮大哥詹龙栏与国民党关系良好，詹龙栏与李登辉、詹龙栏与连战都有合照作证。
台湾黑社会帮派虽多，但多是地方型小帮派。横跨全岛、甚至走向国际的仅竹联帮、四海帮与天道盟三大黑帮。其势力不仅遍布全岛主要县市，而且早已国际化，伸至美洲、欧洲、日本、东南亚、非洲及港澳与大陆地区。一个庞大的华人黑社会网络已形成，并与外国黑社会组织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竹联帮始于台湾，前身为“中和帮”。竹联帮从1960年代开始不断扩充，有“天下第一帮”之称。线报指出竹联帮在台湾成员近十万人，而在世界各地华人社会中发展的成员亦将近三万人，竹联帮势力之大，早已经深入台湾的党、政、军、经济等各界，与香港新义安、日本山口组齐名成为亚洲著名帮会。
天道盟是台湾三大黑社会组职中地缘关系最强的角头联盟。相较于竹联帮、四海帮、松联帮等成立于1950、1960年代的帮派，天道盟历史虽短，但势力相当可观，与前述帮派并列。就其成员出身来看，属于台湾挂帮派。除了台湾本土外，天道盟在海外均有活动，包括亚洲其他国家及美国等。
大陆黑社会出口转内销
在绝迹三十后，最近二十年中国黑社会走了一条“出口转内销”的路子，又重返大陆江湖，形成了大陆版的黑社会。
港澳黑社会组织对大陆的渗透始于1980年代初期。香港黑社会组织是最早潜入大陆的黑帮之一。早在1981年，深圳就发现有香港的14K、水房、和胜和、新义安和老东等组织的成员活动。在珠海，1982年在拱北口岸发现有澳门黑社会组织渗透活动，之后逐步扩大至香洲、湾仔、前山、南屏、唐家和斗门等地。
进入1990年代，港澳黑社会基本熟悉了大陆市场。不少黑社会组织都把内地视为“新大陆”，纷纷建立固定据点，许多大哥级人物也忙着考察大陆市场，而且被渗透区域也变得多元化。南北城市逐一渗透，海南的海口、三亚，浙江的宁波、温州，山东的青岛，辽宁的大连等沿海城市先后成为渗透重点。同时，长沙、南昌等大批内陆城市也成为其垂涎之地。
北京：黑社会聘请法律顾问
天子脚下，亦有黑帮?北京2006年7月开审的“二胡”集团案就是一例。这是建国以来北京首例开审的黑社会案，而未被审判的谁又知道有多少?
“二胡”集团老大是胡亚东、胡亚风兄弟。胡亚东生于1961年，身高一米八多，高高瘦瘦，与小一岁的胡亚风在北京市顺义区极尽威风，据称没有办不成的事。
初中文化的胡氏兄弟靠开设汽车修理厂和大面积非法挖砂起家，召集了大批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失业者为其打工并充当打手。在经营汽车修理厂期间，胡亚东替别人将盗窃来的汽车倒卖到外地，前后销赃八十多辆，直到1999年10月东窗事发，被判入狱三年。待到2001年胡亚东出狱时，已俨然是黑帮大佬的气派，据称顺义区所有的地痞流氓倾巢而出，大摆接风宴席。有人当场送他一辆奔驰S600轿车，“二胡”黑帮自此真正进入“有所为”阶段。2006年7月检察部门指控的53起案件，几乎都发生在2001年后。
2006年7月的庭审中，检方对“二胡”的首宗指控，就是张国立事件。张国立是一家企业汽修班的班长，在1996年胡亚东还在开设汽车修理厂时是他的客户。因为张国立送来修理的车辆减少，因而开罪了胡亚东，被割去半个右耳。在胡亚东报复张国立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两名警察刘海英和郑葛以及律师张秋成，此三人均在“二胡”黑帮中起了重要作用，张秋成更被“二胡”聘为法律顾问。
经常以钱开道的胡亚东手眼通天，赢得了“讲义气”的江湖名声。张国立说：“胡亚东曾扬言，宁可把钱花到公检法的败类身上，也不赔偿给我。”“二胡”的资金来源，主要出自敲诈勒索和销赃，以及非法采矿。顺义区北小营镇附近地表下全是砂石，“二胡”自2004年4月起不顾政府禁令，大举开采，甚至打伤了前来制止的防暴警察。从此，即使有村官报警，也无人来管。村民说，只要挂着“古月”的牌子，车队就能畅通无阻。最壮观的时候，“二胡”的采砂车队上行下行，首尾相接九公里，其他车辆无法通行。
“二胡”势力如日中天，因此无人敢出头指证，许多被伤害的人都三缄其口。顺义北小营镇派出所周姓警察遭胡亚东殴打，在当地尽人皆知。胡亚东2003年11月25日因此还被判入狱十个月，于2004年5月24日刑满释放。后来周姓警察调离北小营派出所，到别处任职，有媒体记者找到他，但他却拒绝采访。另外一位被访者则心有余悸地说：“这一次，胡亚东也许出不来了，谁知道胡亚风会不会出来?”
“二胡”集团案已经于2006年7月开审，共有三十四人被控涉及五十三宗罪案，胡氏兄弟如果罪名成立，将为十三宗案件负责。
内蒙：警察黑帮横行十年
十几年来，苏和的名字，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简称“土左旗”)一带令人闻风色变。这个曾任土左旗公安局政委的人，操控着一个以警察为骨干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横行乡里。
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去年5月22日，公安部高层在一封举报苏和黑恶势力的民众来信上批示：“要督查此案”。同年5月29日，中国“打黑办”以第164号《民众举报线索督办通知》将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政委苏和等人涉嫌黑恶犯罪线索督办。自治区主要党政高官先后多次作批示。同年6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成立专案组，采取秘密调查、异地用警、异地审讯、异地羁押的方法，经过半年时间的调查取证，一个以苏和为首的横行乡里十余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被一举摧毁。
今年4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对“苏和涉黑组织”作出终审宣判，主犯苏和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两万元。其余九名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五年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各种手段要挟当地官员
2001年，一位新任局长到土左旗公安局上任不久，就看到了奇特的一幕：一天半夜，时任旗公安局副局长的苏和给一位旗委副书记和一位副旗长打电话，让他们跑步到公安局长办公室。这两位官员果真跑步前来，进了办公室也不敢坐，站着被苏和辱骂了半个钟头不敢吭声。
新局长明白，苏和这出戏是演给他看的：“旗领导尚且如此，你敢不服?”这位新局长不甘示弱，反复抗争，最终败下阵来。2001年，局长责令经侦大队和巡警大队上缴罚没款物，苏和指使手下砸了他的办公室。局长无法正常工作，只好调离。
苏和恶名昭著，为何在十多年里，这样一个警霸非但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步步高升?关键的一条是他利用各种手段控制了当地一批官员。苏和最阴损的招数是对官员的子女下手，撺掇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赌博或吸毒。办案人员说：“这些孩子大都阅历很浅，文化不高，欠下巨额赌债苏和给摆平，吸毒被抓苏和给放了。结果，不少旗领导欠下苏和的‘人情’。”一位姓丁的官员不买苏和的账，苏和就引诱其子吸毒，尔后又把孩子抓进戒毒所。
苏和善于“泼脏水”。想收拾谁，就将其邀请到酒店吃饭，找来一些“三陪女”侍酒，包间外面埋伏上警察打手。席间，苏和逼人大杯饮酒，对方不服就叫打手进来暴打，再安上调戏妇女的罪名把他拘留。
确有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官员在苏和手里落下了把柄。苏和给他们送钱，偷偷录音，再把录音放给对方听。土左旗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说：“我刚调来的时候，有人提醒我不要用办公室电话，苏和能窃听，窃听设备比市公安局的还先进。”一位办案人员说：“那些被苏和降服了的官员，苏和就是当众扇他们嘴巴子，他们都不敢吱声。”
排斥异己
苏和不是一个有耐性的人，更多的时候，他对有不同意见的官员大打出手。1996年夏天的一个中午，苏和在土左旗察素齐镇天义城饭店喝酒，碰见土左旗人大代表、交通局副局长朱满收。他说朱满收“不给面子”，让手下上去就打。朱满收侥幸从后门逃掉了，但是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苏和带人闯入朱家，让手下把一支双筒猎枪架在朱满收的背后，一脚把朱踹得面向苏和跪下，苏和当着朱妻的面对朱破口大骂。
即使这样，苏和还是觉得朱满收没有彻底服气。第二年，他又找到一个机会，让手下先用凳子打朱满收，然后再用绳子把朱绑回巡警大队，戴上手铐继续打。最后借口朱参加赌博，作了笔录才将其放回。朱满收多处受伤，在家治疗一个多月。
1994年2月3日21时许，因不满旗委常委会的一项处理决定，苏和带领手下王生平、孔繁军，闯进土左旗旗委一位高官的住宅。苏和让两个人在院里放哨，自己走进屋子，打开一只装满猎枪子弹的箱子威胁领导。这位官员赶紧给苏和的大哥打电话，苏和见状退回院子，从孔繁军手里拿过一杆猎枪，冲这位官员瞄准。王生平怕闹出人命，抢上去挡住了枪口。这时苏和的大哥赶到，苏和才带人离开。
打骂同事，是苏和在公安局内排除异己的主要手段。为了让自己的亲信担任刑警大队长，他多次殴打原来的刑警大队长，辱骂教导员，克扣经费、直接插手刑事案件，干扰刑警队正常办案。金山开发区派出所所长张永强拒绝购买苏和搞来的走私车，苏和就派人去打他，打到尿血还不算，后又借故将其开除。
家庭庇护
苏和生于1965年，自幼就以打架出名。上世纪80年代，苏和还只是个凶狠的小混混。听说白天有人跟他妻子开玩笑，夜里就拎着菜刀把人家叫出来，照头便砍。听说二哥因旷工被农业银行处分，晚上就去农行找行长滋事，门卫只说了一句“现在已经下班了”，苏和就把匕首刺进了门卫屁股。
由于家庭势力庇护，苏和不仅没有为这些恣意行凶案件承担任何刑事、民事责任，反而于1982年被调入土左旗法院，披上了法警制服。1986年，他涉嫌轮奸妇女，奇怪的是非但未被深入追究，还被调进了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公安局的治安科，成了一名警察!
