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信息社会；个人；集体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科技革命使得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生产力上的巨大变革，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社会中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在探究这一系列的变化前首先应搞清个人和集体的内涵。
一、个人、集体的内涵
1、个人
《伦理学》编者罗国杰对个人是这样描述的："在个体与群类之间作了划分，在自己与人们之间做了划分，在他、你、我与他们、你们、我们之间作了划分。"[1]134-135同时他还指出"在确证了个人的历史和社会的本质之后，个人与他人的差别，'我'与'你、'与'他'、与'你们'、'他们'的差别，就可以理解为个人的'个性'，'我'的'个性'。个性的差异性和丰富性，是个人特殊性的存在的经验证明。"[1]139在当今信息社会中的个人不单纯是作为自然生物体的个人，而是具有个性化的，作为历史和道德主体的个人。"其中最根本的，还是个人的社会历史性。因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个人，本身必然包含作为自然生物体的个人的属性，而作为自然生物体的个人，却并不必然包含作为历史主体的个人属性。"[1]140
2、集体
再看集体的内涵是相对个人而言，简单说是许多人合起来的有组织的整体。罗国杰对集体的范畴这样描述："就一般意义上说，集体范畴的抽象相当于整体范畴或社会范畴的抽象，集体包容的范围，应不窄于整体或社会包容的范围；就特殊意义上说，集体范畴又必须具体化为代表（无论是实质上代表还是形式上代表，无论是真正的代表还是虚妄地代表）整体或社会的某一集团、阶级或国家。"[1]142同时他也指出"集体在本质上决不意味着局部，它可以表现为各个具体的或大或小的实体，但这些实体根本上必须反映这一集体的本质。"[1]142随着科技信息对人类社会的推动，集体也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从而满足个人和整个社会的需求。
从以上对个人和集体的内涵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个人和集体是相对的一对概念，个人是组成集体的必要条件，集体则是个人的归属。没有个人就没有集体，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二、个人与集体间的关系的新变化
信息社会又称信息化社会，是社会的高度信息化，即脱离工业化社会以后，信息起主要作用的社会。在知识爆炸，经济全球化，人类社会多元化的信息社会中，信息成为重要的资源。这种颠覆以往的剧烈社会变革，将物质产品价值转向信息产品价值，这种信息化的转变体现在"四化"和"四性"中。"四化"即全球化、智能化、电子化、非群体化；"四性"则指综合性、竞争性、渗透性、开放性。信息化带来的全球的新变化和新特性改变了当今人类社会的个人和集体间的关系。信息社会中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表现出以下新变化：
1、信息社会使得个人疏离于集体
信息社会正在悄然改变着当今社会中个人和集体的关系。知识经济的出现和智能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可以摆脱集体的力量，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生活和工作。在发达国家和我国沿海大都市，已出现了一大批人，他们摆脱了去专门的场所在多人的办公室中工作的限制，转而在家工作。最近兴起的SOHO族便如此，SOHO是Small Office, Home Office 的缩写即家庭办公室， 小型家庭公司的意思。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由于科技的进步，以及人们对现代科技的依赖。个人对集体的依赖程度降低了。一台电脑，一部电话，便可完成一个人的工作。同样，在生活中电子商务、电子医疗诊断等电子服务的兴起使得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完成生活中的必须事务。有人甚至实验让参与者尝试24小时脱离群体只使用高科技独立生活。而时下 "宅男""宅女"的出现，表面上看是一群整日足不出户，通过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生活、工作、娱乐的人们。但我们深究其中可以看到，这是一种个人对于同类集体疏离的表现。
信息社会中，生活在小范围内如家庭或工作单位的人们变得不那么强烈要求面对面的交流。小范围集体中成员的交流和需求正在日趋萎缩。这对于农业社会中传统的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是很大的颠覆。相较于传统社会而言，个人对于家庭或宗族的依赖性在减弱。
2、信息社会使得个人与更大范围内的集体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根据上文对罗国杰在《伦理学》中对个人和集体概念的阐述。我们不难看出，在伦理学中对个人和集体的概念的定义多是从哲学角度开始的。也就是说对于个人内涵的理解是抽象化的。那么对于集体来说也同样如此。因此，这里的集体是不局限于某一方面，或者准确说其范围的划分也是相对的。通过上文探讨可知，就单纯从表现来看当今社会中个人对于传统小集体的依赖性降低了。世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不断凸显出个人的价值和存在意义。但是，也正是由于社会的前进和科技的发展，信息的交流使得人类正在从多元化走向单一化。虽然人们的认识是多元化的，也认可不同的理念和生活方式。但是全球化却把人们的生活单一化了。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信息的畅通，科技的全球应用。使得无论在天涯海角的人们所使用的物品，学到的知识等等都在无差别化。全球化正在把人类向单一无差别化推进。这也给伦理学中关于集体和个人的概念及关系带来了新的问题。从这一点来看，虽然个人看似正在脱离传统的血缘、地缘等小范围的集体，但是却在更大范围和更广范畴中与世界这个大集体联系的更紧密了。个人可以跨越千山万水、时间空间的距离去与别的集体建立联系，从而融入到更大的跨时空的集体中，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并与世界这个集体建立起传统社会中所没有的联系。这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所无法想象的也无法办到的。而这也正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催生的个人与集体关系的新变化。
3、信息社会中个人在反抗传统集体的过程中出现了趋同性
上文中所阐述的去集体化，强调了个人的情况是建立在更大的集体背景中的。虽然现在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网上下载千里之外的异国音乐。但是，也正是这个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行为反证出了在工业信息不很发达的社会或者准确的说在19世纪前半叶之前，个人所生存的集体较现在来说是小的。正是技术的进步和信息的无差别接收，使原本一生都不可能接触或认识的人们成为一个集体。当今的偶像崇拜早已跨越国门；美国好莱坞的明星，早已成为国际明星家喻户晓。看看当今国际大牌明星的支持者们，也跨越地域彼此相知相解。"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情形不再是诗而是现实了。而这也正说明信息的迅速快捷和无差别的交流以及现代科技的支持，正在改变着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个人从属的集体其范围正在不断的扩大，但个人与地缘临近或血缘紧密的较小集体疏远了。同样，个人看似是在通过挣脱传统所隶属的集体的桎梏，来表现和凸显其个人的特殊和独立性。但实际却融化和消解在更大的集体之中，被这些更大的集体所同化。"新新人类、标新立异、另类"这些个性化的词，也已形成一个大的集体，在全球各地随处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形成自身的集体。于是出现了"非主流"这一群体。可以说，个人在疏远传统集体的同时，也被其他集体或边缘集体所消化。这样的情况很矛盾，本来追求个人意志和价值想要摆脱原有传统集体的个人，却淹没在这些个人亲手建立的新集体中。这是信息社会中很难阐述的个人与集体的对抗和统一关系。
三、信息社会中个人与集体关系新特点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个人与集体概念的描述和对信息社会中个人与集体关系的新特点的分析，我们能看出时下的信息社会中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传承了传统社会中二者的关系，但二者在信息社会中所表现出的新的变化特点则更为明显。如果还简单的使用传统道德中对个人和集体的观念所描述的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来看待当今社会似乎是不太适合当前我国社会和整个人类发展现状和情况的。
集体与个人无论是本身各自的内涵还是两者之间的关系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尤其是在信息社会中，这种变化愈加明显。并且这些变化是有别于传统社会中以及传统意识形态中对于集体与个人的认识。信息社会带来的个人与集体间的关系的新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个人和整个社会在信息技术时代背景中从物质生产消费需求向精神生产消费需求的转变，但是传统道德领域中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是否能很好的适应这种转变，并反过来良好的引导新时代的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则取决于我们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处理和引导方式。因此在适应信息社会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的新变化的同时也不能彻底的排斥传统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准则。准确的说就是要把握好度。 因为，现代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人类社会个人与集体关系注入新元素，使其展现了新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由于现代科技的进步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独立，使得近在咫尺的朋友和邻居不再熟悉甚至陌生。而这只是问题中的一点。因此，我们要充分的把握好信息社会带给个人和集体关系变化的度。让现代信息科技为人类社会服务，真正让信息社会中的前沿科技与人类的传统道德和谐相容，迸发出火花。
综上所述，在信息社会中应当根据当前信息技术发展的程度来适时调整人类社会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来适应新变化，在个人与集体的一定道德维度中进行调整，使二者的关系能够科学合理，和谐融洽地相互促进并发挥作用。我们才能更好的在信息时代中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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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如何提升企业客户关系管理效率是现代企业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论文构建了顾客关系导向、以顾客为中心的管理系统和关系信息进程之间的概念模型，并运用来自中国银行业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顾客关系导向和以顾客为中心的管理系统是关系信息进程的两类关键驱动要素，都对关系信息进程产生显著的积极效应。
关键词：客户关系管理;顾客关系导向;以顾客为中心的管理系统;关系信息进程
文献标识码：A
一、引 言
管理大师彼德·德鲁克强调，“企业经营的真谛是获得并留住顾客”。 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企业间竞争的不断加剧，特别是随着客户需求多元化、个性化特征表现得越来越突出，现代企业的经营重心已经逐渐实现由“产品导向”向“客户导向”的转移。客户关系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就是源于这一特定竞争环境下的卖方策略。客户关系管理理论强调，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制定与实施客户忠诚管理策略，为客户提供综合性、差异化服务，履行高度的顾客承诺，是企业保持与顾客长期、双向互动关系的重要保障［1］。过去十多年来，客户关系管理实践得到了快速发展，相关研究表明，2006年全球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及咨询业务市场达到470亿美元［2］。
