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地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学者对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内部管理、技术创新和节能减排等方面，而较少的提到地理因素对经济的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的影响。经济和地理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和影响的。本文借鉴生态地理、经济地理等热点理论，结合笔者思考，着重分析了以地理视角看待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关键词]生态地理；经济地理；经济发展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10.088
0 引 言
当今世界，社会日益进步，经济也在快速发展。为使经济健康、稳定的增长，使人类社会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众多的学者开始从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通过提高技术水平、管理绩效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减少资源消耗量，达到使经济快速和健康发展的目的。然而，随着最近生态地理理论、经济地理理论等的兴起和发展，经济因素和地理因素的联系日趋紧密，这更加要求相关人员不仅要以经济环境的视角看待经济发展，还需要从经济地理的视角研究经济发展，且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地区，发展经济时，地理因素始终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中的一个首要因素。
1 生态地理视角下的经济发展
以生态地理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将会涉及一门新兴的结合生态学和地理学的边缘学科——生态地理学，生态地理学巧妙地将地理环境与生态环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人类迄今为止的开发利用等活动已经对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了影响，而生态系统受到的影响又会作用于地理环境，使地理系统结构发生变化。造成这种状况恶性循环的根源在于，人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忽视了对地理因素的考量。
以生态地理视角研究经济发展，相关人员需要借助生态地理学在生态地理区划方面的应用和研究。生态地理区划概念首次提出是在20世纪80～90年代，是一个综合了地理学、生态学和系统科学的新兴研究范畴。它按照自然界的规律，通过对各种地理因素进行对比分析，把一个地区进一步划分成不同等级的区域系统。将一个地区按照其地貌、气候特征、土壤、土地类型、经济结构和生态功能划分成若干区域后，就能对该地区各种地理因素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之后便可考虑这些地理因素，因地制宜的发展适合每个小区域的经济。部分学者对此领域进行了进一步探究，申元村、王秀红 等对中国沙漠、戈壁的生态地理区划进行了详细研究，这一研究成果将对认识我国环境和资源的分布规律、了解区域结构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区域的建设、改造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地理因素之所以成为发展经济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是因为若忽略了地理因素去发展经济，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对生态环境和地理系统结构的破坏，这和人类盲目进行开采和利用所产生的后果是一致的。试想，一个工厂建立在了一个地理条件欠佳的位置，若该地区发生了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工厂的经济将遭受严重的损失，环境也将遭到不小的破坏，即使它在生产运作的过程中对环境排放较少的污染物也无济于事，也不能弥补忽视地理因素导致的对经济发展的阻碍。这个例子说明，它将地理和经济之间的联系切断了，只考虑到了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关系，但事实上，地理、经济和生态环境三者是紧密相依，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以生态地理视角来看待微观经济中一个工厂的设立，主要涉及了一个选址的问题。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也屡见不鲜，曾有报道称，匈牙利一个铝厂因为将工厂地址选在一个地理因素复杂的地段，选址的这一失误最终导致有毒废水泄漏的灾难，不仅对该地区附近的人员造成了伤亡，还造成了经济的严重损失，这种后果显然是和使经济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的。由此可见，若忽视地理因素而盲目发展经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可想而知。又例如，若将一个耗水量很大的企业建立在一个全年降水偏少或易出现季节性干旱的地区，那么将会对该地区地下水、土壤等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这说明该地区并不适合发展这样的经济。因此，相关人员可以毫不犹豫地将地理因素归纳为发展经济需要首要考虑的一个因子。前不久，习近平在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也曾提出要因地制宜地发展精细农业，这句话同样蕴含了以生态地理视角看待经济发展的哲理，因为不同的地区，其地理环境和条件大不相同，例如在浙江省和福建省，许多的田地都是分散和零碎的，若盲目进行发展，农业经济效益将达不到最优，农业经济将不能健康、稳定的发展，因此，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精细农业显得尤为重要。
2 经济地理视角下的经济发展
经济地理理论是经济学和地理学学科相互交叉后的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经济地理理论与经济的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以经济地理视角看待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经济地理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人类各种生产经营等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问题。经济理论在我国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20世纪40年代处于萌芽阶段，到20世纪80年代，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到了21世纪初，经济地理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初步形成了人地关系理论、地域系统理论等，同时，经济地理还与很多其他学科进行了交叉，出现了许多崭新的学科。
笔者认为，以经济地理视角看待经济发展，最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便是集聚经济。集聚经济主要表现为一些经济主体在一定范围内的地理空间内的集合。为了达到规模经济效益，降低资本成本以及加速资源的交流和配置，集聚经济成为备受人们青睐的一个选择。而目前，在我国，特别是钢铁企业，在发展经济时，极容易出现钢铁企业过度分散、集中程度低的问题，导致在某些程度上的谈判没有形成一个合力，这正是忽略了经济地理方面集聚经济因素的一个表现，同时也会成为限制钢铁等工业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这与经济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因此，采用市场化手段对这些企业实行联合重组显得刻不容缓，除此之外，还应加强龙头企业的“领头羊”作用，加强大企业和小企业间的资源共享，提升经济集聚区内各类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目的，同时，集聚经济还有利于降低运输成本和对资源的消耗，这无疑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3 结论
文中的分析说明了经济、地理和环境这三者之间是紧密联系和相辅相成的，它们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忽视了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不良后果。其中，地理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如下，首先本文通过考虑生态地理因素，对一个地区进行了区域规划，因地制宜的发展该地区的经济，为该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增长提供一个整体的框架和指引，不过这种考虑还只停留在表层。其次，考虑了生态地理因素，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还需更进一步从经济地理的视角发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其中，最应受重视的便是经济聚集的状况，这一视角比先前的生态地理视角层次更深刻，更深入的探讨了经济与地理之间的关联，使二者之间的联系更紧密。
总而言之，发展经济之前，只有充分考虑到一个地区的生态地理因素，并在发展经济中，运用经济地理理论解决出现的问题，同时降低对环境的破坏和影响，这样才能达到经济、地理与环境之间的最佳平衡状态。在这种状况下，经济的发展势必将走向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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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在宏.经济地理视野下的区域经济聚集与一体化[J].现代经济探討，2015（4）.
中国经济地理论文范文第2篇
公元前206年，为争夺秦末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两大军事集团刘邦与项羽之间又开展了新的角逐——楚汉战争。这场战争自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2年历时四年之久，最后，在历次正面交锋中屡战屡败又屡败屡起的刘邦于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一举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穷途末路的项羽在败退到乌江后，以“天之亡我，我何渡为”的感叹挥剑自刎，从而结束了轰轰烈烈的楚汉战争。那么处于屡败境地的刘邦为什么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呢？论者多以民心向背分析刘邦胜利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已为史学界所公认，可不再赘论；而经济因素，本人认为以往论者谈的不多，更少有与民心向背、战略决策等诸多因素相联系者。
(一)
我们首先看一下战争双方各自的控制区。公元前206年正月，项羽戏下分封，四月兵罢，诸侯各就国。刘邦被立为汉王，王巴、蜀、汉中31县，都南郑(今陕西汉中市)。巴蜀地区属长江流域，早在秦时经济发展就较为突出，农业生产水平较高，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精耕区域。“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便在其间，而都江堰早在战国时灌溉的良田就“以万计，然莫足数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几乎没有受到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冲突，远离战区，因而经济基础相当雄厚。所以把它看作前之秦汉两朝的开国和后来蜀汉之得以偏安的主要凭借实不为过。
刘邦的另一块主要控制区关中地区，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国，进可攻，退可守，交通便利，经济之发展上可追溯至虞夏，诚如刘敬所言：“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其实，关中地区的重要性，在楚汉战争爆发前就有人提醒项羽了，人或说项羽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沃，可都以霸。”可项羽看到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心怀思欲东归，认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轻易地放弃了关中，项羽目光短浅，由此可见。
那么项羽的梁楚九郡条件如何呢？“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好稼稿，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改其蓄藏。”可惜，这块“致其蓄藏”的土地，因一直是彭越军的游击区而令项羽非但不能享其利，而且在战争每遇紧要关头不得不回过头去对付，梁地成了项羽的包袱。至于西楚之地，“夫自淮北沛，地薄，寡于积累”。再者，项羽所辖之地，是秦末农民战争的主要地区，饱经战乱，社会财富消耗巨大，未经恢复，又成了楚汉战争的主战场，这种情况同关中地区雄厚的经济基础无法相抗衡的。
