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货币国际化;国际使用;人民币国际化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1.011
国际货币是指在国际经济交易中被普遍接受且被广泛使用的货币，其在国际层面行使计价单位、交易媒介和价值储备三个职能，在私人国际交易和官方国际交易两个层次上使用。尽管货币国际化是一个市场选择的过程，但政府政策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发挥着中重要作用。政府通过相关制度完善和改革可提升本国货币对市场参与者的吸引力，这包括降低货币交易成本、维护货币价值稳定、深化本国金融和资本市场、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投融资工具等。与此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直接的政策干预来推动货币国际化，如通过政府间协议或其他政策直接推动本币的国际使用，这包括双边和多边的本币结算协议、货币互换协议、货币直接交易等。政府的“推动”往往以市场的“拉动”为基础，其可以在一定程度加速货币国际化进程，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是不可或缺的。
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结构来看，美元仍是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国际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欧元则是仅次于美元的全球第二大国际货币，其他发达经济体货币如英镑、日元以及新兴经济体货币如人民币等也在国际经济交易中有一定程度的使用，但相比美元和欧元的比例仍然较低。不过，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严重依赖美元的缺陷，美国也不得不通过各种措施来维护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而欧洲则认为欧元目前的国际地位与欧洲经济的地位并不相匹配，仍有通过政策措施进一步提升欧元国际货币地位的空间。其他各国也在努力促进本币的国际化，以此来促进本币的国际使用。与其他货币国际化进程相比，人民币国际化更是具有鲜明的政府政策推动特征，因此，总结考察其他国家推动和维护货币国际化的政策措施，可以为下一步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借鉴。
一、美国通过货币互换维持美元国际货币地位
尽管美国政府并没有针对美元的国际角色制定明确的政策，但从实际发展的情况来看，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对美元的国际地位是非常重要的。Eichengreen和Flandreau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此后，美联储的支持对美元超越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伦敦和其他欧洲金融机构对于贸易信贷的供应，使得纽约金融市场开始发挥作用，美联储在纽约银行承兑票据市场中承担做市商的角色，使得美元逐步超过英镑成为贸易信贷的主要来源，推动了美元在贸易领域的国际使用。
当美元占据国际货币支配地位后，美国政府(美联储)更多时间在于如何维持美元的这种地位。文献指出，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经济规模、货币的稳定性、金融市场的发展、健全的金融基础设施、资本的自由流动等都是促进一国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但对于在位国际货币来说，除了要保持以上因素外，还需要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时，能够向国际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而进一步增加各国对国际货币的依赖。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建立的美元互换安排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其在金融动荡时期，通过缓解短期融资市场上的全球美元短缺，促进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进一步巩固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20世纪60年代美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以维持美元地位。1962年，为应对黄金储备不断流失、维持美元价值稳定，美联储首先同法国央行签订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至1967年，货币互换协议扩展至14家中央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此时的互换安排主要确保美联储有足够外汇资金以及时吸收外汇市场上各国央行出售的美元资产，以此来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不再有一个明确的价值指示标准，不用再担心他国央行以美元兑换黄金的压力，但美联储同其他国家央行签订的货币互换协议一直保存下来。到1998年底，除了北美自贸协定下同加拿大央行和墨西哥央行的互换安排外，美联储同其他國家央行以及国际清算银行的货币互换安排被取消。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的货币互换重新获得发展。但与此前货币互换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外汇市场干预来稳定美元价值不同，而新发展起来的货币互换重在向有需要国家提供美元流动性，重在解决美元流动性不足。2007年12月，为了应对愈演愈烈的次贷危机对美元短期货币市场造成的流动性压力，美联储首先同欧洲中央银行和瑞士国民银行建立了美元流动性互换协议，并不断提高互换规模。2008年9月开始，美联储又分别与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瑞典、挪威、新西兰、巴西、墨西哥、韩国、新加坡等国中央银行签署了新的货币互换协议。2013年10月，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英国中央银行、瑞士中央银行、加拿大中央银行以及日本中央银行宣布将原有的临时双边互换协议转变为永久协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2020年3月，以上6家发达经济体央行再次宣布将利用已有的货币互换安排来增强美元流动性供给，同时，美联储还宣布与澳大利亚等9家中央银行再次建立临时美元流动性互换安排。
如果说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主要为缓解国内流动性不足，货币互换则主要是为了解决美国海外市场美元流动性不足。Fleming和Klagge指出，美联储通过互换渠道为与美国签署货币互换协定的国家央行提供了及时的美元流动性，到2018年12月，美国同其他国家建立的互换安排规模约占到美联储总资产的1/4，这极大地缓解了这些国家的金融收缩压力。Goldberget等人认为，以美联储为中心的中央银行货币互换为这些国家提供了额外的流动性，成为中央银行管理和化解金融危机的重要工具。以美联储为核心的货币互换网络显著改善了全球美元融资市场的流动性紧张，维持了金融市场稳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Cetorelli等人指出，在全球美元融资市场处于压力高峰时期，货币互换安排是帮助改善市场状况和扩大美元流动性供给渠道的一个重要因素，货币互换安排是支持全球美元融资市场的重要流动性后盾。
美联储与其他央行建立的货币互换对维持美元的国际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货币互换体现了美联储对外提供流动性维护全球稳定的意愿，其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联储在缓解美元流动性压力和外汇市场压力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美元作为交易和投资货币的吸引力。徐明棋(2016)认为，西方六国央行货币互换长期化、不设限额的安排本質是为了维护现存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Goldberg & Lerman指出，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通过央行间货币互换增强美联储在美元融资最后贷款人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了美元的国际使用，支撑了美元的国际地位。ECB也认为货币互换安排可以促进国际货币的使用。
为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美元，美联储需要承担国际最后贷款人角色，通过快速行动并提供无限量的美元以恢复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与信心，其中与其他央行建立货币互换就是美联储承担这一角色的重要体现。Cecchetti指出，如果美国希望长期保持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美国应该通过货币互换向更多国家提供美元流动性。但由于涉及道德风险、逆向选择、职责受限等原因，美联储只是与其认为系统重要性国家的央行建立货币互换。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并不是每个寻求帮助的外国央行都能与美联储建立货币互换，只有美国重要贸易伙伴或全球金融中心的外国央行才可能与美联储建立货币互换。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元区、英国、加拿大、巴西等经历美元大幅短缺的国家都获得美联储货币互换的支持，而俄罗斯、土耳其、印度、智利、匈牙利、爱尔兰等美元短缺国家则不得不依赖自身外汇储备、与其他国家建立货币互换安排、从基金组织贷款等方面来解决美元流动性问题。因此，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对外提供全球金融稳定公共产品仍是不足的，这也成为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原因之一。
二、欧盟促进欧元国际使用的政策
欧元发行之初，欧洲中央银行并未将欧元国际化作为其独立政策目标，即既不促进也不阻碍欧元的国际作用，而是纯粹将其视为市场和经济主体的自主决定过程。欧洲央行也未采取任何技术措施来支持欧元区以外的国际使用。但近期，欧盟对欧元的态度发生了变化。2018年9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在向欧洲议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指出，“我们必须做更多的工作，以使我们的单一货币(欧元)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全部作用”。
