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党的作风建设论文范文第1篇
8月17日至18日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是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共同召开的。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总结国有企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生动实践，交流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经验，研究部署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更好地为国有企业科学发展提供思想保证、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中央领导同志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亲切接见与会代表并作重要讲话，对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 1优秀社会主义企业家，创新国有企业基层党建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做出了全面具体的部署。讲话既体现了中央对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一贯要求，又突出了党的十七大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思想，立意高远，要求明确，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针对性，对于做好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必将起到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认真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分析新形势、研究新问题、探索新办法，建立完善适应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要求的党建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面推进集团公司党的建设，为集团公司科学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习近平在讲话中，对党的十六大以来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了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作用和重要地位;强调新形势下做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要做到“三个越要”: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阶段，越是这样的时候越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越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越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要用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做到“三个主动适应，一个不断提高”：做到主动适应深化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要求，主动适应参与国际化竞争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新特点，主动适应企业党员职工队伍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发生的新变化，不断提高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水平，为实现
- 3求，着力建设一支优秀党务工作者队伍;在国有企业广泛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动员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为推动企业科学发展争作贡献。
张德江同志讲话作了题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创新，努力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新局面》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国有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和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表率作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取得重要进展。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张德江强调，要正确认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努力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新局面;要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企业平稳较快发展;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为国有企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抓住当前有利时机，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加快企业技术进步，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全面提升国有企业管理水平，向管理要效益、要竞争力;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维护企业和社会和谐稳定;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沈跃跃同志在会议总结讲话中就如何贯彻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讲了四点意见:一是要提高认识抓落实。二是要结合实际抓落实，要健全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体制机制;要突出抓好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这个关键;要深入开展以争创“四强”党组织、争做“四优”共产党员为主要内容的创先争优活动;要紧紧围绕企业
- 5建工作。加强项目党建和海外机构党建工作，加强一线党支部书记选配工作，增强党支部工作的荣誉感和成就感，提高党员群体的综合素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攻坚克难中展示党建工作的效益。采取措施推动企业党务工作和其他管理岗位的交流，培养复合型党务工作人才。第三，解放思想，勇于探索。要以集团公司整体改制上市为契机，按照全国国有企业党建会议的新要求，积极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党组织架构设置和基层项目部的党组织设置，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下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与维护董事会统一行使重大事项决策权相统一的体制机制，探索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尊重支持董事会、经理层依法行使用人权有机结合的具体程序，探索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与企业文化相融合的方式方法，探索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有效途径，探索对企业行政领导支持关心党建工作的考核。第四，努力创造形成合力抓党建的氛围。各级企业党委书记要切实承担起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接受上级党组织的监督和考核。企业领导班子和各部门的每一名党员领导成员特别是行政主要负责人要把党建工作看作企业价值链条上的重要环节，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并配合抓好党建工作，带头在企业形成推进党建工作的强大合力。
范集湘同志在总结时就如何贯彻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如何围绕生产经营中心、服务改革发展大局讲了三点意见: 一是今年下半年，集团公司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和保证监督作用，一手抓巩固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一手抓有效应对金融危机，
- 7四中全会即将召开，各单位要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进一步理清思路、创新机制、强化措施、加强领导，努力开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新局面，为集团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保证，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
王增发董事长在集团视频会议后就我局如何贯彻各级会议精神，落实相关责任，确保稳定大局作了重要讲话。(见:董事长在做好国庆期间维稳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国有企业党的作风建设论文范文第2篇
一、企业党建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职工对党的建设普遍不够重视。在一些企业中, 思想政治工作急功近利倾向明显, 只谈生产不顾思想教育的现象时有发生, 如此一来, 造成职工对党的建设普遍不够重视。很多职工认为, 企业党组织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党务工作就是配角, 整天读文件、念报纸, 讲大道理。赚钱才是硬道理, 企业关键是发展, 是搞好经营。甚至一些企业行政领导也认为, 企业应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党务工作是务虚, 对企业发展可有可无;有的怕监督, 嫌妨碍企业行政决策, 党务活动还要占用企业正常工作时间, 甚至要花钱。
( 二 ) 党建工作形式上创新不够而缺乏吸引力。据了解, 有的企业党组织没有认真落实中央办公厅关于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意见要求, 党建工作照搬照抄上级党委的有关指示和要求, 不能很好地围绕企业改革发展稳定, 结合企业改革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 确定工作目标和着力点。有些企业党建工作形式老套, 创新不够, 开展活动少。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应用, 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便捷, 但有的企业党组织对于如何做好网络时代党的建设工作缺乏研究, 依然沿用老办法, 导致党组织特别是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三) 领导重视不够, 工作开展不主动。部分领导干部对“党建工作”的认识不足, 思想观念存在偏差。他们认为企业经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盈利, 企业领导的核心任务就是生产经营和管理, 党建是“附带”工作。缺乏“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责任意识, 存在轻党建重生产的思想。因此对党建工作缺乏热情, 始终处于被动应付状态。具体表现为:个别领导干部只重抓经济等“大局”工作, 对党建工作“会上说要管, 抓时很少管, 忙起来不管”, 对党建工作情况不清、底数不明;认为党建工作不是硬性考核项目, “抓与不抓一个样”, 没有认真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和切实地抓好党建工作;党组织开展活动存在顾虑, 因此在党建工作中往往敷衍了事, 工作浮在面上。
二、相关对策思考
(一) 大力加强先进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是今后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载体, 对企业改革、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先进文化在企业的具体体现。广义上讲, 党的思想建设也是一种文化建设, 如能应用到生产经营中, 就会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也是促进党的建设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好办法。企业党组织应将党的方针有机融合到企业文化之中, 使其在设计企业文化内涵、建立企业文化形象、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培育起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 切实形成一种有别于其他企业, 能反映本企业管理风格, 被企业成员所共同认可并自觉遵守的价值观念和群体规范, 进一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二) 提高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党建工作队伍, 是做好党建工作的组织保证。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具有紧迫性, 因此要强化教育培训, 不断提高干部职工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 培养一支具有科学理想、先进技能和创造热情的团队, 使企业的发展有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保障。企业党员干部应通过自我学习、自我教育来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 全面掌握和正确运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精神, 紧密围绕生产经营这个中心抓好党的建设工作, 善于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方法, 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 帮助职工群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在企业改革发展稳定中释疑解惑, 化解矛盾, 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要加强广大党员干部的实践锻炼, 如下派到基层任职锻炼, 放到关键岗位压担子等, 让他们体会工作责任、熟悉工作程序、积累工作经验。
综上所述, 企业党组织必须牢固树立以生产经营为中心的思想, 紧紧围绕企业的生产经营, 寻找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的结合点, 把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渗透到企业的生产经营之中。党组织要根据企业党员及全体员工的需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激发主人翁意识, 体现党员先锋作用, 增强党组织吸引力, 凝聚人心, 同时要教育党员带头服从企业发展大局, 各项活动要服从、服务于生产经营, 自觉维护企业形象和企业整体利益。
摘要：本文分析了当前企业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并据此提出改进对策。
关键词：企业,党的建设,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1] 戴立兴.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党的十八大报告系列解读之党群关系[EB/OL].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2年11月15日.
