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经营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内容提要】印度对跨国公司的政策经历了四个阶段，总体上是利用与限制并举。跨国公司主要分布在制造业、中间产品、基本消费品、信息技术和商业部门；进入战略以绿地形式和合资形式并重；品牌、技术、股权和管理能力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跨国公司对经营业绩总体比较满意，但同时存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劳工制度改革滞后及随意设置安全壁垒等问题。我国应当重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强对跨国公司投资的产业、区域导向，建立和健全对跨国公司的监督管理机制，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
跨国公司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载体，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宰，并对一国的经济发展举足轻重。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发展，不可避免地给东道国带来各种问题，如何运用政策、法规对跨国公司行为进行有效而适度的规制和引导，以避免跨国公司不公正的市场行为对东道国带来和可能带来的危害，而又不至于对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产生不利影响，并使跨国公司更有效地推动东道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和谐进步，这是摆在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东道国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作为发展中大国，印度自独立后便选择了与其国情相一致的“自立”发展道路，一方面一直坚持利用跨国公司的投资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跨国公司的投资对本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充分利用其积极效应，在相当长时期内，对外国跨国公司的投资在股权比例、进入的产业及经营行为等方面做了非常严格、全面的限制，从而将跨国公司的投资引上本国经济发展的轨道。本文拟就独立后印度政府对跨国公司的政策演变、跨国公司在印度的投资特点、跨国公司在印度的成效和面临的问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进行初步分析。
一、印度政府对跨国公司的政策演变
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长达200年之久，因此在1947年获得独立后，对国家主权和政治独立倍加珍惜。在对待外国跨国公司投资的态度上，在欢迎外国资本的同时又对跨国公司的投资保持警惕。在实践中，一方面制定了较多优惠政策和鼓励措施，注意保护跨国公司投资的合法权益，以吸引更多跨国公司的投资；另一方面，又通过立法手段对跨国公司的投资进行多方面的限制，制定了涵盖跨国公司投资的一整套外资政策、法规和条例，先后颁布了《外商投资鼓励法》、《外资企业管理法》、《外国投资法》、《合资经营企业法》、《外汇管制法》和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并同50多个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独立后印度对跨国公司投资的政策变化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独立后至50年代中期，既利用又限制跨国公司的投资
在这一阶段，印度政府对外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既持欢迎态度，以弥补国内资金和技术的不足，又坚持在外资涉足的领域逐步实现印度化。印度政府在1948年和1956年颁布的两项《工业政策决议》中明确表示，为提高印度工业化的发展速度，确保外资和外国企业的参与特别是涉及技术和知识引进的外资和外国企业的参与是必要的，但同时也十分明确地指出：“作为法规，为了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主要股权应控制在印度手里，而且始终坚持培训旨在最终取代外国专家的合格印度人员。”尼赫鲁总理在1949年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给予外国投资者三项重要保证：（1）印度对外国的和本国的企业均无任何歧视；（2）在外汇许可情况下，要给予外国投资者汇出利润和资本红利的适当方便；（3）企业国有化时将公平合理地赔偿外国投资者。两项《工业政策决议》和尼赫鲁的声明奠定了印度政府对外资政策的基础。
（二）第二阶段：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严格限制跨国公司的投资