欧盟之所以要进一步提升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部分是因为当前欧元的地位与欧洲经济的地位不相匹配。例如在能源部门，80%的欧洲能源进口以美元定价或是由美元支付，在原材料(如金属和矿物)和粮食市场，情况与此类似。欧元在部分领域的地位相比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也有所下降。如目前欧元在全球对外债务中的标价比例仅在20%以上，远低于其在金融危机之前的40%的高位。同时，欧盟委员会进一步强调，推动欧元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使用可以使欧洲经济受益，如有利于降低欧洲企业国际贸易的成本和风险，为欧洲企业和政府提供更可靠的融资渠道，为欧洲消费者和企业提供更大的自主权。从全球范围来看也是有利的，欧元地位的提高将为全球提供更多的国际货币选择，也有利于提高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弹性。
基于此，2018年1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个关于提升欧元国际地位的沟通文件。欧盟认为，应首先完成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建设，为强化欧元国际地位奠定基础。国际货币必须以大规模、稳定和有效运作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为支撑，这样才能吸引国际使用者和投资者。为此，欧洲首先和最为紧要的是完成经济和货币联盟、银行联盟和资本市场联盟，以实现可持续增长并增强抵御不利冲击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欧盟委员会建议从三个方面促进欧元的国际角色，目的是解决欧盟和经济与货币联盟在机制设计上的三个缺陷，也即解决欧元区在国内和国际稳定能力供给不足的问题、欧元区金融市场缺乏深度和流动性的问题、欧洲在国际事务包括国家安全上没有以一个共同声音发声的问题。
一是进一步促进欧洲金融部门深化合作，这不但可以提高欧元的吸引力，同时也可使得欧元区在应对外部冲击时更具弹性。这方面建议采取的措施包括：通过强化欧洲市场基础设施的流动性和弹性来扩大欧元的使用范围;通过可靠的政策框架来制定可信赖的利率基准，进一步改善欧元区金融市场的效率;支持建立欧盟层面全面一体化的即时支付体系，降低零售支付系统中的风险和漏洞，提高现有支付解决方案的自主性;探讨进一步发挥欧元在外汇市场中作用的可能性。
二是促进欧元在国际金融部门中的作用。这方面的举措建议包括：逐步扩大欧元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方面所发挥的国际作用;鼓励欧洲机构在债券发行中使用欧元进行标价;通过经济外交政策与全球伙伴合作，促进欧元在全球支付货币和储备货币上的使用;通过技术援助等手段支持发展中国家使用欧元支付体系。
三是促进欧元在能源、大宗商品、交通(如飞机制造)等关键战略性部门的使用。在能源部门，欧盟委员会建议，应在成员国与第三国之间的国际能源协定中使用欧元订立合同，同时建议欧洲市场参与者与提供金融服务的企业在能源相关交易上更广泛地使用欧元。在原材料和粮食市场，欧盟委员会将与相关利益者进行广泛磋商，以识别增加欧元交易的方式，特别是在欧洲进行的交易或是欧洲公司之间的直接交易。为促进交通部门制造商对于欧元的使用，欧盟委员会也将进行相关的磋商调查。
沟通文件发布之后，从2018年12月起，欧盟委员会与相关各方进行主动磋商，磋商各方也从不同方面提出了促进欧元国际使用的建议。这包括：(1)为了应对网络黏性和改变当前的市场结构，建议利用欧洲经济外交促使第三国和国际市场参与者扩大欧元在交易合同中的使用;(2)进一步扩大以欧元计价金融市场产品的供给，例如石油市场欧元基准的发展将会为空运和航运部门带来正向溢出效应;(3)增加具有较高信用等级的以欧元计价的可用资产池，这将有利于增加欧元资产的流动性;(4)改善金融市场的机构功能，增强欧元的流动性和可得性;(5)通过激励措施或是降低过度监管，鼓励金融机构(流动性供给者、融资银行和其他大型市场参与者)更广泛地使用欧元。
针对不同的行业，磋商各方也提出了一些促进欧元使用的举措，这包括：(1)在外汇市场，继续改善欧元外汇市场的流动性，以便市场参与者能够有效地进行欧元与其他货币的交易。(2)在金属和矿物部门，建议创建欧元计价报价方式，建立欧盟金属交易所，促进以欧元计价报价和基准的使用，与欧盟伙伴国进行国际对话，增加欧元支付的接受度。(3)在石油部门，继续加强与下游市场参与者使用欧元的讨论，探索在运输和航运企业加强欧元使用的方法，与报价机构(Price Reposing Agencies)和商品交易所进一步合作，讨论为精制石油产品建立欧元计价基准的可能性。在天然气领域，与欧盟报价机构和商品交易所合作，探讨建立欧元计价全球参考标准。(4)在农业和粮食领域，加强市场透明度，支持建立以欧元计价的价格基准。探讨将欧元的使用纳入欧盟经济外交活动和欧盟农产品促销活动中的可能性。与金融机构合作，探索以欧元进行结算的可能性。(5)在飞机制造部门，提供相比美元具有竞争力的欧元计价金融工具，与租赁公司和银行合作，开发欧元金融产品以鼓励飞机制造商和航空公司增加欧元的使用。
在欧盟委员会提出新的促进欧元作用计划的基础上，政府官员、学者等又从不同方面强调提升欧元国际地位的建议。除欧盟沟通文件提到的措施外，欧盟前经济和金融事务主任马科·布提(Marco Bu-ti)进一步强调了欧盟机构在促进欧元使用上的作用。他指出，欧盟机构如欧洲投资银行(EIB)、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欧洲稳定机制(ESM)等应在促进欧元使用中发挥示范效应，这其中，欧盟成员国也应为欧洲机构发挥积极作用提供支持，这包括确保欧盟相关政策和立法(如关于经济和货币联盟、银行联盟、资本市场联盟的)得到批准、实施有助于欧元区最佳政策的财政政策、在日常经济运作中(如发行债务、支付、定价)积极使用欧元等。Papadia和Efstathiou则认为，要提升欧元的国际地位，欧洲中央银行应改变其对待欧元国际化的中性态度，其中重要的一步是欧央行应与其他国家央行建立一系列的互换安排以此来扩大欧元的使用，欧盟也应奉行一个更为统一同时也更为有效的对外和防务政策。
促进欧元的国际化也需要政治上的支持。除建设深化和统一的欧洲资本和银行市场外，Leonard等人提出了另外两个促进欧元国际化的建议：一是建议创建更多欧元安全资产。这是因为与美元安全资产相比，欧元标价的安全资产数量过少。欧元安全资产的增加将极大地提升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但是这需要克服重大的政治障碍;另一个建议是欧央行应与广泛使用欧元国家的央行建立货币互换安排。互换安排对于一个经营外币的银行在面临市场压力时获得流动性支持至关重要，但互换安排可能带来财政风险。这也是为什么欧央行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没有与其他国家大面积建立互换安排的原因之一，不过建立互换安排同样需要政治上的支持。Klockers和McQuade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欧盟采取的一些措施(如欧盟复苏基金和与应对疫情有关的欧洲稳定机制、欧洲投资银行、紧急状态下减轻失业风险援助计划(SURE)等短期金融安全机制)也有利于扩大欧元的使用。这一方面展现了其维持和发展欧盟与欧元的政治意愿，提升了欧盟和欧元的信誉度;另一方面这些债务融资项目也为欧元区更多的欧元安全资产提供了渠道。
三、新兴市场国家促进本币使用的政策实践
除了发达经济体外，也有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积极推动本币的国际化，如Maziad等人考察了金砖国家货币国际化的可能性及其影响。但总体上，这些经济体的货币国际化程度并不高，在实践中其更多地在于推进本币在本国经济交往中的使用。
(一)新兴市场国家促进本币在贸易结算当中的使用
鉴于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东亚国家认为有必要推动区域内货币作为本区域贸易结算货币。这一方面是为了促进区域内货币的使用，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
Lee和Park建议在东亚地区建立一个使用东亚本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多边货币体系，以促进东亚地区本币的使用。他们认为，使用区域货币进行贸易结算，有利于解决东亚国家贸易与支付货币不匹配的问题，同时可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保护区域经济免于遭受外部金融溢出的影响。通过这种区域金融安排，也有利于促进区域内货币的国际化，促进东亚金融一体化的发展。Ogawa认为，东亚货币能否用作区域内的贸易结算货币至少依赖以下条件：一是该种货币的日外汇交易量必须足够大，并且其外汇市场在流动性方面应有足够的深度;二是应该建有对冲该种货币汇率风险的渠道，进出口商可以自由借入或贷出这种货币进行资产负债表调整，也可使用汇率远期、期货、期权、利率掉期等外汇衍生工具进行货币敞口的风险对冲;三是贸易结算货币监管当局应放松外汇和资本管制。
在实践层面，东盟国家也在大力推进本币贸易结算。2016年3月，马来西亚央行和泰国央行决定建立本币结算框架(Local Currency Settlement Framework，LCSF)，以促进马来西亚林吉特和泰铢在双边贸易结算领域的使用。在此基础上，2016年12月，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三国两两签署建立鼓励双边贸易结算和本币结算共同框架的双边谅解备忘录，从而将本币结算框架扩展至三国。2017年12月，印度尼西亚央行和马来西亚央行、印度尼西亚央行和泰国央行分别建立起本币结算框架，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央行和泰国央行还将本币结算扩展到双边直接投资领域。2019年4月，菲律宾央行分别同以上三国央行签署合作意向书，加入三国的本币结算框架。在四国协议的基础上，印度尼西亚央行还向东盟秘書处资本账户自由化工作组提交了《东盟本币结算指导原则(草案)》，希望推动东盟内贸易和投资使用各国本币结算。
为进一步促进东盟国家间的本币使用，Sato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推动其他东盟国家加入本币结算框架，扩大本币交易的范围;二是促进东盟国家间汇率的稳定性，汇率不稳定将增加本币结算成本，反而使得使用美元更有利于促进东盟区域内贸易;三是允许东盟货币间进行套期交易，从而使得进出口商能够更有效地进行贸易和投资结算。Chalongphob也认为，本币结算框架的推进需要建立有效的外汇市场，以降低货币兑换成本。
日本也在极力推动日元在东亚地区作为结算货币的使用。Ogawa认为，促进日元国际化更为现实的努力是促进日元在东亚地区的使用，建议日本在与东亚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嵌入双边贸易和金融交易使用本币的条款，这将促进日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使用，与此同时，日本还应与伙伴国家尝试建立日元和相应货币的外汇市场。在实践层面，2018年3月，日本央行和泰国央行签署了关于建立合作框架以促进本币使用的合作备忘录。备忘录旨在促进日本和泰国使用本币进行两国的贸易和投资结算，也包括促进日元和泰铢的直接汇率报价和银行间交易。2018年8月，日本和泰国在汤姆森路透撮合平台上还建立了日元与泰铢实时交叉货币的电子交易。
