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历史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摘要：将马恩的“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他们之间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列宁在“同时胜利论”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一国胜利论”，认为落后国家也可以单独一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我国在借鉴“一国胜利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对于革命道路以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较落后的国家要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进一步在理论和实践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关键词：同时胜利；一国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承；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上，认为在经济较发达的几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革命，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列宁则提出“一国胜利论”，认为革命是有可能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落后国家内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借鉴吸收马恩、列宁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探索了在我國如果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梳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发展历程，剖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我国实践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恩的“同时胜利论”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使得世界日益呈现出国际化趋势。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不断加深，世界市场建立起来，实现了贸易自由；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影响加深，不同国家内的变革之间相互影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对抗阶级，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利益逐渐趋于一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状况的基础上，提出“同时胜利论”。
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曾指出： “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马恩的“同时胜利论”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发达国家取得胜利
马恩认为，革命的胜利需要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前提，以发达的生产力作为基础。马恩在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认为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到成为生产力继续发展的桎梏时，无产阶级革命将会爆发。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促使无产阶级产生并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另外，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个角度来说，创造巨大的生产力，也是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马恩根据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将研究重点放在西欧几个经济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上，由此，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西欧几个经济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说到： “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
（二）落后国家可借鉴西欧胜利经验，最终实现世界范围的胜利
对于落后国家，马恩认为，东方落后国家由于缺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技术基础，所以只能在西欧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并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才能利用西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西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可供东方落后国家参考与借鉴。
对于当时经济较为落后的俄国，马恩进行了分析。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里，马恩强调，俄国革命的胜利需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西方国家的支援，即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来支援俄国，俄国的革命才能够取得胜利。同样，东方其他的落后国家也可在西方国家及俄国的影响和帮助下，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马恩的“同时胜利论”特别是对东方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分析，对列宁“一国胜利论”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列宁的“一国胜利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宁号召无产阶级利用世界大战所造就的有利时机，来进行革命。
1915年8月，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列宁指出：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 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916年，列宁进一步阐述：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 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
（一）革命胜利的突破口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
列宁提出“一国胜利”的同时，还具体指出革命胜利的突破口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而不一定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列宁通过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进行分析认为，当时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就是俄国，并且俄国也已经具备了进行革命的现实条件：俄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五位；垄断资本的发展使得俄国涌现出一批大工业和无产阶级；就俄国的国内矛盾而言，既有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又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与农奴制残余之间的矛盾，既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又有各族人民同沙皇专制统治之间的矛盾。可见当时的沙皇俄国是一个阶级矛盾尖锐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
1917年，列宁用“一国胜利论”思想指导十月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并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二）俄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国际支持
列宁也同样强调国际支持的重要性。列宁认为，如果其他国家在较长时期内不爆发革命，就不能够说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虽然苏维埃俄国的军事实力很强大，但仍可能会遭到资本主义列强的攻击，资本主义也有复辟的危险。因此，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仍然离不开国际的支持、援助。
（三）“一国胜利论”是对“同时胜利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梳理“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的关系时，有人认为“一国胜利论”是对马恩“同时胜利论”的否定，认为“同时胜利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是正确的，但到帝国主义时代就过时了。
笔者认为，“一国胜利论”与“同时胜利论”，二者就其本质来说，是一致的、两者并不矛盾。马恩的“同时胜利论”与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在哪一种类型的国家发生并取得胜利，经济落后的国家能否一国取得革命的胜利。从两个理论提出的不同时代背景看：“同时胜利论”的提出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各个国家之间交往十分密切，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还没有明显凸显出来，基于对这样实际条件的分析，设想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事业；而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是在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大战时期，政治、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列宁由此发现在帝国主义统治薄弱的地区出现了有利于革命的机会，抓住这一机会，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完全可以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可见，马恩和列宁都是基于对当时历史条件判斷的基础上，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了分析。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性的体现。
