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客观性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近年来，医学毕业生大幅度增加，就业竞争日渐激烈。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水平提高已成为医学类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改革浪潮中的重大课题之一。医学类高职院校必须以社会医疗行业为导向，深化日常开展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工作，引领专业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有效培养符合当下医疗行业动态发展的应用型专业人才。
关键词：医学类；高职院校；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随着我国社会医疗行业持续发展，用人单位对各层次医学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在日常教学管理中，医学类高职院校必须客观分析医疗行业人才需求，采取多样化可行的路径，对专业学生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在做好职业生涯规划中全方位提升自身综合能力，满足用人单位实际岗位对人才的要求，顺利走上医学岗位，充分展现自身价值。
一、医学类高职院校大学生职业发展现状分析
随着社会医疗行业动态发展，我国医疗市场对医学专业人才需求量明显增加。同时，随着医疗市场竞争日渐激烈，医疗行业企事业单位之间的竞争已演变为各类人才间的竞争，对医学类专业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不仅仅是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在新形势下，我国医疗行业包含正公办和私营医疗机构、医药营销、医疗器械、健康产业、医疗美容等。正规医疗机构用人门槛特别高，对学生职业道德素养、心理素质等都有着较高的要求。和正规医疗机构相比，医药营销、医疗器械、健康产业 、医疗美容等用人门槛较低，但待遇参差不齐，存在单位存活率不高和学生的就业持久性低等现实问题，学生就业高不成低不就，眼高手低，职业倦怠，好高骛远，吃苦耐劳精神少等。针对这种情况，医学类高职院校急需要从社会、学生角度出发，准确把握当下医学类专业学生就业需求以及就业实际方面存在的问题，结合当下大学生职业发展现状，加强在校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树立正确的就业观、职业观，端正就业态度，增强就业以及创业意识，主动参与到多方面医学实践中，提升就业实践能力。
二、医学类高职院校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实现的手段
（一）明確职业生涯规划目标
在日常教学管理中，医学类高职院校要根据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工作开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定期邀请成功校友、用人单位到学校开展职业生涯规划讲座，促使各专业学生对职业生涯规划有全新的认识，积极、主动参与到各阶段开展的职业生涯规划中。在此过程中，医学类高职院校要对专业教师提出具体要求，以医疗行业为导向，以专业学生为媒介，对其进行针对性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认清当下就业形势，促使专业学生在自我认知、分析自我过程中对自己进行正确的定位，指导专业学生根据自身各方面具体情况，制定具有较高操作度的职业生涯规划目标，将其细化到各阶段专业知识学习乃至专业实训实习中，树立正确的现代化就业观，端正就业态度，在专业实践过程中实时提高职业综合素质以及社会竞争力，促使自身能力和新时期社会人才需求吻合，顺利实现就业。
（二）科学设置课程，强化就业与创业指导
在日常教学管理中，医学类高职院校要根据用人单位对专业人才具体要求，科学设置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使其更具针对性、目的性。医学类高职院校要深层次分析各专业性质，围绕专业人才培养方向，巧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使其和专业学科教学内容相融，采用小班授课方法，科学安排授课时间，不要集中进行授课。授课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理论教学的同时，要对其进行不同层次的测评，以测评结果为基点，对每位学生进行专业化指导以及辅导，点燃专业学生对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兴趣，真正意义上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此外，医学类高职院校要强化对专业学生的就业以及创业指导，帮助专业学生更好地培养自身综合素养。医院院校要借助现代化多媒体手段，在专业学生中大力宣传当下大学生就业政策等，尤其是当下用人单位对医学生的要求，较高的学历要求，英语过级情况，文化、心理与职业素质，团队合作精神、自主学习与为人处事能力等，而不仅仅是掌握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需要大批综合能力较强的应用型专业人才。医学院校要根据专业发展方向，对专业学生进行系统化就业和创业指导，增强学生择业与创业意识，掌握必要的求职择业以及创业技能技巧，将专业实习以及定岗实习和当下医疗行业就业顺利挂钩，促使专业学生在教与学过程中完善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实时提升用人单位要求的能力与素养，顺利实现就业。
（三）借助信息化手段，构建全新的管理系统
在教学管理过程中，医学类高职院校要将新一代信息技术灵活应用到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中，借助信息化手段，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优势，构建全新的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管理系统，深化已构建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网站，科学构建医学人才需求变化、自我测评等子系统，使其相互作用，更好地发挥网络优势。职业生涯规划授课教师可以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对专业学生进行系统化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在此过程中，医学类高职院校可以借助构建的职业生涯规划管理系统，将专业学生就业指导制作成APP软件，合理设置职业测评、指导教师一对一等模块，便于学生不受时空限制，随时进行职业测评、职业咨询等，明确职业生涯规划方向，将职业生涯规划和自身发展、专业学习完美融合，提高自身就业水平，更好地展现职业生涯规划价值。
（四）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
在职业生涯规划过程中，医学类高职院校要采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医学类高职院校要借助政府部门职能作用，和用人单位进行针对性产学研合作，充分利用周末、寒暑假等时间，组织专业学生到事业单位、医院等教学实训以及实习基地，进行全方位的职场体验，促使专业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深入了解社会医疗行业以及医疗岗位，深层次认识自我中优化调整制定的职业生涯规划目标，在实现职业理想过程中，顺利转变为“职场人”。在此过程中，医学类高职院校可以根据各阶段学生情况开展针对性实践活动，比如，职业生涯情景剧比赛、就业咨询活动，定期向毕业班学生公布用人单位招聘信息，和用人单位合作，开展专场招聘活动，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职业生涯规划氛围，做好各方面准备工作。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培养专业人才中，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工作的开展是医学类高职院校不可轻视的重要方面。医学类高职院校要多层次随时深入了解医疗行业人才需求变化，结合自身专业人才培养现状，优化制定的人才培养战略，在多种方法以及手段作用下，最大化提高专业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层次。