印度也曾积极推动卢比在对外贸易中的使用。Kadayan指出，为了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和卢比汇率的波动性，印度政府也努力增加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本币贸易。印度政府也采取了很多努力：(1)印度商务部拟定了23个本币贸易结算国家名单。这些国家与印度贸易占据了其贸易的绝大部分，这些国家包括安哥拉、阿尔及利亚、阿曼等石油输出国，也包括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国;(2)为了增加卢比计价的比重，如果进出口以卢比计价，则允许非印度出口商和进口商使用远期外汇合约或者期权等工具对冲其货币风险;(3)印度与日本签订紧急货币互换便利，并扩展其规模;(4)和伊朗的石油贸易均以卢比进行。
除亚洲外，巴西和阿根廷也建立有本币结算协议。2008年10月，巴西和阿根廷的本币支付体系协议正式生效，该协议允许两国间贸易可以使用两国货币进行支付结算。Lima & Nascimento(2017)指出，协议实施后，巴西对阿根廷出口中以巴西雷亚尔标价的规模增长迅速，2015年巴西对阿根廷出口中以雷亚尔标价的规模是2009年规模的5倍多。不过，总体来看，巴西对阿根廷出口中以雷亚尔标价的比例仍比较低，最高时(2012年)仅占到美元标价的6.2%。Reiss也研究了本币支付体系对巴西出口中使用本币结算的影响。研究发现，本币支付体系的建立对巴西出口本币计价有显著的正影响，2007年至2011年巴西对阿根廷出口本币结算的规模增长了9倍多。
(二)新兴市场国家促进本币债券市场的努力
大部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不能使用它们的本币进行海外融资，一个重要的原因来自于“原罪”说。原罪被定义为金融市场的不完备导致一国不能使用本币在国外市场进行融资或者在国内金融市场进行长期融资，这使得国内投资要么产生货币错配，要么产生期限错配，金融脆弱性不可避免，后来Eichengreen等人则进一步将原罪定义为一国无法以本币进行海外融资。为克服原罪所带来的金融脆弱性，一些新兴经济体通过各种措施鼓励国际市场上本币债券的发行和本币债券市场的发展。
Genberg认为，政府公共政策是否可以被用来影响私人部门决策依赖于外部性和溢出效应的存在。从货币国际化来看，由于货币国际化可以使得国内债务人在国际市场进行本币债券市场发行，有助于降低货币错配风险，因此通过政府干预推动货币国际化就可以带来促进国内金融稳定的正外部性。于是，政府则采取监管措施来推动国内金融机构在海外市场发行本币标价债券。政府也应通过政策干预来促进本币离岸债券市场和外国投资者参与的本币在岸债券市场的发展，可能的政策包括支持建立债券交易平台，或是允许外国投资者发行的本币债券用作央行贴现窗口操作的抵押品。
尽管新兴经济体本币海外融资的能力增长相对较慢，但在一些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仍取得一些进展，如乌拉圭、哥伦比亚、巴西、智利等都曾在国际债券市场发行过本币债券。Tovar总结了乌拉圭(2003年和2004年)、哥伦比亚(2004年和2005年)、巴西(2005年)在国际债券市场进行本币债券发行的经验，指出吸引投资者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拉美国家货币的持续升值，同时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和美元的疲软，以及这些国家经济基本面的改善，都使得这些国家的本币债券更具吸引力。从以上因素来看，这些国家本币债券发行多来自于有利的周期性因素支撑，特别是货币的走强。Cohen也指出，强势货币的国际债券发行总量明显超过弱势货币，货币汇率走强与该种货币被用作国际债券发行货币的规模成正相关关系，其估计的模型显示，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日元升值10%将会导致日元发行的国际债券在国际债券发行总量中的比例提高2.2个百分点。
货币市场的发展程度也是影响本币债券发行的因素。Powell以智利为例指出，由于智利拥有相对拉美地区其他货币更为流动的货币市场，这使得智利更容易同时成本更低地以本币在国际债券市场发行债券。但对于其他货币市场流动性较低的国家，本币发行成本较美元就会更高，鉴于美元以及其他全球货币在货币即期交易、衍生品交易和债券发行中居于主导地位，这就使得其他国家更倾向利用美元在国际市场进行融资。
全球金融危机也进一步凸显了促进本币债券市场(LCBM)发展对于增强国家和全球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为此，二十国集团(G20)于2011年推出了促进本币债券市场发展的二十国集团行动计划，从扩大技术援助、改善数据统计、加强监测进展等方面来促进本币债券市场的发展。其他国际组织倡议还包括二十国集团非洲协议、世界银行联合资本市场发展倡议、金融部门改革和强化倡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债务管理工具和双边融资计划等。在这一背景下，新兴市场本币债券市场得到快速发展。一些国家也采取积极的措施来鼓励非居民投资者购买本国本币政府债券，例如2017年乌拉圭推出首个本币“全球债券”(Global Bond)，2018年5月，该国政府还与世界银行合作，通过发行比索債券，将其与世界银行的存量贷款从美元标价转换为比索标价。部分国家积极鼓励在离岸本币债券市场的发展。
亚洲地区货币在债务市场的使用近年来也有很大进展。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促进本地区的金融稳定，东盟+3加强了区域金融合作，其中促进本币债券市场发展成为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除了本币债券市场取得外，Meng使用“原罪”指标来测度一国货币在国际债务市场上的使用情况，其观察显示，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在国际债务市场的使用增长迅速，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这种快速增长与经济规模、制度质量和金融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四、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以上不同国家维持和促进货币国际化的实践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经验。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有所下降，但仍是目前全球最主要的国际货币。为进一步维护美元的国际地位，美联储与其他国家央行建立货币互换安排，通过向全球金融体系提供稳定性支持，以进一步增强美元的国际吸引力。欧元诞生20多年来，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国际货币，但是其与欧盟的经济地位并不相符，其国际地位仍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欧盟近期在欧元国际化上采取的措施就是要弥合这种差距。其他国家包括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也在努力促进本币的国际使用，其中一些措施也许并不能看作推动货币国际化的措施，但却可以降低由于过度依赖外币而带来的风险，这对于维护本国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所有这些都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一些启示：
(一)积极推动人民币货币互换网络的发展
人民币货币互换安排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人民币互换安排有利于便利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维护金融稳定、促进人民币国际的使用。Song和Xia通过对91个国家和地区的SWIFT跨境结算信息研究发现，与中国签署人民币双边货币互换安排的国家将会在双边跨境贸易中增加人民币结算的数量和比例。通过分析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国家在2009—2018年建立的38个货币互换安排，Bahaj和Reis估计指出，货币互换使得一国与中国的交易使用人民币进行支付的可能性提高了13—58%，这使得人民币在支付体系中的份额提高了0.4個百分点。
与此同时，人民币货币互换也可以为互换国家提供流动性支持，维护相关国家金融稳定。Lin等人认为，人民币互换安排是离岸人民币交易的支持流动性工具，可确保离岸人民币市场的稳定，不过与美联储的货币互换相比，人民币互换并不仅是为危机爆发时期准备的。以中国与澳大利亚签署的货币互换为例，Mehding认为，通过货币互换，澳大利亚联储可以为缺乏人民币资金的澳大利亚银行提供支持，因此，这为中国人民银行通过货币互换成为澳大利亚银行人民币计价业务的最后贷款人提供了可能，随着跨境人民币金融活动的逐步活跃，人民币货币互换也将成为稳定性的重要来源。McDowell指出，人民币货币互换可以看作中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外为相关国家提供的短期流动性支持工具，甚至是中国在全球承担国际最后贷款人角色的体现。从人民币互换项目建立至2017年底，至少有阿根廷、蒙古、巴基斯坦、俄罗斯、乌克兰等使用过人民币短期流动性支持，帮助这些国家支付从中国的进口或将人民币转化为其他国际货币以支付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
200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从范围上看，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币互换网络。为进一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一是应积极考虑同更多国家建立人民币互换安排，这包括继续扩大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互换网络，特别是积极争取进入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互换网络。目前，中国央行已与欧央行、日本央行、英国央行等建立有货币互换协议，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考虑同美国建立货币互换的可能性。二是在已有互换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互换协议的使用效率，为国外经济主体使用人民币创造更为便利的条件，鼓励国外企业主体更多的利用人民币进行清算结算。同时，从长期来看，促进人民币货币互换有利于其在全球金融稳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进一步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储备地位的提高。
(二)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与结算