正是由于楚汉双方客观经济地理条件的差异，双方各自的战略战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项羽往往力求速战速决，企图一战定天下。又因其经济补给严重不足，动不动就“食乏”，所以他每攻一地往往屠城，大肆掠夺和破坏，以最大限度地补充军队，这就必然激起当地居民的反抗。因之其消耗往往更大，消耗更大时短期内无法补充，则变本加厉的再行屠城大肆抢夺。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使项羽日渐陷入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之中，难以维持长期的战争。刘邦则不同，他的军队的战斗力固然远逊于项羽军，但他经济基础雄厚，可以维持长期作战。他总是避免与项羽作正面主力决战，而项羽拼消耗。他的补给主要是通过生产而不是掠夺。可见，当初项羽把刘邦赶到巴、蜀，自己的所谓荣归故里，不能不说是个短视之败举，其赫赫军力的经济基础比起刘邦来相当脆弱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邦是因祸得福了。
(二)
优越的经济地理条件，并不等于说刘邦的胜利因此就是必然的，如何将这优越的条件转化为直接为战争服务的人力，物力才是问题的关键。这实际上就是军事经济的建设和运用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刘邦的根据地建设也就是对战争后方的建设。刘邦对后方的建设早在攻入咸阳时就已秦响了序曲。他的大臣萧何在诸将争夺财物时，“独先如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扼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这项工作的意义是深远的，它为刘邦日后经略关中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而项羽在咸阳却做了些什么呢？——“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项羽唯一的经济举措（如果还能算得上是的话），就是破坏和掠夺。这种只顾眼前利益的做法，不仅没能从根本上得到维持战争的物质财富，反而使其丧失了至为紧要的民心。这与刘邦的“约法三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谁能在经济利益上满足民众，谁就能赢得民心，这在古代社会尤其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心的向背实质上反映的是民众在经济利益上的取向。
其次，我们来看一下刘邦的战时后勤保障——“给馈饷，不绝粮道”。“粮谷，军之要最。”在古代社会农业生产技术条件落后底下的情况下，粮食供应往往对战争施加决定意义的影响——它直接制约了军事行动的开展。楚汉战争中，刘邦和项羽都曾有求和的行动，这里面固然有其一定的政治目的，但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军粮的供给问题。公元前204年，“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逐围汉王。汉王请和。……”公元前203年“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饷。汉王项羽与广武之间而语。……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道。……项羽恐，乃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可见，军粮问题一直困扰着战争双方，军粮供给举足轻重。
有鉴于此，刘邦做了以下几项工作。第一，直接攻取了秦时的粮储基地，如敖仓，敖仓在战争中的作用诚如郦食其所言：“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栗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適卒分守成皋，以天所以资汉也。方今楚易取而汉反却，自夺其便，臣窃以为过矣。……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拒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大行之道，拒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公元前203年，汉王则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就食敖仓。第二，在关中新建了许多粮仓。如萧何在长安城东南建有太仓，通过储粮积谷，以满足军队粮饷的需要。第三，开辟了大量的交通运输线，“不绝粮道”。关中地区虽有黄河，渭水流经东下，提供了战时运输补给的有利条件，但要使这一自然条件得到充分的利用，保证战时“足以委输”，后勤补给畅通无阻，还必须对这条水上交通运输要道进行建设和保护。为此，萧何在成皋，荥阳相持时，动员民力建筑了一条甬道，“汉军荥阳，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粟”，甬道从荥阳连通了黄河边上的敖仓并与渭水、黄河的漕运相通，这样形成了一条自关中经渭水而黄河直通荥阳的以水路为主水陆结合的战时军事交通补给线。第四，推行战时兵役制度。公元前205年夏刘邦彭城大败后, 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复大振”。（秦制十七而傅，年五十六为老，汉初仍承秦制。）在战况不利时，连十几岁的孩子，五十六岁以上的老人也被补充上战场了。“关中卒益出”为刘邦补充了兵源，使其能一次又一次的“大振”，保证了荥阳正面战场的坚持和巩固，也为韩信在侧翼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契机，从而在整个态势上形成了对楚军的战略包围，使刘邦逐渐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参考文献
[1]汉书·地理志
中国经济地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物流经济地理;教学方法;实践教学
Key words： logistics economic geography; teaching methods; practice teaching
物流经济地理是一门较年轻的学科，目前教学中积累的材料和经验尚不够丰富，希望相关专业的师生共同努力，推进该学科的教学改革，完善学科体系及内容。反映物流经济地理学科的基本规律，反映最新发展理论和实践态势，提高学生理论水平和实践技能，实现素质教育目标是此文的出发点。
1 传统教学方法的现状
1.1 传统理论教学模式存在缺陷
传统的教学方法是老师在台上讲授，学生在下面听课，其中伴随提问、讨论、互动以及多媒体教学等手段。教学方法可谓多种多样，但每种都有其利弊。如以教师为中心的单向式课堂讲授，计划性和目的性很强，但课堂气氛沉闷，学生容易产生依赖情绪;如通过电脑和投影演绎的多媒体教学，可以通过视频、图文声像、动画等激发学生兴趣，但教师工作量大、互动困难。
1.2 物流经济地理课程理论体系有待完善
一方面从当前物流市场来看，物流行业的发展有待完善;另一方面从院校物流专业来看，物流经济地理学科专业理论体系尚未形成，从而大大加强了该学科教学的难度。学生在接触物流经济地理学科之前一般只对地理知识有所了解，这就需要教师在传授过程中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引导。
1.3 教学内容呈现滞后性
教学内容的滞后性使学生在校园内学到的知识往往是已经被淘汰了的方式方法，跟不上市场的发展，学校无法为物流经济地理的发展提供适宜的创造性人才。因而在教学实践中，物流经济地理的教学内容必须能够反映学科的新进展，要注意引进国内外学科发展的新进展，以及可能为物流经济地理所用的其他相关领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1.4 教学内容与行业接轨不协调
物流经济地理课程的开设依托于物流行业的蓬勃发展，在课程教育过程中，学校教学条件限制往往无法及时归纳和总结学校所在区域的地方物流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没有及时地引入课堂教学中，这也就造成了学生在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在进入社会后无法很好地与社会接轨。
2 物流经济地理教学改革探讨
2.1 以图为主进行启发式教学
高职校物流经济地理教学采用以图为主的直观教学，是教学原则在地理教学中的具体体现。在教学中借助实物、模型、图表、幻灯、投影等多媒体手段加强教学的直观性，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学生的形象思维得到发展，进而达到对学生终生受益和学以致用的最终教学目的。
2.2 阅读补充材料，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物流经济地理学科是一门比较新的研究领域，作为一本教材不可能涵盖所有相关内容。这就要求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必须围绕教材内容，精选摘抄相关的知识内容，形成文字材料让学生阅读，不仅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而且提高了学生学习该课的兴趣。如讲授“绪论”时，就让学生阅读如下材料：“1996年长江洪水并不大，流量小于1954年，但水位却高，灾情严重百年不遇，致使16个省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2010年我国历年多雨的云贵高原也遇到了百年大旱，早期达近百天之久。”课后让学生总结出问题所在并利用课余查找资料，找出不同的答案，归纳出相对一致的结论，再把一些有独到的见解放在地理兴趣小组上进行辩论。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拓宽了学生知识面，有效地解决了现代微电脑控制技术无法引入课堂教学的难题，而且也缩短了学生理论与实际认知能力的差距，同时创设了专业独特的教学意境。
2.3 开展教学做一体化
教学做一体化的实施首先要打破纯粹的按照章节或项目教学的模式，而是根据教学需要将前后内容有机联系起来，加以整合。如在学习我国的国际海上运输线路时，学习后要马上应用，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此时教师可将后续的农业、工业、商业中的具体产品的产销情况、流量和流向一并简单介绍，就以其中的某些具体产品为例设计其合适的线路。
2.4 实习指导教学法
实习指导教学法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从事与本专业有关的实际活动以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工作)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方法贯穿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将知识运用干实践，有利于学生知识的内化。实习指导教学一般在课堂外或校外实习场所进行。在物流经济地理的教学过程中可以设置相关的实习专用周，教师应结合专用周的教学目的，有针对性地给学生布置相关的实习作业任务，让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例如，可以组织学生有针对性地去考察当地的一些农产品市场，记录下各种不同的农产品物流的具体流向，发现它们存在的问题，归纳它们的特点，最后给出相关的优化方案。或者，联系当地较有影响的几家物流公司，组织学生去那里做调查研究，实习结束后，由学生提交调研报告，教师结合报告的情况进行总结。
3 结 论
总之，完善而又符合教学规律的教学方法是完成教学任务，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保证。物流经济地理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学术界和物流界还有很多新的思维和观点，对于它的教学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只有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并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各类教学方法，才能真正提高这门课程的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实践能力，使他们真正成为社会和企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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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袁旦. 物流经济地理课“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框架构建探讨[J]. 新经济，2014(4)：80-81.
[3] 杨晓楼. 高职物流经济地理课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探索[J]. 科技导刊，2013(6)：93-95.
[4] 冯其河. 中职物流专业理论类课程评价改革探析——以物流经济地理课程为例[J]. 物流科技，2010(4)：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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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郑广春. 论高职校物流经济地理课内外教学改革的探索性研究[J]. 时代教育(教育教学版)，2010(8)：55-56.