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1961）开始，印度政府对跨国公司的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当时政府推行自力更生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对外国直接投资采取限制政策，以保护国内产业。印度政府在1973年颁布实施《外汇管制法》，将跨国公司在印度公司的投资限额规定在40%。1977年，印度政府颁布新的《工业政策决议》，规定在不需要外国技术和知识的领域，与跨国公司的现有合作到期后将不再续签合同，在这些领域经营的外国跨国公司必须在规定的范围内根据国家需要的轻重缓急改变自身的经营和活动内容。该决议进一步阐明：“虽然政府可以在主要面向出口和尖端技术领域内做一些变通处理，但是作为一条法规，与外资合作的项目中的大部分所有权应掌握在印度手里，印度政府应能对其实施有效控制。” 结果，许多跨国公司（最突出的代表是可口可乐公司和IBM公司）在70年代末纷纷撤离印度。
（三）第三阶段：80年代，逐渐放宽对跨国公司投资的限制
由于80年代初印度发生严重国际收支危机，政府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大笔贷款，印度政府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政策在80年代初发生转变，开始逐步放宽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限制政策，对工业和贸易进行自由化改革，允许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逐步鼓励本国企业与外商建立合资企业，而且将印度产业现代化的重任赋予跨国公司，并对外商投资比例40%的限制也做出了例外规定。随着政策的放宽，一些跨国公司又开始进入印度，首先在汽车工业领域建立了一批合资企业，如日本的铃木公司与印度企业设立合资企业，几年后日本摩托车制造商又与印度本土企业合资从而打进印度市场，接着日本摩托车零配件生产商也进入印度市场。在计算机软件行业，一批西方跨国公司考虑到印度质优价廉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由的贸易投资环境，也开始来到印度，设立研究开发中心。
（四）第四阶段：90年代初至今，大力吸引跨国公司投资
承续80年代的经济政策调整，印度政府从90年代初开始了全面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以期实现印度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印度对跨国公司的政策开始呈现自由化倾向。新政策的主要特征是进一步放宽了对外国公司投资领域的限制，并降低了外国公司的进入条件，如规定对一些重要产业的外商投资实施自动许可，将外商投资股权比例的自动许可分为50%、51%和74%以上三类。而且这一比例的限制还在逐年放宽，到现在有些领域外商投资比例占100%仍可获得自动许可。政府还设立外国投资促进局，负责审批非自动许可的外商投资申请，并颁布新的《外汇管理法》以取代《外汇管制法》，取消了对跨国公司股权比例的限制。政府还放宽了对技术转让和印度企业对外投资的限制，使满足某些条件的投资项目可以获得自动许可。同时，印度政府还与其他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近几年来，印度政府意识到国内基础设施和能源的瓶颈严重限制了印度经济的发展，所以，在印度新颁布的未来10年发展计划中，公路、港口、铁路、电力、通讯等领域的建设被放在了突出位置。但这至少要投入1500亿美元的资金。于是，印度政府将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来搞基建作为当前政府工作的当务之急。印度政府呼吁国外企业前来投资，而在抚平投资印度的创伤之后，跨国公司重新开始进入印度。现在，外国公司可以在印度子公司和合资公司中占到74%的股份，而此前这一比例上限是51%。同时，印度政府承诺所有审批项目都将在一个月内全部完成。劳工法案的进一步改革也在酝酿之中。
二、跨国公司在印度投资的特点
（一）产业构成
根据P.L.比纳对152家在印度的跨国公司分公司的抽样调查，其产业构成是：制造业（包括机器设备）部门占26%，中间产品占16%，基本消费品占13%，信息技术占20%，商业部门占13%。可以看出，现在跨国公司在印度的投资主要是在制造业部门。此前，印度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似乎是不适合发展制造业的，但印度能讲英语、成本低廉的人力资源比其他国家更具有优势。其次，与美国、日本等几个最大的经济体相比，印度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其人口结构的年轻化趋势。2002年印度的年龄抚养率（指非工作年龄的人口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率）为62.2%。这一比率在未来的20年中将不断下降，据预测，到2020年，印度15-59岁的工作人口将从现在的35%升至47%，从而使其成为世界上工作和消费人口最多的国家，这将是其经济保持较高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而且，印度蓬勃发展的服务业已经开始创造出对制造业产品的极大需求。外国跨国公司在印度投资建厂的新浪潮开始兴起，印度正成为一个制造业的“新大陆”。
（二）投资规模
绝大多数在印度的跨国公司分公司规模很小，员工人数在250人以上的只占16%，而员工人数在10至50人的小公司占了42%。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分公司集中在基础设施、机器设备制造部门，而且规模普遍偏小，在中间产品和IT部门的分公司规模也很小。在印度的跨国公司分公司中只有23%的公司占母公司全球产值的5%以上，而47%的公司占母公司产值的比例很小。对母公司贡献度较大的分公司主要集中在IT和机器设备制造部门。
