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精神发展历程范文第1篇
从“精神关怀”的层面看，随着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影响，人类大致经历了神本、物本和人本三种思想形态，或
三种思想形态同时存在的现象。但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它们的侧重有所不同。在史前，人类的生存条件还十分
恶劣，那时的社会思想主要还是物本主义的弱肉强食思想。由于人类在早期与自然抗衡中薄弱的自身力量，因而必须
依靠“神”以获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依托。从物本到神本思想形态的转变，从神本到人本思想形态的转变，都经
历一个漫长的时期。在西方，中世纪教廷的神权统治时期，神本主义思想的统治达到顶峰。在中国，至少从夏启开始
就实行了神本的专制统治。而这种神本思想的统治在中国，一直延续到了清末甚至当代。在经过漫长的神本思想的发
展之后，人的力量得到了逐步的壮大，人们对“神”的权威性产生了怀疑。与此同时，人的理性认识也得到了很大的
提高，逐渐发生了由神本向人本的转移，人们反抗与挣脱“神权”统治的愿望日益增强。一旦历史条件成熟，人本就
必然会取代神本，而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想形态。
作为人类社会的不同的精神存在形态，物本、神本和人本这三种精神形态在任何社会都会交叉存在和发展的，并
且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些思想形态所体现的特征也会有所不同。例如，物本思想在史前的社会主要体现为弱肉
强食，而在当代社会则可能主要体现为拜金、纵欲、价值虚无主义;神本思想在中世纪主要体现为对某种“天理”、“教条”的盲目遵从，而在当代则可能体现为另一种思想的专制统治，如科学主义等。中国社会在实现由神本向人本
思想的转变，较之西方社会显得更为复杂与缓慢，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因而，科学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多少有一定的启蒙运动和反神本性质的作用。即使在五四运动那个年代，也是同时
请进了“赛先生”和“德先生”的，类似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人们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具有人本主义性质的思想来反对神权的专制统治。在我们复兴民族的当代，提倡科学，提倡科学精神，反
对封建，反对神权，反对伪科学，是绝对必要的。但决不能举“科学主义”这杆极端的旗帜，决不能用“科学主义”代替科学、代替科学精神，不能“以讹制误”，它会误国误民。
科学主义以经验证实原则划分科学与非科学，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能满足经验证实原则，也就是只有自然科学才
是科学。他们强调尊重科学，但把科学当做知识的唯一来源，把科学与人文和社会实践绝对对立起来，这就走到了极
端。这种意义上的科学精神必然走向与人文精神的对立。强调狭隘的功利性是科学主义者另一个主要特点。科学和技
术能够满足人们的一定需要，帮助人们达到一定的目的，具有某种工具价值。但是，科学技术不仅具有工具价值，也
有其他价值，如伦理和道德价值、人道价值等。因此，片面强调科学技术的工具价值，置科学技术的其他价值于不顾，在实践中往往会导致科学技术的异化。爱因斯坦在对学生的演讲中说：“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
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要尊重科学，也要认清理性的局限，克服对科学的片面理解，重塑当代科学精神。竺可桢说：“提倡科学，不但
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如何追求真理?竺可桢概括说：“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不计利害”包含着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的精神，包含着不畏强权、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由的精神。为什么要弘扬科学精神?“不计利害、但求是非”的自由精神已处在遗忘的边缘，“算计利害”已成了时代特征，这正是我们民族缺乏科学精神的根本原因。弘扬科学精神，首先是弘扬自由的科学精神。
科学理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通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运动的最初的和最基本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类生存所遭遇的最基本的矛盾。马克思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与自然界的关系。”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体现在“科学”之中。
马克思又指出,人不是某种驯服的自然能力,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主体出现的。近代科学技术上的发现及其广泛运用，一方面极大地发展了人的主体性，增强了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创造出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改变了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思维和情感方式等，拓展了人的生活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等之间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冲突”。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生态、环境、资源、气候、物种等一系列问题日趋引人关注，并以“天灾”方式表现了人类自身生存的危机及发展的极限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阶层、民族、国家、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等，并未随着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而消失或减弱，而是以更加复杂多变的形式存在，并时常以异常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人的精神生活中，信仰的冲突、理想的迷失、情感的漠视、行为的失范等种种现象被叫做现代社会中的人文精神的失落。有人把这些现代病归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完全错误的。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制度文明及人文精神滞后于科学发展和社会物质文明进步。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来说是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导致的后果。
重塑当代民族的科学精神，要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看作人类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要与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文文化交融和结合。要达到对于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通，其前提便是在对人文与科学的全面理解中塑造当代人类精神，促进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健康互动与协调发展。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人类精神必不可少的内在组成成分，也是人类实践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当代人类实践的健康发展，对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通既提出了紧迫要求，也奠定了现实基础。立足当代人类实践，致力创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共建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促进人类精神的健康发展。这正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体现。
要防止或克服高科技可能带来的非人化后果，有必要大力发展人文文化，强化高科技时代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当代人文精神也离不开科学精神，只有自觉地把科学精神内蕴于宏大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才更清晰和准确，才能更好地指导人类实践。强调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通，就是要强化人对于真、善、美及其内在和谐性的自觉追求。真善美在观念中的统一，最终是通过实践活动而得到巩固和实现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活动的水平和方式有其时代性特点，真善美的统一也有不同的具体形式和水平。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化过程，是包含着真、善、美的人类精
中国人文精神发展历程范文第2篇
众所周知，欧洲大歌剧是在16世纪末形成于意大利，从18世纪到19世纪，歌剧在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在意大利、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而我们中国的歌剧，却是到20世纪20年代才处于萌芽状态，并且是从一种儿童歌舞剧的模式开始的。
20世纪初，在中国也曾有过欧洲大歌剧的演出，后来也有中国的艺术家试着创作过欧洲模式的大歌剧。但是，那时候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都不具备发展欧洲大歌剧的土壤，更缺乏观众基础。所以当时欧洲模式的大歌剧，在中国仅仅是昙花一现。
中国歌剧的萌生和发展，主要是由于社会变迁和群众的需要而产生的。20世纪初，为了宣传白话文，音乐家黎锦晖创作演出了一种儿童歌舞剧，这就是中国歌剧的萌芽。到
三、四十年代，那时为了宣传抗战，中国的艺术家们创造了许多载歌载舞的音乐戏剧演出，例如秧歌剧的盛行。一直到1945年大型歌剧《白毛女》问世，才开始被称为中国歌剧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被称之为“民族新歌剧”的音乐戏剧模式。
实际上，“民族新歌剧”是在群众运动中诞生的，更确切的说是为了宣传的需要而产生的。因为中国传统戏曲，不适合现实内容的表达，而中国观众又最喜爱并习惯于载歌载舞的戏剧形式，艺术家们才创造了一种崭新的音乐戏剧形式“民族新歌剧”。“民族新歌剧”既不是西方传统歌剧在中国的翻版，也不是中国戏曲的延续。
“民族新歌剧”的特点，首先是以戏剧为主体，有了剧本之后再配以音乐。其次是不但注重歌唱，更加注重道白和表演。它的演唱是基于自然的发声方法。继承民族艺术传统，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同时又借鉴欧洲大歌剧的创作技法，来创造一种新的音乐戏剧模式。所以称它为“民族新歌剧”，又主要是为了区别于“旧戏曲”。
歌剧《白毛女》的成功，在于当时它以全新的内容、全新的形式、全新的视角、全新的音乐以及全新的演唱，创造了一种为广大群众非常喜闻乐见的音乐戏剧品种。特别是由于它的大众性，与群众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它的演出效果在当时恐怕是任何音乐戏剧所难以比拟的。其演出场次和观众不计其数。 以上就是“民族新歌剧”诞生的历史背景。
二、中国歌剧曾有过一个繁荣的时代
歌剧《白毛女》一问世，“民族新歌剧”便如雨后春笋，接连涌现出大量新剧目，诸如《血泪仇》、《赤叶河》、《王贵与李香香》、《长征》、《打击侵略者》等等。从而《白毛女》便成了民族新歌剧的代表作品，不但在中国广泛演出，还到东欧和前苏联巡回演出，也曾被蒙古国家音乐剧话剧院翻译演出，后来又被日本改编为芭蕾舞剧，成为中国现代最有影响的舞台剧目之一。直到现在，仍然是我们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保留剧目之一。