中国是国际大宗商品主要的进口国和消费国。据统计，2017年，中国大宗商品进口额为3976亿美元，约占世界各国对15类大宗商品进口总额的21.7%，其中原油进口占到全球原油贸易值的19.5%，铁矿石进口占到全球铁矿石贸易值的69.4%、大豆进口占到全球大豆贸易值的68.7%，多类大宗商品进口占据全球进口第一位。但与欧元类似，人民币在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与结算的比例要更低。2016年，中国银行业协会在北京发布《中国银行业人民币国际化业务发展报告》指出，国际大宗商品交易的人民币计价与结算均未实现，大宗商品的价格均为美元计价，人民币还难以介入。尽管近年来，人民币的定价和结算功能有所增强，但是并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
下一步，应更加注重培育人民币在石油等大宗商品交易上的定价与结算功能。近年来，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人民币在大宗商品上的定价与结算。早在2013年，中国银行就与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联合推出现货商品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2016年4月，人民币计价黄金期货在上海黄金交易所交易。2018年3月，以人民币标价的中国原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中心挂牌交易。2020年3月，国务院关于支持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油气全产业链开放发展的若干措施指出，支持浙江自贸试验区内银行按照产业原则，探索开展油品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试点，积极推进大宗商品贸易人民币结算。
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在大宗商品上的定价与结算功能，提出以下建议：一是通过国别循序推进。考虑到“石油美元”是美元本位制的重要支柱，人民币在大宗商品特别是在石油贸易领域上定价与结算的职能对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构成潜在威胁，可通过分国别的方式逐步扩大人民币大宗商品定价和结算的范围，目前卡塔尔、阿联酋、伊朗、俄罗斯等国已先后决定使用人民币进行对中国的原油贸易结算，下一步可循序渐进，慢慢扩大国家范围。二是加快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开放发展。国际上主要的大宗商品已从传统的生产商和贸易商主导定价，转变为期货市场主导定价，为此促进人民币在大宗商品上的定价权，就需要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支撑。可在中国消费量和进口量大的产品如能源、农产品、矿产品上设计人民币计价产品，通过期货市场对外开放，最终将人民币定价机制推向全球。三是做好相关的配套机制设计。例如石油美元的历史经验表明，必须做好流出美元的回流机制。这就要求在人民币结算情况下，做好人民币金融资产的供给，满足境外人民币资金投资需求。
(三)进一步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截至2020年一季度，人民币储备资产为2 214.8亿美元，占全球已分配外汇储备的比例为2.02%，虽然居全球第五大货币，但总体地位仍然偏低。不过，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人民币资产吸引力面临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与机遇。一是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独树一帜，为人民币资产保值升值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月份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为1.0%，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二是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仍保持了一定的定力，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人民币资产稳步升值的相对趋势。
為将人民币资产吸引力的提升空间与机遇转化为实际优势，还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继续加大国内金融市场开放。金融市场开放有利于扩大投资者跨境投融资渠道，提高人民币在海外市场的可获得性。从2016年开始，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进程不断加快。2018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博鳌亚洲论坛宣布了金融开放12个具体举措。2019年7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举措》，再次推出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2020年6月，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发布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放宽了金融等服务业领域。下一步应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同时加强开放过程中的金融监管，在金融开放中维护金融安全。二是继续深化国内金融市场，增强国内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丰富人民币资产供给，同时进一步完善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
(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一是通过“一带一路”扩大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对外输出。当前，“一带一路”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的增长点。2019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和工程承包规模分别占到整体的13.6%和59.5%。中国可借助“一带一路”建设资金需求的有利契机，积极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提供人民币融资，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二是大力鼓励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使用，培养境外居民与企业对人民币的真实需求。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往来越发密切，因此，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跨境经济交往中使用人民币，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空间上的一个“突破口”。三是在条件成熟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随着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范围和数量的不断扩大，逐步完成沿线国家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和布局。通过打造人民币的结算与清算中心、投融资中心、风险监测中心，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便利和保障。
[责任编辑 国胜铁]
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后一段时间，人们反思以美元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探讨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问题。在国内，一些人热衷于人民币国际化。
不能说人民币国际化不对，但又不能说全对。要看人民币国际化的确切含意了。
要知道，作为货币来说，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少越好。逻辑上，国际货币也是要一元化的，而不是多元化。
当年日元和西德马克一度强势，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不过那主要是作为储备货币而言。就交易媒介、价值尺度职能来说，没有也不可能冲击美元的国际本位货币地位。
储备货币是可以多元化的，不奇怪。发挥储备职能的岂止是那些强势货币，黄金、白银、很多其它资产都是可以很好地发挥储备职能的。但是作为交易媒介、价值尺度来说，多元化就是问题了。货币之所以出现，是要用它来节约人们相互交易的交易费用。根本上，交易费用的节约是要靠货币的一元化来实现。原则上，货币多元化是导致了交易费用的增加。
欧盟成立后，欧元迅速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一极。仅从表面看，这是国际货币多元化了。但换个角度看，因为欧元的诞生，世界上二十几种货币为一种货币替代而消失了，这是货币在走向一元化，不是多元化。在欧盟内部来看是这样，从全世界来讲也要这样看。这才是看待区域货币一体化以及这个一体化的区域货币的国际货币地位和作用的唯一正确的角度。
同样的道理，欧元作为国际货币的重要一极，主要还是体现在储备货币上，并不改变作为交易媒介、价值尺度的国际货币的一元化内在要求。就算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实力超过了美国，货币也具有超过美元的强势，其货币也很难与美元共同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这是货币一元化要求的内在规定。进一步，替代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就更有难度了。即使我们人为构建一种货币。比如说特别提款权，替代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能够带来更大的收益，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会接受其作为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计价单位。还要考虑调整成本。调整是有成本的。想想吧，教育部要改革几个汉字的写法，竟然引来一片反对，为什么?因为调整成本实在巨大。要在全世界改变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计价单位，调整成本会是怎样的呢?