同时，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也发展了马恩的“同时胜利论”。列宁首先提出了在一国可以单独取得革命的胜利，随后，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列宁也进行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找到了在落后国家要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飞跃，填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不足之处，向前推进和发展了马恩的思想。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对于在落后国家要怎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一国胜利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吸收借鉴“同时胜利论”和“一国胜利论”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较落后的国家，要怎样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继承并发展了“一国胜利论”
首先，“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继承了“一国胜利论”中的部分观点。通过对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进行深入分析过程中，列宁找到了资本主义统治链条中的薄弱环节。这一观点为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中，都分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认为这是造成军阀之间争战的根源。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的分析，也是他提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重要论据。
其次，毛泽东发展了列宁的 “一国胜利论”。在“一国胜利论”中，列宁把城市作为了革命的突破口，毛泽东则把农村作为革命的突破口。这是因为两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成熟的地区不同：就当时的俄国而言，革命条件最成熟的地方是城市，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应该从攻打城市开始；而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是敌人统治力量的薄弱地区，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作为突破口，然后进攻城市，夺取政权。
可见，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继承了“一国胜利论”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入手来分析革命的可能性，并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不同，将“城市中心论”变为以农村作为突破口，从而丰富发展了“一国胜利论”。二者是一脉相承、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实践上证实了“一国胜利论”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说明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也可以单独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在实践上证实了列宁的“一国胜利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需要进行一定的积累，当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成熟，便可以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由此就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仅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所探索的道路的正确性，而且也从实践上证明了“一国胜利论”的科学性。
（三）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发展了“一国胜利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一国胜利论”。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时代特征相结合，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应该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丰富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且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坚持党的先进性，坚持执政为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建方面的理论认识。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观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再一次发展。
四、结语
从马恩的“同时胜利论”到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发展了马恩的“同时胜利论”，提出落后国家也可以一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且找到了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对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怎样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理论上以及实践上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进行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必将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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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心华.\"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之比较[J].理论学刊，1997年第3期
恐怖主义历史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人文主义是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核心要义是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到教学中，就是以学生为本，关注学生的个性与共性发展，动态把握学生，调控课堂，从而不断提高教学的实效性。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阐述。
一、人文主义与历史教育功能的实现
将人文主义贯穿于历史教学中，就是要发挥历史教学内容中的人文主义的教育功能，开发和拓展学生潜能，培养学生健全、积极上进的性格，让学生学会学习，尊重他人及其成果，不断完善自我，具有良好的竞争意识。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就是要打破宿命论的观点，让学生重视学习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培养强烈的求知欲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科学精神，展示个性，真正学会学习。
在历史课堂上讲授人文主义，引导学生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资产阶级的那种积极探索、不断追求卓越的精神。对于高三学生而言，就是要把升学压力变成一种精神动力，善于并勤于思考，掌握最佳学习时间及学习方法，竭尽所能提高学习效率，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较大飞跃。引导学生在高考前的最后五十天，提高自己的学科素养，历史思维、概括和表达能力。
增强学生的人际交往意识和社会意识，引导学生学会关心，学会体谅，与同学友好相处，培养学生主动的、集体主义的人格。把学会关心视为新时期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培养学生对他人需要、目的、利益的敏感性，到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意识和社会意识，把学生个人价值的实现与祖国的命运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全面发展自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二、人文主义与三维目标的实现
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学习从历史的角度去了解和思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关注中华民族以及全人类的历史命运，加深对历史上以人为本、善待生命、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
尊重历史，追求真实，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陶冶关爱人类的情操。在教学过程中，倡导学生主动学习，在多样化、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参与性，培养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高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学会同他人尤其是具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学习和交流。通过选修课，学会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发展中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辩证地认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内在联系，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培养从不同视角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历史学习潜力；培养健康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弘扬民族精神，进一步提高人文素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具体操作过程中，课堂教学之余，通过讲故事、开展“我看人文主义”系列读书活动（征文、演讲、辩论赛）等形式，让学生感悟人文主义，体会人文主义的精髓和实质，不断激励自我奋发上进。
三、人文主义与和谐课堂的构建
按照人文主义构建和谐课堂，不仅有助于知识的学习，而且也会促进学生的社会化进程。和谐课堂内的人际关系，构建民主型的课堂气氛，发展合作与竞争的人际关系。