然而，中国的艺术家是清醒的，深知“民族新歌剧”的产生，仅仅是中国歌剧道路的起步，所以在1953年，成立新中国第一个最大的歌剧院时，就取名“中央实验歌剧院”。这“实验”两个字意味着，歌剧《白毛女》模式不应该是中国歌剧唯一的模式，中国歌剧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创新。
建国后许多从国外归来的音乐家参加了歌剧队伍，艺术家们对中国歌剧发展的方
向曾产生过激烈的争论。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歌剧，中央实验歌剧院于1956年分为两个歌剧团，歌剧一团是坚持“民族新歌剧”的道路，也就是今天的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二团是更多地以学习西方传统歌剧的模式和演唱方法为主，来创演中国歌剧，也就是现在的中央歌剧院。
当时的中央实验歌剧院虽然基本是沿着“民族新歌剧”的道路发展的，但创作题材开始大大的拓宽，不但有现实题材，也有历史题材、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题材的。特别是音乐创作和声乐训练，也越来越多地吸取西方传统歌剧的技巧和方法。 中央实验歌剧院除多次加工演出歌剧《白毛女》外，还曾经创作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草原之歌》、《槐荫记》、《窦娥冤》、《春雷》、《红霞》、《红云崖》、《嘎达梅林》、《望夫云》、《阿伊古丽》等一大批歌剧新作，还引进了《茶花女》、《奥涅金》、《蝴蝶夫人》等欧洲经典歌剧，使50年代的中国的歌剧舞台十分繁荣。
1958年，中央实验歌剧院带着《刘胡兰》、《草原之歌》、《槐荫记》三部中国大歌剧，赴前苏联莫斯科、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和伊尔库斯克等城市访问演出，均受到热烈的欢迎。
1964年，中国文化部领导认识到，中国歌剧需要进一步拓宽自己的发展道路，决定把中央实验歌剧院的两个歌剧团彻底分成两个大歌剧院，即现在的中国歌剧舞剧院和中央歌剧院。并希望两个歌剧院“分别发展，殊途同归”。
现在看来，这种分头以实践和发展为指导思想的决定是有道理的。即使是西方模式的歌剧，也是在不断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当时，其他各省市和部队歌剧院团也推出了一大批非常受欢迎的大歌剧，诸如影响较大的《洪湖赤卫队》、《红珊瑚》、《江姐》等等，所以那时中国歌剧的发展非常之快。
那时候我院有自己的剧场，每当剧院有新的歌剧上演，观众便在剧场前排起长队争先购票，为能观赏歌剧，人们无论严冬还是酷夏，彻夜排队守侯在售票处前，剧场经常出现爆满现象。据有人统计，当时的歌剧是北京上座率最高的舞台演出剧种。不只是在北京，剧院每年到其他省市的巡回演出，无不场场爆满。建国后十七年，几乎走遍了全国所有的大中城市，甚至还到了边疆和农村，引起各地观众的极大关注。那时候不只是各省市的歌舞剧院上演歌剧，连许多县城也有自己的歌剧团。可以这样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经有过一个空前繁荣的歌剧时代。
三、中国歌剧的断层与复苏
文化大革命经过了整整十个年头，中国歌剧的发展完全中断了。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中国文艺才得以复苏。但是歌剧人才已经严重流失，歌剧队伍也逐显老化。歌剧工作者们毫不气馁，重整旗鼓。
剧院先是恢复过去的一些保留歌剧剧目，接着便启动歌剧新作品的创作工作。特别是80年代接连不断的全国歌剧汇演，催生了歌剧新作品的涌现。仅我们中国歌剧舞剧院，便接连推出了一大批歌剧新作品。诸如《星光啊星光》、《韦拔群》、《救救她》、《贺龙之死》、《月娘歌》、《古兰丹姆》等等。最值得一提的是歌剧《伤逝》和《原野》的问世，开始突破了民族新歌剧原有的模式，翻开了中国歌剧新的一页。
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敞开了久久封闭的国门，港台文艺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展开，使歌剧艺术家们打开了眼界。无论是创作方法、艺术风格，以及审美取向，都有了极大的改变。特别是轻歌剧和音乐剧的引进，使新创演的剧目均在原有的
艺术模式上迅速突破，这就自然地使“民族新歌剧”的称谓不再被沿用。当时所创演的歌剧新作，无论是《白毛女》模式，或西方歌剧模式，或轻歌剧模式，以及音乐剧或歌舞剧模式的作品，统统被称之为中国歌剧。当然，这种“中国歌剧”的概念，还只是一种相对的统称。不过这种发展，已经是十分可喜的了。
如大型歌剧《原野》，就是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当代中国原创歌剧。《原野》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民族新歌剧”。作曲家以宏观全剧的庞大气魄和完整的音乐结构，使戏剧冲突一层层展现。如序幕坟场的“原野大合唱”，是管弦乐与人声的交响组合，合唱没有剧诗，甚至没有明显的旋律，却是痛苦、悲愤的呼号与狞笑的交响。使观众感受到一种毛骨悚然的震撼，把人吃人的黑暗时代表现得入骨三分。特别是“阎王殿”一场戏前的大段独立乐章，为仇虎复仇前后的心理巨变作了生动的描述。剧中无论是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以及道白，都严密而有机地组合在戏剧矛盾发展的完整交响结构中，整个歌剧一气呵成。因此普遍认为这是中国歌剧音乐创作的一大收获。该剧主要演员赴美国参加奥尼尔戏剧中心“歌剧、音乐剧年会”，进行了三场“舞台阅读”演唱，引起那里艺术家们的瞩目。歌剧《原野》还获得慕尼黑第三届国际研究会“特别荣誉证书奖”。1991至1992年由美国肯尼迪中心华盛顿歌剧院完整地上演歌剧《原野》共11场。1993年在台北由台湾省立交响乐团排练上演10场。1997年歌剧《原野》首演于欧洲。 《原野》在国外演出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德国评论界称“作曲家写出了人类共同的感情，对生命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渴望”、美国《今日美国》称“《原野》是20世纪以来，世界歌剧史上最主要的事件之一”、美国《华盛顿邮报》称“《原野》将成为在国际保留剧目占有一席之地的第一部中国歌剧”、美国《纽约时报》称“金湘先生曲折的创作道路，使他正好立足于当今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新浪漫主义的主流中”、瑞士古典音乐节主席阿兰奇称“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原野》的音乐让我们的心灵相通。《原野》征服了瑞士”等等。此后，《原野》便成为我们剧院经常上演的保留剧目，并被誉为“世纪经典歌剧”。1999年，歌剧《原野》在国庆50周年展演中获优秀演出奖。2000年，歌剧《原野》荣获文化部第九届“文华大奖”。
中国人文精神发展历程范文第3篇
自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问世到现在，中国电影默默走过了一百多个春秋。如今中国电影早已走出国门，搬到世界的舞台。然而百余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却汇聚了百年的沧桑和辉煌。
二、中国电影的三个时期 民俗电影时期
这一阶段从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前期，以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以及《霸王别姬》、《活着》为代表。中国电影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并开始在国际上受到关注，取得了金熊、金狮、金棕榈、威尼斯等一系列大奖。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以封建家庭为背景，表现了在中国封建专制时期罪与罚的悲剧故事。这些题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外国民众对中国的误解，但却使更多的人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也使得第五代中国电影人如巩俐、葛优、张艺谋等中国电影人成长为世界电影人。 独立电影时期
199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末期，是近代中国电影业最低潮时期，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政府对电影行业的审查过为严格，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电视文化的冲击。在这种艰难的历史背景下，第6代中国电影人从边缘文化姿态、下层民众的生活以及中西方文化融合等角度出发制作了一定量的作品，在世界各大电影节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洗澡》、《头发乱了》等。 跨国电影时期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的电影产业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电影的巨大进步使得电影回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仅去年一年我国电影的海外票房收入已达19亿，超过了国内票房收入(28亿)的2/3。以古典题材、义侠主题、异恋故事、武打桥段为表现手法的中国电影赢得了国际市场的广泛好评。《英雄》、《天下无贼》、《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便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与此同时通过电影这一巨大的广告载体，中国的文化也越来越为海外所知悉。
三、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中国电影华表奖简介
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奖
中国以文化部的名义对于优秀影片颁发的电影奖。1957年对1949年以后的优秀影片颁发过一次。从1980年起，每年由文化部组成的评奖委员会，对各制片厂提名的前一年创作生产的优秀影片进行评选，授予选定影片以“文化部优秀影片”的荣誉称号，并发给有关影片摄制组奖品、奖状和奖金。评奖的宗旨是：鼓励创作，表彰先进，总结经验，推动社会主义电影创作的繁荣和发展。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和中国电影华表奖
华表奖全称中国电影华表奖 华表奖是中国电影界的最高荣誉政府奖， 百花奖、金鸡奖、华表奖一起并称中国电影的三大奖.金鸡奖是专家奖 百
花奖是观众奖 华表奖是政府奖.这三个奖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三项常设全国性文艺大奖. 华表奖奖杯采用的是北京天安门城楼前的华表造型，华表奖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主办. 华表奖的前身是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每年评选一次。始评于1957年。中断了22年后，从1979年继续进行评奖活动，一年一届。1985年文化部电影局整建制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后，更名为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1986年与1987年,1989年与1990年合并举办，1994年该称华表奖。2005年后经文化部正式改革后.两年举办一次. 中国电影华表奖是中国电影政府奖，体现党和国家对电影事业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扶持。现今，中国电影华表奖共设立17个奖项：优秀故事片奖、优秀戏曲片奖、优秀纪录片奖、优秀科教片奖、优秀美术片奖、优秀对外合拍片奖、优秀电视电影奖、优秀电影技术奖、优秀数字电影奖、外国影片优秀译制奖、优秀电影歌曲奖、优秀导演奖、优秀男女演员奖、电影新人奖、优秀出品人奖和市场开拓奖。
四、中国经典电影100部 (时间顺序)
001.1923：《孤儿救主记》 张石川 002.1933：《姊妹花》 郑正秋
003.1934：《神女》 吴永刚 这部影片代表了中国无声电影的思想艺术成就 004.1934：《大路》 孙瑜 诗意电影，左翼电影的经典作品
005.1934：《渔光曲》 蔡楚生 1935年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奖 006.1934：《桃李劫》 应云卫 中国有声电影的一座里程碑
007.1937：《马路天使》 袁牧之 风格极为独特，典型的中国式影片 008.1947：《八千里路云和月》 史东山 最优秀的进步电影之一
