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企业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随着国际化进程，企业文化在跨国企业管理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而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冲突也成为跨国公司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阐述了企业文化的概念及特点，总结了跨国公司企业文化的特点，从文化冲突入手，探讨了跨文化冲突的成因并提出了跨文化管理对策。
[关键词]跨国企业；文化冲突；原因与应对
1 企业文化的外延和内涵
1.1 企业文化的概念
企业文化是一种新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企业要真正步入市场，走出一条发展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使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就必须普及和深化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所创造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所形成的具有自身个性的经营宗旨、价值观和道德行为准则的综合。
1.2 企业文化的一般特点
一是隐形性。企业文化尽管有外显部分和内隐部分的分别，但它主要是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并以价值观为内核，存在于职工的思维之中；二是潜移性。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精神，它对职工行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三是稳定性。企业文化一旦定型，在人们的心灵中真正有了共同的信仰，那就会有很强的惯性，将在长时期内发挥作用；四是可塑性。从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变化的角度看，它是在企业长期生产经营活动的实践中，通过领导者和各级组织的共同努力，逐步塑造而成的；五是继承性。纵向看，企业文化可以继承过去文化中的各种因素，包括好的和不好的。因此，对于过去的企业文化要加以鉴别，使优秀的、健康的成分继续发扬光大。
2 跨国公司企业文化的特点
所谓跨国公司，就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经济实体所组成，并从事生产、销售和其他经营活动的国际性大型企业。跨国公司企业文化有以下特点：
2.1 多元性
与国内企业相比较而言，跨文化企业所属成员一般都具有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和复杂的信念结构，尤其是跨文化企业成立之初这种特点更为明显。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职工各自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信念，由此决定了他们具有不同的需要和期望，以及与此相一致的满足其需要和实现其期望的迥然不同的行为规范和行为表现。
2.2 复杂性
跨文化企业的经营环境与国内企业有很大区别。一般来说，国内企业的经营环境比较单纯，企业内部文化隔阂和价值观念差异较小，易于建立企业文化，也容易在管理方式、决策和执行方面取得共识。相反，跨文化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就要复杂得多。除去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显著差异以外，企业成员在管理目标的期望上、经营观念上、管理协调的原则上，以及管理人员的管理风格上均存在明显的差异。
2.3 过程性
由于存在文化价值观和基本信念方面的差异，以及民族性格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跨文化企业要想建立和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所需时间周期就长得多，花费的各种代价也要比国内企业大许多，整个过程也比国内企业要复杂曲折。跨文化企业中存在着差异较大甚至相互冲突的文化模式，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无论是心理世界还是外部行为系统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只有逐步被人们相互理解和认识，进而产生关心、同情和认同心理，然后才能逐渐取得共识，并最终建立起共同的全新的企业文化。
2.4 冲突性
跨文化企业的所属成员因为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即使全新的跨文化的企业文化形成以后，这种企业文化内部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着特征各异的各种民族文化模式，这就使得同一个跨文化企业存在着“大同而小异”的行为规范和习惯。文化冲突的原因在于地域差异造成的价值观念的不同。
3 跨国公司文化冲突的原因
3.1 不同国家价值观方面存在差异
价值观是文化中最深层的一部分，它支配着人们的信念、态度和行动，是决定人们所持看法和所采取行动的根本出发点。不同企业的员工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员工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价值观的冲突。荷兰著名跨国企业文化研究专家霍夫斯特德在大量调研基础上，归纳出比较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四个方面，即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对权利距离的态度、对不确定因素的回避程度以及性别差异。研究表明，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在这些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3.2 管理者对于文化的认识的偏差
企业管理者在跨国企业文化差异的认识上，往往存在一些认识偏差。比如：缺少对本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了解、忽视各国的文化差异以及文化中心观点等。文化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如果企业管理者能够正确认识文化差异，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跨国企业文化管理，不仅能消除文化冲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还会充分利用文化差异，有效地实施管理。
3.3 基于不同类型的行为模式
行为模式是民族文化的具体表征。世界著名管理咨询专家理查德·刘易斯把世界文化分为三种，即单线活动型、多线活动型、反应型。这三类人以不同的方式获取信息，单线活动型主要依靠数据，多线活动型主要依靠面对面的交流和对话，反应型综合上述两种方法。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不同的行为模式，不同的行为模式造成企业经营方式的差异，同时也造成了经营中的文化冲突。
3.4 沟通误会
沟通是人际或群体之间交流和传递信息的过程。由于语言或非语言障碍的存在，人们对时空、习俗、价值观等的认识也有所不同，充分沟通往往有一定难度，容易产生沟通误会。对合作方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缺乏足够了解，文化敏感性差，人们习惯于从自身的文化角度出发来判断和分析来自对方的信息，从而产生误判、误解和冲突。
3.5 不同的感性认识
感性认识是通过感觉器官对客观事物局部的、现象的和外在的认识。一个人独特的感性认识是在自己特殊文化背景中通过亲身经历获得并发展起来的，存在某种惯性，其变化不及环境变化的速度，一旦进入异域文化，这种惯性常常导致错误的估计和判断。僵化不变的企业文化是导致文化冲突的又一重要原因。许多跨国公司不注意与东道国的文化交流、融合，工作人员亦多因循守旧，不愿变革，仍然沿用原来的管理模式，这势必会加剧企业内的文化冲突。
4 文化冲突的解决方法
4.1 实施本土化策略
跨国公司本着“思维全球化和行为本土化”的原则来进行跨文化管理。本土化的实质是跨国公司将生产、营销、管理、人事等全方位融入东道国经济中的过程，它有利于跨国公司降低海外派遣人员和跨国经营的高昂费用、与当地社会文化融合、减少当地社会对外来资本的危机情绪，有利于东道国经济安全、增加就业机会、管理变革、加速与国际接轨。
4.2 多元文化相容策略
实施这个策略的前提是允许多元文化并存，根据不同文化相容的程度又可以细分为以下两个不同层次：一是文化的平行相容策略。在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中并不以母国的文化作为子公司的主体文化。母国文化和子公司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却并不互相排斥，反而互为补充，二者同时运行于公司的操作中，充分发挥跨文化的优势，即“文化互补”。二是隐去两者主体文化的和平相容策略。虽然跨国公司中的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两者文化的巨大不同也很容易在子公司的日常运作中产生“文化摩擦”，但是管理者在经营活动中却刻意模糊文化差异，隐去两者文化中最容易导致冲突的主体文化，保存两者文化中比较平淡和微不足道的部分，即“求同存异”。
4.3 共同价值观管理
在有两种或以上的文化在公司并存的情况下，管理中要注意对对方的文化尊重和理解，以平等的态度交流。在此基础上，找到两种文化的结合点，发挥两种文化的优势，在企业内部逐步建立起统一的价值观。如果一个公司缺乏明确的价值观，很难获得成功。
4.4 跨文化培训