（三）主要来源国
在印度的跨国公司分公司主要来自美国和西欧国家，占78%，其中德国和英国分别占11%和9%。这种格局与印度的外贸结构非常一致。从1990—1991年度到1998—1999年度欧洲占印度出口的27%，占印度进口的29%。而同期美国占印度出口的14%—19%，占进口的8%—12%。欧洲跨国公司的大部分投资集中在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部门，而北美（主要来自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主要集中在IT和金融部门，而来自日本和东亚的跨国公司投资主要集中在传统的机器设备部门和新兴的IT经济部门。
（四）进入战略
绝大多数跨国公司以绿地方式或与当地企业合资的形式进入印度。在152家抽样公司调查中，这两种形式占了83%。在基本消费品行业（如在制药行业）的跨国公司多采用绿地形式，而不是合资形式；在机器设备部门投资的跨国公司更多采用合资形式，而不是绿地形式。在这三个行业的进入方式表明，具备成熟技术的跨国公司更愿意依靠自己的实力进入新兴市场。在IT部门，60%的产品都供出口，另外25%则为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或其他母公司的分公司生产。在其他行业，跨国公司在当地市场的销售比例高达60%。这说明印度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是吸引跨国公司的关键因素。
一般来说，以合资形式进入印度的跨国公司更受国内市场欢迎，而以绿地形式进入更符合海外市场的需要。约三分之一的合资企业在本地的销售额占其总产值的50%以上，37%的公司在本地销售额则不足10%。绿地形式的企业在本地销售的只占20%，在海外销售的占50%。迎合本地市场的跨国公司因与本地合作伙伴关系密切，因此更容易熟悉本地市场、建立商务联系和营销网络，从而有利于降低成本。另一方面，迎合国际市场的跨国公司更可能取得完全的控制权，以确保产品质量满足国际标准和全球客户的合同条款。
（五）成功因素
过去跨国公司将品牌、技术和股权作为成功经营的最重要的资源，现在又认为管理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最重要。在印度的跨国公司绝大多数将品牌视为取得成功所需的最重要资源。医药行业的跨国公司认为销售网络最重要，基础设施部门的公司认为股权最重要，而机器设备部门的公司则将技术作为最重要的资源。根据学者们对代理成本和交易成本的研究，通过并购形式进入印度的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将品牌视为经营成功最重要的资源。三分之一以合资方式进入印度的跨国公司，将业务网络关系视为经营成功最重要的资源，而管理能力则被收购企业看作另一重要资源。但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进入，绝大多数公司都认为技术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对品牌的贡献度占80%，股权占85%，技术占73%。与此同时，70%的业务网络、50%的管理能力、40%的分销网络和几乎所有的市场营销能力都是在本地市场培育的。换言之，跨国公司母公司提供绝大多数有形资源，而在印度当地挖掘绝大多数无形资源。因此，进入印度的跨国公司绝大多数都采取合资形式。而且，由于分销网络和市场营销能力是在印度当地培育的重要无形资源，绝大多数跨国公司的目的就是在印度市场销售产品。
如上所述，品牌、股权和技术是在印度的绝大多数跨国公司认可的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但在这三个因素中，技术对任何规模的跨国公司来说都是重要的，而品牌对规模较大的跨国公司分公司来说更重要，股权则对规模较小的分公司更重要。
（六）要素市场和制度环境
在印度的跨国公司分公司认为，印度的劳动力素质获得了巨大的提高，其中投资于初级产品、中间品和IT行业的跨国公司认为，印度员工的素质提高幅度最大。而且，这种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因进入方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有趣的是，与当地企业合资的跨国公司的劳动力素质提高幅度最小，这充分说明了与当地企业合作的代理成本较低。
在印度的跨国公司对印度国内的制度环境颇有微词。许多跨国公司认为，整个90年代印度在司法环境和制度环境上没有实质性改善。惟一有改善的是在获取企业许可证、办公场地、签证和工作许可方面。投资于医药和机器设备的跨国公司认为，在与业务有关的制度环境方面的波动最大。通过兼并收购方式进入印度的跨国公司所面临的体制环境最糟糕。进入印度的北美跨国公司认为印度的法律体制环境改善最大，而来自欧洲和东亚（包括日本）的跨国公司则认为没有太多的改善。
（七）技术和知识的转让
绝大多数在印度的跨国公司用于培训的费用非常有限，只有大约6%的跨国公司将产值的8%用于培训，有12%的公司用于培训的费用只有产值的4%。即使是在IT行业，也只有17%的跨国公司将产值的4%以上用于培训，而2/3的跨国公司只将产值的不足2%用于员工培训。即使跨国公司母公司是以知识密集型产品为主，其在印度的分公司用于培训的费用占总产值的比例也不高，只有15%的分公司将总产值的4%用于培训。这些数字充分说明，跨国公司仅仅将印度作为低端下游产品的制造基地，如在印度IT行业的跨国公司仍然以生产低端的编程服务为主，没有向价值链高端转移。因此，可以说，跨国公司进入印度后，来自外国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明显不足。