从此，苏和的羽翼逐渐丰满。1991年他纠集了一批人，以开公司作掩护，有组织地进行违法活动。他们到天津、山东、河北等地进货，以货到付款为由，先把货物拉回来，然后就没了下文。对方来讨债，讨到的只有殴打、威胁和恐吓。这样，他们先后非法占有价值50余万元的货物。
1994年，苏和进入土左旗公安局巡警大队。此后六年，他不断招兵买马，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渐具雏形。1999年，他当上土左旗公安局副局长，2002年又升任政委。他的党羽逐渐占据了局内重要位置：纪委书记、经侦大队长、巡警大队长、巡警大队教导员、毕克齐派出所所长、察素齐派出所所长都是他的黑帮成员。至此，苏和等人已经演变成为一个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成为名副其实的“警霸”。
这个黑帮的组织结构呈金字塔型，骨干成员分工明确。苏和为首，由于在家中排行第三，被黑帮成员尊称为“三哥”或“三掌柜”;何长伟利用土左旗公安局纪委书记的身份，经常替苏和发号施令;于新江、聂子龙打着执法的幌子违法办案、以罚代刑，为黑帮组织大肆敛财，是苏和的“左膀右臂”;孔繁军负责经营管理苏和的“金宇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管家”;其他五人充当爪牙和打手。
巧取豪夺
经一审法院认定，苏和等人共涉案61起，非法敛财三百多万元，犯有非法拘禁、受贿、强奸、寻衅滋事、非法狩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赌博、抢劫、滥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非法持有毒品、销赃以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13项罪名。
披着“警察”的合法外衣，这伙人简直是一群肆无忌惮的强盗。苏和经常指使手下违法查办经济案件。2002年，对当地二十多家民营企业进行涉税大检查，没查出问题，就以限制人身自由为要挟，收取企业“保证金”28万元。他们从当地信用社违规贷款近千万元，用来放高利贷、倒卖汽车、开酒店，至今尚有贷款本金232万元、结欠利息114万元不能收回。他们多次购买二手车、走私车，然后高价卖给公安局及各队所，或是抵顶工程款、贷款，或是强迫他人购买废旧车，赚取巨额差价。
“抓赌”“抓嫖”，更是这个黑帮的惯用伎俩，他们频繁开展这类“行动”，借机对无辜民众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乱收罚款，然后私自截留非法收入。
如果有人在1996年9月的一个午夜路过土左旗的哈素海牌楼，必定会看到一幕奇景。当时，苏和带领二十多人前去“抓卖淫小姐”，他命令所有饭店老板和服务人员约三四十人，全部集中到一片空地上下跪，谁不愿意跪或跪得慢一点，就遭到殴打。苏和等人则坐在饭店屋里，轮番把人传进来审问，对不从命的拳打脚踢。这样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2003年，苏和指使巡警队“抓赌”，在讨尔号庙营子村一次抓回五十人，谁家拿钱来才能赎人。还殴打这些人，逼他们招出还有哪些村民参与过“赌博”，根据这份“黑名单”，持续两个多月到村里抓人。当时正值农忙季节，很多村民怕被抓，有家不敢回，回家也只敢睡仓库，有的甚至睡在河槽里。
办案人员说：“有的村子为了逃避苏和的滥抓滥捕，专门在村头设了‘瞭望哨’，只要望远镜看到苏和一伙的车队过来，就上演全村集体大逃亡，如同应对鬼子进村。”
民众告倒黑帮老大
横行无忌的“老大”终究要付出代价。让其受到严惩的，正是那些他平时根本不放在眼里的百姓。2006年初，一封民众举报信寄到公安部，揭发了以苏和为首的警察黑帮的种种罪行。公安部领导指示：严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厅长赵黎平亲任专案组长，从全区抽调了五十名警察，在苏和盘踞十几年的土左旗展开调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组成的专案组，经过半年调查取证，苏和团伙终于被送上了法律的审判台。 呼和浩特：涉黑案十人中有九名是警察
中国公安部督办的呼和浩特市“6·06”警方涉黑案件日前侦查终结，并移送至鄂尔多斯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在这个涉黑案件中，主要有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公安分局原政委苏和为头目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十名，其中九人原为警察。
据新华网报道，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黑社会组织以苏和自己经营的“金宇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为活动据点，以苏和分管的土默特左旗公安局一些部门为依托，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大肆聚敛钱财，非法控制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党委，干预旗委、政府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称霸一方。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2005年6月6日成立专案组，查明这个黑社会组织共涉案67起，涉案金额808万余元，涉嫌16项罪名，分别是非法拘禁、受贿、强奸、寻衅滋事、非法狩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诈骗、赌博、抢劫、滥用职权、强迫交易、贪污、挪用公款、非法持有毒品、销赃以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专案组还依法收缴了四支猎枪和338发猎枪子弹。
除了苏和，其它九名主要犯罪嫌疑人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纪委书记何长伟、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全胜路派出所原所长于新江、土默特左旗公安局经侦大队原大队长聂子龙、土默特左旗“金宇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孔繁军、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察素齐镇派出所原所长恒巴图、土默特左旗公安局毕克齐派出所原所长张俊生、土默特左旗公安局毕克齐派出所原民警陈吉平、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民警高永刚、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巡警大队原民警任红彪。
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调查报告，下)
山西：205名官员涉保护黑势力被捕
在山西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有205名官员因涉嫌与黑恶势力勾结、充当黑势力的“幕后指挥者”和“保护伞”被批捕，其中官员和煤霸勾结的情况非常严重。
据山西省检察长座谈会上透露，在山西省“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今年上半年共批捕涉嫌为黑恶势力提供保护的公务人员205名，涉黑涉恶案件51件。
据介绍，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是此次山西“打黑除恶”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也是行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严重侵蚀矿产、能源行业的煤霸非常猖狂，被列为山西“打黑除恶”首要打击对象。
此外还有六类黑恶势力：扰乱建筑市场秩序，强行承包工程的黑恶势力组织;扰乱运输秩序，强占客源、货源，垄断运输线路的黑恶势力组织;扰乱歌舞娱乐场所管理秩序，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的黑恶势力组织;横行乡里、寻衅滋事或把持基层政权、欺压群众、为所欲为的黑恶势力组织;外来人员中受雇于人充当打手，护场助威，组织械斗的黑恶势力组织;设赌抽头，牟取暴利的黑恶势力组织。
中央将今年定为“打黑除恶”年，而“打黑除恶”的重点是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此前，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也承认，“红帽子”黑帮为非作歹的现象确实存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媒体多次报道地方官员与黑帮勾结，杀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据中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此前透露，黑恶势力正日益向政治和经济领域渗透，黑社会势力已渗入政府部门，不仅仅控制贩毒﹑组织卖淫和勒索保护费，而且左右地方政治。同时，他们盘踞了建筑、能源等行业，而且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
江西：打黑打出白吃黑
被称为江西打黑第一案的熊新兴案2006年12月28日终审判决。此案中多名公安民警充当了犯罪分子的保护伞，其中包括原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许晓刚。案件终审但丑闻未结，2007年元旦刚过，又有举报称审理该案的九江市中级法院在一审时让被告人家属选派代表进行“谈话”并要求交钱，仅熊新兴的家属交的钱就超过六十万元。
《中国青年报》报道，熊新兴2005年2月28日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江西省公安厅刑事拘留。2006年7月17日，熊新兴案在九江市中级法院一审开庭。2006年9月26日，一审法院判处熊新兴死刑。公诉机关指控，熊新兴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为其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编织“保护伞”。
判决书称，熊新兴为了给其犯罪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寻求保护、逃避打击，利用金钱大肆拉拢、贿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编织“保护伞”。已查明充当“保护伞”的人员有，原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许晓刚、原抚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尹光，原临川市公安局巡警大队大队长操宜荣、民警祝金发等多人。
据了解，2002年至2004年间，熊新兴多次被举报涉嫌开设赌场、故意伤害、组织黑社会等犯罪情况，许晓刚向熊新兴透露举报的内容，并多次去抚州与当地党、政、公安机关领导用餐时选择熊新兴的山庄或叫熊新兴陪同。2004年9月，许晓刚得知省公安厅要抓捕熊新兴，便通过章新明、李雅将此消息透露给熊新兴，熊新兴得知此消息后潜逃。
熊新兴为感谢原抚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尹光在公安机关查处其违法犯罪活动时给予的关照以及以后能继续得到他的关照，于2002年夏天在珠海海湾酒店送给尹光现金五万元;如2003年年初在自己家里送给尹光现金十万元;2003年夏天在广州市的中国城大酒店送给尹光观金两万元;2003年秋天在尹光家送给尹光现金十万元。
就在案件“真相大白”之际，2007年元旦刚过，又有举报称“江西涉黑第一案中，九江市中级法院向被告人家属索取黑钱，仅第一被告人熊新兴的家属交的钱就超过六十万元。”
有律师称，法院在一审开庭之后，判决之前，让被告人家属选派代表进行“谈话”并要求交钱，说对量刑有意义，这种做法，在全国都罕见。还有的被告人家属被要求交“理财金”。被告人家属缴纳的钱大多是向亲戚、朋友借的，并不是被告人的赃款。更为重要的是，在法院庭审前被告人财产早已被查封和冻结。
据调查，熊新兴涉黑案中，九江中院在一审判决前，向被告人熊新兴家属分三次收取六十万元现金，向被告人许辉家属收取五万元现金，向被告人熊建祥家属收取三万元现金，向被告人张新军家属收取三万元现金，向被告人张文锋家属收取两万元现金，向被告人李华家属收取一万元现金。
上述款项都是九江中院以“暂存”的名义收取的。目前能调查收集到的收据和银行单据显示：在熊新兴涉黑案中，九江市中级法院至少向六名被告人的家属收取了74万元“暂存”款。
