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 日益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改变着市场供需，随着各方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增强，催生了各种有机农业运动。具有小农特色的社区互助农业（CSA）成为一种新型有机农业生产模式开始了在中国的发展。
关键词 有机农业；CSA；核心因素；困境
1 背景
世界社区互助农业模式的发展初衷是在1965 年的日本，一群家庭主妇出于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发现农业化学物质的残留及对健康的危害，与有机食品生产者达成供需协议，而开始发起的有机农业运动，这即是CSA的最初形式。社区互助农业（CSA），广义上是经营者与消费者合作从事农场运作的生产模式，消费者预付产品款额，农场按期向其供应安全的“特供”农副产品，从而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风险共担、利益共享[1]。那么CSA能不能成为有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器？能否将消费者的购买偏好引导到CSA整个生产过程中？这不仅是为解决当前有机农产品的安全性，而且也给消费者已经产生了不信任感的市场压力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2 信任是小农户CSA的核心因素
社区互助农业（CSA）产生在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的大背景下，在全球范围的有机农业活动中，依托农场模式加本地化发展方式，使农场和社区居民建立一种直接的联系，能够从源头上监控食品安全问题。这种有机农业形式是以“信任”为核心和作为消除食品不安全问题的新型农产品贸易形式而存在。随着食品安全问题愈演愈烈和消费者对更好生活品质的追求，花高价买回安全、绿色、无污染的有机食品，给了许多做有机绿色生态等概念的农场很好的发展机会和较大的市场空间。而在这个庞大的农业市场中，只有争取多次配送和多品种配送才能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争取到消费者持续购买的机会。于是如何提高竞争力和吸引消费者，就成为另一种规则与潜规则的竞争。在控制交易成本驱动下，凭良心种放心菜的道德伦理往往被让位于效率与利益的追逐。有些农场开始盲目扩张，不管宣称的服务标准是否依据现实状况，只为大促销办卡扩张会员。自从2013年有机生态农场——瀚美农庄经营不善倒闭的消息传播开来以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其他农场主大吐苦水发出“前人造孽后人遭殃，担忧被瀚美农庄连累”的感叹，认为瀚美农庄这样的发展方式给消费者许诺太高，服务又达不到，加剧行业竞争，称其为行业悲哀。同时，这种建立在“权、责、利”基础上的，靠一纸“有机认证”生产并以规模取胜的大农场动作方式，突显出了以“信任”维持的小农户CSA则是屹立于动荡的有机市场之中默默守护着每一位社区居民的小草形象，在“熟、亲、信”的小圈子里“信任”发挥作用明显。自瀚美农庄风波后，对市场风向敏感的消费者也把目光投向了纯朴老实，踏实经营的小农户经营者中，消费者群体开始了一波下乡寻找一对一式的小农户CSA经营者订购风潮。
信任在社会制度方面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持，消减社会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是稳定整个社会关系的基本条件[2]。而在没有任何有机认证的小农户CSA社会关系中，唯一起作用的就是建立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机制。人力资源有限的小农户CSA经营者们则将市场的长手伸到了云空间，将媒介技术与生产经营活动相连接，运用微博、淘宝、ICSA等网络渠道建立起新媒体与有机农业的高效结合，增加“产—消”之间的社会互动频率，以更好地确保信任关系的维持[3]。可以这样认为，在有机农业可持续发展中，信任体系的建立在小农户CSA互动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一，小农户“有机认证”与专业机构认证的信任关系促进了CSA中有机农产品认证的自我完善。小农户由于生产成本制约，在有机农产品检验行业统一规则和管理过程中，为规避认证环节复杂减少交易成本，往往更注重生产过程中各主体参与式的认证而非传统意义上只注重结果的一纸证书的专业机构认证。同时，消费者对此“有机认证”的接受使小农户有机产品免受专业机构认证的排斥，并促使其成为农产品质量监督体系的一种完善。这种民间与官方认证的互补信任关系可以有效融合社会力量，促进社区消费者与农场经营者交流通畅、相互支持、平等友好关系的建立，更能促进有机农产品市场健康发展及整个行业的和谐[4]。
第二，小农户与消费者的信任关系是整个CSA运行的基础。这样的信任关系是建立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假设之上，即每个生产者都具有良知并承诺将通过有机生产来保护消费者，而消费者信任体现在通过提交1 a的预付金来支持生产者。两头秉持开放与合作，在分享收获中重建人与人的信任网络，共担健康农业的未知风险和收益。同时，信任关系构建的这种模式的农业生产确保了一个稳定的消费团队和一个值得信赖的人际环境系统的完整性。
第三，小农户与自然的信任关系推动有机农业健康发展。小农户作为世界上有机农业的主力军，世界上有约200万小农户参与到有机生产中，与山水、土地、市场信任关系的建立使得CSA发展适应当地市场需求，就近供应，符合低碳、环保、缩短食品里程等原则，满足就地市场和消费者需求。再者在中国“熟、亲、信”的社会网络中，人们土生土長的乡土情节，小农户所掌握的适应当地条件的传统农业技术，特别是病虫草害防治、土壤培肥、节水、轮作、储存等技术，更易保护大自然，推动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小农户CSA在中国发展困境
据小毛驴市民农园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在北京、上海、深圳、广东、广西、重庆、四川、福建、辽宁、山西、云南、贵州等地出现了近百家CSA。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全国社区互助农业（CSA）与家庭农场培训班，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成为了国内CSA的旗帜。并将CSA和家庭农场的基本理念、实务操作与方法策略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全新教学模式，培养出一批批有机新农人和他们的社区农业。如果有机农业就如中国“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所言分散经营的小农户只是在这片有机农业的汪洋大海中游泳，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我国小农户CSA发展过程中的困难性。
第一，小农户提供食物单一，与消费者多元化需求相矛盾。由于土地的有限性，人力资源的稀缺性，虽然CSA经营者利用新媒体可有效提高与消费者的交流，但这种互动关系还是不够。再加上消费者需要蔬菜、肉食、水果及粮食作物的一站式服务，需要农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能保持相对平衡，但是作为小农户发展的局限，往往只能提供单一的农产品，很难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食物需求。
第二，与传统食品价格悬殊，使得有机食品价格对比太大。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生产基地大，配套設施全，农业往往发挥着经济功能，靠规模取胜的大农场模式使得农产品往产业化发展，大规模高效率的扩张及信息技术的运用来获取市场占有率，以降低它的边际成本。相较而言，小农户CSA的逆经济思维发展趋势，对土壤、生态环境的高要求及前期维护成本相对较高。另外，有机行业的前期发展出现的弄虚作假的弊病和问题，消费者已经产生了不信任感。为提高消费者信任感，生产者必须提高更有保障的信任维护成本，由此，价格相比传统食品设置相对较高。
第三，小农户缺乏对有机食品价值重要性的认证。小农户实施有机认证的障碍是其在中国发展中最大的困境，由于小农户CSA规模太小，既无能力独立承担认证费用，又缺乏建立认证所要求的完整的记录体系的能力，市场开拓弱。其次，政府怕小农户做有机农业不到位，采取了严格的控制措施，而与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的认证才是维持小农户CSA发展的关键因素，有机食品价值重要性受制于信任关系的大小，在市场化程度还不高的中国，加大了社会的道德风险系数。
第四，在农业技术上面，小农户无法及时跟进技术发展，接受和采用先进技术也有极大难度，仅靠农民们代代相传的耕作技术很难适应变化多样的市场需求，先进农资供应、大型农机使用也会致使小农户CSA发展中出现障碍。
参考文献
[1]Fieldhouse P.Community Shared Agriculture[J].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1996，13（3）.