了解并研究学生是教学准备中的关键环节。了解学生个体学习和生活状况、环境因素、群体关系，了解学生原有知识技能的质量、兴趣、需要与思想状况、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针对学生的学习特点，心理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不平衡性和差异性，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策略，因材施教，启发诱导，“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使有才能的学生得到充分发展。
教学过程中，注意引起学生注意，展示教学目标，呈现教学内容，提供学习指导，适时给予反馈，及时评定学习结果，加强记忆与学习迁移，促进学生学习效果的提高，进而形成和谐、民主、轻松、高效的课堂气氛。
教学之余，组织开展历史学习兴趣小组和研究性学习小组活动，引导学生广泛交流，汲取组内外一切有益的建议和看法，不断提升自我，进一步开发历史学习潜能。适当增加乡土教材内容，展示家乡辉煌历史与特色文化，让学生对社会和大自然的爱有坚实的基础——对家乡的热爱。例如，介绍建国后各乡镇将军、红军在于都驻扎地，各乡镇特产，于都14处国家级、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唢呐、省级古文和甑笊舞，客家方言和习俗等。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中共于都县委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编印.国情县史教育读本.2009.
[3]彭光华主编.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赣州（市情教育读本·试用，中学版）[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庞丹丹）
恐怖主义历史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摘 要：当前，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实施教学改革，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这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基于“大思政”格局，在分析课程思政开展的环境、人员、资源等问题的基础上，针对生物制药技术专业课程思政，从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课程教学内容的重构、优质教学资源的建设、教学方法的创新、评价标准的形成等五大方面进行了探索，使思想引领与专业教学无缝衔接、同向同行，潜移默化地养成创新思维、热爱劳动、团队合作的工匠精神。
关键词：职业教育;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1]。2017年底，国家教育部党组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大力推动‘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2020 年 5 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让所有高校、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最终达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2]。
工科类专业是大国重器发展的保障，进入新时代，大国间在人工智能、军工航天等高精尖领域的博弈显得更为激烈。而一部分工科类专业在设计人才培养方案时，只注重专业技能的培养，对思想引领的重视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对高校学生尤其是制药类专业学生以课程思政为抓手，开展思政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一、课程思政现存问题[3，4]
（一）顶层设计与教学实际存在矛盾
高校在推进“大思政”格局的顶层设计过程中，往往存在学校顶层设计与教学实际存在矛盾。一些高校流于形式，没能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充分了解制药类专业的实际教学情况。而是将思政内容与课程教学生搬硬套，强制嵌入，割裂了课堂的整体性，造成了课程思政“两张皮”的情况。育人目标与育才目标相脱离，忽视了时代发展、社会需要、学科特点与学生情况，没能使课程思政成为一堂课的灵魂，这是高职院校开展课程思政的主观问题。
（二）育人周期较长与课堂教学时间较短存在矛盾
对学生开展思政教育的过程具有持续性、复杂性、反复性，且高校学生自身情况复杂多样，这导致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耗时长、波动大的动态过程。制药类专业课程学习难度大、涉猎范围广、综合应用性强使得专业教学本身就是一个耗时长、难度大的过程;这样一来，高职院校课堂教学时间相比开展思政教育所需时间就显得寥寥可数，这是高职院校开展课程思政的重要客观问题。
（三）教师开展德育难度大与深入研究少存在矛盾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着自己的专业性。制药类专业课教师往往对本专业有着很深入的研究，但是对思政专业方面的知识了解不足。此外，专业课由于其难度大、综合性强等原因使得本身的专业教学就需要大量的时间，这导致了专业教师不愿主动花时间或没有时间去深入研究，思政教育的“孤岛化”使得课程思政的开展力不从心。
二、课程思政创新措施
（一）凝练思政目标，融入人才培养方案
调研制药行业企业文化、价值观、使命观，探寻对制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并从中提炼思政教育目标和思政教育元素。以课程思政融入人才培养，赋能制药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人才培养，德育为先。高职学校既要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道德、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专业人才。坚持立德树人，面向医药企业岗位素质要求，凝练专业思政目标;结合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实施“三全育人”，坚持职业能力、职业素质和思政思想同步培养，并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落实到专业课程教学过程，思政目标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生物制药技术人才培养方案。
（二）基于素质要求，重构课程教学内容
基于医药岗位需求，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以爱党、爱國、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专业课程思政”一方面引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革新课程内容，充分挖掘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另一方面专业教师深入企业研究企业历史和文化，充分挖掘企业文化中的核心要素和工匠精神等，优化教学设计，把企业教育融入专业教学标准中，实现专业课程思政改革的创新突破。
服务专业育人目标，确定各课程在完成育人目标中的职能分工，结合各职业能力课程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提炼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范式，凝练各课程的育人目标，发挥课程的思政育人功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具体化、生动化的有效教学载体，在“润物细无声”的知识学习中融入理想信念层面的精神指引，将思想价值引领贯穿课程方案、教学计划、备课授课、教学评价等教育教学全过程，让课堂主渠道育人功能实现最大化。
专业平台课程突出培育爱国主义、民族情怀贯穿渗透到教学中，帮助学生树立起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科学精神、探索创新精神，注重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贯穿渗透到课程教学中，引导学生增强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意识，明确人类共同发展进步的历史担当;职业能力课程要突出培育求真务实、实践创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培养学生踏实严谨、耐心专注、吃苦耐劳、追求卓越等优秀品质，成长为心中驻大爱并且有时代担当的技术技能人才。职业能力课程在加强课堂教学的同时，根据课程特点和专业培养要求，加大实践育人力度，积极拓展第二课堂，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技能，分析、发现、解决实际问题，实现知识和行动的有机统一，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深化认识、提升感悟、锻炼成长。
理论课采用“画龙点睛”、“专题嵌入”、“元素化合”等方式融入思政教育内容，知识与思政元素有机融合，实现“无课不思政”。实验实训项目在边学边做的过程中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吃苦耐劳的劳模精神，爱岗敬业精神及爱国爱家的精神，实现技能、思想和素质同步提升。
（三）挖掘思政元素，建设优质教学资源
1. 校企合作，挖掘思政元素
基于中國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兼顾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创新思维、诚实守信等医药职业素质，挖掘思政元素。一层面结合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开展学生读文件懂政策活动，激发学生责任担当。二层面结合纪录片（如大国重器），展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故事人物的爱国精神。三层面企业文化、工匠大师的故事，学习工匠大师的精神，激发学生拼搏斗志，为中国伟大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四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齐文化，传承文化，激发民族自豪感。
2. 开发新形态教材，推进思政课程改革
以教学服务为本位，基于化工医药岗位工作过程，探索思政元素和生产案例融合，将新形态纸质教材与数字课程一体化建设，整合技术赋予教材互动性、趣味性，形成“一书一课一空间”的教学整体解决方案。对于专业综合实训课程，基于工作任务分析，结合思政元素，编写任务式活页教材，引入线上资源，提供扩展性和选择性学习材料，满足学习者个性学习需求。对于模块化课程，为适应混合式教学、在线学习等泛在教学模式的需要，编写工作手册式教材，配套开发信息化资源、案例和教学项目，建立动态化、立体化的教材和教学资源体系。
三、结语
高校统筹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发挥课程思政育人功能，构建起覆盖广、多层次、联系紧密的课程思政体系，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和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必然要求，在这一过程中，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结合国情、校情，把握教育规律和教师心理，做好顶层设计，多渠道、全方位切实提升教师的课程思政能力，思政元素融入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内容、评价方案，构建丰富的思政资源，创新课程教学方法，使思想引领与专业教学无缝衔接、同向同行，潜移默化地养成学生的创新思维、热爱劳动、团队合作的工匠精神，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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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冯秀环，高校专业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研究综述[J].文教资料，2021（14）：78-79.