跨文化培训是防止和消除文化冲突的有效途径。在可能的情况下，跨国公司会选择那些在多文化环境中有经历和经验的人及懂得对方语言的人作为公司的培训人员。内容包括：对本地（子公司）民族文化及母国公司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文化的敏感性培训以及文化的适应性训练等，员工可以通过实践经历获取应对其他文化的技能。
文化冲突的问题是当今经济一体化时代跨国公司和外企面临的日益严重的问题。本文重点探讨跨国企业的特点，指出文化冲突的原因，并探讨跨文化管理的策略和解决方案，包括本土化策略、多元文化相容策略、共同价值观管理和跨文化培训策略等，为国内企业走出国门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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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企业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在产能过剩、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产业转型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但在专业转型的背景下，企业要想实现发展，需要建设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企业转型背景下企业管理存在的问题，阐述创新企业管理，同时提出产业转型背景下构建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的具体措施，为企业在产业转型中实现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企业管理 产业转型 管理创新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信息化程度逐渐增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竞争，为了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企业都将竞争的关注点集中在知识、技术、理念等方面。对于企业来说，能否在知识、技术、理念等方面实现创新，实现自身的产业转型，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着企业的未来发展，甚至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无论是合作的广度，还是合作的深度，都实现了飞速发展，在这种国内竞争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的大环境下，国外的跨国公司直接影响我国企业的发展。对此，我国企业要想实现发展，需要顺应时代潮流，就必须从根本上进行产业转型。而企业管理作为企业发展的基础，在企业健康发展、提升综合实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对企业的管理模式进行创新，有利于帮助企业提升管理效率。
1 企业转型背景下企业管理存在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企业转型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基础。然而，面对企业转型，企业管理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1 企业管理不规范，企业管理缺乏科学性
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制约，我国的企业在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两种不良行为。
一方面，企業的高层不具备与时俱进的魄力，缺乏学习的动力，拒绝吸收新的管理知识、管理理念等，对管理缺乏正确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开展管理工作，使得企业管理受到传统管理理念的制约，此时又不能吸收新的管理理念、学习新的管理知识，进一步弱化了企业吸引人才的能力，企业最终被社会淘汰。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出现新的企业，这些新企业的领导层，为了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积极引进国外的管理方法、管理模式、管理理念等，根本没有对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导致企业引进的这些管理方法、管理模式、管理理念等严重不符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甚至发生冲突，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管理效果。
1.2 注重行政管理，缺乏管理的整体效果
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的行为受国家的控制，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这种管理模式导致企业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难以对市场需求做出调整。受以命令为中心管理模式的影响，企业的管理普遍具有粗放型经营，管理缺乏系统性、科学性，过于重视行政管理。行政管理作为一门科学，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应用性，能够覆盖企业日常管理的方方面面，例如办公用品的管理、工作的移交、会议等，通常情况下，这些都属于企业内部行政管理。对于企业来说，通过管理提高企业的整体运行效率，不能出现为了管理而管理的现象。
1.3 弱化了人才建设，影响企业未来的发展
在产业转型过程中，转型普遍带有信息化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管理的焦点集中在人力资源方面。我国作为人口大国，但是企业管理中，根本没有重视对人力资源实施管理，导致人力资源难以充分发挥价值。人才作为产业转型中的重要战略资源，在组织开展企业管理工作时，需要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高度重视人才，否则将会造成人才流失，最终影响企业发展，甚至造成企业出现人才断层，导致企业发展缺乏后劲。
2 创新企业管理
2.1 将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进行融合
在产业转型过程中，企业的发展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需要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同时企业文化会对企业管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且企业管理也会对企业文化形成制约，可以说，企业管理、企业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当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模式相互一致时，在这种情况下，两者才能推动企业持续发展，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企业既定目标。在企业管理中，通过纳入一定的企业文化，也就意味着企业管理被企业文化背景所制约。
2.2 企业管理要创新人
在产业转型背景下，企业要实现发展，需要实施企业管理创新，其中创新人是基础。在企业的未来发展中，创新逐渐成为主流。企业在组织开展企业管理工作时，如果管理层认可创新人这种理念，那么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就会有意无意地进行着创新活动。如果企业的创新效果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管理层将会进一步验证创新的设想。所以说，企业的管理层要想对企业的管理进行创新，首先需要对人进行重点创新，这是因为人才是开展企业管理模式创新活动的主体，企业管理模式创新能否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受人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企业管理创新中，调整社会关系是源泉或动力，所以企业管理创新的动力是企业创新后的实际管理情况。不仅如此，在企业的日常经营过程中，企业需要对创新人的行为进行规范化，进一步形成创新管理制度，最终在创新人、创新制度两者之间实现相互推动，以此促进企业创新管理螺旋式上升。
2.3 企业管理转型包含于产业转型
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以及人们环保意识、节能意识的增强，产业转型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企业管理转型是企业未来发展的出路，对于企业来说，企业转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在产业转型背景下，企业管理转型需要调整企业管理组织模式。
其次，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转变人们的思维意识。
最后，对企业的价值观进行适当的调整。
产业形态作为一个独立的定义或概念，通常情况下与生产力水平有关，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可以进一步提升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就是说，在产业转型过程中，一定要有企业的参与，对于企业来说，要想实现自身的持续发展，必须正确看待产业转型。企业管理转型一般包含在产业转型中，与产业转型无关的企业管理转型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是不存在。
