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决策范文第1篇
财务分析对于任何项目的经济评价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是投融资决策的重要依据。财务分析是在当下的会计制度以及相应的税收法规的严格要求之下, 预测项目费用和取得效益的一项重要工作。
财务分析并不是一项单一性的工作, 其中包含的内容具有多样性。主要包括财务盈利能力分析、偿债能力分析以及财务生存能力分析。类型的不同工作重点也有不同, 从而进行分别分析。
(一) 财务盈利内容分析
财务盈利能力分析重点在于现金流量的分析。站在融资的角度进行考虑, 现金流量可以分为融资前与融资后的分析, 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细分又可以分为投资现金流量分析、投资各方现金流量分析以及资本金流量分析三部分。三种分析各有侧重, 能够对投融资进行全面的剖析, 提高投融资决策的正确性, 降低各方风险, 带来更多收益。
其中, 投资现金流量分析主要是从投资的总收益的层面进行分析, 确定考察项目设计是否合理, 通过分析结果可为初步的投资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可确定该项目是否可行。正是因为如此, 在诸多的投资项目中进行税前分析是首先要进的工作, 从而确定该项目是否盈利。
资本金现金流量分析则是在融资后进行相应的分析, 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反映项目的盈利能力, 这一分析的开展能对融资后的项目是否合理做出判断, 从而有利于项目投资者在融资前能做出最终的决策。
投资各方现金流量分析是从投资各方角度计算各方的具体收益率, 从而确实各方的财务收益是否合理, 从而有利于投资各方搭建平等、互利、共赢的合作协议, 促进各方的良好发展。
(二) 偿债能力分析
偿债能力分析指的是制作相应的税务报表从而计算出企业的偿债备付率以及息备付率等指标, 从而清楚地了解到企业的偿债能力。一个企业偿还债务的能力以及支付现金的能力能直接反映出企业是否具备长远健康发展的条件, 所以偿债能力是企业经济能力以及财务状况的重要表现。
偿债能力的强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资产负债率, 国际公认当资产负债率超过60%时, 将对企业的发展带来阻碍作用。其次是速动比率, 该比率在1作用是较好的。再次是流动比率, 该比值在2左右, 对于公司的健康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还有偿债备付率, 当比值在1.3时达到理想状态。以及利息备付率, 企业在正常经营的状态下, 该利率不会低于1.正是多数据的综合分析, 从而对企业偿债能力有更明确的了解, 决定投融资是否进行。
(三) 财务生存能力分析
财务生存能力分析需要考虑到偿债能力, 所以企业在该项目进行分析的时候主要对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分别是:项目运营过程中具备充足的净现金流以及项目运营期间的各年累计盈余资金不出现负值, 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 才能为投融资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 避免出现投资失误。
二、财务分析对于投融资决策的影响
首先, 在投融资决策的过程中财务分析是关键环节, 需要多角度全方位的开展, 并且贯穿项目的各个阶段。其次, 财务分析的结论在投融资决策过程中是重要的依据, 项目发起人决定是否开发这一项目, 投资人决定是否投资这一项目, 审批人决定是否批准这一项目以及债权人决定时候贷款这一项目, 都是在财务分析得出结论的基础上做出的, 所以财务分析直接影响投融资决策。最后, 在项目方案比选的过程中财务分析也起到重要作用。将财务分析运用到方案比选之中, 多角度分析方案的合理性, 从而找寻最佳方案进行投资。
由此可知, 在投融资决策的方方面面都需要进行财务分析, 正是精准的财务分析推动投融资的步伐, 做出正确的决策, 促进自身的更好发展。
三、在投融资决策过程中财务分析的注意
财务分析对于投融资决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为避免出现纰漏, 在进行财务分析时要严格遵守相关的财会制度和税务法规。
(一) 确保固定资产折旧计算的合理性
在项目投资现金流量表的现金流入中有回收固定资产余值, 其中折旧年限的取值对于计算有决定性作用, 除了根据法律规定进行折旧计算以外, 也应该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计算, 从而能够保证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从而对财务内部的收益率有更公正的体现。
(二) 确保存货周转率的准确性
众所周知, 存货周转是企业运营效率是否在正常范围内的重要指标。存货周转指标分析其目的是反省存货资金的周转效率, 所以需要进行财务分析, 了解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及效益, 不仅仅是存货实体的周转情况。在这一过程中要对采购环节、销售环节进行分析, 然后以资金流为基础进行存货资金周转率的计算, 在这一过程中除了进行理论分析也要与实际情况进行结合, 多方面了解其投融资以及经营活动过程中存在的存货捉住按律, 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 从而确保投融资决策的正常进行, 避免出现失误。
四、结语
在投融资决策的过程中财务分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财务分析的每一个环节对于企业考核缺一不可, 所以想要企业获得长远发展, 就要做好财务分析, 从而在投融资决策中能做出正确的抉择。
摘要：本文主要是针对财务分析对于投融资决策的影响进行多方位的分析。通过项目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以及财务共存能力等多个方面进行剖析, 进行相关问题的探讨, 从而能找出在投融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并探寻合适的解决方案, 为财务分析的实际工作做出相应的指导与参考。
关键词：财务分析,投融资决策,未来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素芳.企业财务分析的作用及完善途径[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2 (2) .