以此，顺利实现各阶段制定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目标，培养大批高素质专业医学人才，实时提升办学水平与核心竞争力，全面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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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2017年山东省高等学校科研发展计划《医学类高职院校学生自我认知发展与职业社会需求发展契合的研究》（编号J17RB001）的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科学的客观性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适量施用有机肥可以增加蔬菜产量，改善土壤质量，有效提高农作物品质。基于辽宁省中西部地区168户设施蔬菜种植户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地区种植户有机肥施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在168位调研对象中有95户种植户愿意施用有机肥，占样本总量的56.5%，超过半数，说明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初见成效;二元Logit模型运行结果表明，化肥施用强度、单位面积设施蔬菜净收益、是否是试点地区、是否有补贴这4个指标对种植户有机肥施用意愿影响显著，其中种植户化肥施用强度、单位面积设施蔬菜净收益与有机肥施用意愿呈负相关，其余2个指标呈正相关。根据结果，提出了增加有机肥补贴和推广有机肥应用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 有机肥;种植户;施用意愿;影响因素;辽宁省中西部地区
化肥是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在提高农产品产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长期大量低效施用化肥导致土壤板结、酸化问题突出，造成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随着我国“化肥施用零增长”“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等化肥减施行动的提出，有机肥替代化肥已成为改善土壤质量、提升土壤肥力、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减少化肥施用量的最优选择[1]。因此，研究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对推进我国化肥减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学者对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以下4个方面：1）农户个人及家庭特征。杨泳冰等利用南通市通州区相关调研数据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受教育程度、年龄、耕地面积、收入水平、畜禽养殖量是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的因素[2]。韓枫等利用二元Logit模型发现是否加入合作社、有机肥使用比例等因素会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3]。2）农户对农业信息的关注程度。王晶晶等通过对浙江地区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进行研究后发现，农户对农业信息关注度越高，越倾向于施用有机肥[4]。3）农户心理认知的能力。刘梅等通过对山东省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的研究后发现，农户施用有机肥有利于改善农业面源污染的认识对其有显著正影响，说明农户个人心理认知能力越强，施用有机肥意愿越高[5]。4）有机肥补贴力度。何香婷认为，政府有机肥补贴力度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有显著正影响[6]。
学界对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进行了大量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普通农户的有机肥施用意愿，对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实施后的设施蔬菜种植户的有机肥施用意愿研究较为匮乏。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以来，农户化肥施用量有所减少，有机肥施用量不断增加，但仍有许多农户不愿意施用有机肥。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辽宁省中西部果菜茶叶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地区设施蔬菜种植户的实地调查为依据，应用二元Logit模型，实证研究了试点地区种植户有机肥施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优化有机肥替代化肥相关政策及化肥减量施用提供一定的参考。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农户行为是指农户在农村经济活动和生活中进行的各种选择决策。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派认为，农户是理性的，当农户面临几个选择时，会综合考虑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始终以保障自身利益、实现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宗旨[7]。“风险厌恶理论”引入了风险及不确定因素，假使农户在种植过程中不遭受任何灾害，降低化肥施用量可以降低单位成本，但农户会因为蔬菜长势不好而增加化肥施用量。基于对“避免灾难”的理性思维，农民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会做出一些看起来不合理的行为。结合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外部性理论”，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的实施首先在政策上得到国家的支持，通过政府的支持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工作的顺利开展。过量施用化肥的负面影响已得到证实，但相比于化肥过量施用带来的危害，农户更关心自身经济利益所面临的风险。因此，本研究在充分考虑以上因素的基础上，使用外部性理论的相关知识进行了问卷调查设计。
本文在“农户行为理论”“风险厌恶理论”及“外部性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就试点地区设施蔬菜种植户有机肥施用意愿及影响因素提出如下假说。
1.1 种植户自身条件对有机肥施用意愿的影响
种植户自身条件涉及年龄、受教育程度两个方面：1）年龄。年龄大的种植户因种植年限长、习惯传统的施肥方式等原因，比较保守，不愿意接受新的事物和尝试新的施肥方式，而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新的事物，选择新的施肥方式。2）受教育程度。种植户受教育程度越高，对过量施肥带来的不良后果认识得越深刻，越倾向于施用有机肥;相反，受教育程度低的种植户不易接受新的施肥方式。
1.2 种植户农业经营特征对有机肥施用意愿的影响
种植户农业经营特征包括农业劳动力比例、设施蔬菜种植面积、化肥施用强度、单位面积设施蔬菜净收益等4个方面。1）家庭务农人数越多，家庭其他收入来源越少，对农作物产量要求就越高，而为了保证产量，化肥施用量就越大。2）设施蔬菜种植面积越大，越重视土地的质量，种植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资金及技术的投入更多，更容易接受新的施肥方式。3）有机肥可以提高产量，改善土壤质量，因此种植户更愿意施用有机肥。化肥施用强度越高，证明单位面积化肥投入量越大。有些种植户已经习惯通过多施化肥来提高产量，因此接受有机肥的意愿较低。4）单位面积设施蔬菜净收益越高，生产资料的投入量越大，对农产品产量及品质要求越高，因此更容易接受有机肥。
1.3 有机肥补贴、是否是试点地区对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的影响
1）施用有机肥固然能带来很多好处，但有机肥施用成本略高于普通化肥，而且短期内无法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如果政府能够提高有机肥补贴，种植户接受有机肥的意愿会更高。2）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地区会加大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的宣传，加强技术培训，给予有机肥补贴，因此试点地区种植户更容易接受有机肥。