3 产业转型背景下构建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的具体措施
（1）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创新概念模型是指通过对产业转型经验进行总结分析，提出的一种概念性模型，其原则是遵循传统理性。在这里传统理性是指人们根据已有的对传统经验、传统知识等理解、掌握产业转型背景，例如，传统的人性本恶论、人性本善论等都是与企业管理有关的传统理性，在传统管理理念的影响下，这些进一步升华为企业管理活动的经验。
（2）对于企业来说，在组织开展企业管理转型工作时，一般都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归纳企业管理的创新概念模型，可以说，在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中普遍带有传统理性的特征，但是只有将传统理性与企业实际活动进行有效结合，传统的理性特点才能在企业管理概念模型中体现出来，进而企业管理创新模型才能被有效应用到实践中，其作用才能被充分地利用，同时为推广普及企业管理创新模型奠定基础和提供保障。
从管理效果来看，企业管理自身具有较强的时间性、空间性，在企业普遍接受管理转型的条件下，随着产业转型的不断深入，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关注。在产业转型背景下，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管理转型得到大规模推广，并且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本质上说，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企业管理的全部传统理念。然而，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励，产业正在进一步深化转型，以此为背景，许多缺乏合理性的因素被融合到传统理念中，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借助更多的实例，进一步证明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的实用性，才能在市场中积极推广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进一步扩大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的应用范围。
（3）在全面分析企业管理创新面临的问题时，需要积极构建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通过研究分析各种结果发现，在企业管理实践中，需要按照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企业管理创新活动等设置管理内容，同时可以对管理模式是否满足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进行科学判断。
在产业转型背景下，当企业管理转型出现问题后，企业需要深入分析企业管理创新的基本属性，进一步构建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同时构建全新的企业管理创新模式。另外，在构建企业管理创新模式的过程中，需要我们科学、合理地判定新构建的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研究其是否具备所需的可使用性。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研究企业管理概念创新的过程中，通过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分析，并提出自己对产业转型背景下企业管理的见解。从文章中可以看出，关于企业管理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企业管理创新的意义。（2）企业管理创新的内容，（3）企业管理创新的方法。在产业转型背景下，关于构建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不能局限于经济学的角度，同时需要从企业创新管理中合理配置资源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且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需要研究企业管理创新的延续性问题。另外，在产业转型的大背景下，需要我们科学、合理地运用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在企业管理创新中，充分发挥其作用，进一步推动企业持续、快速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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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企业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以恒安并购皇城为例，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动机和并购目标的选择，旨在为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目标选择提供启发。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的跨国并购由多个动机共同驱动，其中最主要的动机是市场寻求。在进行并购目标选择时，民营企业会考虑文化差异、东道国制度环境、经济环境等因素，同时也受到了国家政策引导、民营企业家个人特征等的较大影响。因此，民营企业应明确其并购动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深入研究和评估并购目标，基于并购动机来选择并购目标，同时充分发挥中介作用和政府引导作用，以保障民营企业并购目标的恰当选择。
【关键词】 民营企业； 跨国并购； 并购动机； 并购目标
近年来，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热情高涨，跨国并购活动十分活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并购交易更是大幅增加。根据普华永道的统计，中国企业2017年赴“一带一路”区域的跨国并购交易数量是2016年的6倍，达到了135个，并购交易的总金额为214亿美元，是2016年的10倍之多。这些跨国并购交易主要集中在高科技、工业和消费等领域。并购主体除了国有企业，还有不少民营企业，且民营企业的并购数量和金额都占据较大的比重。随着国家对企业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鼓励和支持，机制相对灵活的民营企业已经逐渐成为跨国并购交易的主力军。然而，跨国并购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给并购企业带来发展机遇、提升企业竞争力，也会使并购企业置身于更为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中。由于并购动机是并购行为的出发点，而并购目标的选择是跨国并购行为中的第一个挑战，因此，如何基于企业并购动机选择合适的并购目标，以获得最佳的并购效果，是我国民营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民营企业，关注民营企业并购动机和并购目标选择的更少，因此，本文以恒安国际集团并购马来西亚皇城集团为例，分析我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动机以及目标选择，为我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目标选择提供一些启发。
一、恒安并购皇城的案例概述
（一）并购双方概况
1.恒安集团
1985年，恒安集团前身恒安实业有限公司成立，开始进军女性卫生巾市场。1998年，恒安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代码：HK01044，简称“恒安国际”），成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2011年，恒安国际入编香港恒生指数成分股。目前，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卫生巾、纸巾、纸尿裤等，拥有“心相印”“安尔乐”等多个知名品牌，其中，“心相印”在2017年全国生活用纸品牌中名列第一位。恒安集团在全国各地设立了40多家分公司，在印尼等国也设有恒安产品的生产基地和销售机构。
2.皇城集团
皇城集团是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主要从事投资控股以及生产及加工纤维制品，包括纸尿裤、卫生巾、纸巾、棉制品及加工纸。纸张生产业务是公司的最主要业务，占据其总体业务量的70%，在马来西亚同类业务中位居前列。公司纸尿裤、化妆棉、卫生巾等占据总业务量的30%。其中，纸尿裤在马来西亚属于中端品牌，其主要销售渠道是乐购等大型商场或超市，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拥有较好的销售网络。
（二）并购过程
2017年6月5日，恒安国际发布公告称，恒安附属公司恒安马来西亚投资有限公司订立买卖协议，以9 120万马币（约1.45亿元人民币）（不包括经纪费及其他附带成本），收购马来西亚皇城集团的8 000万股股份，占皇城集团股本权益约50.45%。根据马来西亚的法律法规，恒安发起了无条件强制收购要约。2017年6月8日，皇城股权转移完成，恒安以现金支付了全部对价。2017年6月15日，恒安国际提名的许连捷等三名执行董事获得正式委任。至此，恒安国际的三名董事和皇城集团的人员共同组成了皇城集团新一届的董事会。
二、恒安跨国并购的动机分析