李肖霖律师就熊新兴家属向法院交钱的证据分析说，收据是由九江市法院财务部门统一出具的，收据中的“刑一”，指的是九江市中级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这个标志显示的是这笔款项是在属于刑一庭审判的案件当中收取的，以便和其他法庭加以区别。
六名被告人家属和律师表示无法理解收据中的“暂存”是何含义，但九江中院却表示，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这么做。九江市中院院长陈坚表示，法院收这个钱一是判决生效后要没收被告人财产的，要予以没收，全部集中起来交给国库，案子在审理过程中，就可以这么做;一是有的案件附带有民事诉讼，比如杀人的，对他人财产有侵害的，如果对被害人有所补偿，求得被害人的谅解，这样的话在量刑上可以考虑。
而九江市审计局一名工作人员则透露，九江中院向几名被告人家属出具的收据实质上相当于“打白条”。这名工作人名还拿出一张“江西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样张，这张票据上有江西省财政厅票据监制专用章。这名工作人员称，这种收据才是江西省真正的行政事业性收据。
此外，对于九江市中级法院的这一做法，刑法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当地审计局的工作人员均表示，现行《刑法》中没有任何一条规定法院可以向被告人家属收取“暂存款”或“理财金”。假如法院以减轻判刑为由，向家属收这笔钱(“暂存”款)，应该引起上级法院的高度重视。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阴建峰博士表示，如果是赃款，则是被告人的犯罪所得，家属的合法财产不能当作赃款追缴;如果是对被告人的罚金，那么应该在判决生效以后才能执行。
黑恶势力向中国经济领域渗透
据中国公安部刑侦局负责人透露，当前黑恶势力的违法犯罪活动已经开始向经济领域渗透。其突出表现是称霸一方，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此外，他们充还当打手、杀手。有的专门看护地下赌场、色情娱乐场所，充当保镖;有的插手经济纠纷，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替人催款讨债;有的干扰司法公正，充当“地下法庭”，替人摆平事端。
前不久，河北省曲阳县警方打掉了一个以村支书李建设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这个团伙与多名当地干部沆瀣一气，网罗地痞恶棍称霸作恶，自1998年以来，以追债为名先后绑架人质八名，其中三名妇女惨遭强奸、轮奸，人们把这伙歹徒称作“绑架专业户”。涿州少女黄某被他们非法拘禁达六十多天，屡遭轮奸，并被这伙歹徒用大钢针沿指甲缝钉满十指，受尽折磨。
欺行霸市，是黑恶势力向经济领域渗透比较多见的类型。即称“行霸”，是目前最普遍的黑恶势力类型。其主要特点是垄断、独霸某一种或几种行业的经营权，并以收取“保护费”名义对其他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他们在某一地域或某一行业里，往往还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村霸”、“市霸”、“街霸”、“厂霸”、“矿霸”、“棉霸”、“路霸”们称霸一方，鱼肉百姓，群众敢怒而不敢言。
河南汝州市以唐利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召集打手成立“讨账队”，专门为非法金融活动收贷，动辄打、砸、抢、砍、绑，闹得鸡犬不宁。在汝州，哪家酒店、哪家企业搞得好，哪里开有娱乐场所，他们就到哪里收取“保护费”，不交就踢场子、砸摊子。
浙江省是全国商品市场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该省路桥、义乌、温州等地综合市场的托运行业基本上被黑恶势力所垄断，其中最典型的是路桥的“二林集团”，以林才红、林才勇兄弟为首，骨干成员有23人，还培养了一批未满16周岁、刚出校门的学生作后备打手。该团伙自1995年以来采用威胁、恐吓、破坏其他客货运经营户的交通工具等手段，在国道沿线作案28起，造成22人受伤，他们的“天龙公司”垄断了台州往返杭州的业务，长达五年，聚敛了几千万不义之财。
在一些地方，如果没有黑恶势力的允许，建筑工地无法开工，娱乐场所无法开业，集贸市场无法经营。黑恶势力在进行行业垄断的同时，暴敛钱财就成为了另一个“孪生兄弟”。以郑卫国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在西安市长安县采取暴力恐吓等手段，垄断了长安县的土方工程，如有人敢于同其竞争，就会遭到残酷迫害。2000年5月，郑卫国一伙将竞争对手张某绑架，进行恐吓、殴打，并残忍地用开水将张某浇烫成重伤。走私贩毒是黑恶势力在经济领域的又一表现。黑恶势力一般来说是个综合性的犯罪组织，但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专干某一种犯罪，或着重于某一种犯罪，走私贩毒型即如此。此类黑恶势力并不只指走私、贩毒，还包括制造假币、假货，组织、强迫妇女卖淫，拐卖人口，赌博等犯罪。这种类型的黑恶势力与一般走私贩毒人员的区别是它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以及以暴力作为犯罪的主要手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毒品泛滥，贩毒分子与大陆黑社会勾结，贩卖毒品。辽宁省原来毒品甚少，现在沈阳、鞍山、丹东、营口、阜新等城市已形成“地下毒品一条街”。
高利放债也是一些黑恶势力暴敛财物的手段之一。这类黑恶势力目前主要出现在江、浙、闽及两广等地。广西梧州的张树林自称“宋江”，开了一家“及时雨典当行”，其实就是地下钱庄，张树林兄弟以此为据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黑帮组织，主要成员有29人，放债追债，高利盘剥。从这里借钱月息达10%，超期不还罚息50%，而且利加利、利滚利。雇用打手追讨、打杀，在梧州横行、作恶长达六年之久。有证据可查的就至少作案34起，砍伤16人，致残两人，重伤一人。直到1998年，张氏黑帮将一名没有袒护他们的袁姓法官的妻儿砍成重伤，惊动了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作出“严惩不贷”的批示后，公安机关将其“一网打尽”。在法院决定公开审理之前，才有八名受害人敢来报案，庭审期间有五人报案。庭审结束后几乎天天有人报案。在此之前，梧州百姓对张氏黑帮畏之如虎，一直不敢报案，甚至一些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受了张氏的欺压也不敢报案。
重庆警方此前打掉了伤害、敲诈勒索等作案70起，非法敛财6500多万元，涉案犯罪嫌疑人114名的封曼黑社会性质组织。
吉林警方查获了梅河口市号称“地下黑市长”田波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个犯罪集团通过杀人、绑架、敲诈勒索、偷税漏税等作案手段，共掠夺财物价值2000万元。
有些黑恶势力通过非法手段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2001年3月初，浙江省警方历时5年、转战21省市，最终破获了目前中国最大的一个涉嫌黑社会性质的张畏犯罪团伙。号称浙江温岭“首富”的张畏，一面以合法经营为掩护，一面网罗150多名社会渣滓，巧立名目非法集资，侵占挪用客户资金，共骗取近五亿元资金。调查结果显示，此案涉及党政机关干部42人，司法机关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十人，其中包括前温岭市公安局局长杨卫中和温岭市前市长周建国。他们对张畏的关怀“无微不至”。张畏在温岭的别墅围墙上甚至有一块写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
为了控制一方经济，向经济领域渗透。黑恶势力往往不择手段暴敛财物，疯狂攫取经济利益，以“黑”护商，以商养“黑”，严重扰乱了中国的经济秩序。爆炸、杀人、抢劫、敲诈勒索、强奸、绑架、恐怖手段等严重暴力犯罪，成为犯罪团伙非法聚敛巨额财富，支持其所属经营组织洗钱的惯用手段，这也是黑恶势力最基本的、最初始的特征。
黑势力左右地方政治：盘踞建筑等行业
虽然公安部门不愿意承认国内黑社会势力坐大，但是现在愈益恶化的治安已经不容回避。据中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透露，黑恶势力正日益向经济、政治领域渗透，他们盘踞了建筑、能源等行业，而且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
盘踞建筑、能源行业
该负责人称，黑恶势力仍在不断滋生蔓延，并且日益向经济、政治领域渗透。目前，黑恶势力主要盘踞在建筑、运输、商品批发等各类市场，歌舞、洗浴等娱乐休闲场所和餐饮业，有的还渗透到有色金属、煤矿等能源领域。
同时，黑恶势力的犯罪手段更加隐蔽，一些“黑老大”不再直接实施暴力犯罪，有的临时雇佣社会闲散人员作案，还有所谓的“黑衣帮”、“光头帮”，专门受雇打架、撑场子、追款讨债，吃霸王饭、看霸王戏，横行街头，为害一方。
黑社会势力已渗入中共和政府部门，不仅仅控制贩毒﹑组织卖淫和勒索保护费，而且左右地方政治。此前，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也承认，“红帽子”黑帮为非作歹的现象确实存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媒体多次报道地方官员与黑帮勾结，杀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黑社会公司化趋势
据介绍，中国黑恶势力正处于滋生、发展时期，而且黑恶势力形成快、发展快，某个行业、区域的黑恶势力被打掉后，很快就有新的不法分子企图取而代之，甚至又发展为新的黑恶势力。黑恶势力的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他们往往以公司、企业掩盖黑恶组织，用经营活动掩盖非法手段，用公司利润掩盖非法获利。境外黑社会组织也在向中国内渗透。
在近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召开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曾强调说，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也是加强政权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
地方政府“黑社会化”
5月23日有两条新闻，让人心里感到格外不安：一条是安徽南陵县公安局招录11名干警，但其中竟有8人是在局领导的安排下，通过突击编造假工作简历蒙混过关的，他们大部分是有关领导的亲朋好友(5月23日;另一条是陕西潼关县工商局多次对入境的货车强行拦截，任意罚款，河南司机张建勋在被逼交罚款2.7万元后服毒自尽。)
这两件事都预示了一种触目惊心的趋势，即我们一些地方的社会生活和部分政府机构，正在走向“西西里化”(即“黑社会化”，因被黑社会对政府与社会生活高度渗透的意大利西西里岛而得名)。“西西里化”通常包括两个并行不悖的趋势：“政府黑社会化”和“黑社会政府化”。
“政府黑社会化”的主要特征是权力范围的私产化和权力行使的无规则性。掌权者把自己的治理区域视为私产或封建领地，任意使用其权力，不受任何制度与规则的约束，权力者个人的意志就是法律。
这一特征在潼关县工商局那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尽管司机张建勋的各种手续都十分齐全，并主动表示要出示商品合格证，但该局经检大队队长支忠民却说：“要是叫我看你们商品合格证书，我就罚你们5万元;如果我不看，就罚你们3万元”——这完全是黑社会老大的作派和口气，哪里还有一点点对法律的敬畏?在这个特定的时空和情境中，支忠民俨然成了法律本身。
而“黑社会政府化”的主要特征就是私人关系的网络统治，“家族”成员掌握着重要部门。表现为权力者任用官员并不是根据正常的制度程序规则或标准，而是任用私人朋党、亲族纽带、甚至是黑社会式的团伙。在权力者与其任用的官员之间就形成以私人效忠为基础的关系网统治。
在这一点上，南陵县公安局这次招录干警，可以说正是一个典型。我们不难设想，如果不是被举报并被招致媒体曝光，那么这8个冒牌货顺利地变身为“公安干警”之后，他们会把法律放在心上吗?他们会把社会公众的利益防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吗?一旦遇到问题，他们是服从法律还服从让他们穿上警服的“恩主”，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而如果警察不服从法律而只服从自己的“恩主”，那这样的公安局和黑社会又有什么区别呢?
行政执法部门的“西西里化”所造成的后果，只能是社会的冲突和断裂，而绝不可能是社会和谐。因为他们依靠赤裸裸的、冷酷无情的暴力来获取利益，只能在受害者(主要是无权、无势、无钱的底层民众)心中播下仇恨的种子，同时又因为他们穿着行政执法人员的制服，占据着合法的政府机构，这就使得受害者丧失了对国家公权力和法律的信心而陷于绝望。张建勋的自杀就是绝望的一种表现，但绝望的表现却并不仅仅是自杀，更大可能的却是以暴制暴，鱼死网破!