[2]马新乐.社区支持农业中的信任问题研究[D].长春：吉林农业大学，2012.
[3]李怀英.社区支持农业（CSA）经营者媒介素养比较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4（13）.
[4]何飞，李怀英.我国社区支持农业（CSA）发展模式中的政府责任研究[J].农村经济，2013（10）.
（责任编辑：赵中正）
社会网络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伴随信息化浪潮的兴起，网络文化已成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也日益成为影响大学生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网络文化是大学生成长发展的“双刃剑”，它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面对今天社会的急剧转型，认真分析网络文化的特点以及发展变化规律，普及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对高校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建设绿色校园文化长廊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社会转型 高校 网络文化建设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过：“在21世纪初期，影响世界最大的两件事，一是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总人数已达5.38亿人，大专及以上学历人群中网民占比已经基本饱和，而高等院校学生无疑是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满足学生好奇心的同时，也难免会呈现出人被网络异化的问题，进而引发诸种社会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面向社会转型期的高校网络文化建设，进一步加强和创新校园网络文化管理机制，建设“绿色”校园文化。
一、高校网络文化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高校网络文化，特指高校师生在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平台上，由于长期交流所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观念、思维特点，行为方式和精神风貌等。其基本特征有三点：
（一）高校网络文化具有虚拟性。网络不仅是一个沟通的平台，而且是一个虚拟社会。网络行为具有鲜明的隐匿性，学生网民通过和他人的虚拟交流，从而形成自己的网络虚拟交往空间。尼葛洛庞帝对此曾说过：“（网络的 ）虚拟性能使人造事物像真实事物一样逼真，甚至比真实事物还要逼真。”
（二）高校网络文化具有交互性。对此，曼纽尔·卡斯特指出：“真正的沟通过程不是单向的，而是信息解读过程中传送者与接受者的互动。”作为一种信息交流平台，互联网为民众提供了自由发表个人观点的虚拟社区，通过共同交流观点，实现双向或多向互动，“星星之火”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燎原之势”。
（三）高校网络文化具有超时空性。在网络文化中，每个人都是平等关系，现实社会中的身份因素受到限制。高校网民地位不分高低贵贱，内容无所不包而且不受时空限制，只要能上网就可以实现资源共享，这种极大的宽容与自由形成了在网络文化形式与内容上的超时空性特征。
二、高校网络文化的基本功能
（一）高校网络文化具有舆论引领功能。在当前自媒体时代，舆论生态环境的巨变也冲击了传统舆论引导机制。网络空间里的传播对象即“受众”，不再是单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他们可以通过网络影响甚至左右媒体传播与舆论走向。诸如自媒体时代的微博等形式，其即时性使它成为舆论热点的重要推手。
（二）高校网络文化具有文化创造功能。网络可以全方位覆盖的保存与传递文化，实现文化传承。高校校园网络文化高度自主的创造性特征及其创造主体的精英倾向，使其较之普遍意义的网络文化选择功能更为突出，更具促进先进文化创造的功能。
（三）高校网络文化具有信息渗透功能。高校网络文化的价值体系是多元一体的，大学生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多方面的文化价值信息，放纵或约束自己的道德行为。通过信息的交互渗透，既丰富了高校网络文化的内容，也进一步强化了网络参与者的趋同性，从而扩大校园网络文化的渗透力。
三、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一）网络语言影响着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观。网络语言是伴随着网络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有别于传统平面的，在虚拟空间中交流使用的媒介语言形式，诸如“给力”、“高富帅”、“屌丝”等一些热门网络词。伴随着社会转型和价值多元的影响，此类网络“亚文化”其凸显出多变而且日益庸俗化的特点。
（二）多元文化良莠并存危害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复旦大学张涛甫教授曾指出：公共生活中，很多公共话题，由实体社会点燃，却在网络爆发，网络空间与现实生活交互影响，甚至存在虚拟世界引领、倒逼现实社会的现象。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会通过网民带到网上，极易形成舆论热点，影响大学生的身心健康。
（三）网络放纵导致的大学生学业荒废和信仰迷失。江西某高校一份信息显示：有些在读学生因为“网瘾”出现成绩下降，退学的学生80%是因为沉溺于网络导致学分修不满。我国的社会转型不完全同于西方国家，它还伴随着全球化和网络化发展的步伐，更易使学生陷入价值迷失危机，使其暂时处于“灵魂断奶期”，造成道德困惑。
四、针对社会转型 加强网络文化监管
（一）全面加强高校思想舆论引导，唱响高校网络文化旋律。高校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掌握网上舆论的主导权，积极运用网络新技术，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同时，要树立为学生服务的责任意识，并加以正确的引导，自觉遵守网络道德，从而掌握高校舆论主导权。
（二）创新网络文化互动机制，实现虚拟网络与现实社会的有效接轨。学校党团部门要积极通过论坛、新闻评论等网络渠道，利用微博等新兴网络服务，促成校园积极向上舆论的形成。同时，必须探寻师生网络协商互动机制，防止和化解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三）加强高校网络管理监控，建设校园网络的“绿色”文化长廊。高校网络管理应该强调“监控”与“引导”相结合，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氛围。除了依靠技术手段，学校开展网络舆情监控，引导网络走向，放大网络“正能量”。实行网络舆情日报制度，及时有效掌握校園网络态势，建设绿色校园网络文化长廊。
（本作品系河北师大2012年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2]陈卫星.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M].北京：北京广播学业出版社，2001.