[2] 李君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N].人民日报, 2005-11-26.
国有企业党的作风建设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理论发展的历史，就是解放思想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几代领导集体在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进程中，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理论品格与实践要求，对党建理论的发展先后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并形成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独特风格。
关键词：解放思想：党的建设；党建理论
回顾党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党在实践上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无一不是解放思想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进程中，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理论品格与实践要求，对党建理论的发展先后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并形成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独特风格。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以思想建设为重点，开创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邓小平指出：“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是毛泽东创建的，始于井冈山时期，成熟于延安时期，发展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同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之路。
1 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建思想的鲜明特色。
毛泽东曾指出：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是毛泽东党建理论的一个鲜明特色，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一以贯之的一个鲜明特色。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曾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着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谈到了通过教育来解决问题。比如提到党内个人主义的纠正方法时明确指出：“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批评党内存在的自由主义时提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建国以后，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随后又指出：“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1957年3月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指出：“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并告诫全党，“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说，要通过思想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2 把党的建设定性为“伟大的工程”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建思想的突出贡献。 延安整风时期，是毛泽东党建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不仅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是“伟大的工程”的重要论断，而且就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均作出了大量的论述，从而推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建思想走向全面与成熟。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在延安整风中，批判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使调查研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指出了共产党组织工作的根本原则，即“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建思想已经包括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体系，这也是毛泽东称其为“伟大的工程”的重要客观依据。
3 开始重视执政党建设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建思想中最具时代价值和指导意义的战略思想。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过局部执政的经历，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开始全国范围的执政实践，因此，党的建设也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建设阶段。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并提出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讲，“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建国初年的“三反”运动，毛泽东给出的意见是：“实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只有通过“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三反”运动“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他几部重要法律，是党开始走向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和历史起点。1956年中共八大，不仅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而且鉴于苏联和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以及对党所处地位和担负任务的清醒把握，第一次提出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主要方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党的建设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在纠正错误中不断发展壮大，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人民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变化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视党的建设紧密相关。
1 恢复和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建思想的历史性贡献。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为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批判“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邓小平重申了这一思想路线。1978年9月，邓小平
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说重申，就是说把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起来。”他还提出要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思想理论基础。“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论述，使广大党员干部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为我党获得新的理论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正确思想路线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的一大贡献。
2 注重制度建设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建思想的鲜明特色。
第一，邓小平非常重视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把制度建设的作用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党的制度建设上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邓小平认为，在历史事变中，领袖个人的作用或责任与制度或体制的关系非常密切，体制或制度是决定性的，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种从制度上总结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在党的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上还是第一次。
第二，邓小平还明确指出了党的制度建设的基本内容，即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制度的各项制度建设。他认为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个好制度，是最根本的、最便利的、最有效的制度。要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使党的建设走出一条不依靠大的政治运动，而是依靠法规、制度的新路子。他要求制度建设要整体配套，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例如，要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使党内生活正常化；加强党的干部人事制度建设，按“四化”标准和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领导干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干部能上能下的机制，建立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退休制度；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以便使党内生活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使党内生活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第三，邓小平还把制度建设与从严治党有机结合起来。他反复强调要从严治党，要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对党员及党的干部从严要求，按照党和国家的有关法律、制度进行严格的管理、教育和监督。
3 加强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相结合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建理论的战略性思想。
邓小平指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同时，邓小平在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并把党的领导置于首要地位。邓小平认为，“这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在如何坚持党的领导的问题上，邓小平在党的建设历史上首次提出了“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的光辉论断，敏锐地洞察到如果不改善党的领导，改变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态。改善党同人民的关系，就坚持不了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据此，邓小平论述了一系列改善党的领导的具体途径。例如，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我们要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工厂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军队是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学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必须加强党的纪律”等等。总之，“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纪律，使我们能够胜任对于整个国家和各族人民的巨大领导责任。”