所以，如果人民币国际化指的是让人民币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那么毫无疑问是没有问题的。而如果让人民币成为与美元分庭抗礼的国际本位货币之一，甚至替代美元成为国际本位货币，那么就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区域内人民币国际结算不一样，这样做是在促使国际货币走向一元化，而不是促使国际货币走向多元化。我们认为，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区域内人民币国际结算才是人民币国际化现实的和可取的方向。
记住了，不是说以美元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没有问题，也不是说人民币国际化不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而是：第一。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不是人们可以自由构建的，而且任何货币体系都是有缺陷的，我们不能保证新的货币体系就一定好到哪里去。而只要我们的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自然而然的事。第二，任何替代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都将导致美元大幅贬值。短期里中国将为之承受剧痛。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中国需要再稳定地增长20年，犯不着在现在去冒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大风险。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强调，与其把精力用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上，不如把精力用于区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区域内人民币国际结算上，要来得有意义得多。
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作为今年G20的主席国，中国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加上2015年10月1日人民币加入SDR，似乎让人看到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线曙光。
7月23日～24日在成都举行的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是G20杭州峰会前的最后一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万众瞩目。作为今年G20的主席国，在接任之后，中国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这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继续推进。而此前的主席国澳大利亚，几乎完全搁置了这一议题。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不断被提起的老话题，但推进异常缓慢。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更多的人看到，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是一艘千疮百孔的船，很难载着世界经济驶出整体衰退的大潮。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大背景下，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的重启，加上2015年10月1日人民币加入SDR，似乎让人看到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线曙光。曾任哥伦比亚财政部长的美国经济学教授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甚至认为中国作为G20轮值主席国，是推进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的契机，可以改变美元“独霸江湖”的局面。
但也许，这些看法过于乐观了。
两个方案
国际货币体系关系到各国在全球金融中的话语权，它的改革是各个国家利益的重新分配，自然举步维艰。相对于其他领域，金融领域的丛林法则更加赤裸裸，一些事情近乎荒谬，但因为这个领域过于专业和技术化，它本质的凶猛和极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方式变得朦胧又温和。
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早在1972年就已经崩溃，但实际上，一直到现在，世界并没有建立新的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推翻，1976年后开始实行的牙买加体系依然坚持着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因此也被称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当金本位难以为继之后，美国和英国各推出了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即美国的怀特方案和英国的凯恩斯方案，怀特和凯恩斯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两个方案的大部分是一致的，唯一的不同是凯恩斯建议创造一个新的全球货币，实质上是要构建全球央行，发行全球货币，也就是说，所有的主权货币都以全球货币为核心。而怀特的建议实质上是以美元为核心，确立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但要求美元和黄金挂钩，当时大部分黄金都在美国。
事后看来，显然凯恩斯的方案更合理。但因为当时正处于英国国力下降，美国国力全面超过英国的阶段，美国更有话语权，所以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采用了怀特方案。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但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和怀特方案本身存在的问题，美元和黄金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这套体系已经难以运转，于是美元和黄金脱钩。而怀特方案对美元的限制，正是它和黄金挂钩，当美元不再受黄金储量限制，而又是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的时候，谁来限制美元？没有办法。于是美元不断贬值，作为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它的大幅度贬值，让其他国家遭受了很大损失。
后来法国发起，有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欧元、日元、英镑和美元一起，构成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说，虽然美元依然占很大比重，但欧洲、日本和英国，从美国那里分了一杯羹。这就是一直到现在还在实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显然，世界上其他国家依然遭受损失。但因为当时西方七国集团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70%，掩盖了可能带来的全球经济风险。
这套体系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这些国家的货币都不再和黄金挂钩，成为主权信用货币。但主权信用货币有着巨大的信用风险，欧债危机让人们尤为担心这些货币的稳定性。
国力的变化
因为当年西方七国集团占世界经济比重较大，不再遵守和黄金挂钩的变形的怀特方案虽被诟病，但依然还能维持。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迅速缩水，新兴发展中国家则不断崛起，两者的经济体量开始势均力敌。这时候，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性格外刺眼。G20集团成立于1999年，但只是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才真正成为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
为了从危机中复苏，美国、日本还有后来的欧洲，都实行了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显然，新兴国家承担着发达国家的损失，量化宽松的做法被斥为以邻为壑。但这些新兴经济体全都无能为力。随着危机的发展，在危机之初经济依然繁荣的金砖国家，也慢慢被拖入深渊。
人们一度认为，几轮量化宽松之后，美国和欧洲会慢慢恢复，特别是美国，人们对它的科技创新体制充满希望。美国经济确实也有了起色，甚至开始加息。但从今年的经济数据看，就业指数依然低于预期，7月份数据显示消费者信心不足。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欧洲经济的依然低迷，让人们看不到世界经济的前景。
世界经济失衡是结构性的，如果国际货币体系不改革，我们很难期待世界经济能再次迎来它的春天。
从2008年到现在，8年过去了，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任何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底曾提出一份修正案，以增加新兴市场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份额。但因为修正IMF协定需要占投票权85%的成员国接受才能生效，而美国在IMF中占的投票权比重是16.74%，也就是说，只要美国不同意，这一改革就无法实施，而美国国会一直没有通过这一方案。2011年时，法国也曾力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但因为欧元区危机不得不搁置。
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就国际金融框架达成共识，美国也认识到改革和完善现有国际金融框架的重要性。这是中国成为轮值主席国后，重启国际金融架构组的大背景。中国也得以加入SGR。但达成改革意愿的共识容易，如何改革却很难有共识。
欧元区相当于在一个区域上实现了凯恩斯的设想，也曾一度欣欣向荣，和美元抗衡。但因为欧盟各国只能实现货币一体化，在财政上还依然是各自为政，欧元最终遭遇了它的滑铁卢。对世界各国来说，实现财政一体化更是不可能的，所以，凯恩斯在当时看来完美的方案，现在看来，也不是长久之计。
如何对怀特方案再次修修补补，让已占世界经济总量85%的G20能有和各自经济体量匹配的金融话语权，共同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实在是一道难解的题。美国会放弃自己的某些利益吗？不到万不得已，恐怕不会。历史早已证明，当世界选择方案的时候，并不一定选中最合理的那个。在不对等的金融话语权中，强者永远享有巨大的红利，而经济实力，和一国的综合实力并不能画等号。
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今年3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央行副行长易纲的发言像是对杭州峰会的一个预热。他甚至提出了金融框架做的不对，是有道德风险的，而这道德风险最终将由国家承担。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对需要研究改革的领域达成了一致。但不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的改革，还是管理因为QE引起的大量的跨境资本流动，还是加强SDR的作用，似乎都很难有质的推进。金融话语权的分配改革是如此艰难，9月的G20杭州峰会，不大会让那些抱着巨大希望的人真正如愿，因为改革将是缓慢而漫长的。