潼关县和南陵县，相距千里，却发生了性质同样严重的事件，让我们无法回避“西西里化”现象的普遍性。我们已经没有时间继续犹豫，到了破釜沉舟，痛下决心的时候了。
“红帽子”黑帮
中国的黑社会势力已渗入中共和政府部门，它们不仅仅控制贩毒﹑组织卖淫和勒索保护费，而且左右地方政治。甚至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此前会见记者时也坦然承认，“红帽子”黑帮为非作歹的现象确实存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媒体多次报道地方官员与黑帮勾结，杀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据德国之声引述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说，“一些人买了官位，成了人大或其它机构的代表，这种情况不仅省市地方有，北京也有。有人甚至把自己的心腹送到警校学习。”
低工资﹑教育程度低下的官员﹑警察和政界人士往往都愿意为黑帮效劳。另一方面，官员们把黑帮团伙拉到自己一边，作为他们逼迫农民交税交粮的帮手。这些操纵犯罪的组织都有一些很形象的名称，如‘北霸天’﹑‘静国’或‘信美’等，他们的武器从腐败警察那里买来。与传统的犯罪集团相比，他们内部等级森严，大多听从一个称为‘大哥大’头领指挥，头领四周是一个由上层匪徒组成的顾问班子。想入伙的人必须先接受考验，团伙内部有严格的行为准则。作为考验，一些团伙甚至要求入伙者至少杀死一个人。”
分析说，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巨大社会变迁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家庭纽带和村庄集体破裂，失业和失去生活根基的人数不断上升，这一切促成了黑社会死灰复燃。
目前中国黑社会会利用党政部门的官员充当保护伞，通常黑社会首脑在掌握黑道势力和经济实力后，再行贿党政要员，甚至得到显赫名誉。
福州黑帮头目陈凯，用数千万元行贿当地官员，包括六名厅级、十七名处级、十二名科级官员，使他们成自己的保护伞，并成功垄断福州的赌博业，又经营酒店、电动游戏机、夜总会、房地产等行业，涉及资金超过一亿六千万元。
称霸山西的“燕子帮”不但与当地政法官员勾结，编织关系网和保护伞，还用“无间道”的方式，将大批成员送入警校，有十五名卧底成功进入警队，并先后多次通风报信，协助其他成员逃脱。
被称为“中国涉黑第一案”的主角刘涌，背后更有极庞大的保护伞。有报道指，沈阳市检察院前检察长刘实是他的“干爹”，和平区劳动局前副局长高明贤是他的“干妈”，市中级法院前副院长、市政协前副主席焦玫瑰与他关系密切，更用十万美元的贿款令沈阳市长慕绥新为他提供强大的保护。
近年一些政府征地或拆迁事件中，发现有“不明分子”参与其中，使用类似黑社会的暴力威吓手段逼迁。抗议征地者被群殴，甚至被殴致死;抗议拆迁者被群殴或被暴力驱赶，类似事件已发生多起。去年6月11日，河北省定州市绳油村村民因征地问题与当局爆发流血冲突，导致六人死亡。
中国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11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会议发表工作报告，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各地法院去年严惩包括黑社会组织等严重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结案近二十四万宗，判处罪犯逾三十二万人，情况令人担忧。
不打击基层政权的官黑勾结将跟“执政为民”的口号背道而驰，而打击了官黑勾结镇压民众抗争，又担心会被视为是高层在鼓励维权运动。中央政府往往希望地方政府，不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而不要引爆成殃及中央的重大事件。温总理就曾警告地方当局在处理农村骚乱事件的问题上不要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地方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
中国一些乡镇领导容忍甚至纵使黑恶势力施行“合法的管治”，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在媒体的调查中发现，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控制村级基层政权，与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最基层的乡镇党政存在某些关联。有些是由于乡镇党政治理不当和打击不力，导致辖区内黑恶势力猖獗，而这些黑恶势力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就自然而然地将黑手伸向了村级政权组织，而乡镇党政则采取容忍的态度。有些则是乡镇党政领导有意识地扶持或纵使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他们不仅为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提供各种的途径，有时甚至还亲自为这些黑恶势力张目，使其行为“合法”化。
报道说，农村基层政府“以黑治黑”或“以毒攻毒”，企图用黑恶势力来整治已经混乱的社会治安。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县市交界地，有些乡镇党政面对已经存在的黑恶势力，不是主动地依法进行整治，而企图采取扶持其中的一些黑恶势力来对付另一些黑恶势力。
比如，某镇属于县与县的结合部，历来比较乱，这个镇领导就启用了三个在当地有黑恶势力背景的人分别当任该地的三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这些人掌握了村级政权后，更加有持无恐，购置枪支，组织当地的黑恶势力与外县的黑恶势力进行多次械斗。其中某村的村主任阳某在村委会之外还成立了以其为首的非法组织“村理事会”，直接组织社会黑恶势力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某村村支书兼村主任的杨某更是当地黑社会的老大，在他控制下，利用村委会的名义，强迫村民出钱，非法购置枪支、制造了土炮等进攻性武器，将村政权组织变成了杨某及黑恶势力的根据地。
另外是“以黑治良”。有些乡镇党政在利益的驱动下，为了从农民那里收取税费，就企图借助外力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某镇领导为了征收农民欠交的税费，就启用了当地"狠人"尹某做村支书，对村民动不动就是打骂，镇领导不仅不对他进行惩治，反而大力扶持利用他来对付村民。由于他能采取非法手段强迫农民交纳各种不合理的税费，就多次被镇里评为优秀党支部书记，而对村民的各种控诉不仅置之不理，还将这些告状村民视为刁民予以打击。
报道说，黑恶势力通过村委会的“民主选举”控制农村基层政权，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的另一个特征。
在湘南某市集中整治的四十个黑恶势力控制的村中，有近二十名村主任因涉黑而被法查处。这些村主任都是在实行第四次村委会选举中，通过“民主选举”而窃取权力的。通过“民主”的方式来使社区内的“黑恶势力”合法化、政权化，是目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面临的问题。
第二篇：读《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的心得体会
2011年9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全面阐释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框架体系。这是中国政府继2005年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之后，再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郑重阐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性。新版白皮书有关和平发展的内容更加充实、体系更加完整。
白皮书从道路、目标、方针政策、必然选择和对世界的意义上对中国和平发展进行了全面、翔实、深入的阐述，为我们临摹了一副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画卷，描绘了一张中国未来坚定走和平发展之路的美好蓝图。学完白皮书，心潮澎湃与心平气和兼而有之，民族自信与民族自省兼而有之，现实认识与未来期待兼而有之。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的发表,是中国在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的开局之年、以新的视角来阐释自己对和平发展道路新认识的体现。正如白皮书所说,走和平发展之路,是中国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发展的内生需求。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全新道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郑重选择和庄严承诺。
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和重大战略机遇期新十年的开启之年，又值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发布这一统领内政和外交的战略性文件，对外宣示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内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实属必要。
从国际视角看，中国持续高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更加关注中国走向，担心中国走上“国强必霸”的老路，有的大国怀有战略疑虑，一些周边国家心存畏惧。中国需要向外界进一步宣示自己的战略意图与方针政策，用以增信释疑，排除干扰。
我国作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有诸多因素。
从内因上讲，首先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治制度不允许搞对外侵略和掠夺。另外，我国人民历来是一个酷爱和平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和为贵”的道德传统。再者，我国曾长期遭受外来入侵和压榨掠夺之苦，一向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绝不能把自己曾遭受过的苦难加到他国人民身上，这是我们的基本道德观念。
从外因讲，国际形势的发展，尤其是朝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现实，一方面不允许包括我国在内的任何新兴国家重走西方列强靠武力征服而崛起的道路，另一方面也为我国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和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始终沿着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主要是依靠党的正确决策和全体我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但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国领导集体始终科学把握世界的深刻变化及其特点，善于从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方向，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特别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是可以实现的。
中国走平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意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始终是中国的中心任务。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中国人民最需要、最珍爱和平的国际环境，愿尽自己所能，为推动各国共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加广阔的市场。事实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成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已成为中国的国家意志。
走和平发展道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13亿中国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无疑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增添了极其重要的积极因素。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只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也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中国今天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来强大了也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始终是中国政府谋求发展的宗旨和原则。
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也需要和平，我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随着我国力量的发展壮大，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以国际维和为例，我国从1990年才开始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最初只派少数军事观察员，而这些年来参加了17项联合国维和项目，共八千多人次。由此可见中国走平发展道路的决心。 忍辱负重、以德报怨——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世界之福。自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门户到建国的100年间，旧中国备受欺辱，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毫无尊严可言，甚是凄惨。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在中华民族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建国以后，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宰相肚里能撑船，不计前嫌，以德报怨，毅然选择了和平发展的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的和平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模式，没有走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的老路。不仅如此，中国还秉持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观，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和减轻人道主义灾难做出了突出贡献。没有中国的支撑，世界经济很难走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没有中国的支撑，美欧债务问题很可能更加棘手，世界经济金融将“万劫不复”。此外，中国还累计向外提供了2563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这在我们面临建设小康社会繁重任务背景下实属不易。中国和，世界和，中国霸，世界霸,中国强，世界福。