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弘扬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期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苏东剧变，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面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面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在党的干部和党员中产生的新问题，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建设问题。
1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建思想的鲜明特色。
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新时期党的建设是一项“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和平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会议提出，要继续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要地位，推动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要继续抓好党的作风建设。把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特别要注重制度建设，以完备的制度保障党内民生，维护中央权威，保证全党在重大问题上的统一行动。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为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一条基本经验。
2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建理论的突出贡献。
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三个代表”，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这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规定，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世纪交替的历史高度，胸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深刻总结了我们党80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总结了世界文明变迁的历史，总结了许多国家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进入新世纪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深刻回答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充分体现了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是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纲领，是推进中国社会伟大变革、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
3 发展党的思想路线，提出与时俱进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建理论的战略思想。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与时俱进，既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进一步发展，又通过时代性体现了先进性。江泽民同志在“5·31”重要讲话中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到“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的高度，指出只有解放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使我们的思想更加符合新的实际，才能在实践中创新、探索出新的理论成果和发展思路，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我们党的历史发展过程反复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四、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倡导求真务实，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在全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要求全党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在全党切实进行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全面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 提出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全面规划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党建思想的鲜明特色。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和2004年l 1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就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作出了重要部署。胡锦涛同志指出：“要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反映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使各级党组织不断提高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始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使广大党员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始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我们党保持与时俱进的品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报告对于党的建设作出了全面规划。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性：“世隋、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关于党的建设的主线、原则和要求：“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关于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关于党的建设的目标：“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2 提出并阐释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党建思想的重要贡献。
2003年10月，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一定要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2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总结，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2004年9月，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强调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要进一步推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工作。2005年2月，他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讲话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举措。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科学的阐释和规划。“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胡锦涛同志总结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战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全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共中央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个重大贡献。
3 赋予党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的新内容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党建理论的战略性思想。
2004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强调，在全党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他指出，“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同时，他提出要引导全党同志做到四个“求真务实”：“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务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求共产党执政规律之真，务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之实。”四个“求真务实”对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实事求是，赋予了时代的具体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党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国有企业党的作风建设论文范文第4篇
[内容提要]执政党的媒介形象，是它在大众传媒上形成并传播的形象，又会经公众口耳相传的方式再行传播，故能产生广泛持久的影响。执政党使用所掌握的传播工具展现自己的媒介形象，并非易事，要获得预期的良好效果更是有着相当大的难度，涉及特定主体、大众传媒和社会公众等3个方面的因素。以上因素对党的媒介形象展现共同构成了相应制约。当前，要深入研究新情况，有针对性地提高党的媒介形象对社会公众而言所具有的引导力、公信力和亲和力。
[关键词]党的执政能力；媒介形象；大众传媒；展示呈现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大众传媒是其执政的重要资源。通过大众传媒，党中央的执政理念、大政方针及地方各级党组织的精神面貌、工作实绩及其执政能力建设的状况得到充分展现。社会公众往往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大众传媒了解和评价各级党组织的工作。从总体上说，执政党的媒介形象展现与其自身的执政能力建设，两者之间呈现为正相关关系。执政党良好的媒介形象，既与担负信息传播重任的大众传媒有关，同时也与其本身的现实形象和执政能力有关。
一