社会网络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近年来，浙江省民营企业跨区域迁移活动日益活跃，这是民营企 业资本逐利本性 和自身机制灵活性的现实体现。究其原因，既有受传统文化熏陶所孕育的企业家精神、迁移 企业自身生态位跃迁等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也有生产要素禀赋区域差异、迁移企业“晕轮 ”效应以及产业群外部不经济性等外部因素的作用。企业迁移是在动态环境下的战略决策， 不仅要考虑企业自身行为，而且还要考虑植入这些行为之中的社会和文化内涵，这种根植性 也是迁移企业构筑核心能力的基石，迁移企业应根植于区域生产网络、创新网络和社会网络 以获得战略性资源，实现可持续成长。
关键词：企业迁移；根植性；迁移动因
一、引 言
近年来，我国民营企业跨区域迁移活动变得异常活跃，尤其是在浙江、广东等民营经济 发达地区，迁移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而且企业群体迁移的现象日益显著。温州富商群体迁 移上海，三千多家企业迁出浙江，深圳企业规模外迁等企业迁移现象频繁发生，也因此引起 了众多经济地理学者、区域经济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的日益广泛关注。然而，目前关于企业 迁移的理论研究却相当匮乏，尚没有形成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框架。
企业迁移是企业区位调整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也是适应市场需求、消费者偏好、环境管 制以及技术进步变化的一种方式［1］。同时，它也是一个企业为谋求新的发展空间 以更好地 满足迁移企业成长需要的战略决策行为。企业迁移主要是指企业从一个地域向另一个地域转 移，包括区域内迁移、跨区域迁移和国际迁移等迁移路径，迁移的方式一般为整体迁移和部 分迁移。其中，整体迁移是指整个企业从某个区域迁移到其它区域（整体搬迁），而部分迁 移主要是指企业活动的一部分从某个区域迁移到其它区域，而其他活动仍保留在原来区域， 如企业总部迁移、生产基地迁移、研发基地迁移等。
企业迁移现象的出现是民营企业资本的逐利本性和自身机制灵活性的体现，是经济市场 化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企业迁移是企业的市场经济行为，正如企业创业、成长、成熟和衰 退一样，企业迁移也是众多企业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是企业决策者综合考虑各种 影响因素之后做出的战略选择，它关乎企业的存亡，一些企业迁移后获得了新的竞争优势， 一些企业迁移后选择再次迁移，而也有一些企业却从此一蹶不振，并走向衰亡。不仅如此， 企业迁移对区域产业结构、社会就业以及经济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深入研 究企业迁移的内在动力以及迁移和成长策略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民营企业区域迁移的类型
企业迁移是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是战略决策的结果，企业的成功迁移往往可以获取 迁入地区的优势资源，或低廉的生产要素，为企业的成长拓展新的空间。浙江省民营企业存 在着生存型迁移、机会型迁移和政策型迁移等迁移类型。
(一)生存型迁移
生存型迁移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因为劳动力、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制约，不得 不向外寻求发展出路而做出的被动性迁移。主要体现为企业整体迁移、生产基地迁移等形式 。生存型迁移企业主要迁移到江西、安徽、四川、河南等欠发达地区，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 源、廉价的劳动力、广阔的市场、相对宽松的环保准入以及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等，寻求企 业经营成本的降低。当原有区位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日益上涨，竞争日趋激烈，而 企业迁移成本不足以阻碍企业迁移时，很多民营企业会选择整体迁移，谋求继续生存和发展 的空间；也有一些企业根据生产的需要选择生产基地迁移，使其更加接近原材料产地、接近 劳动力供应地或接近销售市场。据调查显示［2］62，2004年浙江596家迁移企业最为 关注的前 三位迁移因素是：土地资源，认同率为55.6%；电力供应，认同率为45.4%；原材料及能源供 应，认同率为42.9%。土地、劳动力成本高，电力、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紧张等迫使企业迁移 的步伐不断加快。
(二)机会型迁移
机会型迁移主要是一些规模型成熟企业由于现有生存空间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为了谋求 新的竞争优势而做出的主动扩张性迁移。主要体现为总部迁移、研发基地迁移、营销中心迁 移等形式。机会型迁移企业主要向大城市（北京、上海等）、核心技术基地等主动聚集，利 用大城市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人才优势、金融优势和信息优势等谋求更好的人 才、技术、信息等战略性资源。总部迁移意味着企业核心的外移，必然要求企业总部迁入地 拥有便利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优秀的人力资本以及良好的商务环境等，这恰恰是大都市具有 的优势，目前总部迁移具有逐渐增强的趋势。而企业研发基地的迁移则是为了更加接近科研 机构(如大学、科研院所等)，更容易获得高素质的人才等。沿海大都市具有优越的产学研环 境和人才集聚优势，这无疑为企业新产品的研发和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优良的科技和智力 资源。据调查显示［2］63，2004年浙江196家已跨省迁移的企业中，半数企业选择上 海为迁入 地。在总部迁移的企业中迁到上海的达88.9%；在研发基地迁移的企业中也是迁到上海最多 ，为71.4%。
(三)政策型迁移
政策型迁移主要是一些污染严重、资源浪费以及那些与区域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企业受 地方产业转移、环境治理政策以及其它区域政策的影响而被迫选择迁移。也有一些企业因政 策的优惠而选择政策追逐型迁移，在市场经济和现行财政体制条件下，财政分权迫使地方政 府之间展开竞争。一方面，通过提高基础设施投入以改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推出一系列 优惠政策措施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这种政府之间愈演愈烈的竞争，招商力度、优惠政策的 差异加快了企业迁移的步伐。
三、浙江民营企业区域迁移的动因
理性审视浙江民营企业跨区域迁移现象，既有受传统文化熏陶所孕育的企业家精神、迁 移企业自身生态位跃迁等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也有生产要素禀赋区域差异、迁移企业“晕 轮”效应以及产业群外部不经济性等外部因素的作用。总之，都是企业自身为了寻求更好的 发展空间进行战略决策的结果，同时也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体现。
(一)区域传统文化底蕴塑造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迁移现象在浙江之所以盛行，具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浙江省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地 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永嘉文化”、“浙东文化”为主体的文化特色［3］ ，主要体现为具有浓厚的工商文化传统；具有自主进取、谋求功利的文化价值取向；讲求实 效、具有合作观念等。受厚重的区域传统文化的熏陶，浙江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炽烈企业家精 神的地方，浙商身上所具有的勤奋务实的创业精神、勇于开拓的冒险精神、善于捕捉市场机 会的思变精神和恪守承诺的诚信精神，为企业持续成长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撑。
浙江民营企业的跨区域迁移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浙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勇于冒 险的创新精神的体现。“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贫瘠资源时时激发着浙商的经商意识和创业冲 动，加之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市场经济环境以及灵活的制度优势，浙商的经营智慧得以淋 漓尽致地发挥。面临新的市场环境和激烈的商业竞争，浙商身上所具有的“敢为天下先”的 冒险精神、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促使企业不断寻求新的发展空间 ，并形成了民营企业跨区域迁移的内在精神动力。