恒安的主要业务是卫生巾、纸巾、纸尿裤等的生产和销售，其经营业绩和品牌知名度在同类公司中名列前茅，那为什么它还要并购同样进行个人卫生用品生产和销售的海外企业呢？现有研究表明，品牌国际化、掌握核心技术、扩大市场份额、获取国际化经验是我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四个主要驱动因素[1]。本文认为恒安进行跨国并购的主要动机有三个：第一，促使品牌国际化，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第二，获取国际化经验，使收入来源多元化；第三，突破纸尿裤业务的国内经营困境，扩大纸尿裤的市场份额。
（一）促使品牌国际化，实现企业战略目标
由于恒安的业务基本上是在国内，所以即使恒安的品牌在国内市场拥有较高的知名度，但在国外市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而恒安的战略目标是成为国际顶级的生活用品企业。为此恒安于2016年将亲亲食品从集团中分离出来，专注于个人卫生用品的生产和销售。然而仅仅专注于在国内市场经营是无法成为国际顶级企业的。要实现恒安的战略目标，就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因此恒安的首要任务就是使恒安的品牌进入海外消费者的视野，进而使品牌国际化。而跨国并购是企业实现其战略目标的一种重要手段，不仅能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且相对海外投资建厂而言，也是使企业品牌进入海外市场更为有效和快捷的方式。因此，基于促使品牌国际化，实现企业战略目标这一动机，恒安选择并购一家同样进行个人生活用品生产和销售的海外企业。
（二）獲取国际化经验，使收入来源多元化
恒安专注于国内市场，收入也基本来源于国内。位居我国个人卫生用品行业龙头的恒安，其经营业绩和地位一直都很稳定。2012—2016年每年的销售净利率都在16%以上，远高于同行业竞争者。但是近年来，国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女性卫生巾等属于生活刚需品，其需求的增长相对有限，这使得恒安的收入增长速度受到了限制。如表1所示，恒安公司2013年收入增长率和毛利增长率分别为14.37%和14.96%，2014年收入增长率和毛利增长率都有所下降，2015年下降幅度最大。国内市场发展受限、增速放缓迫使恒安管理层将目光转向了海外市场。
在并购皇城之前，恒安从未进行过跨国并购。虽然恒安已在印尼合资建厂销售自有品牌产品，但收入较少，效果一般。也就是说，并购前，专注经营国内业务的恒安国际化经验相对欠缺，对于一家经营个人卫生用品的龙头企业而言，这无疑是公司的一个短板。而恒安的竞争对手已经纷纷进军海外市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例如，同样是在香港上市的民营纸巾产品生产企业维达国际，2015年海外市场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1.16%，2016年该比例上升到了15.3%。一方面是收入来源较为单一且国内市场发展受限，另一方面是国际化经验欠缺，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并购就成了恒安进军海外市场的较佳选择。通过并购，恒安可以利用被并购企业的资源较为快捷地进入海外市场，获取国际化经验，降低企业进入新市场的风险和成本，为公司的海外经营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新市场的开拓，既能提高企业的总收入，也能使其收入来源多元化。
（三）突破纸尿裤业务的国内经营困境，扩大纸尿裤的市场份额
如表2所示，恒安的卫生巾2015年收入增长率下降，2016年又有所提高。可见尽管市场竞争激烈，但作为恒安优势业务的卫生巾依然能保持一定的增长。由于卫生巾市场饱和度已经偏高，而且卫生巾生产的卫生标准较高，更新换代速度较快，其市场的进入门槛相对较高，因此预计恒安的卫生巾未来依然能保持其行业龙头地位。纸巾业务是恒安的最主要收入来源，几乎是总收入的50%。由于纸巾业务市场进入门槛不高，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其中，市场集中度相对较低，竞争异常激烈，2015年恒安的纸巾收入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优质生活用纸的需求也相应增加，拥有生活用纸第一品牌“心相印”的恒安，通过优化产品组合等方式使得2016年纸巾收入增长率达到4.28%，預计未来特定生活用纸方面还有发展空间。
相对卫生巾和纸巾而言，恒安纸尿裤业务的发展不容乐观。从竞争环境来看，纸尿裤的低端产品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而中高端产品又受到国外品牌的冲击，外资品牌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从数据来看，恒安的纸尿裤2013年收入增长率为9.41%，但之后逐年下降，2015年和2016年出现了负增长，尤其是2016年收入增长率为-12.27%。虽然纸尿裤属于恒安的主要业务之一，但其收入占集团总收入的比重相对较低，对集团的贡献比较有限。恒安高层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对卫生巾和纸巾业务依旧有信心，但却对纸尿裤业务表示担忧。因此，恒安急需突破纸尿裤业务的国内经营困境，扩大纸尿裤的市场份额，促进纸尿裤业务收入的增长。而并购一家生产销售纸尿裤的海外企业，可以利用其销售渠道为恒安的纸尿裤产品打开海外市场，通过海外市场份额缓解国内销售不利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上述品牌国际化、获取国际化经验和扩大市场份额这三个动机相互作用和驱动下，恒安产生了跨国并购的意向。其中，突破纸尿裤业务的国内经营困境、扩大纸尿裤的市场份额是恒安当前进行跨国并购的主导动机，这直接促使恒安选择了横向并购方式。也就是说，对于拥有同行业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恒安而言，获取市场是其跨国并购最主要的动机，即相对于国有企业以资源和技术寻求为主的跨国并购动机，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市场寻求[2]。因为国有企业不仅有盈利的需求，还承担着保护国家资源安全、履行国家战略安排等的使命，所以国有企业大多是资源寻求。而民营企业主要是为股东盈利，其经营管理和激励机制相对灵活，因而对于企业利润追求的积极性更高，对市场的关注度也就更高。
三、恒安跨国并购的目标选择分析
成功的并购首先取决于选择一个合适的并购目标，而选择所依赖的主要因素就是企业的并购动机[3]。由于恒安的主要并购动机是寻求市场，因此恒安应主要基于市场来选择并购目标。也就是说恒安应先选择拟进入的市场，即并购区位，然后在选定的并购区位中寻找合适的目标企业。那么恒安选择马来西亚的皇城集团是否恰当、合理呢？
（一）并购区位的选择
随着“一带一路”合作的不断深化，众多企业纷纷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国家也通过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政策制定等方式鼓励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受国内环境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在国家政策的鼓励和引导下，不少民营企业也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恒安位于民营企业聚集的福建省。福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对东南亚国家具有独特的吸引力。而东南亚拥有较多华人华侨，研究表明，我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具有华人华侨的地缘性特点[4]，而且东南亚国家的“一带一路”国别风险度较低。因此，不少民营企业选择到东南亚国家进行投资和并购。恒安在并购前也在积极开拓东南亚市场。最为重要的是，东南亚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其卫生巾、纸尿裤等刚需品的需求增长较快。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恒安将并购企业的区位定位在东南亚。
在东南亚的诸多国家中，马来西亚是中国在东盟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中国的投资持欢迎和积极合作的态度。中马关系的融洽为中国企业和资本进入马来西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马来西亚的文化和我国相近，华人较多，对中国品牌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也相对较高。而且马来西亚在东南亚国家中经济实力相对雄厚，市场比较成熟，企业整体实力较强，通过马来西亚可以更好地将产品辐射到东南亚其他国家。另外，恒安的竞争对手维达国际也在马来西亚开拓了市场，而且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因此，综合考虑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制度因素，在同行业示范作用下，恒安选择了马来西亚作为其具体的跨国并购区位。
（二）并购目标企业的选择