中国经济地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凯里学院 经济地理学课程 教学范式 改革
目前，许多高校都开设了“经济地理学”课程，不乏西方发达国家的知名高校[1]。在国内，经济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2012年)教育部颁布的地理科学类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核心主干课程。凯里学院地理专业将其作为核心课程之一，该课程建设对地理科学类专业其他课程模块建设具有示范引领作用。但目前教学范式明显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凯里学院地理科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因此，必须加强“经济地理学课程”课程教学改革与建设。
课程教学范式改革是提高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2]。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展经济地理学的教学改革研究。在教学方法和模式方面提出了探究式教学模式[3-5]，案例教学法[4]及选择院校所在地的案例[6，7]、参与式[8]、讨论方法[9]、网络环境下探究性学习与实地调研相结合[10]，立足服务地方经济原则的案例教学方法[11];在教学内容改革方面，指出应该加强教材选择、实践环节、课堂设计[12]。张伟等指出应该从教学内容、方法、管理[13]等方面改革;蔡靖方等指出从教学内容、方法和实践环节[14]方面改革;郑伟民等指出从教学内容、方法、考核、课程体系建设[15]等方面改革;李国平指出从教案和教法[16]方面改革;张守忠等指出从教学思想、考核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实践[17]等方面改革。纵观上述研究，分别从存在问题、教学内容、方法、成绩评价等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些研究比较宏观，整体系统的研究及具体到章节的研究缺乏，特别是结合贵州黔东南地区经济发展和时代发展要求和课程特点的研究缺乏，故是本研究的切入点。研究成果对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1.经济地理学课程传统教学范式存在的问题
1.1“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意识体现不足。
长期以来，课程组的教师没有到基层相关部門进行经济管理与发展规划的经历，造成在实践运用方面指导能力不足。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理念落后，课堂上以教师讲授为主，占了绝大部分时间。课后让学生独立或者分组探究少量问题。所以“教师主导，学生主体”体现不足，学生被动学习为主，主动探究、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发挥学生表达权与主动性等机会少。
1.2课程目标执行不力。
经济地理学课程目标包括“知识传递”“综合应用”和“拓展创造”。长期以来，课程重视课堂知识传递，占据大部分时间，综合应用和拓展创造花费时间比较少。
1.3教学方法与手段比较落后。
教学方法讲授为主，启发式结合，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控制，讨论课不多，充分发挥学生积极和主动性的方法少。借助“互联网+”平台少，例如学校网上教育平台，虽然建设完成，但是运用比较少，所以手段落后。
1.4课程实践方面存在不足。
目前只安排人文地理学为期一周的区域经济地理实习，时间短，深入企业(公司)及区域经济调查的深度不够，导致学生获得的感受认识不足，实习效果不够理想。野外实习指导资料不足，没有出版的实习指导书。实习线路单一，典型性和畅通性不足，实习点比较少，只局限于黔东南州境内，成功的企业及成功的区域经济模式较少。造成学生实习成果-实习报告普遍质量不高，创新性不足。
1.5教学评价应用与创新考核不足。
长期以来，经济地理学课程采用任课教师出题的方式。目前课程评价采用平时、期中、期末考核及实习报告及汇报结合的方式，应用与创新考核不足，例如期末试卷死记硬背的名词解释题和问答题目的分值一般占80%，而考查学生能力的分析或者案例题目分值占20%。
1.6课程边界比较窄。
课程教学任务主要在课堂上完成，课前要求学生准备少，例如没有导学案等引导学生课前预习，课后以作业为主，并且作业次数较少，一般每学期4次，所以课程边界较窄。
1.7教学内容丰富与拓展存在不足。
首先，凯里学院地理科学专业从2007年招生以来，经济地理学理论课程教学内容基本以李小健教授等编的“经济地理学”(第二版)为主要内容，但是该教材内容有些陈旧，并且结合实际区域性不强，教材内容主要是对知识和理论系统的叙述，对“怎么办?”方面的内容展现与案例分析比较少，造成学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训练不足。以往教学中虽然有案例、教学内容理论联系实际，但是，优秀的案例不足，没有充分利用课外书籍、科研论文、图片视频、报纸杂志等阅读材料丰富与拓展学习内容。
1.8教学条件存在不足。
2017年之前，该课程建设未获得资金投入。虽然通过努力，2017年申请并且获贵州省省级“一流课程”建设立项和2018年校级“一流课程”建设立项，但是刚开始建设，课程实习基地缺乏资金投入，只局限于本区域实习，实习指导资料不足。
1.9课程师资队伍实践能力不足。
目前，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团队3人，虽然基础条件比较好，但没有到经济部门实践的经历，参与国家经济部门规划工作比较少，造成实践指导不强。同时，在实习指导方面，经济管理方面的人员指导比较少。
1.10学生应用能力存在不足。
由于多方面原因叠加与影响，经济地理学课程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系统整体功能差，特别是经济地理学课程涉及经济学问题，没有开设经济学基础方面的课程，造成学生在理解经济地理学知识与理论方面存在不足，运用知识与理论分析实际问题能力水平低。
2.革理念及思路
2.1解决教学理念落后问题。
要求教师树立良好教学理念，应该针对教师和学生加大宣传力度。到省内外范式改革做得好的学校考察与学习交流，请求指导。范式教学改革需要学生做的工作比較多，“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表达权;让学生主动探究，独立解决问题，故需要学生有足够的精力与时间投入，要在学生中深入宣传。同时，在考评与教学监督评价体系中充分体现这一理念与要求，将教师是否能够贯彻这一理念作为评价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
2.2解决课程目标不够明确，执行不力问题。
完善教学大纲，确定好课程教学章节的教学目标“知识传递”目标，“综合应用”目标，“拓展创造”目标，严格执行;同时，教学督导组加强督导与检查力度。加强案例教学，在适当章节积极开展拓展创造目标方面训练，利用探究法等方法，使课程在培养学生知识、能力、素质方面发挥作用。增加综合应用和拓展创造训练时间。在学生中，积极开展校级及以上的结合区域发展的经济地理方面级别的课题申报，获得立项，开展课题研究。
2.3解决教学方法单一，手段落后，没有充分借助“互联网+”平台问题。
在教学中加强讨论课、探究课、翻转课堂等多种教学方法运用，加强教学平台建设，借助“互联网+”开展教学。
2.4解决课程实践时间短，单一，质量不够高问题。
首先，保证充足的实习时间，建议实习时间增加到两周以上。加强实习设计与准备，加强指导，特别是基层专家的指导，使学生深入基地开展实习;其次，加强经费投入，加强实习基地相关经济地理问题研究，发表一批专业论文，撰写及出版指导书，丰富基地学习材料。加强野外实习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结合，开展专题调查与实习，使实习更具备实用价值和意义。同时，加强实习线路建设，省内与省外结合，选择典型与成功的企业和区域建设基地。
2.5解决教学评价体系在应用与创新考核方面不足的问题。
完善评价体系，特别是加强应用与创新方面的考核。期初布置，在教师指导下，学生期末上交1篇经济地理方面的研究论文，按照50%的比例计入期末考试成绩。同时通过课题申报、获得立项的或者发表经济地理方面论文的，可以计入成绩。期末考试试题应该增加灵活应用方面的题目的分值，占50%左右。
2.6解决课程边界比较窄，以课堂为主的问题。
借助“互联网+”开展教学，加强课前与课后学习安排与辅导，加强课后探讨与实践，加强导学案的建设和运用。
2.7解决教学内容不够丰富问题。
积极开展教材撰写与出版工作，保证内容与时俱进，内容上，理论联系区域经济发展实际。除了课本知识外，积极引导学生阅读课外书籍、科研论文、经济地理杂志等阅读材料，拓展课程资源。具体就是教师课前列出文献清单，要求学生下载阅读，并且课堂检查。同时，教师及时把国内外教研成果及学科最新发展成果引入课堂教学，扩大教学内容信息量。
2.8解决教学条件不足。
积极利用2017年贵州省级“经济地理学一流课程”建设项目和2018年校级“一流课程”建设项目立项资金，开展建设。增加实习基地资金投入，开展基地实习指导书的撰写和出版，加强对实习基地的深入调查与立项目，产生一批研究成果。加强试题题库建设，加强课程网上平台建设。除了开展本区域的实习基地建设网，还应该加大经费投入，开展州外区域实习基地的考察与建设工作。
2.9解决课程教师队伍实践能力不足。
积极开展教师到基层部门挂职锻炼工作，例如到县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县和乡镇或者东部经济发达的地区挂职，参与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坚持“走出去”的开放发展战略，积极争取参加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例如州政府的“社会经济发展五年规划”等工作，提高能力。同时，聘请经济第一线的经济管理人员为指导教师，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教师积极加强经济地理方面的课题申报与立项，让学生参加课题研究工作，提高能力。
3.内容设计与具体实施
以李小建教授主编的“经济地理学”教材[18-19]为参考，结合黔东南及西南地区的基本情况、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及社会经济发展要求，设计以下内容。
3.1第一章绪论，该部分主要内容包括研究对象、课程体系、发展历史及发展特点与趋势、经济地理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及课程学习目的与学习方法及要求，以及初步了解通过学习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等内容。故该章主要是“知识传递”目标，激发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热情。故范式改革目标是：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教学方法运用和教学内容拓展。具体是：采用讲授方法，讲清楚研究对象、课程体系、发展历史及发展特点与趋势;同时，收集资料、案例进行教学，讲清楚中国经济地理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课程学习目的，通过学习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如何学习?通过地理专业历届在经济地理方面取得的成就，例如毕业论文，课题等，以及课程教学团队在经济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展现，激发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热情。
3.2第二章经济活动的区位影响，该章内容包括要素、环境、交通及信息对区位的影响及区位质量提高途径。本章实质是人地关系问题，包括“知识传递”目标，“综合应用”目标，“拓展创造”目标。故范式改革目标是：发挥学生主动性的教学方法(包括教学边界)运用与“拓展创造”。具体是：通过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课前通过教学平台发思考题，学生课前结合思考题自学，教师课堂上答疑解惑等，同时以案例进行分析，并对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实现前面两个目标。最后的目标，利用探究法，通过课后布置探讨问题，要求学生收集资料写出讨论稿，例如以黔东南州或者贵州及其他区域为例，分析区位的影响因素及区位质量提升探讨，在课堂上教师组织讨论与总结完成。另外，还可以开展定量的评价研究。
3.3第三章经济区位理论，该章内容有杜能农业区位理论和韦伯工业区位理论及行为区位理论和商业与服务业区位理论(中心地理论)。该章包括“知识传递”目标、“综合应用”目标和“拓展创造”目标。故范式改革目标是：发挥学生主动性的教学方法(包括教学边界)运用与“拓展创造”。例如基于农业区位理论黔东南的农业生产布局探讨;基于韦伯工业区位理论黔东南的农业生产布局探讨;分组开展对凯里市城区的相关银行、药店、酒店、肯德基的区位选择调查与分析，然后交流汇报与总结。