随着客户关系管理实践的日益风靡，许多学者开始从各个视角对客户关系管理进行了深入研究，也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截至目前，在营销核心期刊“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和“Journal of Marketing”上，也形成了以“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为关键词的独立研究领域。据统计，2002年到2007年五年间，在营销核心期刊“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和“Journal of Marketing”两本期刊上就发表了以客户关系管理为主题的论文15篇。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国际上对客户关系管理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国内学者对这一领域还较少关注［3］。而且由于不同学者研究视角和研究出发点等方面的差异，他们的研究结论并不相似，甚至是相互矛盾［4］。特别是该领域现有研究都集中关注企业客户关系管理实践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即注重对客户关系管理的绩效后果研究；而对于到底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企业客户关系管理的效率，即客户关系管理的前因变量则很少关注。显然，要提高企业客户关系管理效率和效果，首先必须明确到底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企业的关系信息进程。也就是说，后者的研究成果更有利于指导企业客户关系管理实践，提高客户关系管理效率。
因此，本文将从顾客关系导向和以客户为中心的系统两个方面来探讨企业关系信息进程的影响因素，并运用来自中国银行业的实证数据进行经验验证。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客户关系管理实践中主要存在两类关键驱动因素，即顾客关系导向和以客户为中心的管理系统；两者均对关系信息进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
二、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
客户关系管理的本质在于通过有效的关系信息进程，提升客户服务水平和质量，进而建立并维系与客户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因此，要提高企业客户关系管理的效果，首先必须明确到底哪些因素影响到企业的关系信息进程。
尽管许多研究已经探讨了市场信息进程，但关系营销中的客户信息进程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关于组织学习的营销文献表明，主要有四类因素可以被视为组织内信息进程的驱动因素：即组织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组织系统（organizational systems）、任务相关因素（task-related factor）和环境因素（environmental factors）。
已有营销文献认为组织文化会对客户信息进程产生影响。一个组织的文化是根植于组织内部并产生行为规范的价值和信仰。组织文化会影响到组织产出以及实现组织产出的方式选择。越来越多企业将客户视为其最重要资产，并认为客户关系是最值得管理的盈利机会［5］。关系营销导向被视为建立组织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其对组织绩效会产生显著的积极效应［6］。而在实施管理营销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客户关系管理的快速发展［7］。根据Zeithaml et al(2001)的相关研究，客户关系管理为关系营销在整个企业内部提供了有效的实施方式，并为企业（更高的客户保持和客户忠诚）和客户（更高的客户价值、与企业更便利的交互）传递关系战略价值。
更多地考虑客户导向的客户关系管理战略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企业需要更好的理解其客户以便实现多元化。Payne和Frow(2005)指出，CRM不仅仅是用于获取和培育客户基础的简单IT技术应用，它还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战略视野的整合［8］。能否在组织内部倡导并形成客户导向的文化氛围，激励组织内各部门、各成员以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为导向的组织内部价值观，对于有效实施客户关系管理、提升企业的顾客服务水平和顾客满意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随着企业间竞争的日益加剧以及客户需求的多元、快变等特征日益体现，如何以客户为导向来组织企业的各项流程，提升企业服务水平和顾客满意，引起学者和实业界的广泛关注。许多研究都表明，客户导向的战略定位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服务质量、顾客保持和市场份额等，因此，根植于企业整体文化的顾客关系导向会引导组织对于客户关系管理以及相关进程执行的态度。本质上，顾客关系导向确定了组织将客户关系视为资产并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产出的组织信仰［9］。
客户关系管理不仅仅是信息技术在营销领域的简单应用，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到组织内部的各个部门。许多研究也表明，实践中客户关系管理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缺乏强有力的实施策略和实施手段。客户关系管理将人、进程和信息沟通技术连接起来以发展顾客和企业间关系［10］。因此，如何构建有效的组织系统，以共同实现客户关系管理的战略目标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此外，企业组织内不同部门接触外部客户的频率、深度、信息内容等均存在很大差异，如何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客户接触行为、如何实现组织内不同部门客户信息的传递与共享，对于提升客户关系管理效率很有价值。而这一切除了形成客户导向的组织文化氛围和战略定位外，还必须建立起有效的内部组织系统，实现客户关系管理职能定位与分化、协同。
因此，我们提炼出关系信息进程的两类关键驱动因素：即顾客关系导向（customer relationship orientation）和以客户为中心的管理系统（customer-centric management system）。其中，顾客关系导向是组织文化层面的软支持，即在组织内部形成浓厚的以客户为导向的服务型文化价值和战略理念，以此对组织内员工行为形成约束；而以客户为中心的管理系统则是为了确保客户导向战略的顺利实施，需要在组织战略目标集成的基础上形成战略功能分化，根据客户关系管理的不同功能建立有效的客户关系管理职能系统，相互协同。研究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三、分析方法与数据检验
(一） 数据收集
本实证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剖析企业客户关系管理进程及其影响因素，因此我们选择中国银行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之所以选择银行业作为实证研究样本，是基于如下原因：不同于传统产业，金融服务业向客户提供的核心产品就是优质服务，服务营销和关系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据统计，2002年到2006年国内商业银行用于客户关系管理的投资总额已达120亿元，银行业已经成为我国国内开展客户关系管理实践最早、普及最广泛的行业之一。而且有研究指出，金融服务业是一个非常适合研究客户关系管理的情境［1］。
问卷调查于2006年12月份的全国商业银行青年干部培训班上进行，我们选择了济南、青岛、西安、大连、广州、深圳、上海、南京、郑州、武汉、长沙、成都、重庆、杭州、兰州、青海、银川等全国82个城市中包括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东亚银行、花旗银行等国内外银行在内的各分行行长（副行长）作为调研对象，了解他们所在银行在客户关系管理实践及其关系信息进程上面的相关信息。每一家分行行长填写一份调查问卷，反映该分行在客户关系管理实践的相关信息。由于是在银行系统培训班上统一组织发放调查问卷，而且在调查问卷之前通过培训班组织单位出具了相关文件，因此问卷返还率比较高。此次调查，总共发放调查问卷500份，回收问卷492份，回收率为98.4%。剔除少量数据缺失或者回答明显前后矛盾的无效问卷后，最终有效问卷为481份，占回收总数的96.2%。
（二）变量定义
顾客关系导向是指，组织将顾客关系视为一种关键资产，并要求组织内所有部门和员工以建立和维系顾客关系作为重要组织目标的组织文化和战略理念。许多学者对顾客关系导向的内涵及其测量量表进行了深入研究。Deshpande, Farley 和Frederick(1993)指出顾客关系导向是组织看待顾客的一种价值理念。Jaworski 和Kohli(1993)则指出顾客关系导向强调将顾客置为关键位置，并尽可能满足顾客需求。Leo Y M Sin , Alan C B Tse 等（2005）在系统回顾现有文献研究中顾客关系导向概念及其重要维度的基础上，将顾客关系导向划分为包含六个关键要素的一维结构，即信任、联系、沟通、共享价值、换位思考和互惠，在此基础上他们对顾客关系导向进行了结构化和心理变量测量。参考有关文献，论文共设计四个测量题项来测量顾客关系导向，具体题项设计如表1所示。
顾客关系导向是企业将顾客关系视为有价值战略资产的战略定位，而以客户为中心的管理系统则是确保该战略理念得以顺利实施的组织保障。组织管理系统代表了实施关系信息进程的硬约束因素，它包括组织结构和系统，以驱动与组织文化一致的客户关系行为（Slater & Narver,1995）。因此，与顾客关系导向的战略定位相一致，并反映组织结构和激励导向的管理系统可能会对关系信息进程的实施产生重要影响（Day,2002）。管理系统涉及多方面因素，本研究主要考察有利于促进关系信息进程的管理系统特性，因此我们主要从业务流程设计、绩效评价与激励系统、团队构建、协调系统等几个方面来测量各银行的管理系统特性。研究具体题项设计如表2所示。
客户关系管理的根本目标就是通过对客户信息与客户知识的有效把握，实现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准确响应，进而建立并维系长期稳定的客户关系，为企业构建长期竞争优势和稳定获利能力。关系信息进程就是企业客户关系管理过程中为现上述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三） 数据分析结果
我们首先通过SPSS11.0软件分析检验了模型中三个变量的结构有效度和可信性，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 一般因子负荷量大于0.4被认为是有效的。从表4可以看出,本文所有指标因子的因子负荷量都大于0.638,这表明各个变量所选择的因子是有效的。对于变量的可信度,Yates等人认为Cronbach>0.6即可认为各指标的一致性程度很强。我们的研究中各变量的α都大于0.863,表明所选取变量的可信度比较令人满意。
在进行信度效度检验后，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并报告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表6的分析结果表明顾客关系导向与关系信息进程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以顾客为中心的管理系统与关系信息进程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的主要功能在于考察研究当中涉及的两个变量是不是“过于相同”，当两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大于0.9 时，一般认为这两个变量过于相似而应合并为一个变量使用。由于相关系数往往反映了两个变量间通过多种途径的综合作用，因此相关系数的正负和显著性仅能作为最后分析结果的一个参考，而没有过多的强制性意义。论文进一步以关系信息进程为因变量，以顾客关系导向和以客户为中心的管理系统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模型1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顾客关系导向对关系信息进程的影响强度达到0.36，p值小于0.05，这表明顾客关系导向对关系信息进程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该回归模型的F值为29.31，解释强度达到38%，这表明回归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这也为研究假设1提供了支持。
顾客关系导向仅仅是一种战略理念和组织文化，企业重视顾客关系的战略理念还必须依赖于一系列管理系统来实现。因此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以顾客为中心的管理系统作为自变量进入回归模型，形成回归模型2。结果表明，以顾客为中心的管理系统对关系信息进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影响强度为0.32，显著性水平为p值小于0.05，这一回归结果为研究假设2提供了支持。而且，引入以顾客为中心的管理系统这一变量后，回归模型的解释强度由0.38上升到0.46，这表明以顾客为中心的管理系统解释了模型1中顾客关系导向无法解释的部分因素，因此模型得到一定改进。