2 数据来源及问卷情况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样本数据来源于2019年1月对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北票区、北镇市和黑山县等4个设施蔬菜示范区设施黄瓜种植户有机肥施用情况的调查。选择被调查种植户样本时，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所在地区于2017年开始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2）在已符合条件的地区中，按照随机原则进行抽取。对于不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的种植户，从调查区域所在村庄或附近村庄中随机选择种植同样种类作物的种植户。共得到有效问卷168份。
2.2 样本基本情况
样本地区种植户家庭平均农业劳动力比例为0.48，户主平均年龄为52.7岁，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设施黄瓜平均种植面积为0.17 hm2，说明样本地区种植规模较小，平均化肥施用强度为1 225.56 kg/hm2。样本地区以设施蔬菜种植为主，单位面积设施蔬菜净收益为190 742.79元/hm2，58%的种植户来自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地区。
在非试点地区只有7%的种植户有意愿施用有机肥。根据调查分析，在非试点地区种植户不愿意施用有机肥的种植户中，有12%的种植户表示没有获得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的渠道，有11%的种植户表示相信自己的种植经验，有44%的种植户表示施用有机肥成本较高，有11%的种植户表示担心新型施肥方式会有风险，还是选择保守的施肥方式。可见有机肥补贴是影响种植户有机肥施用意愿的重要因素。
2.3 变量说明
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将种植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从种植户个人家庭特征、农业经营特征、是否是试点地区等影响因素中选取8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具体解释见表1。
3 影响种植户有机肥施用意愿的因素
3.1 模型构建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究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地区设施蔬菜种植户有机肥施用意愿的影响因素，在各种估计模型中，二元Logit模型最适宜本问题的研究。当种植户愿意施用有机肥，取值1，不愿意用有机肥，取值0。可构建如下模型：
[LogitP=lnP1-P=α+βjXj+ε] （1）
式（1）中， P表示種植户愿意施用有机肥的概率，P/（1-P） 是种植户愿意施用有机肥与不愿意施用有机肥概率之比，α为常数项，βj为自变量Xj的回归系数，ε表示随机扰动项。
3.2 种植户有机肥施用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利用Stata15.0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Logit回归分析，在进行回归前先对原始数据进行KMO检验和巴特莱特球形检验，验证本文8个解释变量是否可以做因子分析。KMO值为0.8，根据KMO判断标准，已达到“比较理想”的标准，巴特莱特球形检验的Sig值为0.000，小于0.05的显著水平，说明该问卷可以做因子分析。方程整体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解释变量x5、x6、x7、x8也通过显著性检验，具体回归结果见表2。
种植户家庭农业劳动力比例、受教育程度系数与预期一致，但差异不显著，这表明农业劳动力比例、教育程度对种植户施用有机肥意愿的影响较小。可能是因为目前对于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的培养及宣传还没有发挥显著效果。
农户化肥施用强度对种植户有机肥施用意愿的影响显著，系数为负值，与预期估计方向一致。说明种植户化肥施用量下降，相反有机肥施用量提高，化肥对有机肥的替代效应不断增强。该结果也证实了，化肥零增长及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初见成效。
单位面积设施蔬菜净收益对种植户有机肥施用意愿影响显著，系数为负值，与预期估计方向相反。说明种植户单位面积设施蔬菜净收益越高，有机肥施用意愿越低。可能是因为种植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越高的家庭，对农业收入的依赖程度越大，而有机肥与普通化肥相比，不仅成本高，且在短期内看不出成效，所以种植户不愿意施用有机肥。
是否是试点地区对种植户有机肥施用意愿影响显著，系数为正值，与预期方向一致。说明试点地区种植户更容易接受有机肥。试点地区因有机肥施用及宣传力度都大于非试点地区，种植户可以实地考察、相互借鉴、互相交流，因此更容易接受有机肥。
是否有有机肥补贴对种植户有机肥施用意愿影响显著，系数为正值，与预期方向一致。政策资金支持对种植户有机肥施用意愿的影响较大，种植户的初衷是在保证产量的基础上，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因此政府对种植户资金扶持力度越大，种植户有机肥替代化肥的施用意愿越强烈。
4 结论与建议
该研究利用辽宁省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地区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探析试点地区设施黄瓜种植户有机肥施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在168户调查对象中有95户愿意施用有机肥，占总样本量的56.5%，超过二分之一，说明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初见成效。二元Logit模型运行结果表明：在影响种植户有机肥施用意愿的8个影响因素中，种植户化肥施用强度、单位面积设施蔬菜净收益、是否是试点地区、是否有补贴这4个指标是显著的，其中种植户化肥施用强度、单位面积设施蔬菜净收益与有机肥施用意愿呈负相关，其余2个指标呈正相关。研究发现，转变种植户现有施肥方式比较困难，在不愿意施用有机肥的种植户中，有机肥成本较高是导致种植户不施用有机肥的重要原因，因此应加大有机肥补贴及宣传力度。
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政府及农业相关部门应积极引导种植户改变传统施肥观念，消除种植户对有机肥的认知偏差;完善有机肥补贴政策，对积极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的种植户给予适当的补贴，真正做到一户一补贴，提高种植户施用有机肥的积极性;针对种植户在有机肥生产和施用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提供更多科学指导和培训，确保有机肥资源得到高效循环利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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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易 婧）
科学的客观性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区域产业发展一直是区域经济研究的核心,本文以湖北长江经济带为例,分析了产业协调发展的基础和分析,并提出产业发展的思路和对策,对于促进湖北产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湖北长江经济带 产业 协调发展
一、引言
长江是我国最大的河流,是一条得天独厚的黄金水道,也是开发条件最好、潜力最大的河流。国家早在“九五”计划中就把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作为七大经济区之首来部署,实现经济重心从沿海向内地的战略转移。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沿江地区的经济发展已初具规模,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经济增长带。