(二)外部生态环境变化下的企业生态位跃迁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其所处的特定生态环境，企业个体与其外部环境通过物质、能 量和信息的交换，构成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企业生态系统。企业作为企业生态中的一 个生命有机体，它们同样会经历成长、发育、成熟、衰老和死亡的生命周期过程。每个企业 在整个企业群落中发挥着一定的功能和作用，在各个资源维度上占有一定的生态位。企业组 织越相似，对资源的需求越相似，经营的产品和市场基础越相近，企业之间生态位的重叠程 度就越大，它们之间的竞争就越趋于激烈。当特定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变化或企业无法继续 适应其生存环境时，企业生态位必然会随着变化，寻求生态位的跃迁或变异。
企业迁移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企业寻求新的生态位空间的一种理性的选择，当区域环境 承载力日趋饱和，企业必然对环境的变化做出新的战略决策，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企业 迁移就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一部分“生存型”迁移企业由于其自身的生态位空间在激烈的竞 争中被不断蚕食，在“优胜劣汰”的背景下，只有选择新的发展环境，迁移到其他更适合其 自身发展的区域；而一些“机会型”迁移企业由于发展的需要，当原有区域无法满足其自身 需求的时候，它们必然会主动拓展其自身的生态位空间，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资源，以 进一步提升其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三)生产要素禀赋的区域差异
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民营企业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近几年，随 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要素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土地紧缺、电力紧张、劳动力匮乏等问 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浙江经济的发展，大量民营企业开始选择向外迁移。
事实上，资源、市场、技术和环境等区域分布差异的客观性，决定了当某个区域内的生 产要素制约该区域企业的发展时，将会引发企业的适应性调整，就会向其他更具有比较优势 的区域迁移。浙江省土地、劳动力以及资源等要素价格的高涨，日益蚕食着浙江众多劳动密 集型企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为了建立新的竞争优势，许多民营企业被迫选择“生存型 ”迁移，如在欠发达地区建立生产基地等；此外，随着一些核心企业和规模企业的不断发展 ，逐渐开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化，也日益加剧了对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需求 ，很多企业选择扩张性的“机会型”迁移，在发达地区建立研发基地和企业总部等。此外， 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为企业迁移创造了外部环境，不同区域生产要素如土地供应等差异的存在 ，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动程度的提高，使企业的跨区域迁移更为便捷，民营企业自身 的灵活机制也得以充分体现。
(四)迁移企业晕轮（示范）效应下的群体迁移
目前，浙江民营企业迁移已经逐渐由个体迁移向群体迁移变化。浙江一些地区行业龙头 企业的外迁，往往会导致该行业众多中小配套企业的整体迁移，甚至会带动当地整个产业的 转移。行业内核心企业在整个行业价值链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核心企业成功迁移后，必将对 产业价值链各环节企业的发展，尤其是那些与其具有配套或分包关系的中小企业带来严重的 影响。基于长期合作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以及迁移企业的示范效应，一些中小企业通常也会 随之迁移，继续保持集聚经济效应，逐渐形成群体性迁移现象。如2004年6月，宁波奥克斯 入驻南昌开发区，随后140多家家电配套企业随之迁移。目前在江西鹰潭投资的上规模浙江 企业已达300多家，数十家浙江企业在鹰潭形成的铜材精加工产业在全国都具有知名度。
此外，行业核心企业的成功迁移也会带动同类企业的竞相模仿，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 加之商会或行业协会的影响，群体迁移的意愿和动机日益强烈。据统计，截至2006年全国已 经成立了23个浙江企业联合会(商会)，商会经济在一个地区的经济话语权越来越大。由于这 种经济联合体在招商引资中的特殊作用，形成了一种新颖的投资组织形式，即浙江商会组团 式投资，商会开始主导资金流向。
(五)区域产业群的外部不经济性
浙江省产业群星罗棋布，集群经济十分发达。在产业群形成初期，通常是以一个或几个 优势产业为依托，凭借其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方面的优势吸引周边地区的相关企业向该地 区集聚迁移，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创新，并最终形成规模经济，获取外部经济 效应，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随着民营企业向产业群的不断迁移，产业群规模日益扩大 ，产业价值链提升，地方区域创新环境优化，逐渐走向成熟。然而，随着产业群的不断发展 ，产业群的资源禀赋也日益枯竭，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提高，外部不经济性逐渐显现，这也迫 使很多民营企业生存面临更大的压力，跨区域迁移动机强烈。
企业迁移要受到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然而，民营企业区域迁移实践的经 验与教训表明企业迁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盲动性。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企业在迁移后未能 成功实现迁移的目的，这其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网络根植性。
四、浙江民营企业跨区域迁移的“根植性”策略
根植性或嵌入性（embedded ness），是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 Granovetter）
1985年提出的经济社会学概念，它的含义是经济行为深深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经济活动是 受社会文化制度和价值系统的影响而“嵌入”在社会制度或网络之中的，而不仅仅是企业行 为［4］。他认为经济领域最基本的行为是交换，而交换行为得以发生的基础是双方 必须建立 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这种信任更多地是基于人际关系、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之上。只有嵌 入于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信息和经济关系，才是经济活动者在现实经济社会所乐 意接受的。
事实上，企业迁移不仅要考虑企业自身的行为，而且还要考虑植入这些行为之中的社会 和文化内涵。迁移企业的成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迁移企业成长策略的选择问题，“根植性” 为迁移企业持续成长提供了理论支撑。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关系众多利益相关者，是植根于 特定历史文化和社会网络之中的。正是这种根植性奠定了企业核心能力的基石。随着企业的 发展，其所处的社会网络也会随着扩张或萎缩，若企业无法继续根植于其中，其必然会寻求 新的发展空间或构筑新的社会网络，以获得新的竞争优势。当企业选择迁移时，它和原有的 社会网络之间的联系也并非完全割裂，这也为其构筑新的社会网络奠定了基础。企业迁移的 初期，它同时拥有迁出地和迁入地社会网络的资源，使其生存得以继续，当企业逐渐迁移完 成时，原有的社会网络联系逐渐淡化，而新的社会网络联系日益加强，最终完全根植于现有 新的社会网络之中。迁移企业的成长过程实质上也是迁移企业不断结网的过程，从生产网络 逐渐向创新网络和社会网络变迁。而且，基于地缘、业缘和一定区域文化背景而形成的社会 网络关系具有地理“根植性”，社会成员彼此间的信任、承诺及往来关系深深地扎根于区域 环境中，已经成为区域的一种风俗习惯，不易被其它地区复制，而且迁移的机会成本高。