3.4第四章企业(公司)公司区位，该章内容有多部门企业(公司)区位与跨国公司区位的区位选择。该章包括“知识传递”目标、“综合应用”目标。故范式改革目标是：发挥学生主动性的教学方法(包括教学边界)运用与“综合应用”能力提高及教学内容拓展。具体是：通过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课前通过教学平台发思考题和相关公司的区位选择的资料，学生结合思考题与资料课前自学，教师课堂上答疑解惑等，案例分析，对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同时以身边的跨国公司(例如德克士、肯德基)和多部门公司为调查对象，开展区位调查与汇报交流。
3.5第五章区域的结构与组织，该章内容包括：区域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演進理论及合理性评价、区域空间结构、城市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工业化与发展、区域产业结构的演变理论等内容。该章包括“知识传递”目标、“综合应用”目标、“拓展创造”目标。故范式改革目标是：发挥学生主动性的教学方法(包括教学边界)运用与“拓展创造”。具体是：课前通过教学平台发思考题，学生课前结合思考题自学，课堂上教师检查与提问，案例教学分析，对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最后目标通过课后布置探讨问题，要求学生开展调查收集资料写出讨论稿，例如工业化对黔东南苗乡侗寨的影响实证调查与分析;黔东南传统村落的开发与保护;贵州省区域产业演变与评价研究，然后讨论与总结。
3.6第六章区域经济发展，该章内容主要有区域经济增长的度量、经济增长理论与区域产业集群、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条件支撑及环境协调性分析、区域发展与人才科技支撑分析;农业与休闲农业经济发展、电子商务与农业发展;工业经济发展、服务业的发展;城镇化与区域发展;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一带一路”与西南地区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与区域发展、大数据产业与区域发展、大健康产业与区域发展、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与发展、企业与区域发展、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等。该章包括“知识传递”目标、“综合应用”目标、“拓展创造”目标。故范式改革目标是：发挥学生主动性的教学方法(包括教学边界)运用与“拓展创造”。课前给学生学习思考题目，学生结合思考题自学，课堂上结合思考题，教师提问，同时用案例教学，最后目标利用探究法，课后布置探讨问题开展调查完成。例如基于产业集群理论的炉山工业区的产业集群发展思考，黔东南县域经济发展问题、对策与措施;黔东南乡村振兴制约因素与对策，黔东南产业与技术精准扶贫问题调查与对策研究、黔东南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条件支撑分析、黔东南区域发展与人才科技支撑分析;黔东南农业与休闲农业经济发展、黔东南电子商务与农业发展;黔东南工业经济发展、黔东南服务业的发展;黔东南城镇化与区域发展;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一带一路”与区域发展、贵州大数据产业与区域发展、贵州大健康产业与区域发展、贵州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黔东南产业精准扶贫与发展、黔东南民族文化产业与区域发展、黔东南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等，然后汇报与讨论与总结。
3.7第七章区域之间的空间结构，该章内容包括区域间经济发展关系理论、区域联系和区域经济差距与协调、西南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互动发展、黔东南州的县与县之间协作发展。该章包括“知识传递”目标、“综合应用”目标、“拓展创造”目标。故范式改革目标是：发挥学生主动性的教学方法(包括教学边界)运用与“拓展创造”。具体是：通过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课前通过教学平台布置思考题，学生课前结合思考题自学，课堂上教师检查与提问，案例教学分析，对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这样可以实现前面两个目标。最后的目标课后布置探讨问题，要求学生收集资料写出讨论稿，以贵州省区域为例，研究分析其差异，推出调控对策：黔东南与长三角及珠三角的联系与协调发展等，然后讨论与总结。
3.8第八章经济活动全球化，该章内容包括全球化的影响和特点、全球化与本土化关系;全球化的产业分析和全球化的区域影响、民族落后地区全球化问题探讨。该章包括“知识传递”目标、“综合应用”目标、“拓展创造”目标。故范式改革目标是：发挥学生主动性的教学方法(包括教学边界)运用与“拓展创造”。通过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课前给学生学习思考题目，布置学生结合思考题自学，课堂上答疑解惑等，同时加强案例教学，最后的目标通过利用探究法，课后布置探讨问题完成，开展调查，例如经济全球化对黔东南州的影响调查研究，然后讨论与总结。
3.9第八章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该章内容主要是调查法、数量分析方法和GIS分析方法。该章包括“知识传递”目标、“综合应用”目标、“拓展创造”目标。故范式改革目标是：发挥学生主动性的教学方法(包括教学边界)运用与“拓展创造”。通过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完成前两部分任务，最后目标通过利用探究法，安排野外考察实习，结合实习考察，开展经济地理学问题探讨研究，例如，围绕企业调查分析方法、经济地理学的数量分析方法和经济地理学GIS分析方法。要求利用上述研究方法，对考察实习中的经济地理问题进行深程度探讨与分析，最后交出符合学术规范的学术论文，开展讨论与教师点评与修改，选择优秀的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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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贵州省“经济地理学—流课程建设项目”的子课题(YLKC1802)。
中国经济地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普遍历史观念传教士日本新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普世史观
〔
普遍历史观念是西方历史编纂学的核心观念。它以单向度的时间意识为根基，以人类的整体、普遍历史为叙述的中心，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既寄寓着神启或者理性的目的，又在精神的烛照下符合普遍的历史规律。“普遍历史”在西方的兴起，必然导致西方历史哲学的变革，引起历史哲学家对历史规律的反省。理性的普遍史以理性来疏解和阐释历史规律，以进步观念将过去-现在-未来连接，以大写历史为历史编纂提供宏大叙事的范型。“普遍历史”观念的引入，必然造成历史编纂重视中西时间的融合，并深刻影响着历史时代的划分，进而将历史叙述的视角投射到当下和未来。由此可见，“普遍历史”观念的引入构成中西历史“会通融合”最基本的环节，成为中国史书编纂变革的重要触媒。传教士在输入西方普遍史观中的作用当不可小视，它在和合中西历史、输入西方编纂体例、扩大历史叙述的空间范围等方面，为中国历史编纂学提供了线性的异国经验，但我们亦不能忽视日本“中转管道”的作用。20世纪初叶，西方普遍历史观念的传播开始由传教士和日本学者之手转移到由中国学人来主宰对普遍历史观念的解读与实践，它与新史学思潮相合拍，演绎出一种全新的历史编纂模式，对于中国史学的演进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普世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从历史观高度上决定着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路径、方法和解释工具，而且也对中国历史编纂的书法、分期和叙事策略产生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中国前现代的社会性质、社会状况纳入到经济的构造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加以解释，试图以欧洲的历史进化模式和制度形态安排来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由此它们的历史解释模式留下了欧洲现代性思想的烙印。这样的编纂模式有可能遮蔽了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贡献，我们需要从政治和历史的夹缝中梳理和解读唯物史观的普世史价值。
一
普遍历史观念是西方历史编纂学的核心观念。经过18世纪理性思潮的洗礼后，普遍历史观念在时空维度上进一步拓展，在时间维度上发展出了未来可以预测、历史的意义可由其发展过程本身决定的思想;在空间维度上则与整体史观、全球史观接轨，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以全球史的视野梳理历史的变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universal history的指称来看，它研究的对象是普天之下的所有事物，并体现出一种与混乱相对立的有序的整体性”。“universal history不仅具有时间上的整体性，同时具有空间上的整体性”。参见Ewa Domanska， “Universa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Storia della Storiographia， no.35， 1999，p.129.再如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也从整体史观的角度解读“普遍历史”：“只有在关于历史整体是统一的这一思想指引我们时，我们才可能领会普遍历史的意义——不管它是否具有这样的意义，还是仅仅是人类才认为它具有这样的意义。”[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9～40页。所谓“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简言之即是试图将人类历史描绘为一个整体，理解为一致的发展过程。普遍历史观念是对古希腊循环观念的彻底变革。它源于基督教启示录历史观，在启蒙运动中基本确定，并经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历史决定论，对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均影响深巨。
“普遍历史”的编纂，最初由犹太民族的先知和基督教神学家开其端绪，本着 “普遍的目的”或“天意”的观念，按照历史发展的始末来叙述历史，求证历史的变迁之迹。其中，以理性哲学诠释和解读历史的目的和规律的，当推18世纪西方历史哲学家黑格尔、维柯和康德等人。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重在对历史做“思辨的考察”，强调对历史做 “哲学观相”的重要性，因而有别于此前的编年体和历史叙事体的模式。黑格尔认为，“反省的历史”包蕴了向“哲学的历史”转变因子，即当“反省的历史”进展到“以普遍的观点为观点时”，便潜在的是“哲学的历史”。[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8页。维柯的《新科学》，针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原则，提出了“velum et factum convertuntur”(真理和事实互相转化)的行动与理解的同一性原则，并据此整理各民族的史料以期发现历史中的“神明天意”。[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张文杰、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9页。维柯的历史哲学已经触摸到对人类历史的内在必然解读的内核，对普遍历史作了较深入的阐释。但要因此高估维科理性哲学，却也并不符合实际。正如黑格尔的高足干斯所言，《新科学》中确实包含着一些“深湛的真理”，不过还具有着“可厌的外表”。[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干斯博士为原书第一版所作的序言”第4页。康德的普遍历史观念建构在“永久和平”论之上，为此他提出了历史的终极目标亦即“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试图用理性来理解历史。换言之，这种“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的观念，并不是理性的人“自己的目标”，而是理性的人在自身历史中可能发现或假设的“自然的目标”或“大自然的计划”。因此，在“意志自由”与“普遍历史”之间始终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即没有丝毫的必然性的保障。[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1页。
2015年第10期
“普遍”历史观念的引进与中国历史编纂的发展