恐怖主义历史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错综复杂，两大阵营斗争激烈，呈水火不容之势。当时毛泽东洞若观火，写道：“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在理查德·沃林笔下，一股强劲的“毛主义东风”盘旋于巴黎的街头巷尾，掠过大学的教室饭堂，激发了青年学生的革命激情，造反的浪潮一波波接踵而至，最终演化为一场波澜壮阔的“五月风暴”。毛主义如星星之火一般焚野燎原，孕育了后五月时期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直接催生了持续影响当下的日常生活政治。
关于法国“五月风暴”的研究著作多如牛毛，既有当年参与者的回忆录与反思作品，也有当年旁观者的所见所闻，更有形形色色、视角迥异的研究著作。如何从这些繁多的研究之中独辟新径，重新审视这段历史？这就是理查德·沃林在《东风》一书中努力要探寻的问题。《东风》之所以有别于其他著作而颇具新意，就在于它从众多研究者经常忽略的“毛主义”出发来重新打开那段鲜活的历史，重新描绘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
法国危机重重
“五月风暴”前夕，世界各地爆发了学生造反运动，“革命幽灵”一再重现，青年学生开始创造一种反映自身诉求的青年文化。当时法国社会虽处于“光辉三十年”的经济繁荣时期，但是法国社会危机重重，“革命”一触即发，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夏尔·戴高乐的“帝王式总统制”令人压抑、窒息，消费社会的来临令人无聊、平庸，大学扩招导致的就业压力，令青年人苦恼不堪。这些不同的要素相互激发、重叠，持续加剧法国的社会矛盾。
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控制了法国政治局势，当选为第五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不过，总统制共和国逐渐蜕变为“帝王式总统制”，爱丽舍宫蜕变为旧式“王宫”。这种政治发展趋势与法国持续进行的现代化完全不同步，出现了政治上的“返祖现象”：“政治制度被认为处于第三共和国时期，而法国到20世纪60年代已完全进入第五共和国时代”[1]，与此同时，60年代法国处于“光辉三十年”的重要发展时期，出现了爆炸式的经济增长，法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超现代的后工业国家。法国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性变化，农民阶级消失，工人阶级锐减，出现了一个以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人员、公务员、教师和中层管理人员为主体的工薪阶级，这进一步瓦解了根深蒂固的代代因袭的社会文化观念，显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法解释这一快速发展的社会问题。
“二战”后法国人口急剧增长，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成为有见识有教养的公民，他们开始寻求政治参与的新途径与可能性。前所未有的“光辉三十年”的经济繁荣使青年人、特别是来自中产阶层的青年人不再受制于物质条件的约束，他们可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和物质保障来接受教育，进行有益的思考和探索，他们开始寻求那更加重视归属感、注重自我表达、追求生活质量的日常生活变革。大学的快速扩张虽然满足了更多青年人接受高等教育的诉求，但大学的课程和管理没有及时进行调整，以便适应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課程内容枯燥乏味，令人窒息，与青年学生的政治文化诉求极为脱节，大学被讽刺为“贩卖知识的机器”和“文凭工厂”。与此同时，学生人数激增，造成学生宿舍过度拥挤，生活条件恶劣，而宿舍探视权的规定[2]与当时如火如荼的性革命格格不入，压抑了学生正当的情感欲求，一场力比多的革命即将爆发。
消费社会的来临促使企业想尽办法来推销商品，尤其是使用各种性意象的广告接踵而至，撩动着青年男女的深层欲望与情感需求，这无疑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持续深入的性革命。广告无处不在，时时传颂丰裕社会的赞歌，诱惑着消费者购买各种商品。让·波德里亚在《物体系》中描绘了现代消费主义的情欲本质：“广告扮演的角色，是作为整个社会，真实或虚拟的购买力的永久海报。……产品是以被观看、被操纵的方式呈现：它被情欲化了……加入了爱情游戏的所有成分：主动接近、竞争、亵渎、调情、卖淫（甚至是反讽的）。（已经存有一份原欲负荷的）购买机制，为一体整套情欲化的选择和花费所取代……而购物和消费的程序本身，便被如此地配上插图、打上灯光，玩弄和破解，就好像作为性交前戏的舞蹈一样。”[3]。无处不在的广告，无处不在的“物”，充斥着整个世界，物的世界处于支配地位，而人变成了多余的附属物。面对消费社会的侵蚀，法国思想界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批判，出现了一股“日常生活批判”思潮。虽然富裕丰足的社会给人提供了一系列的文化选择、职业选择、生活方式选择与消费选择，让人貌似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然而消费社会的到来将人整合到社会权力运行机制之中，日常生活失去了自然性、非正式性，权力无孔不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受工人自治传统的启发，法国左派提倡一种“横向的”、平等主义的民主化模式。
毛主义者粉墨登场
3月22日运动是“五月风暴”的导火索，直接激发了一大批愤愤不平、此前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学生。当时新建的南泰尔校园处于大巴黎地区的城乡接合部，周边是冒着滚滚浓烟的工厂和噪音喧天的工地，学习和生活条件很差，学生正当的诉求得不到认可和满足，曾爆发了一场关于宿舍探视权的抗议活动。1968年3月，巴黎爆发了一场反越战的重要集会，警方逮捕了6名学生，于是激进学生在科恩！邦迪的领导下举行抗议行动，这就是被后世不断提及的“3月22日运动”。因为政府和学校的拙劣行动，学生运动中心也从郊区的南泰尔校园转移到位于拉丁区中心的索邦大学。3月22日运动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节点，个别的毛主义者参与并支持了这场运动，也在这一运动中锻炼了自己，为日后的社会政治运动奠定了基础。
5月3日至5月10日，学生与警察的冲突不断升级，学生们自发地使用铺路石和碎石子建造街垒，出现了法国政治史上被不断赞颂的“街垒之夜”。作为反对警察权力的应对，街垒变成学生们领地的象征，更充当了一种与法国革命传统的象征性联系，仿佛学生们变成了法国大革命时“无裤党员”和巴黎公社成员。[4]这些学生恰恰是法国中产阶级的儿女，“街垒之夜”使他们接受了刻不容缓的政治教育，将他们变成一大批造反者。5月13日，法国工会和法国左翼天主教民主工会组织大罢工，声援并支持学生的抗议活动，由此形成一个工人与学生联合的反对戴高乐派的联盟，成为史无前例的新事件。这也是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学生运动，不同于其他各国学生运动的独特方面之一。不同于以往的政治革命，学生们审时度势，提出了一系列适度的、合理的政治诉求，从而使五月造反者变成一个“自我限制的革命”（selflimitingrevolution）的经典案例。
此时此刻毛主义者在哪儿？他们在做什么？面对蓬勃发展的“五月风暴”，毛主义者于5月7日在巴黎高师举行集会，讨论毛主义者如何应对最新发生的政治事件。毛主义者自认为是“纯粹的”、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是革命的忠实信徒，不屑于与一群主要不满于宿舍探视权的中产阶级青年为伍，他们不认可这场正在发展的学生造反运动，反而鼓励支持者放弃拉丁区，建议支持者“现在到工厂去！”作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的负责人，罗贝尔·兰哈尔不分昼夜地工作，使他产生了某种政治妄想，错误估计了学生运动发展的形势。自称是革命先锋派的毛主义者有可能蜕变成革命后卫派，错失参与这场运动的最佳时机。