并购目标企业的选择是企业的一项重要决策。民营企业家既是企业的创始人往往也是高管成员，因此民营企业决策具有强烈的个人化特征[5]。民营企业家的性格、个人能力、风险偏好、过往创业经历、过往管理经验等这些个人化特征都会影响企业的决策，相应的也会影响并购目标企业的选择。从媒体访谈和报道可以得知，恒安创始人许连捷对跨国并购相对谨慎。因此尽管公司在2015年就有跨国并购的意向，但直到2017年才最终确定并购对象。皇城集团相对恒安而言，规模较小，2016年皇城的营业收入为3.09亿马币（约4.92亿元人民币），而恒安2016年的营业收入为193亿元人民币。皇城集团的并购对价约为1.45亿元人民币，对于拥有100多亿元人民币的恒安来说，金额也较小。也就是说，面对跨国并购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创始人的谨慎特质使得恒安选择了一家规模和并购代价都较小的企业。并购皇城既是恒安的第一次跨国并购，也是一次试探性质的并购，旨在通过并购小企业积累国际化经验，探知市场偏好，为未来的海外发展奠定基础。此外，许连捷从2001年开始对恒安的销售渠道进行改革，为恒安在全国打造了一个庞大的销售网络，也为恒安的销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使得他对销售渠道十分重视。而皇城集团在马来西亚和东南亚拥有较好的销售网络。良好的销售网络对于市场的开拓至关重要。恒安管理层也在公开场合表示，计划利用皇城的网络和渠道，把恒安的产品推向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可见，恒安选择皇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文捷对皇城销售渠道的青睐。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家的性格、风险偏好和经验等个人特征直接影响了恒安并购对象的选择。
当然，恒安选择皇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皇城是一家上市公司，且上市后一直保持健康稳定的增长，是一家较为优质的企业。而上市资格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资源。此外，皇城的纸尿裤属于中端品牌，在马来西亚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和恒安纸尿裤中高端市场的定位大体保持一致。皇城集团的战略目标也和恒安的国际顶级生活用品企业目标大体一致。
（三）并购目标选择的合理性分析
根据上文分析，恒安基于公司市场寻求为主的并购动机，选择了生产和销售包括纸尿褲在内的生活用品企业——马来西亚皇城作为并购目标。选择时考虑了文化差异、东道国的制度环境、经济环境等因素，并受到政府政策引导、民营企业家个人特征的影响。总体来说，恒安的跨国并购目标选择还是比较合理和恰当的。第一，现有研究表明，制度因素是企业跨国并购区域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东道国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降低跨国并购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6]，提高并购的成功率。因此，选择对外资开放程度较高、市场较为成熟的马来西亚，可以降低恒安跨国并购的政治风险。第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越大，并购后文化整合的难度就更大，企业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实现并购后的协同效应。因此，恒安选择文化相近的马来西亚皇城，为并购后文化整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三，皇城集团规模不大，相对容易吸收整合，且并购成本不大，对于恒安的资金压力也较小，所产生的财务风险也相对较小。而且，并购一家规模小的企业比较适合恒安当前积累国际化经验（“小步走”）的策略，未来如果遭遇市场挫折或者企业转变战略方向，也比较容易退出。第四，皇城集团在产品定位等战略上和恒安的战略相匹配，恒安也可以和皇城集团共享销售网络等资源，因此并购后恒安可以利用其先进管理经验扩大皇城的业务规模，提高其产品市场份额，进而推进恒安产品的海外销售，实现经营协同效应。第五，熟悉市场、知名品牌和销售渠道是成功进入一个新市场的三个重要的助推器，恒安在较为熟悉的东南亚市场选择了拥有中端品牌和良好销售网络的皇城，也就意味着获得了这三个助推器，为寻求市场这一动机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并购后恒安的报表数据也可以看出，由于并购目标的恰当选择，恒安的这次跨国并购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成功的。恒安2017年年报显示，股权购买日，恒安并购皇城产生了0.42亿元人民币的并购交易利得（负商誉），获得了0.4亿元人民币的现金流入。从股权收购日到2017年年末，皇城合并到集团报表的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2.6亿元人民币和约0.5亿元人民币，均占集团总收入和净利润的1.3%。2017年恒安的纸尿裤收入增长率也比2016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未来皇城对恒安的贡献是否还会增加，取决于并购后的两家公司的整合情况。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恒安并购皇城的案例分析，发现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动机并不是单一的，往往是多个动机共同驱动，其中市场寻求是民营企业最主要的动机。在对并购目标进行选择时，民营企业会受到政府政策引导、民营企业家个人特征的影响。因此，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确保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目标的恰当选择。
（一）企业方面
1.明确企业的并购动机，基于并购动机选择并购目标。企业首先要清楚自己的并购动机，而且并购动机应和企业发展战略相一致，然后根据并购动机确定自己的跨国并购具体需求，结合这些具体需求进行并购目标的选择，这样可以有效避免企业盲目并购。例如对于以市场寻求为主的并购动机，应基于市场角度选择目标，首先选定市场需求潜力大的并购区位，然后结合进入市场的需求，选择拥有知名品牌和良好销售渠道的企业作为并购对象。
2.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充分发挥中介作用。虽然恒安并购较大程度上受到民营企业家的个人影响，但是恒安自成立以来就进行了多次管理改革，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和优秀的管理团队确保了并购决策不出现失误。因此，为避免民营企业家因认知偏差等原因造成的并购目标选择不当，民营企业应尽可能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成立相应的并购决策团队，在保证创始人权威的同时，利用优秀的管理团队弥补民营企业家的认知偏差，同时聘用专业的投资银行等中介机构进行并购决策咨询，充分利用中介机构治理效应降低并购目标选择不当的风险。
3.深入研究并购目标，结合企业实际情况，选择并购障碍小的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时，企业应对可供选择的并购目标进行深入的研究，详细评估东道国制度环境、被并购企业的文化、并购代价、未来整合风险等，同时还要对被并购企业的战略合理性和财务合理性进行充分的评估[7]，预测并购协同效应，选择并购障碍较小的企业。选择并购目标时，必须结合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出判断，包括企业国际化经验、国际化策略等。
（二）政府方面
政府应充分发挥其政策引导作用，主动为民营企业提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与并购有关的法律制度、贸易规范、税收政策、会计准则等信息，并进行相应的并购风险预警，帮助民营企业恰当地进行并购目标的选择。此外，政府还应尽快完善我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相关法律法规，鼓励金融机构为民营企业提供贷款服务，积极倡导银企合作，为民营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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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企业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后疫情时代，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世界经济复苏面临诸多挑战，中国“一带一路”为我国企业跨国营运打造了良好局面，数字经济推动中国企业来到了新风口，但我国企业由于经验不足、形象欠佳、人才缺口巨大，跨国营运道路坎坷。面对跨国营运种种风险，我国企业应当完善风险防范措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多元渠道公开信息，系统构建企业形象，并打造知名雇主品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从而更好地应对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发展给我国企业跨国营运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跨国营运;一带一路;数字经济
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之势，各国市场监管与要求越发严格，同时数字技术飞速发展背后暗潮涌动，知识产权、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等问题层出不穷。企业跨国营运是指在企业在母国以外的国家建立子公司或办事机构以便于在东道国开展贸易、投资、研发、并购等活动的商业行为。在世界局势日益复杂情况下，我国企业如何实现跨国贸易营运稳定发展，令人深思。本文在分析我国企业跨国营运环境基础上，针对后疫情时代其所面临挑战提出对策建议。
一、 后疫情时代中国企业跨国营运面临的国际环境复杂
（一）世界经济复苏面临诸多挑战