009.1947：《一江春水向东流》 蔡楚生、郑君里 中国传统电影艺术风格的经典作品
010.1947：《假凤虚凰》 佐临 早期经典喜剧作品 011.1948：《万家灯火》 沈浮 中国早期电影艺术杰作
012.1948：《小城之春》 费穆 中国电影里程碑式的经典佳作 013.1950：《我这一辈子》 石挥 具有深度人文关怀的电影
014.1951：《误佳期》 朱石麟、白沉(香港) 香港经典喜剧作品 015.1956：《祝福》 桑弧 1957年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奖 016.1959：《林则徐》 郑君里、岑范 具有民族化风格的历史传记片
017.1959：《林家铺子》 水华 1983年12届葡萄牙菲格拉福滋国际电影节评委奖
018.1962：《李双双》 鲁韧
019.1963：《农奴》 李骏 马尼拉国际电影节金鹰大奖 020.1963：《早春二月》 谢铁骊 中国具有争议的禁片
021.1963：《梁山伯与祝英台》 李翰祥(台湾) 1963年第2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最佳导演奖
022.1964：《养鸭人家》 李行(台湾) 台湾“健康写实”电影代表作 023.1971：《秋决》 李行(台湾) 反思文化电影作品 024.1972：《精武门》 罗维(香港) 中国经典功夫片
025.1973：《侠女》 胡金铨(香港) 新派武侠片经典作品，1975年第28届法国戛纳电影节综合技术大奖
026.1979：《蝶变》 徐克(香港) 香港新电影的开山之作 027.1979：《疯劫》 许鞍华(香港)
028.1980。：《天云山传奇》 谢晋 1981年第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
029.1982：《城南旧事》 吴怡弓 1983年第2届马尼拉电影节金鹰奖最佳故事片
030.1983：《风柜来的人》 侯孝贤(台湾) 台湾新电影里程碑作品 031.1984：《一个和八个》 张军钊 第五代导演开山之作 032.1984：《黄土地》 陈凯歌 第五代发标之作 033.1984：《玉卿嫂》 张毅(台湾)
034.1985：《黑炮事件》 黄建新 黑色幽默经典佳作
035.1985：《警察故事》 成龙(香港) 中国功夫片和西方警匪片的有机融合
036.1986：《盗马贼》 田壮壮
037.1987：《晚钟》 吴子牛 1989年第39届德国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038.1987：《芙蓉镇》 谢晋 “伤痕电影”的重要作品，第26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水晶球奖
039.1987：《老井》 吴天明 1987年第2届日本国际电影节故事片大奖 040.1987：《人鬼情》 黄蜀芹 一部真正的女性电影
041.1987：《红高粱》 张艺谋 1988年第38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042.1988：《天安门》 时间(曹节)(纪录片)
043.1988：《顽主》 米家山 著名的王朔“痞子电影”
044.1989：《悲情城市》 侯孝贤(台湾) 1989年第46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045.1989：《本命年》 谢飞 1990年第40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046.1990：《流浪北京》 吴文光 新纪录电影的开篇之作
047.1991.《阮玲玉》 关锦鹏(香港) 1993年第43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048.1991：《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杨德昌(台湾) 台湾电影里程碑式作品
049.1991：《双旗镇刀客》 何平 050.1992：《杂嘴子》 刘苗苗 051.1992：《北京杂种》 张元
052.1992：《秋菊打官司》 张艺谋 1992年第49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053.1992：《霸王别姬》 陈凯歌 1993年第46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
054.1992：《无言的山丘》 王童(台湾) 1993年第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
055.1993：《冬春的日子》 王小帅 056.1993：《头发乱了》 管虎
057.1993：《活着》 张艺谋 1994年第47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058.1993：《喜宴》 李安(台湾) 1993年第43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059.1994：《爱情万岁》 蔡明亮(台湾) 1994年第51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060.1994：《背靠背 脸对脸》 黄建新、杨亚洲
061.1994：《阳光灿烂的日子》 姜文 1994年第51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
062.1994：《感光年代》 阿年
063.1994：《被告山杠爷》 范元 比《秋菊打官司》内容更深刻的新农村电影
064.1994：《东邪西毒》 王家卫(香港) 后现代武侠电影 065.1995：《民警故事》 宁赢
066.1995：《女人四十》 许鞍华(香港) 1995年第45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067.1995：《大话西游上下集》刘镇伟(香港) 周星驰“后现代主义解构”作品
068.1996：《巫山云雨》 章明 1996年第1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青年电影龙虎奖
069.1996：《太阳有耳》 严浩(香港)1996年第46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070.1996：《爸爸》 王朔、冯小刚 灰色电影 071.1996：《食神》 周星驰、李力持(香港)
072.1996：《八廓南街16号》 段锦川 法国真实电影节大奖 073.1997：《长大成人》 路学长 074.1997：《小武》 贾樟柯
075.1997：《爱情麻辣烫》 张杨 076.1998：《那山那人那狗》 霍建起 077.1998：《荆轲刺秦王》 陈凯歌 078.1998：《赵先生》 吕乐 079.1998：《天浴》 陈冲
080.1999：《非常夏日》 路学长
081.1999：《一个都不能少》 张艺谋 1999年第56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082.1999：《过年回家》 张元 1999年第56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083.1999：《月蚀》 王全安 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大奖
084.1999：《一声叹息》 冯小刚
085.1999：《鬼子来了》 姜文 2000年第53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086.1999：《男男女女》 刘冰鉴 同志电影一朵奇芭 087.2000：《苏州河》 娄烨
088.2000：《卧虎藏龙》 李安(台湾) 2000年第73届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089.2000：《一一》 杨德昌(台湾) 2000年第53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090.2000：《站台》 贾樟柯
091.2000：《十七岁的单车》 王小帅 2001年第51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092.2000：《那时花开》 高晓松 具有视觉探索的电影 093.2001：《海鲜》 朱文
094.2001：《爱你爱我》 林正盛(台湾)2001年第51届德国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最佳导演
095.2001：《谁说我不在乎》 黄建新 096.2002：《蓝宇》 关锦鹏
097.2002：《盲井》 李杨 2003年第53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最佳导演
098.2002：《我最中意的雪天》 孟奇 099.2003：《手机》 冯小刚
中国人文精神发展历程范文第4篇
悠远浩博的中国文化，从孕育发生到雄强壮大，有一个漫长而曲折多致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日臻丰富的历程，也是“人不断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进高峰的历程。
第一节 上古：中国文化的发生
中国先哲与当代学者往往以“上古”来概括发明并使用文字以前的历史阶段，而这一遥远的文化期正是中国文化发端的初始阶段。
一、 中国人起源
1、时间：170万年
1965年5月，考古学者从云南元谋上那蚌村发现了距今170万年的猿人化石，定名为元谋猿人，这是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活动的历史确证。
2、人种
根据人种学分类，中国人属蒙古人种。从元谋人、蓝田人到马坝人、大荔人，再到山顶洞人，颧骨高突、铲形门齿、印加骨、额中缝等一系列现代蒙古人种所具有的典型体征在明显的进化趋势中一脉相承。
二、原始物质文化
1、火与工具的使用，是旧石器时代先民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创造。
火的使用在中国神话传说中，取火技术的发明权有时记在“燧人氏”名下，有时记在“伏羲”名下，有时又归功于“黄帝”。
北京猿人文化遗址内已发现灰烬，出土了大量因烧灼而变色破裂的
1 石块、骨骼，甚至还有木炭。这一切确凿证明，距今约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已能熟练地使用火。，
制造石器使人与动物开始分手，那么，火的使用标志着人与动物的最后诀别。
在从猿到人的转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工具，不仅是人类物质文化的开端，而且直接标志着文化的起源。
2、新石器时代
距今7 000年开始，中华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磨制的较为精致的石器取代了打制的粗糙的石器。农业、畜牧业取代采集狩猎，成为首要的生产部门。以“泥条盘筑”为主要制作方法的陶器也广泛出现。
最著名的类型，有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1921年发现于河南)、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1959年发现于山东)等。
三、原始观念文化
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便是其主要存在形态。
中华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非常广泛，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
1、自然崇拜
对大自然的崇拜(太阳、大地)是先民最原始的崇拜形式之一，在仰韶、屈家岭、马厂等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人们往往发现表现太阳图形的纹饰。
2、生殖-祖先崇拜
中华先民对于自身的繁衍非常关注，由此产生炽热的生殖崇拜。从辽宁牛河梁和东山咀红山文化遗址发掘出来的高腹丰臀、乳房硕大的陶塑女神像，在相当广阔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男性生殖崇拜物——石祖、陶祖，发现于新疆呼图壁县境内的大型生殖崇拜岩画，都展示了人们的生命崇祀的庄严情感。
3、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较为高级的宗教形式。
由于在原始思维中，类比和联想是主要方法，原始人一般都相信自己的氏族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亲密联系，并以之作为氏族崇拜的对象，这就是“图腾”。考古发掘和神话传说中，有丰富的图腾崇拜资料。相传黄帝率熊、罴、貔、貅、豹、虎六兽同炎帝殊死搏斗，这六兽其实是指以其为各自图腾的六个氏族。鱼、鸟、蛙、龟、蛇、猪、马等实有自然物以及人们运用抽象的、概括的思维能力创造出来的对象，如龙、凤等，都曾是中华先民崇拜并奉为本族徽帜的图腾物。
原始宗教是原始时代观念文化的主流。
4、原始艺术
距今4 000年的河南密县池北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陶塑猪头，这是最早的陶塑艺术品。