融资决策范文第2篇
何为决策？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比较通常的看法认为，所谓决策，就是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的目的，制订不同的行动方案，并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从若干个可行性方案中选择一个满意方案的分析判断过程。法规、政策、发展战略、体制结构、系统目标、规划、计划、调度、命令等等都属于决策的范畴。从主体客体关系的角度来看，决策是一个特定的主体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路径，通过调查研究等各种方式，对特定的客体提出策略、方法、措施并作出决定的活动。
按照我国宪法规定的政体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包括作为其常设机关的人大常委会）是我们的国家权力机关。因而人大决策可以理解为国家权力机关对某一议题或者问题依法履行职权，提出审议意见和建议、作出决定决议的行为。也就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从发现问题、征集和确定议题、确定评价标准、制订工作方案、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形成审议意见乃至作出决定、决议的过程。
有学者认为：我国权力运行的模式是党委决策、人大决定、政府执行。尽管只是一字之差。这一认识是不全面的。笔者认为，人大决策与人大决定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我国宪法和法律对我国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作了明确规定。如宪法第一百零四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简称“人大决定权”。宪法和法律还规定了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作为全国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各项职权。在实践中，这些职权被很多学者和人大工作者概括为四项基本职权，即立法权、决定权、监督权和任免权。而在人大“四权”中，决定权作为最能够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性质的职权，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也决定了人大决策和智库建设的重要意义。
本文将重点研究人大决策行为及其特征，也就是研究人大是如何决策、按照什么样的原则、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和方式来决策？如何保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不断提高决策的质量和实效？又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保证人大作出的决策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在此基础上，结合新形势下如何加强人大智库建设，服务人大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出几点肤浅的建议。
一、人大决策的特点
1.人大决策是国家权力机关的决策行为。由于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决策主体的特殊性，人大决策也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政体形式，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国家权力机关，这就决定了其决策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决策，体现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体性质。因而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须成为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主渠道，成为利益相关方充分博弈、取得共识的舞台[1]。人大决策的目的就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人大决策的本质。
2.人大决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基本原则。人大决策是国家权力机关的决策行为，是其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能、作出国家决策的行为。保证科学、民主决策是人大决策最为本质的要求。为此，人大决策必须遵循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基本原则。一是要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成国家意志；二是要反映人民群众意志，保证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决策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是要保证制定的法律法规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四是要保证各级政府依法行政、各级司法机关公正司法，从而维护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3.人大决策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因而，民主集中制也就成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织原则和工作原则，它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人大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人大决策只有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指导，才能有效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内在优势，才能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独特作用，深入了解民情，广泛集中民智，使人大决策建立在扎实的民意基础之上。当然我们决不能简单地将人大决策理解为“一人一票”，人大常委会党组在人大决策中必须起到极其重要的引导、支持和保证的作用。重要的立法和立法中的重要问题、重要的审议意见等都应该通过一定的程序，认真研究后形成决策。
二、当前人大决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推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与时俱进的成效，人大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各项决策机制不断完善。
比如在立法决策方面，据笔者了解，全国人大系统已经普遍建立起了五年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和法规草案征询民意、法规立项论证以及人大代表参与法规审议等立法工作机制。北京市及其他很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还建立了法制建设顾问制度、法规预案研究工作机制、委托第三方起草法规专家建议稿、在政协开展立法协商以及对现行有效法规的立法后评估等机制；在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方面，不少省、市探索建立起了重大项目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协商确认机制，同时还制定了相应的程序保障机制；北京市自2015年始，还建立了重大事项议题计划等制度。在监督工作方面，一些省市建立了预算顾问制度，成立预算代表专业小组、扩大代表对预算工作的广泛参与等等。这些做法极大地促进了人大及其常委会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高了决策的质量和实效。
与此同时，加强人大决策研究工作也越来越成为人大理论研究者和人大工作者的共识。人大决策支持体系建设不断加强，全国人大成立了“中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省级人大普遍建立了“人大制度研究会”或者“人大工作研究会”。各级人大常委会都注重加强了学习、调研、信息等基础性工作，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决策越来越民主化，越来越注重建立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随着网络技术和微博、微信、移动终端等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人大决策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也越来越丰富和多样。以北京市人大为例，除了传统手段外，近些年来，常委会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通过门户网站和相关网站进行网络发布、委托相关机构进行电话调查、进行微信公众号推送、利用手机客户端反馈等方法，并借助社会上的专业调查机构和统计机构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为人大决策提供了全面的信息支持。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人大决策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1.人大决策的质量和实效需要提高。从大的形势背景看，我们的国家决策还未完全纳入法治轨道。科学决策也是一个由“人治”决策到“法治”决策的发展过程。宪法和法律赋予了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十分广泛的职权，但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在现实生活中还没有能够完全落实到位。突出表现在：一些需要由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决策的事项，很多都没有提交到人大进行决策；即使由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决策的事项，更多的是在走法律程序，决策的形式意义大于决策的内容。突出表现在审议意见书的质量不高，审议意见得不到有效的落实。由于缺乏对审议意见的跟踪反馈、问责的工作程序设计，有些时候，人大及其常委会形成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但在实际工作中得不到充分有效的落实。