湖北省境内的长江干流长约1062公里,占长江干流总长的1/3,它位于通江达海的长江黄金水道和国家经济布局中最大的东西向产业主轴线的中央地段,是整个长江流域的“腰杆”部位,不仅是连接长江下游和上游经济的重要走廊,更是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湖北省就提出并实施长江中游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并取得明显成效。如今,湖北省委、省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了新一轮的湖北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涵盖武汉、荆州、黄石、黄冈、鄂州、咸宁、恩施等8个市州的26个县市),着力将湖北长江经济带发展成为“武汉城市圈”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互动、协调发展的主轴和重要的空间载体,在省内形成“两圈一带”的区域发展新格局,这对把湖北建成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产业发展是区域发展水平的内在标志,而产业协调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产业协调不仅是从区域的整体协调角度来审视区域发展,而且以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整合化为目标来促进区域发展的。在这个意义上,区域产业协调发展将成为湖北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协调发展的核心,对于促进湖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湖北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的基础分析
(一)产业结构良好,但区域发展不平衡。
2007年湖北长江经济带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9.9:46.2:43.9,湖北省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15.5:44.8:39.7,可见湖北长江经济带的第一产业比重要低于湖北省平均水平,而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重要高于湖北省平均水平,整体而言,湖北长江经济带的产业结构体系要优于湖北省的平均水平。
湖北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结构存在明显的区别,各区域发展不均衡。从湖北长江经济带的鄂西段、荆江段和鄂东来看,湖北长江经济带鄂西段的产业结构为10.8:55.3:33.9,其工业比重最大,占到三次产业的55.3%,但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荆江段的产业结构为29.6:34:36.4,其农业比重过高,占到29.6%,是湖北长江经济带三段中,农业比重最高的,其原因一方面与江汉平原良好的农业基础有关,另一方面与荆州工业发展的动力不足密切相关,其工业的比重只占到34%。鄂东段的产业结构最优,三次产业比重为7.4:46.2:46.4。同时,湖北长江经济带的三段还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从人均生产总值来看,鄂西段与鄂东段分别是2.2万元/人和2.4万元/人,差距较小,但荆江段较为落后,人均生产总值仅为鄂东地区的1/3;从经济密度来看,鄂西段和荆江段均落后于鄂东段。
(二)工业集群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但缺乏分工协作。
湖北长江经济带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水电、汽车、钢铁和化工为主的主导产业,同时,以电子信息、生物、光机电一体化和磷化工等为主的新兴产业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目前,湖北长江经济带的工业发展空间上的轴线初步建立,产业集群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例如以武汉和荆州为核心的的汽车及其零部件制造基地;以武钢、鄂钢、新冶钢三大钢铁企业为主的鄂东钢铁工业走廊;以武汉80万吨乙烯工程建设为主,在鄂州、黄石、黄冈等地延伸其产业链所形成的石油化工基地;以宜兴、兴发、沙隆达、葛化、楚源等化工企业为龙头的磷化工、盐化工、精细化工等产业聚集区;以武汉、宜昌、鄂州、黄冈等地区为主的沿江船舶工业走廊,在武汉、鄂州、黄石、黄冈、荆州、咸宁等地形成的纺织服装基地。
据统计,湖北省52家重点成长型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其长江经济带核心区及其腹地,合计共有27家,其中食品加工企业7家,汽车制造企业2家,纺织服装业3家,机械装备制造业3家,化学制品制造业2家,电子设备制造业4家,医药制造业3家,非金属制品业1家,金属加工业2家,印刷业1家。湖北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的产业集中度整体水平居中,且各行业集中度高低不一,缺乏分工协作成为其发展的主要问题。目前,整个湖北长江经济带的产业集群还处于雏形阶段,大部分企业只是简单的扎堆,企业间的竞争情况多于合作,产业关联的外溢机制和协同效应缺乏,尚未形成前、后向关联的产业链条。同时,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不强,缺少龙头企业,如荆州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1000余家,但90%的企业为中小企业。
(三)旅游资源丰富,但缺乏有效整合。
湖北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风景秀丽,风景如画,以武汉、宜昌和荆州等重点旅游名城为代表,具有极为丰富的旅游资源,是湖北省旅游资源聚集地重点区域,而且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旅游特色。湖北长江经济带鄂西段,以山水旅游等自然景观为
特色。湖北长江经济带荆江段地区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以历史人文景观为代表特色。鄂东地区形成以武汉为核心的都市旅游区。2007年,湖北长江经济带接待旅游人数6700万左右,创旅游收入450亿元以上,分别占全省的66%和74%。
湖北长江经济带旅游业虽然资源丰富,但资各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条块分割严重,缺乏合理的旅游线路安排,使得资源整合力度不够,影响了湖北旅游业的发展进程。以三国旅游资源为例,湖北长江经济带是三国遗址和文化密集的区域,荆州是以楚文化为代表,是三国遗址最多的地区,拥有荆州古城墙、关羽春秋阁、公安孙夫人城、华容道等重要遗址;其次是赤壁,拥有赤壁古战场、陆逊营寨、黄盖湖和陆水湖等资源;同时在宜昌、武汉和鄂州都还有诸如长坂坡、当阳桥、孙吴故都等重要遗址。而这些资源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各个地区仅从自身的角度对资源进行开发和宣传,缺乏区域合作,极少与其他城市共同开发项目,使得各个城市对于三国品牌的开发处于一种无序竞争的状态。
(四)农业基础良好,但市场化不足。
2007年湖北长江经济带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为547亿元,占湖北省的39%,是湖北省农业发展的重要区域。整个地区目前已形成了以优质粮、优质棉、双低油菜、蔬菜和水产品为主体,注重特色,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格局。长江中游地区的江汉平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基地,种植业以优质水稻、棉花、双低油菜和蔬菜为主的,养殖业以淡水鱼、肉猪和家禽养殖为主。宜昌和巴东的农业也具有一定的特色,以种植水果、茶叶和中药材为主。
湖北长江经济带的农业生产大部分停留在传统农业生产地基础上,农业产业化明显不足。以荆州为例,其2008年的农业产值占到了整个长江经济带的1/3,是湖北长江经济带,乃至湖北省的农业大市,但是其在农产品深加工中表现出明显的“腿短”。据统计,荆州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为0.7:1,水产片的加工部分占其总产量的9%,畜牧产品占6%。而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率均在80%以上,加工产值约是农业产值的1.5—2倍。同时缺少农业产业化的大型企业,目前仅有福娃为代表的少数几家农产品加工企业。
三、湖北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思路
(一)明确区域功能定位,加快区域产业发展合作。
湖北长江经济带应统筹规划区域功能,明确各个区域重点发展的产业。按照地理区位和经济条件,将湖北长江经济带划分为三段。鄂东段是长江中游地区实力最为雄厚的地区,依托其工业和服务业的基础,将其建设成为外贸出口商品综合性生产基地;江汉平原所在的荆江段的农业基础和纺织等轻工业基础良好,将其建设成为以出口创汇农业和轻化纺织出口加工为主体的综合性商品创汇基地;鄂西段建设成为我国最大的水电供应中心、综合性原材料生产基地和世界级旅游区。
(二)完善产业发展政策,推进沿江产业带形成。