执政党的媒介形象，是它在大众传媒上形成并传播的形象，又会经公众口耳相传的方式再行传播，故能产生广泛和持久的影响。上述媒介形象，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公众对执政党的社会评价和心理认同。正如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样，各级党组织展现良好的媒介形象也不是一劳永逸之事。当今时代，是资讯发达、传媒对公众影响日深的信息时代，是否善于使用大众传媒展现而获得人民群众广泛认可的媒介形象，已成为衡量执政者执政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经常通过所掌握的大众传媒展现自己的形象，是其执政地位使然的。它拥有大众传媒这样的特殊执政资源，于它而言，展现其良好的媒介形象具有多方面的意义：(1)有利于维护其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展现良好的媒介形象，既是党进一步巩固自己执政地位的现实需求和长远需要，同时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最高利益。(2)有利于形成促进社会和谐的舆论氛围。社会和谐是社会良性发展、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必要前提。社会和谐，由党大力倡导并不断推进，有赖于以党为核心力量的各方面力量形成的合力才能实现。促进社会和谐，不仅需要“真抓实干”，而且需要形成相应的社会风气和舆论氛围。执政党展现良好的媒介形象是题中应有之义。(3)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广大公众的心理认同，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凝聚人心，形成奋发向上的社会合力。对于“新的历史条件”，可有不同表述。但不管如何表述，其不可忽视的内容包括：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生活内容和社会主流观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发生了巨变，既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同时也使利益诱惑的作用空间有所扩大；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洪流，受到世界各国经济和文化的更多辐射，也使坚持主流意识形态较之先前难度有所增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可在更高的平台上与别国交流和对话，出现机会与挑战并存的格局；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信息传播可跨越时空阻隔，使对信息传播加以控制、对社会舆论进行引导愈益困难。(4)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党的理念、主张通过大众传媒进行传播并得到公众广泛理解、支持，就更有利于党领导开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自身建设，更有利于为人民群众谋利益。(5)执政党展现良好的媒介形象，还是其各级组织实行党务公开、政府实行政务公开并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有效途径。人民群众了解了党务和政务的有关信息，才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监督。媒介形象的展现，是执政党促进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进一步提高在公众中的认同度，进而拥有更强大稳固的社会基础的有效途径。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问题，党通过大众传媒展现自己良好的媒介形象，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命题。
媒介形象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系特定主体经由大众传媒报道或在大众传媒亮相以后呈现于公众的认知对象。惟其是媒介形象展现，与新闻、与大众传媒必然有着不解之缘，因而不能违背新闻传播规律和公众心理认知规律，必须以特定主体的所作所为所言为基础、为内容，对此进行据实报道和如实报道，或者为特定主体的登台亮相、直接面对公众而进行新闻传播规律所许可的策划，并提供相应的“舞台”。
在通过大众传媒展现自身形象的过程中，特定主体注重自身媒介形象是重要而必需的，但注重媒介形象并非刻意“塑造”，也非“作秀”。社会公众毫无疑问会对特定主体的媒介形象单独地作出评价，然而他们更会以特定主体的现实形象作为参照综合地进行评价。如特定主体媒介形象佳而现实形象不佳，则可能出现两种结果：公众或者程度不同地改变对特定主体现实形象的看法，或者怀疑其媒介形象的可靠性；如特定主体现实形象佳、媒介形象不佳，那末也可能出现两种结果：公众或因对现实形象缺乏了解而依赖其媒介形象作出判断，降低对现实形象的评价；或因对特定主体有所了解且怀有好感，于是对某些展现特定主体形象的媒介表示不满。由此观之，特定主体注重自己的媒介形象和现实形象都是十分必要的。执政党的媒介形象，大而言之，是指将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体制及执政骨干等，以适当方式在大众传媒上呈现出来的形象；小而言之，与执政党有关的机构部门、有关成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通过媒介所展现的能让公众具体感知的所言所行密切相关。
执政党通过大众传媒展现的形象，以语言文字或声音图像等符号为介质得以传播，具体可分为理念形象、实事形象、机构形象、人员形象等4种类型。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的执政理念，是执政党媒介形象的重要内涵之一，属媒介形象中的观念形态部分。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为核心内容的执政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发展理念，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建设理念，以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党建理念，深得民心，通过大众传媒广为传播以后，已成为执政党媒介形象的构成要素。实事形象，是大众传媒报道特定主体的实际所为以后所形成的该主体的媒介形象，它对理念形象而言有着支撑作用。“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既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现实形象，又是其媒介形象。机构形象，是各级党组织的机构部门及其作为在大众传媒上所呈现的形象。媒介上各级党政机构的良好形象，使整个执政党媒介形象因之而增色；相反，极少数党政机构欠佳的媒介形象，也会使整个执政党媒介形象因之而受损。人员形象是执政党的成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以其言行举止在媒介上呈现的形象，此类形象与整个执政党媒介形象的相关性是显
而易见的。公众会将执政党党内某些人员的现实形象、媒介形象，与执政党的现实形象、媒介形象自然而然地联系起来。在上述4种形象中，理念形象是由一定的观念形态构成的媒介形象，对其他3种形象有着统摄作用；而其他3种形象，又是对理念形象的佐证和诠释。4种形象综合而成为执政党的媒介形象。而作为执政党媒介形象展现的介质，语言文字或声音图像等符号系统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二
中国共产党在拥有自己的新闻事业后，它所掌握的大众传媒就是为其中心工作服务的，也是为在人民大众中层现其良好的媒介形象服务的。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党所掌握的大众传媒历来就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后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工具，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党进行相应舆论工作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它虽已不再单纯是意识形态机构，但是依然担负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是党执政的重要资源之一。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大众传媒是党、政府与公众之间不可或缺的桥梁和纽带。
考察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来媒介形象展现的情况，人们不难看到其间的曲折历程：自新中国建立至党的八大召开，其媒介形象良好；在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偏差和错误的时段中，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其媒介形象严重受损；自改革开放以来，其媒介形象的良好状态得以恢复并呈现出令人欣喜的发展态势。而党的媒介形象展现与其自身建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则明确为执政能力建设)的状况是大致对应的。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的媒介形象良好，得到人民群众高度的心理认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大救星”——这些，都是大众传媒上经常出现的、人民群众发自肺腑的真实的声音。中国共产党拯救民众于苦难之中，领导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于新中国、于劳苦大众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其媒介形象之良好，既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同时也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
但是在以后的一段时间中，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向左的方向发展，对阶级斗争的过分强调以致于将它推向了极端化、扩大化，党无法集中主要精力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使人民群众中的大部分人逐渐摆脱贫穷，这些不足乃至失误使党的媒介形象的社会认同度有所降低。至“文革”全面爆发，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趁机篡权，其阴谋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得逞，各级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历史出现了建国以后最大的曲折。党走了如此弯路，其媒介形象不可避免也受到了严重损害。可见，由于党的指导思想所发生的错误和错误的逐渐加深，党的媒介形象严重变形，甚至跌落到了历史最低点。在此时段中，党的媒介形象有负人民群众厚望，也与它历来的媒介形象相背离。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及此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其内部的力量系统地纠正了自己所犯的错误，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全党的思想路线，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启动了改革开放这一巨大的社会工程，大力进行拨乱反正，注重在各方面重塑自身良好的现实形象，媒介形象也随之全面提升。随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党的媒介形象展现已经进入甚佳的状态。
今天，大众传媒所展现的党的形象，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心理认同。综观其媒介形象，既有相对恒定的一面，也有发展变化的一面。相对恒定的一面，主要是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理念基础，坚持领导广大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坚持在各项工作中体现对人民、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发展变化的一面，主要是指：胸襟变得更广泛，视野变得更开阔，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吸纳别国治国理政的经验；对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更为关注，以人为本，关注民生，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将社会的进步建立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促进和推动社会和谐，积极化解和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党的媒介形象的发展变化，其深厚底蕴是：在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上已进入到自觉的境界。
在我国的国情条件下，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掌握着国家政权，不言而喻，也就掌握着对于国内新闻事业的领导权，掌握着对主流媒体的支配权、使用权，掌握着主流媒体负责人的任免权和管理权。党将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最高宗旨，这就决定了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大众传媒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就此而言，它是党、政府和人民共同的工具。其基本立场，与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从理论上说，执政党的媒介形象展现应该并非难事。