2.人大决策的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是调查研究工作存在不深、不透、不够的问题，社情民意的汇集和表达机制也不够畅通，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严重；二是人大代表的参与不够，代表密切联系群众，扩大代表对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工作的参与等机制还不科学规范；三是常委会党组和专门委员会在议题的决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发挥不够；四是缺乏对不适当的决策建议的评估和追究机制。
3.人大决策的方法和手段相对传统和落后。目前，由于认识、力量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人大决策对传统的方法和手段还比较依赖，不太善于运用网络、移动APP等新技术手段汇集民意、征求意见；对于利用专业社会调查机构开展调研，乃至运用大数据进行挖掘、分析还不普遍。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调研、信息等基础工作水平有待提高。
4.人大决策的智库建设严重滞后。人大决策研究是一门科学，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但由于过去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视不够，对决策研究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限，因而对于其支持体系的人大智库的建设和发展比较缓慢。从实际工作中看，人大决策研究的力量明显不足。比如在人大系统内部，决策研究主要依靠的是研究室，其他部门研究资源和力量缺乏整合。而社会上专门从事人大决策研究的机构更是凤毛麟角，“智库”建设比较滞后。
三、人大决策需要智库支持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4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中央下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全国人大要加强智库建设，开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理论研究[2]。
2014年1月7日，中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成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成立大会讲话中指出：我们成立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就是要搭建一个平台，组织人大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总结我国人大制度的发展经验，研讨人大制度理论和实践问题，探索人大制度的特点和人大工作的规律，增强人大工作的思想性、原则性、系统性、前瞻性，为做好新时期的人大工作建言献策[3]。
中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在章程中明确其主要职责是，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完善提供决策支持和咨询服务。事实上，多年来，各地方人大在研究会的工作和建设中，经过不断摸索，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和经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策工作应该也必须更好地发挥人大智库的作用，人大智库必然成为提高人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的重要支撑力量。人大智库服务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作用和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提供理论支持。作为人大智库重要组成部分的研究会，它既不是科研院所那样的纯学术机构，也不是政策研究室，因而它既不以纯学理研究为主旨，也不以实际工作的决策方案研究为要务，而是定位于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应用对策研究。在选题上既紧密结合人大及其常委会当年的主要议题和重点工作，又在前瞻性、理论性、基础性上与专门委员会和各工作机构的工作研究有所错位，研究结果直接为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提供服务。可以说，研究会的研究工作和成果在服务人大决策上有其独特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2.为人大常委会及其机关的自身建设提供智力支持。首先体现在推进人大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政治建设上。以全国人大为例，自研究会成立以来，先后有胡康生等3位同志分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集体学习作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历程》等专题讲座。地方人大研究会的理事和专家成为党组中心组学习、常委会组成人员培训班、代表履职学习班等各类学习培训活动的主要师资。常委会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区人大常委会中的理事积极参与研究会的课题研究，既开拓了视野，也锻炼了队伍，增长了知识和能力。
3.为密切全国人大、省市和区县、乡镇人大之间的联系提供重要平台。由于代议制性质所决定，不同层级的人大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垂直领导关系，因而其间的联系就有不够紧密的地方。但是研究会的成立，就为不同层级人大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平台。比如，近两年来，中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围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全面依法治国等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既传达学习了中央的精神，也形成了一批有高度、有深度、有力度的研究论文，有力地促进了人大系统的交流。大家普遍反映这个做法很有效、很解渴。
四、北京市人大智库建设的实践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成立于2004年5月24日，至今已近12年了。研究会围绕市人大常委会中心工作和重要议题开展了242项课题研究，出版著作31部，发挥了重要的智力支持作用。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决策和工作支持体系中，研究会和法制建设顾问、预算监督顾问一起，构成了人大常委会的三个决策支持体系。中共北京市委制定的首都新型智库建设实施办法已明确把北京市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作为重要的地方智库来建设。那么，北京市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又是如何发挥人大智库的作用，服务于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
1.完善两个组织运作体系。市人大常委会几届主要领导对研究会的建设与工作都给予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明确要求：研究会工作要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统筹衔接，紧密结合；在组织机构设置上，要为实现工作的统筹衔接提供保障；还要注重研究工作的针对性，不断增强工作实效。
研究会的运作主要靠两个体系，即领导支持体系和学术支持体系。前者主要是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厅办室一把手、16位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都进入常务理事，构成研究会的领导支持体系。后者主要是建立包括人大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在内的、由中央和地方相关研究单位参加的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术研究工作的具体运作。与此同时，在机构设置上，研究会秘书处设在常委会研究室理论处，一班人马两块牌子，财务则由常委会办公厅统一管理，既方便了工作的沟通与衔接，也降低了行政成本。
这两个体系的建立，搭建了一个人大研究比较广阔的平台，有效实现了人大领导同志、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结合，也实现了几级人大之间、人大与党政法检各方面之间的研究力量的整合，这就使得人大研究具有了其他研究不一定具备的某种优势。同时，我们还聘请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和研究室的多位老领导作为我们研究会的顾问，这就既实现了与全国人大系统的某种联系与沟通，而且也使我们得到了开展研究工作的得力指导[4]。