四、研究结论及其讨论
随着企业间竞争的日益加剧以及客户需求的日益多元化，如何有效实施客户关系管理成为现代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尽管实践中许多企业都开始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然而却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王永贵，2005）。不同于以往关注客户关系管理绩效后果的研究，本文注重探讨企业客户关系管理的前因变量，即到底哪些因素影响到企业客户关系管理效率？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实施客户关系管理过程中的关系信息进程主要受到两类因素驱动，即顾客关系导向和以顾客为中心的管理系统，来自于中国背景下商业银行的实证数据支持了这一研究结论。
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在实施客户关系管理过程中要注重两个方面的要素，即既要从企业战略理念和组织文化层面强调顾客关系的重要性，在组织内部形成顾客关系导向的价值观，进而有利于促进全员参与。这一观点是对传统认识中狭隘地将顾客关系管理视为简单的营销策略的一种突破。客户关系管理决不仅仅是营销部门和营销人员的工作，而是将顾客关系视为一种战略资产，并通过建立与维系长期顾客关系而实现双方共赢的经营理念。同时，顾客关系导向的战略理念还必须依赖于组织管理系统予以贯彻，也就是企业必须建立以顾客为中心的管理系统，这包括围绕顾客关系管理来构建组织的业务流程、员工绩效评价和激励系统、组织文化系统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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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李再扬2008年9月
社会关系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传播的形态，塑造了治理的现实环境，使社会在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呈现多元趋势。在此视角下，治理体系是应对社会多元化的治理网络。这一网络可分为政治共同体层面的治理、政府层面的治理和社会层面治理三个方面。治理是一个治理体系的建构和优化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政治传播。政治传播是治理活动得以运行的基石，规范运行的政治传播将有助于从整体上驱动治理体系的优化。具体来看，治理体系的优化离不开以民主、独立自主、法治为原则的政治传播。
【关键词】互联网 多元化 治理体系 政治传播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05.001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互联网发展了20多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改变了传播的形态，塑造了治理的现实环境，对中国的治理实践和理论更新提出了挑战。为此，在实践应对方面，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在理论方面，学术界对互联网、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针对互联网与治理创新、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等跨学科的学术研究也初见成效。然而，将互联网问题、治理理论以及政治传播理论三者相结合的研究则见之甚少。本文认为这三者无论在实践中还是理论上都密切相关。互联网给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机遇，但同时也对既有治理体系与治理思维提出了挑战，源于互联网传播导致的影响使此问题的思考易于回到问题的原点——传播。因此，从政治传播的视角思考治理体系的优化问题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所以，本文将以此逻辑出发探讨互联网时代治理体系优化的政治传播理路。
互联网时代社会的多元化
近年来，互联网在中国发展迅速。据统计，截至2015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68亿，较2014年底共计新增网民1894万人。其中，农村网民占比27.9%，规模达1.86亿，较2014年底增加800万人。而互联网普及率为48.8%，较2014年底提升了0.9个百分点。①这一统计表明，近年来，中国网民数目和互联网的普及率在不断增加。伴随着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与普及，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和内容、传播交流的途径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而社会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的判断与对历史事实的抽象从本质上道出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同时也体现出一种技术哲学逻辑。②按照这种逻辑，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信息和政治垄断的局面，从技术层面将信息资源和权力、价值进行重新分配，可以说，互联网技术带来了一场互联网变革，这场变革将人类社会带入前所未有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时代”一词意味着对互联网的大规模应用将赋予人类社会具有与前互联网时代截然不同的样貌。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者曼纽尔·卡斯特指出的：“技术、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重新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场景。”③
关于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学术界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互联网改变了社会结构的形态，拓宽了社会互动的界线，创新了利益表达的方式，重构了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④同时，使传统舆论的控制机能作用大为弱化，网民表达自身权益的能力增强，网络动员成为社会运动的有力推手，公民意识觉醒，为人们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等等。⑤实际上，综合众多研究可以看出，探讨互联网对社会产生的所有影响，其逻辑起点是：互联网改变了社会的互动模式。这种互动，既包括社会领域内的人际互动、组织互动、经济领域的互动，也包括政治领域政党内部、政府内部的互动、公民与政府的互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等等。互联网所引起的普遍联系和有机互动的增加，又不断塑造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思想观念所引起的态度和行为，进而塑造了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各个领域，使社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随之增加。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特点正是在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社会各层面不断互动逐渐形成的，这一特点突出表现为社会的多元化：互联网为社会互动提供了一个较为开放、便捷的方式，增加了人们获得信息渠道和信息内容的多样性、提高了获得信息的速度，信息的多样性逐渐导致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同时也为这种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的表达提供了媒介。当然，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也呈现多样的趋势，但互联网不仅增加了其多元程度，使多元从较为隐形逐渐显性化，而且放大了这种多元。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即多元性与多元化的区别。多元性指的是一种较为稳定的多元社会状态，多元是对一种社会类型属性的抽象概括。在互联网语境下，多元的形成已经从媒介赋权的不确定、不稳定转变为制度赋权的确定性、稳定性，并逐渐成为一种内化的、自觉的、被广泛认同的文化心理。因此，多元性的社会是一个多元不失稳定、秩序不失活力的社会。相较而言，多元化则是一个由一元性逐渐转变为多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也即一个逐渐趋向多元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两个不同的子过程：一是一元向多元的实际转变过程；二是多元的不断制度化、内在化的过程。这里的多元化不是对一种社会类型属性的抽象概括，更多的是对一个过渡过程的描述。因此，处于多元化的社会是一个缺乏稳定及确定性的社会。互联网时代技术生产力的进步所影响的社会正是在经历这样一个复杂变动的过程。社会在这个过程中首先经历多元化过程的第一个子过程，即由一元逐渐转变为多元。这个过程是互联网技术对社会的塑造过程。在这个过程持续中或阶段性发展之后，第二个子过程将发生，也即对多元的制度化、内在化过程。这个子过程是国家、社会对多元化的回应，也是国家、社会积极参与到互联网塑造社会这一过程的表现，因此这一过程又反过来影响着一元向多元转变的第一个子过程。
多元化社会的治理体系
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此后“治理”被广泛用于政治发展研究中。英语中的“治理”一词（governance）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愿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但是，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赋予governance以新的含义。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认为，治理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⑥库伊曼和范·弗利埃特指出，治理的概念是，它所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加强；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挥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⑦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具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⑧中国学者俞可平在治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善治”，并指出善治的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治理最大的特点就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以及治理过程的动态性，这与互联网时代社会不断趋于多元趋势以及社会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相呼应。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这一战略可以说是对互联网时代社会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问题的应对。其中“治理体系”一词，凸显了治理的系统性、逐渐完善性的特点。治理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是在客观认识互联网时代社会复杂、动态、多变的多元趋势的基础上，对由此产生的问题的回应和同时产生的机遇的把握。基于治理的特点以及互联网时代社会的多元化特点可知，互联网时代的治理过程，实际上也是建构治理体系和治理体系不断优化的过程。那么，如何理解治理体系是其逻辑起点。目前，学术界对“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解，主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横向维度，主要是对官方概念的再解读，即国家治理体系是综合协调并解决各领域各种矛盾的制度化架构，本质上是各个领域各种制度的有机组合。⑨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纵向解构，主要是从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组织和治理方式四个层次⑩或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三个层次?进行的。本文则在互联网时代多元化社会的视角下，结合横向和纵向两方面维度，将治理体系理解为应对社会多元趋势的治理网络。这一网络可分为政治共同体层面的治理、政府层面的治理和社会层面的治理三个方面。其中，政治共同体治理主要针对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后两者主要针对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同时这三个方面又在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权力机制、治理立足点等纵向维度上各有侧重。