对中国而言，想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还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当1993年中国放开经常项目的时候，可能绝大部分人都没想到，到今天资本项目还没有放开。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中国意识到，国际金融风险是如此巨大，正因为还没有放开资本项目，中国才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给了中国警示。人民币国际化和离岸中心建设的长期目标不会改变，但一定要把步子走实了。这不像其他一些领域的改革，可以用倒逼的方式。
这些年，人民币国际化的步子不可谓不快，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到跨境支付体系的建立，从放开利率管制到实行企业外债备案制，从上海自贸区到深圳前海试点。但离最终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
因为去年离岸人民币市场出现几次异常波动，人民币国际化被认为在央行的政策优先次序中的位置有所下降。央行现在似乎更注重汇率稳定和国内金融稳定。
虽然舆论普遍认为，英国脱欧后会对中国经济依赖更大，有利于中国经济，但显然，作为第二大人民币离岸中心，英国离开欧盟后，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削弱伦敦人民币离岸中心辐射欧洲的能力。英国脱欧的影响会慢慢发酵，在金融领域，这影响是复杂又深远的。甚至有分析认为，英国脱欧，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布局。
一方面，中国要谋求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要推进“一带一路”，要建设亚投行……都需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但世界不断加大的金融风险，又要求人民币国际化要谨慎再谨慎。在金融的丛林中，中国腾挪的空间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
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由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相关货币观点剖析了货币的本质和根源，并揭示出货币自身矛盾运动规律及一系列后果，但以发展的眼光看，如今很有必要与时俱进。文章紧密结合现实世界的变化发展和客观状况，通过梳理货币发展历史相关资料，尝试采取科学性论证说明与中外货币历史演变轨迹创新思考，进而探索有关货币形态、货币属性等若干货币基础理论问题的规律性认识。
关键词：货币；金银；货币历史；规律；创新
在我国货币基础理论研究领域，“货币天然是金银”观点颇具代表性，作为经典的货币观，长期为学界所推崇。笔者认为，“货币天然是金银”或黄金是“金钱的唯一代言人”（寇玉琪，2013）的理论观点确有一定道理，但结合史实与逻辑分析，将货币的天然形态与具体的金银历史性固定起来，值得反思和商榷。现实而言，鉴于仅仅“金银”二字尚不足以充分体现出货币本身“天然”具备的社会公信力或是价值性归属，在当代有必要进一步结合货币历史演变轨迹，吸取有关货币思想的合理内核，对传统货币认识加以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以更好适应历史变化与正确反映客观事实。
根据经典货币理论，货币是一个历史范畴，当一般等价物固定在金银等贵重金属身上，代表了一定价值的货币就产生了。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材料必须具有以下特征之一或全部，即体积小、价值大、便于携带；色泽美丽，不锈不烂，易于保存；易于分割；易于保持价值稳定；产量供给充足。中国历史上以金属为币材者有铜、铁、铅、金、银等。尤其是黄金，因其“天然货币”材料之故，充当货币最合适。马克思多次提到他的研究对象仅限于作为货币商品的黄金。在马克思的时代，国内流通手段由贵金属货币、金属辅币与纸币共同承担，他对货币的理解建立在金属货币制度的基础上，认为货币自身应该是商品，从所处的当时社会背景及其对欧洲国家货币发展轨迹的理性思考，进而得出金银是具备货币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理想载体，符合唯物论的“存在决定意识”。又如，《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2011）认为：“黄金、白银与汽车、房子、粮食、石油、电器等等均为实体财富，它们中间谁最能代表财富呢？我看还是金银。它们永不腐烂、质地均匀、随意切割、方便储藏，正是这些特性使其在2000多种曾经的通货中脱颖而出，成为全人类公认的最佳的财富代表。”故“货币天然是金银”之说古来有之。但笔者认为，货币这些特征适用于金属货币或实物货币时期，已非现代信用经济下充当货币的必备条件。
对经典著作的理解要与时俱进，超越时代与认识的局限，走出金银的货币历史迷思，创造性地发展理论而非固步自封或罔顾事实。概言之，从商品市场实务层面上看，如今持币投资金银，无论出于投资、投机，还是逃避风险，实质上无异于一般性持币购物，用以转手牟利或者储物保值，金银作为货币的历史使命已然完结；从货币史研究层面看，纵观中外货币史发展，一定时期的货币流通有序或乱象可归结于物质基础、信用基础及法制基础等多方面原因，涉及社会经济发展、公众心理认同和法律有效保障等“天然”核心要件的综合作用。由纸币等信用货币取代金银等商品货币是商品生产社会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能否表现其自身社会价值，关键不在于币材本身有无价值（尤其是信用基础上创造的信用货币均不具有价值），而在于作为社会财富价值的象征性存在，货币能否获得社会认可的公信力。主观上纠结于货币实体的商品属性或执迷于币材的“真材实料”，其症结在于未能厘清与切实把握货币发展轨迹及其客观规律性，未能理解古今货币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根本变化，未能前瞻性地洞察货币发挥职能作用业已脱离金银等金属货币时期用以大量现金支付的传统形式。
现今货币是从历史货币发展而来，至于何谓真正的货币及其起源则有不同见地。
从中国当代传统货币思想看，著名历史学家吴荣曾（2003）认为：真正的货币必须是金属铸造；要有一定成色；要有固定的形态；要有固定面额且有大有小。中国春秋末到战国时期出现的大量刀布符合这些要素，而且关键是有政府铸造的标志。笔者认为，该“金属铸币论”观点一方面执着于马克思经典论述有关货币本身价值内核的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将“货币天然是金银”及商品货币思想糅合后有所扬弃，对“货币之谜”面纱的揭示有所助益，但由此仍无法认同当今“钞”和“票”等本身没有价值的信用货币，故这种无异于“货币天然是金属货币”的观点对于诸多货币现象的现实解释乏力。
从中国货币史研究看，袁远福（2005）、姚遂（2007）等金融史专家认为：早在夏商时期，天然海贝充作货币，一直沿用到西周。商代后期，出现了铜仿贝即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这表明贝在当时已是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执行货币职能。而云南贝币流通一直持续到清代道光年间。另外，汉字结构上也有证据可寻，如与价值有关的字有：货、财、贱、费、资、贾、货、贵、贱等；与财货有关的字有：贮、宝、赏、赐、财、资、买、责等。这些正好反映出在很早年代贝即货币的历史事实。而该“天然贝币论”的出发点肇始于“货币的特点是固定地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有助于对古代原始货币和现代信用货币的本质理解，明了当代市场经济下信用货币变化的历史渊源。
从中外货币与金银关系演变轨迹看，可分三方面阐明货币“霸主”的转变。
首先在金银用途及货币作用方面，早在殷商及西周时期，黄金最初只是珍贵的装饰品，《诗·大雅·域朴》有“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的记载。用黄金做货币主要始于战国时期，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巨额的支付手段。在博物馆常见的开元通宝和五铢就有金铸币，还有仿制的大观通宝等银铸币，但均属纪念币性质，并非流通货币。而在当前信用货币制度下，即使有人投资于金银，只能算作贵金属商品投资，不具货币作用。
其次在金银的货币制度或其金融属性方面，即便古代中国黄金一度法定为上等货币，亦非初始天成。据史籍记载，“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布”（《管子·国蓄篇》）；“及至秦……黄金以镒名，为上币”（《史记·平准书》）。纵观当今金银地位，尽管一些国家或国际组织基于历史习惯和资产储备原因，将“货币性黄金”视为一国国际储备资产组成部分，且有些专家认为金银仍具有“金融属性”，甚至认定“实体财富中最能代表财富的是金银”，但事实上，“黄金非货币化”的国际协议早有定论，金银贵金属只是一种实体财富资源，在国际市场归于普通商品。如美国经济学家本·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认为，黄金是一种贵金属，但不是货币，中央银行持有这种资产是一个长久以来的传统。而今所谓“金融属性”之所以看似“一息尚存”，源自金银作为“稀缺性”商品的价值存在，且相对“高贵”，同时具体依附于黄金市场上与信用货币的“等价”交换，易手较为便捷。若依此看法，稀缺性、高价值、不乏市场交易的其他商品资源亦可类似推定，不“独秀”于金银。历史上，金银曾作为货币的价值标准、交易媒介、支付工具和国际货币等职能作用，在现实中已然不复存在，金银的“金融属性”只是金银商品借助于信用货币交换得以间接呈现，并非直接出自货币的本能实现。故金银既未天然居于货币舞台的“上位”，其货币的法律定位及金融属性亦未始终天然“不渝”。
最后在货币形态与商品经济关系方面，货币产生于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了货币形式的发展。这就决定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商品经济条件下会有不同货币出现，货币必须适应商品经济的要求。例如，不同于欧洲最早的金属货币是金币，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是铜铸币，根本不可能始终只由金银等商品货币“固定地”充当货币。况且，当代金银的供给与分布也远远跟不上世界经济发展需要。实践表明，作为价值符号的纸币与金属货币脱钩，符合市场发展规律。又如，人民币作为新中国法定货币，自诞生起便表明与金银不挂钩，人民币实际价值与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代表的名义价值及与其在不同商品市场中所呈现的交换价值相分离，完全脱离了商品属性，天然是没有内在价值的信用货币。
结合史料文献和归纳分析，笔者认为，中外货币形态的一般演变过程如图1所示。
相应地，货币属性的一般演变过程如下。
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载体有形、有价值）→社会属性（载体有形、无价值）→ 社会属性（载体有形/无形 、无价值）。
由上述有关中外货币历史演变轨迹及其规律性的深层次创新思考可以得出以下三方面的结论。
一是支撑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通行无阻并持续扩展的基础，虽然从表面看，先是有形的足值载体，后是无形的信用承担，但信用的背后，实质上依托的始终是体现一国经济实力的社会总财富及其稳步增长，由此成为如今信用货币（狭义）、电子货币得以立足（指现代货币为社会公众接受和使用）的价值基石。
二是就信用货币而言，“纸币是价值的符号”较为符合货币历史演变轨迹及规律性认识。陈友芳博士（2010）认为，现代生活中，纸币具有货币的一切职能。对于纸币有无价值的困惑问题，这取决于“价值”如何来定义。若将价值定义为购买力，就会视纸币具有价值；若将价值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则纸币无价值。笔者认为，应从货币历史发展及多维价值视角出发——纸币不具有内在价值（或曰可忽略不计其本身价值），但被国家强力赋予了外在价值（社会属性）。相较之下，经典著述有关“纸币是金的符号”抑或“纸币是货币的符号”之说囿于一定历史阶段所限，已与当今状况脱节。