2.找准研究的切入点和重点。要想有效发挥研究会作用，增强研究实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在选准课题上下工夫。为此，研究会的课题必须紧密结合全市工作大局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中心工作来确定。如2010年研究会提出要围绕四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如何发挥人大制度的作用；二是如何使人民群众的意愿在人大制度内得到表达，并有序进入党和国家的决策之中；三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如何做好地方立法工作；四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区县、乡镇如何发挥作用。这些都是当年的大问题、新问题。再如， 2014年研究会提出：要研究运用法治思维和改革精神改进地方立法工作问题，人大监督的民主性和有效性问题，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问题，增强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的代表性问题。这几个问题既是当时中央提出的重要要求，也是常委会领导正在思考的将要付诸实践的重大问题[5]。
总之，研究会的研究工作必须紧密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围绕人大及其常委会正在开展或者将要开展的重要工作，围绕人大工作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来确定研究方向和课题项目。至于如何对待一些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我们坚持人大理论研究不能回避矛盾，要直面问题，把握动态，了解和关注这些热点、难点、疑点和焦点问题。对于有些涉及敏感问题的话题，常常说不明、说不透、说不深，与其这样，还不如不去讨论它。还有一些焦点问题，注意探讨的火候与分寸，不图一时之痛快，拿不准的问题宁可等一等看一看，比冒冒失失要好。
3.把调查研究作为必经的工作程序。选好研究课题只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而更为重要的是要做好调查研究，这是做好研究工作的基本功。比如，从2010～2011年开始，研究会对于人大制度在北京市乡镇的实践进行了长达两年之久的研究，这次调查研究的成果被大量吸收进了第三次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的文件中，并且还出版了《北京乡镇人大建设》一书，成为培训乡镇人大干部的教材。2013年，又对人大制度在区县的实践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专题调查报告，并以这次调研成果为基础，形成了2014年秋天在中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县乡人大工作研讨会上的发言材料。
4.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为广泛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会积极开展学术研讨和交流。除了研究会自身每年要组织两次学术研讨活动外，2014年又与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合作，搭建了“民主与法治学术交流研讨会”平台，并与市委党校合作开展北京市领导干部民主法治教育培训工作。2015年6月，“民主法治讲座进课堂”的首场报告会，我们邀请了中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副理事长杨景宇同志主讲《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校学员以及部分市和区县委党校同志、市人大常委会部分机关干部等320多人聆听了报告，效果非常好。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杜德印主任等领导作出批示，提出要继续办好的要求。12月9日，我们又邀请中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春生就立法法和地方立法工作做了专题报告。探索基层民主法治案例教学点建设。与市委党校共同调研，把朝阳区社区代表联络站、石景山区街道代表之家等设为党校案例教学点，使党校学员在基层案例教学中强化民主意识和法治思维。同时，民主法治教程的合作编写工作已经展开。
总之，几年来北京市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的工作实践充分表明，人大智库建设能够有力推动对人大制度理论和实践认识的深化，促进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与建设，有效提高人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五、几点思考
1.以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为核心，完善人大决策机制建设。人大决策是国家权力机关的履职行为，其目的就是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完善人大决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必须以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为核心，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决克服人大决策中形式化、程序化的弊端，不断提高人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决策的过程首先体现在议题的设定上，要完善议题征集和确定机制，处理好人大工作支持、推动和保障改革的关系，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展决策，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其次，要以扩大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有序、广泛、有效参与为目标，建立代表密切联系群众、民意汇集表达的有关机制。第三，要加强调查研究，将调查研究作为人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和工作环节，提高决策信息质量，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大决策过程的透明度。第四，要探索建立决策评估机制和决策绩效考核机制，推动好的审议意见、决定决议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落实。
2.强化人大决策的基础性工作，努力夯实人大决策的根基。首先是要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入手，保证其来源的全面性和广泛性。为此在方法手段上，要更多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借助第三方评估、社会统计调查机构等单位，客观、真实、全面、公正地获取信息。要强化人大决策研究工作，将决策研究作为人大决策必需的前置环节，纳入制度化轨道。在决策研究的内容方面，要围绕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策行为，加强调查研究，逐步形成多由工作对策研究、应用理论研究，以及学术理论研究等不同层次构成的决策咨询研究体系。
3.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加快推进人大智库建设。人大智库建设必须始终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同时，还要把握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特别是民主政治发展进程，坚持从实际出发，使智库建设适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要求和人大工作的实际需要。要强化人大智库服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功能，首要的是要突出人大智库服务人大及其常委会决策的功能，促进人大决策质量和实效的提高。同时，要根据新形势的需要，不断拓宽人大智库服务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空间。比如在扩大学术交流、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讲好人大故事、加强人大话语权建设等方面，人大智库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1]参见李正斌：《人大决策研究工作浅析》，载《北京人大》2015年第9期
[2]参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3]参见《加强人大制度理论研究 推动人大制度与时俱进》， 载《中国人大》杂志2014年第2期。
[4][5]参见席文启：《第二届人大研究会以来的回顾》， 载《北京人大》2015年第4期。
（作者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北京市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秘书长）
融资决策范文第3篇
一、马尔科夫决策模型
概率向量：向量v=(v1,v2,…,vn)T，满足vi≥0(i=1,2,…,n)且，则称该向量为概率向量。若矩阵[aij]n×n各个行向量均为概率向量，则称[aij]n×n为概率(随机)矩阵[2,3,4]。
马尔科夫链：设{Xn}n=(1,2,3,…)为离散的随机变量序列，Xn的所有可能取值的全体称为{Xn}的状态空间，记做E={x1,x2,x3,…}。若对任意的正整数n及任意的xi1,xi2,xi3,…，xin,xin+1∈E,如果
那么有
则称随机变量序列{Xn}(n=1,2,3,…)为马尔科夫链，简称马氏链[1,2]。
齐次马氏链：设{Xn}(n=1,2,3,…)为马氏链，如果对任意的xi,xj∈E，总有
则称随机变量序列{Xn}为齐次马尔科夫链，简称齐次马氏链。
转移矩阵：假设{Xn}为齐次马氏链，称概率P(Xn+k=xj|Xn=xi)为{Xn}从状态xi到状态xj的k步转移概率，记作Pij(k)。
称以Pij(k)(xi,xj∈E)为元素的矩阵为{Xn}的k步转移矩阵，记作P(k)。记一步转移概率，一步转移矩阵分别为Pij和P。
显然，一步和多步转移矩阵都是随机矩阵。
极限矩阵：设矩阵，若矩阵中每一个元素aij(n)(n=1,2,3,…)都是数列{aij(n)}的项，称矩阵A(n)为数列矩阵。
若有极限恒成立，当i,j=1,2,…,m时，即每个数列的极限都存在，称矩阵A(n)在n→∝时的极限为A=[aij],A是A(n)的极限矩阵[2]。
注：(1)记齐次马氏链的k步转移矩阵P(k)=Pk。
(2)若P(k)在k→∝的极限矩阵存在，记作lim P,则lim P是一个随机矩阵。该矩阵也是一个转移矩阵，且对任意的n，都有(lim P)n=lim P。