(一)区域生产网络根植性（地域性嵌入）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物流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产品或服务的提供具有价值链增值环节 跨区域分布的空间特征。企业迁移也是企业价值链的某个环节或整条价值链的再区位选择， 谋求价值链的增值，进而取得企业核心竞争优势。价值链是进行设计、生产、营销、交货及 维护其产品的各种活动的集合。这些活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对资源的要求存在着较大差距， 因此，企业应将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配置于最具资源优势的地区。迁移企业应逐渐从价值链环 节部分嵌入到整个价值链嵌入，最终形成跨区域生产网络。
企业迁移初期，企业应将价值链的部分环节嵌入于当地产业价值链，采取部分性迁移策 略，如生产基地迁移、研发中心迁移、市场营销部门迁移以及总部迁移等。随着迁移企业价 值链与当地行业价值链的有机融合，再逐渐采取价值链整体迁移策略。亦可以采取同一条价 值链在不同区域分别嵌入，充分利用各地区比较优势，集聚战略资源，实现企业的持续成长 。当价值链充分嵌入当地产业以后，应向更深层次发展，即逐渐形成跨区域生产网络。从纵 向看，它反映了产品从生产到运输、销售，再到顾客消费的产业链式结构，嵌入到这种链式 结构中的是制造商、运输商、批发商、零售商等之间产品和服务的交换以及产品的增值过程 。从横向看，处于价值链上同一环节的行动者之间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区域地方生产网络 提高了区域内专业化分工与合作水平，使网络中的企业能够集中于其所擅长的核心经济活动 上，从而有效地将网络各节点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整合形成整个区域生产网络的核心竞争力， 取得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
此外，区域生产网络能超越企业边界进行资源配置，从而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 置，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区域生产网络具有比大企业等级组织更 灵活、比市场效率更高的优势，并且将整个网络的生产成本和经营风险降到最低［5］ 。迁移 企业的最初社会网络关系对迁移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随着迁移企业的持续成 长，必须根植于迁入地当地的生产网络，才能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新的区域生产网络的形 成并不是原来生产网络的简单复制，而是应该实现价值链的升级，充分发挥生产网络的优势 。
(二)区域创新网络根植性（关系性嵌入）
企业是嵌入于特定的地方创新网络的，网络中的地方政府部门、科研院校、金融机构、 中介服务机构等行为主体会对企业行为产生影响。随着迁移企业的发展，单独嵌入当地生产 网络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地方生产网络不断向区域创新网络拓展，市场竞争的重点从以规 模经济为基础的价格竞争转向以创新能力为重点的差异化竞争。
地方创新网络是由企业、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科研院校、中介服务机构等行为主体联 结而成，并因不同的联结方式和联结程度形成不同的地方创新网络。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 ，可以认为区域创新网络至少应包括以下基本内涵：具有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和开放的边界 ；以生产企业、研究与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地方政府和服务机构为创新的主要单元；不同 创新单位之间通过关联，构成创新系统的组织结构和空间结构；创新单元通过创新组织结构 和空间结构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实现创新功能，并对区域社会、经济、生态产生影响［6］。迁移企业应在建立区域生产网络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探索技术创新机会和维 持技术创 新 能力的活动，以此来推动民营企业之间合作互动，最终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形成促进技术创 新和资源分享的动态创新网络。这种创新网络的形成一般可以通过在同属一个产业部门或属 于不同产业部门的众多民营企业之间建立技术联盟等途径实现。
由于企业嵌入于特定的地方创新网络之中，所以，企业跨区域迁移行为要受到网络中相 关行为主体的影响。迁移企业的持续成长从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其自身所处的创新网络形成和 拓展过程，随着创新网络深度和广度的日益增加，创新网络主体之间的各种网络联系也更加 密切，各种创新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和扩散也不断增强，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政府、科研院所 、中介机构等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更加稳定，创新网络的创新功能和作用也逐渐得到更大程度 的发挥。创新网络内各行为主体之间在地理上的集中，不仅有利于高度专业化的技能和知识 的累积，而且由于沟通的便捷性，如现场参观、频繁的面对面交流，使学习变得更有效率。 在这种环境下，各行为主体更容易通过创新网络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和创新风险，提高创新 效率。此外，网络成员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心理习惯、相近的社会关系以及共同的社会准则有 利于企业间建立信任，增强企业间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从而促使迁移企业从要素资源的 简单聚集向生产网络演进，并进而转向区域创新网络。
(三)社会网络根植性（社会性嵌入）
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是指某一特定产业区域内的企业基于主动或者被动参与产业 运转，借助于产业相关资源的流动、彼此间形成的各种正式或者非正式关系，包括市场交易 关系、社会纽带联结等。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对企业的迁移行为具有深刻的影响，非物 质要素如信任和社会资本在企业迁移活动中作用显著。
迁移企业在异乡的生存、发展和融入当地社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亲缘和亲缘 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信任关系［7］。迁移企业在新的环境中 ，自身的 资源显然是十分有限的，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他们重新构建社会关系网络，以便从网络成员那 里摄取关键资源，谋求新的发展。然而，在企业迁移初期，很难直接从当地社会网络中获取 社会资源的支持，因此，必须以血缘、地缘这些原有的社会关系为纽带。浙江企业对血缘、 亲缘以及地缘的认同，使得社会网络关系可以从家族关系扩展到同乡关系。当网络成员从迁 出地迁移到其他地区时，会依靠地缘关系在迁入地与同乡之间结成新的社会网络。而且，这 些分布于各地的异地网络并非独立于迁出地的地方网络之外的，而是或多或少地与后者交织 起来，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彼此促进、共同发展。基于亲缘和地缘的特殊主义文化和“关 系网络”，对迁移企业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为迁移企业提供了信息、知识和社会资源的支持 。这种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社会资本) 在经济活动中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稀缺性的经济资源。 企业迁移初期，用“泛家族化”的“关系网络”可以吸纳和整合家族企业的社会资本，具有 决定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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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汪少华，汪佳蕾. 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网络重构研究［J］.科研管理，2007，28(3) :47-52.