陶绘是原始艺术的又一样式，考古发掘表明，那一时期的陶绘图样千姿百态，几何纹样，动、植物图形都是先民创制陶绘艺术的基本素材。
原始雕刻艺术亦有众多发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纹骨，刻有勾嘴、修尾的水禽，线条流畅，姿态生动。大汶口墓地出土的象牙简花瓣交错，结构别致。江苏连云港锦屏山的将军崖岩画与新疆呼图壁县内的生殖崇拜岩画皆气魄宏大，画面生动，展现了先民粗犷的情感以及一派活泼天真、生机盎然的人类童年气息。
四、原始社会组织
人在世界中所处的关系有两种，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社会内人与人的关系。
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与猿类分途后的中华先民在婚姻关系上经过血亲杂交、血缘群婚、族外婚等阶段，在社会组织形式上经过母系氏族、父系氏族阶段。大致说来，母系氏族社会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形成，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女娲氏、庖牺氏、神农氏、
3 有巢氏、燧人氏，是这一时期中华先民创造的神。
父系氏族社会则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私有制开始萌生。传说中的五帝，便生活在这一时期。五帝的组成，有多种说法。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这五位上古帝王。
氏族制后期，部落联盟产生，其首领推举方式即著名的禅让。舜到暮年，亦仿当年故事，禅让给治水有功的禹。上古社会关于权力嬗递的传说，并非虚幻的美妙编造，而确实是当时制度文化的折光。
禹的时代开始了今天已初显轮廓的“夏文化”的进程。
夏文化大致具有如下特征：工具形态由石器、陶器过渡到青铜器;农业生产已有相当发展;私有制确立;中华文化史上的第一个国家政权建立起来。阶级社会-文明社会的曙光在中国大地上初现熹微。
五、上古文化分布
中国文化的多元发生，不仅有考古学方面的充足证据。神话传说及民族学、民俗学研究表明，中华民族的远祖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文化集团。
1、 华夏集团
发祥于黄土高原，后沿黄河东进，散布于中国的中部及北部的部分地区，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分布区。华夏集团内又分两支，一支称黄帝，一支称炎帝。神话传说中那位桀骜不驯的共工氏，也属于这个集团。
2、东夷集团
活动区域，大致在今山东、河南东南和安徽中部一带，即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及青莲岗文化江北类型分布区。与黄帝恶战的蚩尤、射日的后羿，都属于这个集团。
3、苗蛮集团
主要活动于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分布区。如若向东延伸，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也可归于此集团。大名鼎 4 鼎的伏羲、女娲都属于这个集团。
4、几大集团的融合
在中国跨入文明时代门槛的前夕，黄河流域出现了一系列部落联盟之间的兼并战争。首先是炎帝、黄帝诸部联军在涿鹿大败蚩尤，从而完成了炎黄诸部与蚩尤部落的融合。继之而来，炎黄二帝发生冲突，阪泉一战，黄帝打败了炎帝，炎帝溃败，向东南方转移，黄帝因此成为华夏集团的代表。
经过对东夷集团以及稍后对苗蛮集团的征战，华夏集团取得连续胜利，从而确立了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多元发生中的主流地位，对后世文化发展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节 殷商西周：从神本走向人本
从文化开始发端，到传说中的禹“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中国文化发展和其他民族的原始文化大体一致， “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脐带”，至殷商西周，中国文化的特殊面貌才开始形成。
一、殷商神本文化
1、文字、典籍的出现，标志古代中国已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商人发祥于山东半岛渤海湾。在初始阶段，商人主要从事游耕农业。 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长期流动不定的商族在第十代君王盘庚率领下，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徙并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在此传位八代十二王，历时273年。
商人的文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兼具“象形”、“会意”、“形声”等制字规则的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进入了成熟阶段。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迁殷以后的商人率先“有册有典”。这些由掌理卜筮和
5 记事的“贞人”书写与保管的典册，便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文献。这些文献包含有丰富的文化思想。文字、典籍、青铜器，以及“殷”这座目前所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古都，标志着古代中国已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2、商代文化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
商人脱离原始社会未久，在以神秘性与笼统性为特征的原始思维的支配下，商人尊神重巫，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
《礼记·表记》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殷人观念中的神，地位最高的是“帝”或“上帝”。它统率各种自然力，也主宰人间事务。为了听命于上帝，按鬼神意旨办事，殷人以卜筮来决定自己的行止。商王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最高祭司。
商人还频频举行规模盛大的祭祀活动以表示对上帝或鬼神的敬意，祭祀用牲畜有达四五百头者。殷商人也有祖先崇拜，但祖宗神的地位居于第二位，而其之所以被祭祀，也在于他们生前担任最高祭司的职务，死后“宾于帝所”，侍于帝左右，成为上帝与人世的交通桥梁。
以尊神重鬼为特色的殷商文化，是人类思维水平尚处于蒙昧阶段的产物。
二、周人的文化维新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说，周人入主中原，具有决定文化模式转换的重要意义。
“周”是一个历史几乎与“商”同样悠久的部族，作为偏处西方的“小邦”，它曾长期附属于商。经过数百年的惨淡经营，周族逐渐强大，并利用商纣的腐败和商人主力部队转战东南淮夷之机，起兵伐纣。公元前1 1世纪，“小邦周”终于战胜并取代“大邑商”，建立起周朝。
周朝建立后，一方面因袭商代的种族血缘统治办法，一方面实行文化主旨上的转换，正如《诗经》所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周人的“维新”，首先表现在宗法制度的建立。周人确立的兼备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双重功能的宗法制，其影响深入中国社会机体，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宗法文化特征，正是肇始于西周。
6 除了建立完备的宗法制和分封制，将上层建筑诸领域制度化外，周人的另一文化创新，乃是确立把上下尊卑等级关系固定下来的礼制和与之相配合的情感艺术系统(乐)，这便是所谓“制礼作乐”。
王国维说，礼是“周人为政之精髓”，是“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②。这些论断深刻地指明了礼在周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周人所确立的“礼”，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发展，以强劲的力量规范着中国人的生活行为、心理情操与是非善恶观念。中国传统的“礼文化”或“礼制文化”，即创制于西周。
周人推行的种种制度典礼，如分封制、宗法制、礼制，实质上无不渗透着一种强烈的伦理道德精神。周初统治者在总结夏亡殷灭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重要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主义、民本主义、忧患意识乃至“天人合一”的致思趋向，皆肇始于此。
第三节 春秋战国：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公元前722年，周平王从关中盆地丰镐东迁到伊洛盆地的洛邑，揭开了春秋战国的帷幕。这个战乱的动荡时代，中国文化却奏起了辉煌的乐章。
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们云合雾集，竞相争霸。据文献记载，春秋300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战国250余年间，发生大小战争220余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
一、春秋战国的文化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辉煌，最根本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
7 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
1、士的崛起
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裂变，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2、文化重组
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
3、环境宽松
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一统的观念形态。学术环境宽松活泼，使文化人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
4、学者集团兴起
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
正是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干载难逢的契机。气象恢宏盛大的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二、百家兴起及其学派特征
所谓“百家”，只是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文化现象的一种概说。 西汉司马谈将诸子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刘歆又将诸子归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十家。
先秦诸子在学派风格上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1、儒家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
8 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
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2、道家
以老、庄为代表，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 道家在许多方面都是儒家的对立面：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道家它既以超脱社会伦常为目的，于是把复归“自然”当做寄托身心的不二法门，这就使天人谐调从人际谐调的从属地位独立出来而成为“第一义”。
道家所谓的“自然”，决不等同于儒家的“天命”或“天理”，它是一种超功利的境界，带有玄思的品格和自适的情趣。从这个角度上来把握与发挥天人关系的作用，恰好可以补救儒家在这方面的缺略，给拘限于人伦日用世界的儒家学说打开新的天地。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和道，就这样由对立走向了互补，相反而又相成。
3、法家