“普遍历史”在西方的兴起，必然导致西方历史哲学的变革，引起历史哲学家对历史客观规律的反思和省察。正如康德所强调的，历史学叙述历史进程，虽解读历史变化原因，不管他们的原因是多么地隐蔽，但历史学却能在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时，它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德]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页。对于历史学的反思，使得康德超越宗教普遍史基于神意目的来规划历史的普遍史，着力从自然的角度来解读人类历史的变动和规律，这是理性普遍史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与中世纪宗教的普遍史和古代政治的普遍史相异，理性的普遍史将未来纳入历史的视野中，将未来作为历史探究的时间论域，并着力用理性、精神投射到对未来历史的展望。康德认为，理性不是分享当前的生活，而是旨在培育自己面向未来，尤其是培育异常遥远时代的这种能力，由此可见理性的特质在于 “深思熟虑地期待着未来”。④[德]康德：《人类历史起源臆测》，《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4、78页。正是基于对理性和历史规律的笃信，改变了人们的历史时间观念，开阔了人们对于历史时间观念的新视野。在前现代的历史观念中，时间的概念着眼于过去，未来并不是历史学家记载历史、解读历史进程的时间论域。将未来设定为一种历史叙事的时间，从而将未来纳入到整体的历史体系中，并赋予它具有有别于过去“时间”的历史特性(Historical Quality)，完全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张旭鹏：《西方普遍史传统与大历史》，《全球史评论》2013年第6辑。18世纪以降，对未来的理解指向了抽象的未来，18世纪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家清晰地觉察到未来与过去天壤之别：未来被理解为进步的，是对过去的超越。未来与过去的既对立又分离的特质，体现了现代或“新时代”(New Time)的典型特征。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 Keith Tri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因此，康德会说，理性的普遍史进程“并不是由善开始而走向恶，而是从坏逐步发展到好”。④由此可见，理性的普遍史展望未来的情怀和赋予“未来”道德属性的观念得到了明确的阐释。
理性的普遍史以理性来疏解和阐释历史规律，以进步观念将过去-现在-未来连接，以大写历史为历史编纂提供宏大叙事的范型。与注重史料和以实证研究为特点的传统史学相比，理性的普遍史注重对历史进行哲学的观相与思辨意识的建构，却对具体的历史实践缺乏有效的指导和接引。因此，布鲁斯·马兹利什在评判理性的普遍史时候，则指出它“与其说是探求历史之中的意义，还不如说是将一种意义强加于历史之上”。Bruce Mazlish， “Terms”， in Marnie Hughes-Warrington ed.， Palgrave Advances in World Histori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22.因此，20世纪以来，普遍历史除了深受黑格尔、康德等影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外，它更多地以一种变种的形式(比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东亚世界还能寻觅一些回音。
二
“普遍历史”观念的引入，必然造成历史编纂重视中西时间的融合，并深刻影响着历史时代的划分，进而将历史叙述的视角投射到当下和未来。由此可见，“普遍历史”观念的引入构成中西历史“会通融合”最基本的环节，成为中国史书编纂变革的重要触媒。
用“普遍历史”观念沟通中西历史的尝试最早可以追溯到1833年在广州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关于编纂旨趣，郭实腊有明确的表述，文明日进要求突破民族偏见，中国也应该摒弃“夷夏”之别的观念，故“编者用巧妙的手法表达，我们确实不是‘蛮夷’，并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⑦黄时鉴：《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导言”，中华书局出版社，1998年，第3页。郭实腊的目的是在文明日进之时代，中国人应该突破“夷夏之别”的藩篱，用普遍历史的观念来看待中外格局的变动。此后，在《东西洋考》第一期的《序》中进一步申述这种观念：“结其外中之绸缪，倘子视外国与中国人当兄弟也。请善读者仰体焉，不轻视远人之文矣……合四海为一家，联万姓为一体，中外无异视。”⑦由此可见，郭实腊以普遍历史的新视野来劝喻中国人接受西方的异质文化，消解他们的民族偏见和文化独尊的心理，唤醒沉睡的中国人。其中分11次刊登的《东西史记合和》，即体现了沟通中西历史的努力。在作者看来，“世间之史，万国之记茫也”，故简删之，与读者观纲目，以“较量东西史记之合和”。该文也分为上下两栏排列，上为中史，下为西史，分别以“汉土帝王历代”“西记合和纲鉴”，则进一步强调合和中西历史之必要，认为自盘古至尧舜，自亚坦到挪亚，东西史记庶几相合，“盖诸宗族之本源为一而已”。尽管此后由于前后异势，疏密异刑，史记不同，但诸国之体，如身之有四肢，血脉相通，而疴养相关。因之，史记之和合，即是要“结其联络，及通疏远”。 传教士之“援西入中”，也不乏介绍西方各国历史的书籍。在《东西史记和合》中，郭实腊试图“和合”中西历史，将基督教普世史的观念运用于历史的纂述中。其“东史”内容限于中国史，起于传说中的盘古，止于明亡;“西史”则指古代西方历史，重点记载英国历史，起自上帝造天地，迄于英吉利哪耳慢王朝。在叙述方式上，中西历史和合，上半部分意在记录和阐释中国历史，下部分对将西方历史有条理的记录和分析。他将基督教历史编纂学运用到《东西史记和合》中，其历史编纂的特点“必然是普遍的、神意的、天启的和划分时期的”，在叙述世界历史进程时候，将中西历史事件放置于神意之下，并以基督的诞生作为历史分期的依据，将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由此开启与中国传统历史编纂不同的新的编纂模式。[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张文杰、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89～91页。《东西史记和合》显然具备了这些特征，作为“中文著作中比较叙述中西历史的首次尝试”，对于改变中国历史编纂具有示范效应，克服了中国历史编纂的狭隘，以一种恢弘的眼光来梳理和解读中西历史的变动，有力地改变了阅读者的世界史观念，彰显了普世历史的诉求。
突出体现西方普遍史观过渡时期痕迹的还有慕维廉和林乐知译著的西方著作。1856年慕维廉(Willam Muirhead，1822-1900)和蒋剑人合作翻译了英国托马斯·米尔纳的《英格兰史》。在 《大英国志》“自序”中，慕维廉极力强调其编纂宗旨在于突出基督教的神权意识：“史册所载，天道微而显，上帝以定律治人，鉴其善恶，降以罪福，天下人人能 博稽载籍，感发天良，悔过迁善，斯为要理。”③④⑤[英]慕维廉：《大英国志》(凡例)，墨海书院续刻本，1856年。并对基督教在英史中的地位有明确的阐释，英史最重教会，历史编纂者应该以上帝意旨为旨归。③慕维廉借用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援西入中”去解构不同国家政体，比如将中国的“政体”放到“世界”的背景下去分析，并将其划归于与法国、俄罗斯为一类。这种将各国政体置于世界历史背景下的叙述模式，反映了慕氏普遍历史的视野：“《史记》 皆以国政为纲领，天下万国，政分三等：礼乐征伐自王者出，法令政刑治贱不治贵，有国者西语曰恩伯腊恩伯腊(译即中国皇帝之号)，如中国、俄罗斯及法兰西等国是也;以王者与民所选择之人共为政，君民皆受于法律之下，有国者西语曰京(即王，与皇帝有别)，泰西诸国皆有之，而英则历代相承，俱从此号;又有无帝王，以百姓推立之一人主之，限以年数，新旧相代，西语曰伯勒西顿伯勒西顿(译即为首者之称)，如今之合众部是也”。④可见，编纂者以一种进化、进步的历史观念梳理、总结不同国家的政体，隐含普遍历史整体史观的意识。就编纂形式而言，编纂者会通中西史体，既注意中西史体之异，又极力沟通融合中西史体。对于中西史书体例之异，编纂者有清醒的认识：“英史体例与中国不同……中国史记列传用纪事体较详， 本纪用编年体较略。而英史有本纪而无列传( 名人事迹具见他书) ，一代政教兵刑，事无大小，悉统于纪。体例既异， 文字遂繁， 观者勿讥其凌杂无节也。”⑤浸淫于中国传统史书体例的影响，编纂者试图用中国的纪传体来编纂《大英国志》，其方法在于吸收中国纪传体中的志和表、图。慕维廉深感米纳尔《英格兰史》对于典志体的处理与中国史例不符，故他参酌纪传体“志”的编纂方式，将有关英国的典章制度合为一卷 “志略”加以反映，作为该书第八卷，分职政、刑法、教会、财赋、学校、兵、农商、地理八志略。详略不等，兵志较略，地理较详。在“普遍历史”的视野下，需要改变的不仅是史书的内容，史书的编纂形式也需要有相应的变动。虽然，该书是中西史书体例的初步交融，但却是可贵的尝试。
《四裔编年表》也是运用普遍史观编纂的一部重要的年表体史书。编纂者为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和中国学者李凤苞、严良勋三人，采取“西译中述”的方法译介。该书记事起自公元前2349年，下迄公元1862年，将中西历史按照年代的先后顺序排列，叙述各个时代主要国家的盛衰沿革。《四裔编年表》依照四裔之不同，排列为四个年表加以反映。最高一栏首列中国的帝王纪年，最下一栏对应以西历标注。胡兆鸾评论该书“古今著名诸国及新辟美利坚各国之事，旁行斜上，体仿周谱，而以中国纪年标于上，以西历纪年注于下，一展卷而知某国某事在西历若干年，当中国何帝何年，诚为俾益后学不可少之书。”胡兆鸾辑：《西学通考·西书》，长沙1897年初版、上海1898年石印本。由此可见，《四裔编年表》的编纂特点是以中国王位纪年和年号纪年为主，辅以干支纪年，将中国的纪年方式与基督纪年结合在一起。④邹振环：《四裔编年表与晚清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采用中西合历的纪年方法契合普遍历史的诉求，能够将同一时空背景下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各国不同的制度以及民族国家关系等置于整体史的叙述框架，改变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叙述模式，有助于解读世界各国历史事件之间普遍联系的本质，探求世界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规律。《四裔编年表》所输入的世界历史的编纂模式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为中国史学提供了一种和合中西历史的横向比较思维，激发出中国人基于线性时间观念而产生的对于理性、进步以及未来的思考，无疑为清末民初中国历史编纂的宏大叙事提供了一种范型。线性时间观提供了一种进步、进化的观念，而连续性的表述形式和开阔的世界史视野客观上为其后中国人接受西方的进化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四裔编年表》在中国王位纪年和年号纪年之下附录公元纪年，使同一历史时空中的历史信息可以并列呈现，为中西历史的横向比较提供可能。在这类似乎枯燥的中外历史年表中，人们不仅找到了一种中西对照的标准体系，而且能够获取传统中国史书所不具有的宏大叙事的路径。正如黄金麟所指出的：“将世界史所具有的纵时性发展(Diachronic Development)，压缩成为一个同时性的他者(Synchronic Other)，对立于中国的存在”。其压缩和转变需将世界历史进程以“文本”的形式按照时间顺序再现与重构于当下，并将重构的结果与中国的历史和国运连为一体，进而将中国的现在与未来能再现于万国的历史中来加以评断。这样的压缩和转变意义在于“一种以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时间坐标的观点——成为普遍形式。”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51页。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带来了一种时间观念的重要转换，为普遍历史的叙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标本”。以往中国的时间观念基本上为循环史观服务，而《四裔编年表》采用的中西纪年形式反映的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念，为进化史观的引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正如梁启超在新史学的传记作品中所采纳的世界时间，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世界背景”。④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即有这种世界时间的尝试。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8册，中华书局，1936年，第1页。这种“世界背景”的创设，隐喻着新时间观念的开启，为普遍历史的叙述提供了新的时空场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历史的观念、进步的观念和发展演化的观念，这些启蒙运动高扬的旗帜，只有在线性时间观念中才有可能”。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四裔编年表》的线性时间观念中孕育着历史编纂的 “现代性”。新史学时期中国史家引入和接受进步史观，就是因为有公历线性的时间观念作为一种铺垫。