三是在社会商品流通与货币交换的经济活动中，货币价值是货币信用及货币交换价值的基础。故只有遵循价值规律与货币流通规律，与社会财富相对应的货币供给数量保持大体适宜，货币价值、货币信誉才能根本上得以保障，进而才能从根本上有益于货币的交换价值及社会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
进入20世纪后，金银逐步退出货币舞台，信用货币成为了各国主要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当今呈现出更具电子性、无形性特点及网络化、自动化常态。在当今经济生活中，观察与衡量货币价值变化应秉持多维视角而非单一视角，即其主要赖于货币购买力（物价指数的倒数）、汇率、利率及市场金价等经济指标变化状况。目前“货币天然是金银”虽然时有论争，但缺失了实质意义。如李翀教授（2013）指出，黄金早在约2600年前就充当了国内货币。当国际经济活动变得较广泛时，黄金又由于其国内货币的地位而成为国际货币。20世纪30年代，黄金失去了作为国内货币的功能，但它仍然作为国际货币存在。20世纪70年代，黄金最终失去国际货币的地位而演变为一种近似货币。在可预期的未来，黄金不可能恢复货币地位而仍将以近似货币的形式存在。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直言：为什么要用这种不是特别有用的金属作为价值的“黄金标准”？经济问题的处理需要用人类的智慧去解决，不需要诉诸一世纪前可能合理的手段去应付。
综上所述，结合货币历史与逻辑分析而论，“货币天然是金银”及后续拓展的“货币天然是金属货币”等学术观点有着历史局限性与逻辑矛盾性。笔者认为，“货币天然是社会公信的价值代表”当是货币本性的高度概括与集中表现，此表述透视了货币的本质——特定社会历史中人的社会关系，既符合逻辑分析，同时也符合历史与现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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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翀.论黄金货币地位的演变与前景[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1）.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伴随着中国经贸地位的不断提高及政府的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正在不断加快，其对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存在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可减少汇价风险，促进贸易和投资发展，带来国际铸币税收入；另一方面则可能削弱我国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大大增加货币政策的实施难度，并对我国金融环境的稳定、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政府应通过加强资本跨境流动信息统计监测、开拓新的金融工具、深化国内金融市场改革等途径减轻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货币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货币政策；货币替代；政策溢出效应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日渐上升，但与“经济大国”不相称的是，中国目前仍是“货币小国”，人民币仍未如美元、欧元等完成国际化进程成为国际货币。尽管如此，在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及政府积极推动下，2009年至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贸易、货币与投资、价值储藏职能等方面已取得相当成果。然而，货币国际化也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提升本国的国际影响力，减少汇价风险，促进贸易和投资发展，更重要的可以给本国带来国际铸币税收入；但另一方面，一国的货币国际化又会对本国的金融稳定、宏观经济调控等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尤其是在货币政策实施方面。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阐释了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货币政策实施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 文献综述
关于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对该国货币政策产生的影响问题，国内外学者以不同的切入点、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进行了探究。
国外研究方面，主要从货币国际化对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等方面进行阐述。Aliber（1964）和Bergsten（1975）研究认为美元作为世界主要货币，不仅使美国面临“特里芬难题”，而且也使其较难实施独立性的货币政策。Griton和Roper（1981）建立了模型，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的替代程度越高，汇率越不稳定，破坏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Arize（1991）认为本币与外币利差引起的货币替代，也将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Jeffrey Frankel（1991）认为货币国际化容易造成该国货币需求的波动性增强，削弱本国货币当局对本国货币的控制力，降低本国货币政策效力。Tavalas（1997）分析了两种汇率制度下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在钉住汇率制下，外国对本国货币偏好的转移可能破坏本国央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力；在浮动汇率制下，外国对本国货币偏好的转移可能导致汇率的大幅变动，进而限制国内货币政策的效力。
国内研究方面，大多数研究都指出人民币国际化会对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存在抑制和削弱作用。例如梁勤星（2003）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使我国的整个金融体系更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王勇（2003）认为，我国的金融市场容易被国际上的外汇投机者干扰，进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姜波克和张青龙（2005）提出，一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权会随着货币国际化的进程而减弱。刘力臻、王益明（2005），邱兆祥、粟勤（2006）认为，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汇率浮动、资本可自由流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等制度，将动摇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使货币政策效力的发挥产生较大的偏差。江凯（2010）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将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影响人民币现金管理和监测。张青龙（2011）利用IS-LM模型从均衡收入、利率、消费、经常项目收支、汇率等途径，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系列影响，并解释了其中的放大效应。匡可可（2011）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会使货币存量的管理与监测难度加大，削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时人民币离岸业务也制约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以上这些分析从各个角度分析了货币国际化对一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普遍的观点认为，货币国际化对一国货币政策会造成负面影响。本文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更加系统、深入地整理研究了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货币政策实施的影响，并结合中国的实际经济状况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二、 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不断推进，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不仅要着眼于国内，还要着眼于国际。不难看出，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
1. 增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当人民币还没有完成国际化时，为了防止发生货币支付危机乃至金融危机，我国必须要持有充足的国际货币作为储备资产。2013年我国货物进口总额为19 504亿美元，按照国际上通常采用的特里芬标准，满足5个月进口大约需要7 800亿美元。2013年我国拥有3.8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超标率达389%。这些巨额的外汇储备虽然有利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但也限制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高，央行在收汇时需要投放更多人民币基础货币，这就造成了广义货币（M2）的超发，导致通货膨胀。研究表明，1994年以后，外汇占款一直是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一个重要渠道。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更好的保值增值手段，我国大量的外汇储备只好用于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的规模达1.3万亿美元，占外汇储备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一。目前，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人。外汇储备倚重美元资产的格局不仅加强了我国货币政策对美元的依赖，还迫使我国不得不承担美元兑人民币贬值的汇率风险。然而，人民币国际化则有利于增强我国货币政策实施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人民币国际化将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资金融通能力，降低对外币的过度依赖。可以预见，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深化，中国外汇储备占款将大大降低；同时，人民币将会成为国际贸易中越来越多商品以及劳务的计价结算货币，并在投资和金融领域被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认同和接受，因此，外币的汇率变化将越来越少地影响国内的商品、劳务和资本市场的价格。