先驱人物是齐国的管仲与郑国的子产，他们力主强化法令刑律，使民“畏威如疾”，以达到富国理乱的效果。他们的理论是：火烈，民望而畏之，故死于火的人少;水弱，民狎而玩之，故死于水的人多。因此法令刑律宜严不宜宽。
法家学说的思想方法是一种“矛盾不可和而解”的专讲对立的极端辩证法，故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严刑峻罚，在文化政策上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法家是战国时的“显学”，后来成为秦王朝统治天下的政治理论。汉以后，儒学独尊，但法家学说仍然或隐或彰地发挥效应，历代统治者多采取“霸王道杂之”即儒法并用的统治方术，有的则是“阳儒阴法”。
4、墨家
创立者是鲁国人墨翟，其信徒多系直接从事劳作的下层群众，尤以
9 手工业者为多。故墨家学说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尚力”)，反对生存基本需要外的消费(“节用”)，企图以“普遍的爱停止战乱取得太平”(“兼爱”)，同时又尊崇天神(“天志”)，鼓吹专制统治(“尚同”)，从而典型地映现出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性格
5、阴阳家
邹衍为最重要代表人物，其特长是“深观阴阳消息”。所谓“阴阳消息”，即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矛盾双方互为消长，一生一灭，构成自然社会万事万物运动发展的终极原因和基本方式。运用阴阳消长模式来论证社会人事是阴阳家的一大创造，而从时间、空间的流转变化中去把握世界则是阴阳家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
创立诸子学派的孔墨老庄，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他们修订《易》、《书》、三《礼》、《春秋》等中国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并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无比广阔的领域发表纵横八极的议论。正是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追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确定。有鉴于此，文化史家借用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将春秋战国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三、华夏族的最终形成
春秋战国的特殊文化环境，不仅为“文化轴心时代”的确立提供了契机，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华夏族的最终形成。
第四节 秦汉：一统帝国与文化一统
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完成了古代中国的统一大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君主集权的一统帝国——秦王朝建立。秦王朝二世而亡，起而代之的是刘邦建立的汉朝。
一、宏阔的文化精神
秦皇汉高建立的秦汉王朝具有宏大的规模和气象;秦帝国是与东地中海的罗马、南亚次大陆的孔雀王朝并立而三的世界性大国;汉帝国的版图与事功更在秦之上，与其同时并立的世界性大国惟有罗马。
1、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
秦汉帝国表现出新兴地主阶级的生气勃勃、雄姿英发，社会文化基调也处于一种不可抑制的开拓、创新的亢奋之中。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
秦长城，兵马俑，汉赋，《史记》，无不是在秦汉宏阔文化精神的统摄下产生出来的辉煌制作物。
2、中国古代学术、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开拓进取、宏阔包容的时代精神作用于中华文化共同体内部，激发了工艺、学术的创作高潮;作用于共同体外部的广阔世界，则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的相互交融。
汉武帝时期丝绸之路开辟的张骞通西域，向西方传播了中国文化，西域乃至印度的文明成果，也源源不断地涌进中国，中国文化因此增添了灿烂的色调和光彩。
二、文化统一与思想统一
秦汉统治者在建立一统帝国的同时，还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统一，其重要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
1、“书同文”
李斯以大篆为基础，汲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画简省的优点，创制出一种人称“秦篆”的形体匀圆齐整、笔画简略的新文字，颁行全国。
2、“车同轨”：
定车宽以六尺为制，统一车辆形制。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修筑驰道，东抵燕齐，南达吴楚，两年以后，又修筑咸阳通九原(今包头西北)的“直
11 道”，劈山填谷，长达l 800余里。这些措施大大加强了中央与各地的联系，畅通了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
3、“度同制”：
统一度量衡，结束战国时各国货币、度量衡标准制度混乱的局面。
4、“行同伦”：
“以法为教”，并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乡官，名日“三老”，统一人们的文化心理。
5、“地同域”：
废除周代以来的封土建国制度，粉碎地区壁垒，将辽阔版图统一于中央朝政的政令、军令之下。
秦始皇统一文化的措施固然以强化专制君主集权政治为目的，同时也有力地增进了秦帝国版图内各区域人们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文化心理上的共同性，从而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思想学术上的统一
秦汉时期的文化一统，还包括思想学术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对中国文化其后的历程影响至深至巨。
秦统一天下后，秦始皇执著于“别黑白而定一尊” ，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政策，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开历史上君主思想专制的恶例。战国时代蓬蓬勃勃的自由学术空气被窒息。
三、儒学独尊与经学兴起
西汉王朝取得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繁盛，统一思想的课题便再次被提出。汉武帝接授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使儒学取得了“定于一尊”的显赫地位，成为汉代文化思潮的主流。
武帝把《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推行“以
12 经取士”的选官制度，天下学士多靡然风从，传经之学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学问。这就是汉代至清代的官方哲学——“经学”。
武帝以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都成为儒家经典的一统天下，但是，经学内部却因学术派别不一，爆发出今古文之争。
概要说来，今文经学的特点是政治的，讲阴阳灾异，讲微言大义。古文经学的特点是历史的，讲文字训诂，明典章制度，研究经文本身的涵义。前者主合时，后者主复古。前者学风活泼，而往往流于空疏荒诞;后者学风朴实平易，但失之烦琐。
从武帝时代直到西汉末，今文经学居“官学”正统地位，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至为重要的影响。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乱世中的文化多元走向
汉末董卓之乱，使汉帝国崩溃瓦解，长达近四百年的战乱由此展开。在全国范围内，先有魏、蜀、吴三国鼎立;继之而起的西晋命祚短促。随晋亡而来，在北方，先有十六国割据，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的嬗递。在南方有东晋、宋、齐、梁、陈诸王朝的起伏更替。
战乱与割据打破了帝国的一元化政治与集权式地主经济体制，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生动活泼的多元发展局面。
一、玄学崛起
玄学是魏晋时期崛起的一股新的文化思潮。
玄学的产生是从两汉到魏晋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变化。随着东汉王朝的崩溃，这个包罗万象的宇宙系统论的神圣光圈黯然失色，经学也成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烦琐学问。统治阶级的腐败以及社会大**更有力地宣布了儒学的“不周世用”和思想的虚伪。在这样一种时代大背景下，玄学应运而生。
13 玄学是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其宗旨是“贵无”，其最高主题是对个体人生意义价值的思考。玄学在主体面貌上与两汉儒学大不相同。两汉儒学着眼于构建实实在在的王道秩序与名教秩序，玄学却以探求理想人格为中心课题;两汉儒学热衷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魏晋玄学却从汉代的宇宙论转向思辨深邃的本体论。玄学的兴起，对魏晋文化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
玄学作为一种本体论哲学，其现实意蕴乃是对魏晋人所亟亟追求的理想人格作理论上的建构。在“贵无”思想的深刻影响下，魏晋士人或徜徉山水，“琴诗自乐”，追求一种“萧条高寄”的生活;或“动违礼法”，“以任放为达”。陶渊明与“竹林七贤”便分别是以上两种行为方式的代表。在魏晋士人的推动下，老庄之学轻人事、任自然的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占据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进而铸造了中国士人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
二、道教创制与佛教传入
玄学的兴盛，体现出**时代人们对个体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关注，而这样一种社会心理也成为道教与佛教兴盛的土壤。
1、道教兴起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它酝酿于东汉，发展于魏晋，至南北朝时期，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刘宋庐山道士陆修静藉政权之力清整民间道派，并首次使用“道教”一词统一各道派。与此同时，道教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宗教仪式和斋醮程式、道德戒律。萧梁陶弘景更以“天子师”之尊构造道教神仙谱系，叙述道教传授历史。道教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宗派至此基本定型。
作为宗教的一大流派，道教具有宗教上的一般性特征，但作为中华民族创立的宗教，它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这就是在思想渊源上从道、儒、墨等哲学流派以及传统星相家、医方家、谶纬家那里充分汲取思想资料;在神仙世界的构造上以古代中国尤其是流传于楚文化圈的种种神话人物为本源;在教旨上，以长生成仙为目标，讲求归本返朴、归根复
14 命的养气健身术，倡导以长寿祛病为宗旨的“房中术”，钻研追求不死的炼金服丹之术。民间劾治恶鬼、躲避死亡的种种迷信手段，如臂悬五彩、悬苇画鸡、桃符桃印、治邪驱鬼等也网罗无遗，发展成为禁咒、印镜等法术，从而与全力关注“人死后如何”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不同，道教最关心的是“人如何不死”。这一致思趋向正是中华民族重现世、重现实的民族性格在宗教观上的体现。
2、佛教传入
与道教勃兴的同时，另一支宗教大军也气势日增地开进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系统，这就是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由此形成二学(儒学、玄学)、二教(道教、佛教)相互颉颃、相互融合的多元激荡的格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玄、佛、道二学二教的相互冲突、相互整合，造成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这一时期因匈奴、鲜卑、羯、氐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发的胡汉文化的大规模冲突，更使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在文化的多重碰撞与融合中，中国文化得到多向度的发展和深化，强健而清新的文化精神大放异彩。