1882年，传教士谢卫楼(Devello Zololos Sheffield，1841-1913)编纂的《万国通鉴》，对于西方普遍历史观念传入中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表现在将西方划分时代的编纂思想和将“东方国度”置于世界历史的框架中，由此来激扬普遍历史的情怀。该书共分四卷，分别为“东方国度”“西方古世代”“西方中世代”“西方近世代”。《万国通鉴》首次采用了与传统史书完全不同的历史分期法，以基督教神学普世史观念划分历史时期，将西方历史划分为古世代、中世代和近世代，其价值在于彰显分时代编纂的观念。《万国通鉴》的价值正如有学者评论的：“这种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时期的划分法，标志着一种对时间全新的思考方式，即对时间的测量不是根据它自然性的流逝，也不是根据对时间施加了政治性理解的皇帝纪年，而是在其线性的标尺上寻找其富有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事件位置，根据这类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来决定时间间隔的点，而历史分期法则是识别这些引起变化之点的好手段”(邹振环：《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以汉译西史〈万国通鉴〉和东史〈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为中心》，《河北学刊》2010年第3期)。《万国通鉴》首次将中国、蒙古、日本与印度的历史，编纂成“东方国度”第一卷，将中国、日本与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历史放在整个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教学记录和分析，并采用统一的纪年法，将东西历史编年融合，并附录有关英文人名和地名的索引，揭示了作者对于统一的世界史编纂模式的诉求。“东方国度”虽只有一卷，却颇令人玩味，其原因可能与中国史书编纂没有“近世代”的意识有关，亦有可能与谢卫楼对东方世界历史不熟悉，故只能将东方世界历史置于皇朝历史编年中。为了契合《万国通鉴》普遍历史的编纂要求，编者还首次采取卷、章、段三位一体编纂形式来呼应对世界各国历史的记录。
在来华传教士之中，李提摩太对西方普遍历史观念输入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即将理性普遍史观与进化论相结合、塑造宏观的时空观念，并谋求崭新的历史叙事的模式，体现了用普遍历史观念形塑历史文本的努力。《泰西新史揽要》一书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中国的蔡尔康合作翻译的一部西方史著。该著共24卷，卷下分节，是卷节体著作，为后来输入中国的章节体史书的过渡形式。书中叙述了19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化史，以国为经，以事为纬，记载了19世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军事、 外交民族问题、殖民地等方面的历史。该书出版之时，正处于欧洲进化论盛行的年代，马肯西(原作者)解读19世纪欧洲历史进程，基于进化论的立场，作者相信历史是不断进步、向前发展的，相信自然科学的进步能促进生产的发展，相信思想学术的进步亦能推动社会的前进，而政治制度也是在逐步地发展、变化，从而使人们的生活状况得以改善，国家走向富强。李提摩太等人翻译该作品时候，进一步将19世纪西方世界的进化史与中国史学经世史观会通，旨在让晚清当局了解世界进程，告诫当局如果学习19世纪欧美各国变法自强，“救国还是有希望的”。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年，第210页。《泰西新史揽要》译作在塑造宏观的时空观念也作了有益的尝试。《泰西新史揽要》原作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一洲一国，开篇直述世纪初各国形势。在翻译的文本转换中，译作往往在卷启之处预先凝结一种宏观时空或超时空的状态，将视野从“百年以前”拉至“今日”，打通原文的时空界限，使彼时与此时互为印证。陈琛等：《泰西新史揽要史传会通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这种“观古今于须臾，概四海于一瞬”的时空起点是译者会通中西史学，以理性普遍史观对时空观念的要求重构历史编纂，这种有益的尝试在《泰》译作中有着广泛的运用。《泰》译作反复站在古今交织的节点，烛照百年之前的兴衰，寻找因果嬗变之迹，解读19世纪西方历史的变动，成为打破古今、中西藩篱的“要义”，使译本创造出有别于原作的历史价值。基于文本转换的需要，《泰》译本更加重视历史叙事自身的解释力，吸收中国传统史书叙事的褒贬功能，赋予历史叙事丰满的解释力，使译作颇有中国传统史传的韵味。这种改写立于普遍历史的因果关系诉求虽在译本的历史叙事策略方面有模式化之嫌，但确为传播西方普遍历史观念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泰西新史揽要》“把那个世纪描绘成一个进步的时代，一个从几乎无法再加以夸张的野蛮、无知和兽性的状态到科学、启蒙和民主统治的时代。”[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65页。这也确是该书对于中国史学之意义所在。即在该书译序中指出的，“此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中片筏，详而译之，质而言之，实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疗贫之宝玉，而中华新世界之初桄也”，“明镜足以鉴妍媸，新史足以究隆替， 曷不发箧出书以为华人泰山大海之助乎?”(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序”，上海广学会，1895年。)
传教士在输入西方普遍史观中的作用当不可小视，它在和合中西历史、输入西方编纂体例、扩大历史叙述的空间范围等方面，为中国历史编纂学提供了线性的异国经验，但我们亦不能忽视日本的“中转管道”的作用。比如冈本监辅《万国史记》、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都是明治时代用西方新体例、新观点撰述的名作，对传播西方普遍史观念产生重要的作用。
冈本监辅《万国史记》客观全面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对中国史书编纂近代化有重要影响。清末倾心西学的知识分子都很重视这本书，如梁启超、宋恕、王照等人对该书都有评析。梁启超在《西学书目提要》中将《万国史记》列为首篇，并说：“读西书，先读《万国史记》以知其沿革”。梁启超 ：《读书分月课程 》，《饮冰室合集》专集69， 中华书局，1989年，第11页。宋恕也指出： “(该书)不可不细看一过，并宜广劝朋友、门生读之!此书于地球万国古今政教源流，言之极有条理，我国人所不能为也。”③宋恕：《致贵翰香书》，《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535、63页。强调该书对经世实学的重要性。但对该书“其体反仿泰西史例”不甚满意，他说：“《万国史记》，冠日本于万国之上，自以至公，然其体例实未为得。”③而这正是该书在编纂体例接纳西史的表现;不但如此，该书还仿西史分时代的编纂观念，将上古、中古、近古作为划分时代的名称，“乃论西史以分三古以为序”。[日]冈本监辅：《万国史记》，上海申报馆排印本。该书还将进步观念引入：“东洋国俗，是古非今，谈时事辄曰世运日降，论人道辄曰风俗不古，其不求进益，与西洋中古教法为弊时略相似宜矣。”在这里，欧洲历史被理解为依次进化的不同阶段，并将东洋历史置于 “普遍历史”的模式中，以东亚人的历史观来疏解世界历史。
1886 年，那珂通世编纂的《支那通史》，也是用分时编纂观念和章节体撰写中国历史的名作，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共鸣和关注。该书深受学界好评，该书全用汉文编纂，史料征引广泛，中西书籍兼采，特别是该书改变了传统中国史书体例， 采用西方章节体形式，分上世、中世、近世来记载中国历史的变动，反映着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展开的历史编纂模式，并以文明的进化程度作为历史分期的依据，依此阐明作者的历史进步观念。
三
20世纪初叶，西方普遍历史观念的传播开始由传教士和日本学者之手转移到由中国学人来主宰对普遍历史观念的解读与实践，它与新史学思潮相合拍，演绎出一种全新的历史编纂模式，对于中国史学的演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梁启超对于普遍历史观念的吸纳和改造主要体现在对于纪年和分时编纂观念、进化史观视野下民族国家的编纂方式以及整体史观的建构等方面。关于纪年，西方史学主张公历纪年，中国传统史学有王位纪年、干支纪年、年号纪年等。梁启超认为，“当采用何者”纪年，是今日著中国史“紧要之问题”。梁氏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主张以孔子纪年，认为“惟以孔子纪年之一法，为最合于中国”。但这似乎与新史学时期不少史家所采用的以公历纪年为主有冲突，故梁氏自己在纪年方式上也有踌躇，他也试图修正自己，“以孔子为正文，而以历代帝王年号，及现在通行西历，分注于其下”。⑥⑦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2页。关于分时编纂观念，梁氏对于传统皇朝史学编纂方式不满，故主张吸收西方划分时代的观念。但他又认为西人以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来编纂历史稍嫌“武断”，“史家惟以权宜之法，就其事变之著而大有影响于社会者，各以己意约举而分之，以便读者。”⑥也就是说他基本接受了西方三时代编纂观念，即“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⑦但在其他历史著作中，梁氏往往会突破三时代观念，比如梳理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候，梁启超打破常规，提出以学术思想的内涵、性质、学术发展自身的脉络等作为学术史分期的标准，将中国学术史划分为七个时期。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6～9页。杜赞奇对此也有定评：“基本上以欧洲从中世纪专制制度获得解放的经验为样板，……在中国语境里复制西方史的三个时期：古代、中世纪与现代”。[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页。无疑，梁氏的分时代编纂观念来源于西方的历史分期观念，难免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兴味，但梁启超的新史学正是依照分时编纂观念，在中国史学领域来构建新的世界史视野，并将西方普世史学的历史意识熔铸在自己的撰述中。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改中国传统史学叙事模式，它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注重群体、注重民族国家的叙述模式。梁启超倡导“史界革命”的编纂思想，借鉴西方的进化史观，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⑩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32、7页。梁启超进化史观的重要特点在于将历史编纂置于普遍主义的历史尺度的解读范围内，对于历史的线性和进化的叙事模式极力推崇，由此将中国历史纳入到与欧洲相同的史学框架内，并赋予中国历史普世历史观念和价值。张旭鹏：《西方普遍史传统与大历史》，《全球史评论》2013年第6辑。
正是在接受“普遍历史”的观念以及进化论的基础上，梁启超对历史的理解有了新的思想进路。他认识到，如果没有普遍历史所提供的共同叙述形式，中国历史的编纂只能停留在正统史观和皇朝史的叙述中。梁启超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得益于普遍历史观念的浇灌。梁氏认为地理是民族国家建构的空间场域，主张“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4页。由此建构其疆域观。梁启超对中国史的疆域有独到认识，梁启超：“中国史所辖之地域，可分为五大部：一中国本部，二新疆，三青海、西藏，四蒙古，五满洲。东半球之脊，实为帕米尔高原，亦称葱岭，盖诸大山脉之本干也”(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正是对中国史的疆域有独到认为依据，梁氏认定“凡世界之进步，必自诸地之文明相交互相接触而生矣”，梁启超：《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从文明交融的角度来疏解中国历史普遍性与空间疆域的关系，以此建构他的民族国家理论，即中国国家空间疆域依照西北—东南边疆，向对内外两个空间的枢纽作用，与当时的新民观念和民族精神结合，逐步形成 “中华民族”的概念。1922年，梁启超将《中国历史上之民族研究》置于中国五千年历史大势的核心位置，以历史演变和发展为依据，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历史的考察和反思。梁启超坚信“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76页。由上可见，梁氏的民族国家是在普遍历史观念和进化史观的激发下，而对传统中国历史编纂的疏离后，对历史的理性探究而产生的成果。对此，杜赞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杜赞奇：“历史学家梁启超也许是第一个用启蒙的叙述结构来写中国历史的。他宣称，没有线性历史的人民是无法成为民族的。”([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页。)表明民族国家的叙事模式是中国历史编纂的重要变革。这种民族国家的编纂模式对中国史学编纂产生巨大冲击，正是基于普遍主义的历史叙事，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接轨，并依凭欧洲历史所描绘出来的世界史，来形塑中国语境的历史编纂模式。