政治共同体治理。戴维·伊斯顿将政治共同体看作联结政治系统成员的纽带，他认为最基本的要素是情感的联结。?政治共同体层面的治理就本质来说就是对这一纽带的编织和强韧化。而这一纽带的成分十分复杂，其中意识形态?是最隐秘、也是最深入的一个因素。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呈现多元趋势。从思想本身来看，一种思想往往离不开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未来图景的想象，而其中思想的资源既来源于对过去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更是包含对其他文化思想的吸收与转化。因此，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体现了对问题思考方法论的不同。应对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政治共同体治理，实际上并非将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看作一个问题，而首先是将其看作一种需要客观、理性面对的现实，也即首先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而采取措施渐进地减少其可能带来的对政治、社会的冲击。基于此，政治共同体层面的治理形成的是“疏”而不是“堵”的理念、是应对而不是逃避或打压的理念。就治理内容来看，如何在多元中寻求共识是政治共同体层面治理的基础和目标。这里的共识当然不是那种全体一致的共识。在存在相互冲突、不可通约，但同时又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与观念的信息社会，这样的全体一致的共识也不可能达成。这里的共识也不是表面上的共识，正如法国学者克罗齐耶所说：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社会中，“在一些决定性的关键时刻，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轻而易举地达成表面上的共识”。?对于政治共同体治理中多元与共识的关系，“重叠共识”?以及“多元共识”?的提出对政治共同体层面的治理具有启发意义：只有借敌对意见的冲突才能使所遗真理有机会得到补正，并通过猛烈而认真的争议，领会真理的理性依据。?这种思想多元主义的立场道出了治理的互动意义。就治理的权力来源来看，政治共同体治理凭借、采用的是公共权力机制。在现代民主国家，国家主权的所有者是全体公民，政治共同体治理是公意的体现，全体公民是政治共同体治理的权力主体。虽然，间接民主形式使治理主体集中体现在通过选举机制产生的代理人、代理机构之上，但是政治共同体的治理仍建立在公民认同的基础上。而这一点又回到了政治共同体本身建构上，即联结政治系统成员的情感纽带。因此，在多元社会中，政治共同体治理的立足点是在尊重多元的基础上提炼凝聚政治共同体的共识。
政府治理。如果政治共同体的治理主要针对的是思想层面，那么政府和社会层面的治理针对的就是实际事务。在互联网时代多元化的社会中则主要应对利益的多元诉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从本质来看，政府治理指的是公意的执行。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治理的外延十分广泛。政府治理凭借和采用的通常是公共权力中的治权，也即政治的行政执行权。一般来说，政府治理需要得到公共权力的授权，其运行的仅仅是公共权力中的治权。?政府治理的权力特点意味着政府治理的权威性一方面来自于对本身具有合法性的公共权力的运用，另一方面来源于合法地运用公共权力所赋予的权力。政府治理的主要内容既体现为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又涉及政府自身的结构和体制机制优化。从狭义上来说，政府治理是各级政府行政机构展开的公共治理活动。政府治理的主体是指狭义的政府即行政权力体系意义上的政府。在这个意义上，治理的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行政机关和部门。?然而，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一方面意味着社会公共需求的多元化、个性化，政府自身越来越难以扮演好公共服务的唯一承担者；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政治精英的多元化从内部对政治系统的冲击。对于前者，多元化社会中来自政府治理的失灵和公共需求的增加以及日益多样化的双重压力，迫切需要公民和社会组织有序参与到政府治理的过程中，成为政府层面的治理主体。这意味着将社会力量、经济力量纳入到对公共需求的供给体系之中。从反面来看，这个过程也可以被看作对政府治理范围的规范，将那些政府不该管也管不好的部分交给市场和社会。一方面，更好地应对多元化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公共需求，同时也减轻多元化的社会环境对政治系统的冲击和压力。因此，在政府治理领域，政府仍然是主要的治理主体。但在社会多元化的过程中，这个领域被逐渐缩小、逐渐得到规范，这体现了有限政府原则。正如密尔所说：“一切政府的活动，只要不是妨碍而是帮助和鼓舞个人的努力与发展，那是不厌其多的。可是，政府一到不去发挥个人和团体的活动与力量却以它自己的活动去代替他们的活动的时候；一到不是对他们进行指教、劝导并有时指摘而是叫他们在束缚之下工作，或是叫他们退立一旁而自己去代替他们工作的时候，害处就开始发生了。”?对于后者，对政治系统内部政治精英的多元化的治理，实际上是政府层面的治理中政治系统的自治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包含着利益需求与供给的博弈。在非民主制度下，这个过程基本属于黑箱操作。如果处理不当，对政治系统内部以及整个政治、社会将产生严重的影响。而在民主制度下，政治系统更为开放，这个自治过程与社会以及周围环境产生联系，政治精英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相较而言也更多地与社会的利益诉求相联系，是一个较为民主的互动过程，这种开放性也将缓解由于政治精英多元化而带来的内部压力，同时民主制度规范化的精英循环本身也在消解着这种冲击和压力。因此，多元社会中，政府层面的治理一方面要秉承有限、服务、法治的理念立足于规范治理领域与社会力量合作治理，另一方面也要以更为民主的方式促进利益表达与协调。
社会治理。在互联网时代多元化社会中，政府层面的治理是对社会及政治系统内部利益的多元诉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的治理。但正如上文所说，政府作为治理的主体之一，越来越表现出无能为力。社会层面的治理正是对此的应对。因此可以说，社会层面治理的提出本身就是对社会多元化的反应。从本质来看，社会治理是公意的共治和自治。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公民和社会组织，社会治理必须以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自主参与为基础。在社会治理中，一方面，除了政府作为治理主体之外，还包含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方面有序参与的治理主体。因此，社会治理多方参与合作、共同治理。另一方面，社会治理还包含社会自治，基层社会的公民是自治主体。这种自治在主体意义上区别于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又在自治意义上区别于政府作为主体对于社会的直接治理、区别于政府与社会组织和公民对于社会的合作共同治理。社会治理主要涉及社会领域中的比如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安全、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内容。具体来看，在政府对社会的治理中，社会治理涉及的主要是政府行政部门对社会事务的治理：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公民共治的社会治理中，其内容一方面涉及作为治理主体应承担的治理事务，另一方面也涉及政府与社会组织、公民之间的共治关系；作为社会治理的社会自治，其治理内容主要是公民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关系等。所以，社会治理涉及的内容基本是社会领域的。社会治理所凭借和运用的权力也因共治和自治主体的不同而不同。在政府对于社会的治理中，运行的是政府的行政权力。在共治的社会治理形式中，运行的是行政权力以及公共权力外化的法制权力。而在社会自治意义上的社会治理运用的则是在公意主导下的公民自治权力。尽管社会治理从治理主体、内容、权力依据等方面而言都是多元的，但是多元社会中的社会治理并不是简单的形式上、表面上的多元主体、多样内容，而是在理性认识多元趋势的客观事实基础上形成深层结构的多元，打破政府本位主义，去除“行政傲慢”，形成多中心社会治理模式。在多元社会治理中，这些中心看起来边界模糊，实质上是自主的、独立的，并在此基础上相互合作治理。因此，多元社会中，社会治理的立足点首先是增加多元主体中社会力量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进而建构、优化共治和自治。
从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提出可见，目前我国的治理体系在以上三个层面的建构和优化已形成一定的基本思路。然而，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仍然在促使社会不断向多元前进，多元的趋势促使社会进入一个不确定的、复杂的变迁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在目前基础上不断优化包含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三个层面的治理体系，使治理体系的建构和优化逐渐适应、跟上社会多元化的进程，实现阶段性的协调和稳定。从根本上来看，这离不开政治传播。
政治传播：治理体系优化的基石和驱动
治理概念和理论的提出是对过去管理失灵的回应。而管理失灵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面对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问题，原本的管控或者多余或者失败。在互联网塑造的信息社会，信息的传播在治理中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不管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还是社会治理，有效治理的关键，既需要相应的“组织机制”作为保障，又需要“信息的传播”作为基础，前者的实现有赖于各个治理组织的“藕合”，后者的实现则有赖于治理体系中的“政治传播”。可以说，政治传播是治理体系优化的基石和驱动。
政治传播是治理体系优化的基石。关于治理与政治传播之间的密切关系，早在1856年和1853年，《美国电讯杂志》上就有人注意到传播的突出地位，一位名叫威廉·F·钱宁的博士称它“将构成有组织的社会的神经系统——它的功能犹如动物敏感的神经”。百余年后，传播学者多伊奇的著作取名《政府的神经：政治传播和控制模型》，更是突出了传播的重要作用。上文将治理体系分为三个层面，然而这三个层面并不是分离的，它们构成了一个应对社会多元化的网络，而政治传播就是这个网络中的信息传播系统。治理体系的建构和优化离不开政治传播，政治传播是治理活动得以运行的基石。结合互联网时代的政治传播简易模型来看：首先，互联网时代政治共同体层面的治理以在多元中谋求认同和凝聚共识为立足点。这个层面的治理包含政治传播的所有环节，如模型中1所示，其中不仅包括政治与社会的政治沟通，也包括社会内部的政治沟通与互动。其次，政府层面的治理涉及模型中2部分以及反馈的政治传播。这个过程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主要表现为利益诉求等方面的社会需求和反馈向政治系统内部的输入；二是政治系统内部政治精英的博弈、沟通；三是政治系统以公共决策等形式向社会系统的输出；最后，从社会层面的治理来看，社会共治方面的治理涉及模型中2部分和反馈部分的政治传播，社会自治则涉及3、4部分的政治传播。以上政治传播在治理体系三个层面中的贯穿正是验证了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四个特征的描述。这个互动、协调、多元主体的过程是一个以政治传播为基石的治理过程。
政治传播是治理体系优化的驱动。规范原则运行的政治传播将有助于从整体上驱动治理体系的优化。根据上文对治理体系的分析，本文认为治理体系的优化离不开以民主、独立自主、法治为原则的政治传播。
