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堂吉诃德是塞万提斯塑造的骑士“英雄”，赵子曰是老舍笔下热衷于学生运动的新时代“英雄”，这两个人物既可笑，又可悲，尽管生活背景大相径庭，但在精神向度上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从三个方面讨论两人的异同。首先，通过介绍两个人物的身世背景揭示其各自的“英雄”属性。其次，探讨两个人物的荒诞性特质。堂吉诃德试图重振业已式微的骑士道，赵子曰力图在时代浮沉里实现一番作为，同样是严肃而不可亵渎的伟大理想，但两人的实现方式却令人捧腹。喜剧性和悲剧性相反相成，从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张力中洞察人物的可悲之处。最后，探讨两个“英雄”理想失落的原因。
关键词：赵子曰;堂吉诃德;英雄;理想;荒诞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文学大师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塑造出世界文学宝库中经典疯癫骑士形象堂吉诃德，中国现代小说家老舍在《赵子曰》中虚构了一个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大学生赵子曰。堂吉诃德充满奇情异想，在自己生活的时代大行骑士道，行为乖张，惹人发笑，但又不得不承认他的疯癫之中不乏英雄气概。赵子曰爱慕虚荣，在学生公寓中自认老大哥，热衷于各种运动却总是事与愿违，惹出不少笑料。虽然这两个文学人物形象的诞生相隔几百年，他们在东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上遥遥对立，在生活环境、人生阅历、社会地位、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在性格、命运等方面又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既可笑，又可悲，在精神向度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对此进行详细探讨。
一、两个并行不悖的“英雄”
赵子曰和堂吉诃德分处两个不同的话语世界。这两个人物，一个是五四时期的大学生，一个是中世纪的骑士，看似毫不相干，但我们却能通过他们身上都具有的超群的“英雄”气质将他们联系起来。正因此，两个人物隔着时空遥遥相望，并行不悖。在这里，我们先通过介绍两个人物的身世背景揭示其各自的“英雄”属性。
在《赵子曰》中，赵子曰以北京鼓楼天台公寓内外部的盟主自居，是天台公寓里的英雄人物。这不仅仅因为他是地主出身，有着优厚的经济地位，关键还在于身为一名大学生，在学业方面，他兼收并蓄，对文学、哲学、社会学、化学、植物学均有所研究，还执笔了《二簧批评原理》《麻牌入门》这样的“著作”，是一位才学多样、无所不有的总博士;待人处物时，赵子曰是位最和谐谦恭的君子，对朋友们虚恭有礼，对仆役们也轻易不说一个脏字;思想上，赵子曰是开化进步的新青年，他反对包办婚姻，勇敢追求爱情自由。总之，道德、学问，言语和其他的一切，赵子曰永远是第一[1]。在学校里，赵子曰也是受人敬仰的学生会主席，就连运动也是一把好手，号称足球场上的“赵铁牛”。天台公寓里，赵子曰所住的第三号以其宽绰的空间被公认为“金銮殿”，再加上赵子曰势力所在，第三号俨然是一个公众会议厅，赵子曰坐稳了议事主席的地位，欧阳天风、周少濂、莫大年和武端这几位常客莫不以赵子曰的意见为准。
赵子曰的英雄之路主要从以下几件事中铺垫开来。一是赵子曰在罢课学潮中崭露头角，充当先锋。身处于动荡革新的二十世纪，乱世出英雄，赵子曰热切关注国家、社会、学校的重大事故，力图做个新社会里的时代英雄。在反对科举式考试的罢课风潮中，赵子曰尽展英雄风采，冒着被开除的危险，不畏权威打了校长。虽然被名正大学革除了，也虽败犹荣，勇敢作“赤色”之事的，恐怕只有赵子曰此等勇气可嘉。养伤出院以后，这位英雄奔走不息，为计划风潮做更大的努力。
二是赵子曰被学校革除之后的谋官之路。被名正大学革除以后，赵子曰并不沮丧，本来，他也不执着于求取文凭和学位，只是为学问而求学。赵子曰下定决心不再念书，真正成大业要做官事，做买卖，当教员，都不能算是正当营业。北京的生活不顺意，赵子曰索性到天津一展身手。一到天津落脚，他就经同学介绍去第一任国会参议员、做过一任大名道道尹，且有望成为直隶省长的阎乃伯家做家庭教师，教英语。虽然只是小小的家庭教师，但赵子曰当然志不在此，去阎乃伯家只是他打入上层社会、谋取官职的一个台阶。赵子曰决心在交际场中作出一番成绩，周旋于政客和军官中，忙得无法脱身，为实现自己谋事做官的理想孜孜不倦。正当这件事大有希望之时，赵子曰偶然帮助了一名被坏人控制的同乡妓女，但怕被坏人报复，于是又回到了北京。
重返北京，赵子曰由武端介绍加入了女权发展会，协会打算唱戏筹款，赵子曰二簧唱得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武端便鼓励赵子曰借着唱戏和伟人、政客、军官们的姨太太和小姐们打好关系，为做官铺路。唱戏要制行头，买髯口，赵子曰为了成大事不惜投入大笔资财，甚至要牺牲色相，唱戏募捐。他凭借精湛的唱段赢得了做过警廳总监魏大人的女儿的芳心，要得势力和名誉便可以拉拢魏女士，虽然在赵子曰的眼里，魏女士的外貌长相宛如女怪，但为了事业，赵子曰什么都能忍受。虽然这件事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赵子曰为了事业不断探索的精神终究不能被泯灭。
赵子曰秉持在社会国家中做一番革命事业的精神，一点也不计较“权利”，把“牺牲”作为他的出发点，把“建设”当成他最后的目的，他也丝毫不吝惜自己的金钱、色相、甚至生命。赵子曰觉得，在历史上替人类增加一分荣光、为全社会树立好榜样是大，而牺牲自己是小。从以上事件中，大概可以对赵子曰的英雄壮志窥见一斑。
而在《堂吉诃德》里，没落的乡绅阿隆索·吉哈诺因看骑士小说入迷，起名堂吉诃德·台·拉·曼却。他要去做个游侠骑士，骑马漫游世界，到各处去猎奇冒险，披上盔甲，拿起兵器，把书里那些游侠骑士的行事一一照办：他要消灭一切暴行，承当种种艰险，将来功成业就，就可以名传千古[2]。