假设能够计算出k步转移矩阵P(k)的极限矩阵lim P，这就意味着，虽然系统的状态一直是变化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系统状态之间的转移概率会出现稳定不变的情况，即有了统计规律的特性，因此系统将演变成为一个稳定的系统[2,3,4,5,6]。
二、应用举例
在应用马尔科夫决策模型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为便于进行计算和分析，一般考虑实际问题的有限个状态的齐次马氏链，且其步转移矩阵的极限矩阵能够求出。下面通过对两个具体的案例进行分析，如何用马尔科夫决策模型进行科学的预测决策。
（一）酒店用餐人数预测模型
设某一地段有两家酒店A,B，每天到这两家酒店用餐的总人数一定，假设为N，通过统计分析发现，今日在酒店A用餐的人，明天还在A酒店用餐的概率为p1，而明天转移到B酒店的概率为1-p1;同理，今日在B酒店用餐的人，明天还在B酒店用餐的概率为p2，而明天转移到A酒店的概率为1-p2，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N个人在这两家酒店用餐的分布情况如何?
模型假设：(1)假设该地段没有其他酒店;
(2)假设第一天分别到A,B酒店用餐的人数为：
N1,N2(其中N1+N2=N)
问题分析：该地段没有其他酒店，那么对于每一个顾客都有两个选择，要么去A酒店就餐，要么去B酒店，用概率论的语言来说，这个系统只有两种状态，顾客可以在这两种状态之间进行转移，虽然每次的转移都是随机的，偶然的，但在大量和长期的转移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统计规律，既可以建立概率转移矩阵，并求出极限矩阵。
模型建立：由A→A的概率为p1,A→B的概率为1-p1,B→B的概率为p2,B→A概率1-p2，即概率转移矩阵为
由实际问题可知，上述转移过程显然满足：若已知顾客现在所处的状态，将来的转移情况与过去所处的状态无关，该转移过程是一个齐次马氏链。
设表示第n天后，到A,B酒店用餐的人数，那么
第一天的用餐人数X1=(N1,N2)
第三天的用餐人数X3=X2P=X1P2......
第n天的用餐人数Xn=Xn-1P=X1Pn
依次发展下去，由于有限个状态的齐次马氏链的极限矩阵总存在，则有
由于总人数是固定的，且两方程同解，则
解得
即得到n天后，这N个人在这两家酒店用餐的分布情况。
现假设上述模型中，到酒店用餐的总人数N=300，转移概率p1=0.7,p2=0.8,那么顾客用餐情况的状态转移概率如下表：
利用可计算出，经过一段时间后，这300个人在这两家酒店用餐的分布情况为
计算结果表明，如果酒店不改变原有的经营模式，300人的顾客量，每天一般分别到A,B酒店的人约有120人和180人。且随着总人数的增加，两酒店的用餐人数的比例趋于2:3。上述模型可推广至更多家酒店的用餐人数预测分析。
由模型的计算结果可知，虽然每个人到酒店的用餐情况是随机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各个酒店用餐的人数是比较固定的，体现出一定的统计规律，这是酒店管理者不可忽视的信息，这也便于警醒他们进一步改善提高管理和服务的质量，吸引更多的顾客。
（二）银行不良债务变化趋势的预测
银行对外发放的贷款中，会有一部分贷款逐渐变为不良贷款，一部分贷款可收回，因此，为便于对不良贷款未来变化的趋势进行预测，银行通常按以下五种方式对贷款进行分类。
假设某地的一银行当前对外发放贷款总额为N万元，其中的不良贷款分布如下：逾期贷款N1万元，怀疑贷款N2万元，呆滞贷款N3万元，且N=N1+N2+N3显然N4=0,N5=0。根据银行的月账面数据显示分析，假设状态之间的转移矩阵为P=[pij]5×5
其中pij表示状态转移概率，即当前处于Ni状态的贷款，1个月后变成Nj状态的概率。比如概率p31就表示当前贷款已拖欠181～360天的N3的状态，如果贷款者还了一部分的本金和利息后，剩下的贷款1个月转为状态N1的概率。
假设用Xt表示第t月的贷款分布，E={N1,N2,N3,N4,N5}表示状态空间，那么
依次发展下去，由于有限个状态的齐次马氏链的极限矩阵总存在，则由上述模型的分析可以得到，想要预测未来不良贷款的分布情况，必须求出P(n)的极限矩阵lim P，因此，可以得到n个月后，贷款分布情况为
通过上述模型的分析可以发现N,N1,N2,N3，如果给定的取值及转态转移矩阵P，可计算出约多少贷款会成为呆账，多少可能收回。
现假设上述模型中银行当前贷款总额N=500万元，其中的N1=210万元，N2=160万元，N3=130万元，即X1={210,160,130,0,0}。根据隔月账面变化情况分析，假设状态之间的转移矩阵为
应用矩阵特征值理论，得P=M-1DM,其中的
因此
不良债务的变化趋势如下
上述例子中，通过极限矩阵lim P可得到，逾期贷款和怀疑贷款的变化趋势良好，约有90%和76%的贷款会被收回，即付清本金利息，小部分比例成为呆账。但是呆滞贷款的变化趋势堪忧，约有一半多的贷款会成为呆账。而贷款总额的不良债务的变化趋势X显示，500万的贷款总额，最终约有130.9万元会成为呆账，369.1万元可能收回。根据可回收贷款预测数，便于合理设定贷款利率。
结束语：
通过对上述问题进行模型的建立与求解，可以得到，在经济领域方面，带有马尔科夫链特性的随机系统，可采用类似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虽然系统的状态是一个随机变化的过程，但随着系统的不断演化，最终系统状态之间的转移概率会保持不变，系统就会出现统计规律的特征，就演化为一个比较稳定的系统。能够为决策者提供预测决策的参考依据，进而提高经济效益，避免资金的亏损，改善管理质量。
摘要：经济领域中有很多系统带有马尔科夫链的特性，虽然系统状态的变化是随机的，但最终会表现出一定的统计规律性。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建立转移矩阵，构建马尔科夫决策模型，做出贴合实际情况的预测决策。在酒店用餐人数的预测问题上，通过建立模型，计算出用餐人数趋于稳定，警醒酒店提供更好的管理与服务水平；在银行不良债务变化趋势的预测上，通过计算可回收贷款预测数，便于合理设定贷款利率。
关键词：马尔科夫链,转移矩阵,马尔科夫决策模型,预测决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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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决策范文第4篇
一、引言
转型时期的中国面临诸多社会问题，教育、医疗、住房、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征地拆迁、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生态环境等热点领域不断积聚能量，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极端事件增多，消极腐败现象和恶性犯罪活动影响严重，還有一些天灾人祸给公众内心带来颠簸、震动。面临这一系列关系民生的棘手社会问题，要求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实践，创造了不少社会管理新经验。社会管理创新已成为时代特征和科学发展的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社会日益呈现出系统性、开放性、复雜性的多元发展态势，这势必冲击既有的社会结构，进而导致社会无序程度增加。因此，政府必须以维护社会公平和公正为首要目标，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出发点，这是当前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主要动力，也是政府主导和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的出发点。
二、社会管理创新的动力与出发点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更加紧迫和艰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公平和差距扩大，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发展进入了“矛盾多发期”，各种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要想化解社会矛盾，“堵”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我们应当转变思路，寻根溯源，从源头上减少和化解矛盾。那么，什么才是当前社会矛盾多发的主要原因呢？笔者认为，主要是民生问题。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中，利益分化是一个普遍现象。当前，随着我国市场体系的初步建立，利益分配的格局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分化，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以失地农民、进城民工、城市下岗职工、拆迁户等为代表的位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不仅缺乏在市场中致富的机会与资源，就连自身的合法权益和生存的基础资源也屡遭侵害。
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问题，主要表现在利益分配领域之中，其根源在于自发调节机制与国家干预机制之间的失衡。这一问题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性，而是任何一个以制度为基础的现代社会都普遍具有的社会问题。问题的特殊之处在于，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社会调节机制的扩张与国家调节机制的弱化和重新定位，使得国家与社会的原有关系发生了迅速的结构性改变，从而使社会正义问题在短时期内急剧凸现，呈现出一种非常规的临时状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这种改变是一种急剧的结构错位，它不仅在短时期内改变了社会资源的分配模式，而且由此迅速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分层和利益格局，改变了原有价值观念体系中的正义理念。