然而，使用所掌握的传播工具展现自己的媒介形象，却又并非易事。而要获得预期的良好效果则更是有着相当大的难度，涉及特定主体、大众传媒和社会公众等3个方面的因素。特定主体有真诚之心、务实之行、朴实之言，有强烈的受众(公众)的意识，有服务公众的正确理念，按大众传媒应遵循的客观规律行事；大众传媒谙熟受众心理，恪守新闻传播规律，实现新闻和相关信息的有效传播，在特定主体和广大公众之间当好桥梁与纽带；社会公众理解执政党的大政方针，认同其媒介形象，积极提出建设性意见。只有3个方面协调互动、呈现良性状态，方能使执政党媒介形象展现取得最佳效果。
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取得了辉煌业绩，其现实形象和媒介形象良好，社会公众对此有相当高的认可度，但毋庸讳言，媒介形象展现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问题亟待从理论上加以认真探讨。
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党转变为全面执掌国家政权的执政党。但是，在一段时间内，党的思维方式和执政理念并未发生与现实的变化相适应的转变。在计划经济时代，党的执政模式体现出高度集权的特点。当时，党对自身的定位尚缺乏科学的认识，这就必然导致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等体制弊端。由于一切社会资源都在自己掌握之中，执政党不仅承担着治国理政的要务，而且肩负着资源配置的重任；与此同时，还要警惕执政过程中出现的权力滥用特别是贪污腐败等现象。高度集权的执政模式阻碍了市场发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致力于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社会管理的重任主要由政府及其部门承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注意合理发挥市场的作用，资源配置的任务改由市场去完成。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自身定位的认真反思和理性认识。
对执政党定位问题的反思，不仅仅是执政党自身的事情，它同时有赖于社会公众观念的转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的力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市场的主体是以消费者身份出现的广大公众。市场不仅成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而且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如果广大公众在执政党的定位问题上认识含糊不清，那么执政党还是不可能放下计划经济时代背负的沉重包袱，由体制弊端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还是不能得到有效根除。因此，如实地反映执政党定位观念的转变和形象内涵的变化，并通过大众传媒进行负责任的传播，借以扭转一部分公众对执政党的固定成见，应是执政党媒介形象展现的重要内容。
李普曼认为，由于人们的生活圈子有限，对自己生活的环境中的某一类人或是某一类事会形成固定、概括、笼统的看法，这就是所谓“固定成见”。固定成见一旦形成，就会影响人们对人物或事物的正确认识。一些人对执政党媒介形象形成固定成见，原因相当复杂。由大众传媒导致人们对执政者形成某些不合实际情况的固定成见，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的原因。仔细研究起来，这与以往一些党政部门及其领导对新闻传播规律缺乏应有认识，将新闻与一般宣传混为一谈不无关系。一些党政领导和新闻主管部门往往要求大众传媒及新闻工作者，在具体的新闻工作中，完全根据一般宣传的需要来确定报道内容和报道方式，许多并非新闻的日常党务活动被作为新闻加以报道，频频见于媒体。以刊播新闻为主要职责的大众传媒，其中的一部分成为进行一般宣传的工具。见之于大众传媒的千篇一律的会议报道，不仅会造成人们对执政党相关新闻的“阅听疲劳”，而且在一些人对执政党媒介形象形成固定成见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一些人对执政党媒介形象形成固定成见，在于部分地方党政领导对信息公开所持的不正确态度。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党在领导和依靠人民群众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信息公开受诸多复杂因素的限制因而难以充分实现。随着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的转变，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要求的提出，党务和政务增加透明度，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由于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双重作用，党的各级组织在使用权力方面的透明度，各地情况不一，水平参差不齐，某些地区仍然偏低，信息发布的渠道也并非畅通无阻。如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对于公众特别感兴趣、迫切想要了解的敏感话题，往往习惯于保持沉默，或故意回避，或作“冷处理”，甚至通过不恰当的手段强行封锁、控制。殊不知，这就为某些不负责任的小道消息、流言蜚语预留了传播空间，无异于放弃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因信息公开工作缺位导致的大众传媒在传播中的某些信息空白、断裂现象，也是一些人对执政党媒介形象形成固定成见的重要原因。
上述分析表明，通过大众传媒展现执政党的形象，首先必须尊重新闻传播规律，认清新闻与一般宣传的联系与区别，明白新闻固然是宣传，但一切宣传并非均为新闻，新闻必须体现其自身特质(以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说话，进行据实报道和如实报道，注重凸显事实的新闻价值，讲究时效性)的道理。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研究如何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问题。会议提出，要切实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并将此作为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举借。它表明，党明确意识到：必须充分认识新闻与一般宣传之间存在的某些重要区别，不能完全按一般宣传的要求和标准来选择、确定大众传媒的传播内容和报道方式。这对于一些人改变对执政党媒介形象的固定成见，显然有着积极作用。
执政党为着展现媒介形象，常常要求大众传媒日常进行或在重要节庆和会议前后进行成就报道。成就报道有利于鼓舞人心，形成向心力，体现媒介的激励作用，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需。许多优秀的成就报道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有利于展现执政党良好的媒介形象。但并非只要报道了成就，就有利于展现执政党的媒介形象并为公众所乐于接受。通过成就报道展现党的媒介形象，其间存在着成功与否、有利与否的差别。选题新颖和制作精良的成就报道，倘若取宏观视角，则给人以高屋建瓴、豁然开朗之感；倘若取微观视角，则使人感受到记者的洞察入微，且进入一种感同身受的境界。新华社2007年9月29日的一篇题为《喜迎十七大：民生和谐看上海》的电讯，报道2007年1至9月上海各级党委政府倾心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问题，为普通百姓解决一系列急事、难事和忧心事，内容具体实在，使人如沐春风。有的地区性媒体，在对当地所取得的成就加以报道时，进行了如下尝试：重要与贴近相结合，以贴近为主；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以微观为主；理性与感性相结合，以感性为主。此类成就报道显得鲜活生动，冲击力既强，认可度也高，收到了预期效果。可见，实事求是和讲究方式的成就报道，对展现执政党的良好媒介形象有利。成就报道如缺少公众感兴趣的、鲜活的材料和生动的报道方式，单纯从领导层的视角进行叙述和报道，甚至采用生硬灌输的做法，就不免会使公众产生隔膜甚至反感。如此媒介形象展现，其实于执政党并无好处。
在执政党媒介形象展现的过程中，与成就报道相对的是大众传媒对党政机构或部门工作失误的报道，对社会生活中假、丑、恶现象的批评报道。上述两类报道，都被归入新闻舆论监督的范畴。
如同一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一样，任何一个社会组织都难免在工作中出现错误或发生失误。允许媒体报道党政机构或部门工作中的错误、失误，从表现上看似乎有损于党政形象，然而实际上却是有利于提升执政者现实形象和媒介形象的。当年大众传媒以大篇幅报道渤海二号事件和大兴安岭森林火灾事件并深挖个中深层次的原因，其结果是党和政府借此树立了勇于面对失误、敢于对此负责的现实形象和媒介形象。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被披露以后，该省省长进行了公开道歉和检讨，大众传媒对此及时作了报道。这对于山西省委、省政府的现实形象和媒介形象都是某种补救，具有积极的意义。媒介的相关报道，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在帮助党政机构和部门进行“危机公关”。但是，并非任何一个地区的党政领导都有允许媒介报道当地工作中失误的气度和雅量。而恰好在有无气度和雅量的问题上，折射出了执政能力的强弱和水平的高低。习近平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前往中央驻沪新闻单位和上海各大媒体调研时曾经指出：上海市委、市政府将以“闻过则喜”的态度，全力支持舆论监督，运用大家意见，改进上海工作。“闻过则喜”的态度，体现的是一种对大众传媒进行舆论监督不仅宽容而且欢迎的心态，透映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自觉意识。
突如其来的恶性事件发生后，党和政府如何展现自己的媒介形象?在此非常情况下，各方人士密切关注事态实况和事件进展。向公众及时报道有关重要情况，不仅是稳定一方秩序的需要，同时也是相信人民群众和尊重公民知情权的具体体现。有的地方的党政领导这样做了，在展现媒介形
象方面收到了良好效果。2002年10月2日上午，广西桂林市中心广场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造成了1死18伤的严重后果。国庆黄金周期间发生如此恶性事件，无疑会使当地党政领导陷入被动境地。但是领导却及时地化被动为主动，案发后仅两小时，时任市委书记的李金早等市领导就及时出现在大众传媒面前，通报了爆炸事件的有关情况。在此后几天之中，又及时向媒体通报关于案件侦破的最新进展情况。该市党政领导，以自己敬业、坦诚、自信的精神面貌展现了良好的媒介形象，赢得了海内外舆论的称道。由于及时与大众传媒沟通，并借此传播大道消息，从而遏制了小道消息的流传，国庆黄金周中到桂林旅游的人数，不降反增(增加了2.78％)，创造了历史新高。
面对恶性突发事件，桂林市党政领导理性分析并坦然处置恶性事件，不惧怕因为公开爆炸案的情况而影响社会稳定和自身形象。分析其中的深层次原因，不难看到正确的理念和信念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李金早说：“一个不自信的政府，有什么稳定可言：一个不相信人民群众的政府，有什么稳定可言。”此番言语道明了如下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相信人民群众，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稳定(社会稳定须靠人民群众才能实现，依靠人民群众的前提是相信人民群众)；只有相信人民群众，才称得上是人民政府(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相信人民群众才可能代表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关键在于政府要有足够的自信(对自己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充满信心，才可能在言行上和心底里都相信人民群众)。有了“两个相信”(相信群众，相信自己)，底气就足，形象就好。然而，“两个相信”又不是任何地方的任何党政领导都能做到的，这不仅构成了特定主体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遇事底气方面的差别，构成了媒介形象展现方面的差别，而且凸显出了其执政能力和水平方面的差别。