堂吉诃德严格恪守骑士道，不仅谨遵骑士精神，在骑士行头上也尽量做到严丝合缝。他的坐骑是一匹皮包瘦骨、“蹄子上的裂纹比一个瑞尔所兑换的铜钱还多几文（一瑞尔可兑换八文铜钱）”的驽马，名字高贵、响亮：驽骍难得;他的意中人阿尔东沙·罗任索是“粗粗壮壮，胸口还长着毛”的农家女子，代替了高雅的公主贵人，取名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他的盔甲是用锈铁和硬纸壳拼凑的，当成保护他刀枪不入的护身符;在客店里，堂吉诃德把店主当成城堡长官，叫店主封授他骑士称号，此外，他又在店主的建议下找来了桑丘·潘沙做自己的侍从，炼制了治伤神油，备齐了游侠骑士所需的种种物资。
像所有高贵的骑士一样，堂吉诃德严格遵守“忠君护教，行侠仗义”这一骑士精神。骑士所奉行的忠君护教准则，忠的是世俗的封建君主，护的是传统基督教。世俗国王是骑士存在的基础，因为如果没有国王的分封，骑士头衔就不能生效。在中世纪，世俗王权依附于教会神权，所以，骑士们不仅要忠君，还必须保持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行侠仗义则类似中国“绿林好汉”的作为，只不过前者产生于欧洲中世纪贵族的道德追求和身份优越感。中世纪的骑士们后来衍生出了许多优秀守则，如保护老幼妇孺、与一切不平等和邪恶抗争等[3]。堂吉诃德正是将这些具体的要求作為自己最终极的目标和最高的道德标准，并事事躬亲，在实际行动中诠释游侠骑士的英雄风骨。
他认为世界上最迫切需要的是游侠骑士，而游侠骑士道的复兴，全靠他一人[4]。他对理想的执着令人动容，他坚强勇敢，无论碰到什么困难，也不能轻易改变他的信仰;在行使游侠骑士的分内之责时，他锄强扶弱，疾恶如仇，可见出他精神高尚，一片善心;堂吉诃德具有极强的使命感：命运叫他生在这个铁的时代，是要他恢复黄金时代，他要光复圆桌骑士和法兰西十二武士的事业，各种奇事险遇、丰功伟绩都是特地留给他的。而堂吉诃德梦想的黄金时代是个充满人文主义色彩的光明时代：公正还有它自己的领域，私心杂念不敢公然干扰侵犯;真诚还没和欺诈刁恶掺杂在一起，法官没有任意裁判的观念，因为社会和睦，压根儿没有案件和当事人要他裁判;贞洁的年轻姑娘也不怕遭受轻薄或强暴[5]。
堂吉诃德总共三次出门冒险，每一次都怀着满腔热血出发，即使遇到再多挫折，他也认定吃苦受累是游侠骑士分内之事，正如他所说的：世上的游侠骑士把披坚执锐、辛勤劳苦当作自己的本分，而娇懒的朝臣只会追求安闲享福。他修炼所有游侠骑士应该历练的苦行，把光复圆桌骑士作为己任;他扶助一切吃苦头，受压迫的人，无论身世高低，遭遇何种灾难，他都着眼于他们的苦楚，奋力营救他们;他也歌颂一切自由平等的爱情，用自己的枪矛捍卫自主婚姻。
赵子曰努力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坚守天台公寓的“盟主”地位;堂吉诃德忽视现实，在自己堆砌的世界里恪守高贵骑士的准则，两个人物心目中“英雄”的定义相距甚远，但他们的英雄气概是相通的。在成就英雄事业的道路上，他们并行不悖、比肩同行，两个人物都怀抱着独特的英雄梦想，为此他们前赴后继、不畏牺牲，无惧世俗的眼光，在时代的巨浪里翻滚，争当自身命运的掌舵手。
二、荒诞不经的闹剧背后，两个“英雄”的可笑与可悲之处
在探讨了这两位人物各自的英雄属性之后，我们集中来讨论这两个人物最大的相似之处——荒诞性。仔细观之，这两个英雄虽然轰轰烈烈，沉湎在自己的英雄幻梦里，但到头来都是自导自演的一场荒唐闹剧，仿佛两个披着英雄外衣的小丑。在他们导演的独角戏里，我们看到人物的可笑，他们的认真与投入又令人感到可悲，一件件英雄事迹变成一个个可笑行径，两位英雄何以沦落至此？如果说堂吉诃德身上多多少少有一些塞万提斯自嘲的意味，尚且多几分怜悯与同情，那么赵子曰作为老舍置身事外、冷眼打量的人物，相比之下便被嘲笑得体无完肤了。
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赵子曰始终试图坚守天台公寓的“盟主”地位，他的主席地位看似稳固，实际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否真有那么大？他的学潮运动，谋事做官搞得风生水起，是否具有实际效用呢？答案均是否定的。作为天台公寓的老大哥，赵子曰的魄力除了他的出手阔绰以外，似乎实在没有什么可值得褒扬的。他的入学是由家里整堆往外拿洋钱，而他的学业，虽然涉及门类广博，但却样样都学，样样不通，可谓一无所成;他的爱好不出喝酒、抽烟、叉麻将、下馆子等;在天台公寓里，他被左右拥戴，但身边除了和他类似的有头无脑的武端之流外，全被欧阳天风这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骗得团团转;他虽然受了新式教育，学了一些洋文，但骨子里还是和旧知识分子一样，虚荣软弱，只追求权欲，想要走上仕官之路。
所以《赵子曰》，事实上可以加上小标题：英雄理想败坏的一个写照，主人公赵子曰正是这种理想败坏的化身。尽管赵子曰有各种温厚的品质，他却盼望取得民国初年北京腐败官场中流行的沽名钓誉的一些装点，他慷慨、天真、乱花钱、爱吃，向往醇酒、美人、和高歌;但最重要的是有个官衔[6]。他之所以被称为英雄，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个年壮力足虎头虎脑的“伪英雄”。
罢课风潮中，赵子曰勇猛无畏，却只是为了逞英雄气、出风头;在女权发展会里，他听信欧阳天风的谗言，打压睿智有识的张教授;他的个性解放最重要的一点体现在追求美色上，不惜代价要抛弃发妻;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他厌弃李景纯为他铺设的正经的革命大道，却要走投机钻营的谋官之路。在成就事业，追求名誉的过程中，赵子曰越卖力，就越可笑，投入越多，越显出他的愚昧。纵观赵子曰的“英雄”历程，罢课起哄打校长，在天津日租界探险，为女权发展会唱戏，每一件都荒唐无比，精心排练的闹剧也不会比他的经历更精彩。在《赵子曰》里，老舍写出了一个与英雄气概正相反的生活方式：赵子曰等学生刻意仿效官僚作风，完全不顾中国人民的要求，自私地、不切实际地沽名钓誉[7]。
所以老舍说：“在今天想起来，我之立在五四运动外面使我的思想吃了极大的亏，《赵子曰》便是个明证，它不鼓舞，而是在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新人物主要指的就是随波逐流、盲目运动的学生们，老舍同情于学生们的热烈与活动，可是不能完全把自己当作个学生，于是在所谓的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破绽[8]。