梁启超还体味到普遍历史观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和全局观念，他认为，“历史是整个的，统一的”，是“息息相通的，如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不独一国之历史为整个的，那全人类的历史亦为整个的”。周谷城：《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7～328页。他认为研究历史必须具备全局观念，善于从人类文明史的整体来考察人类进化的真相：“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天之新闻，何一而非客观所当取材者。”⑩他从因果律出发，认识到事物的普遍联系：“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一个人方寸之动，而影响及于一国，一民族之举足左右，而影响及于世界者，比比然也。”②③梁启超编：《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中华书局，1989年，第101、102、103页。由此提出了整体的研究方法。他指出： “(历史)既是整个的，统一的，所以各处的历史不过是此全部组织的一件机械。不能了解全部，就不能了解局部;不能了解世界，就不能了解中国”②“历史好像一条长链，环环相接，继续不断。”③因此，梁启超提出研究人类历史要有全局的观念和整体意识，这是普遍历史观念的中国化况有深味。
此外，20世纪初年新史学时期，关于“普遍历史”的建构和表达，在章太炎、刘师培、陈黻宸、夏曾佑等人的史著和新式历史教科书中得到充分的实践，其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转型影响可以说至深且剧。纪年和分时编纂观念、进化史观视野下民族国家的编纂方式以及整体史观的建构等方面，标志着中国历史编纂方式的变革，是中国史学接纳西方历史编纂观念的关键环节，在时空维度、历史观、编纂体例、内容等方面发生了空前的变革，其意义不容低估。
四
20世纪20年代开始，马克思唯物史观开始成为学术界重要的思潮，即使是史料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也一定程度采用唯物史观来治史：“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观，赋予思想界、史学家解释中国历史文化、解读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正如何伟亚所阐释的，它运用“西方”新话语来诠释和分析中国的“落后”，它 “与从前存在于中国的任何治史方法完全不同”。[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50页。马克思唯物史观将中国历史纳入到“普遍历史”的轨道中，试图以西方普世历史经验来阐释中国历史演进的“正当性”，以马克思主义的五种形态理论等唯物史观，来重绘中国历史时间表，据此将中国历史置于唯物史观的框架中，使得中国历史变成世界普遍史的一个部分被认可、被理解。唯物史观的输入及其中国化，对中国历史编纂学产生重要影响，不仅给中国思想界提供了新颖的历史哲学，供给我们解释和分析历史的工具，而且对中国历史的叙事话语系统产生重要影响，但我们在检视唯物史观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化过程，也不难发现它具有深刻的欧洲中心主义的魅影，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和叙事往往以意识形态的需要搬用欧洲的模式和经验，这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恰如双刃剑，需要警惕和检讨。
唯物史观提供了一整套用来分析社会构成、解释历史变动和社会发展的理论与方法，这是对历史规律思辨认识的深刻解读，也是对梁启超新史学时期关于民族-国家理论、文明史观念等“公理”“公例”的突破和消解，对此德里克做了深刻的解读，“这种历史观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与此前历史观根本不同的对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看法”。[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历史的根本理法”，李大钊：“马克思一派，则以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上层。故社会的生产方法一有变动，则那个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学艺等等，悉随之变动，以求适应于此新经变动的经济生活。故法律、伦理等不能决定经济，而经济能决定法律、伦理等。这就是马克思等找出来的历史的根本理法。”又说：“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见其不能?”(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5页。)唯物史观的普遍历史观念，就是要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中抽绎出某种普遍性的本质，寻找“历史的根本理法”，以赋予历史学“普遍历史”的属性，即历史学的目的不仅在于考证历史史实，更在于“历史的根本理法”。以“历史的根本理法”为路径，李大钊认为，以经济现象来梳理和解读历史，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并进一步指出，“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为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要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拒性的”。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5页。李大钊还用整体史观和进步观来表征唯物史观的价值，李大钊指出：“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4～135页。)他对唯物史观的改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的价值，是对新史学历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也更为重大，它改变了历史编纂的路径、动力和范围，展现出史学家对于历史解释复杂性的思辨。对此，德里克从政治及历史概念角度体认唯物史观编纂的价值颇具洞见，“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基木看法倒转了传统的儒家历史观。虽然在对普遍主义的热望和由实践、由政治后果的角度洞察历史这些基础上，把这两种历史观进行比拟是可能的，但是更为重要的考量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及历史概念与儒家是截然相反的，这两种历史观不同的史学编纂结果无疑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页)。揭示了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编纂历史的价值。由上可见，李大钊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中，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建构起对于中国历史的普遍性叙事模式，该范式表现在它批判性地处理史学编纂问题的暗示，以一种视历史为一自主领域的现世的历史观取代儒家的历史幻象。
杨匏安(1896-1931) ， 广东香山县南屏镇北山村(今属珠海市)人，他对马克思主义贡献体现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编纂《西洋史要》，该书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是较早用唯物史观编纂的西洋通史。德里克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为“通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又说，唯物史观以社会经济现象梳理社会历史，并将其作为分析的工具，以此作为构建通史的基础。[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西洋史要》从公元5世纪中叶开始，下讫共产国际。全书共18章，内容详实，它最突出的编纂特点和贡献在于：这本书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突出贡献主要在于创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编撰历史的范例。珠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杨匏安研究文选》，珠海出版社，2008年，第194页。该书坚持整体史观和经济史观来梳理和解释西洋历史，力图探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进行系统而连贯的分析。在探究历史发展深层原因时，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第23页。杨匏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试图解释和描述世界历史的变动。例如在分析西欧奴隶制度衰落的原因时，杨匏安即从经济出发，依此来解释经济变化引起的社会政治组织等变动。杨匏安写道：“由三世纪到五世纪这几百年中，帝国日益衰微崩溃，广大的群众破产贫穷，城市空虚，商业与工艺生产低落，农业也被破坏，于是经济倒退，从商品经济转回自然经济了。”(《杨匏安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48页。)由此得出奴隶制度最终被取代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的变动。在分析封建制度时，亦从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出发，疏解西欧封建制度的特征。正如有学者评论的，“从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等人提倡‘新史学’到20年代的顾颉刚，他们都对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的‘新史学’都过于强调经验的有效性，忽视了提出一套‘解释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综合史学理论’”。([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页。)杨匏安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吸纳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以唯物史观对西方历史的描述、分析和解释为通史编纂提供了一个新的典范。20世纪上半叶，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唯物史观所撰写的通史名作还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郭沫若《中国史稿》、翦伯赞《中国史纲》等，这些通史名作在编纂思想、编纂方法与杨氏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在历史解释、内容充实和语言表述方面要更甚一筹。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并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当属郭沫若，在该书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中，郭沫若提出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西周前为原始公社制;西周时代为奴隶制;春秋以后为封建制;最近百年为资本制。