2. 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由“三元悖论”可知，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汇率的稳定性这三个目标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实现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前提是高度开放的金融市场和稳定的币值，因此，国际货币发行国通常选择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推而广之，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为保证资本的自由流动和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将导致我国在货币政策上丧失独立性。在此背景下，我国需要与一些国家和地区加强货币合作，建立有效的货币政策协调机制，这同样不可避免地会限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3. 减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本质上，货币的国际化意味着一国货币在区域乃至世界范围内发挥计价、结算、价值储备等功能。人民币的国际化必然造成人民币同时在境内境外流动。人民币货币功能范围的扩大将从以下六个层面影响中国实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1）造成人民币需求量增加，降低了货币政策调控力度。人民币国际化后，不仅国内居民出于交易或投机等目的而需要持有人民币，境外的居民也会由于消费、投资等目的而需要人民币。大量人民币在国境之外流通会逐步影响我国的货币供给。此外，人民币国际化还会增加货币流通速度，国际化程度越高，货币流通速度越快。此时，人民银行将难以准确统计和监督人民币的存量，进而无法保证对货币的控制能力，从而削弱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又由于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没有法定存款准备金这一要求的限制，从理论上来说，境外市场将具有无限创造存款的能力。这样一来，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这一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力就会大打折扣。
（2）利率政策工具受限。在人民币国际化后，当我国执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就会导致市场利率提高，国内外利差的扩大将会吸引大量境外资本流入中国，大大增加国内的货币供给，提高通货膨胀的压力，最终将抵消国内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果。反之亦然。此外，人民币国际化后，人们可以用人民币购买国外的各类金融资产，此时，国内利率不再是影响货币需求的唯一要素，国外的市场利率和金融资产收益率等也都会影响货币需求，这就减弱了利率这一货币工具的效果。同时，人民币国际化后，融资渠道变得更加多样，境内企业可以从银行贷款以外的更多其他渠道获得资金，所以利率提高造成的投资下降幅度就会比人民币国际化前要小，这就会使得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渠道传导的效果进一步减弱。
（3）人民币将面临货币替代与反替代。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货币替代和反替代都可能增加央行对货币数量管理的难度，进而干扰货币政策的实效。货币替代（反替代）对货币政策的影响途径如下：首先，货币替代（反替代）影响货币数量的来源和构成。人民币国际化后，货币需求由本币需求和外币需求两部分构成，货币供给也不再局限于我国央行的发行行为，货币供求的衡量变得更加复杂，从而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实施。其次，货币替代（反替代）加速本外币资本流动，重塑银行体系的准备金、国内存款和信贷，削弱央行对货币总量的调控能力。再次，货币替代（反替代）会干扰外汇市场供需平衡，加剧汇率波动，甚至可能导致本币贬值（升值）幅度超过货币供给增长幅度，形成“汇率放大效应”。最后，货币替代（反替代）的存在使各国货币政策间产生高度相关性，一国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其他国家货币政策情况，这无疑会减少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
（4）汇率政策工具部分失效。人民币国际化后资本大规模的跨境流动成为常态，资本的跨境流动会引发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具体地，资本大规模流入将造成人民币有升值的压力；反之，资本大规模流出将造成人民币有贬值的压力。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一国只有实施浮动汇率制度才能保证该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我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后，央行不会放任人民币汇率大幅或频繁波动，这样实现内外平衡之间就会出现矛盾，进一步限制了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5）金融脱媒加速，削弱央行运用货币政策的能力。人民币国际化后，金融市场更加发达，使得金融脱媒现象加剧。一方面，商业银行获得资金的方式更加多样，如直接融资市场，降低了央行通过存款准备金调节商业银行可贷资金规模的能力。另一方面，企业融资的方式和渠道也增加了，这不仅减弱了企业对银行的依赖，而且减弱了利率政策的敏感程度，削弱了央行运用货币政策的能力。
（6）政策的溢出效应。货币国际化后，伴随着货币的自由兑换、资本的自由流动，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关联程度和依存关系不断深化。与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类似，一国制定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对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产生显著的影响。例如，本国如果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大量国外资本将被吸引进来，那么其他国家的货币供给将会减少，进而对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带来影响。反之亦然。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出口国。无论是对成熟的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人民币国际化将逐步放大我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需要指出的是，政策的溢出效应不仅具有两面性，而且其他主要经济体为了减少我国政策负面溢出效应往往会采取一些应对策略。而这些策略又会通过贸易、资本跨境流动等途径对我国产生反作用，从而削弱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三、 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对策
理论上来说，本币国际化实质是本币的交换媒介、支付手段、储藏工具等基本职能在更广范围内发挥作用的过程，其对本国货币政策效率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但央行与相关部门至少可采取配套手段来减小或对冲其负面影响。
1. 加强资本跨境流动信息的统计监测，适时进行对冲操作。央行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对人民币跨境流动信息的动态监测，建立危机预警指标体系，完善各种常规和非常规的政策调控手段，适当干预，维护金融稳定。具体包括：建立跨境资本流动数据采集、分析和监督体系，构建完善的跨境资金流动统计监测平台，准确把握跨境人民币的发展趋势；不断加强运用汇率、利率、税率等工具来调控跨境资本的流动；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方法，适时开展对冲性操作，积极预防和缓解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突发性冲击。例如，在人民币大量外流时，央行可以适当扩大货币供给量；在人民币大量回流时，适当加大收缩货币供给量的强度来加以冲销。
2. 积极开拓新的金融工具，稳定本国货币政策的效果。央行应该积极开拓新的金融工具，来控制外国资产对本国带来的冲击。例如，建立一个发达的国债市场，当离岸人民币大量流入时，央行可以迅速卖出国债，及时回笼货币，防止带来通胀压力；反之则买入国债，增加货币供给。这样，央行能够根据国内市场的需要以及货币政策的目标，及时、灵活调节国内市场的货币供给，逐步减小跨境资本流动对国内货币政策的影响，逐步提高本国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独立性。
3. 深化国内金融市场改革，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商业银行是传导货币政策的关键机构，应加快商业银行改革，更好地发挥其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重要作用。要加快商业银行制度改革，明确产权关系，构建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同时，尽快放松市场准入的条件，加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力度，支持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进行战略合作，优化金融机构结构和完善信贷市场结构，更好地发挥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货币政策信用渠道的传导作用。此外，央行应尽快建立市场化货币调控机制，更多地依赖价格型调控工具，提升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4. 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立新型国际货币关系，加强国际间货币政策协调。从未来趋势看，全球应逐步从目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过渡到多个国际货币共同竞争的国际货币体系，最终达到建立一个非国家货币主导的新型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为此，各国政府应加强合作，不断完善、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代表权和话语权。此外，考虑到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我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将更加显著，因此我们应充分评估本国货币政策实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不断加强与相关国家的货币政策沟通与协调，建立健全货币合作机制和危机预警、处理机制，有效管理货币政策冲突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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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克（1958-），男，汉族，山东省威海市人，北京语言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对外投资；王曦（1978-），女，汉族，辽宁省本溪市人，北京语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创意产业、文化贸易。
收稿日期：2015-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