三、在印跨国公司取得的成效与面临的问题
（一）跨国公司在印度的经营业绩
从总体上看，跨国公司对在印度的经营业绩比较满意，特别是以绿地形式进入的跨国公司对其经营业绩非常满意，40%的公司认为完成了经营业绩指标；而以合资形式进入的跨国公司的经营业绩指标要差些，只有28%的公司认为完成了经营指标， 16%的公司则认为完全没有实现预期的经营业绩指标。从进入的时间段来看，1995年之前进入印度的跨国公司中有40%实现了预期的经营指标，而1998年之后进入的跨国公司只有29%完成了经营指标。从行业来看，经营业绩良好的跨国公司多数是在机器设备和IT行业，在金融服务和制药行业分别有35%和44%的跨国公司对经营业绩感到满意。从产品的销售渠道来看，以出口为导向的跨国公司比以国内市场为主的跨国公司更可能取得满意的经营业绩，如有52%的以出口为主的跨国公司对经营业绩非常满意，而只有33%以国内市场为主的跨国公司实现了经营指标。
在印度投资的外国跨国公司对其所生产的产品的质量非常满意，但对其管理能力的提高还有许多担心。换言之，在印度的FDI的溢出效应主要表现在产品种类和产品质量的提高上，而不是表现在企业管理能力的提高上。更有趣的是，多数在印度的跨国公司认为印度本地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提高，但投资于IT行业的跨国公司却认为劳动生产率有所下降。造成这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IT行业的大量高素质专业人才外流到了北美和欧洲国家，而印度国内教育机构又不能迅速弥补专业人才的不足。
（二）跨国公司在印度面临的主要问题
印度工商业联合会在2004年6月进行的“印度外资调查”显示，外国投资者认为只有电信领域的基础设施达到“平均水平”或“良好”，其他所有领域都未能达到及格线。
首先，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影响跨国公司投资。目前，印度政府在基础设施的固定投资率只有23%。虽然拥有330万公里的亚洲最大的公路网，但高速公路平均时速很难超过60公里/小时，真正封闭的高速公路总长只有200多公里。印度目前总电力装机容量尚不到中国的1/3，每年的电力缺口高达8.9%，在农村还有70%的地区用不上电。即便在首都新德里，电力供应也无法令人满意，比较高档的社区也几乎每天都停电两小时以上。而且，在总长达6.3万多公里的铁路网中，竟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轨距，年度货运总量也只有4.3亿吨。
其次，印度政府不断对外国投资设置安全壁垒。2005年3月，华为向印度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提交申请，计划投资6000万美元在班加罗尔建厂生产电信设备，应用于改造印度的通信设施。然而，印度外交部与内政部认为，国家电信网络具有战略意义，让中国公司介入该网络将导致印度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因此反对华为的投资建议。香港和黄港口控股欲竞购印度一个价值2.7亿美元的集装箱码头项目，而印度却以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为由，将这家全球最大的独立港口运营商排除在潜在竞标者名单外，禁止其参与此项目的投标。中国台湾的港口服务公司长荣海运也由于类似原因未能通过该项目的安全调查。
再次，劳工法案改革滞后让许多跨国公司感到为难。目前，印度仍在沿用独立初期所制定的劳工使用规定，其中一些不合时宜的条款，如企业不得自主解雇员工、企业雇佣员工的总数超过了100名必须获得政府批准才能继续扩大员工规模等，让许多大型跨国公司无可奈何。僵化的规定不但影响了外国直接投资，有时甚至连印度本土企业也叫苦连天。90年代初，20多家跨国公司因为印度各项政策朝令夕改而卷入各种旷日持久的法律纠纷之中，大约有40亿美元的工程中途夭折。2005年7月，日本本田公司在印度的工厂裁员引发大规模骚乱，也是印度劳工法案存在弊病的一个例证。
最后，印度普通民众对跨国公司的进入存在错误认识。部分印度人认为，自由贸易胁迫政府设立新的经济制度，并将外国投资商的权利凌驾于印度人民的权利之上。无论是卡纳塔克邦的美国嘉吉公司(Cargill)和美国格雷斯公司，果阿的杜邦公司，还是德里和班加罗尔的肯德基，跨国公司的进入威胁着印度的资源、人民的生计与健康，地方组织在不断质疑，草根组织也在进行不懈的反抗。所有地方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的声音：“我们要自己决定投资与发展的模式，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属于我们，应由我们决定如何使用。”
四、印度政府对跨国公司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一）重视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
促进我国产业升级