积极完善湖北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政策。一是培育壮大龙头企业,鼓励和扶持优势企业联合重组,组建区域性的集团。二是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大财政资金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担保、补贴等力度,简化融资担保手续,鼓励全民创业。三是建立健全的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制度,整合各类财政投资资金,支持长江经济带主导产业内的企业产品技术研发及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与推广、企业产假产业会展等活动。在产业政策支持的基础上,积极打造沿江产业带。湖北长江经济带应依托现有资源基础和产业优势,重点打造沿江五个产业带,具体包括:先进制造业产业带、沿江高技术产业带、沿江现代物流业产业带、现代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业带和沿江旅游业产业带。
(三)抵御金融危机风险,选择性地承接产业转移。
在经济危机到来的同时,我国开始探索内生型和外向型结合、以内生型为主的发展模式。湖北长江经济带是推进内生性改革的理想区域,应以金融危机为契机,加快产业的升级,培育消费需求,探索以内需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
湖北长江经济带拥有“承东启西”的区位条件和“黄金水道”的交通优势,可率先接受国际和东部沿海地区资金、技术和产业的转移,这对于湖北长江经济带大力发展经济,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湖北长江经济带必须科学地承接产业转移,不能盲目地承接,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充分考虑土地、资源、生态以及劳动力等这些方面的承载能力的同时,应根据产业的运行规律和产业发展的规律来选择,主动地承接转移,通过产业转移来推动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进程。
(四)加强与武汉的经济联系,发展各区域的领头城市。
加强沿江城市与武汉的经济联系,充分发挥武汉增长极的核心作用,实现各地区产业与武汉产业的对接。一方面依托沿江各城市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根据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围绕武汉的主导产业,延伸其发展的产业链,发展特色产业,构建产业集群;也可与武汉的主导产业实现竞争合作关系,实现产业的错位发展和资源共享。另一方面,江汉平原和鄂西地区积极承接以武汉市为核心的鄂东地区的产业转移,主要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般加工业,推动武汉和沿江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淘汰技术工艺落后、对环境污染大的产业。
在发挥武汉这一核心扩散效应的同时,积极培育各区域的中心城市。湖北长江经济带的鄂西段以宜昌为中心,使其真正发挥省域副中心城市的作用,带动恩施、神农架等周边地区发展,成为辐射鄂西渝东的区域性物流中心和文化旅游中心。荆江段以荆州为核心,充分发挥其扁担作用,带动湖北长江中游沿江地区的协同发展。鄂东段以黄石为核心,建设成为辐射鄂东赣北的区域性物流中心。
(作者: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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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蓉.长江经济带产业协调发展研究.开发研究,2007(2)
[3]彭荣胜.区域间产业协调发展基本问题探讨.商业时代.2006(36)
科学的客观性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人类学片是人类学家观察和思考人类社会的有效方法。随着影像及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人类学家创作的影像作品的数量日益增多，表现形态不断发生变化，功能价值不断拓展。本文将对人类学片的类型及其在新时代的功能意义进行探讨。
【关键词】人类学片;不同类型;功能价值
人类学家庄孔韶先生在《文化与性灵》一书中指出：“影视人类学是以影像与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比较文化的学问。”影视人类学主要研究的是民族文化的视觉表达形式。影视与人类学的结合，不仅是对人类文化的记录和保存，同时也是对人类文化的一种再现和阐释。影视人类学作品一般被称为人类学片。人类学片是在人类学理论指导下，综合运用人类研究的科学方法和影视学的表现手段，对人类文化进行观察和研究，所取得成果的形象化表述。
人类学片在记录保存交流文化、文献价值、教育功能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对于人类学片的分类，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模式。在不同情景，不同标准下，其分类结果也不同。笔者根据人类学片的使用目的和主要功能价值的不同，将其分为人类学资料片、人类学教学片、人类学研究片、人类学商业片，本文将重点分析这四种不同类型的人类学片及其体现的主要的功能价值意义。
人类学资料片，是民族的原始影像档案，具有原始记录的性质。人类学片的拍摄强调内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以期忠实地记录各种不同文化现象的原始风貌。人类学资料片是后人科学研究可供考查的最直接、最可靠的依据。而且当作为影像档案保存下来以后，还可以反复多次使用，即使这种文化现象已经消失了很久，人们仍然可以通过这些原始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如临其境，甚至有新的重大的发现，这些人类学资料片是科学研究最好的资料和素材。如通过观看《马班邮路》，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已经不再存在的一种信息传递方式，见证了现代科技的发展促使独特的传统文化逐渐消失的过程，为我们研究古老传播方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促使人们回顾过去，了解历史，分析历史。而人类学资料片有着不可忽视的文献资料价值。人类学片研究的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现象，它不仅对这些现象进行记录和描述，还通过系统的分析，对历史的比较，阐释各种文化整体的性质于与内在结构，并从变迁的角度去探寻人类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规律。人类学片，特别是人类学资料片的主要价值之一便是记录人的生活状态、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理想追求等等。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和对原生态的叙述应属于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具有资料价值上的共享性。如《最后的山神》是第二次获得亚广联大奖的人类学片，记录的是大兴安岭鄂伦春族一户人家的生活，得到国际评委：“自始至终形象地表现了一个游牧民族的内心世界”的评价。这为我们探寻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人类学教学片，顾名思义，即将人类学片应用于学科教学中。著名影视人类学家保罗·霍金斯认为，民族志电影（人类学片）在大学本科教学中扮演者独特的角色。现代社会是一个视觉信息化程度很高的社会。以影视媒介为传播途径的视觉信息已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它们每分钟都在传递着大量的视听信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中，人类学教育片引入课堂已成为必然。人类学教学片制作的目的是传播人类学知识，所以衡量一部人类学教学片是否成功，要看其包含的人类学内容、传播方式以及学生掌握程度。我国早期人类学教学片多数借助于解说词，大大消解了影视语言的表达能力，进而减弱了学生的理解力。今天学术思想表述的进一步影像化有利地改变了这一局面。近年来，在民族学、人类学及其他学科的教学当中，人类学片作为主要教学方式或辅助手段逐渐被广泛应用。
从字面意思上，我们就能理解人类学教学片的主要功能必然是教育。人类学教学片的教育功能包括大众科普教育和人类学科教育两个层次。人类学教学片的引入，可以促使大学教学方式进行多元化创新，增强教学的真实感和现场感，扩大教学内容的信息量。人类学教学片的一大特点在于可以使学生通过视觉经验体验感知一种未知文化，拓宽学生的视野，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对人类学教学片进行总结，从而挖掘人类学教育的潜力。利用剪辑、特写、非线性编辑等后期制作手段，可以更加便捷的突出主题，使学生的认识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