首先，互联网为国家和社会的沟通提供了更为方便、多样的沟通媒介。互联网使得政治传播更为民主。然而，根据上文引用的统计可知，非网民特别是农村非网民仍占人口的一半以上。互联网在带来“电子民主”可能的同时也造成了一时难以跨越的数字鸿沟。因此，治理体系的优化一方面要重视互联网上的声音，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视那些被网络掩盖的声音。后者因为缺乏发声的渠道，更具有爆发的可能。这意味着，重视网络舆论的同时更应以构建与完善制度性的民主为基础。以制度性的民主为政治传播提供常态的、稳定的制度途径。完善民主制度下的政治传播将更有利于治理体系在政治共同体层面谋求认同、凝聚共识；在政府治理层面规范治理领域、扩大与社会力量合作治理以及增加政治内民主；在社会治理层面使社会力量以更为平等的方式与政府进行共治，以更为独立的方式进行自治。
其次，互联网增加了民众与政府的沟通渠道，但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技术同时也为权力的渗入提供了可能。信息技术与集权甚至极权的亲和力必须引人警惕。以独立自主为原则的政治传播意味着媒体的专业化、公民社会的成长。从社会与国家沟通的视角来看，传播中的信息具有势能，不同势能的信息形成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传播往往是单行的传递而很难实现沟通，因此，只有社会力量的独立自主与壮大，才存在沟通的可能。治理体系以多元主体、协调互动为准则，因此也需要以独立自治为原则的政治传播。后者的实现有助于促进治理体系的不断优化。
最后，法治是以上两个原则的保障。这里的法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制度，也即制度化；二是法治精神。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为政治传播提供了更多的沟通渠道，特别是为民众开辟了参与政治的途径，但从本质上来说，互联网的作用仅仅是从技术上对民众的赋权。这种赋权具有偶然性、短暂性、不确定性。治理体系的优化需要将这种“技术赋权”转变为“制度赋权”。这体现了法治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法治精神则是“制度赋权”向“内在赋权”的转化。治理体系的三个方面都离不开民主意识、自治能力。治理主体在制度化保障下进行稳定、长期、透明的政治信息沟通将是治理主体法治精神、民主意识、自治能力最好的学校。法律制度与法治精神这两者是递进的关系，但同时又相互促进。以法治为原则的政治传播一方面意味着政治传播的法制化，另一方面意味着法治精神的政治传播。政治传播在促进“技术赋权”向“制度赋权”进而实现“内在赋权”的过程中，将驱动治理体系的不断优化。
曾有学者指出，高科技时代出现的网络传播，其传播过程的对等性构成的非中心化、传媒专业机构的消解以及网络传播个体的平等性和主体化，这必然使所有接入网络的个体，只要介入政治信息的接受与发送或对政治信息表达看法，就都成为网络传播中的政治传播者。这道出了互联网对政治传播的塑造。从政治传播模型来看，互联网几乎影响了政治传播的整个过程——从人际传播到组织传播到国家与社会沟通层面的传播，再到政治系统内部的传播。当然，也正是因为互联网对传播过程的不断影响逐渐塑造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了社会的多元化，才迫切需要治理体系的不断优化。而反过来，治理体系的优化又需要以规范原则的政治传播为基础和驱动。总之，互联网技术、传播、治理三者密切相关，本文主要从较为宏观的视角阐释了三者之间的可能关系。在这个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的现实环境下，如何从理论上更为深入理解其中的因果、辩证关系以尝试启发实践还需深入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11&ZD075，同时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治传播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为15BXW059。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于淑婧对此文亦有贡献）
注释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5年7月。
当然，这里并不是一种技术决定论，只是强调技术的政治属性。参见[英]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任孟山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25页。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作者序。
李强、刘强等：《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及其建设思路》，《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赵联飞：《“互联网+”时代下社会治理的若干问题》，《社会治理》，2015年第3期。
[美]詹姆斯·罗西瑙：《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页；《21世纪的治理》，《全球治理》，1995年创刊号。引自俞可平编：《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页。
[美]库伊曼、[美]范·弗利埃特：《治理与公共管理》，参见库伊曼等编：《管理公共组织》，萨吉出版公司，1993年。引自俞可平编：《治理与善治》，第3页。
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页。引自俞可平编：《治理与善治》，第5页。
薛澜、张帆、武沐瑶：《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研究：回顾与前瞻》，《公共管理学报》，第12卷第3期，2015年7月。
许耀桐、刘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分析》，《理沦探索》，2014年第1期。
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线》，2014年第1期。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205～206页。
这里的意识形态不是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概念，而是一个价值中立的学术概念。本文采用的意识形态的界定是：“一套有关什么样的秩序才是社会的正确秩序以及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秩序的信念体系。”参见马得勇、王丽娜：《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其形成一个实证的分析》，《社会》，2015年第5期。
[法]克罗齐耶：《法令不能改变社会》，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2页。
[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苏颖：《多元共识社会中中国政治传播的转型思路》，引自荆学民编：《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巡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72～79页。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6、125页。
参见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相互关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张康之：《论主体多元化条件下的社会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张燚：《政治传播与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这里的政治传播主要从政治信息沟通的意义上来理解。具体请参见荆学民：《政治传播活动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71～278页。
李元书：《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6～67、64～65页。
严俊杰：《对等传播的时代》，载《新经济时代的网络传播与媒介产业》，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1页。
责 编∕樊保玲
How to Optimize the Governance System of the Pluralistic Society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the Internet Age
Jing Xuemin
社会关系论文范文第4篇
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关系学专业前身为成立于1995年的公关与文秘专业，经过2000年的高职公共关系学专业，2002年的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公共关系方向），2006年公共关系学本科专业四个历史发展阶段。2009年获海南省教育厅立项，成为海南省高等学校特色本科专业建设点，现有在校学生180人。海南大学公共关系学专业经过二十多年的专业发展，目前能够在国内20多所院校公共关系学本科专业排名中占据前5的位置，得到学生、家长以及用人单位、行业的认可，得益于学校及学院的大力支持，也得益于全体教师不畏艰难，积极寻找专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积极探索专业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发展的努力与奋斗。目前海南大学公共关系学本科专业已经形成以公共管理为本体，公共关系学科为基础的学科体系，创建了“五能力，一形象”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符合海南特点的实践教学模式“公关周”。在专业人才培养上，面向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需要，对专业发展进行规划，凝练了未来公共关系战略管理的专业发展方向。
一、专业教学趋向成熟，专业教育成绩突出
专业课程教学是实现专业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也是学生获取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的基本途径。因此，我们始终把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作为公共关系学系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课程设置日趋合理
公共关系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是随公关实践与公关学科的发展而变化的，课程涉及面广泛而深厚，课程内容紧密结合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步伐，注重学科的交叉性。就目前我校公共关系学本科课程设置而言，主要课程有公共关系学原理、公关战略与策划、公关实务与案例、公关语言与写作、公关调查与评估、危机管理、品牌战略与管理、传播学、管理学、广告学原理、市场营销学、企业文化与企业形象设计等。在课程设置上注重从实际出发，博采相关学科之长，着眼于公关基本理论和实务知识，以及管理能力、调研能力、策划能力、组织能力、表达能力的培养，课程设计体现务实性、适应性、针对性。同时，面向社会文化特色、区域化的产业开设相对应的公关课程。根据行业发展与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在文科专业积极探索，在2016级开始了计算机思维等课程。
（二）形成了契合专业发展的教学特色
1.“三结合”实践教学活动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公共关系学作为一门在实践基础上产生又用以指导实践活动的应用科学，本专业教學活动根据专业教学特点，总结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校内与校外来相结合”的教学理念，并在长期的教学活动中坚持和发展该理念，旨在培养具有基础扎实、符合市场需求的复合型人才，该理念已成为海南大学公共关系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思想得以发展和传承。
2.专业实践教学品牌“公关周”十年的实践
公共关系学系大胆探索实践教学，对推动实践性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我系长期举办“公关周”实践教学系列活动，并根据实践教学过程中的新热点进行调整和改革实践项目。 通过“公关周”实践教学活动，加强学院、系与师生的沟通交流，培养和加强了公关学子的团队合作意识和策划、组织、协调能力，实践教学方式受到了同学们的普遍欢迎和业界人士的持续好评，开创了公共关系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活动新模式。
3.丰富的校外专家及行业人士的合作支持