印度在引进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的政策上十分注重引进国外高新技术，限制国外“夕阳工业”和污染性工业的转移。目前虽然中国引进的跨国公司投资中技术含量在提高，但总的来说以港澳台为投资主体的技术层次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因此，我国必须警惕那些以“污染转移”为目的的外国投资以及粗放型利用资源和能源、污染环境的外国投资，不能贪图短期的局部利益而以破坏本国的生态环境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而是要充分利用外资的溢出效应，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从外国投资中获得尽可能多的预期收益。
（二）加强对跨国公司投资的产业、区域导向
印度政府明确规定了鼓励、允许、限制、禁止外资投向的行业，并进行统一规划，以本国的产业政策引导外资投向，还通过政府的法规加以监督。从整体上看，我国的产业指导目录不全面，只鼓励发展某个产品或产业，但缺少对该产业的发展整体规划，使外商投资缺乏更为明确的方向。因此，在吸引跨国公司投资上，要加强引导，针对鼓励发展的产业，进一步放宽对服务业外商投资的限制，加强外商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优化地区投资结构，使跨国公司投资与我国的产业、区域发展方向一致，提高利用外资的有效性，从“规模型”向“效益型”引资发展，实现中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
（三）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监督管理
印度有一套较为完备的外资法规和与国际接轨的会计制度，并建立了必要的组织机构（如国家外资管理委员会），能够从宏观上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既对跨国公司的投资进行鼓励又将其活动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使之更好地为印度经济建设服务。尽管我国已经颁布实施了100多个外商投资法律法规，加上地方性法规有500多个，但这些立法尚不成熟，法律法规之间缺乏系统性、一致性，甚至相互抵牾。此外，我国在外资的宏观管理上，缺乏统一的外资管理机构，经常出现管理上的混乱。因此，可以借鉴印度的经验，设置外资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利用外资的战略、法规、政策以及外资企业的监督管理。同时，在对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税法政策目标的同时，还应尽早建立和健全其他监管措施。这与改善外资环境并不矛盾，不是要限制外资，而是可以促进内外资企业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保护正常经营的外国跨国公司的合法权益。
（四）加强对外资企业员工权益的保护和监督
虽然印度僵化的劳工政策制约了跨国公司的投资，我们应当避免印度的极端做法，但是借助工会的力量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也是社会期望度很高的问题。目前，在中国的很多名声显赫的跨国公司对“建立工会”不屑一顾，“拒绝”的理由也五花八门。此外，需加强对跨国公司的安全生产、劳工权益的保护，如对韩国企业中招收童工问题，以及最低工资保障问题等。因此，需加快立法步伐，制定和完善与工会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建议尽早制定集体合同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和社会救济法；对制定与跨国公司劳动争议处理法进行调研，以使工会法具有可操作性和一定的惩罚力度。
跨国公司经营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研究了大型企业集团跨国文化下的绩效管理策略,首先分析了高绩效的企业集团的跨国文化特点,然后提出了具体的高绩效企业集团的跨国文化的构建策略。
【关键词】大型企业集团;跨国文化;绩效管理
Unde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cultural difference
achievements management games
Xu Ning
【
【Key words】Large enterprise groups; Transnational culture; The achievement effect is managed
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因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市场成熟程度的不同,一些国家因巨大的市场、良好的环境成为国际投资热点。巨大的差异蕴藏了无限的商机和广阔的市场,但差异也是把双刃剑,在跨国企业利用其获取竞争优势的同时,也为企业管理设置了文化差异的障碍。据统计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国经营中,因技术、财务或战略方面的因素导致的搁浅只占30%~70%的失败是由于文化沟通不畅、跨文化管理无效造成的。员工不同的文化背景,使文化差异成为影响跨国公司管理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给绩效管理带来了难度。绩效管理是在制度管理的基础上,努力去改变员工的行为,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而要让企业绩效得到持续的改进和提高,则只有从文化管理的角度出发,来引导和改变员工的思想,使高绩效的企业文化形成一种强势驱动力。