人类学研究片，即展示研究过程，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成果的影像文本，拍摄的过程就是研究本身。人类学片通过影像的形式记录下来文化遗迹和风土人情，可以为历史学、农业学、宗教学等相关人文学科提供宝贵的形象化实证资料，大大提高这些学科研究的实证性与客观性。总之，人类学研究片的应用更加充实了科学研究的方式，大大提高了研究结果的真实性。
作为一种特殊的纪录片，人类学研究片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人类学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田野調查过程中采用影视手段能忠实有效而又相对客观的记录第一手资料。这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行为。视听资料是现场采制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即时性、保真性，全面性和现场感等特性，可以直观呈现人类文化历史性传承和共时性的交融，并使人类文献研究价值得以放大。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各民族研究院纷纷开始人类学研究片的拍摄。如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在1979年专门成立电影组，后改为人类学研究所。
人类学商业片，作为文化产业和传播媒介，拥有着国内国外强大的受众市场，对我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国际化传播有重大意义。然而在人类学商业片发展过中，经济利益和文化追求的矛盾日益凸显。所谓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传统的人类学片往往传递着一种精英文化，它高深的内涵与理性表达缺乏下里巴人的亲切感，因而其受众范围和接受程度受到一定局限。如何促使人类学商业片在一种理性状态下多元发展，在一种健康的运行模式下走向繁荣，让更多的受众了解华夏文化，是我们急需考虑的问题。兼顾文化性与商业性的人类学纪录片，要在保持人类学片对人类生存状态思考的前提下，从选材、制作、宣传、时间等方面与其他类型人类学片进行区别。从受众出发，从文化传承角度出发，寻求新的突破口。
人类学商业片相比其他类型人类学片因其专业性较小，趣味性更强，因而传播范围更广，对记录，保存，交流文化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人类学商业片促使不同民族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彼此了解和沟通，他们的文化必然相互吸收、融合、涵化，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逐渐整合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
科学的客观性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经济评价的主观性:经济评价不仅仅是一个评价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一种决策过程。在项目的决策中评价主体或者评价结果的需求者难免根据自身的某种需要、选用一定的指标、模型和方法而作出或者对某些数据进行人为的添加和舍取的, 甚至臆测。故经济评价的过程表现出一定的主观性。
综上可知, 要得到准确的经济评价, 在控制评价方法和模型的同时, 关键的问题在于进行经济评价的过程, 在于评价主体或者说我们自身, 如何建立约束评价过程的机制。从外部建立约束机制, 还是从方法本身来建立约束机制, 笔者认为从外部来建立约束更具有操作性和现实意义, 因此保证过程的客观和独立性, 就能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下面结合具体的房地产项目来探讨这个问题, 并提出协调主客观性的一些方法。
项目概况:本项目为重庆某某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住宅项目, 项目用地居于重庆城市几何中心。总用地面积110713.00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231056.50平方米, 7栋高层+花园洋房。定位为中高档建筑。总投资103066.59万元, 总建造成本4460.67元/平方米:见如花园洋房定价表格:
我们可以采用各个同类项目的价格对比来完成本项目的项目定价。除此之外, 本项目定价参考了五个不同的类似项目定价, 但在给各个项目分配权重的时候也出现了随意的现象, 为了保证结果具有科学性, 最后采用团体成员打分 (其实质专家打分法或德尔菲法) 来确定权重系数的, 这种方法具有科学和客观性, 多人的认识可能会趋近于市场的反应。因此, 为了协调主观性, 在涉及到类似需要主观决策的问题的时候尽量寻找科学的决策方法, 避免主观性, 专家打分法不失为一种好的避免个人主观性的方法。
再看经济评价中内部收益率的变化。本可研主要用作决策使用, 兼有融资的目的, 经过调整, 本项目最后税后内部收益率达32.70%。之前内部收益率仅为16.85%, 经过和业主多次沟通, 对方授意调整投资和收入, 导致现金流的变化, 最终得出内部收益率为32.70%。这确实有悖于实际情况, 当然,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 投资额业主是有信心控制, 鉴于房地产市场近期乐观的反应, 业主也有充分理由抱有较高的期望值。但是未来确实是变化的, 经济评价的很多数据我们可以通过多方调查考证取得, 但对于未来预期的把握是否正确, 没人敢保证。
因此, 经济评价总是随着主体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发展。经济评价的这一特点, 反映出其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但是经济评价包含以决定论为基础的预见, 经济评价一般都是自觉、有意识的评价, 包含着对一定价值关系可能后果的预见、推断。而这些预见、推断必然以一定的决定论意识为基础和前提, 即确信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因果联系, 当然, 没有这种联系就不能进行经济评价。不管这是优点也好, 缺点也好, 它总归是经济评价认识过程中的事实。
对此, 关于如何协调经济评价中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问题, 应该注意一下几方面:
1、对于经济评价方法的选择, 保证科学。这是客观的前提, 要使方法适用于具体的项目。这是经济评价保证客观性的前提条件。
2、对于经济评价中数据的筛选、控制是协调主观性和客性的核心内容。涉及到筛选和控制主要是人的因素。评价的人即评价主题要有客观公正的意识, 约束人的机制建立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问题, 笔者认为目前可以加强于团体参与, 如上文中提到的专家打分法。这样也利于沟通与合作。除此之外, 也要强调人的经验的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评价结果的客观性。
3、做到了以上两点之后, 笔者认为不应再过分强调主客观性, 除非是拍脑袋似的出数字和做决策。因为在评价活动中, 总有主体的“我”在内, 因此它总是包含着主体的态度、选择、情感、意志等在内。而主体又是具体、历史及不断变化着的, 并且具有一定需要的, 经济评价则是把一定的或变化着的事实, 同不断发展着的主体和主体需要以及认识的客体-即评价的项目联系起来的认识。经济评价的这一特点, 反映出其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但是经济评价包含以决定论为基础的预见, 包含着对一定价值关系可能后果的预见、推断。而这些预见、推断必然以一定的决定论意识为基础和前提, 即确信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因果联系, 当然, 没有这种联系就不能进行经济评价。有时候事物的发展又刚好需要这样的评价;如带有期望的房地产售价的上涨, 恰恰也可以在一方面促使实施者往这方面努力, 当然, 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客观的评价的, 一个带有主观性的客观评价。因为不管这是优点也好, 缺点也好, 它总归是经济评价认识过程中的事实。
摘要：许多学者认为经济评价客观性强, 主观性弱。本文将以可行性研究中的经济评价为例来探讨经济评价中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协调问题, 建议客观性的评价也需要且必须辅以一定的主观性评价才能使我们的评价对象和结果更加现实和经济意义。
关键词：经济评价,主观性,客观性,协调
参考文献
[1] 刘让同, 严灏同.主观评价及其主观性与客观性分析.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4.8.
[2] 巫世峰.房地产项目可行性研究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国外建材科技.2006.