为了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通过学界和业界的互动来提升专业教学水平是本专业教学活动呈现出的一大特色。近五年来，我们先后邀请了国内知名公关学者、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会长郭惠民教授，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学术委员会纪华强教授，资深公共关系学者叶茂康先生，中国新闻史学会公共关系分会会长、国内著名公关专家陈先红教授，台湾著名公共关系学者、世新大学张依依教授，中国公共关系院长、系主任联席会议秘书长杨晨副教授，宇通客车公司品牌管理经理晁莉红女士，广州方圆公关公司谢景芬董事长，尚诚同力品牌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若歆女士等来我校公关专业短期讲学，这种方式有利于学生了解和学习校内所不能提供的行业知识，极大地扩大了公关学生们的视野，最大化地利用了各种教育资源。其次，我系先后与海南智海王潮会议展览有限公司、海南世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海南星河公关公司、海南博睿公共关系研究中心、海口会展局、海南京海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等多家地方企事业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在优势互补、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合作“双赢”关系。
4.融入最新互联网传播思维及与时俱进的专业培养计划
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和学校的统一部署，我们每年都适当修订完善教学计划，调整课程设置，特别是突破国内相关专业教育的传统课程体系构架，适当增加了前沿性课程、方法论课程和应用型课程，拓宽了专业基础课和专业选修课的范围。例如，从2012级本科开始实行的教学计划中就开设了与公共管理学科更为密切的公共政策、政治学等课程；从2016级本科开始实行的教学计划中就开设了面向大数据智能分析处理的高性能网络应用服务系统方向的课程计算机思维，在跨文化传播课程中尝试增加法语小语种教学，以因应海南国际旅游岛及公共外交“三个基地一个示范区”建设背景，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进行相关国际化人才储备。学生们非常喜欢这样有特色的课程结构，学习更加主动而努力。
（三）基于核心能力定位的“五能力、一形象”培养模式的提出
人才培养模式是学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是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基本培养方式的具体体现，人才培养模式决定人才培养的根本特征，集中体现教育思想和观念。海南大学公共关系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从单纯模仿到独立探索，再到提炼创新，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培养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合格的公共关系人才。根据公共关系学科和行业发展的要求，专业核心能力定位为：良好的传播沟通能力、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策划创新能力、调查研究能力。为实现公共关系人才培养的最佳途径，海南大学公共关系学专业结合专业发展的实际，从公共关系人才的核心能力出发，提出“五能力、一形象”公共关系人才培养模式。
（四）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结合，教学研究成果丰富
成熟的教学模式，明确的教学目标，以及良好的教学氛围，给予教师良好的专业教学思想和教学目标，教师教学成果显著。由于公共关系学专业国内教育发展较慢，师资引进难，本系从成立以来教师人数基本保持在9名左右，目前本系有国家级课题3项、省部级课题15项。拥有海南省特色专业、海南省精品课程、网络课程、海南省教学名师、海南大学十佳教师。本系教师在参与全国高校的公共关系微课比赛中获得三等奖，获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共关系教学委员会功勋会员、先进个人等称号；获省教育改革论文一等奖、海南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3项、二等奖3项等。近5年教学研究项目6项，省级以上教学奖励6项。
（五）学风端正，学生学习成绩突出
“五能力、一 形象”公關人才培养模式作为公共关系学本科专业教育的基本思想，为公共关系专业教学指明了方向也为教学目标的设置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明确的专业核心能力与专业形象培养标准，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可资评价的标准，使学生对个体未来发展目标清晰，前景明朗，专业思想稳定，学风端正，专业学习积极性强。以保研及考研情况来看，近年来呈良好发展趋势。2010年以来毕业生考上研究生的比例在15%以上，保研包括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985和211大学。2017届毕业生中，考上研究生和出国留学达25人，占总人数的22%。其次，学生在各类大赛中成绩明显，以最具专业权威性的中国大学生公共关系策划大赛这一赛事，海南大学公共关系学本科专业连续两届获得大赛预赛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20多项，决赛铜奖等成绩。以2015级为例，仅2016年，就有3人次获得国家级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二等奖成绩，5人次获得省级大赛一等奖、二等奖成绩。
（六）人才市场检验，就业就是硬道理
从2006级第一届公共关系学本科专业开始，海南大学以“五能力、一形象”人才培养模式作为专业教学计划的修订、教学改革的依据，进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验，2006、2007、2008三个年级的毕业生，接受人才市场的检验，三年的签约率逐年增长，呈明显上升的趋势。2006级毕业生的签约率为56%；在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2011年，海南大学公共关系学专业的2007级的毕业生实际签约率达78%，2008级毕业生的实际就业率为87%，排在海南大学前三位。而近三年来的2013—2017年，毕业生的最大变化不是就业率的提高，而是与行业的结合更加紧密，就业明显呈专业化转化的表现。以2016届毕业生为例，目前在国际TOP10公关公司有2人、国内TOP10公司有5人，其他在网易、搜狐、今日头条、赶集网等等10人，仅2016届毕业生就有15人在北京的国际、国内一流公共关系公司、著名互联网公司工作，由此可见，在参与行业竞争中，远在海南的我们公共关系学专业的学生也能够有突出表现。
二、逐步提高的师资力量及科研能力和水平
（一）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业务能力强、充满朝气与活力的教师队伍
近年来，海南大学公共关系学专业积极引进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不断充实教师队伍，公关专业师资队伍结构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初步形成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业务能力强、充满朝气与活力的教师队伍。
公关专业现有专任教师9人。其中，教授2人、副教授7人，具有海外背景和博士学位的3人。从教师海外经历来看，有4名教师具有海外学习或研究经历，分别赴英国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法国索邦大学、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立大学、美国南加州大学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进修学习；从教师资源的使用效益来看，师生比高于全国平均数1：16，教师资源使用率较高，专业师资有所不足但相对稳定。为了提升教师教研能力和水平，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进修和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吸收更高水平的学术营养，大大促进了专业教师队伍的成长。
（二）逐步提高的科研水平和能力
科学研究是现代大学的主要职能之一，也是衡量一所大学办学水平和社会贡献力的重要尺度。公共关系学专业教师高度重视开展科研工作，增强专业办学活力与实力，并将此作为提高公共关系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业绩良好。近五年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海南省社科基金等21项科研项目的立项支持，完成了相关专著5部，学术论文近73篇，实现了以学术带动学科，以科研带动教学，以达到以教学与科研的良性互动。公共关系学专业还积极鼓励学生参与课题研究，指导学生参加政管学院调研海南、国源杯调研大赛等一系列活动中，由专业老师作为指导老师的学生队伍均取得了很好的参赛成绩，大大锻炼了学生的参与能力和课题研究能力。
（三）社会服务情况良好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关系学专业坚持以服务地方为导向，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密切关注和积极投身于我国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之中，近年来，公关专业教师从事了大量的社会服务工作。内容涉及党的理论、廉政文化、公关礼仪、公文写作、危机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心理测试等多个领域。
公共关系学专业以自身专业为基础，积极承担与专业相关的社会工作。陈小桃教授担任中国高等级教育学会二级学会公共关系教育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公共关系分会常务理事职务，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学术委员，海南博睿公共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毕研韬教授长期担任海南省政府新闻传播咨询专家以及众多智库研究员。卢暄老师担任海南省公关外交学会秘书长、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职务，为中国公共关系教育及公关事业发展献策献力。
三、公共关系学专业未来发展思考
新的时代新的发展，在我国社会快速发展，国家对高等教育提出更高要求，国家及海南省大力支持海南大学建设一流大学的背景下，海南大学公共关系学系全体教授对公共关系学本科专业未来发展进行多次研讨，基本达成对未来如何建设和发展公共关系学本科专业共识，遵循海南大学教学发展“本硕博”一体化建设思路，紧紧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国家与海南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应度；提高教师与教学资源条件对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保障度；落实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运行的有效度；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效果的达成度和学生与社会用人单位的满意度展开。根据本专业的发展情况，明确学科发展方向逐步实现由应用型向研究型转型。结合学院学科方向与特色及海南国际化定位，考虑在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立“公关战略管理”硕士点，包括以下几个方向：国际公共关系管理、战略传播管理、公共舆情管理、政治公关管理，并逐步向博士层次方向发展，实现学科发展的大力提升。
经过近25年的建设和不断努力，海南大学公共关系学专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虽困难重重，但不同阶段的稳步前行终有收获，在国内公共关系学本科专业中能够占一席之地，筚路蓝缕，成就属于过去，重要的是能在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变化的大潮中不放弃、不掉队，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能够挺立桥头，以过去的初心坚持公共关系教育，守住公共关系教育这片乐土，为中国公共关系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对于海大人而言，艰辛努力为之奋斗取得的成果终成过去，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再战征程应该是我们未来的决心和奋斗前行的信念。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公共关系教育事业发展努力奋斗！
（作者简介：陈小桃，海南大学教授、公共关系学系原系主任）
社会关系论文范文第5篇