第六节 隋唐：隆盛时代
公元七世纪，当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及其身后的“哈里发”相继攻陷麦加、耶路撒冷与亚历山大城，建立起横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帝国之时，在东亚大陆，杨隋和李唐相继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建立起东临日本海、西至中亚细亚的隋唐大帝国，在空前壮阔的历史舞台上，中国文化进入了气度恢弘、史诗般壮丽的隆盛时代。
一、文化背景
1、门阀制度的瓦解
魏晋南北朝，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是门阀世族地主阶级。然而，门阀世族势力在隋唐时期趋于急剧没落。给予门阀地主致命打击的首先是摧枯拉朽的隋末农民大起义，继之而来的则是杨隋和李唐政权所推行的在门阀世族衰落的同时，大批中下层士子，由科举入仕途，参与和掌握各级政权，从而突破了门阀世胄的垄断。
2、科举制度
包括均田制、“崇重今朝冠冕”及科举制在内的一系列全面压抑门阀世族的改革措施。使世俗地主阶级的精英分子(庶族寒士)登上中国文化舞台。
唐代文化因而具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
二、“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
1、无所畏惧、无所顾虑的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
以强盛的国力为依据，以朝气蓬勃的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唐文化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虑的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在文化政策上，唐太宗李世民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在文艺创作上积极鼓励多样性，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三教并行政策，体现出文化开放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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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为吸收外域文化
唐文化以博大的胸襟广为吸收外域文化。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世界的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术及至马球运动等等，首都长安则是那一时代中外文化汇聚的中心，成为一个具有盛大气象的世界性都市，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称为对外域文化的大规模吸收卓越范例。
“有容乃大”，正是唐文化超轶前朝的特有气派，是唐文化金光熠熠的深厚根基。
三、风采辉煌的艺术成就
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宽容和摄取，造就了一个丰富浓烈的艺术世界。
1、诗
唐代是诗歌与书法的黄金时代。仅清代所编的《全唐诗》中，就有作品48 900余首，诗人2 300百余家。而兔起鹘落的历史岁月必然湮没了更多作品与诗人。在难以数计的天才诗人中，既有李白、杜甫、王维、自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以千古绝作雄盖一世的诗歌巨匠。中国古典诗歌“无体不备，无体不善”，无论内容、风格、形式、技巧，在唐代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
2、书法
中国书法在魏晋六朝开始走向美的自觉，在唐代也达到了一个高峰。
篆书圆劲，阳冰篆法为后世所多循;草书飞动，“颠张狂素”将狂草发挥得淋漓尽致;行书纵逸，李邕、颜真卿的“麓山寺碑”、“争坐位贴”最为艺林所重;楷书端整，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四大家将唐楷推至登峰造极地步。
3、绘画
唐代也是绘画的极盛时期。人物画辉煌富丽，豪迈博大;山水画金碧青绿之美与清秀雅淡的水墨韵味交相辉映;“穷羽毛之变态，夺花卉
17 之芳妍”的花鸟画也登上画坛，规模初具。整个画坛新鲜活泼，充满生命活力。
4、散文
唐代的散文也有丰硕成果，其领袖人物便是韩愈、柳宗元，他们所发起的古文运动，对以后几个世纪的文学发生了深刻影响。
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唐代便是古代哲人观念中“充实而有光辉”的文化繁盛时代。
第七节 两宋：内省、精致趋向与市井文化勃兴
爆发于公元750年的安史之乱，引发了潜藏已久的种种危机，以杨炎两税法的财政改革为法律标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土地国有制——均田制崩解，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迅速发展，直至占据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
与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的大势相呼应，中国文化亦从唐型文化转向宋型文化。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 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
一、理学建构
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乃是理学的建构。
理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由于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理学专求“内圣”的经世路线以及“尚礼义不尚权谋”的致思趋向，则将传统儒学的先义后利发展成为片面的重义轻利观念。但与此同时，理学强调
18 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二、精致细腻的士大夫文化
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的士大夫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
词起源于市井歌谣，因文人介入而趋于雅化。词境小而狭，巧而新，侧重音律和语言的契合，造境摇曳空灵，取径幽约怨悱，寄托要眇怅惆，极为细腻，极为精致。尽管有苏轼开创的、以辛弃疾为代表人物的豪放词风，但词坛的主流始终是“婉约”、“阴柔”，集中反映出两宋文人士大夫与唐人大不相同的心境和意绪。
宋画作为“士人画”，强调融诗歌、书法于绘画之中，以绘画来表现文人意趣。以此文化心理为总背景，两宋绘画富于潇洒高迈之气与优雅细密、温柔恬静之美。
两宋古文舒徐和缓，阴柔澄定;宋诗“如纱如葛”、“思虑深沉”;士人饮茶“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成造其极”。文人玩赏的瓷器脱略繁丽丰腴，尚朴澹，重意态。其服饰也“惟务洁净”，以简朴清秀为雅。
三、市民文化之勃兴
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以及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成长起来的野俗而生动的市民文化的兴起，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现象。
中晚唐以来的都市经济发展，推动了两宋市民阶层的崛起。《清明上河图》便反映了当时繁盛都市生活的一个侧面，显示出一种野俗的活力与广阔的普及性。
19 傀儡戏、参军戏是中唐以后市井间流行的歌舞小戏。一些记载描述说，当这些歌舞小戏演出时，台下观众云集，大声应和，其情景颇为热烈。明确标明以“市人”为读者对象的“市人小说”也开始在这一时期出现。在一些繁华的大都市，产生了市民文化表现自我的固定游艺场所——瓦舍。每个瓦舍里划有多个专供演出的圈子，称为“勾栏”。众多勾栏上演令人眼花缭乱的文艺节目，如杂剧、杂技、讲史、说书、说浑话、皮影、傀儡、散乐、诸宫调、角抵、舞旋、花鼓、舞剑、舞刀等。瓦舍中士庶咸集，老少毕至，热闹非凡。一种不同于贵族口味与士人情调的市民文化天地，跻身于文化系统中，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
四、教育和科技成就
1、教育
两宋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教育的发达。 宋代官学系统有两大特色：
一是等级差别不断缩小。官学向宗学转化后无问亲疏，国子学向太学转化后无问门第，有利于低级官僚子弟乃至寒素子弟脱颖而出。
二是重视发展地方学校。至北宋末期，地方州县学发展到高峰，人称“学校之设遍天下”(《宋史·选举志一》)。教育的发展与深刻的变革使宋代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超过汉唐
2、科技
在中国文化趋向成熟、精密化的背景下，古代科技在宋代亦发展至极盛。
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武器三项重大发明创造是宋代科技最为突出的成果。北宋贾宪、南宋秦九韶在数学领域作出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贡献。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沈括“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宋史·沈括传》)，且创见迭出。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医药学、冶金术、造船术、纺织术、制瓷术等方面也
20 都有令人目眩的成就。在此前后的任何一个朝代，无论是科学理论研究，还是技术的推广应用，比起两宋来都大为逊色。陈寅恪为《宋史职官志考记》一书作序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指出了宋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八节 辽夏金元：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
的冲突与融会
宋文化细腻丰满，但在气魄上远不及汉唐文化气势雄壮。唐太宗李世民以“天可汗”的尊称威慑周边民族，而宋代自立国之始，就为外患所困扰，长期与辽、西夏、金等游牧民族政权相对峙。
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的双重效应
1、双重文化效应
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产生了双重文化效应：
一方面，北宋、南宋人因被动挨打、国破家亡而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层面。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岳飞等优秀词人的忧患之作与悲愤之唱，范仲淹与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莫不是这种文化大背景孕育的产物。
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羌、女真等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收到丰富营养。在辽朝，孔子受到朝野上下的尊崇;在西夏，《孝经》、《论语》、《孟子》皆有本族文字译本;在金国，儒学被奉为正宗道统。金人对汉文化的汲取和整合，使汉族文化在新的条件下渗透、延展于女真族之中，从而在北中国创立了一个“人物文章之盛，独能颉颃宋、元之间”(王世贞《归潜志序》)的文化天地。
2、征服者的被征服
21 公元13世纪，中华大地上相互对峙的金、南宋和西夏王朝，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扫荡下逐一崩溃。公元1260年，忽必烈取儒学经典《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