赵子曰最显著的性格特点就是突出的虚荣心，这是一种本身滑稽、来源滑稽，甚至一切表现都滑稽的性格倾向。赵子曰其实一点也不好色，只是一种错误的骄傲心理使他以为他乡下太太的小脚会丢他的脸，因而不愿承认，他并无雄心或贪念，只是因为没有官职头衔，不能摆绅士的阔绰派头，而感到屈辱。所以他追求大学同学王小姐，因为才貌双全的太太是绅士名头精致的装点，而结果也是徒然[9]。赵子曰僵硬、机械、一味追求官位，这些都是造成他的性格滑稽的原料。最根本的可笑之处则在于他的力不从心，他之所以滑稽，是因为在他身上有他自己所忽视的一面，有他自己所不认识的一面，他越是有意识地关注自己的一言一行，就越显得无知。正是因为有这一面，所以他才可笑。
凡是能耍花样的就能支配赵子曰，这一点他自己觉不出来！[10]赵子曰的可笑是喜剧性的，但他意识不到自己的可笑，继而被捉弄、被操控，这就形成了一种对自己的行为不自知的无力感，便显得可悲，变成了悲剧性。他本心不坏，当李景纯真诚地规劝他要走正路后，他也发自肺腑地关心老李的身体，甚至由衷地流下泪水，其中夹杂着感激、后悔、希望、觉悟、羞耻，是一片杂乱的感情背后透析出来的淳厚心灵的原初样貌。在天津，赵子曰也是出于真心搭救同乡落难姑娘谭玉娥，同情她沦落风尘，尽自己之力帮助她摆脱不幸的境遇。这样一个本心真挚温厚的老实人却变成了一具任人拨弄的提线木偶，令人可惜！
堂吉訶德大行骑士道，完全活在自己堆砌的乌托邦里。他的理想全是从失真的骑士小说里得来的，完全脱离实际，所以他对信仰越执着，就越发显得可笑，他的骑士精神越令人敬仰，越显出荒谬。他的头脑里全是一些实际看不见或者并不存在的，在他的想象中，生活中的一切人事都和游侠骑士有关。他越是认真履行游侠骑士的职责，就越发做出没有规矩的事，到处搞破坏，结果往往不是他自己吃亏受伤，就是殃及他人。
他把简陋的客店当成专门接待游侠骑士的城堡，拒付房钱，还抢走理发师的铜盆当金盔。他把风车当成巨人，奋力厮杀，最后被风车的翅膀扫到一边，摔得人仰马翻;把两队羊群当成两支军队，甚至可以臆造出两军将领的徽章、铠甲和标语等，他冲进“军队”乱砍乱杀，被牧羊人打得从马上倒栽下来;把和贵妇人同行的修士当作抢劫公主的妖魔鬼怪;把抬着圣母像去求雨的村民当作劫持美女的囚徒。他专为骑士报仇，错认送葬的队伍，把抬着担架的僧侣们当作戕害骑士的恶贼，于是举起武器向手无寸铁的僧侣们下手，使僧侣们白白受了重伤。他宣称自己的事业是走遍天下去打抱不平，为人除害，却让无辜的人终身受害。他从公差手里解放了要去海船上划船的苦役犯，却被苦役犯们打倒在地，抢去了袍儿，扒去了袜子。
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堂吉诃德主仆两个人到公爵家遭到的无情捉弄：如何为杜尔西内娅解除魔法，又怎样荒唐地骑上飞木马和魔术家决斗解除白胡子三围裙的灾难，桑丘去做海岛总督，堂吉诃德被求爱，又被一大口袋的猫儿抓伤。每当讲求实际的桑丘质疑他主人，游侠骑士的事总都是虚幻的、荒唐无稽而且不顺当的时候，堂吉诃德就会一本正经地解释那是因为他们身边老跟着一大群魔术家，凡是和我们有关的事情，他们都要变化，爱怎么变就怎么变，全看他们是存心帮我们还是害我们[11]。
堂吉诃德身上的笑料全来自游侠骑士道，与之相反相成，但并不显得矛盾的是，他的崇高感也大部分追溯到骑士理想上，况且他本身见识高明，性情厚道，号称“善人”阿隆索·吉哈诺。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献给了心目中至高的理想，超越了物质的牵绊，超越了肉体的享受，超越了尘世的喧嚣。他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精神，使他整个人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和威严[12]。没有一个普通人能像堂吉诃德那样如此坚定地守护并且践行自己的理想，在整个西班牙，也很难找出一个能像他那样既勇敢无畏又慈爱仁厚的绅士。同时，堂吉诃德也是一个胸怀广阔，通向永恒精神境界，拥有高贵人格的诗人。他知道美德的道路狭窄而险峻，罪恶的道路宽阔而平坦，做游侠骑士得吃无尽的苦，可是也有无限的快乐。两条路止境不同：走后一条路是送死，走前一条路却能得到永生[13]。为此，他引用了西班牙诗句：
只有这崎岖小径
通向永生的境界，
别的路都达不到。[14]
伴随崇高感而来的，就是堂吉诃德引人同情，催人下泪的悲剧性。悲剧性与崇高感相伴相生，它们的共性在于都用“同样宏大壮观的形象逼使我们感到自身的无力和渺小”，但究其根源，产生悲剧感的宏大形象是“命运”，而堂吉诃德的命运则是过时的思想和现行时代之间的严重脱节，当“历史的必然要求”（放弃骑士道）与“不可能实现这些要求之现状”（堂吉诃德的执念）之间产生矛盾时，悲剧感也就由此而生发出来。堂吉诃德身上的悲剧感是由于现实与其理想相互矛盾而产生的[15]。
在赵子曰和堂吉诃德的身上，可以品味出如出一辙的荒诞意味。他们脱离生活实际，堂吉诃德试图重振业已式微的骑士道，赵子曰力图在时代浮沉里实现一番作为，同样是严肃而不可亵渎的伟大理想，但两人的实现方式却令人捧腹。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让人看到这两个人物身上小丑般的喜剧性和深刻的悲剧性，这两个因素相反相成，我们可从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张力中洞察到人物的可悲之处。
三、两个“英雄”理想失落的原因以及各自的救赎之道
英雄沦为笑柄，赵子曰和堂吉诃德的理想为何落空？接下来我们就两人各自的原因做出具体分析。而针对赵子曰和堂吉诃德两个人物各自的特殊处境，理想仍然可以实现，但另有其道。只有穿透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重重屏障，堂吉诃德才能在历经半生漂泊之后从狂乱的幻想中挣脱开来，赵子曰也只有经历种种得意与失意，得到生活的教训之后才能抹去浮华，明确自己的未来。
赵子曰最终意识到虚荣心蒙蔽了他的双眼，他识破了欧阳天风的诡计，也终于明白了王小姐的处境，这给了赵子曰思考的机会，他想起了自己以前的行径，终于愿意痛改前非。想起了李景纯告诫他的话，赵子曰意识到他应该把眼光放远一些;应该牺牲一点个人享乐替社会上做点事;应该把争一个女子的努力换成争回被军人们剥夺的民权。李景纯劝告赵子曰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是耐着性子去念书，等到学成时到民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慢慢地通过文明知识开化民智、培养民气;一条是杀坏人。李景纯在一次暗杀军阀的行动中被抓，此时赵子曰已经重新做人。痛定思痛后，为了不辜负李景纯的期望，赵子曰下定决心选好自己的方向，从此踏上漫漫革命之路。赵子曰在天台公寓里的“英雄”地位陨落了，但他发现了更正确的人生之路，在经历了一番荒谬的历练之后，赵子曰重新洗刷了自己的灵魂，在动荡革新的时局中明确了自己的处境和归宿。