在某种程度上，当前我们一切的制度建设都是围绕着上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展开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其实是对社会增进认识的一种彰显，是挖掘社会潜力，弥补国家不足的一种表达。因此，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坚守“以民生为先导，以公平正义为基础”的理念，合理确定行政权的边界以及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唯有如此，才能矫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结构错位，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会资源分配模式。这是当前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内在动力。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立基于政府如何推动自身职能有效转变并以什么方式真正担负起处理社会冲突、协调、维护社会利益、保持社会稳定等管理职能。
政府的基本功能是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和每个公民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事务，而不是与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相关的事务，它体现为对公民的服务。因此，政府是以维护法定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为天职，以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保障个人合法权益为目标，并寻求二者的动态平衡。现代行政不再是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一主体的行动，而是一项合作事业，需要其他主体的参与。政府已不再是全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者，而逐步转变成为实际从事公共服务的代理人的监督者、引导者。除纯粹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提供外，对其他公共行政事务，政府只负责“掌舵”，发动社会组织、企业、公民通过一定的程序广泛参与，建立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
三、加强行政决策制度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向与出路
行政决策是实现政府职能的基础。在当下，要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行政决策制度，首要的就是要实现政府决策的三个转向：即从运动型决策转向制度型决策，从歧视性决策转向平等无差别性，从单中心治理模式转向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保证行政决策范围“越位”的应当“退位”，决策范围“缺位”的应当“到位”。决策范围“错位”的应当“正位”。
与传统的专制政治和无序政治相比较，现代民主政治是一种程序政治。在公共生活中，以程序控制权力的恣意与专横，已被视为实现“有节度的自由、有组织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权、有制约的权威、有进取的保守”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最重要的基石。法治社会的国家权力不再是传统国家那种游离于责任与法律之外的强权，而是受到法律程序严格约束的一种力量。程序通常将国家权力运行的过程、方式和边界分解成若干个过程和环节，每一个过程和环节又有“检验标准”和期限要求，这就为权力主体的自律设计了内控装置，让它们服从自己的角色安排，依据规则行事。程序在时间和空间要素上的这些特定安排，有利于克服和防止权力运行的随意性和随机性，既使权力主体围绕着既定的轨道运行，也使权力行使过程具有可预见性。另外，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各种力量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这些冲突只有按照一定的程序，在平等的基础上协商、对话、讨论乃至妥协才能得到合理解决。程序可以促使人们从内心承认和接受某种具有强制力的决定，可以相对减弱个人在自作主张时所显露的那些咄咄逼人的锋芒。
在程序的导引下，虽不能保证行政机关所作出的每一项决议和法规都是正确的，但可以保证错误一旦发生，還有被迅速修正的可能。程序在使参加者都有平等表达和自由选择机会的同时，也使责任范围明确。在更积极的层面，现代程序越来越与法治、民主、自由、人权、正义等价值目标紧紧联结，不仅使可能脱羁的权力受到程序之缰的牵引，還为保卫公民神圣又脆弱的权利指引方向。
四、行政决策程序建设的具体内容
行政决策程序建设，“行政公开”与“行政参与”的程序理念必须要在程序运行中得到有效的实现，并以其为内核建立具体的正当性程序规则。对于行政决策程序的制度建构，笔者认为应以“行政参与”与“行政公开”的程序理念为基础，以信息公开、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可行性／不可行性论证、合法性审查、风险评估以及事后评估等程序制度为核心，建立具体的正当性程序规则。
（一）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制度要求政府提供除保密外的公共信息，使政府信息得到高效、快速地发布和反馈。这既有利于打破政府“信息霸权”，也为决策者制定方针、政策提供了参考。同时，政府在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前进行公布，让公众广泛参与讨论后作出决策，这将使政府的决策过程暴露于阳光之下，减少权力滥用的可能，充分体现了政府决策活动的透明度，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我国行政决策信息公开实践中的问题，主要在于大多数只公开政府行为的结果，而政府决策的过程及其所形成的信息，很少公开。如何对决策过程中应予公开和不公开的信息进行界定和规定，以及强化政府在其中的责任，是我国信息公开实践中应予考虑的问题。
（二）公众参与
公民参与决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意义在于：第一，以尊重民意的姿态和彰显决策的民主性来获得政策的正当性，促使行政过程的“自我合法化”。第二，获得公众对决策内容的理解和支持，增加公民对政府决策公正性的信任，减少执行中的矛盾和冲突。第三，弥补决策所需要的智慧、知识以及信息的不足，提高决策质量。第四，参与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使公民具有一种对政府管理过程的参与感。
实行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需要践行法律、法规中所规定的听证制度，扩大其适用范围；完善民意调查和民意反映制度，提高公众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健全利益团体表达制度，畅通参与渠道。
（三）专家咨询
建立依靠专家群体进行行政决策的咨询、论证活动的专家咨询制度，有助于提高政府决策质量，实现行政决策的科学化。
当代西方行政决策体制呈现“谋”与“断”相对分工的特点。这种相对分工的特点为决策咨询制度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条件。不过，在肯定专家决策咨询制度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专家个体上，表现为知识和信息的有限性、观点和意见的偏颇性；在专家群体上，则通常表现为结构上的单一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意见的杂乱性，等等。对我国而言，专家咨询制度实践中所呈现出的问题，“从根本上恰好反映出专家咨询制度存在保障专家独立性机制和抑制专家知识滥用的‘双重缺位’”。因此，在专家咨询实践中，需要促进公众、专家与决策者在意见表达、信息交流和对话基础上实现有效的互动。
（四）可行性／不可行性论证
对行政决策对象的适当性、可能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并作出肯定、否定或修改等报告，已成为我国行政决策过程必不可少的环节。可行性论证的内容比较广泛，一般包括技术可行性、政治可行性、经济和财政可行性以及行政可操作性等。另外，可行性论证当然包括不可行性分析的内容。
然而，目前大多数的可行性论证往往是先立项后论证，可行性论证先入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决策的可行性分析过程就很容易变成一种意向性的支持性分析工作”。因此，对于决策内容进行论证，不能做簡单的趋同思维，而是要以逆向思维的方式，通过相反的路径，进行不可行性论证。
（五）合法性审查
《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制度。市县政府及其部门做出重大行政决策前要交由法制机构或者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格的，不得做出决策。”合法性审查客观上减少了决策的主观随意性，增加了科学性，保证了决策的质量，对决策实践十分必要。
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应当从决策权限是否合法、决策程序是否合法、决策内容是否合法等方面进行。合法性审查的部门，应当是各级政府的法制机构。审查结论建议修改决策方案的，应作出相应修改；指出决策程序违法的，应补正相应程序或重新进行相应程序。审查结论认为决策事项违法应予废弃的，应向政府提出报告。
（六）风险评估
建立完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是完善决策机制的重要一环。要控制决策风险，做到综合评估、风险可控，把行政决策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有几个核心点不容忽视：
第一，明确界定风险评估范围。凡是涉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发展规划和有较大影响的重要政策，涉及公共利益或者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行政决策，均应列入风险评估范围。
第二，明确行政决策最需要评估的事项。包括行政决策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是否符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是否做到了公开、公正、公平，是否为绝大多数群众接受，出台时机是否成熟，配套措施是否完善，所涉资金能否到位，会否引起相关行业、相邻地区、其他群体的攀比，应对可能引发的不稳定因素的措施是否可行有效等，都应在评估事项之列。