蒙古族以剽悍的草原游牧民族气质入主汉地，囊括整个中国，然而，政治的、军事的、民族的冲突，往往以一种形式上的对抗，促进着深刻的文化交融。元世祖忽必烈在汉族儒生士大夫的影响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漠北旧俗，“行中国事”，造成统治体系与文物制度的大幅度“汉化”。崛起于两宋、但一直处于在野地位的程朱理学，便在元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一跃成为“式于有司”的官学，对后来的明清文化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征战中取得节节胜利的蒙古族，终于又一次步入了征服者被征服的轨道。
二、元杂剧及其文化意义
1、杂剧的繁荣
元蒙统治时期，汉族士人文化被游牧民族踏得支离破碎，科举制度中止七八十年，以致元代文人仕进堵塞，一部分穷困潦倒者于是与盛行勾栏间的杂剧产生了亲缘联系。他们投身于杂剧创作，表达那个历史时代深沉的悲愤、苦闷与抗争。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以及以包拯为主角的一系列清官戏，如《蝴蝶梦》、《鲁斋郎》、《陈州粜米》等，便表现了13世纪中国人民的郁闷与愤懑之情。
2、元杂剧的文化意义
元杂剧不仅愤激地谴责黑暗，凝重地传递、倾吐内心的不平，而且以一种充满希望的热情，去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西厢记》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它不仅充满激情地以完满的艺术结构展现出莺莺与张生爱情的忠贞不渝和理想终成现实，而且高呼出向正统文化观念挑战的宣言：“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三、规模盛大的中外文化交流
22 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是一个版图空前广大的帝国。在这广袤的文化场中，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宏大的气势展开。
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穆斯林大规模进入，基督教在大江南北遍设教堂，东方和西方旅行家远游中国，大批中亚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居内地。异邦的先进科技，尤其是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天文学、数学，以他们为媒介，流入中国科技界。
与外域文化输入中国的同时，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以蒙古军和阿拉伯人的战争为中介，传人阿拉伯，再传人欧洲。中国印刷术也经由蒙古统治下的波斯以及突厥统治下的埃及传人欧洲。中国历法、中国数学、中国瓷器、中国茶、中国丝绸、中国绘画、中国算盘亦通过不同途径，在俄罗斯、阿拉伯与欧洲世界广为传播，世界文化的总体面貌因此而更为辉煌灿烂。
第九节 明清：沉暮与开新
中国古典文化，其生命也有一个由生长到全盛到衰落的历程。明代与1840年前的清代，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晚期。在这几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缓慢而又重大的变化，同时它又为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准备着条件。
一、空前严厉的文化专制
明清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登峰造极的时代，文化专制亦空前严酷地箝制着思想文化界。
1、文字狱
明清文化专制的突出表现是文字狱盛行。
朱元璋以文字之“过”，“纵无穷之诛”，大批儒生士大夫因文字而遭横祸。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所作《贺万寿表》中有“作则垂宪”之语，常州府学训导蒋镇所作《贺正旦表》中有“睿性生智”之语，朱 23 元璋均以“则”为“贼”，以“生”为“僧”，认为是讥讽他参加过红巾军，当过和尚，从而大开杀戒。与此同时，明代君主在文网周纳中大量使用特务手段，特务机构厂(东厂、西厂、内行厂)、卫(锦衣卫)以士人为重点侦伺对象，“飞诬立构，摘竿牍片字，株连至十数人”(《明史·刑法志》)。清代文字狱更有过之。文人往往因“疑似影响之词，横受诛戳”。“庄廷龙《明史稿》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吕留良《文选》案”，均是康雍时期所发生的轰动全国的大案。
2、崇朱子，灭异端
明清统治者一手推行文字狱，在文化领域制造恐怖;另一手则崇正宗、灭异端。朱元璋多次诏示，士人必须“一宗朱子之书”，“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陈鼎《东林列传》卷2)。又规定科举考试一律以朱熹的注为标准答案。于是，明初学术界成为程朱的一统天下，士子一味“尊朱”、“述朱”，凡“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名山藏。儒林记》)，程朱理学被推上至尊地位。清代统治者在推行文化专制上也不遗余力。乾隆年间，清高宗借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全力剪除危及封建统治思想基础的“异端”学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凡例》便开宗明义地宣布：“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与直接干预《四库全书》纂修的同时，乾隆帝还一手操纵长达19年的禁书活动，共禁毁书籍3 100多种，151 000多部，销毁书版8万块以上。在“书禁亦严，告讦频起”的强大威慑力下，“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招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摧烧之”(王苍孙《惕甫未定稿》卷3)。中国文化遭到秦始皇焚书以来的又一次巨大浩劫。
二、早期启蒙思想
1、王阳明的心学与“泰州学派”
明清两代的文化，一方面是文化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与社会形势的变化相适应，又出现了多少具有市民反叛意识的早期启蒙思潮。如以“致良知”之说打破程朱理学一统天
24 下的王阳明，虽然就其根本意旨而言是要修补朱学僵化所造成的缺漏，但他感应明中叶以来社会氛围和心理状态的变迁，从人的主动性、能动性上顺次展开宇宙论、认识论、价值主体论，从而否认用外在规范人为地管辖“心”、禁锢“欲”的必要性，高扬了人的主体性，造成对正宗统治思想的一种反叛，成为晚明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他的门生王艮以及“泰州学派”的传人李贽则走得更远，已有较为鲜明的市民反对派气息。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方以智、唐甄、颜元、戴震、焦循等人，更从不同侧面与封建社会晚期的正宗文化——程朱理学展开论战，有的批判锋芒直指专制君主。
2、市民文学兴起
明代中后期市民文学的兴起(其理论代表是李贽的“童心说”和公安派“独抒性灵”口号的提出，其代表作品为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等)，也是城市经济发展和某些新的生产方式萌芽的社会现实的反映。生动活泼、富于民间生活情趣的市民文学，较之明代前期内容空虚、徒具华丽形式的“台阁体”文学，以及前七子、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都是一个巨大的跃进。至于清代出现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则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揭露了封建制度的弊端，将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推向高峰。
3、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与欧洲文艺复兴
如果要在欧洲文化史上选择一个阶段同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文化作比拟，无论从产生的背景还是从所包蕴的内容而言，都以文艺复兴较为相当。文艺复兴产生的经济条件是：“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而16—17世纪的中国长江中下游也出现了类似的经济态势。文艺复兴的主旨是人文主义，其批判锋芒直指中世纪的神学蒙昧主义、禁欲主义，而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也抨击宋明理学中的僧侣主义和禁欲主义，提出“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王夫之《诗广传》卷2)，“私欲之中，天理所寓”(王夫之《四书训义》卷26)等新的命题。至于顾、黄、王诸大师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自然观中的理性主义，也都与中世纪的蒙昧
25 主义相对立。
然而，由于16—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以明清之际最富于战斗精神的政治哲学著作《明夷待访录》和《潜书》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虽然在批判封建专制帝王的猛烈程度上可谓东西呼应，但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三、古典文化的大总结
明清两代进入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总结时期。
1、典籍文物的收集、整理
在图书典籍方面，明清统治者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对几千年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进行收集、钩沉、考证、考辨，编纂了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大型字典《康熙字典》，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康熙字典》是世界上最早的字数最多的字典;《四库全书》则是至今为止世界上页数最多的丛书。大型图书的编纂，是古典文化成熟的征象，也包含着文化大总结的意蕴。
2、科学技术
在古典科技方面，明清之交出现了一批科学技术巨著。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药物学和植物分类方面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潘季驯的《河防一览》，作为一部治理黄河的专书，总结了我国历代治河经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记载了我国自古以来的农学理论，总结了元、明两代劳动者的农业生产经验，还介绍了欧洲的农田水利技术，成为中国古代最完备的一部农学著作;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录了明末清初
26 的生产新技术，是一部称誉海外的工艺学百科全书。东瀛日本将此书视为至宝，并由《天工开物》发展出一门“天工学”。此外，地理和地质学杰作《徐霞客游记》、方以智的自然哲学专著《物理小识》等，都是封建社会晚期科学成就的高峰。
3、学术思想
在学术文化方面，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文献展开了空 前规模的整理与考据。“其直接之效果：一，吾辈向觉难解难读之古书，自此可以读可以解;二，许多伪书及书中窜乱芜秽者，吾辈可以知所别择，不复虚糜精力;三，有久坠之哲学，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学，自此皆卓成一专门学科，使吾辈学问之内容，日益丰富。”①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承传不坠以及向前推进来说，乾嘉学者做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
四、西学东渐及其中断