“革命形势”一發不可收拾，学生与工人成立了工人与学生行动委员会，继续传播造反福音。未经批准的罢工浪潮接踵而至，促使工人萌发了独立自主的新意识。战后法国工人阶级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工人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他们寻求更高的工资报酬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对“革命”不感兴趣。一旦工人阶级的要求被满足，他们就会离开街道，返回工厂。尽管如此，社会斗争的形式仍然发生了很大改变，开始解构社会控制的专制模式，关注社会边缘群体（妇女、同性恋者、移民和囚犯），寻求社会民主文化。这些内容成为法国后五月时期的重要主题。
各派对“五月风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分析，致力于探寻“事件”的“解释”。来自右翼的雷蒙·阿隆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将这场造反运动描述为一出“心理剧”，暗示了这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在心理上是失调的，需要进行治疗。而来自左翼的解释则认为“五月风暴”是一种全面消费社会的表达，是一种生活方式选择的变革，个人身份可以进行自由选择，不再受制于社会阶级预定的身份。纵观各种解释，理查德·沃林对“五月风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无论是左翼批评者还是共和主义批评者，双方都误解了‘五月风暴’的政治特殊性。‘五月运动’的独特性在于它向传统的政治斗争形式提出了挑战，不管这些斗争形式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还是共和主义的。‘五月造反’符合一种新的、具有多种价值的政治动力，而这种动力早已超越阶级社会的二元对立模式。学生和工人援引了开放性、公开性和直接民主的准则，以便反驳控制社会的新型专家治国论模式。由此，那些卷入五月抗议运动的人对统治的变更形态和当代社会作用的限制性本质具有敏锐的认识。”[5]
毛主义者的“革命时刻”
当法国社会20世纪60年代如火如荼地进行变革时，60年代的共产主义中国又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观？两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呢？这是《东风》重点研究的议题之一。
众所周知，毛泽东于1966年5月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巴黎公社的中国版本，希望红卫兵作为现代的巴黎公社成员停课闹革命、搞批斗，消除官僚主义，重建共产主义中国。早在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之时，毛泽东就开始从苏联夺取革命主义旗帜，输出中国革命的思想和模式，在欧洲左派、拉丁美洲、美国黑豹党中间引起巨大反响。伴随着苏联劳动集中营丑闻曝光和“布拉格之春”，苏联的革命模式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而法国共产党的亲斯大林主义立场，也令法国知识分子与学生所不耻，难以对法国现实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文化大革命”恰逢其时，中国道路给青年左派学生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有效的反抗模式，在巴黎学生中间产生了热烈回应。1967年成为“中国年”，巴黎街头到处流行着毛主义元素，毛式服装供不应求，《毛主席语录》持续热销，法国人似乎从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寻到了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国范例。“文化大革命”也在巴黎高师一群阿尔都塞的学生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逐渐地演变为毛主义者。他们对“文化大革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尽管他们不会汉语，对当代中国了解甚少，但是革命中国变成法国毛主义的一块投影屏幕，符合他们内心深处对激进政治的希望与幻想，也成为他们寻求政治反抗模式和解决西方现代化危机的最佳样本。
面对毛主义与红色中国的诱惑，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领导人员罗贝尔·兰哈尔、雅克·布鲁瓦耶勒等人奔赴中国，开启了一次人生转折的革命旅游。他们在中方人员的监督和陪同下参观了预先炮制好的波特金村庄（Potemkinvillages），看到了光辉灿烂的“马托邦”未来，满足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幻想和希望。他们一回国就赞美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认为中国“可能是世界文明的化身”。这次朝圣之旅满足了他们的“马托邦”幻想，他们只是重蹈了前辈左派分子罗曼·罗兰等人1930年对斯大林主义唱颂歌的覆辙，再次佐证了法国文化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出现的“东方主义”修辞———试图从非西方国度获取“原始的”能量来注入衰落的法国，以激发法国的新活力。对于大多数毛主义者而言，毛主义变成他们“救赎”或“拯救”的入口，毛泽东的理论非常符合毛主义者的造反言行，亦有助于激发他们虔诚信徒一般的革命激情。面对“天空另一半”发生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毛主义者们癫狂不已，中国变成了他们激活政治之希望与幻想的投影屏幕。与此同时，面对国内蓬勃发展的“五月风暴”，他们错误估计了政治斗争的形势，变成了政治教条主义的囚徒。他们没有察觉到法国正在崛起的工薪阶级，没有充分理解“日常生活政治”，以致他们与“二战”后欧洲最大规模的革命浪潮失之交臂，错失了那发生在他们宿舍窗户下的革命斗争时刻。毛主义者教条式地看待马列主义正统学说，没有理解学生造反的政治本质和意义，也没有理解50年代以来“文化革命”的本质和意义。
本来毛主义者只是“五月风暴”宏大背景下的小角色而已，他们的故事本无足轻重，基本上被人遗忘。然而，蓬皮杜政府的拙劣政治行动将一小撮不成名的毛主义激进分子一夜之间变成巴黎最著名的群体。1970年春，法国当局查禁《人民事业报》，逮捕了两名编辑，这是法国自1881年以来对报刊出版自由的最严重干涉。几周后，法国当局逮捕了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分裂后的毛主义者组织“无产阶级左翼”领导人阿兰·热斯马尔。整个巴黎知识界怒不可遏，纷纷声援毛主义者的事业。萨特同意毛主义者的请求，出任《人民事业报》主编，他与波伏娃公然反抗政府的禁令，到巴黎街头散发《人民事业报》。这一系列事件促使本已错失革命良机的毛主义者重新焕发活力，使他们成为后五月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开始抛弃派系意识形态，广泛地参加新的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推动了女权运动、同性恋解放、犯人权利和环保主义的长足发展，实现了从“革命政治”向“文化政治”、从“历史唯物政治”向“歇斯底里唯物主义”的转变，促进了欲望解放和“日常生活政治”。
知识分子的“悔悟”
“五月风暴”令法国知识分子感到很意外，他们没有预料到这场革命会来得如此突然，如此地令他们不知所措。自18世纪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就开始享有世俗贵族的地位，是真理、正义与美德的仲裁者，尤其是左拉为德雷福斯事件奔走控诉，充分发挥了先知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而“五月风暴”却给法国知识分子上了一堂谦逊课，令知识分子处于追随者而非领导的尴尬境地。他们不再是“主人思想家”，不再承担向大众解释历史进程的重任，也不再为社会变导提供指导理论，“五月风暴”的造反理论来自“情境主义国际”、《论辩》、“社会主义或野蛮”等左翼边缘群体。20世纪70年代初期，萨特、福柯等知识分子接受了经验教训，与毛主义者接触密切，与毛主义者共进退，极大地改变了法国知识分子的角色。