在世纪疫情冲击与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交织背景下，中国企业面临的跨国营运环境更趋严峻复杂。首先，新冠病毒持续变异带来的环境不确定性仍是各国头顶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各国政府防控力度加大，全球经济稳定复苏，根据WTO公布信息，2021年第三季度全球贸易量下降0.8%，但得益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全球贸易额仍保持稳定增长，且在宽松财政政策刺激下可能会超出预期。但政策高度扩张也带了通胀压力，导致需求过剩与流动性过剩情况出现可能性增加，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将面临更大冲击与风险，全球经济复苏呈分化态势。其次，疫情加速了技术改革，为了减轻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冲击，数字技术发展一再提速，尤其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5G网络构建等领域，生物医学技术以及新能源领域也有了颠覆性进展。这些技术进步对企业跨国研发投资产生深远影响，市场需求进一步细化，部分市场开始萎缩，以创新为核心点的新市场正快速开疆拓土。最后，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危机集中爆发，妨碍了经济复苏。一是由于原材料生产国恢复慢于需求国，原材料价格高涨，产生供需错配;二是复工受限使劳动力短缺问题更加凸显，主要港口堵塞，国际货运能力受损;三是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贸易壁垒高筑，企业跨国营运面临更高标准、更严苛法律法规。
（二）“一带一路”稳中有进，发展势头良好
自2013年我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宏伟倡议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各国纷纷敞开胸怀接纳中国企业，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研发等领域，中国企业锋芒更显。2020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双循环”布局，并对“一帶一路”提出建设性意见，强调企业要发挥主体作用，以市场为导向加大对沿线国家投资，延伸现有产业链，坚定不移地实现“走出去”。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我国企业对沿线55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高达62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6%，同时与沿线60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达2508份。大量中国企业坚持“走出去”，为东道国民生工程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拉动了当地经济与就业。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多元化发展、本土化经营等跨国营运战略积极融入东道国，与东道国政企民友好互动，打开了发展共赢的良性局面。
（三）数字经济推动后疫情时代经济转型
疫情凸显了数字经济韧性，加速了后疫情时代全球数字化进程。得益于全球范围内日趋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物流与支付制约逐步消除，数字支付迅速渗透不断创新，区块链技术也为数字经济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想象空间，数字娱乐日益扩张，线上娱乐与社交场景加速融合，社会数字化行为呈几何式增长。全球数字经济浪潮势不可挡，亚太地区表现突出，根据德勤2021年度《科技赋能下的亚太数字贸易》，随着亚太地区通讯条件改善、智能手机普及以及物流水平提升，近年亚太地区电商市场发展迅猛，Shopee、Lazada等东南亚地区跨境电商崛起。此外，得益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我国企业在部分协定国家的跨国营运甚至实现了零门槛，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微型企业已来到了新一轮风口。
二、 后疫情时代中国企业跨国营运中面临挑战
（一）跨国经验不足，各类风险丛生
我国“走出去”如火如荼地开展，对外投资规模日渐扩大，然而，我国企业跨国经营起步相对较晚，又正值世界格局前所未有之大变革时期，加之我国在制度、文化以及历史发展等方面与他国存在鸿沟，我国企业跨国营运可谓是摸着石头过河，风险丛生。
第一，我国企业跨国营运中法律风险突出。具体表现在后疫情时代，我国企业在签订跨国贸易合同时更多采用邮件，对东道国营商环境、对合作对象的了解不够直接全面，对具体条款把握不足，可能会造成缔结条款有失公允，引发经营风险。还表现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对地方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了解不多，对企业创新产出缺乏应有重视，招致不必要的知识产权纠纷。此外，我国企业在劳资关系上照搬国内做法，下意识地将国内劳动法与企业文化代入，忽视了东道国劳动保障体系，劳资纠纷频发。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新发展鼓舞了一大批中小型企业跨国营运，但这类企业易忽视交易的标准程序，且风险承受力较差，一个法律风险便可能令其倒闭。
第二，我国企业跨国营运中政治风险警觉不足。后疫情时代，数字技术进步的同时加剧了恶意信息操纵行为，诸多东道国政府打着“安全”旗帜宣扬中国威胁论，抑制我国企业跨国发展，尤其是国企在进行跨国贸易、投资、研发、并购时，其国企背景往往会引起东道国的猜忌，使得原本单纯的经济活动蒙上政治阴影。后疫情时代政府摩擦更加频繁，部分东道国采用更为严格的准入规则、更高税率以及歧视性法律政策进行贸易保护，转移政治摩擦成本，华为“孟晚舟事件”便是警钟。然而，我国企业缺乏完善的规避体系以应对政治风险，在双边政治关系发生冲突时往往首当其冲。
第三，我国企业跨国营运中文化风险不容小觑。一方面，我国企业跨国营运往往遵循经验主义，忽视当地文化习俗与生活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贯彻不足，以“一带一路”为例，共建“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提供了技术、资金、项目以及就业机会，但企业在生态污染、能源浪费和主动融入东道国社会文化方面仍具有很大改进空间;另一方面，我国企业惯性采用“家长式”管理模式，注重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较大，而部分东道国高度倡导自由平等，两种文化冲突会降低员工积极性与归属感。我国率先摆脱新冠疫情造成的停工停业状态，为我国企业跨国发展提供了机遇，企业跨国营运势头迅猛，为确保跨国发展的稳定性与持续性，企业有必要投入更多精力消减文化差异，增强企业文化适应力。
（二）企业形象欠佳，遭受多方质疑
企业形象是国际社会深入了解中国企业的重要途径之一，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既能帮助企业跨国营运增速提效，也能全方位展示新时代中国气象，是我国对外传播的有力手段。但就跨国营运而言，我国企业市场经验不足，企业形象模糊单一，受到多方质疑。
首先，我国企业影响力有待提升。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推动消费升级，消费者数字体验有了质的飞跃，也对企业形象更为关注。企业受众越来越关注企业透明度、创新能力与社会责任履行，企业亟需建立品牌信任以适应不断变化和前所未有的跨国营运环境。但我国大部分企业开展跨国营运时有强烈的规模扩张偏好，将大量资金优先注入企业规模建设，做大规模却不重口碑，埋头苦干却不重宣传，忽视了企业形象建设。且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公司相比，我国企业的跨国研发投入占比仍旧落后一大截，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弱化了企业盈利能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品牌仍是凤毛麟角。
其次，我国企业可信度亟待提高。“可信”是企业形象的关键指标之一，目前，我国大多企业跨国营运过程中未能进行良好的本土化管理，组织合规性问题凸显，遭受东道国政府排斥、竞争企业打压以及消费者抗拒等情况屡见不鲜。跨国营运经验不足使得企业频繁卷入劳资纠纷、知识产权纠纷中，极大地降低了企业形象可信度。此外，疫情期间，一大批外媒将矛头直指中国，我国大多跨国企业由于缺乏有效的公关战略导致发声不及时且有限，可信度一再遭到质疑。
最后，我国企业形象较为单一刻板。疫情期间西方媒体一再鼓吹“中国源头论”，给中国企业带来严重的来源国劣势，加之我国企业形象在国际传播领域中多由“他塑”，存在严重的刻板印象，提及中国企业，“新的”“全球的”“威胁”已成为国际社会评论中国企业形象的高频词。尽管已有一批以创新为主的多元化企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如华为、阿里、字节跳动等，但我国大多数企业形象塑造仍流于平面化，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单一刻板的企业形象易造成贴标签现象，不利于跨国营运过程中消费者或合作对象对我国企业全面了解与精准定位。
（三）人才缺口巨大，人才竞争激烈
后疫情时代，全球目光聚焦于亚洲，中国“世界工厂”地位愈加凸显，全球人才管理得到广泛关注。得益于“一带一路”、RCEP带来的政策红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稳健，但疫情也使诸多风险提早显露，人才问题无疑是最大拦路虎。人才作为企业稳定发展的基石，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然而目前企业的人才队伍建设跟不上环境变化，难以满足其跨国营运需求。