赵子曰理想的失落是必然的，这也不是他个人的悲剧，在当时新旧冲突的时期，赵子曰被挤在新旧两股社会势力的中间：小脚儿媳妇是可怜的，是旧封建社会的遗存，同时代表改革新风气的王女士却也可爱。新风尚倡导个人幸福应该为社会国家所牺牲，可是自给自足、独善其身又是旧势力遗传下来的“生命享受论”，况且革新之路仍未成熟，而旧规矩的延续性又太强，到底哪条路可行，他看不清！赵子曰所信仰的传统“非佛，非孔，非马克思，更非九尾仙狐”，同时又吸着维新的空气，“他的心挤在新旧社会势力的中间”[16]。在这种新旧冲突的时期，光明之路不是闭着眼睛瞎混就能探索到的，赵子曰的失败之处就在于他是不大爱睁眼的人。因此，他搞学生运动的一系列举措，就是彻底破坏现存的一切，既未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也未能在批判中希冀建设，表现出十足的愚昧和野蛮。虽然最后李景纯就义促使赵子曰等人猛然清醒过来，但这只是老舍善良的期望，他们的转变还有一段很长的路[17]。
从根本上来说，这也来源于赵子曰身上的传统性。中国漫长封建社会历史中，自给自足的封闭型小农经济产生出了不紧不慢、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方式;在传统文化中，礼教过度压抑个性，使得中庸之道被奉为个体人格美学理想的极致，导致了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意识出现，赵子曰前期生活态度正是这种意识的集中体现。他身上带有乐天知命、无为混世的文化惰性，内里充斥着顽固的民族劣根性，只是包裹了维新外表的“假”新青年[18]。
堂吉诃德的理想固然伟大，但他遵循的骑士道早已和现存的时代格格不入，并且他读到的骑士小说大都失真离谱，因此他做什么都是错的，他的出发点再高尚，也免不了最终一片虚无。海涅批评堂吉诃德说：“这位骑士好汉想教早成陈迹的过去起死回生，就和现在的事物冲撞”。[19]在某种程度上，堂吉诃德和赵子曰一样，他被绚丽的骑士幻想迷住了双眼，不爱睁眼看现实世界。别林斯基认为，正是由于对现实的毫无理解，才使得堂·吉诃德成为一个令人发笑的疯子，“堂·吉诃德本可以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假如所有这一切美好而崇高的品质：这种勇敢、这种虔诚、这种善心，使用得切合实际和合乎时宜的话”[20]。
堂吉诃德所处的时代里，骑士制度和骑士文学都已经日趋衰落，骑士精神已经成为往昔的辉煌，骑士小说的内容也越来越离谱。使堂吉诃德深受毒害的那些小说，大部分粗制滥造，内容夸张，千篇一律，其中的情節如十几岁的孩子能轻松挥剑将一个参天的巨人像切糕点那样切成两半，或者描写打仗，纵使敌军有数百万之众，主人公却往往能凭单枪匹马大获全胜。这种“不合情理的可能”被堂吉诃德全盘吸收，让他变成一个可笑的“英雄”。
再者，堂吉诃德心目中的黄金时代是充满人文主义色彩，自由开放的理想世界，但他所处的西班牙社会却处于沉重的黑铁时代，虽然他大声呼唤公平正义，但他归根结底身处于那个时代，只缘身在此山中，视野受制于那个时代。说到底，堂吉诃德和赵子曰一样，只是一个包裹着新思想外表的“旧人”，虽然处于开化进步的人文主义光辉的照耀下，却无路实现，只能拾起游侠骑士道那老一套，寄希望于王公贵族。
幸运的是，堂吉诃德即将逝世之前终于清醒过来，摒弃了失真的游侠骑士道。“我现在靠上帝慈悲，头脑清醒了，对骑士小说深恶痛绝……觉得荒谬的骑士小说每一本都讨厌，也深知阅读这种书籍是最有害、最无聊的事。”[21]他规定自己唯一的外甥女必须要嫁给一个从未读过骑士小说的人，否则就不能继承他的遗产。他一生惑患，临殁见真，最后的清醒才使他回归现实，成为真英雄，担得起“邈兮斯人，勇毅绝伦，不畏强暴，不恤丧身，谁谓痴愚，震世立勋，慷慨豪侠，超凡绝尘”的褒扬。
综上所述，堂吉诃德和赵子曰这两位“英雄”虽然生活背景大相径庭，但在对理想的追求上却异曲同工，在理想和现实的巨大鸿沟里，这两个人物形象被捉弄，却并不是简单的小丑，笑中掩泪，荒诞中见出真挚，既可笑，又可悲。这两个人物在时代旋涡里奋力挣扎，却很难跳脱出来，慨叹之余，留给我们广阔的思考空间，当个人英雄主义和时代机器碰撞出巨大的火花，谁主沉浮？
参考文献
[1][10]老舍.赵子曰[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5–181.
[2][4][5][11]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上）[M].杨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1–170.
[3]吕夏乔.欧洲常识[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220.
[13][14][21]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下）[M].杨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7–482.
[6][7][9]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143–146.
[8]老舍.我怎样写小说[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8.
[12][20]崔杰.荒诞的理性——塞万提斯与《堂吉诃德》[M].海南：海南出版社，1993：76–106.
[15]赵淼.英雄堂吉诃德的陨落——《堂吉诃德》中悲剧与滑稽的对立统一[J].名作欣赏，2015（24）：114–115.
[16]吴永平.老舍长篇小说《赵子曰》琐论——纪念《赵子曰》出版80周年[J].民族文学研究，2008（2）：81.
[17] 翟业军 . 新时代的旧悲剧——老舍世界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J]. 扬州大学学报，2001（1）：31.
[18]仝敏.论老舍早期三部小说的文化意蕴[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1（5）：68.