有些地方的党政领导与以上所举正例不同，既不能正确对待大众传媒对本地党政机构或部门工作中失误所作的报道，也不能容忍媒体对其所管辖地区社会生活中丑恶现象的批评。“河南省泌阳县县委副书记李海洲在全县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谈到舆论监督时就公开说；‘谁写泌阳的批评稿，就是败坏了泌阳形象，谁就是泌阳的败类。’泌阳县广播电台从河南日报上摘播了一篇对泌阳县的批评报道，还是这位李副书记，立即派人进行查处，台长、编辑、播音员均写出书面检查，并对他们进行了通报批评。泌阳县广播电台记者写了一篇关于该县司机酒后驾车撞人而后逃逸的批评报道，并提供了车辆牌照，当地公安干警登报对该记者表示致谢。然而泌阳县委宣传部长却大动干戈，责令广播电台台长、副台长等写出书面检查，将那位记者开除(此报道见经济日报)。这些人需要的是树‘政绩’、建‘形象’，而将批评报道视若洪水猛兽，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搞舆论监督的同志，进行刁难、打击、报复。”如此抵制舆论监督，已经达到不可理喻的地步，经由大众传媒报道后，既展现了其自身的不良形象，与此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媒介形象，以一己之行为而使党的现实形象和媒介形象均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通过大众传媒展现执政党的良好形象，有赖于党务公开。党务公开，就是执政党最大限度地公开除党和国家的秘密之外的所有公共信息，将党的各项公务活动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由于执政党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它须代表人民的意愿，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造福。正因为如此，在党务公开的基础上接受人民的监督也就十分必要，邓小平曾经说过：“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通过大众传媒公开党务，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并有效地监督执政权力的运行情况；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大众传媒公开党务，才能打破一部分人对于执政党的固定成见。
通过大众传媒展现执政党的形象，还必须处理好党与政府的关系，体现执政党在社会生活中的决策者、监督者和组织者的定位思想。第一，执政党是决策者而非执行者，党的方针政策往往事关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因而，要重视通过大众传媒向社会公众传播和解读重大决策、联系实际阐释党的方针政策，以体现执政党的决策者地位。第二，执政党在将公共权力委托给政府执行之后，充当的是对政府行政和行为过程进行监督的角色，故通过大众传媒协同与引导社会公众依据法律对政府行为进行科学、理性的监督，也有助于社会公众明确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力边界。第三，执政党的重要使命之一，是动员公众广泛进行政治参与，因此在大众传媒中设置能够激发公众参与热情的议题和议程，可使广大公众在全民参与的过程中切身感受到执政党定位思想的深刻变化。
此外，在大众传播中适度淡化执政党在政府行政及社会公共事件等非执政党事务的“影子”，既有助于体现执政党定位思想的转变，还可以还政府、社会以应有的角色，在凸显相应主体的过程中明晰执政党、政府与社会三者的权力和权利边界。更为重要的是，执政党在相关事务中淡化自己的“影子”，对公众改变思维惯性有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公众习惯于将国家与社会发展中的功过得失通通计人执政党的名下。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由于政府行为导致的调控不力、调控过失，以及在相应条件下滋生的权力腐败等现象时有发生。由政府行为或其他与此相关的原因造成的这些问题，当然不能说与执政党毫无关系，但这毕竟不是由执政党的执政原因直接造成的。然而，一些公众往往还是将此类过失统统归于执政党。就此而言，通过大众传媒适度淡化执政党在非执政党事务中的“影子”。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未完待续)
作者：丁柏铨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邮编：210093
夏雨禾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邮编：200433
国有企业党的作风建设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政治建设，党的全面领导，运作形态
〔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彰显出鲜明的创新品格。党的政治建设的范畴确立与命题展开，不仅丰富与完善了党的建设的内容要素，还对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整体形态产生了根本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1 〕的新表述，明确了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的基本定位，展示出管党治党形态的结构优化和综合跃升。
一、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属性的回归
从事组织化的政治活动是现代政党的本能和天性。以夺取或巩固政权为目标使命，是政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根本区别。政治品质是政党性质的外在呈现，是其吸引力、感召力、引领力的重要根源。政治品质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属性和本质特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2 〕413这就从道义的至高性、实践的彻底性、理论的优越性等方面，集中彰显出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人的先进政治品格。此后，在工人阶级政党开展革命活动，依据时代需求加强自身建设的实践中，又不断为其先进政治品格赋予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优良政治作风、严明政治纪律等新内涵。从理论上来说，政治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各类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保持政治先进性，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不变、本性不移的内在要求，是加强自身建设的首要任务。党的政治建设命题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自觉回归。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始终把政治建设作为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早在1928年11月，周恩来就提出：“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提高政治的水平线。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地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 〔3 〕12 1929年12月，毛泽东也提出要“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 〔4 〕92。这些论述均是强调党内生活主题的政治特性。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十八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把党的建设命名为“伟大的工程”，并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5 〕602的目标任务，奠定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初始形态。1945年4月，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又提出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6 〕1094为主要内容的作风建设思想。至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实际上就已经构建起包括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四大要素在内的党建总体布局，形成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的重要原则和政治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开始对党的建设工作布局作出规范统一的表述，党的十三大正式把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并列部署，并特别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拓展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党的十八大首次明确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的“五位一体”布局并正式写入党章;党的十九大又作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的新表述。这些表述的变化表明，随着时代环境变迁，党的建设的要素构成及排列顺序处于不断调整、优化之中。同以往相比较，十九大报告对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作出新表述的最突出特点，就在于增加了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两个新要素。之前总体布局设计中的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要素，表述为“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这种表述转换与形态演进，既是党的建设对时代变迁的实践回应，也是对管党治党新经验的理论升华。十九大之前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这五个要素，前三个要素与后两个要素之间是存在某种程度的时空落差的。与思想、组织、作风并列的“制度”和“反腐倡廉”两个要素，存在着内涵过于宽泛的问题。就制度而言，既包括规范党的活动的党内制度，也包括规制权力机关和政府部门活动的行政制度，以及其他领域的林林总总的制度规范。就反腐倡廉来说，其作用对象既包括党员领导干部，也包括公务员队伍中的非党群体;职能范围涵盖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两个性质不同的领域，前者属于由国家法律规制的领域，后者又可进一步细分為纠风和倡廉两个方面，分别由禁止性的纪律规定和倡导性的道德准则来加以规范。由此，也就诱发出反腐倡廉责任主体的多元化问题，既包括党内纪律检查机构，还包括国家监察机构以及公检法司审计等相关职能部门。上述问题的存在，很容易引发政治发展中“国法”与“党纪”的逻辑冲突，造成政策理解的笼统性、模糊性偏差，以及实际操作中职能交叉过多、边界不清晰、责任主体不明确等困境。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新表述和新部署，具有很强的理论创新价值。其一，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更加契合政党作为政治组织的内在特质、加强自我管理的基本逻辑，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具有的政治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属性和根本特征。其二，把党的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在内涵上与广义的制度包括国家法律法规相区分，使得党纪与国法、党内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基本边界更为明晰;在效力上蕴含着纪严于法、纪挺法前的理念与原则，更能够彰显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和高标准要求。其三，对反腐与倡廉作出职能界分，反腐败侧重于惩治以权力滥用为重点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对法律红线的坚守;倡廉则侧重于对以自律为主的廉洁品行的正面倡导，是对道德高线的引领。
二、结构形态：要素排序与逻辑关联的优化
十九大关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新表述，不仅体现为基本要素的丰富完善，还体现在要素排序及逻辑关联的变化，促进了结构形态的优化升级。
首先，从地位确认的维度来看，党的政治建设是根本性建设。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空环境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有很大变化的，对党的建设基本要素的功能体认与地位认知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不同时期党的建设工作布局也因此而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回顾党的建设伟大历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起“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党建原则，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7 〕332，“制度是决定因素” 〔7 〕308，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党的政治建设是根本性建设”的新判断，始终贯穿并遵循着“问题认定—目标陈述—策略选择”的认知理路，形成了表征着鲜明时代特色的三个治党方略：“思想建党”“制度治党”“政治强党”。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的地位确认，取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政治先进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这就是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的道理所在。” 〔8 〕这种地位确认，也是党的奋斗历程反复佐证的规律性判断。