60年代，萨特及其代表的存在主义遭受了结构主义者列维施特劳斯、福柯等人的猛烈攻击。他几乎毫无提防，似乎已成明日黄花，被扫到历史垃圾堆了。而“五月风暴”对萨特的存在主义进行了一次有效的辩护，令他东山再起，对结构主义展开了“报复”。萨特密切关注“五月风暴”的发展局势，联合签署宣言，支持学生们的请求。而真正将萨特推向法国政治生活中心的，是他与毛主义者的合作，他一度担任《人民事业报》《我控诉！》和《一切！》等毛主义出版物的名誉主编，沿街散发《人民事业报》，声援被捕的毛主义者，公开表达他对毛主义者的诚意。萨特还为毛主义者自传作品撰写序言，与毛主义学生领袖皮埃尔·维克多联合出版政治谈话录《造反有理》，又与毛主义者塞尔日·朱利共同创办《解放报》，该报后成为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之一。萨特与毛主义者的这一系列亲密合作使萨特重新发出政治活力，意味着他重获政治新生。这一系列合作也促使萨特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角色。“就其他法国知识分子来说，萨特的毛主义插曲是容许他摆脱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责难的中继站与必经阶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與毛主义者的联合允许他彻底想清楚有关知识分子角色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萦绕他心头好多年了。……从此时开始，知识分子将不再体现为一种外在于大众的绝对。相反，他或她反而可能是‘人民的朋友’。”[6]
福柯错失了“五月风暴”，当时他正在突尼斯教书，他的伴侣丹尼尔·德菲尔通过电话告知了他巴黎正在发生的事情。福柯一回法国就出任新建的、“实验的”文森大学哲学系主任，他聘任阿兰·巴迪欧、雅克·朗西埃等一批毛主义激进分子来系任教，以致福柯被警方怀疑是文森大学毛主义支部的领导者，而这些毛主义者日后成为法国哲学界的中坚力量。福柯与毛主义者并肩作战，成立了以毛主义者为主体的监狱信息小组，而监狱信息小组的毛主义调查策略和政治战斗精神直接影响了福柯日后的写作，促使他的思想发生重要转变。福柯提出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洞察到权力在微观物理学、微粒子层次上起作用的方式，从而发展和完善了“生命政治”思想。当福柯领导监狱信息小组时，他开始思考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他有意与萨特所代表的普遍知识分子区分开来，他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就是“特殊知识分子”。面对权力的渗透，特殊知识分子不是拒绝进入权力之网，反而是进入权力之网内部进行工作，以“局部知识”与权力展开斗争。虽然福柯区分了普遍知识分子与特殊知识分子，但他在具体的斗争实践中还是承继了萨特衣钵，变成了介入型的普遍知识分子。
《太凯尔》杂志一反萨特的“介入”概念，20世纪60年代如变色龙一般追逐新小说、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知识时尚。因忠诚于共产党，《太凯尔》派与“五月风暴”失之交臂，站到了造反学生的对立面，痛失其表达“文化革命”信心的绝好机会。20世纪70年代初，《太凯尔》杂志开始赞扬“文化大革命”，大胆宣扬“革命中国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1972年，《太凯尔》出版两期中国专号，介绍和宣传中国革命。《太凯尔》主编索莱尔斯开始穿毛主义者的服装，与同人用大学报布置编辑部。他还与妻子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学习汉语，并将毛泽东的诗歌翻译成法语，还译介了毛泽东的《矛盾论》等哲学文章。一旦时机成熟，索莱尔斯和克里斯蒂娃等人在罗兰·巴特的陪伴下前往共产主义中国朝圣，进行了一场由中国政府支付的“革命旅游”。他们在中方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模范工厂、模范学校和模范出版社，享受了皇室般的待遇。回到巴黎后，索莱尔斯及其同人保持了他们的约定，撰写并发表了歌颂中国社会主义成就的文章和著作，克里斯蒂娃出版了《中国妇女》，巴尔特出版了《中国行日记》，也基本上为他们的“中国迷”时期画上了句号。一旦革命幻想破灭，《太凯尔》派成员于70年代末期转而支持东欧持不同政见者，变成了坚定的人权主义者。他们解散了《太凯尔》，创办一份纯文学刊物《无限》，以埋葬他们的“文化革命”的过去。
当一切尘埃落定，“五月风暴”及其后五月时期的文化思潮持久地改变了法国的政治文化生活。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法国社会党上台，曾活跃于后五月时期的毛主义者也逐渐退出了历史的前台，不过“五月风暴”及其后五月时期所追求的改革诉求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实现，最终法国社会从“文化革命”转向了结社民主，法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篇章。尽管毛主义者的故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他们代表了法国一代人的政治文化诉求，改变了政治与文化的边界，对法国当代社会产生着持续的影响。“只要毛主义者的故事代表了一种建设性政治学习过程的范式实例，它就值得一讲。毛主义者开始是政治教条主义者、虔诚信仰者，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他们不可能调和他们亲华的‘意识形态眼罩’与‘五月风暴’的解放精神。一旦他们不再以革命口号欺骗自己，他们就开始以全新的视角来理解政治。因此“文化革命”的观念完全被改变了，它不再是一个中国独有的参照点，它反而逐渐代表一种思考政治的全新方法：这种方法放弃夺取政治权力的目标，反而试图在习俗、习惯、性征、性别角色和一般社会交往中发起一场民主革命。”[7]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6ZDA194）阶段性成果之一，译者亦将本译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列入该项目。本书即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注释
[1]RichardWolin，TheWindfromthe East：FrenchIntellectuals，theCulturalRevolution，andtheLegacyofthe1960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0：45.
[2]宿舍探视权规定是指，当时学校规定男同学晚上11点之后禁止进入女生宿舍，女同学只有到了21岁才可以探访男生宿舍，警察进驻校园，保证探视权规定的严格执行。
[3]鲍德里亚：《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195页。
[4]同[1]，第88—89页。
[5]同[1]，第106—107页。
[6]同[1]，第179—180页。
[7]同[1]，第179—180页。
恐怖主义历史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摘 要】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新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了树立学生正确情感与价值观的教学目标：使学生积极参与到历史学习活动中来，对历史有好奇心和求知欲，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成功的体验，锻炼克服苦难的意志，增强自信心。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情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树立正确情感与价值观具有推动作用。
【关键词】小学历史 爱国主义教育 情感价值观 情感教育