[19]杨绛.“隐身”的串门儿：读书随笔[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224–225.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商法基本原则是效力贯穿商法始终的根本规则。然而，目前关于商法基本原则的观点众多，可以说说各持己见。因此，我国商法的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
关键词：商法；基本原则；基础理论
商法基本原则是效力贯穿商法始终的根本规则，是对作为商法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和规律以及立法者在商事领域所行政策的集中反映，是构建商法统一规范体系的基础。一直以来，我国商法学界对商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极为重视，并涌现出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然而，纵观目前关于商法基本原则的各种观点，可以说是各持己见，莫衷一是。这一方面昭示了近年来我国商法研究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商法基础理论研究的不成熟。本文试图在检讨既有观点的基础上，通过“营业”范畴的引入，对商法基本原则进行重构，以期对我国商法基础理论的建设有所助益。
一、界定商法基本原则的几个问题
1.商法基本原则与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问题。民法是一般私法，商法是特别私法，民商两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法律价值、立法技术等方面存在着若干差异。因此，商法基本原则应当是商法所特有的原则，应当是商法独特性质的标志，将民法基本原則作为商法基本原则实际上混淆了民法与商法的各自特质，是对商法独立性的无视与损害。因此，在确定商法基本原则时，我们不应将民法基本原则包含其中，虽然某些作为一般私法之表征的民法基本原则，如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等也适用于商法规范。
2.商法基本原则与商法具体规则的关系问题。商法的具体规则是仅存在于商法的某一制度或领域的准则，如公示主义、外观主义、严格责任主义等。商法的具体规则仅作用于商事关系的某些类型或某些方面，而不作用于商事关系的所有种类或所有方面。因此，商法具体规则与商法基本原则不能等而视之，我们既不能将商法的具体规则人为地拔高为商法的基本原则，也不能将商法的基本原则人为地贬低为商法的具体规则。
3.商法基本原则的效力贯彻始终性问题。商法基本原则负载着我国社会商事领域的根本价值，应当对自始至终的全部商法规范都具有约束力，因此，效力贯彻始终性成为商法基本原则不可或缺的构成性要素。有学者主张，不要将商法基本原则效力的贯彻始终性绝对化，不能排除某些商法基本原则确实不能适用于某些特定的商事法律关系，并且不同的商法规范在价值取向上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同的偏重。不可否认，任何法律体系中都存在着原则的例外规则，但是，反对将效力贯彻始终性绝对化并不意味着取消该特性。商法作为调整商事主体人格的规范化创制和商事行为的规范化实施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基本原则至少应当贯穿于商主体法和商行为法两大部分，而不应该以“适用于商主体规范的基本原则与适用于商行为规范的基本原则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为借口，以商主体的具体原则和商行为的具体原则来代替商法的基本原则。
二、商法基本原则既有观点的检讨
由于学者们采取的标准与分析问题的角度上的差异，对商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判定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林林总总，不下二十余种。概而言之，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二原则说。认为商法基本原则包括两项，即保障交易便捷原则和维护交易安全原则。该说明显立足于商行为本位主义，仅仅针对商事交易确定商法的基本原则，而忽视了商主体法的根本性规定。
2.三原则说。认为商法基本原则包括三项，即保障交易便捷原则、维护交易安全原则、商主体法定与维持原则。该说通过增加商主体法定与维持原则，弥补了对商主体缺乏根本性规定的缺陷，但仍然未能全面地涵括商法的基础性规范。
3.四原则说。认为商法基本原则包括四项，一种说法是商主体严格法定原则、维护交易公平原则、保障交易简便迅捷原则、维护交易安全原则。该说通过分别确定商主体法的原则和商行为法的原则来归纳商法基本原则，在我国商法学界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另一种说法是从商自由原则、企业维持原则、商事交易之便捷性原则、商事交易之安全性原则。该说补充列入从商自由原则是其一大亮点。
4.五原则说。认为商法基本原则包括五项，一种说法是商主体法定原则、促进交易自由原则、维护交易公平原则、促进交易便捷原则、确保交易安全原则。该说与“四原则说”中的第一种观点基本相同，只是通过补充“促进交易自由原则”进一步完善了商行为法的原则。
5.六原则说。认为商法基本原则包括六项，一种说法是利润最大化原则、经营自主原则、简便迅捷原则、安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严格责任原则；另一种说法是依法自由行使权利原则、维持交易安全原则、商事主体意思自治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促进交易便捷原则、维护交易公平原则。这两种观点都将诸如诚实信用原则这样的民法基本原则纳入到商法基本原则之中，并且，也将严格责任这样的商法具体原则不加区别地上升为基本原则，违背了上述商法基本原则的界定标准。
纵观我国商法基本原则的既有观点，可以说各有千秋，同时也各有缺憾。目前在我国商法学界，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可的商法基本原则主要有商主体法定原则、维护交易公平原则、保障交易简便迅捷原则和维护交易安全原则。但是，商主体法定原则仅仅涉及商主体法部分，维护交易公平原则、保障交易简便迅捷原则和维护交易安全原则则只涉及商行为法部分，它们都各针对商法调整对象的一部分，并不具有统辖性和效力贯彻始终性。这样便人为地将商法割裂为主体法和行为法两个部分，造成了商法各基本原则之间相互孤立，并未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可以说，在我国商法基本原则的研究现状中，主体法与行为法“两张皮”的现象非常明显。如何解决各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让它们相互之间形成一个统一又具有开放性的体系?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
三、以营业范畴为核心的商法基本原则罗列
营业是商法的基本制度(商人和商行为)的核心概念。以“营业”范畴为核心，可以将商法的基本原则界定为以下五项：
1.营业维持原则。所谓营业维持原则，是指现代商法通过各种法律手段确保营业组织的稳定、协调和健康发展，维持商主体的法律人格，避免既存的营业组织因为某些瑕疵而归于消灭；鼓励商主体通过营业行为追求营利目的的实现，避免经营活动的无效后果的出现。营业维持原则的基本内容在于支持和鼓励营业。它在法律上声名：鉴于商事营业乃为一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与动力这一事实，商法必须以支持商事营业为第一位任务，作为与市场社会相对的政治国家也必须把支持商事营业作为其使命，把推行商事法治作为其职责。可见，营业维持原则不仅具有重大的法律意义和经济意义，而且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
营业维持原则是现代各国商法所贯彻的重要原则之一，纵观各国的商法制度，作为营业维持原则之表现的主要有：商主
体创制瑕疵不影响主体存在的制度、商主体法律人格不得轻易否定的制度、商主体法律人格免受成员变动影响的制度、商主体法律人格重整更生的制度、营业财产得以维持的制度、营业行为法律保护制度和营业行为可超越经营范围的制度等。
2.营业自由原则。所谓营业自由原则，是指在法律无明文禁止的前提下，任何民事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主地选择营业目的范围和预期利益目标，并实施相应行为自由进退营业领域和交易市场的资格和权利。营业自由原则是私法自治理念在商法领域的具体表现，目的在于为商事主体提供一个可以自我决定和自我发展的制度空间。营业自由原则在构建商事权利、确定商法本位、实现效益目标价值和创建商事制度等方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发挥着作为基点价值的功能。不僅它自身是商事权利的最原初形态，而且在商法体系内，还可以派生出如商事人格权、商事社员权、商事代理权等各种权利类型，甚至可以衍生出相应地救济性权利。因此可以认为，营业自由的外延不仅包括营业行为的自由，而且包括营业组织的自由。