我国企业跨国营运人员留存问题不容小觑。在全球疫情防控常态化前，企业业务收缩导致人才大量流失，许多核心团队与骨干成员被迫离开，而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形势大好，我国企业跨国贸易业务量激增，劳动力数量与质量均无法与之匹配，特别是跨境电商，运营、跟单、采购等外贸岗位均出现不同程度人才缺口。此外，进入后疫情时代，越来越多的工作者对于工作环境以及工作安全提出新要求，并开始重新思考工作与生活的权重关系，在进行工作选择时更为谨慎，企业如何吸引并留住跨国营运人才是关键问题。
我国企业跨国营运人才本土化程度较低。在过去数十年间，我国企业跨国发展势头迅猛，但我国企业，尤其是早期民营企业创始人大多缺乏国际经验，自身对于国外营商环境、制度文化等存在知识盲区，在开展跨国营运时缺乏指导。同时，不同于西方企业进行跨国营运时注重吸纳当地人才为我所用，我国企业跨国营运的团队建设仍是以我为主状态，易发生因制度差异、文化差异以及价值观差异等造成的冲突，疫情期间，企业海外人员在稳定东道国业务发展方面作用突出，人才本土化成为企业跨国营运绕不开的问题。
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竞争的重心向人才竞争转移，我国企业人才缺口明显。疫情期间企业间竞争更为激烈，诸多高新技术公司成为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的赢家，这类公司利用技术型人才优势推动企业创新，增加企业竞争力，减少了疫情冲击，保持公司在部分区域的稳定增长。该类企业还积极利用技术优势参与到国际技术标准制定过程中，让中国标准成为世界标准，进一步降低其跨国营运成本风险。然而，我国多数跨国营运企业技术人员占比普遍较低，具有技術背景的高管更是少见。
三、后疫情时代中国企业跨国营运对策建议
（一）完善风险防范措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针对后疫情时代我国企业跨国营运中面临的诸多风险，国家应当出台专业的风险防控指南，协助企业更安全稳妥地开展跨国业务。企业自身也要做好防范措施，多渠道做好东道国风险评估工作，从法律、政治、文化等多维度进行调研，在深入了解营商环境与风险评估基础上，坚持合规建设，制定符合本土化发展模式的企业跨国营运战略与治理体系。企业需与东道国法律机构保持密切联系，或可将企业跨国业务相关法律事务外包，交由专门机构或专门人士处理，不断加强企业法律建设，减少法律风险。随着数字技术高速发展，企业还要强化组织敏捷性建设，开辟更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根据市场环境与市场需求灵活调整企业跨国营运目标与策略组合，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动性，避免双边政治关系冲突波及，实现平稳发展。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规避跨国营运中文化风险的重要途径。后疫情时代，“社会企业”理念重要性愈加显现，使命、潜能与展望已成为诸多企业跨国营运需实际践行的全新主题，在积极主动融入东道国过程中，我国企业不仅要充分尊重当地社会习俗、宗教信仰、历史文化等，还要充分关注除东道国除政府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通过商业逻辑来进行社会创新，例如利用社区团购模式增强社区互动与治理、建设心理健康保障体系保证员工心理健康、坚持技术创新实现绿色发展等。企业跨国营运时还应适时适当披露企业信息，参照国际通用的信息披露机制，及时、准确、全面、具体地展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等信息，尤其是要主动客观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尽可能定时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二）多元渠道公开信息，系统塑造企业形象
疫情极大促进了全球信息的加速流通，我国企业当合理利用越来越宽泛的发声渠道。首先，中国企业要加强与外宣媒体及中央媒体驻海外机构间的联系，为其提供新闻素材，准确阐述后疫情时代中國企业在进一步加强防疫防控、努力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以及积极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展示中国企业稳步推进全球协同发展的决心。其次，中国企业要重视第三方新媒体平台官方账号的运营，可利用优兔、推特、脸书、微信等社交平台，以当地居民喜闻乐见的展示形式，讲好后疫情时代的企业故事，积极主动地分享其与东道国制度环境相匹配的企业愿景、企业目标、企业价值观等，做好企业文化输出，争取丰满企业形象。最后，中国企业要加强与东道国媒体和其他外国媒体的联系，例如召开线上线下新闻发布会、主动邀请记者参观企业工作环境等形式，加大宣传后疫情时代我国企业努力提高创新水平、坚定落实本土化管理、稳定开展跨国营运活动的良好局面。
除了利用媒体力量，后疫情时代，我国企业还可通过具备“共通议题”特性的体育赛事来系统塑造企业形象。一方面，体育赛事为企业跨国营运提供了多元传播场景，特别是国际性顶级赛事，往往跨地域、跨文化、跨民族，聚集了大量运动员与线上线下体育爱好者，企业可以获得一个多元多触点场景，将企业产品或企业宣传巧妙嵌入，有助于其丰满形象，减少来源国劣势。另一方面，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如奥运会等已不仅是比赛活动，更是各国展示实力的重要途径，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带动游戏产业高度活跃，电子竞技有望成为下一个塑造企业形象的重要平台，我国企业可通过赞助国际体育赛事、游戏赛事，提升其全球知名度、美誉度、认可度。
（三）打造知名雇主品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企业建立具有竞争力的全球人才管理体系的前提是雇主品牌的塑造。根据2021年福布斯全球最佳雇主百强榜，中国企业仅有华为、腾讯与京东三家公司上榜，我国企业跨国营运过程中应当注重企业文化塑造，给予员工安全感、幸福感和归属感，要通过信息披露、媒体报道等渠道全方位展示其工作环境、薪资待遇、技术创新、与当地政企合作成果、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以及企业发展战略相关信息，打造更具吸引力的雇主品牌，从而实现技术型与管理型人才聚集，实现创新稳步推进我国企业跨国营运。
企业的人才获取渠道包括外部引进与内部培养。一方面，我国企业跨国营运需要引进更多海外背景的技术型人才、管理型人才，推动企业人才体系多元化，如企业可通过吸引在华优秀留学生或利用猎头招揽更多具备国际视野与跨国工作经历的中高端人才，这类背景人才具有更强的跨文化适应力，有利于加强企业内部认知冲突，减少跨国营运风险，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另一方面，企业跨国营运要重视本地化人才培养，尤其要重视技术型人才、管理型人才的培育，疫情期间，企业海外人员在稳定跨国营运发展方面功不可没，我国跨国企业逐渐意识到在本地获取并留住人才的重要性，企业应当完善在当地的招聘体系，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开发适合于本地人才成长的培养体系，同时，要做好人才激励留住具有成长性的本地人才，打造适合跨国营运的本地化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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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273136），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KYCX20_0613）。
[作者简介]戴令羽（1997—），男，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上市公司管理与资本市场。
跨国企业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中国石油企业实施跨国经营战略,是中国作为石油净进口国的客观需要,是保障国家安全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分析了石油企业目前海外投资和经营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石油企业;跨国经营;战略选择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对保证石油资源供应,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稳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中国石油企业实施跨国经营的时间有限,经验不足,而石油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战略物资,又有着“高度受控”、“高度敏感”等有别于其他产品的显著特征,因此有必要在分析现状、理清思路的基础上,探索和实施中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战略。
一、中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十多年来,中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尽管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这一进程并不一帆风顺,而是遭遇了不少的困境、挫折,并暴露出中国石油企业在跨国经营中的诸多不足。
1.中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中资金不足。石油行业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与高回报的行业,资金实力对一个石油公司的发展特别是海外扩张极为重要。中国石油企业在跨国经营的过程中明显受到资金上的约束。因此,在海外开发的油田规模一般都不太大,即使像苏丹这样比较成规模的油田,也是由多方共同投资,因而获得的份额油和收益也比较少。中国石油企业资金不足的原因有:中国的石油企业与国外的大石油公司相比,无论是经营规模、经营范围还是经营效率都还有较大的差距,这是中国石油企业资金不足的根源。