根据省政协十届四次会议部署，1月至4月，省政协副主席郑小燕率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调研组，就“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专题赴九江、赣州、上饶、吉安、抚州5个设区市、10个县(市)、20个乡(镇)和30个村(社区)开展调研。听取了当地党委、政府的情况介绍，召开了市、县相关职能部门、乡(镇)、村(社区)负责人及群众代表参加的座谈会50余次，走访了村(居)民家庭，并赴四川省学习考察。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全省社会形势总体平稳、趋势向好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省各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加大民生投入，注重源头预防，加强社会管理，推动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全省社会形势总体平稳、趋势向好。
(一)全省上下齐抓共管。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把和谐稳定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统筹谋划，精心部署，高位推动，落实责任。多次召开会议，对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和专题研究，相继出台了维护社会稳定等一系列文件和政策，推动工作落实。5月4日至6日，省委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举办专题研讨班，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分析我省社会管理和社会稳定面临的形势，认真研究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对策措施。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进一步明确工作思路、工作目标、工作任务，把加强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作为党委、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层层签订责任书，实行“一岗双责”，做到“主动抓、经常抓、靠前抓”，以硬措施落实硬任务，全省上下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推动了社会稳定工作有序开展。
(二)发展稳定两手抓。围绕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大目标，各级党委、政府科学统筹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始终把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发展是政绩、稳定也是政绩的理念贯穿到各项工作中，把创新社会管理，夯实基层基础，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类社会矛盾置于推动改革发展稳定的全过程，牢牢把握维护稳定工作的主动权，坚定不移地加快发展，坚定不移地促进社会和谐。经济发展为社会和谐稳定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和谐稳定又促进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三)多项措施并举。为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省委、省政府“两办”下发了《关于建立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意见》，各地相继出台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对涉及民生问题的重大决策、涉及多数群众利益的改革改制、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规划和项目建设等，实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民生工程”，重点围绕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等方面为群众办实事，2010年全省“民生工程”的投入达到240亿元；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妥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全省各级都建立了信访机构、“民生通道”、“热线电话”、“政府信箱”，着力构建“信、访、网、电”四位一体的群众诉求平台，受理群众的反映，为群众排忧解难。
(四)社会形势总体平稳。全省信访总量近五年来平均下降4.8％，2010年全省县以上信访部门受理来信来访分别同比下降24.5％和18.8％，非正常访和重复赴京访在全国排位一直靠后；群体性事件仅占全国总量的0.25％；刑事发案数仅占全国总量的2.46％；安全生产事故及死亡人数逐年递减，年均分别下降14.6％和12.4％；2010年，矛盾纠纷调处数116909件，调处率为93.3％；公众安全感指数连续6年均在95％以上，居全国前列。
二、当前我省社会的主要矛盾纠纷
虽然我省社会大局总体平稳，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总体和谐稳定不等于太平无事，影响我省社会稳定的一些矛盾和因素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主要有：
(一)利益调整方面的矛盾纠纷
1、征地拆迁引发的纠纷。据省综治办统计，2010年，全省此类矛盾纠纷占纠纷总量的6.8％。主要反映在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偏低、城镇拆迁补偿标准认定存在争议、安置不到位、社保不落实和拆迁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问题。
2、土地山林水利矿产等权属纠纷。2010年，全省此类矛盾纠纷占纠纷总量的12.1％。主要是林改前历史遗留的山林权属错登、重登、漏登，界限含糊，证据缺失，引发纠纷；山林土地流转混乱不规范，导致林地低价、盲目、多次流转，群众利益受损；退耕还林补助政策兑现不够及时，操作程序不够规范，退耕农户不满；采砂引发械斗等问题。
3、企业改制引发的纠纷。2010年，全省此类矛盾纠纷占纠纷总量的4.1％。主要是部分已改制的原企业职工攀比新的改制政策，部分地方改制企业面临资金短缺、无力承受改制压力，职工对解除劳动关系、下岗安置、经济补偿、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标准不满，对企业管理混乱和腐败问题有意见，部分改制企业的留守人员担心将来去向等问题。
4、特殊利益群体串联上访问题。部分复员退伍转业军人、中央企业“协解”人员、民办教师、“上海垦民”、水库移民群体、乡镇文化广电“三员”、上山下乡知青群体、原乡镇企业职工等特殊利益群体要求解决工作安置、生活保障、经济待遇等问题上访，有的组织串联上访、集体上访，甚至赴京上访。
(二)行政管理和司法活动方面的矛盾纠纷
1、少数干部作风问题引起群众不满。少数基层干部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行政执法人员不作为、乱作为，执法不严、不公、不廉，乱收费、乱摊派、乱处罚、滥用强制权等在一些地方仍有发生。
2、涉法涉诉产生的纠纷。当事人对执法部门的处罚、判决、裁定不服，对法院执行不到位不满，改走信访渠道。法院执行难问题突出，少数被执行人暴力对抗法院执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难以执行到位，部分民事案件无财产可执行。
3、封建宗族势力有所抬头。近年来一些地方续家谱、修宗祠盛行，大族大姓插手村级换届选举，有的当选干部以本族本姓的利益为先，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影响和谐稳定。
(三)社会治理方面的矛盾纠纷
1、非正常死亡纠纷。医疗事故、交通事故、意外事故、安全生产等导致非正常死亡后，因对责任划分、赔偿金额、赔偿标准有不同认识及担忧赔付执行不到位，部分死者家属不愿走法律程序，而是抱着“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心态提出过高赔偿要求，甚至无理取闹。
2、刑事犯罪仍处高发期。严重暴
力犯罪时有发生，诈骗、抢夺、盗窃等侵财性案件占刑事案件比重较大，青少年、社会闲散人员犯罪问题突出。“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屡禁不止，农村赌博问题仍较突出，对流动人口、社会闲散青少年、刑释解教人员等特殊人群的管理和服务亟待加强。
3、家庭婚姻邻里纠纷。2010年，全省共发生此类矛盾纠纷占纠纷总量的31％。这类矛盾纠纷通常情况下很少引发大的群体性事件，但不及时排查处置，容易引发治安问题甚至“民转刑”案件。2010年5月8日，吉水县八都镇村民周叶忠因家庭矛盾持刀将其母亲、妻子、女儿、邻居等8人杀死，即为此类案件的典型。
4、“两新”组织管理滞后引发不稳定因素。一些部门和单位对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缺乏有效的管理。少数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长期游离于社会管理之外，成为社会管理的盲区，带来一些社会矛盾和治安问题。
5、互联网对社会稳定带来新的挑战。互联网已逐渐成为传播各种思潮、表达利益诉求的主要平台，成为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阵地。某个突发事件在网上刚一出现，即可引起社会舆论关注甚至炒作，把地区性、局部性和带有某种偶然性的问题，变成民众“围观”的公共话题。另外，受利益驱使和网络管理的滞后，网络诈骗和青少年涉“网”犯罪日渐增多。
(四)环境污染方面的矛盾纠纷
主要问题有化工、造纸、矿冶、焦化等企业污染水源、大气、土壤，铅、镉等重金属污染，养殖业废水污染，服务业噪声、油烟污染等，严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导致群众产生不满。其中农村污染问题占87.6％。主要是：招商引资引进了一些污染项目，一些企业选址离居民区、水源太近，污染物处理设施不到位，采矿不规范造成地质损害，环保执法不力等。乐安县公溪镇部分村民因江西中金铅业有限公司冶炼厂的污染问题，发生堵路、拦堵工厂大门的群体性事件。2010年，全省此类矛盾纠纷占纠纷总量的2.5％。
三、社会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
以上这些矛盾从性质上看，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其中大部分属于利益诉求，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有：
(一)民生改善与群众期望还有一定差距。社会就业难度加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压力仍然存在，据省人保厅预测，全省今年劳动力供给总量135万人左右，新增就业岗位只有83万个左右，岗位缺口超过50万个。劳动者技能与岗位不相适应，地区与行业发展不平衡，就业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同时，劳动者体面就业愿望增强，部分企业用工环境偏差，就业不稳定矛盾突出。社会保障水平偏低，去年全省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609万，工伤保险371.71万，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则更少，新农保试点今年也只扩大到24个县(市、区)，医疗保险“三张网”中仍有部分人群未实现全覆盖，城乡医保制度不统一，社会救助水平偏低。此外，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能力以及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等与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很大差距。
(二)政策法规不够完善。一些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不健全、不配套，《土地管理法》中对集体建设用地拆迁补偿不明确，新的《拆迁条例》没有实施细则。有的政策稳定性、连续性不够，征地补偿标准两年一调整，容易引起群众攀比。有的政策不统一，拆迁补偿标准地区差异较大，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的拆迁补偿标准不一样。部分政策制订相对滞后，全省仅有少数几个设区市和县(市、区)实施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导致不少被征地农民因就业、养老和医疗保障问题反复上访。某些领域还存在法律空隙，对新兴媒体、互联网、新社会组织、新经济组织管理的相关法律还不健全。
(三)信访体制机制不尽合理。当前信访工作事、权、责分配体系不合理，存在多头交办、多头转办的现象，最后压力和矛盾都集中指向信访部门和基层单位。赴京非正常上访工作模式、认定范围、劝返机制、责任追究和管理考核等，存在一些不科学、不合理之处，地方政府面临的信访考核和“一票否决”压力过大，有时为息事宁人而突破法律政策满足信访人无理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信“访”不信“法”不正常现象的出现。