［7］陈立旭.信任模式、关系网络与当代经济行为［J］.浙江社会科学，2007(4):54-59.
（责任编辑 鲍观明）
社会网络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文章探讨了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约束，并基于社会网络嵌入理论提出了社会嵌入性风险的概念。通过对中国转基因育种项目的案例分析，研究了技术创新的社会嵌入性风险的特征，并对如何防范这种风险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技术创新；社会环境约束；社会网络；社会嵌入性风险
一、 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技术创新对经济和社会的推动作用表现的越来越明显，以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技术等为核心的IT产业主导了世界产业的发展，人类逐渐进入信息化时代；自19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更是通过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由工业经济时代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当前，物联网、大数据和云服务技术逐渐渗入到世界各国经济体的各行各业，改变着人们身边的每个角落。但是，技术创新并不单单是技术人员的事情。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对社会起着重要影响作用的高智力活动，同时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技术创新活动不仅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也会受到社会环境各方面的制约，由此产生的技术创新风险也将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对于技术创新所面临的风险，早已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周寄中、薛刚（2002）的文献中将技术创新可能面临的风险归为决策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组织风险、资金风险、信息管理风险、企业文化风险、外部环境风险等八大类，分别归属于战略层、组织层和项目层三个层次。李晓峰、徐玖平（2008）则将技术创新的风险分为企业内部风险（包括管理风险、技术风险、生产风险和财务风险）和企业外部风险（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两大类。对于这些分类，从大类上看，都是完整、没有遗漏的。但是，对于来源于企业外部环境的风险因素，一般只关注到宏观经济、政治环境、法律法规、自然环境、市场需求等变化导致的风险，却很少有人关注到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约束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嵌入性风险。实际上，这是一类非常重要而又长期被忽视的风险因素。
“嵌入（Embeddedness）”的概念是1985年由Granovetter（1985）提出的，他认为过去对经济活动的研究中，只是注重了市场需求和供给因素，关注交易成本，而忽略了市场是由社会的人所构成的，也有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遵循着社会结构构成的秩序，因而应该从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嵌入的角度研究经济行为。后来，Ostgaard和Birley（1996）基于英国集群企业的研究，发现商业网络与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交叠现象，从而证实了商业关系、创新行为的社会网络嵌入性。随后，Uzzi（1997）进一步指出，经济行为都是在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环境中发生的，是基于信任而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在网络嵌入视角下，研发创新活动的主体都是存在于社会经济网络和关系网络中、以各种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关系相互连接并相互影响。本文正是基于社会网络嵌入理论，对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和网络化范式进行重新审视，进而探讨其社会环境约束特征，提出技术创新的社会嵌入性风险这个新概念，并通过发生在当前中国市场上的典型案例对这种风险进行初步研究。
二、 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与网络化范式
1. 技术创新的内涵与基本特征。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在一定市场环境下实施的创造性活动。这种活动以企业为主体，但不局限于企业，而是由企业与其他合作企业、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等共同完成的系统性工作。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生产并提供新的产品，或者从根本上改善产品的质量；
（2）引进新的生产方法、技术或工艺流程；
（3）为产品或服务开拓新的市场；
（4）获得一种原材料或者半成品的新供给源；
（5）实行新的企业组织方式或管理方法。
由于技术创新是在一定市场环境下的创新性的活动，因而必然受到市场需求的引导，其行为具有市场导向性。市场需求是创新理念的源动力，只有满足市场需求的研发活动，才能转化出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才能通过市场的检验、获得市场的认可，也才更有可能获得各种融资渠道的资金支持。因此，市场需求既是技术创新的激励因素，也是技术创新活动的约束条件。
技术创新活动具有天然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为技术创新活动是一种创造性、探索性的工作，其结果总是不确定的，不仅技术本身具有不确定性，新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生产过程等都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具有天然的风险性。由于技术创新活动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技术创新活动所涉及的各方面的专业技能很难被一家企业同时掌握，而且一家企业也不愿意独自承担巨大的风险，因此基于企业单位间的互补和合作就必然会产生。在同一个技术研发链或者相关技术领域的企业，就会很容易地集聚到一起，或者形成多方合作的网状结构，集聚性和网络化也就越来越成为技术创新活动的一种重要特征。
2. 技术创新的系统集成与网络化范式。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世界经济越来越呈现出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特征，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技术改进等研发活动也出现了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的新趋势，各种研发工作不再由单一机构独自完成，而是由多个研发能力互补、利益相关的研发机构共同实施和实现。这种技术创新的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和行为互动，使得技术创新活动也成为多个行为主体的系统集成。
在这种新的系统集成创新模式下，各企业和其他研发机构一起共建实验室或者工程技术中心、建立各种形式的技术联盟与合作，形成多方合作共赢的网状研发创新关系，即创新网络。在一个创新网络中，各研发机构可以将精力集中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而将不擅长的工作交由网络中的其他合作机构去完成，从而大大提高了研发产出效率、降低了研发成本。通过网络式的合作关系，企业专注于发挥自身的核心能力，与合作伙伴共同形成组合优势，产生资源协同效应，更易于实现技术突破。通过合作创造的价值使得研发网络的各方都能受益，而这种协同价值是任何一方单独行动无法实现的。
在网络化范式下，技术创新活动将更多地采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将技术创新所涉及的各种资源、信息和行为主体都集成到一起，形成网络化的研发系统。技术创新网络中不仅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组织机构，而且组织机构间的联络关系也错综复杂。但是，通过网络间的协调配合，他们能够在共同的目标指引下相互协作、相互影响，使得整个研发网络呈现出整体性和协同性。
三、 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约束与社会嵌入性风险