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耶稣会士东来。他们在给中国人带来欧洲宗教神学的同时，也将近代的世界观念以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技成就广泛传播于中国学术界，打开了部分中国士人的眼界。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梅文鼎、王锡阐以及康熙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外来的科技知识。近代科学思维的重要特点是实证方法和数学语言，徐光启、方以智等人，通过接触西洋近代科技知识，重视“质测之学”和数学语言的应用，初步显示出近代科学思维的风貌。遗憾的是，由于宗法专制社会政治结构的强固以及伦理型文化传统的深厚沉重，“西学东渐”的过程在明末清初进展缓慢。到了雍正年间，随着耶稣会士被逐出国门，“西学东渐”几近中断，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大门日益关闭。
明清两代，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重大时期，当中华帝国驱逐传教士，封闭国门，陶醉于“十全武功”之时，欧亚大陆的远西端，新兴的资本主义呼唤来工业革命，瓦特发明的双向运动蒸汽机，使欧洲人获得一盏“阿拉丁神灯”。产业革命催化国际分工，资本以其魔力无穷的巨掌将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的大潮之中，宗法农业社会的中国也在劫难
27 逃，工业先进的西方是决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中西方的冲突已成为不可避免之势。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血与火的形式把中国文化推人了一个蜕变与新生并存的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人文精神发展历程范文第5篇
2000年以来，我国会展业已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从机械、电子、汽车、建筑，到纺织、花卉、食品、家具，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国际专业展。近年来我国会展业总规模保持近20%的增长速度，展会数量由1000多个增加到5000多个。2007年，全国展览总面积近600万平方米。展览项目，1997年我国首次突破1000个，到2007年已接近4000个。无论是从展览基础设施、会展从业人员队伍，还是从会展活动的数量和规模看，我国会展业都已经具备了相当强的实力，我国正在步入世界会展大国的行列。
然而,自2007年以来，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动荡，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 中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会展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对我国会展业产生明显影响。据统计，2008年中国贸促会批准组展单位出国举办的经济贸易展览会有一千八百多项，但2008年底，实际举办的展览会只有一千项，实施率约百分之五十五，与2007年相比，实施率下降了五个百分点。在国内展览方面，组展单位也感受到了压力，展览面积与参展企业都在减少，招展招商困难突出。参展商为了节约成本，有选择地参加展会，导致会展数量明显下降。
因此，各地方政府在扶持会展业的发展上做出了不同的尝试。其中，最常见的手段之一就是财政上的扶持。据香港贸发局有关负责人早前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2009年，香港特区政府将对香港会展业给予财政支持：一方面，为组展企业进行整体宣传拨款，在国内和周边地区以及全球重要贸易国家开展香港展会宣传;另一方面，采取“1+1”的补助模式，即组展单位增加1元投入，政府配套补助1元。更重要的是，香港特区政府还资助重要买家赴港参观采购。据悉，2008年香港贸发局拿出1.2亿港元扶持会展业，其中，8000万港
元用来资助那些发展中国家赴港参展商的交通、生活补助费，另外的4000万港元用来补助参展商展会期间的宣传。
为了帮助会展业尽快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北京国际会议展览业协会在京举行了会展业政策推介会。据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北京举办的国际性会议，按照京地税营[2005]578号文件，可享受差额纳税。
同时，把现代会展业作为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上海，按照“政府推动、市场运作、改革开放、服务全国”的会展业发展思路，制定了《上海会展业发展行动方案》，进一步明确了上海会展发展的目标和举措，使会展业成为提升上海城市形象、增强城市服务功能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兴产业。
关于会展业对国民经济的强势拉动作用，国际上有1∶9的说法，即会展业的直接收入是1的话，其带动交通、旅游、餐饮、住宿、通信、广告等国民经济相关产业的收入将达到9。2007年全国各类展览项目已接近4000个，直接收入达140亿元人民币，由此带动相关行业收入近1300亿元，形成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中国人文精神发展历程范文第6篇
沼气，顾名思义就是沼泽里的气体。人们经常看到，在沼泽地、污水沟或粪池里，有气泡咕嘟咕嘟往外冒出，气温越高，气泡冒得越多，如果我们把这些小气泡收集起来，用火一点，它就会燃烧。这些气泡内的气体，就是沼气。由于最初人们在沼泽中发现这种气体，所以就给它命名为“沼气”。又因沼气是生物在厌氧条件下产生出来的气体，因此又叫生物气。
根据沼气的来源不同，沼气分为天然沼气和人工沼气两大类。天然沼气是在自然环境条件下有机质被微生物厌氧分解产生的，是自发的厌氧发酵产物。人工沼气是在人为创造厌氧微生物所需要的营养条件和环境条件下，在特定的装置里，积累高浓度厌氧微生物，分解发酵配制好的有机质而产生的。
在自然界中，沼气分布非常广泛。除人工制取沼气外，沼泽、粪窖、阴沟、城市下水道、海洋深处以及人和动物的消化道中都有沼气存在。譬如：反刍动物的瘤胃就是一个典型的沼气发生器，在牛的瘤胃中有大量的沼气发酵细菌，这些细菌通过消化分解纤维，形成甲烷和二氧化碳，当其打嗝时，这些气体释放出来。自然界稻田中有机质在厌氧情况下，经微生物作用也会释放出甲烷。城市生活污水的地下管网，生活垃圾的填埋场都在自然环境下进行着沼气发酵。总之，沼气发酵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厌氧发酵过程，只要存在厌氧生态系统，就普遍产生沼气，每年从这些地方产生释放到大气中的甲烷可达13亿吨之多，约占大气中甲烷来源总量的90%。天然气也是一种生物气，它是远古年代地底下的动植物残体及其它有机物质在厌氧条件下，经微生物的分解产生的高品位气体燃料，其甲烷含量比沼气中甲烷含量高，一般在95%左右。
二、沼气的成份及燃烧特性
沼气是各种有机物质在隔绝空气，并有适宜温、湿度条件下，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可燃性气体。它不是单一的气体，而是由多种气体组成的混合气体，含有甲烷、二氧化碳、硫化氢、一氧化碳、氢、氧、氮等气体。其中主要成分是甲烷和二氧化碳，甲烷占总体积的55～70%，二氧化碳含量为30～45%。其它几种气体含量较少，一般不超过总体积的2%。
沼气燃烧主要是甲烷的燃烧。甲烷是一种理想的气体燃料，它无色、无味、无毒，分子式为CH4，分子量为16.04，它和适量的空气混合后即可燃烧，每立方米纯甲烷发热量为34000焦耳，燃烧时发出蓝色的火焰，并放出大量热能。
每立方米沼气的发热量约为20800～23600焦耳，即1立方米沼气完全燃烧后，能产生相当于0.7公斤无烟煤提供的能量。由于沼气中含有硫化氢，常会闻到臭鸡蛋的气味，点火燃烧后，这种气味就没有了。
沼气燃烧就是沼气中的可燃成份(CH4,H2,CO,H2S等),在一定条件下与氧发生激烈的氧化作用,并产生大量的热和光的物理化学反应过程,其燃烧反应方程式为:
CH4+2O2→CO2+2H2O
2CO+O2→2CO2
2H2 +O2→2H2O
2H2S+3O2→2SO2+2H2O 沼气的燃烧需要供给适量的氧气，氧气过多或过少均对燃烧不利。当沼气与空气混合到一定浓度时，遇到明火则引起爆炸。但若空气浓度低于一定限度时，氧化反应产生的热量不足以弥补散失的热量时，沼气则无法燃烧。
我们可以通过实验自制沼气，观察其燃烧。其方法是将菜皮、菜根、萝卜之类切碎捣烂，紧紧地堆在一起。把一根玻璃管插在堆积物中心，堆积物周围用稀泥糊起来，封成小丘状，玻璃管的一端管口露在土堆外面。为了保证清洁卫生，可将这堆材料装在一只塑料袋里，玻璃管口应露在袋外。用一只曾吹过一次的气球套在玻璃管口，用棉线扎紧，使整套装置不漏气。如果气温在25～35℃，经过3-5天，可以观察到气球慢慢地鼓了起来，待气球膨大后，可将棉线剪去，取走气球。找一个瓶子，瓶口向下套在玻璃管口上，几小时后将瓶子缓缓抽出，瓶口仍应保持向下。此时迅速地用一根点燃的火柴放到瓶口，可见瓶内气体着火燃烧。原来，沼气比空气轻，因此我们采取瓶口向下，用排气集气法来收集沼气。当瓶子移出玻璃管口时，瓶中充满了沼气，所以点火能燃烧。
三、沼气的发展历史
很久以前，人们就发现了沼气，但对沼气微生物的研究仅有一百年时间。1776年，意大利科学家沃尔塔通过分析，测定沼气的主要成分为甲烷和二氧化碳。1781年，法国科学家穆拉发明人工沼气发生器。之后，沼气逐渐被人们所利用。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沼气生产使用技术的日趋完善，沼气生产发展较快。目前世界约有农村家用沼气池530万个，一些大型沼气工程也有了迅速发展。
我国虽然很早就发现了沼气，但是真正开始推广应用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一位叫罗国瑞的人，在广东的潮梅地区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有实际使用价值的混凝土沼气池，并成立了“中国国瑞瓦斯总行”(当时称“沼气”为“瓦斯”)，专门建造沼气池和生产沼气灯具等，推广沼气实用技术。到了30年代，我国许多地方都建造了这种类型的沼气池。解放后，我国政府曾多次组织推广沼气技术。
20世纪60年代未到70年代初，我国出现了兴建沼气的热潮，全国建起了600多万个沼气池，基本上都是农村家用沼气池及少量大中型人、畜粪便沼气池。但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及发展速度过快，沼气池的设计和施工都很不规范、缺乏正确的技术管理，能有效使用的沼气池为数很少。1979年，国务院成立了全国沼气建设领导小组，认真总结了沼气工作中的经验教训，1988年又成立了中国沼气协会，组织1700多名沼气技术工作者，对沼气的关键技术进行协作攻关，提出了“因地制宜、坚持质量、建管并重、综合利用、讲求实效、积极稳步发展”的沼气建设方针，开展了大规模的基础应用技术研究，引进消化国外厌氧研究新成果，逐步形成了规范标准的水压式沼气池及相配套的科学建池技术、发酵工艺及配套设备，使我国沼气建设进入了健康、稳步发展的阶段。至1997年底，全国农村户用沼气池638万个，大中型沼气工程600多处，年产沼气13亿立方米。
2002年全国户用沼气池总量达到1000万个，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1100多处，城镇污水沼气净化池近10万处。同时建立了从国家到省、地、县的沼气管理、推广、科研、质检及培训体系。探索了一些以沼气池为纽带的农村生态模式，将农村沼气和农业生态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了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村沼气更具生命力。如广西恭城的“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模式;赣州的“猪—沼—果”能源生态模式;辽宁的塑料大棚、沼气池、禽畜舍和厕所相结合的“四位一体”北方能源生态模式等。这些模式将厕所、猪圈和沼气池、种植业结合在一起，人畜粪便自动排入沼气池，经发酵后生产沼气供人们使用，沼液、沼渣用来发展种植业、养猪、生产蚯蚓食用菌等，综合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很高，为广大群众所欢迎，发展速度较快。
与此同时，我国大中型沼气工程也有了较快发展。1936年，由中华国瑞天然瓦斯总行宁波分行负责承建的浙江舟山普陀山洪筏禅院内的一个125.172m3的沼气池，用于煮饭照明，发酵原料为粪便、厨房废物和青草。1958年在广东番禹建成了我国最大的农业沼气工程，即番禹市桥沼气发电站，容积为3000m3，开动44kw的沼气发电机。1964年在我国河南南阳酒精厂建成了一座2000m3的工业沼气池，利用酒精废料生产沼气，80年代又修建了两个容积为5000m3的大型工业沼气池，使该厂拥有沼气池12000m3，贮气罐30000m3，日产沼气4万多m3，为南阳市215个单位和12751户居民提供燃气;同时利用沼气生产二氯甲烷和三氯甲烷，1993年产量已达1020吨，产值1000多万元，利税100多万元。酒精废料经厌氧消化后，COD除去率达84%以上，BOD除去率为90.8%，悬浮物降低96.5%，大大减轻了对环境的污染。在南阳酒精厂大型沼气工程的示范作用下，80年代全国有很多酒厂、糖厂、食品加工厂和畜牧厂修建了大中型沼气池。至90年代，大中型沼气工程的技术已经成熟，并逐渐达到标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