其次，从要素排序的维度来看，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是党员队伍的主要成分，他们具有强烈的革命热情，以及吃苦耐劳、不畏牺牲的精神品格，但是由落后生产方式所决定、体现在思想层面上的一些不良观念，是与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要求格格不入的。这样的时代环境和主体条件，决定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以及向党内的渗透与侵染，是保持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最大威胁。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所列述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均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有着源发性关联，是各种落后错误思想在党内生活中的具体反映。古田会议的召开，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把思想领导和思想教育放在首要位置的党建原则。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彭德怀的一封电报中指出：“我们已定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五项为政治局业务中心，而以掌握思想为第一项。” 〔9 〕392此后，他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9 〕435的重要论断，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强化了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的排序布局，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中长期坚持和传承的基本原则和政治传统。党的建设要素如何排序，主要取决于不同时期党所面临问题的根本性质和严重程度，以及对党的肌体健康的威胁程度。建党近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党所处的环境以及党员队伍的综合素质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党员队伍整体的思维和认知能力、理论和知识修养都已達到相当高的水准。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要经受的“四大考验”，本质上就是政治考验及其所带来的各种政治风险。具体来说，我们党面临着长期执政考验所带来的如何保持政治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政治领导核心地位的问题;改革开放考验所带来的如何坚定正确政治方向，不走老路、歪路、邪路，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保持政治定力的问题;市场经济考验所带来的如何有效缓解商品交换原则与党性原则的内在紧张与冲突，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问题;外部环境考验所带来的敌对势力打压围堵，成功应对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格局，维护国家主权和政治安全的问题。此外，党所面临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四种危险”，也带来了党员干部能否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高尚的政治追求、优良的政治操守、过硬的政治本领、清明的政治生活等政治问题。总之，面临新时代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政治建设已经成为更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命题，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是发展和完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内在要求。
再次，从内在逻辑的维度来看，要切实发挥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具体来讲，政治建设要对思想、组织、作风和纪律建设发挥出方向引领和内容统摄的作用。一是在思想建设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为重点，保持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切实增强政治定力，强化政治使命感，提升政治忠诚度，不断巩固和强化党的思想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二是在组织建设上，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重点，保证党中央权威的根本性、至上性和唯一性，不断增强和巩固党的政治权威;要坚持组织权威和领袖权威、集体权威和个人权威相统一，关键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袖权威的坚持和维护，达成维护领袖权威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突出政治标准在干部考察、选任中的地位，健全完善选人用人的政治责任追究机制，把政治问责作为净化选人用人环境的重要手段。三是在作风建设上，要以坚持人民立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为重点，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持续矫治各种破坏党群关系的不良习气，激发党员干部联系群众、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内生动力，秉承人民利益至上的政治价值观，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四是在纪律建设上，要以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重点，坚持纪法分开、纪严于法、纪挺法前的原则，持续提升党内法规执行力，正确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充分发挥好党的纪律对党员干部的警示、约束和保护功能，摆脱“要么好同志，要么阶下囚”的治理困境。
三、实践形态：基本范畴和路径指向的明确
党的政治建设的命题展开和逻辑建构，体现为理论创新、方略陈述和路径选择的内在统一和多维并进。政治建设的成效和质量最终要依靠实践来保障并在实践中得以体现。2018年6月29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举行的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要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为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 〔8 〕这既是对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建设鲜活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党的政治建设总体要求的高度概括，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工作重点和路径指向，从实践层面丰富和优化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这一重要论述包含着开展党的政治建设的七个基本范畴，每一个范畴又分别对应着一个实践着力点或一条实践路径。第一，把准政治方向。政治方向涵括着政治理想、政治目标、政治路线、政治理论、政治方略等主要内容。把准政治方向，就是要发挥政治指南针作用，凝聚全党智慧和力量投入到伟大事业之中，引领广大党员干部坚定“四个自信”，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仰者和和忠实践行者;要发挥政治引擎作用，为方略谋划、政策制定、任务部署、工作推进的政治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要发挥政治校正仪作用，及时校准党员干部思想言行中的偏差，坚决矫正实际工作中各种偏离和违背政治方向的行为，保持政治方向的正确性与坚定性。第二，坚持党的政治领导。主要内容包括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对“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新定位达成观念认同;围绕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两个理论新支点，在历史逻辑、政治逻辑、制度逻辑的梳理中凝聚思想共识;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集中统一领导这两个实践着力点，健全完善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组织体系、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实现政治领导提供强力保障。第三，夯实政治根基。党的生存之根、力量之源、执政之基，都在最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是我们党最为深厚的政治根基。夯实政治根基，就要坚持把走群众路线的应然性政治倡导与实然性政治行动统一起来，把增强执政为民的政治价值与健全密切党群关系的制度规范结合起来，依靠为人民群众谋福祉的实际行为去赢得民心民意。第四，涵养政治生态。净化政治生态是党的政治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常态性举措，应围绕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总体目标，确立起生态净化、重构、修复、优化、涵养的多重意蕴和实践进路。当前主要发力点是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让党员干部在规范化、经常性的党内政治生活中接受政治体检，切实增强政治免疫力;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功能，激发文化所固有的论证力、解释力和批判力，真正发挥党内政治文化对政治生态的孕育与滋养功能。第五，防范政治风险。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注重防范政治风险，维护政治稳定和政治安全，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防范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的风险;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核心地位，防范任何形式的弱化、淡化、虚化党的领导的风险;坚决维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全国指导思想的地位，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牢守是非原则底线，防范政治态度模糊、政治立场动摇、政治嗅觉麻木的风险。第六，永葆政治本色。消极腐败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天敌”，是对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最致命伤害，应继续以“零容忍”的坚决和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共同推进，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同时发力，增强党员干部道德修养和廉洁自律能力，扎紧制度笼子，向世人展示马克思主义政党清正、清廉、清明的政治特质。第七，提高政治能力。政治能力的强弱，直接反映出党的政治建设的现实状态和质量效果。从作为整体的党来说，一方面，要重视内在修炼，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提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另一方面，要重视外在修炼，以领导和执政的胜任力为着力点，提升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从作为个体的党员干部来说，要加强自我修炼，炼就一双政治慧眼，始终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增强谋大势、谋全局的能力，以及明辨政治是非、驾驭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