科学的客观性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民主模型”通过改变公众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力图实现公众与政府、科学家之间的平等交流。公众主体性的确立是这一理论目标得以确立的前提。“民主模型”具有理论深刻性、实用性和人文性。
关键词：民主模型；科学传播；公众
“民主模型”是英国公众对科学专家约翰，杜兰特在继本世纪60年代提出“缺失模型”之后建构的又一重要科学传播模型的理解，是西方公众理解科学理论发展的产物。同时，“民主模型”的建构又为科学传播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方向，它强调公众通过参与科学技术决策，形成与科学家、政府间的平等交流，从而实现科学传播。其传播促使公众形成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激发公众关注科学技术的热情和兴趣。科学传播的过程从单向线性传播模式转变成了几方面共同参与的动态循环模式。“民主模型”的建构使公众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都发生巨大的变化，公众从被动的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寻求者，从科学技术的旁观者变成引导科学技术发展的决策者。政府和科学家再也不能将自己的态度强加于公众。公众的态度由公众自身的科学素养和价值观念来决定。“民主模型”对公众主体性的强调展现出了现代科学传播理论发展的精彩篇章，所以，本文拟通过挖掘公众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性内涵来阐明“民主模型”的建构所带来的理论超越性。这一研究不仅能够加深对西方公众科学理论发展的理解，而且为国内科学传播理论的研究开拓了思路。
一、“民主模型”的理论深刻性
在“民主模型”中，公众的角色、地位发生改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公众主体性的形成，构成了一个利益群体。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公众才可能从被动的接收者转变成为主动的寻求者，从被动到主动的这种转变使得西方公众理解科学理论的发展发生了质的改变。科学传播理论发展的目标、建构的方式和产生的影响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围绕着公众利益群体的形成，“民主模型”在三个方面体现其理论发展的深刻性。
“民主模型”首先使科学传播摆脱“科学＋传播”的理论窠臼。把科学传播理解为“科学＋传播”是一种简单的经验认识，传统的科学普及理论就是受这种认识的影响。“缺失模型”仍然把科学传播看成是科学知识的传播，是一种对公众的灌输。“情境模型”把科学传播过程视为公众对特定情境的理解过程。这里，传播的内容扩大了，但内涵却没有改变。只有“民主模型”才从更深的层次上展开了科学传播的内涵，在“科学+传播”的理论框架中，传播体现了一种强制关系，公众被放在受众位置上。只有突破公众的受众角色，科学传播理论才可能摆脱“科学+传播”的经验认识。这一点明确地体现在了“民主模型”中。公众在科学传播过程中不是被动接收而是主动寻求，主动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科学传播对于公众来说成了一项有趣并有意义的论坛活动，它使公众的思想得以表达，公众的素质获得提高，更使公众的利益得以维护，就是在这种公众的兴趣和公众所表达的态度相互交替转化的动态循环过程中，“民主模型”诠释了科学传播。
其次，“民主模型”还突破传统的科学传播理论建构方法，传统上，指导实践的理论模型总是等到理论本身的全部内涵予以揭示后才得到进一步展开。如果等到从理论上给出科学传播是什么的时候再来建构科学传播模型，那么，有效的模型就永远不可能产生。一方面，理论本身会发生不断的变迁，另一方面，试图寻找完善的理论也是不可能的。“民主模型”作为科学传播的实践模型突破了传统的建构方法，即不去从本体上追问“科学传播是什么”，而是从“为什么要进行科学传播”和“怎样实现科学传播”人手探讨科学传播的合理性和可能性问题。科学传播的合理性和科学的合理性紧密相连。尤其是在“把科学看作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不是获得知识”的解构主义观点产生之后，为了维护公众利益的目标，同样也必然促使与之相关的科学传播模型不断调整。
最后，“民主模型”的建构展现出了西方科学哲学的理论发展线索。克莱姆克对科学哲学给出了初步的定义：科学哲学是通过对科学的目标、方法、标准、定义和理论进行逻辑的、方法论的分析，从而试图理解科学的意义、方法和逻辑结构。科学哲学的研究方法最初是逻辑分析，后来逐渐增加了历史研究和社会学分析的方法，并且其研究对象也不断发展。科学哲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变化也影响了科学传播模型的建构。“民主模型”突出地显示了科学哲学中的科学划界对科学传播理论发展的影响。实证主义为科学知识的划界提出了实证的标准，在实证主义哲学下，科学知识只能由经验或逻辑来确认而与交流传播毫不相关。“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的建构应合了这种哲学。在“缺失模型”中，科学传播成了机械的输入与输出过程，“情境模型”修正了“缺失模型”的机械性，认为公众对科学专家的信任是情境化的科学知识形成的关键。这样，“情境模型”就把公众对科学家的态度和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联系了起来。科学知识的交流和传播也就成了确证科学知识的手段，这种思想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的产物。在SSK(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将常人方法论引入对科学工作的考察，“常人方法论者的科学工作研究所关注的是科学中的社会秩序，集中于对自然科学能力系统的经验分析，以便揭示科学家是否也像日常行动者一样努力通过各种权宜性的活动和方法来产生科学活动的社会秩序”。有些研究者如林奇就在实验室民族志考察中将实验室科学活动描述为“现场工作”和“现场交谈”。可见，“情境模型”更贴近SSK的视角。“民主模型”的建构在某种程度上则体现出后SSK研究的理论成果，在建构主义者那里，主观性的因素被推到了极点，这就必然导致科学知识本身丧失了客观性。科学传播被单纯地引入到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过程中，这就取消了科学传播相对于科学知识形成的独立性，科学传播的内涵遭遇到被片面化的危机。“民主模型”的建构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说，是对建构论影响下的科学传播理论的革新。“民主模型”将公众提升为一个和科学家平等的利益群体，公众和科学家之间的交流被融入科学的整个过程之中，这样，科学的划界既不按实证主义所订立的僵硬的标准，又不像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建构主义那样随心所欲，而是一个多元决定的复杂体系。科学传播贯穿于科学知识的专业生产和科学知识的社会化整个过程。
二、“民主模型”的理论实用性
“民主模型”作为指导科学传播实践的理论模型，其建构围绕着科学传播的实践展开。它的功能性相对于“缺失模型”和“情境模型”显得尤为突出，“民主模型”的指导性不仅是给予政府和科学家的，更是给予公众的。公众在“民主模型”中成了实践
群体。“民主模型”把科学传播引入公众的社会生活，这就使得“民主模型”超越了学术研究的领域，进入到现实的社会生活领域。科学传播进入公众的社会生活的同时，也改变了公众的社会生活。科学传播越来越成为公众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民主模型”在充分体现科学传播对于公众的意义之外，还展现出科学传播对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独特作用。科学传播的作用不再局限于只是对科学技术成果的扩散，而且将其渗透到科学技术的生产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上。由此可见，一旦公众成为科学传播的实践主体，科学传播不仅影响着现实生活，更反过来影响着科学技术本身。
首先，透过“民主模型”可以发现科学传播为公众这一实践群体提供了新的生活方式。海德格尔曾说，“科学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是人在世之在的一种特定形式。”可见，科学深深地植根于生活之中。一切科学，其合理性都将要在生活实践中受到检验。“而我们对世界的科学认识。都基于我们所生活的周围世界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活动所体现(或显示)出来的生活形式”。这其中更深一层次的表达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科学的态度和思考能获得生产性的应用。”在“民主模型”中，科学的态度和思考是通过公众参与科技决策来实现的。公众的这种参与活动不仅仅只是一时的兴趣，而是对科学方法予以思考后付诸实施，进行练习和操作。用培根的一句话来说，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应当是“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的生活”。而事实上，科学在成为人们生活一部分的同时，科学传播活动也就成为了公众生活的一种方式。