科学发展、自主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世界之宝。在中国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惠及13亿人口的小康社会，难度之大，任务之重，可想而知。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众志成城，团结一心，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开辟了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新型道路。科学发展指引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在最高层统领着中国的发展。自主发展强调自力更生，不把问题和矛盾转移给别国，体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内核。开放、和平、合作、共同发展体现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与世界融为一体，共同发展的意愿和能力。中国创造的发展理念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同时也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指引和参考。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理念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认可，一些国家开始学习借鉴这些发展经验。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和模式确实是世界的宝贵经验财富。
宣示宝典、调研瑰宝——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的实用价值很高。白皮书全面阐述了我和平发展道路和对外方针政策，是我对外宣示发展理念和外交战略宝贵材料和重要依据。相信以白皮书为依托的对外宣示将更富有特色、富有成效，为我赢得更好外部发展环境发挥更大作用。白皮书观点鲜明，内容丰富，数据翔实，是我们开展调研不可多得的参考材料。比如白皮书首次提出要将和平发展上升为国家意志，更加明确了和平发展的国家属性。白皮书对中国自身发展和对世界贡献从数据角度进行了概括分析，非常清晰有力。此外，我们也要学习白皮书的写作风格，学习其言简意赅、语言朴实与生动有机结合但等特点。比如白皮书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既形象生动也干脆有力，值得我们学习。
总而言之，白皮书向全世界表明了心意，中国以前、现在、将来都将一如既往地实施和平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中国和平发展决不会再象以往一样忍辱负重，而是有坚强后盾作保障的发展。任何干扰阻碍中国和平发展的做法都将受到中国强有力的反击。
第三篇：中国物联网产业发展蓝皮书
《中国物联网产业发展蓝皮书(2010)》： 何谓物联网
中国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 作者:中国物联网研究发展中
《中国物联网产业发展蓝皮书( 2010 )》由中国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筹)、中国科学院物联网研究中心、江苏中科物联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版，该书包括环境篇、概述篇、产业篇、应用篇、技术篇、战略篇、展望篇、附录篇等内容，共二十章，二十多万字
《中国物联网产业发展蓝皮书(2010)》由中国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筹)、中国科学院物联网研究中心、江苏中科物联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版，该书包括环境篇、概述篇、产业篇、应用篇、技术篇、战略篇、展望篇、附录篇等内容，共二十章，二十多万字，对物联网产业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以下是部分内容摘录
物联网定义和相关概念
蓝皮书提出了物联网的定义：物联网(IOT：Internet of Things)是一个通过信息技术将各种物体与网络相连，以帮助人们获取所需物体相关信息的巨大网络。物联网通过使用射频识别RFID、传感器、红外感应器、视频监控、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采集设备，通过无线传感网、无线通信网络(如Wi-Fi、WLAN等)把物体与互联网连接起来，实现物与物、人与物之间实时的信息交换和通讯，以达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目的。
外延概念描述之一：物联网是未来互联网的组成部分，是互联网的应用延伸和拓展。未来进一步发展，将可能成为工作平台，因为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是从连接人到物。最早是连接人的，后来连接各种各样的服务，现在连接各种各样的物体。它是有着自我配置能力的全球动态网络，在其中，物质和虚拟的“物”都有着自己的身份、物质属性、虚拟特性和可使用的智能接口，并无缝集成到信息网络。它涉及从信息获取、传输、存储、处理、应用的全过程，材料、器件、软件、系统、网络各方面的创新都会促进物联网的发展。
外延概念描述之二：在物联网中，人们将成为商业、信息、社会的积极参与者。从发展战略或者长远目标来说，物联网将建立在标准通信协议基础之上，计算机网络、媒介网络、服务网络将整合为一个全球人们共同拥有的互联网平台和无缝信息网络。
外延概念描述之三：在“物联网”时代，钢筋混凝土、电缆将与芯片、宽带、无线网络整合为统一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更像是一块新的地球工地，世界的运转就在它上面进行，其中包括经济管理、生产运行、社会管理乃至个人生活。下一代互联网将成为公共基础设施，每个人都可以像使用空气、水、电一样使用互联网，并能动态地随着“物”之间的相互连接而改善使用的体验，方便性和快捷性也将大大增强。由此，物联网中的通信将不仅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也发生在人与他们所处的环境之间，这样的互动方式无疑将推动人与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改善及和谐化，也就会推动社会公共空间、公共利益的建设。并且，当物联网能够实现智能化的自我配置、感知环境的时候，那么它的行为自然能够自我管理、自我调整，与环境适应，比如在生命周期结束时，对拆卸、回收利用进行提醒和智能管理，以保护环境。
物联网相关概念
M2M(Machine to Machine)
简单的说，M2M是将数据从一台终端传送到另一台终端，也就是就是机器与机器(Machine to Machine)的对话。但从广义上M2M可代表机器对机器(Machine to Machine)人对机器(Man to Machine)、机器对人(Machine to Man)、移动网络对机器(Mobile to Machine)之间的连接与通信，它涵盖了所有实现在人、机器、系统之间建立通信连接的技术和手段。
传感网
传感网是指“随机分布的集成有传感器、数据处理单元和通信单元的微小节点，通过自组织的方式构成的无线网络”。现在谈到的传感网，一般指的是无线传感器网络，严格来说应当称为wireless sensor network(WSN)。传感网实际上由传感器+短距离传输模块共同构成。传感器种类非常多，常见的有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湿度传感器、振动传感器、位移传感器、角度传感器等，据说传感器的种类有3万余种。目前我国从信息化发展新阶段的角度提出传感网，其研究和探讨的重点其实并不是传感器本身，而是聚焦在通过各种低功耗、短距离无线传输技术构成自组织网络来传输数据。泛在网
也被称作无所不在的网络，最早见于施乐首席科学家Mark Weiser在1991年“21世纪的计算”文章中提出的Ubiquitous Computing，因此泛在网概念的提出比物联网更早一些，而且国际上研究Ubiquitous的人也更加多一些，已经有一定的积累。2004年，日本提出了U-Japan、韩国提出了U-Korea的国家信息化发展计划。
对于是谁最先提出泛在网概念，目前还有争议。日本学者认为是他们最先提出：无所不在的网络社会将是由智能网络、最先进的计算技术，以及其他领先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武装而成的技术社会形态。根据这样的构想，U网络将以“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能”为基本特征，帮助人类实现“4A”化通信，即在任何时间(anytime)、任何地点(any-where)、任何人(anyone)、任何物(anything)都能顺畅地通信。“4A”化通信能力仅是U社会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建立U网络之上的各种应用。
移动互联网是将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二者结合为一体，它是一个全国性、以宽带IP为技术核心、可同时提供话音、传真、数据、图像、多媒体等高品质电信服务的新一代开放式电信基础网络，是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物联网需要一个无处不在的通信网络。移动通信网具有覆盖广、建设成本低、部署方便、具备移动性等特点，使得无线网络将成为物联网主要的接入方式，而固定通信作为融合的基础承载网络长期服务于物联网。物联网的终端都需要以某种方式连接起来，发送或者接收数据(这些数据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声音、视频、普通信息数据等)，考虑到方便性(需要数据线连接)、信息基础设施的可用性(不是所有地方都有方便的固定接入能力)以及一些应用场景本身需要随时监控的目标就是在活动状态下，因此移动网络将是最主要的接入手段。
对全球物联网产业市场规模的数量化预测，是该蓝皮书的一大亮点。
如书中图表7-1(节选自第七章《全球物联网发展现状及趋势》)所示，相关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显示：2007年全球物联网市场规模达到700亿美元，2008年达到780亿美元，增长10%以上。
图表 7-1 2007-2015年全球物联网整体市场规模变化趋势(亿美元)
数据来源：网舟咨询;数据整理：中国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
据预测，未来5年全球物联网产业市场将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预计2012年全球市场规模将超过1700亿美元，2015年更接近35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接近25%。这样的增长态势持续下去，未来10年全球的物联网无疑都将实现数量和质量的飞跃，实现大规模普及和商用，走进普通人家。
二、安防、电力、交通行业的中国物联网应用位居前列
《中国物联网产业发展蓝皮书(2010)》由中国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筹)、中国科学院物联网研究中心、江苏中科物联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版，该书包括环境篇、概述篇、产业篇、应用篇、技术篇、战略篇、展望篇、附录篇等内容，共二十章，二十多万字，对物联网产业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其中，对中国物联网行业应用市场进行了分类描述，以及数量化的预测。
中国的物联网产业是全球物联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正面临大发展的历史机遇。以安防、家居、电力、交通、医疗、物流等为代表的一些国民经济重点行业开始逐渐接受物联网概念，采用物联网相关技术和产品，应用于行业的生产、服务各个环节。
这些行业应用的市场规模和相应的市场份额，如书中图表10-2(节选自第十章《中国物联网产业发展趋势》)所示。
图表 10-2 2010年中国物联网主要行业应用市场规模及份额(亿元)
数据来源：网舟咨询;数据整理：中国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
数据整理显示：2010年国内物联网主要行业应用中，安防(安全防护、防入侵、智能家居)、电力、交通3大行业位居前列。安防行业的应用遥遥领先，占据了接近一半的市场份额(43%)，规模接近900亿元。其中，智能家居占26%，规模超过500亿元;网络视频监控市场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应用领域，占到15%的市场份额。电力行业和交通行业是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其物联网应用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市场份额分别达到15%和9%左右，市场规模分别为大约300亿元和190亿元。重要的应用行业还包括物流、医疗、手机支付等，并正在逐渐渗透到其他各行业和经济领域。
三、中国RFID产品市场方兴未艾
《中国物联网产业发展蓝皮书(2010)》由中国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筹)、中国科学院物联网研究中心、江苏中科物联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版，该书包括环境篇、概述篇、产业篇、应用篇、技术篇、战略篇、展望篇、附录篇等内容，共二十章，二十多万字，对物联网产业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对中国物联网产业市场规模的数量化预测，是该蓝皮书的另一大亮点。RFID(射频自动识别)是物联网的核心关键技术，对它的现状描述和预测，可以从侧面反映物联网产业的整体市场规模，如书中图表9-4所示(节选自第九章《中国物联网产业发展概况》)。
图表 9-4 2008-2012年中国RFID市场规模(亿元)
数据来源：网舟咨询;数据整理：中国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
2008年中国RFID市场规模已经超过50亿元，2009年实现了25%以上的增长，接近80亿元的市场规模。基于相关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据中国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预测，2010年中国RFID市场规模将达到120亿元的规模，2012年有望达到2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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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民营医院蓝皮书：中国民营医院发展报告（2017）
在国家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激励下，社会资本蜂拥“从医”，新业态不断涌现，民营医院持续、快速发展
一、发展规模逐步增大
(一)民营医院数量增长幅度近年来，我国民营医院数量持续增加，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底，民营医院达到1.64万家，相对于2005年的3220家，增加了4倍，并且与公立医院的数量拉开差距。2010~2016年我国民营医院的总体数量增幅达132.48%，平均增长率达到15.10%，2011年的增长率达到19.4%,并且2015年在数量上开始超过公立医院。相比之下，公立医院总体数量基本呈现负增长的势态，从2010年的13850家降到了2016年的12708家，降低幅度为8.25%。2015年民营医院数占比上升至52.63%，首次超过了公立医院数占比;2016年民营医院数占比更是达到56.39%，相对公立医院，民营医院数量优势愈加显著。