四、核心主题：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领导一切原则
政治建设的根本归旨是对党的政治领导地位的坚持和领导核心作用的强化。党是最高政治力量的政治地位，要依靠党的全面领导和党领导一切原则的贯彻来体现和保障。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黨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原则和核心主题，是促进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理论、结构和实践形态跃升的逻辑支点和动力源点。
长期以来，有些人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观察，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区，即有意或无意地脱离中国国家建立和成长的独特路径，习惯于运用西方国家的理论范式来检视中国政治，以至于常常会遮蔽掉政治发展中最为关键的要素，造成对中国政治逻辑的违背甚至反动。这个最为关键的要素就是政党，即始终发挥着政治核心和发展中轴作用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1 〕社会主义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迄今为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史上最为成功、最具代表性的实践样式。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最本质的特征、最大制度优势，是对这种实践样式的价值省思和理性体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失败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验证了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唯一性、长期性和排他性。坚持共产党在各种政治力量对比中的最高层次地位，是在超大型国家中实现高效治理，走后发式、赶超型现代化道路中实现顺利转型的最大制度优势，是解读“中国奇迹”“中国奥秘”的钥匙。在国家政治建设的视野中，共产党领导是统揽国家机器、制约国家权力、凝聚社会力量、保障社会权利的关键政治元素。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化党的绝对权威，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治保障和逻辑必然。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那样：“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7 〕341-342
“党领导一切”作为一个重要政治范畴，最早出现于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为有效克服党内存在的山头主义、分散主义的非组织化倾向，以应对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规定：“党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 〔10 〕427环境越是恶劣、任务越是繁重、形势越是严峻，越要强调政治权威的唯一性、政治权力的集中性、政治行动的统一性、政治纪律的约束性，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成功应对恶劣政治活动环境的一条基本经验。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方面，党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并不亚于革命战争年代，西方反华势力的围堵、新生政权的巩固、集中资源实现国家发展的跨越、权力诱惑和“糖衣炮弹”对党员干部的袭扰等，考验着党的领导水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领导一切原则，必须坚持而不能削弱。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上强调指出：“党应当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针政策上对于一切工作起领导作用。” 〔11 〕264 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 〔12 〕305另一方面，历史上对国民党“党国体制”危害的批判与省思、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论探索以及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教训警示，又促使党内对党领导一切原则的内涵及路径不断明晰，进而形成了更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1957年6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必须领导一切的原则主要是从政治上来说的，并不等于一切具体工作都要由共产党直接管理。” 〔13 〕620 1962年3月，他在《论知识分子》中进一步作出精辟阐述：“必须肯定，党应该领导一切，党能够领导一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领导一切?什么是一切?”“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小权过多，大权旁落，党委势必成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机构。” 〔14 〕364-365这一时期的探索，在坚持党领导一切的大前提下，对于政治组织和政权组织、政治领导与业务管理、组织领导与个人领导等核心范畴的内涵界分方面，初步形成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启了对党的领导问题的新探索。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从总结经验、分析问题、查找弊端、推进改革等方面，精辟阐述了党的领导问题。迄今为止，仍有一些人错误地认为，这篇讲话是对党领导一切政治原则和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彻底否定，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早就明确指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 〔15 〕6邓小平的讲话体现出对这一问题的展开与深化，是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前提之下，从改革和完善领导制度的角度，去思考如何防止党的一元化领导演变为个人专断，而不是对党领导一切原则和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放弃。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政治思潮的渗透，市场经济逻辑对政治生活的侵蚀，一些领域借党政分开之名而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实践，对转型期腐败高发频发与权力体制之间关联的过度解读等一系列复杂因素交互演绎，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一些人对党领导一切原则的思想抵制现象，在实践中诱发出党的领导弱化、虚化;党组织边缘化、空心化;一些领域中党的组织权威不足、党内非组织化活动猖獗等危险倾向。针对上述问题，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1 〕。从历史逻辑的演进来看，这一论断体现出对党的政治传统的坚持和政治原则的重申。同时，在政党政治比较的视野中，我们也看到，当代西方国家的多党竞争的政党体制正日益演化为一种“否决型”体制，陷入“为反对而反对”的制度困境。而且在自由民主制的政体运行框架之内，政党执政活动中频频陷入利益集团绑架公共决策的“卢梭陷阱”。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关于放权监管、废除医保法案等决策，被认为是共和党内保守派的集团利益对国家利益的侵犯。西方制度困境从反面佐证着我们的政治结论——坚持党的领导既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是中国政治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
党的全面领导和党领导一切原则，是在经历了深刻的历史体认、理论反思和制度检讨基础之上，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之下得以明确的，从而被赋予新的内涵与价值。其一，党的领导是一元领导而非多元领导，全面领导而非部分领导。我国社会结构中，没有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对抗，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是党的一元领导的坚实政治基础。尽管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政治参与民主化的角度来说，力量主体是多元化的，但是在政治建设的逻辑视野中，中国共产党具有执政资格和政治核心的一元性和排他性。党的领导是全面性领导，体现为党的领导力量所覆盖的领域是全方位的，而不是部分覆盖。它主要依赖于规范的组织建制、完善的组织体系、严格的组织关系的协同作用来实现。当前的工作重点是实现党对各类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文化组织的组织覆盖及党的政治核心作用的充分发挥。其二，党的领导是合法领导而非主观领导，实质領导而非形式领导。党的领导不是主观推断和自我认定，体现为法律保障与社会认同的统一，历史选择与现实需求的统一，人民群众意愿与党的使命自觉的统一，具有法理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双重合法性。党的领导还是一种实质性领导。林尚立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宪法至上，一元领导，双重结构”的布局。“依据‘宪法至上’与‘一元领导’关系的政治逻辑，党的领导体系不能替代国家政权体系，但要对接国家政权体系，从而保证国家政权体系能够在党的领导下依法运作” 〔16 〕313。即是说，党对政权体系的领导，不能演化为一种抽象化的原则设定、形式化的精神传达或空泛化的口头强调，而要通过健全完善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来贯彻落实。其三，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而非行政领导，权威领导而非强力领导。历史的教训表明，党领导一切原则被滥用、被异化的最大风险是党包揽一切、党管一切。因此，必须要明确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的属性定位。这种政治领导的核心内容是定方向、控全局、议大事、出政策、用干部。政治领导的作用空间必须严格限定在党纪国法的约束范围之内，体制机制的运作必须沿着依法执政、依法领导的法治轨道前行。党的领导是一种权威性领导，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中国共产党所拥有的其他政治和社会力量所无法挑战的强大政治权威，是实现党的领导作用的根本依托，主要体现为思想引领、组织动员、社会号召、先锋示范等方式，而不是依靠强制性方式来推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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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周恩来选集(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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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 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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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基础
党的基层组织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农村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党的基层组织的主体力量，担负着“兴农、富农、稳农”的重大战略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组织保证。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对增强党的执政能力至关重要。
作者：丁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