1. 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约束与社会嵌入性。技术创新是围绕科学技术创新的一系列创造性活动。由于科学技术具有自然属性同时还具有社会属性，因此技术创新活动不仅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同时还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研发活动的创新成果有可能推动社会的巨大进步，同时也可能给社会带来一些潜在的灾难（例如原子能与核工业技术、转基因与生物克隆技术），可能带来人类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使得社会网络结构和关系发生剧变。因此各种社会环境因素必然会对研发活动提出一定的制约，使之始终处于社会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从这个视角看，技术创新活动是镶嵌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的，与社会环境实现互动，包括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生活服务等各种环境，而且总是处于这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之中，这就是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嵌入性。
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环境约束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结构体系、社会文化观念、社会政策制度、社会信息传播、社会信任关系等多个方面。社会结构体系是指社会整体的构成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各个方面；社会结构中的各个节点的认知观念及其相对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态度倾向和约束影响力。社会文化观念是指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各种观念、风尚、需求、习惯、伦理、心理倾向等，决定了社会成员对研发活动的态度倾向。社会政策制度指社会构成的基本制度、法律法规、政府的政策导向、经济制度体系各种行为规范和行为导向的总和，对技术创新活动起着直接的约束作用。社会信息传播包括信息的产生源、传播渠道、媒体舆论导向、信息传播的技术与传播速度等因素，因为其对社会文化观念起着引导作用，因而会间接对技术创新活动造成约束。社会信任关系指社会成员的信誉信用、相互间对承诺的信任程度等，其中政府作为最重要的公共服务机构，其政策抉择和监管执行的公信力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非常重要。
2. 技术创新的社会嵌入性风险。通常我们谈到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环境，更多的是探讨如何优化社会环境以支持研发活动、促进技术创新。但是，技术创新活动并不总是被社会环境所接受，社会环境对技术创新活动的作用也并不总是正面的。如果技术创新活动不能被社会所接受，社会环境对技术创新活动产生抑制作用，对技术创新机构来说就会出现风险。这种风险不是由技术本身带来的，也不是由资本短缺、市场竞争等经济因素直接导致的，而是由社会网络关系带来的，是研发活动在嵌入社会网络关系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因此称为社会嵌入性风险。这种社会嵌入性风险，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无法通过技术手段化解，也不是简单地通过政策法律等手段能够直接影响和解决的。
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转基因育种的技术创新项目。转基因育种就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从一个生物体中提取结构、功能清楚的基因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以获得新性状、培育新品种的过程。2011年，全球29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达到1.60亿公顷，占全球作物种植总面积的10.7%；美国在全球转基因作物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占全球的43.0%。近20年来，中国在转基因作物育种领域也紧跟世界步伐，有了较大发展，列入研究清单的项目主要包括转基因抗虫棉、抗病毒水稻、抗青枯病马铃薯，以及分别具有抗赤霉病、白粉病及黄矮病小麦等。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随后农业部在此基础上发布了4个配套规章《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管理办法》。2006年，中国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技术列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的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2008年，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将在15年内投入资金240亿元人民币，用于优势基因的挖掘、转基因品种选育和转基因作物品种的产业化。2009年，中国第一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水稻品系“华恢1号”和“Bt汕优63”获得安全证书，开始准备进入后续的品种审定、申请加工证书和经营证书、进行商业化种植。
但是，正如本文前述的，技术创新活动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在转基因育种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各界对其安全性就一直存有疑虑，这种疑虑在转基因水稻临近商业化的时候，在诸多社会知名人士的参与下和媒体的推动下演化成了一场社会争论风暴，争论的论题远远超出了生物技术的范围，涉及到法律、伦理、国家安全等各个方面，参与方也包括了媒体、国际组织、科研院所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普通民众面对海量的信息，也根据自身的理解和判断在互联网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争论拨动了公众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敏感神经，国家权威部门发放的“安全证书”本身的含义已经完全被忽略，而且无论是农业部官方辟谣，还是61名院士联名上书，都未能平息社会各界的争论。随后《人民日报》、央视和新华社等媒体开始明确表态：新华社发文称转基因食品是“大趋势”，央视发表评论称转基因尚未发现任何有科学根据的安全问题。但是，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和社会公众的质疑，转基因水稻作物的后续品种审定、加工证书和经营证书的申请一直没有获得主管部门的审批。2014年8月17日，两个转基因水稻作物的安全证书到期，安全证书的续期申请也没有按时获得通过。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目前来看还是遥遥无期。
在转基因育种项目的研发过程中，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属性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转基因作物育种项目的研发过程中，出于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的考虑，社会各界不能顺利接受这项新技术，社会环境对技术创新活动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是新技术产品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由社会网络关系的反作用带来的。这种制约作用带来的风险，与技术风险、资金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等都不同，是技术创新活动在嵌入社会网络关系过程中相互作用而产生的风险，是一种社会嵌入性风险。
四、 技术创新社会嵌入性风险的防范
面对研发活动的社会嵌入性风险，我们必须建立相应的防范体系。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研发活动具有“社会属性”，要充分意识到研发活动的社会嵌入性风险，对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各种社会效应要有充分的认识，进而防范于未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科研单位和政府主管部门逐渐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新闻发言机构、开始关注项目的社会影响并积极应对，实际上是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认识。对于社会嵌入性风险的这种事先的防范，可以包括事先进行安全性检验、做好媒体沟通和普通社会公众教育，并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尤其是主动配合政府主管部门建立监督检查机制。要认识到这种监督检查机制不是在制造麻烦，而是为未来更好的发展铺平道路。
与此同时，政府监管部门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主动了解技术发展的最新动向，与研发创新部门共同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并及时将检测结果向社会公众公开，树立政府的公信力。