(四)有的基层政府公信力不够。部分基层政府决策缺乏科学化、民主化和透明度，管理缺位、越位、错位，诚信缺乏，政策难兑现，承诺不实现。少数基层组织软弱涣散，部门之间在工作中缺乏相互沟通，遇到问题相互推诿，不敢担当。一些干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对政策法律执行不力。少数干部蜕化变质，贪污腐化，违法乱纪，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五)法制观念淡薄。一些干部依法行政的理念还不够牢固，依法处置、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水平还不够高。部分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还比较淡薄，基层法制宣传不到位，使得部分群众还不懂得、不习惯或者不愿意用法律手段，依法合理地表达利益诉求。
四、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对策建议
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治标，更要治本，应从源头治理、健全机制、创新方法等方面入手，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的效能。
(一)治理源头，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产生
1、坚持发展，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科学发展，进一步加大民生投入，既要下大力气解决多数人共同关注的问题，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又要重视解决少数人的特殊困难，切实保障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生存需求，使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扩大养老、医疗保险覆盖面，努力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相结合的多层次保障体系。
2、健全法规完善政策。围绕一些突出的社会矛盾搞好政策法规配套，不断完善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司法救助和征地补偿、房屋拆迁、行政调解等法规及实施细则。加强政策出台前的广泛调研，注重群众意愿，统筹考虑政策出台的连续性和平衡性。注意运用政策处理问题的一致性，防止因政策随意变更或政策执行不力而引起新的矛盾，因政策不一致，利益不均衡而攀比上访。对一些涉及全省普遍性的利益群体诉求，相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对待，属于政策空白的，及时研究出台新的政策，避免政策和实际的脱节；属于政策不完善的，应健全完善、堵塞漏洞。
3、加强法制宣传，着力建设法制社会。采取案例教育等多种方式加大群众法制教育，教育群众学法、守法、用法，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善于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把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宣传先进人物、道德模范的典型事迹。总结推广新干县等地变家族“大祠堂”为村民法制道德
教育“大课堂”的做法，将农村的法制宣传与道德教育有效结合起来，形成良好的乡风民俗。公检法司等司法机关要针对新形势、新情况，健全法律，严格执法，不断完善受理案件和诉讼的程序，有效解决执行难的问题，提高司法裁判的公信度，树立法律的权威性。
(二)健全机制，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的科学化水平
1、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严格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一道出政策、作决策、上项目必经的前置程序和“刚性门槛”，真正做到不评估不决策、不讨论不实施。提高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法律效力，以政府令的形式颁布我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推动我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进入法制化轨道。
2、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畅通党政领导直接了解社情民意的通道，充分利用互联网、热线电话、领导接访等渠道，为老百姓搭起民意表达、社会监督和对话协商的平台。善于运用第三方调解机制，充分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的社会利益表达和调解功能。总结推广鹰潭市和南丰县、信丰县等地建立“村民理事会”“和事厅”、“说理厅”等有效形式，发挥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军人、老教师、老法律工作者的作用，共同参与社会管理、化解矛盾。
3、构筑排查预警防范机制。拓宽排查覆盖面，坚持重点排查与集中排查相结合，地区排查、行业排查和单位排查多管齐下，做到不留死角，减少盲区。对排查出来的矛盾层层建立台帐，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化解时限。加强矛盾纠纷研判预警，层层构建预警信息网络，对可能出现的矛盾纠纷、安全隐患和不稳定因素，及早发现、及早化解、及早处理。
4、完善“三调联动”机制。加快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调联动”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细化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建立健全“三调联动”相互衔接配合的制度和科学评价体系，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贯彻《人民调解法》，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村(居)、村小组(小区)三级调解组织网络，及时解决矛盾纠纷。完善司法机关对调解协议的效力确认制度，探索行政调解新思路、新机制、新方法。各级财政对人民调解所需经费应当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
5、进一步完善信访工作机制。不断完善信访责任制及追究制。对维稳责任追究不能简单地按“属地管理”搞一刀切。接访人员不作为，致使信访人正当利益受损，应追究其责任；对无理缠访闹访的，应加强教育监管，对确有违法违规的依法处理。改进信访考核办法，将信访工作考核的重心放在各级政府和干部依法为信访人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效上，从正面引导和鼓励各级干部做好信访工作。坚持完善信访终结机制，对经多次复查、再审已经有了明确处理意见或合法生效裁判结果的信访案件，依照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三级终结”制，各级信访部门不再予以登记、不再接访。建立信访救助金制度，对生活困难的上访群众进行救助，使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6、健全应急处置机制。进一步理顺各级应急管理体制，健全应急处置协调联动机制和社会动员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加强预案演练，提高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大应急处置所需的人、财、物投入。组建、培训、管理、使用好应急队伍，完善应急装备，使之在关键时刻能拉得出、上得了、干得好。将应急处置作为党政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干部必备的培训内容。提高各级干部应急防范和处置的能力，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党政主要领导应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果断处置，把负面影响缩小到最小范围，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三)创新方法，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的效能
1、落实各级领导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坚持依法行政，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公信力，取信于民，造福于民。坚持社会稳定“一把手”负责制，强化党政领导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的“一岗双责”制度。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审慎操作，防止盲目追求“政绩”而损害群众利益。认真总结我省近期发生的重特大事件的教训，提高各级党委、政府对重复访等影响社会稳定因素的高度重视，坚持领导包案，责任到人，对不认真履职，导致出现重大问题的，从严追究责任。领导干部要敢于作为、勇于担当，既要善于解决问题，又要守住法律政策底线。要充分发挥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各自优势，明确任务、落实责任，为化解矛盾，促进和谐作出新贡献。
2、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作为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任务和基层干部的基本职责，做到工作有条件、服务有平台、管理有手段。积极整合基层政法、综治、信访、城管、民政、人保等部门的资源和力量，合理配置职责权限，切实解决多头管理、分散管理、难以形成有效合力的问题，不断提高基层组织的管控能力。健全村(居)民自治制度，推进村(居)民依法民主管理村(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服务。总结推广我省一些地方在社区实行无职党员“设岗定责”的做法，充分发挥无职党员做好群众工作的积极作用。
3、改进群众工作方法。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切实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推进勤政廉政建设，转变工作作风，坚持工作重心下移，实行“干部下基层”常态化，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好事、解难事、办实事。创新群众工作方法，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健全服务群众、联系群众制度。总结推广万年县在县信访局基础上组建县委群众工作部(县政府群众工作局)统揽信访工作的经验，以这次党委换届为契机，在同级信访机构的基础上设立党委群众工作部(政府群众工作局)，形成以群众工作部为龙头、以乡(镇、街道)群众工作站为纽带、以村(居)群众工作室为基础、以村小组(小区)群众工作点为前哨的四级群众工作网络。
4、强化“两新”组织作用和管理。着眼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提高劳动者地位，建立健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团组织、工会组织，充分发挥其在提供服务、协调利益、规范行为、化解矛盾、反映诉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管理体制，确保每个层面有人管，实现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
5、提高对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的管理服务水平。建立实时动态网络，实现流动人口信息资源共享，完善房屋居住证和出租房登记备案制度，实现“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落实配套措施，解决流动人口就业、子女入学、就医及社会保障问题，使其较好地融入当地生活圈。加强刑释解教人员、社区矫正人员的管理，逐个落实监管责任、逐个制定帮教办法，对他们在就业、生活、家庭等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进行帮扶，使他们顺利回归社会。加强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管理，在落实管控责任人的同时，各级财政要落实专项治疗经费，集中收治，防止此类人员危害社会。
6、重视信息网络管理和利用。建立有效的虚拟社会管理机制，把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提高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推行网络、手机实名制，落实网站备案制，严格执行网吧实名上网，加强对未成年人上网的监管。探索利用互联网倾听民意呼声的新方式，健全网络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研究网上舆论引导的特点和规律，建立一支专职网络舆情评论员队伍，加强网络舆情的收集和引导，不断提高通过网络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责任编辑：上官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