在商法制度上，营业自由原则是通过体系构建和规范制定的具体适用得以体现出来的，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包括：营业资格的平等获得、投资自由、商事结社自由、选择业种业态的自由、开业歇业自由、公平竞争的自由和内部经营管理的自由等。
3.营业法定原则。所谓营业法定原则，是指围绕商主体人格的规范化创制与商行为的规范化实施，为了维护商事法律关系的稳定和统一，商法明文规定出各种强制性规范，以排除商主体的任意创设和商事违法行为的发生的立法举措。营业法定原则是国家对于商事领域的干预，是对营业自由自由原则的限制与补充。商法在对营业自由进行确认与保护的同时，对其进行适当的限制，是保障商事公平和营业安全的必需，同时也是营业效益持续化的保证。可以说，营业法定原则的确立，只不过是为了避免营业自由的滥用所产生的危害社会的后果，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促进私人自治系统的提高与完善，是为了市场机制真正发挥资源配置的最佳效果。
营业法定原则在商法体系中的制度表现，整体上主要有商主体法定和商行为法定。前者具体包括营业资格法定(例如公职人员不得从商)、营业能力法定(例如各国一般都禁止童商)、商主体类型法定、商主体内容法定和商主体公示法定等；后者则具体包括竞业禁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商业欺诈等。
4.营业便捷原则。所谓营业便捷原则，是指商法贯彻众多的法律手段，力求减少商主体创制和商行为实施过程中的环节，加快营业的进程，促使商主体的营利目的得以高效率地实现。张国键先生指出：“商业是以营利为目的，为谋达到此种目的，必须力求交易敏捷。因为交易敏捷，从事于商业之人，才能多次反复地交易，得以经济其时间之利用，而达到其营利之目的。”虽然张国键先生主要着眼于商事交易，而忽视了商主体创制过程中的便捷要求，但此论却也恰当地描述了营业便捷原则在商法中的重要地位。营业便捷原则是现代商法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商事法律制度应当贯彻的重要原则，虽然我国商法在此问题上还存在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营业便捷原则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商主体创制的便捷和商行为实施的便捷。前者主要体现于商业登记程序中，例如商业登记的准则主义、形式审查制度、市场准入的简便制度以及商业登记的电子数据化等；后者则主要包括交易定型化(交易形态定型化、交易客体定型化和交易方式定型化)、时效短期化和交易简便化等。
5.营业安全原则。所谓营业安全原则，是指商法通过众多的法律手段维护商事主体的创制人格，保障其交易行为的有效性，确保其人格与行为不被轻易宣告无效或撤销。虽然商事营业贵在便捷，但亦须注意安全。如果只求便捷而不顾安全，商主体的营利目的也不会得到实现。社会化的生产迫切需要一个安全的营业环境，这便要求商法规范从维护经济秩序出发，建立种种营业安全制度。可见，营业便捷与营业安全这两项原则应当在商法中和谐共存，相互补充，并以此谋求商主体正当利益的实现以及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营业安全原则在商法体系中的制度表现也分为两部分，即商主体创制的安全和商行为实施的安全。前者主要包括商主体强制登记制度、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金制度、商主体人格的表见和拟制制度等；后者则主要包括交易信息披露制度、要式制度、外观制度和无因性制度等。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品牌;经济分析;沉没成本
文献标识码：A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文章通过分析温州地区民间借贷活动的基本特征与利率现状，探究了民间借贷利率的影响因素和价格形成机制，并对合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定价以及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民间借贷；利率；认定标准；市场化改革
一、民间借贷的界定
（一）借贷主体方面
民间借贷是一个与金融市场借贷相对应的概念。由于银行借贷与民间借贷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将这两个借贷领域区分开来是必要的。
民间借贷和银行借贷主要存在以下差别：第一，借贷主体不同：民间借贷中，借贷双方都为民事主体，而商业银行借贷中多为商主体；第二，两者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不同：民间借贷适用的法律规范较为宽松，多由民法调整，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商业银行借贷的法律规制较为严格，因为其对社会经济的总体影响更大，对商业银行存贷款的规制是公私兼具的经济法层面。
（二）借贷方式方面
民间借贷是典型的合同关系，借贷双方通过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订立借款合同来约定金额、利息率和还款期限等相关问题，这与金融机构的借贷，主要是银行借贷存在很大的区别。在银行借贷中，存款人与贷款人两者分别与银行发生存贷关系，从而实现资金流转，有效地将社会闲余资金集中并投入到需要资金进行发展的领域中去，以实现资金的最大效益。与之相比，民间借贷形成的是资金所有者和资金使用者之间的直接法律关系，借贷方式更加直接，法律关系更加明确。
（三）借贷对象方面
在当今社会，虽然民间借贷中，仍然存在以货币以外的种类物为借贷物的情况，但是其影响和数量都无法与以货币为借贷物的借贷相提并论。鉴于此，民间借贷的范围限定在通常所说的货币借贷上。
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中没有对民间借贷的直接官方定义，只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对民间借贷做了界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
二、温州民间借贷活动现状
温州地区的民间借贷活动历史悠久，是民间融资的重要渠道，也是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2011 年6月温州地区有89%的家庭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借贷规模约为1100 亿元，占银行贷款总额的20%，民间借贷综合利率高达24.4%，为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3.72 倍。自 2003 年以来，民间借贷利率一直在10%到25%区间内波动，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波动区间为5%至7%，民间借贷利率严重偏离了银行贷款利率。①温州民间借贷活动形式多种多样，有用于短期的借贷，如短期垫资、拆借周转等，也有用于长期的借贷，如项目投资等，参与借贷的主体大致可分为民间互助性借贷、企业间直接借贷、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社会中介机构贷款等。不同主体的借贷其利率也存在着较大差异。
（一）民间互助性借贷
互助性借贷是温州最常见的民间借贷形式，一般发生在家族内部成员、亲朋好友之间，基于血缘、地缘、亲缘的关系而进行的借款，用于弥补子女上学、求医治病等生活消费支出。借贷大多是口头协议，一般也不规定还款期限。现金利息为零。
（二）企业间直接借贷
企业间直接借贷通常发生在较为熟悉、业务往来密切的企业之间，主要为了满足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需要。对温州 400 户民间借贷监测点的监测结果显示：每月民间借贷的发生额中约有 80%用于生产经营。这种借贷的利率一般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基础，以借贷主体、担保方式、借贷期限等多因素来确定。据监测，温州民间借贷的单笔借款金额快速扩大，从几十万元发展到上千万元，2012 年 4 月温州企业间直接借贷利率为 17.75%。
（三）小额贷款公司贷款
小额贷款公司主要为小微企业和“三农”提供资金支持。目前温州有小额贷款公司20家，注册资金39.2亿元，它们以初创企业、个私企业为主要对象，提供周转性贷款。由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受到相关政策的限制，利率水平并非处于完全自然水平。据监测，2012 年 4 月温州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为 21.08%，高于企业间直接借贷利率。②
（四）社会中介机构贷款