在媒体宣传管理方面，应该加强对公众的宣传和教育，让普通民众能够接收到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普宣传教育，培养人们对新技术产品及其安全性的科学认识。在这方面，媒体自身也应该树立公平公正的态度，提升自身的科学素养，用科学严谨的眼光审视事态的发展，客观公正地履行舆论监督职责。毕竟，社会公众不可能成为技术专家，对于一些科学概念的一知半解是正常的；但媒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很大，如果也以一知半解的状态去引导社会公众认知，或者在陈述信息的过程中存在主观偏见，其影响将是非常巨大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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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企业研发网络优化、技术创新能力演进及其相互促动机制的研究”（项目号：71132006）。
作者简介：杨忠直（1956-），男，汉族，陕西省富平市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经济和产业经济；乔军华（1977-），男，汉族，湖北省荆州市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科技金融。
收稿日期：2015-03-10。
社会网络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网络社会是伴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普及和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型态。可以说计算机网络的创造性和延伸性孕育了网络社会这一特殊的群体。在日新月异的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网络社会正以其开放性、平等性、互动性、自主性等特点，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产生了诸如利用网络犯罪、不良信息、曲解舆情等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为了解决计算机网络带来的社会问题，实现国家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民族复兴，研究网络社会控制问题成为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网络社会；问题；控制；对策
1.网络社会问题的概述
网络社会问题，顾名思义就是指产生在网络平台下的社会问题。在社会学中，社会问题是由于社会变迁的影响而产生的失去规范的现象，或者是由社会失控所引起的现象。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最早提出：“失范”这一概念，它是一种社会规范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一直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他的理论对应的主体是社会，而避开了针对人的主观能动选择。之后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将之发展为失范理论，他指出失范现象是“在混乱中产生的社会问题。”，他认为并不是由于人们未能达到自己社会地位的需求，而是由于他们的地位未能正确地组合在一个合理地、紧密结合的社會制度中。失范是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在个体身上显现的一种紧张状态。这就把问题的主体又现象转移到了人类本身。学界所认为的网络社会问题，大致有几个方面的失范行为组成。如：网络病毒、网络黑客、网络色情、网络沉溺、网络犯罪等，以及由此产生的诈骗、偷盗、破坏活动、侵犯产权行为、侵犯隐私行为等等。
相较于传统社会问题的基本特征而言，网络社会问题的明显特征粗略来说，首先，它带来了明显的社会失调现象；其次，影响到绝大多数人的社会生活；最后，网络社会问题的产生及发展已经超出个人或一个国家的控制范围，成为一个全球化的社会问题，需要全世界人民共同参与协调与维护才能解决。总而言之，网络社会问题与现实社会问题之间存在互助共生、纵横交织的关系。所以，网络社会问题是社会问题在计算机网络中衍变的新问题，也是当代社会学无法避免的一个新领域，又是新兴的网络社会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2.网络社会问题的发展与控制
由于网络社会具有不同于传统社会控制的特点，这也就在新时期要求我们反被动为主动，做出积极的回应，也就是进行网络社会控制。网络社会控制指的是通过法律、行政、道德、宗教、科技等手段对计算机网络活动施以引导、调节和控制，从而维系正常网络社会动态的有序展开。对于网络社会问题呈现出的多变性和复杂性，以及近年来日益显露出的敏感性，当务之急是加大力度研究和治理网络社会问题。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与之相关的法律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由于网络空间是虚拟性质的，那么作为通常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的法律的权威就被弱化了，传统部门法虽然相对比较完备，但应用在网络领域中则存在很多漏洞和难点。比如：人肉搜索、网络虚拟财产、八卦新闻、虚假报道、舆情传导等都给行政管理制造了更多障碍。此外，网络社会中的行为和言论不受现实世界“熟人社会”的约束，全凭行为人自主地实施行为，因而不受规范制度和普遍舆论的制约，行为人不因传统社会习惯而进行价值判断，无从修饰自己的行为，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因此，网络社会目前的失范现象大量存在，其具有数量上的普遍性和运行中的重复性。网络社会问题数量众多、且周而复始难以杜绝，这就方方面面向技术调控手段提出了新的挑战。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想要研究网络社会问题，首要要具备明辨信息真伪的能力，其次还要具备区分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社会问题的能力。目前政府的治理结构仍然沿袭的是传统社会下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这种治理结构与今天网络社会的要求产生了冲突。由于网络社会是一个树状分散式结构社会，它具有广泛的延展性和参与性，因此信息传播的速度极快，不易进行拦截和维护，同时它的散播渠道也相较过去产生了巨大变化。这些特征是与现代社会管理最针锋相对的方面。面对信息的迅捷传播和渠道的多样化，政府在信息的传输速度、反应速度上都慢于民间，再由于的信息传播渠道也是等级式的，容易被蒙蔽，这样就很被动，公信力也急剧下降。我们现有的控制机制是从软性控制和硬性控制两方面着手的。其中软性控制就是道德层面的控制，硬性控制就是包含了文化、法律、政府职能的发挥和网络技术层面的控制手段。那么对于现阶段法律无法进行规范的、技术手段又难以消解的虚拟社会问题，就要纳入道德范畴加以解决。这是软性控制手段近年来凸显的重要原因之一。
3.提高我国网络社会控制软实力
网络社会充满着太多消息、机遇、发展，同时也存在太多漏洞、缺陷、和弊端。在新时期的网络建设中，提高我国网络社会的软性控制能力首先要求高校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高度重视以信息渠道为手段而展开工作的新机遇，通过网络教育达到提高责任和自律意识的目的。此外在社会上要求各个家庭内部重建新型亲子关系，跟进时代步伐、注意交流、适度调控。
客观来说，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本身并没有善恶价值的鉴别功能，网络的善恶价值，是由操作、使用网络的人所赋予的。也就是说善恶是取决于人的行为，主体的行为，因此网民自身的建设在整个网络社会问题调控中占主导地位。网民是网络空间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也是受众。网民自身的素质和行为对网络空间的运行秩序、网络社会问题的产生、以及网络变迁的方向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要求网民应具备良好的信息辨别能力和信息道德观念，应当清楚信息不等于事实、知识、更不等于智慧。在由事实到智慧之剑，还存在着关联、推理、智力、确证、和综合等等的考量。查漏补缺、提升自我等目的，不要作为单方面懒惰和依赖的工具。要成为信息的主宰而不是奴隶。同时降低不良信息的传播和影响程度，成为一个具备道德素养的网民。
可以说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重塑了人类文明，使人类进入一个新时代。计算机网络的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型表现形式。在网络科学技术为改变人类生活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会与现实生活产生相应的冲突。网络社会问题不仅是一个局域型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网络社会控制问题课题，就是期望通过调查研究寻找合理有效的网络社会控制办法，寻找一些最基本的、宽泛的普世准则。只有做到妥善调节网络信息，才能使网络社会发挥应有的正面价值，缔造出一个真正美好、和谐的网络社会。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创造和谐、文明、健康的环境。 [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