第三，建立科学有效的风险评估机制。专家论证、公众参与、专业组织评测等相结合，通过舆情反映、问卷调查、重点走访、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收集整理相关情况信息、意见建议，并对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加以研判论证，提出风险等级和风险防范建议。
第四，以风险评估结论作为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根据风险评估结论，需要决策的，要把握好出台时机，提前制订应急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把风险防范的责任和措施落实在决策之前，避免造成重大损失甚至引发社会不稳定。
第五，建立行政决策纠错机制。决策出台后，要注意跟踪其执行情况，通过民意反映、抽查检查、跟踪反馈、评估审查等方式，及时发现决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及时纠正决策执行中的偏差，最大限度地减少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
（七）事后评估
事后评估制度针对的是行政决策的执行是否达到了决策目标、决策的实际作用、社会效应、实际结果等等，具体包括：行政决策的社会效应，即社会支持度和民众满意度；行政决策的实践结果，即结果与预期有哪些差距；行政决策的经济效益，即投入和产出之比如何。事后评估制度是进行决策纠正和再决策的依据。在我国，行政决策的事后评估制度尚未建立，在观念上也需要更新。
第一，事后评估的目的不仅仅是对决策内容的简单评价，還包括分析决策成败的原因，及时反馈调整，为新决策提供“前车之鉴”。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事后”只是相对的，对决策进行检测和评估只是意味着一个决策循环的结束，而不是整个过程的终结。
第二，决策评估的主体单一。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一般来讲，根据评估主体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政府评估和民间评估。在实际进行的事后评估，基本上是政府内部对决策实施情况的考察，而民间或公众的评估基本缺失。在西方，基层执行官员和决策目标群体参与已成为决策评估的发展方向，这对于我国来讲具有借鉴意义。
（摘自《中国法学））2012年第2期。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有删节）
融资决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会计谨慎性 投资决策 投资价值管理 投资风险 资源配置 管理机制
通过投资决策的背景材料分析，支持开展对外投资。经济实体开展多元化经营，经济实力雄厚，持续的高现金流入，说明经济实体经营稳健，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较小。在此前提下，持续的高现金流入导致经济实体拥有较多富余资金，这使经济实体具备了对外投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又由于经济实体在实业方面发展较为充分，所以涉足证券投资成为经济实体较为现实的选择，而且使用留存收益进行证券投资，形成了必要的抗证券市场风险的能力。从背景资料分析，应该开展证券投资。
立足经济实体投资目标，理性评价各种投资机会。充分了解可能面临的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等各类风险，制定相应的投资管理政策和程序，建立投资资产支持证券的业务处理系统、管理信息系统和风险控制系统。在充分了解金融资产证券化得交易结构、资产池资产状况、信用增级情况、信用评级情况等信息的基础上作出投资决策，分析资产支持证券的风险特征并运用相应的风险管理方法和技术控制相关风险。根据资产池资产的客户、地域和行业特征，将其纳入统一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集中度的管理。实行内部限额管理，根据风险偏好，资本实力、风险管理能力和金融资产证券化的风险特征，设定并定期审查，更新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限额、风险限额、止损限额等，同时制定对超限额情况的监控和处理程序。负责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的部门应当与负责风险管理的部门保持相对独立，在负责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的部门内部，前台与后台应当严格分离。商业银行投资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的部门内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计算资本充足率。
除应收账款保理、应收票据贴现、票据背书转让、金融资产证券化等金融资产转移的表现形式外，经济实体将持有的股权投资、债券投资、基金投资等金融资产出售给其他经济实体，也是金融资产转移的常见表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实体应当在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时，最终确认该金融资产，实际收到的金额与该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还应当调整原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入投资收益;对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还应当将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损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对应处置部分的金额转出，并计入投资收益。将自有富余资金投资于证券市场，主要是为了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应考虑不同投资机会的不同风险。根据财务部门收集的资料，经济实体可以考虑的投资机会主要包括国债、经济实体债和股票三种证券。显然，国债基本上无偿还风险，收入稳定，经济实体若全部投资无风险的国债，虽可稳定获得回报，但收益低，当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购买力风险大;若全部投放在股票上，虽然可能获得很高的回报，且能降低购买力风险，但伴随有很大不确定性，风险最大。所以，较为合适的思路是，将各种投资机会进行组合，既能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又能将风险降到最低。
一、会计谨慎性与经济实体投资决策研究
会计谨慎性是“会计计量中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原则”。会计谨慎性不仅是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且也是一项有效的经济实体治理机制(Ball and Shivakumar,2006)。谨慎性通常定义为对利润和损失的确认有着不对称的可验证性(Watts,2003),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一个具体类型,是近十多年来会计研究领域的热点。Lafond and Watts(2008)认为经济实体内外部的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财务报表谨慎性产生的原因。谨慎性能减少管理者操纵会计数据的动机和能力,减少信息不对称及其产生的净损失,从而增加经济实体和权益的价值。而非效率投资会降低经济实体价值,作为委托代理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代理成本的典型表现形式,也一直是国内外财务和会计学学者关注焦点。Jensen and Meckling (1976)的代理理论指出,管理层、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但这些冲突是可以通过契约的方式进行协调,降低代理成本。而契约正是导致谨慎性的主要因素之一(Watts,2003)。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非效率投资在宏观和微观层次上都普遍存在,但如何减少非效率投资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学者对非效率投资的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阐述,该如何提高投资效率也自然各持己见。本文根据信息不对称和代理理论,提出了会计谨慎性与非效率投资(投资过度或不足)、会计谨慎性与投资决策监控及会计谨慎性与风险转移之间关系的重要理论假设,用经验数据辨识了会计谨慎性对经济实体投资行为在不同经济实体治理环境、经营环境下的监控效果及差异。以我国2000-2009年A股上市经济实体为样本,运用描述性统计、均值检验、相关性检验统计分析和多元逻辑回归、混合线性回归、固定效应及随机效应模型等计量分析方法对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了检验。主要研究发现是：(1)会计谨慎性已成为我国上市经济实体财务报告的基本特征,并且国有控股经济实体的会计谨慎性程度要低于非国有控股经济实体;(2)不管是资本投资还是包括金融资产的总体投资,非效率投资是普遍存在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并存,相对于非国有控股经济实体,国有控股经济实体的资本投资比例更高，而总体投资比例更低;(3)会计谨慎性影响投资的类型,谨慎性与金融资产投资负相关;(4)在国有控股经济实体,会计谨慎性显著地与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负相关,而在非国有控股经济实体,谨慎性主要是发挥了抑制过度投资的作用;(5)会计谨慎性对管理层投资决策有监控作用,谨慎性越强的经济实体未来盈利能力越高，而资产减值比例和规模会更低,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后这种相关性更加显著;(6)对处于财务困境的经济实体,会计谨慎性能减轻转移风险导致的经济实体价值波动的加剧,对国有控股经济实体而言这种抵减效果更加显著;(7)债务软约束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相对于非国有控股经济实体,银行长期借款是导致国有控股经济实体过度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而短期借款有抑制过度投资的作用;(8)流通股比例的提高能抑制管理者为股东利益而进行转移风险的投资动机,表明流通股比例的增加有利于增强经济实体治理。本研究的发现为理解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以会计谨慎性与经济实体投资决策为视角,本文发现产权性质的差异造成了谨慎性对经济实体投资决策监管效率的差异,为已有关于提高投资效率的研究分歧提供了新的思路。在理论上,深化了会计信息经济后果的研究,同时拓宽了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在会计领域的应用。发现对投资监控和会计准则的修订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二、基于EVA的中国经济实体集团投资决策及管理机制研究