我国总体上实行低利率政策，民间借贷存在较大的利润空间，这促使了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典当行、寄售行等众多中介机构参与民间借贷活动。目前，温州已有各类融资性中介机构 1000 余家，它们热衷于民间借贷活动，已成为近年来温州发展最快的民间借贷市场。据监测，2012 年 4 月温州社会中介机构贷款利率为 30%。
三、民间借贷利率定价的影响因素
在分析民间借贷利率的影响因素时，除考虑交易成本、机会成本和垄断利润等因素外，还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发展的地区实际情况，重新审视民间借贷利率定价的影响因素。
（一）国家实行的货币政策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受到央行数次调整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温州金融机构贷款总量减少了约 100 亿元，银行信贷市场产生了巨大的资金缺口，这迫使企业转向资本更加丰厚的民间借贷市场，民间借贷需求的增加导致其利率上升，月平均利率达到 11.98‰；到 2009 年，国家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温州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总量比 2008 年明显增加，民间借贷的需求减弱，导致民间借贷月平均利率下降至 10.84‰。自2010 年 9 月以来，央行连续上调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率，造成银行信贷市场流动性偏紧，银行信贷扩张能力受到约束，贷款额度受限。一方面，银行信贷资金倾向于规模大、风险小的大项目，压缩了中小企业信贷投放的规模；另一方面，银行监管部门严格了中小企业贷款审查以及放款和用款的手续，增加了中小企业贷款的门槛和难度。此时，中小企业纷纷转向民间借贷市场，从而导致民间借贷利率不断上扬。
（二）民间借贷的用途
民间借贷利率的高低与借贷目的、借款资金的用途有较大关系。2010 年 9 月监测数据显示：温州民间借贷资金用于生活消费、生产经营的借贷利率为11.7%，而用于投资的借贷利率为 21.34%，远远高于生产经营的资金利率。目前，温州民间借贷资金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约占 35%，用于房地产投资的约占 20%，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规模约为 40%。近年来，大量民间资金转向私募股权投资，私募股权基金成为民间资金的投资热点。通过企业上市或直接投资高风险资产追求少则几倍，多则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短期投资回报。
（三）民间借贷的交易成本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温州民间借贷逐渐转变为合同关系和生产经营性借贷。在发生民间借贷时，借贷双方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需支付高额的信息成本。虽然民间借贷合约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连带责任制度和特别的合约执行方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该问题，但是道德风险仍不可避免。因此，民间借贷放款人为了减少贷款风险，需要对借款人进行调查和甄别，贷款成本的提高推高了民间借贷利率。
（四）社会中介机构的经营成本
温州中介机构的民间借贷资金主要来自个人家庭、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的闲置资金。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低利率政策，利率双轨制形成了较大的套利空间。一方面，中介机构支付的资金成本要高于银行存款利率与通货膨胀率；另一方面，部分社会个人和企业将银行贷款进行转贷，获取高额利息。这势必抬高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成本，从而导致民间借贷利率走高。
四、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对策建议
随着民间借贷的普及化和借贷总数的扩大化，规范民间借贷活动刻不容缓。相关规范也正在起草过程过，负责规范起草的李有星教授认为，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总体的原则是“轻审批、重服务、强监管”。笔者认为，在此原则的指导下，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一）区别考量不同需求下利率定价问题
民间借贷在民营经济中较为活跃，其融资规模、融资方式随经济的发展不断改变。所以，对民间借贷活动进行监管，首先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下利率的确定。
目前，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期利率四倍以上，此规定过于死板，不能满足不同情况下借贷利率定价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在不同情况下考虑利率的定价问题：
1.因生活必需产生的借贷：此种情况下，借贷人多因突发的变故使生活陷入困境，此时的借贷是用于生活必要的开支，作为较低的生活保障。因此，应实行较低的利率。
2.因扩大再生产产生的借贷：银行借贷的高额利率、手续的繁琐，成为中小企业发展的重大阻碍。因此许多企业转向手续简单、办理周期较短的民间借贷。对于此种需求的借贷，也应当采取相对低的利率，以促进中小企业扩大规模，更加具备竞争力。此时利率介于因生活必需产生的借贷的利率与银行同期利率两倍之间为宜。
3.因投机性活动产生的借贷：投机性活动并不产生实际的GDP，对社会经济不产生实质性贡献，反而还会导致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等相关产业的动乱，不值得提倡。因此，对投机性活动产生的借贷，应当实行较高的利率，可高于生产性借贷的利率，但应低于银行同期利率5倍以下，以起到抑制投机性活动的作用，维护市场的稳定。
（二）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放开利率管制，让银行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逐步并轨。规范民间借贷市场，最主要的是做到使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对此，一方面，放开银行贷款利率限制，由银行根据信贷产品特点、客户价值、风险程度以及目标利润进行贷款自主定价，增加银行的盈利压力，迫使银行将服务网点延伸到农村，加强对民间借贷市场研究，开发适合农村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另一方面，放开银行存款利率限制，尤其需要放开银行存款利率的上限，提高民间资金的收益率，缩小民间借贷市场上的套利空间，让民间借贷利率回归自然。③
（三）构建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
针对民间借贷主体多元化，民间借贷用途多样化。一方面，加大村镇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开展面向“三农”的融资业务，开辟小微企业的债券市场以及建立小微企业金融综合服务中心等，通过制度安排化解当前小微企业及“三农”融资难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政策引导让隐蔽的民间借贷机构和借贷人自愿走向合法化，鼓励多种形式的金融创新，降低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的门槛，完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中介机构的金融服务，建立起真正的民间互助性、合作性金融组织，满足不同主体对金融服务的要求。
[注释]
①周春喜，姜露：《我国民间借贷利率定价问题研究》，《价格理论与实践》，第66页.
②《浙江在线》.http：//www.bankrate.com.cn/a_2012_1022_82874.html，
2012-10-11.
③周春喜：《我国民间借贷利率定价问题研究》，财经市场，2010.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2003-12-10.
[2]吴经邦.经济行为与制度[M].商务印书馆，2004.
[3]吴国联.对当前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调查[J].浙江金融，2011，（8）.
[4]曹冬媛.民间借贷利息的法律问题[J].河北法学，2012，（12）.