与此相应中国有三次社会革命：第一次奴隶制革命在殷周之际;第二次封建制革命在周秦之际;第三次资本制革命在清代末年。虽然该书作为古代社会只论及前三个历史阶段，但他在其他著作中谈到了后两个阶段，所以他相信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也并没有例外。划分时代的标准及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解释，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具有重要意义。德里克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具有重要意义有明确的揭示：“在此前的史学家按照政治的(无论是个人的、王朝的还是制度的)或是思想的变化划分时代之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转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并将其作为确定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变革的标准。这种关于历史时代的崭新观念也改变了史学的范围：它将注意力聚焦于制约和塑造政治和思想现象的社会空间。当长期的社会经济进程在史学家的关注之中获得首要地位的时候，建立于超历史的道德概念之上的历史解释，就让位于根据历史进程自身的对历史的解释;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历史解释只有在它能够考虑这些基本的进程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他们在一连串的动态相连的整体中来看待历史”。([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郭沫若撰写的著作的重要性在于：他突破以往的分时代编纂观念，首次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理论，为中国历史描绘出一种崭新的历史时间表。在具体的论证中，以马克思主义五种形态理论突出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的同一性，并据此来建构他的历史分期理论。在郭沫若的日记中，他把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依次更替演进的历史哲学誉为 “唯物史观的公式”，林甘泉、黄烈主编：《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80页。并依据此公式来编纂中国历史分期表，提出了“殷周奴隶说”和“战国封建说”这两个对中国历史编纂学具有独特价值的编纂理论，并根据中国革命的性质来确定他的普世化叙事，由此历史与政治紧密耦合，最终是为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提供学术上的支持。但是，历史与政治紧密耦合也会带来负面的效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对于历史普遍性模式的专注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信誉”，[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5页。对此德里克提出了颇有见地的分析和评判。德里克指出：“唯物史观的政治动机，尽管曾经遭到滥用，同样也是渗透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批判性态度的一个来源。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在总体上却集中于前者——展示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对于僵硬的政治目标的从属地位以贬低马克思主义对于史学的贡献”。([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相比建国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上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不受官方的指导或压迫，在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应用于中国历史等问题上，展现出相当大的多样性。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是在解释当时的变革的社会维度中表现出崭新的革命性的范式变革，它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影响深远而广泛。
马克思主义普世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从历史观高度上决定着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路径、方法和解释工具，而且也对中国历史编纂的书法、分期和叙事策略产生深刻影响。正如德里克指出的，他们认为：像传统史学那样简单地确定历史事实的精确性，再依时间的和(或)空间的维度整理它们，以期达至历史的真实，显然是不够的。他们相信，对于与一个历史现象的解释相关的不同事实的相对意义的考察同样是必须的。实际上，他们引入中国史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于历史事实选择以及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决定作用的根本性的敏感。([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中国前现代的社会性质、社会状况纳入到经济的构造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加以解释，试图以欧洲的历史进化模式和制度形态安排来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由此它们的历史解释模式留下了欧洲现代性思想的烙印。这样的编纂模式有可能遮蔽了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贡献，我们需要从政治和历史的夹缝中梳理和解读唯物史观的普世史价值。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
中国经济地理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地理信息 微观经济学 经济地理
客观世界是一个庞大的信息源，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借助近代数学，空间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人们已能够迅速地采集到地理空间的几何信息，物理信息和人文信息，并适时适地的识别、转换、存储、传输、显示及应用这些信息，使地理信息逐渐成为对信息社会进行服务的一项主要内容。随着卫星导航技术的应用、基于位置的服务、数字城市等地理信息服务范围和服务领域的变化，社会化的应用客户日益增加，以地理空间位置为基础平台的社会经济数据加工和产品服务已成为现代信息服务产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地理内容便作为一种经济要素进入社会经济活动中。
一、地理信息与微观经济
1.什么是地理信息
地理信息是指与空间地理分布有关的信息，它表示地表物体和环境固有的数量、质量、分布特征、联系和规律的数字、文字、图形、图像等的总称;是有关地理实体的性质、特征和运动状态的表征和一切有用的知识，是对表达地理特征与地理现象之间关系的地理数据的解释。
2.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微观经济是指个量经济活动，即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是指个别企业、经营单位及其经济活动，如个别企业的生产、供销、个别交换的价格等。主要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各种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在微观经济分析中，一个社会的经济资源通常是给定的，因此实际上要解决的主要是既定的经济资源应该如何配置的问题。
3.地理信息与微观经济分析
地理信息微观经济分析是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下，研究家庭、企业采用地理学基本原理和信息方法描述现实世界以及通过消费地理信息来支持经济博弈的微观经济模式的一种理论探讨。
当前大量的地理世界的描述和经济分析的工作基本以宏观为主，对个人、单个企业的描述方法则较为简单，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有可能使一个社会个体的信息得到满足，也使在地理平台上的信息描述和规律分析开始遇到极微小尺度上信息内容分析的挑战，同时以信息、数据方式表现的地理内容也开始需要分析供给和需求问题，微观经济领域内容开始以从未有过的挑战方式进入地理信息领域。
地理信息微观经济分析不仅仅是描述信息技术支持下微观尺度世界的特征，更重要的是研究信息技术反应地理世界的方法，从事地理信息工作的企业如何能够在经济活动中生存、成长等问题。地理信息微观经济分析领域研究地理信息生产和加工销售的厂商行为和经济学特点，以及应用地理信息在经济活动中的企业行为、地理信息消费者效用等。
二、地理信息微观经济与经济地理的区别
1.经济地理的研究内容
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经济活动区位、空间组织及其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研究的经济活动的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环境等。这些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包括微观上的企业区位与环境关系，中观尺度上的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宏观尺度上的经济全球化与环境条件利用等都是其研究的对象。
2.区别分析
为了更好的研究地理信息的发展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必须将其与经济地理学这一地理科学系统中最为发达的分支学科的研究内容加以区分。经济地理学所研究的经济活动的地域系统，包括各经济部门在地域上的布局，也包括各地区经济部门的结构、规模和发展，以及地域布局和部门结构的相互联系，其经济活动必然发生在一定的地域内，与一定的地理环境相关，所以经济地理学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因此，地理信息微观经济分析与经济地理学是有差别的，地理信息微观经济分析是直接将地理信息作为一种经济要素进行研究，探讨的是它在要素和商品市场的表现与行为。
三、结语
地理信息产业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新兴信息产业，其产业成果已经在我国广泛应用并在国民经济的重大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面对着激烈的国外市场竞争，解决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是必要且迫切的。
在地理信息微观经济分析中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企业的行为，这是长期以来地理信息行业研究十分薄弱的部分，企业加工微观地理信息的成本和收益将直接描述地理信息的市场和价格。
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今后的地理信息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将日益激烈，美国和欧洲相继降低地理信息产品的价格，这为我国的地理信息建设提供了更多可选择的、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数据资源和产品，同时又给我国的地理信息产业带来了更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为此，我国应加强对地理信息微观经济的研究分析，加速有自主产权的空间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促进地理信息产品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应用，从而增强我国地理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实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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