在国资委对中央经济实体实施EVA业绩考核的背景下,以价值最大化管理目标为指导,研究石油经济实体集团投资决策的机理,构建基于EVA的投资决策和管理机制,形成着眼长远的石油资源价值提升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从价值、风险、增长这三个维度出发,对中国石油经济实体集团的投资决策问题进行了深度研究,主要的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分析内外部环境的基础上,根据石油经济实体集团投资决策的目标,论证EVA用于投资决策的机理,进而根据投资决策与价值、风险波动的相关性,建立石油经济实体集团包括价值、风险与增长三个维度在内的EVA投资决策研究框架。第二,构建基于EVA的投资价值管理。以EVA价值驱动因素分析为桥梁,建立包括价值的分析、改善、最终控制、后续价值激励四个阶段在内的价值管理环,整合财务战略、投资预算与融资策略,不仅满足投资决策的基本需要,更能实现投资的战略控制要求。通过财务和非财务的手段来支持这个目标。使用的方法必须体现在战略制定、预算、报告、激励机制、薪酬等主要管理过程中，目的是增进业绩或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第三,研究基于EVA的投资风险分析。根据生命周期各阶段不同的管理需求,将风险分析方法应用到反映真实价值的EVA指标中来量化风险,作出更加灵活、准确的决策:基于实物期权方法测度EVA现金流的波动性,研究最佳投资时机的确定问题;基于风险承受力进行不确定环境约束下资源的分析与配置,解决最优投资组合等战术性资本预算问题等。第四,效果评价进而指出提高投资决策效率的主要途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五,建立内的价值管理机制，需要借助预算管理信息平台,结合年度的经营战略、投资重点及各种可能的环境变化等因素对投资价值的影响,构建经济实体集团包括运行机制、控制机制、激励机制、风险管理机制在内的价值管理机制,实现业务流、资金流、信息流和人力资源流的有机整合。
三、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实体并购投资决策体系研究
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经济实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的目标不仅仅是经济实体的正常经营活动,更重要的是改变了经济实体决策者对自身、对环境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所以,当经济实体面临是否通过并购投资来实现规模的扩大或者危机的应对时,经济实体并购投资决策体系的运行机理就成为决定并购决策成败的重要因素。本文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实体并购投资决策体系进行了研究。对已经出现的全球并购五大浪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实体并购投资一般出于扩大经济实体生产规模、提高经济实体管理和经营协同效应、实现经济实体多元化经营以及满足经理阶层扩张动机等不同考虑,所以,并购中目标经济实体的选择战略、有关目标经济实体的信息搜集、目标经济实体的搜寻和筛选、目标经济实体本身如何决策、目标经济实体的选择路径等都成为并购决策的重要内容。但从决策理论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金融危机环境下的不确定条件已经成为影响决策制定的重要因素,所以,从投资决策的性质、原则、影响因素、流程等方面来看,特定环境下的决策更符合有限理性决策等行为决策方法所适用的范围。经济实体并购通常是指一个经济实体吞并一个或多个经济实体,或者两个或多个经济实体合并成为一个经济实体的行为,并购投资决策是为了达到并购目标,在信息和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客观条件,采用一定方法,从若干个备选并购方案中,选择一个满意而科学的并购方案所进行的分析、判断和抉择的过程。金融危机一方面会抑制经济实体的并购需求,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危机加深,经济实体扩张的成本也在逐渐降低,反过来又会刺激经济实体的并购需求。
金融危机背景下并购投资决策的特征表现为,金融危机环境本身造成并购投资决策的复杂性、并购投资决策过程的长期性、并购投资决策时机的敏感性、并购投资决策的风险性。应根据这些特征构建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实体的并购投资决策体系。从建立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经济实体并购投资决策体系视角来看,并购投资决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经济实体外部环境因素中,一部分是宏观环境因素,包含硬环境和软环境两类,软环境主要是经济环境、政治和法律环境、社会环境;另一部分是微观环境因素,包括产业发展、技术和市场状况的影响。在经济实体内部因素中,经济实体组织结构、资源状况、经济实体文化等几个方面对并购投资决策都会产生影响。基于系统理论视角,从主体、客体、方法、制度等方面可以更好地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实体并购投资决策体系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从决策主体来看,并购投资决策的做出需要经济实体高层决策者来完成,但在决策制定以及实施过程离不开经济实体中层管理人员的支持,所以,高层决策者和中层管理人员都应作为决策的主体。决策客体主要是指目标经济实体选择、并购与新建比较、融资与支付等内容。决策方法是指经济实体在进行决策时所使用的决策技术。决策制度是指经济实体内部要求所有决策主体共同遵守的、按统一程序办事的规程。
通过上述分析内容,可以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实体并购投资决策体系的运行机制进行论述。从动力机制上看,经济实体并购决策的作出及执行将会影响经济实体内部的产权关系,因而对不同利益主体将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经济实体并购决策的作出是经济实体内部不同利益主体在各自目标导向前提下行动博弈的结果。从信息保障机制上看,经济实体在进行并购决策的过程中,应当在明确并购目标的基础上,对并购对象以及自身进行客观有效的评估,避免并购超出自己能力范围,所以需要建立起有效的外部信息保障机制和内部信息保障机制。从协调机制上看,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将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投资决策体系内不同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机制就成为决定体系运行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实施机制上看,决策目标、决策内容、决策执行与决策评价是并购投资决策体系的过程,是决策体系的主体构成部分。为了实现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实体并购投资决策进行量化评价,通过邀请相关专家对备选评价指标进行筛选,可以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并选用层次分析法作为权重的确定方法,运用该方法确定了每个指标的权重,进而运用模糊数学方法作为经济实体并购投资决策体系的评价方法,可以构建出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实体并购投资决策体系的评价模型。针对经济实体并购重组的实际操作过程,结合对该经济实体所处行业背景及发展情况的分析,通过对该经济实体的发展历程、资金实力、竞争风险以及经济实体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从优势劣势对比和发展机遇的角度对该经济实体的并购动机进行了论述,总结归纳了该经济实体并购战略和预期目标,并有针对性地对备选经济实体以及新建投资方式进行了比较判断,进而分析了该经济实体并购重组过程的技术体系、制度体系和组织体系等内容,并对其进行了量化评价。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作为经济实体并购投资决策体系主体的高层决策者和中层管理人员的行为、判断、预期以及其受金融危机因素影响,都将使系统功能发生改变,进而影响着决策制定的科学水平。二是决策主体对客体的作用、决策主体对决策方法的选择、决策制度对决策主体行为的制约以及决策客体对决策方法的限定等内容,构成了并购投资决策体系的内在联系。三是出于各自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在同一并购决策中,不同利益主体可能会作出完全不同的预期,这种预期的差异又会影响主体的动机和目的,最终在其行为中得到体现。四是经济实体高层决策者与中层管理人员之间的有效沟通和综合协调可以帮助不同的决策主体调整自身对决策问题的看法,从而在一定限度内保证各个决策主体的利益诉求,从而最终实现决策的制定。充分保障不同决策主体之间的协调和信息沟通渠道的顺畅,才能保证决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参考文献：
1.王书红.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并购投资决策体系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1.6
2.徐全华.会计稳健性与公司投资决策研究.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11.4
3.许学娜.基于EVA的中国石油企业集团投资决策及管理机制研究.天津大学博士论文，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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