[作者简介]鲁妮（1991—），女，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2010级本科生，研究方向：民商法；吴晓峰（1991—）男，湖北广水人，华中师范大学2010级本科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基金项目]本文系华中师范大学大学生科研立项国家级A类项目，项目标题：民间借贷规范发展的相关法律问题研究（指导老师：石先钰教授）。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5篇
贵州省第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推进绿色工业化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大力提高工业生产力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工业化是建设现代生态文明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必须按照绿色工业化的要求和循环经济的理念，以高水平项目为载体，大力推进工业结构调整，提升工业经济发展水平。这充分体现了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为新时期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现代工业化发展的新阶段——绿色工业化
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传统的工业化是由技术革命和机器大生产带动，建立在资源高投入的基础之上的，是粗放型或资源消耗型的，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西方国家根据传统工业化模式开发欠发达地区的实践表明，工业化进程带来丰硕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许多地方纷纷采取赶超式的传统工业化战略，当地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基本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道路。以土地换资金，以空间求发展，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确实换取了GDP快速增长，却带来了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大量未来赖以发展的宝贵资源消耗殆尽，环境污染积重难返，生态承载力基本达到饱和，对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绿色工业化是全面总结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深刻洞察经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做出的一项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绿色工业化是对传统工业进行整合、协调、控制等以推动工业系统的演进，使之达到由低级工业系统向高效、循环、可持续的三级工业生态系统转化的目的，走出一条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循环可持续之路。传统的工业化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创造了无比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以过量消耗资源和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绿色工业化则是秉承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还人类以蓝天绿地碧水”的美好理想的发展方式。绿色工业化和传统工业化的区别主要在于力求把工业生产过程纳入生态化的轨道中来，把生态环境的优化作为衡量工业发展质量的标志，综合地考虑产品从“摇篮”、“坟墓”到“再生”的全过程。其特点为：其一，工业生产及其资源开发利用由单纯追求利润目标，向追求经济与生态相统一的绿色经济目标转变，工业生产经营由外部经济的生产经营方式向内部经济性与外部经济性相统一的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其二，绿色工业化在工艺设计上十分重视废物资源化、废物产品化、废热和废气能源化，形成多层次闭路循环、无废物、无污染的工业体系；其三，绿色工业化要求把生态文明纳入工业的生产经营决策要素之中，重视研究工業的环境对策，并将现代工业的生产和管理转换到严格按照生态经济规律办事的轨道上来，按照生态文明的宗旨来规划、组织、管理工业区的生产和生活；其四，绿色工业化是一种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质量和高效益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工业生产模式。
二、绿色工业化是新时期“两欠”地区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作为“两欠”地区的贵州面临着跨越式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和谐发展两大艰巨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指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为我们新时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面对“两欠”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采取何种路径来实现跨越式快速发展可持续和谐发展，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对于贵州这样的“欠发达、欠开发”省份而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然处于工业现代化的起步阶段，我省现代化指数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一。面对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的现状，加快推进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始终是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如果没有工业的充分发展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贵州经济就不可能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贵州经济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就难以缩小，贵州经济在全国的落后地位也无法改变。同时，我省自然资源丰富，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可以依据资源优势发展资源型产业，进而取得强大的竞争优势。事实却并非如此，与东部相比贵州经济发展还相当缓慢。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寻找一条既能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获取显著的经济效益，实现跨越式发展，又能保护资源生态环境，产生优良的生态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省在工业化进程中绝不能再“走老路、走弯路”，必须以生态文明为指导，构建起适合“两欠”地区发展实际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优的绿色工业化发展模式。选择绿色工业化道路，是当前贵州工业化发展水平和历史条件的客观要求，是实现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根本途径，同时也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工业化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大力推进绿色工业化，全面建设生态文明省
为实现我省经济社会跨越式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和谐发展，必须从建立绿色考核体系、培育绿色企业文化、构建循环产业集群、完善绿色保障机制等方面突破，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一是建立绿色考核体系
推进绿色工业化，建设生态文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树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正确的政绩观，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项重要任务。积极完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绿色工业化建设的绩效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及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健全干部考核任用制度，把对干部的基本考察和政绩考核统一起来，把经济发展指标考核与资源环境指标考核统一起来。通过制定相关的污染治理、环境税收、生态补偿、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制度等环境经济管理政策，努力探索和建立符合“两欠”地区发展实际的绿色GDP核算体系，加快推进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是培育绿色企业文化
绿色文化是企业未来生存和提高竞争力的关键。随着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峻，消费者已逐步进入追求生活品质的阶段，随着绿色消费的兴起，企业传统的生产和营销方式受到了挑战，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和长远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采用绿色企业管理策略，把建立绿色企业，建设生态文明作为提升企业文化内涵、创新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面对当前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较大压力和严峻挑战，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必须增强社会责任，企业目标从单一追
求利润最大化，向追求经济和生态效益的统一的方向转变，做到生产发展与资源节约统筹兼顾、生产发展与社会发展和谐共进、生产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谐共赢，积极树立“绿色企业”的良好形象，打造良好的品牌经济。企业的竞争模式应从单一的市场竞争模式向市场竞争与生态竞争的双重竞争模式转变。将企业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联系在一起，使企业在保护环境、节约能源的同时取得经济价值的增值，拥有绿色竞争力的企业会因为具有独特竞争力而拥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使企业获取更多的利益，全面促进企业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构建循环产业集群
制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产业组织呈现出“小，散，全”的特征，产业组织效率低下，没有形成高效、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组织结构，没有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和集聚经济优势，也没有形成专业化分工的协作网络，不能担负起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和谐发展的双重任务。因此，寻找一个既能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获取显著的经济效益，实现跨越式发展，又能保护资源生态环境，产生优良的生态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产业组织模式是重中之重。构建循环产业集群组织模式，则能够有效地破解这一难题。循环产业集群模式是将产业集群与循环经济结合起来，形成两者优势互补的有机统一体。研究结果表明，循环产业集群以“零排放”为思路，所有投入都尽量能够在最终产品中用掉，或者转化为其他产业或流程的投入，大大降低副产品处理成本，具备较高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可助推“两欠”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循环产业集群模拟自然生态系统，以适于环境容量的规模组织生产，减少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尽可能利用可再生资源，消除生态和环境的污染，具备显著的资源效率和生态效益，可实现“两欠”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循环产业集群能不断提高“两欠”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最大限度的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为人类创造一个适合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具备良好的社会效益，可促进“两欠”地区的和谐发展。循环产业集群是“两欠”地区经济社会历史性跨越的最佳产业组织模式，必将成为“两欠”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增长极”。
四是完善绿色保障机制
在工业生产内部推行绿色生产，可能会产生外部正效益，而企业却无法从中获取任何好处，从而使企业失去绿色生产的动力。为此，政府要合理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建立健全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保障体系。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综合运用财政、税收、信贷、金融等经济手段，促进经济活动的绿色化，防止和解决污染问题，推进绿色产业的发展。如减免绿色产品的税收、开征污染税，按比例征收排污费，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变资源的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政府对企业防止和治理环境污染的行为，如开展环境领域的研究与开发，废弃物再利用，投资于污染的设备和设施或针对企业废物排放量的减少等，以税收减免的间接方式给予一种正面的税收鼓励，或以货币的直接方式给予财政援助。设立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的投入，增加对绿色产业的信贷规模，给予利率优惠，支持绿色环保企业在证券市场挂牌上市，为其筹措资金创造各种便利。
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绿色工业化，建设生态文明为贵州带来了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我们要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生态立省战略，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全力突破“两欠”困境。进一步更新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思路，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利用与治理同举，遵循自然规律，形成社会发展与自然保护相互依存、相互支撑，山水共融、生态共享、和谐共生的良性循环体系，努力实现贵州经济社会跨越式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和谐发展，加快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
责任编辑：郭渐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