(二)新增民营医院地区分布
进一步分析新增医院的地区分布，在2016年新增加的1914家民营医院中，753家位于东部地区，629家位于中部地区，532家位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民营医院数量仍然最多，西部民营医院数量次之，中部地区民营医院数量最少，但增幅较大。
(三)民营医院规模增长幅度
虽然民营医院在数量上超过了公立医院，但是其规模普遍偏小。统计数据显示，超过80%的民营医院为一级或者未定级的医疗机构，开设床位数普遍小于100张。2016年，平均每家民营医院的床位数仅为75张，而同期每家公立医院平均床位数达到351张。
二、医疗服务能力逐年递增
(一)门诊诊疗人次2005~2016年，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门诊诊疗人次均呈逐年递增趋势。至2016年，公立医院门诊诊疗人次为28.48亿人次，占比为87.09%;民营医院门诊诊疗人次为4.22亿人次，占比为12.91%。民营医院门诊诊疗人次占比逐年增加，2010~2016年年均增加16.8%，尽管民营医院门诊诊疗人次逐年增加，但是对比同期民营医院数量增幅达132.48%，这就反映出一个非常严峻的事实，民营医院的服务能力和数量增幅相比，差距非常大，而且同期公立医院门诊诊疗人次的增幅大于民营医院。因此，如何在患者中建立良好口碑、吸引患者就医，是民营医院发展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住院人次
2005~2016年民营医院的住院人次逐年增加，从2005年的208万人次增加到2016年的2777万人次，占比由4.07%上升到15.84%，略高于2015年的14.70%。尽管2005年以来公立医院住院人次占比徐缓降低了约10个百分点，但我们不能不看到，2016年公立医院住院人次占比仍达84.16%，说明民营医院的住院服务总量仍处在较低水平。
三、医务人员增长迅速
卫生技术人才是民营医院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医务人员流失、人才吸引难等问题制约了民营医院的长期、健康发展。2011年和2016年公立医院医务人员总数分别为398.09万人和533.95万人，同期民营医院医务人员总数分别为54.61万人和120.26万人，仅占公立医院的13.72%和22.52%，民营医院医务人员总量仍处于较低水平。
伴随着民营医院的快速扩展，民营医院吸引到更多人才。从增长速度看，2011~2016年民营医院医务人员数增长率达120.22%，而同期公立医院医务人员数增长率仅为34.13%。
四、医疗效率亟待提升
(一)床位使用率民营医院的床位使用率虽然从2005年的49.80%提升到2016年的62.80%，但始终维持在62%左右，而同期公立医院的床位使用率为91.00%。民营医院的床位数在持续增加，但是病床使用率变化不大，说明大量闲置床位的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这说明民营医院的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还没被社会公众广泛认可。
(二)平均住院日 2016年民营医院的平均住院日为8.6天，同期公立医院平均住院日为9.6天，说明民营医院在住院流程的各个管理环节协调上较为完善，同时也与住院患者病情较轻、较少为疑难疾病和危重患者有关。
五、民营医院的发展机遇
新医改以来，我国政府一直鼓励社会办医，2010年就提出“非禁即入”原则。“十三五”以来，实质性的政策不断出台，进一步破除社会办医隐形壁垒。2017年1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提出放宽社会力量举办医疗机构服务领域的要求，支持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参与健康服务。发展专业性医院管理集团，推动社会力量办医疗机构水平提高。鼓励社会力量提供儿科、精神科、老年病、长期护理、口腔健康、康复、安宁疗护等稀缺资源及满足多元需求的服务。
近年来，民营医疗在重塑医疗健康生态圈，利用互联网医疗等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模式与传统医疗模式融合的速度将加快。这将使传统的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模式出现较大的分化，部分民营医疗机构全面转型升级，部分坚守基层、低端服务，部分自生自灭。总体上，在互联网技术运用以及电商业务的发展阶段，医疗产业前期高投入和高风险特性对融入互联网和电商业务的医疗机构来说，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总之，国家卫生政策的利好为社会办医持续注入活力，民营医院必将蓬勃、健康地发展。
我国民营医院信息化建设水平普遍不高，资源投入匮乏，未来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信息化作为考察现代化医院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民营医院要面临的一大关卡。为了解民营医院信息化建设现状与发展趋势，以便相关部门从政策和技术等方面对民营医院的信息化建设给予更精准的支持和帮助，指导民营医院管理者科学合理地制定信息化建设与发展规划，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联合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2016全国民营医院信息化现状调查研究，现总结如下。 1.参与调查医院基本情况
241家民营医院各项指标分布差异明显。地区分布以中东部地区为主;综合性医院、非综合性医院分布较平均;以营利性医院为主，年医疗收入大多小于5000万元，床位数基本小于500张，平均职工约270人，大多数医院已接入医保。 2.信息化组织管理情况
(1)医院信息化建设投入：医院信息部门主要承担的工作内容是医院信息系统建设和医院信息系统运行与维护。90%的调查医院有专门的信息化部门，且有分管信息化工作的院领导，仅有少数医院信息化工作由行政部门代管;近40%的医院有信息化整体建设发展规划，超过50%的医院制定了部分发展规划;信息部门总人数普遍为1~5人;信息化累计投入和整体预算水平均相对较低，绝大多数医院信息化投入小于300万元。
(2)医院管理层对信息化建设的认知：民营医院管理层基本重视医院信息化建设，9544%的民营医院管理层普遍认为医院信息化建设作用巨大，是现代医院管理的有效手段和必要工具;仅5家医院管理层认为信息化建设作用不十分明显，收效不明确;1家医院管理层认为信息化建设基本无用。 (3)医院信息化建设面临的主要困难：调查结果显示，民营医院信息化建设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缺人、缺钱、缺理念。93.33%的医院管理者认为医院信息系统最应解决的问题是提高临床业务效率，支持医院流程再造;50.0%以上的医院管理者认为医院信息化建设最主要的障碍分别是信息化专业人力资源不足、缺乏充分的信息化资金支持及管理层缺乏信息化建设和管理的经验。 3.信息系统建设与应用情况
(1)关键信息系统建设情况：将医院关键信息系统分为HIS、医生工作站、护士工作站、收费系统、物资管理系统、电子病历系统(EMR)、LIS系统、PACS系统和移动护理系统等，对各系统建设的全院覆盖率均不足80%。药品管理全院覆盖率居首位，移动护理系统全院覆盖率最低，为6.64%。 4.信息系统建设相关性分析
医院床位数与2016年总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即医院床位数越多，总收入越高。2016年总收入与信息化建设累计总投入，以及信息化建设累计总投入与2017年信息化建设预算的相关性呈正相关，即收入越高，2016信息化建设投入越多;2016信息化投入越多，2017信息化建设预算越高。 民营医院信息化建设改进策略： 1.民营医院的信息化建设水平亟待提高
民营医院的信息化建设水平与公立医院相比还有一段距离。但民营医院的信息化建设不必像公立医院一样，要充分借鉴公立医院的信息化建设经验与教训，走出适合民营医院整体发展与未来规划的创新之路。 2.民营医院信息化建设面临更多困难
(1)医院管理层对信息化建设的认知滞后。民营医院面临生存的压力，医院管理层首先关心的是医疗资源的配置和病源的吸引，因此部分医院管理层人员会认为信息化无用，甚至用处不大，还停留在对公立医院管理层十几年前的认知水平上。
(2)信息化建设资源投入严重不足。信息化投入超过千万元的民营医院寥寥无几，基本投入都在300万元以下，比照公立医院，其与大多数二级医院还有一定的差距。信息化人才队伍更加“捉襟见肘”，公立医院面临与供应商争抢人才的激烈竞争，而民营医院要面临来自供应商和公立医院双重的人才竞争压力。
(3)投资回报要求。社会资本大量投入民营医院，投资方对医院管理层有投资回报指标的要求，可以说民营医院的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而信息化建设并不是投资即见效、一蹴而就的，信息化建设与应用需要长期持续性投入，而其成果与效果往往体现在为医院省钱而非赚钱上。因此，民营医院管理层对信息化建设的投资不仅需要有远见、有耐心、有信心，还要想办法说服投资方持续投入，难度颇大。 3.民营医院具有赶超公立医院信息化建设水平的可能 民营医院信息化建设虽然起步晚，但是可以说是站在公立医院信息化建设经验的肩膀上，可取其精华，充分参考、学习和借鉴其经验，配合新兴技术与产品的部署应用，以着重体现民营医院现代化管理或专科特色，提升便民服务水平和就医感受。如果能实现这种效果，那么民营医院会比系统老旧、面临更新换代的公立医院更容易部署和实施新的信息化管理系统。民营医院的发展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民营医院的特殊经营需求，需要考量每一分钱的投资效果，因此医院管理者和投资方是否愿意将资源投入信息化建设上是其面临的极大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民营医院带来挑战和机遇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另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方向是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至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蓝皮书指出，中国医疗有若干优势应当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需要的，中国民营医院不论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都具备品牌、技术和服务基础。 1.中国医疗体系全面
中国具有庞大、全面的医疗体系，一线、二线城市的各级综合性和专科性医疗机构几乎涵盖了所有专科：从提供公民基本医疗服务的一级医院到诊治疑难危重疾病的三甲综合性医院，从综合性医院到专科医院，从公立医院到非公立医院。随着医改深入，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医联体建设推进使医疗体系更趋完备。 2.在中国就医便捷即时
国外医院除了急诊外，门诊住院均采取严格的预约诊疗模式，许多患者并不是因为医疗水平问题，而是因为等待就医延误病情。而在中国几乎所有医院均可以做到门诊即时挂号就诊，近年网上预约挂号也大大缩短了患者门诊等待时间，各项大型检查的预约时间也远远短于国外医疗机构动辄数月的周期。
3.在中国看病性价比高
中国百姓观念中的“看病贵”主要是由政府对医院投入相对不足、患者支付能力相对低下造成的。其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医疗费用相比较，中国公民的医疗消费水平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4.中国医生临床经验丰富
临床医学技术是一种需要实践积累才能达到一定专业水平的技术，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为中国医生提供了数量最多、病种最全、病情复杂的临床实践机会，中国医师临床经验丰富，手术操作熟练，在国际医疗行业可谓有口皆碑。“中国医生临床经验丰富”亦可作为中国民营医院走向国际市场的一个亮点。
5.沿线国家并无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认知差距
民营医院在我国被边缘化，尽管民营医院已经占据我国医疗机构的半壁江山，但医疗服务规模、医疗服务总量远远不及公立医院，这与中国民营医院的发展历史有关。由于部分民营医院办院理念的问题，也由于部分投资者用错误的理念绑架了整个行业，迄今为止中国民营医院还在诚信认知度上挣扎。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却不存在这个问题，公众并无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认知差距，可能还认为民营医院是高端、优质医疗服务提供者，因此，中国民营医院有可能以品牌定位为先导，开拓新的市场。
民营医院融资遇到困难
一、民营医院融资面临的困境
医院作为一个典型的高投入、长周期“产业”，其发展离不开大量资金的持续投入。融资是缓解民营医院资金匮乏和解决医院发展困境的重要手段，但民营医院的自身特点导致其难以获得符合前述中所有条件的理想融资。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规模小且信用低
在我国，民营医院是近5年来逐渐开始活跃起来的医院，虽然发展迅速，规模日益扩大，但与公立医院相比，不论医疗服务体量还是床位数都差距较大。2016年，全国民营医院全年门诊诊疗人次累积4.22亿人次，只有公立医院的14.8%。床位数方面，截至2016年底，民营医院床位总数为123.36万张，而公立医院则有445.52万张，民营医院床位数只占全部医院床位数的21.68%。另外，大部分民营医院成立时间较短，仍处于初建期和扩张期，规模小且信用低。 2.抵押担保责任落实困难
由于我国对于医疗卫生行业有规定，禁止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抵押医疗设施和公共卫生设施，所以民营医院可用于抵押的有效固定资产非常有限，加之医疗器械大多专业性强、变现率低，债权难以保障。 3.投入高但回报慢
民营医院的投资往往投入高但资金回笼慢，回报最快的口腔诊所通常也需要用18个月才可能赢利，而口腔医院最快大概需要两年，骨科医院和妇产科医院大概需要近三年，肿瘤医院通常需要更久的时间，因此，投资者一般对民营医院的投资都比较谨慎，这就进一步限制了民营医院的融资渠道。 4.财务风险较高
财务杠杆虽能有效提升资本效率、但财务风险也相应上升。初建期和扩张期的民营医院在经营上的不确定性较高，利用财务杠杆虽能有效提升资本效率、加快医院建设及扩张速度，但融资风险大大增加，一旦出现经营状况不佳、盈利能力下降、现金流量不足等，民营医院将面临财务危机。所以，有效提升资本效率，控制财务风险也是民营医院融资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
总而言之，通过抽样调查蓝皮书发现，虽然融资需求是巨大的，但是由于政府扶植力度不够以及融资成本较高等原因，目前中国大部分民营医院在融资能力和融资形式多样化上仍然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因此，蓝皮书认为未来民营医院应根据自身的业务规模及特点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再根据不同的发展战略制定不同的融资策略。在融资方式上应大胆尝试各种新型融资方式，在获得资金支持的同时引入资本方先进的管理理念，以提升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从而吸引更多资本的关注，实现良性循环。
第五篇：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
《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精读
2015年10月27日 10:35 来源：中国皮书网 作者：字号
报告精读 |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
2015年10月21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写、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在北京发布。
国际高等教育区域化趋势明显，欧共体、东盟已在建设区域内的高等教育空间