新课改将对学生的情感教育放在一切教学活动的首位。爱国主义教育是情感教育的主要内容。而历史教材本身的特点易于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因此，历史课除了与其他学科一样，承担着向学生传授知识，发展学生的智能外，还有着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任务。那么，在历史教学，特别是小学教学中如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呢？
小学历史课本是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它可以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通过几年来的教学实践，笔者发现，要在小学历史课上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老师除了要准确地把握住教材中爱国主义教育的因素，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历史课教学的始末外，还可以在如下方面适当改善：
一、生动讲述史实，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情感”在历史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提高历史课堂教学效果的一个因素。学生的感情往往是在特定的情境中产生，在讲解过程中，首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再现当时当地的情景。例如教学《中日黄海大战》一课时，为了突出邓世昌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教师用简短的语言勾起学生回忆影片《甲午风云》黄海大战的生动场面，再让学生议论，教师归纳时指出邓世昌入水后曾被随从救起，但当他看到全舰战士都牺牲了，再次跳入大海殉难，临死前还高呼杀敌不绝，这种义不独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感动着每一个学生。
在情景再现的过程中，需要从叙述重大历史事件中生动具体地描述重要情节，绘声绘色地讲述爱国者的形象和活动。历史是过去的东西，它主要靠教师语言的讲述，使学生形成历史表象和概念。情景再现对教师对语言的驾驭能力要求很高。因此历史教师的语言应准确、精炼而富于感情和启发性，才能唤起学生的积极思维。例如教学《百日维新》一课时，教师要生动形象地讲述史实，绘声绘色地展现意境，戊戌六君子代表人物谭嗣同甘愿为变法流血献出生命，“我自横刀向天笑”的铿锵语言，在教师敬重、慷慨、深有感情地讲述后，引导学生有表情地朗诵，以表达谭嗣同不畏艰难，为人民、为国家敢于献身的精神，激起学生对英雄人物的怀念和崇敬。
此外，在讲述中国近代史“边疆危机”时，可穿插左宗棠年已古稀，抬棺赴新疆抗击沙俄收复国土的故事；讲甲午中日战争黄海战役时，描述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率全舰官兵英勇抗敌，在舰身中弹的情况下冲向敌舰吉野号，但不幸中了鱼雷，邓世昌和全舰官兵坠入大海。邓世昌拒绝将士送来的救生圈，拨开用嘴叼着他的发辫的爱犬，而与士兵同沉大海、以身殉国的壮举。有意识的引发学生思考，使学生朴素的情感上的激动升华到理性高度，从而让爱国主义教育收到更好的效果。
二、善于比较，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历史现象既千差万别，又多方联系，因而分析历史现象最有利于鉴别历史人物的功过和忠奸善恶。比如：进行古今比较，使学生通过历史发展的过程和成就，产生尊重历史、珍爱现在、面向未来的思想情感；进行中外比较，明确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洋为中用，强国富民，提高学生的民族责任心；揭露资本主义的血腥本质，突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激发学生憎恶资本主义制度，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爱国情感。
三、运用乡土教材，唤起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在祖国广袤的大好河山中，“家乡”无疑最为亲切。一个热爱祖国的人，也是一个热爱家乡的人。因此，结合教材的有关部分，要讲述当地的历史沿革，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文物古迹、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文化传统等，并将这些与祖国的历史紧密联系起来。这样有助于学生通过了解自己所在地域的历史情况，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特殊情感，进一步激起对祖国的热爱。如在学习《解放战争》一课时，可以穿插出生于云阳县红狮镇的江竹筠、彭咏梧两位烈士的故事。正是这些牺牲在黎明之前的人们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换来了今天和平安定的生活，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激励他们刻苦学习、发愤图强。
四、注重探究，强化爱国主义教育
质疑解难、注重探究是学习历史的一种重要学习方法，也可强化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如在讲述五四运动和红军长征时，我们就可以设置两个探究题：五四精神和长征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在新时期，我们如何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和长征精神？学生通过深入思考、讨论，认识到五四精神的内涵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而核心是爱国主义；长征精神的内涵包括：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通过探究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允许学生根据自己课外所学的历史知识进行补充，只要不是野史，只要围绕本课教学内容，就鼓励他们讲。他们从《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故事从书》等书中，学到不少知识，在课堂内外谈论。还应该多开辟“历史第二课堂”、“历史之窗”，让学生在这个园地里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进而也可以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熏陶。
五、结语
爱国主义教育是实现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塑造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反映出来的事实是，在吸收世界各国教育改革优秀成果的过程中，我国的教育工作者也应该适时改进教学方法。小学历史课必须改变照本宣读、一讲到底的旧模式，根据小学生年龄特征和已有知识水平，采用启发式教学诱导他们步步深入。教师犹似一位导游者把众多的“小游客”带到历史的百花园中去欣赏“奇花异景”。在教学中，老师在新课讲授前根据课文的重点难点提出思考题，在课堂上自学课文。对教材有初步理解后，教师再铺开叙述，启发提问，让小学生对历史的来龙去脉步步深入理解。这样既可加深学生对教材的理解，又可把教学中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理解能力和分析表达能力。