高绩效的企业文化可以对员工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进行调整,使他们在特定条件下采取正确的行动,促进组织绩效的改进。实施绩效管理的原则之一是公平与效率,这就必须有员工的参与、决策的透明和同事的信任等,这些都与企业文化息息相关。所以,只有营造一个坦诚、互助、信任的高绩效企业文化,才能为绩效管理的有效实施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构建适应于跨国经营的高绩效企业文化,以优秀的企业文化来引导员工的思想,规范员工的行为,改善员工的绩效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已成为跨国企业成功经营的必要条件。
1 高绩效企业集团的跨国文化特点
一个高绩效跨国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吸收了企业发展精华、超越民族文化的一种合金文化,跨国企业的合金文化应包含以下特点:
1.1 具有较强的文化包容性:跨国企业的经营面对着全球大市场,它的员工、客户、经销商、供应商都是世界的,企业管理的对象也是世界的,这就要求企业文化必须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以适应不同地域文化的要求。
1.2 鼓励创新的思想:在全球市场日新月异的时代,成功者往往是那些敢于突破传统游戏规则、敢于大胆创新的人。创新成了企业的生命源泉,所以企业自上而下,每个毛孔都必须充满着创新,通过自身主体创新的确定性来应对明天的不确定性。创新文化涵盖了产品、管理、服务等各个方面,应成为企业的主导文化。
1.3 引导学习型组织的建立:创新的起点在于学习,环境的适应依赖学习,应变的能力来自学习,这就需要一种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文化氛围。高绩效的企业文化必须引导、鼓励组织成员的学习,在企业中树立良好的学习氛围,引导“学习型的组织”建设。
1.4 具有较强的适应性:由于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变革,要求跨国公司的企业文化必须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以满足公司在各个区域广泛开展业务的需要。适应型文化要求企业、团队以及每个员工,都要努力适应国际社会各个区域不同的经营环境,包括文化环境、语言环境、自然环境以及科技环境等。
2 高绩效企业集团的跨国文化构建
2.1 立足本公司整合企业价值观。
美国学者彼德斯与沃特曼曾经指出,所有优秀的公司都很清楚它们主张什么,缺乏明确的价值准则或价值观念不正确的企业是很难获得成功的。他们在做过大量的研究后发现,这些优秀的公司大都信奉这样的价值观:相信自己是最佳的经营者、注重对人的关注,认识到优质服务和高质量的重要性、注重沟通等等。例如IBM公司的价值观是“IBM就是服务”、“注重客户服务、力争用户满意”,这种价值观注重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了面向人、重视人的精髓。企业的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基础,是企业文化最核心的内容。跨国企业应对企业现有的价值观进行整合,剔除企业价值观中短期的、狭隘的、阻碍企业跨国经营的因素,吸收包容的、开放的、创新的因素和优秀跨国企业价值观的精华,并结合企业的行业特点,形成一种合金的企业价值观。这种合金的价值观应该体现公司的资源优势,是企业在长期的实践、学习、借鉴中所形成的,是企业所特有的、其他企业无法模仿的,它对统一组织成员的思想具有重大影响作用。
2.2 吸收异域文化的精华。
跨国企业经营首先面临的就是各国异域文化的冲突。异域文化的冲突是指跨国企业在进入不同国家市场的过程中,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相互接触、交流时所产生的碰撞、对抗和竞争。在文化碰撞的冲突期,跨国企业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子公司所在国本土文化的冲突首先表现在心理上,对方对外来文化产生排斥和抗拒,这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冲突自双方合作开始时就会出现,如谈判、签协议的过程,甚至在经营决策、日常管理等方面都会出现种种不和谐。冲突期是不同文化“初期接触”的必然反应,这个时期的文化冲突处理得好不好,会影响企业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会影响两种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在冲突期,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管理人员要认识到对方文化与我方文化的差异,要认识到尊重对方文化就是尊重对方个人,从而表现出对对方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尊重对方文化是双方心里沟通的桥梁、文化沟通的桥梁,有了这座桥梁,才能对对方的民族性、国民性、行为方式、价值取向、风俗习惯有进一步的了解,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尊重对方的人格,体会和捕捉对方的观点以及在不同文化理念引导下的表达方式,达到真诚合作。
2.3 开展企业文化创新。