报告指出，全球留学生人数持续增加，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生人数增长更为明显;留学目的国和来源国格局均有所改变，新兴国家成为热门留学目的国，中等收入国家成为留学主要生源国;国际高等教育区域化趋势明显，欧共体、东盟积极建设高等教育市场。
1. 全球留学人数持续增加，留学目的地多样化
报告指出，全球学生的跨国流动程度进一步加大，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生人数增长较为明显。以全球八大留学目的国为例，2013～2014年，在美国、英国、中国等八个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的国际留学生为2921141人，比2012～2013年增长了4.7%。其中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国际留学生达886052人，同比增长8.1%;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国际留学生也实现了8.6%的增长，达356499人;德国和加拿大的人数增长也非常明显，分别达6.4%和10.6%;英国和日本则出现一定程度的减少。英国的国际留学生人数从488380人减至481050人，降幅为1.5%，日本的国际留学生人数也减少了2237人。而据统计，2013～2014财年，新西兰的国际留学生人数为至73510人，比上一财年增长了14.4%。其他留学热门国家，如韩国，国际留学生人数也从2013年的81871人增长至84801人，增幅为3.58%。总体而言，全球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跨国流动速度明显加快。
蓝皮书发现，随着国际留学生数量的增加和选择的多元化，全球留学目的地格局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的数据来看，2001年与2014年八大留学目的国所接收的国际留学生比例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基本保持在65%左右，但具体的国家却发生了不小的变动。虽然OECD国家仍为主要的留学目的地，但全球前八大留学目的国正从传统的欧美国家逐渐分散至欧美和亚太地区。老牌留学目的国如西班牙、比利时正在被新兴国家和热门留学区域中心如中国、加拿大等国所取代。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家也逐渐成为国际留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地。这些现象表明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新兴留学国家和热门留学区域中心正在越来越受国际留学生的欢迎，特别是本区域内其他国家留学生。
2. 国际高等教育区域化趋势明显
报告研究发现，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高等教育区域化已成为一个显著特点。世界范围内，两大区域已经在建设区域内的高等教育空间。欧共体的高等教育区的建设—Erasmus Mundus计划，已成为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在欧洲经济情况不乐观的大环境下，实习等以就业为导向的项目更容易引起各类学生群体的关注。
报告显示，随着东盟一体化的进程，东盟国家之间的高等教育一体化也越来越被重视，推出“Common Space of Higher Education”计划。东盟高等教育已有“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东盟大学网络(AUN)”、“东盟教育保障组织(AQAN)”等机构或组织。而根据AQAN的报告，东盟国家目前正在就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协调：一是构建统一的教育框架，在东盟区域范围内实现基本一致的课程体系;就区域认证问题，对东盟范围内的大学、学院等教育机构给予评估并授权认证;三是提高教育质量。东盟范围内正在筹建一个系统的评价体系，以对高等教育一体化进行质量保障。
中等收入国家成主要留学生源国
报告指出，中等收入国家逐渐成为主要的留学生源国。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2000年至2012年出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来源国中，增长最快的主要是中国、泰国、马来西亚等中高收入国家。2012年，中高收入国家的出国留学人数达到142万人，与2000年的54万人相比，增长率高达160.9%。其次是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低收入国家，留学人数从2000年的34万人增长至2012年的75万人，实现了120.6%的增长。相比之下，高收入的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的留学人数输出相对稳定，年增长率基本保持在10%以下。
以中国为代表的中高收入国家和以印度为代表的中低收入国家在经济上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教育上的发展仍然滞后于发达国家，尤其是高等教育。这也导致越来越多中等收入国家的学生选择去发达的欧美国家接受高等教育。而高收入国家学生流动率较低，主要因为高收入国家的高等教育相对发达，但人口基数比中等和低等收入国家要少，因此学生流动规模相对稳定，出国留学人数增长较慢。
一带一路”沿线与中国经济交往活跃的国家逐渐受到中国留学生重视，建议增加亚投行在教育领域的投资，设立“一带一路”留学基金
1. 中国留学目的国主要以英语国家为主，但“一带一路”沿线等与中国有经济交往活跃的国家逐渐受到重视
报告指出，目前最受中国留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国仍是英语国家，但与中国有活跃经济交往的国家逐渐受到重视，未来将可能吸引更多的中国留学生。
根据报告对2012-2014年主要留学接收国中国留学生人数的统计，目前最受中国留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国仍是北美和英联邦等英语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公布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日本、韩国、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平缓增加，而法国和新西兰留学人数略有减少。从近五年对本科毕业生留学的调研来看，赴美国、加拿大、英国留学的学生占比在2014届有较大的减幅，从前四届的55%左右降到40.7%，赴英国留学的学生占比从前四届的24%以上下降至17.3%;赴美国、加拿大留学的学生占比从2013届的31.4%降到23.4%。而赴日本、韩国、德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留学的比例均有较大提升。
报告指出，随着“中国-拉共体论坛”、“一带一路”的提出、APEC举行及中澳自贸协定签订等经贸大事的发生，与中国有较为活跃的经济交往的国家将成为留学生关注的目的地。根据CCG的观察，“中国-拉共体论坛”成立后，市场对西班牙语人才的需求将不断上升。全球共有4亿人以西班牙语为母语，而在美国有600万人、法国有200万人、德国有50万人学西班牙语。中国学习西班牙语者不足2.5万人，远不能满足经贸交往对西班牙语言人才的需求，由此相关国家留学生也将成为重要人才。
而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推进，沿线国家的留学生也将会成为核心稀缺人才，也将刺激中国留学生向相关国家分散。重点国家如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对留学生所采取的优惠措施对中国留学生有着明显的吸引力。此外，部分非英文国家出台各种措施，吸引留学生，也将促进中国留学生进一步从英语国家分流。如从2014年冬季学期开始，德国16个联邦州将全面取消收取学费，仅萨克森州还在收取每学期不超过500欧元的学费。日本东京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明治大学等30多所名校在本科阶段开设信息工程等专业的全英文授课(G30)课程。
2. 建议增加亚投行在教育领域的投资，设立“一带一路”留学基金
报告指出，一带一路”沿线与中国经济交往活跃的国家逐渐受到中国留学生重视，CCG建议增加亚投行在教育领域的投资，设立“一带一路”留学基金。
随着“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推进，中国社会面临着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国际化的人才无疑成了转型能否成功地关键要素之一。而“一带一路”、亚投行所涉及的区域对中国诸多企业而言，是非常陌生的地区，没有大量的专业性人才的储备，很难推动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从全球跨国企业的发展状况来看，落地国企业用人还是以当地人才为主，因此，培养熟悉、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成为一个重要的人才培养途径。而人才培养方面，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充分利用好分布在134个国家的495所孔子学院，依托他们培养起来的数百万亲近中国文化的学员和已经打造好的文化交流基础，加强来华留学，并且从孔子学院学员、来华留学人才中，培养和挑选“一带一路”所需国际化和本土化人才;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相应国家中国海外留学生和孔子学院培养起来的数万名中方院长及外方院长，为我国未来“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解决国际人才缺口问题。
蓝皮书认为，加强沿线国家来华留学和出国留学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才培养和交流的重要载体，而设立“一带一路”留学基金，加大留学教育的投入，将成为培养“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所需国际人才的重要抓手。
中国留学生专业选择：商科降温，国际关系等有所上升
1.FAME专业和STEM专业最受青睐
报告指出，FAME专业(金融、会计、管理、经济)和STEM专业(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最受国际留学生的欢迎。主要因为这些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前景广阔、薪资丰厚。尤其是商科专业，近十年来一直是大部分国际留学生的首选。但根据QS在2013年的调查报告表明，相比于2009年，国际留学生对商科专业的偏好有多下降，减少了近9%，而其他如STEM专业，国际关系等却都有所上升。究其原因，主要受就业情况的影响。
在英美两国的毕业生十大高薪专业排行榜中，前十名几乎都是STEM专业。尤其是工程学，包括化学工程、能源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工程、航天工程等专业的毕业生，在入行时拿到的年薪远远超过其他专业。
研究发现，就读STEM专业的国际留学生有85%来自亚洲。其中从印度赴美的留学生中，有80%的学生选择STEM专业，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商科等其他专业的学生比例;伊朗的国际留学生也主要就读STEM专业，比例高达77%;尼泊尔的国际留学生对STEM专业也非常热衷，约61%的留学生选择STEM专业。相比之下，中国、沙特、韩国等地的留学生在专业选择方面相对更多样化。
2.中国留学生专业以商科、理工科为主，商科有所降温
从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专业分布统计结果来看，中国留学生的专业分布以商科、STEM领域(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为主。人数较多的专业包括：工商管理(22.19%)、工程技术(15.66%)、数学与计算机科学(8.57%)、社会科学(8.04%)、医学(7.62%)、生命科学(6.66%)、艺术与应用艺术(5.66%)。
蓝皮书指出，近年来，学习工商管理的留学生不断下降，占全体本科毕业出国留学的学生比例从2010届的45.1%下降到25.5%，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选择工程科学、工程技术、计算机与信息科学、数学与科学技术的学生比例在增加。2014届本科毕业出国留学的学生中，有近半数(48.6%)的学生选择就读STEM类专业。
工商管理、工程科学仍是最主要的热门专业。近些年，选择工商管理的学生比例有明显的下降，而STEM领域专业的热潮持续高涨，这与主要留学国家针对STEM类专业学生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是分不开的，如移民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对于吸引STEM类专业学生有较大影响力。
中国留学回国人员持续增加，国外读研毕业生三年后的就业质量高于同届国内读研毕业生
1. 出国留学人员和留学回国人员双向增加
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45.98万人，同比增长了11.09%;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累计已达351.84万人次。从2000年到2014年，15年间中国留学人员人数增长迅速，年均增长率接近22%。其间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历年的增长率也经历了微妙的变化。比如，2003～2005年期间，受到主要留学国家如美国的移民政策等影响，中国出国留学生增长率曾一度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从2008年起一直到2012年，持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虽在2013年出国留学人员增速相对放缓，不到4%，但2014年的增长率再次加快，达11.09%。
研究显示，留学回国人数持续增加，但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总人数增速有所回落。2014年，留学回国人数达到36.48万人次，比2013年增加了1.13万人次，增长了3.20%。截止2014年，中国留学回国累计总人数已达180.96万人次，占出国留学累计总人数的51.4%。
蓝皮书认为，留学生归国的趋势反映了全球经济发展形势高度吻合。2008-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欧美国家就业难度加大，大批留学生归国就业，这两年回国留学生人数增长率均超过55%，2008年达到最高值57.50%。同理，由于受到欧元危机和欧盟经济衰退的影响，以及部分欧美国家因为本土就业问题而限制留学生就业的政策影响，2012年在欧洲国家留学的中国学生也出现大规模的归国潮，当年归国留学生人数增长率再次达到峰值。
2. 国外读研毕业生三年后的就业质量高于同届国内读研毕业生
报告指出，留学人员回国现象逐年明显，约六成国外读研毕业生三年后已回国，回国后近五成居住于直辖市。回国的就业毕业生三年后的主要去向是工作、读研以及自主创业，其中自主创业的比例明显高于国内读研毕业生。就业的毕业生多就职于具有国际化特点及规模较大的企业。与国内读研毕业生相比，国外读研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更高。 报告分析了2011届国外读研毕业生三年后的就业现状及就业的特点。
一是我国留学人员回流率在过去十年间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其中，约六成2011届国外读研毕业生三年后已回到中国，实际回国的比例比该届毕业生在出国半年后的回国意愿比例高。该届国外读研毕业生回国后多居住于直辖市。