恐怖主义历史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摘 要：历史学科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讲授基本历史知识，而应该从基本史实出发，引导学生从历史知识中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在此从多方面探讨如何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关键词：历史教学；核心素养；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正是伟大的民族精神的支持，中华儿女才创造了辉煌灿烂、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爱国主义历来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也是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思想武器。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凝聚点，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形成的中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各个国家和民族十分重视对本国、本民族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国初中开设历史学科，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历史教学的重要任务，是贯穿历史教学的一条主线，是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最终归宿。因此，初中历史教学中应该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一、利用悠久的中国古代史知识和灿烂的古代文化成就，激发学生的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树立对祖国自尊、自信、自强的进取心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而灿烂。原始社会，我国是最早种植水稻和粟的国家；商朝的司母戊鼎和四羊方尊代表着青铜文化的灿烂；战国时期，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的都江堰工程，秦朝时期的古长城和秦始皇兵马俑；汉代令外国人叹服的丝织品和瓷器、闻名全球的“丝绸之路”，张衡的“地动仪”，世界医学史上伟大创举“麻沸散”，领先世界近一千年的祖冲之圆周率；三国两晋大放光彩的书画艺术和石窟艺术；古代世界上最长的隋朝大运河、世界珍品的“唐三彩”、雕版印刷的《金刚经》、世界艺术宝库的莫高窟；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我国四大发明；明清的四大文学作品、医学巨著《本草纲目》等，这些成就令人骄傲而自豪，令人振奋而激动。教师需要充分挖掘它们，运用它们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体验古人惊人的创造力，从而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政治抱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充分利用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及其事迹来教育学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历史不缺少生动且直接体现爱国主义精神、民族精神的历史人物，如：“长叹息，以掩涕合，哀民生之多艰！”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精忠报国”的岳飞；“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辛弃疾；“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开辟荆榛逐荷夷”的郑成功；“苟利国家生死已，且应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有公足壮海军威”的邓世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甘为变法牺牲的谭嗣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孙中山；“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邓小平……
三、用悲壮屈辱的中国近代史史实，从反面来教育当代学生，要求他们为祖国的富强、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学习、振兴中华
清朝晚期，由于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的国策，弊大于利。而英、美等国此时相继在开展工业革命，这就造成了中国经济落后，使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伍了。“落后就要挨打”。因此，接踵而至便是列强为开拓殖民地而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经过这些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中国丧失了一系列领土和主权，中国社会由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教师在教完本单元后，一定要求学生对本单元进行归纳，系统让学生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社会是怎样一步一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这一过程，使学生认识到造成这一后果的根源在于落后、腐败，得出结论：“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才能激发学生为中国明天的富强、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学习，奋斗
不止。
四、利用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相關历史来教育学生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分裂，反对独立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秦灭六国，建立统一的秦朝至今，我国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中有两个或多个政权并列的时代，但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那只是短暂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今天我国还没有完成统一大业，宝岛台湾还没有回归祖国的怀抱，针对台湾问题，教师需要明确传授给学生：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国时卫温达到夷洲；元朝时加强对琉球的管辖；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清设台湾府，加强对台湾的管辖；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日本占领半个多世纪的台湾回归祖国；今天，我国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都是维护祖国统一的表现，维护祖国统一，并且为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团结的国家，各民族都为祖国的统一团结、富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古代丝绸之路就是各民族人民贡献的结晶，唐太宗实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各民族团结、努力才有大唐盛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
总之，初中历史核心素养的培养首先就是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作为历史教师应充分利用学科优势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将爱国转化为学生强大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