2.中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成本过高。由于中国海外石油投资起步较晚,那些投资风险小、前景好的海外油气资源,大多已经落入跨国石油巨头手中。作为后来者,中国石油企业进入这一领域自然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同时还有可能蒙受经济损失。近年来,中国石油企业为了中标海外石油项目,普遍报价偏高,个别企业甚至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投标,经过激烈价格竞争到手的项目利润较少。1997年,中石油出资35亿美元,购买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的部分原油储量,并计划建设一条长3 000公里的输油管线直通中国西部。但中标以后才发现项目投入资金太大,而依靠开采当地原油的收入根本无法弥补巨额的支出,最后终因成本过高而被迫搁浅,使公司蒙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要降低成本,中国石油企业必须提高经营水平,同时要做好跨国经营的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评估工作,尽量减小投资风险。
3.中国石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实践证明,技术创新已经成为石油产业发展的最持久、最根本的动力。世界油气产量每上一个台阶都依赖于新理论、新技术的推动。保持技术的领先地位,一直是国外大石油公司长盛不衰并发展壮大的秘诀。中国的石油勘探、开发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较为接近,但在炼油化工技术上还有10～20年的差距,技术上的差距大大影响了中国石油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科研开发工作还是以跟踪、模仿为主,原始创新的成果不多。目前,中国几大石油企业都加大了技术创新的投入,但与国外的大公司仍然还有很大差距,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的比例也不高,技术资源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技术创新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技术因素是制约中国石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4.中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的经验不足,跨国经营人才缺乏。石油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在国际上受到的争夺极其激烈,并常与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结合在一起。中国石油企业在进行跨国经营时不但要考虑经济因素,还要考虑这些非经济因素,有时还必须考虑文化、意识形态与法律上的差异,这就使得跨国经营经验丰富与否以及跨国经营人才素质高低对跨国经营的成效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石油石化的生产和营销基本上是封闭式运行的,融入国际石油市场的时间较短,因为没有丰富的跨国经营的经验,缺少一支与跨国经营匹配的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变化缺乏预见性和处理技巧,因此在国际石油竞争中经常处于不利状态。
二、中国石油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选择
1.继续实施企业重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石油工业的三次大规模重组从宏观上为深化其内部改革创造了条件,但石油企业的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和思想方式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就中国石油工业的现状来看,企业改革不到位是制约产业重组的最大障碍。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竞争力乃至产业竞争力的基础是企业活力,有活力才能将规模做大。因此,如果不进一步深化石油企业改革,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而仅仅是将一些企业合起来以对付国际跨国公司,无异于画饼充饥,这反而会将一些原来尚有活力的企业被没有活力的企业拖垮。所以,中国石油企业应进一步实施企业重组,坚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按照市场原则,通过产权流动、整合,以及与此相伴的企业治理结构、组织形式、管理模式等的改造,使企业在重组中保持发展活力。
2.进一步建立和建全石化工业技术创新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企业必须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石油公司参与国际油气勘探开发市场的竞争,主要靠技术水平形成的综合实力。中国石油企业要提升国际竞争力,必须加大研发的投入,进一步完善石化工业的技术创新体系:一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石化工业发展的需要,通过科技系统结构调整和专业化的重组,从体制上克服原来石化系统科研机构重复设置、力量分散、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速度过慢的毛病,以体制创新促进科技创新机制的转换,提高工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二是建立以企业为中心的技术创新体系,积极发挥企业作为石化技术创新主体的作用。大中型企业要建立和健全技术开发机构,把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的开发和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以及产品质量的改善、管理水平的提高作为工作的主要内容。三是建立产、学、研联合的技术协作体系,积极推进企业与高等院校、外系统科研机构的联合,以优势互补、利益共享为原则,采用联合攻关、开发、推广和联合建立技术开发机构、创办科技企业等多种形式,促进科技资源向企业转移。
3.建立国内国际战略联盟。中国石油企业就其目前的实力要与国际上的大石油公司单独竞争,难免处于不利地位。但中国石油企业在所有制结构上都是以国家所有制为主,再加上利益上的趋同,具备了很好的联盟条件。如果中国石油企业在参与世界石油竞争中结成同盟,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海外寻找石油项目中“撞车”,甚至进行“自相残杀”式的恶性竞争,另一方面可以相互间进行优势互补,快速提升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石油企业在面对国外石油公司激烈竞争的一种较好选择,不但符合国家的利益,也符合企业自身的利益。但要建立长期的战略联盟必须协调好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
4.完善中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中的政府支持体系。改革和完善海外石油投资管理体制。中国石油企业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取胜,首先要建立起一套适应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运作体制。对于那些明显滞后于中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实践的管理方法和措施应当立即进行修改。如进一步简化海外投资的审批环节,增加透明度,提高工作效率;赋予企业更多的投资决策权,放宽对企业海外投资的额度限制和外汇管制等。
建立海外石油投资开发基金。目前中国石油企业均不具备完全用自有资金进行大规模海外石油投资的实力,需要国家在资金上给予支持。建立海外石油勘探开发基金,使中国的石油企业获得一块比较稳定的资金来源,有助于其“走出去”。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海外石油勘探开发基金的筹集渠道可考虑:一是从石油地质事业费和储量有偿使用费中划出部分资金,专门用于海外石油投资;二是从中央对外贸易发展基金和对外合资合作援助基金中划出部分资金;三是从石油进口关税和增值中划出部分资金。
完善海外投资的法制建设。中国政府应当尽快出台《海外投资法》,将现有的对外投资政策和条例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增加透明度,规范和管理中国的海外投资。在法律的制定上,要既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又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一方面要切实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同时,《海外投资法》还应具有前瞻性,对于海外上市、兼并、收购等国际通行投资方式应有明确的说明。
参考文献:
[1]韩涛,郝洪.中国石油公司海外经营的汇率风险管理初探[J].国际石油经济,2006,(10):12-13.
[2]许庆瑞,蒋键.跨国公司竞争优势及其相关理论的演进探讨[J].商业研究,2005,(5):2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