二是2011届国外读研毕业生三年后78%集中于工作，15.7%读研，工作的比例比同届国内读研毕业生的比例低，读研的比例比同届国内读研毕业生的比例略高;2011届国外读研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约是同届国内读研毕业生的3.3倍;2011届国外读研毕业生三年后有约四成就职于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企业等具有国际化特点的企业，五成以上就职于1000人以上规模的大型企业。
三是2011届国外读研毕业生三年后的就业质量高于同届国内读研毕业生;2011届国外读研毕业生三年后的月平均收入比同届国内读研毕业生高1854元;2011届国外读研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高于同届国内读研毕业生和本科毕业生。综合看来，国外读研毕业生三年后在职场中的综合竞争力要高于同届国内读研毕业生。
中美留学单向流动趋势明显, 建议加大力度发展来华留学，突破政策挖掘国际“人才红利”
报告调查显示，中国在美留学人员数目仍远超美国在中留学人数，同时中美留学单向流动趋势明显。而2015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西雅图出席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晚宴上发表重要演讲，指出“未来三年，中美两国将互派5万名留学生到对方国家去学习”。建议我国要加大力度发展来华留学。
1. 留学“赤字”持续增加，来华留学亟待增长
报告特别关注了留学“赤字”这一近十多年来中国留学发展的突出现象。报告数据显示，目前在外深造的中国留学生总数达到108.89万人，比2013年增长了1.38万人。然而同期来华留学的数据却相差甚远。2014年共有37.71万外国留学人员在华学习，相比前几年，处于比较平缓发展的态势，但增速从2012年12.21%的增速下降到2014年的5.77%。
蓝皮书指出，近些年我国对来华留学愈加重视。2014年全国留学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了重要指示，强调留学工作“统筹谋划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培养造就更多优秀人才，努力开创留学工作新局面”，首次提出“来华留学工作和出国留学工作并重”的工作理念。但是与出国留学人员相比，来华留学生的增幅和数量上都存在着明显差距。这也造成了中国的留学“赤字”依然高位运行。2014年，我国的留学“赤字”略有收窄，为71.78万人，尽管与高峰时期的2011相比，留学“赤字”已经收窄了超过10万人，但是中国留学“出超”的状况仍没有根本缓解。不仅数量上有明显的差距，质量上差距更为明显。2014年，我国在外深造的108.9万留学生，全部为攻读专科以上学历的学历生，博士后及访问学者。而同年，约37.7万来华国际留学生中，只有16.4万即43.6%的学生来华是为了攻读相应学历和学位，与在外留学的学历生相比差距近6倍;其中读取硕士和博士的人数相对更少，仅分别为3.5万人和1.2万人，约占总人数的9.4%和3.2%。而且出国留学的学生主要以学习商科、理工科为主，来华留学生大多以学习语言、文化等社会学科为主。 2. 中美留学生单向流动趋势明显
报告特别指出，中美之间留学生单向流动的趋势愈发明显。2013年，中国在美留学生数量为23.56万人，同期美国来华留学人数仅为1.44万人，二者差值达到了22.12万人，与五年前(2009年)的8.45万相比，差值扩大了161.78%。2014年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总数为27.44万人，尽管美国尚未公布2014年来华留学人数，但从二者增长的趋势来看，中美之间留学的单向流动趋势仍然十分明显。
留学“赤字”现象的持续发展，一方面表明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仍处于一个初步发展阶段，国际化水平较低，对国际留学生的吸引力较低;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吸引来华留学生的政策力度尚待加大。
就进一步为来华留学的发展提供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蓝皮书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是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的合作热潮，将吸引沿线国家人才来华留学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工程，大力推动海外“一带一路”来华奖学金项目，开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人才资源双向流通渠道，培养生源国的未来精英。
二是树立“教育消费”理念，增强来华留学教育的市场意识和“留学经济红利”意识。一方面要注重教育质量，提升吸引来华留学生能力;同时，要提高来华教育的市场属性，实现学校和来华留学生之间的一种市场结构的动态平衡，实行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化教育模式。
三是注重与孔子学院等现有载体结合，拓展来华留学生源渠道。
四是重视来华留学生的“人才红利”，给予优秀在华留学生“实习签证”和“工作签证”。
五是加深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国际学分转换和学位互认。
六是放开高校来华留学生的学费定价权，提高高校招生来华留学生的自主
七是提高高校的国际化水平，加大外籍专家学者的引进。
八是开展多样性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领域的融合工作，调整来华留学生与国内学生宿舍分离政策。
九是加大对技能型、专业化的中高等学校以及武术、太极、语言等具有中华文化特色专业的开放。
蓝皮书认为，面对汹涌奔腾的人才流动浪潮，来华留学将成为中国教育发展的新亮点。积极应对人才流动潮流，营造一个开放包容的人才友好型社会环境，是吸引国际人才“为我所用”、充分挖掘国际“人才红利”的关键所在。
中国低龄留学现象加剧导致国内高校优秀生源流失，建议推进高校国际化的战略，鼓励高校面向全世界招生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合作研究机构麦可思联合调查的结果显示，2015年，中国高中生出国留学的热度持续。高中生选择出国留学就读高中或者本科的比例明显增加。与2012年相比，2015年的调查显示，在国内读完高中课程再出国读大学的学生比例从61%下降到44%，出国读高中的学生比例则从17%上升到了27%。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计划出国读高中或者是预科以及语言学校，这意味着其中大部分学生不会参加高考，也不会选择读完国内高中的课程。可见，虽然大学阶段留学仍是中国学生选择的主流，低龄留学升温趋势十分明显。关于低龄留学扩大的原因，蓝皮书认为，主要是留学生为了能够进入教育质量更好的国际知名大学。
低龄留学加剧导致国内高校优秀生源流失。相比2004-2014年出国留学人员13.62%的增长速度，我国普通本专科、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中的招生规模增长速度不容乐观。
蓝皮书同时指出，部分国家和地区肯定中国高考成绩，也将进一步加剧中国高校的生源危机。截至2015年5月，我国高考成绩已获得澳大利亚、美国、韩国、香港、新西兰、德国、意大利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认可。对高考成绩的肯定，反映了国外大学对我国基础教育培养方式的肯定。但是另一方面，对高考程序的信任，也可能会激发各国对我国高中毕业生生源的争夺。
另外，全国每年近百万弃考大军中，因选择出国留学而放弃高考者达两成。这些都加剧中国高校的生源危机，同时也将会倒逼中国高等教育提升国际化水平和开放程度。
高校国际化的两条建议：
一是放宽限制，加强合作办学。应鼓励高校建立更多国际化交流交换项目，并应适时放开国外大学在华设立分校的有关限制，留住部分优秀生源。同时，也应该借鉴其他国家高校与我国顶尖中学合作的经验，加大知名高校与国外优秀高中的合作，提前培育优秀本科来华留学生生源。
二是鼓励高校积极探索“走出去”，到世界各地招收优秀生源。国内高校“走出去”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如北京语言大学在东京设立北语东京学院，学生完成学业后可获得北京语言大学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清华大学、华盛顿大学和微软公司联合创建全球创新学院，成为中国高校在美国设立的第一个实体校区和综合性教育科研机构。清华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在高校“走出去”方面，为国内高校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中国留学生面临诚信危机，亟待加强对留学生法律意识和知识的培养
报告指出，中国留学生的诚信问题已引起美国高校关注。随着中国留学生群体的日益扩大，中国留学生作弊和造假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具体作弊行为体现在SAT、托福等各大类型的留学考试中，也体现在入学材料中的申请短文代写以及成绩单造假等方面。
蓝皮书指出作弊事件的盛行，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留学市场中存在相应的作弊需求。中国家长和中国学生盲目追求高分和名校，往往不会意识到制造假申请资料或作弊的严重性。不少学校的老师为了让学生们考上好学校和有利于提升母校的形象以及教师的荣誉感，也加入其造假行为，帮助学生修改最终的成绩单;代考和代写之风盛行之下，很多考生甚至“被代写”文章，因为担心自己准备材料不比相关机构专业而被迫找相关代写机构，从而导致恶性循环。二是中国有大量的留学服务中介为了市场竞争和公司利润，公然违背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作弊风气推波助澜。由于在中国，进入大学的方式单一，主要以高考为主，因此中国学生并不熟悉国外学校复杂的招生程序，没有准备整套申请材料的文化和习惯，从而加大了对留学中介机构的依赖，也滋养了作弊造假的风气。虽然目前在国内有330多家留学中介机构取得相关教育部门的认证，但仍有大量中介机构没有取得相关认证，缺乏相应法律法规的监管和监督。部分留学中介机构针对中国学生和家长追求高分和名校的心理，推出了相应的代考和作弊等服务，为急功近利的学生提供了非法的捷径。
很多通过作弊或作假踏上留学旅程的留学生，在完成学校相关学术要求方面受阻，因而也产生了论文代写等灰色产业链。澳大利亚媒体曾多次报道过华人论文代写机构My master 为华人留学生提供论文代写的丑闻。经调查，有16所大学近1000名学生曾使用过My master 论文代写公司代写学术论文或代考在线测试。目前调查不仅涉及在校生，也涉及已毕业的学生，确认交钱雇用代写服务的70多名学生面临不同程度处罚，部分已毕业的学生如确认雇佣代写，将面临被取消毕业证的风险。
蓝皮书认为，留学生入学考试的作弊，不仅仅会影响学生自身的学业问题，还关系到中国学生的整体入学率的问题。目前，海外主要高校学校也开始更加严谨查看中国留学生的申请资料，防止作弊造假等行为的发生。不少学校在收到高成绩的申请人选时，都必须仔细检查申请人的学术背景，有时学生甚至还要通过面试或发表个人声明来证明自己的学术能力。在中国，抄袭现象严重，知识产权保护严重不足。很多学生考SAT考了2300多分，口语却无法正常交流;正因为抄袭严重，导致哈佛大学对中国学生无从评价，也导致了配额的大量减少。因此，作弊造假不但对作弊者不利，也对整体申请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造成了不良影响。
蓝皮书建议加强留学生法律意识、基本法律法规知识的培养。
对于准备出国的留学生及学生家长，首先要做好自身功课，如主动学习留学国家的法律规则，提升自身的法律法规意识，减少触犯法律的概率，同时保证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时能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其二，提高自身语言能力，增强融入当地社会和文化的能力。其三，建议我国在驻外使馆设立留学生法务参赞，为我国海外留学生、华侨华人提供所在国的基本法律法规咨询和法律援助。同时驻外使馆也可以通过编印发放所在国《基本法律规定问答小册子》等方式，为留学生、在当地工作或旅游的华侨华人、国内相关企业开拓业务等提供便利。其四，对于年龄偏小、自控力较低、心智尚未成熟的留学生而言，积极倡导海外留学生监护人制度，为留学生指定当地监护人，加强风险防范。
海外留学创业教育需求明显，建议发展中外合作创业教育，大力培育创业型国际化人才
报告指出，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引入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创办国际化的创业教育体系。从根本上助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现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出现了明显的市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创新创业势头。中关村2014年新增创业企业数量再创新高，达到9000家，并且出现了高校大三学生休学创业的“21岁现象”。在大学生创业需求增加和政策鼓励下，创业教育的需求将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我国开始重视来华留学和吸引国际外来人才。如果能够构建国际化的创业教育环境，则可以对外国优秀学生产生更大吸引力。建议我国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引入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创办国际化的创业教育体系。
蓝皮书针对发展中外合作创业教育、培育创业型国际人才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是鼓励高校与国际名校合办创业教育课程和项目。首先可在重点省份酌情创立创业教育二级学院，在全国开设推广创业课程，将创业内容融入现有的教学体系之中，鼓励并打造创业创新的学习体验，在学校里传播创新创业文化，培育创新创业精神，而不局限于针对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教育。其次借鉴美国在大学科技园设立创业扶持项目的模式，总结清华大学在设立创业基金等方面的探索，鼓励相关大学或国家级科技园设立大学生创业教育及扶持项目。通过这样的阶梯级体系，倒逼传统大学真正进入创业教育改革中，有参照物的实施创业教育以达到最好的结果。再次允许试点颁发创业文凭，吸引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多方力量加入。
二是创办中外合资创业大学。结合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引进外资创办企业的相关经验，引进国际上优秀的创业教育机构，实行以点带面的试点模式，在有历史积淀、办学条件成熟的城市率先开办设立领军创业大学;以创业教育为核心特色、多学科综合发展，为各领域培育创业型人才;再以这些领军的创业大学作为试点，向全国推广好的创业教育发展模式。
三是中外联合培养更多创业教育教师人才。以商学院师资力量为基础，从商学院选拔若干批教师人员，赴海外进修、培训，或直接与外国创业大学、创业学院、培训项目建立合作关系，联合培养创业教育高级教育人才。
全国合法留学机构数量有所下降，留学中介市场分散，缺乏引领型企业
报告从留学中介机构的数量及地域分布、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外部监管环境、机构竞争力等方面阐明中国合法留学中介机构的现状、发展环境和竞争力水平，并形成了中介机构的竞争力排名。
报告指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和我国留学市场的发展，留学中介机构的数量实现了快速的增长，我国的留学中介机构已能充分满足留学发展需要。随着监管的加强和机构自律意识的提高，我国的留学中介行业逐步走向完善，但其在地区分布、服务收费以及满足日益个性化的留学需求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留学中介机构地区分布不均，东、中、西部差异显著;二是全国合法留学机构数量有所下降;三是留学中介市场分散，缺乏引领型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