其次，透过“民主模型”还能看到科学传播为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提供了新途径。科学传播对如何将求真与致用结合起来，对培养科学知识创新人才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民主模型”所强调的就是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激发思维、培养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科学研究活动的灵魂，科学精神不立，科学认识和科学创造也必然匮乏，而科学精神培养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对科学方法的掌握。梁启超早在90多年前就慨叹道；中国人“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太呆了，太窄了，且不说那些鄙视科学的人都把它看成器用、末技，就是相对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有八九个不了解科学的性质。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生结果的价值，而不了解科学本身的价值，他们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化学的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民主模型”恰恰蕴涵着在传播过程中实现科学精神方法和具体技术的一体化这一目的。“人们正是使用了各具特色的方法，才获得了各不相同的知识”。于是，人们在传播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创造了科学技术。
最后，透过“民主模型”可以发现科学传播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动力。在“民主模型”中，科学传播与科学评价相结合，并把提高科学家的社会声望和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相联系。而公众在这其中成了必不可少的环节。社会声望是衡量某一阶层或职业角色社会地位的指标。然而，科学家的社会声望与学术声望同一般的社会声望不尽相同，它反映了特定社会科学价值认知的程度和水平。巴伯曾说：“在现代社会中，科学与开放阶层体系有一个重要的联系。尽管把人们吸引到特殊职业生涯有许多不同动机，但在开放阶层体系中授予任何既定职业之声望程度，在人们对向他们开放的各种职业之中做出选择时，是一个重要特别的因素。”而公众的支持是科学家取得社会声望的重要途径，公众可能在两方面关注科学家并支持科学家的行为，一方面，公众关注的是科学是否被误用，科学的误用所引发的一系列恶性社会后果，使科学家的社会责任这一道德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家比常人更清楚他们的发明、创造的潜在价值，对发明成果的应用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更具有预见性。因而，他们也应肩负更重要的社会责任。问题的关键不是科学家是否应对科学的应用负责，而是他们如何履行责任。换言之，社会能否为科学家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条件。“民主模型”中公众和科学家、政府的平等交流，实际上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履行责任义务的平台。另一方面，公众关注科学的合理布局。宏观上看，科学的合理布局取决于国家、地区的科技政策导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的布局是由社会的客观需要决定的。社会的奖励能够引导科学家角色的交叉和转换，促进科研人员的合理流动。科学体系是严格自我控制的系统，它本质上拒绝一切非科学因素的干扰，但是，科学系统与社会系统又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互动。科技成果必须面向社会，并服务于社会。默顿早已指出科学声望是科技奖励的一种形式，从而也属于科学自我控制的手段。因此，当社会系统作用于科学系统时，有效地用“科学声望”这一调节器会带来巨大的收获。而公众应该成为促成“科学声望”的主要力量之一。在“民主模型”中，公众作为实践群体正是被赋予了这种力量才成为了科学发展的新动力。
三、“民主模型”的理论人文性
现代学术的细密分类虽有助于研究，但也确实给“通识通学”带来了屏障。不过，学科间的相关性和互渗性又给善于思考、乐于求知的人类带来打通的“金钥匙”。诚如沈致远先生所说：“科学好比是一艘在雾海中夜航的轮船，需要人文来导航。科学越发达，航船越大，速度也越快，如果缺乏正确的航向，就更容易触礁，”但问题在于，寻找怎样的人文来导航，如果是“以人为本”的人文，那么，就可以与科学相辅相成，造福人类，让科学之船驶向金色的彼岸；如果是希特勒的纳粹人文，那么，就只有触礁沉船的厄运，“民主模型”为科学传播向着人文方向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与此同时，公众在科学传播的实践过程中，也上升为一个文化群体。
公众是“民主模型”的核心主体。然而，公众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不仅是一个利益群体、实践群体还是一个文化群体。在公众主体那里，利益和人文是统一的。公众站在自身的立场上参与科学技术决策、发表意见、表明态度，就是要将科学技术知识的客观真理性和为维护人类总体利益的人文价值统一起来。“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要求尊重人，重视人的幸福、人的权利、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尊重人格独立和平等的文化精神。对科学传播来说，注重人文理念更是不可推卸的时代责任。科学传播不能仅仅停留在信息和知识的层面上，必须深入到较高层次的人类理解和人类智慧的境界。“民主模型”为科学传播的人文发展指引了一条道路。在“民主模型”中，公众参与科学决策提供给科学发展更多的人文关怀。由于公众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以感性的方式接触周围的事物，这样，公众就容易摆脱工具理性的枷锁，站在更加公正的立场上审视科学。在“民主模型”中，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人文性表现为公共领域中的科学成为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合理性基础，并基于此提高公众的科学判断力。
“民主模型”的人文性一是表现为公众的参与使得科学决策更加公正，公众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必然渗透着人文精神。在普遍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下，公众对科学的判断最终要使科学以社会价值为方向，亦即科学要以社会认为符合人的尊严和有生活价值的方向来发展。对于这一问题的哲学思考并不能现实地改变科学发展的方向。因为价值观念只有用于指导人们的行为才真正体现出其意义。所以，通过理论思考得出的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需要转化为公众的观念。公众只有内在地具有了这种价值观念并参与决策，才能在社会生活中站在社会价值立场上认识科学，接受科学的作用。
二是“民主模型”的建构借鉴了更多的人文方法，实现了真善美的内在统一。公众作为实践主体，就需要利用科学传播来培养公众的科学素养和科学判断力。而科学素养和科学判断力的提高则有赖于科学文化感受力的增强。将人文艺术的元素融入科学传播是加强公众的科学文化感受力的一种有效方法。“民主模型”强调公众不是“粗浅地学习”科学知识，而是“深刻地认识”科学。科学美感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提高对真的判断力。按照理性文化去感受科学、死记硬背这种精神文化的顺序，科学的美学作用和独特点根本得不到发挥，根据对“认识”的定义，艺术认识活动虽然不独立地提供对现实的理论摹写和反映，但是，“艺术却能够在科学认识向需要它们的人的传输过程中。强化并以某种方式深化这些科学认识”，将公众放在艺术的氛围中感受科学已经为西方科学传播学者所重视。所以，“民主模型”不仅要让公众认识到科学在当时有效的物质效应、价值以及实践的必然性，而且要使公众在精神领域享受科学独特的美感。“民主模型”隐含着把对世界的理论掌握与对世界的美学掌握以及实践一精神掌握统一起来的意蕴。
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