跨国企业在经历过异域文化的碰撞、交融之后,人们能够接纳和认可对方文化,能够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管理者的观念和行为方式表示理解、体谅和支持。既能看到自身文化的优点和对方文化的不足,又能认清自身文化的缺陷、对方文化的长处,形成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局面。经历过两种文化的全面交融,跨国公司具备了文化创新的条件,跨国公司应把握时机,适时开展企业文化的创新,形成适合跨国经营的高绩效企业文化,形成既有多元文化存在、共存共荣,又有全体员工共同追求的统一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企业文化。松下在进入中国20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松下公司的成功经营,除了该公司充分发挥其在经营和技术方面的特长,更得益于公司非常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在吸收、借鉴中进行文化的创新,孕育出了自己的特色文化。松下公司在中国经营的过程中,将颇具特色的松下文化带到了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中,与中国的文化逐渐融合,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初步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在许多松下投资的中国企业内都能强烈地感受到这种企业文化氛围,成为跨国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的经典。
参考文献
[1]张毅,范建平,梁嘉弊.跨国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与中国文化整合研究.科技与管理.2005.1:111~114
[2]何文.绩效管理难题的解析策略.企业改革与管理.2005.7
跨国公司经营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公司治理 公司管理 相关性
在当代社会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全球扩散和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市场竞争愈演愈烈，冲击力也越来越强。许多中小企业没有经历太多的发展便流星般的陨落了，即便是一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大公司也一样厄运难逃，毁于一夕之间。造成如此结果的根本原因：一是企业自杀行为导致;二是如判断、决策失误，环境变化等内外部多重因素所致，而企业自杀行为导致最终毁灭性结局的比重更大。这种种自杀行为的根源无非就是公司治理问题和公司管理问题的处理不当。这两者间的关系常常突出表现为经营者和所有者的潜在冲突，那么在企业成长过程中该怎样处理二者关系呢?看看那些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物竞天择中，虽然浮浮沉沉，却能不断地自我调适与超越，使生命力长存的企业，我们会得到这样的共性，即虽然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在不同时期凸现的重要性不尽相同，但都在不同程度和时期得到了关注，将它们适时协调，合理整合，这就是企业持续发展、基业长青的根源所在。而理性人假设即：“追求最大利润”，并不被其作为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或其追求的唯一目标，因为只有企业发展壮大，有了企业这样一个载体，它的最终目的才能得以实现。
1 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内涵
在古典企业中，公司的所有者就是其管理者，不存在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状态，随着科技的进步发展，企业的形态也在逐步演进，特别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得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问题随之凸显，首先，我们需要明白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主要的侧重点。
1.1 公司治理的内涵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可以说是公司治理理论的先驱，他在《国富论》中指出，“股份公司的经理人员，使用别人的钱财，而不是自己的钱财，不可能期望他们会有像私人公司的合伙人那样的警觉性去管理企业……”亚当·斯密的这些话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有些学者对于这样的问题也有所感慨：如果让另外星球的客人只是通过公司人员的个人行为来进行判断，不是首先让他们明白法律条文的话，毋庸置疑，他一定会把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看做是公司的投资者或者所有者。
现代的我们对于公司治理的内涵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这样不同的人由于侧重点的不同，或者看到的角度的不同，给出的定义就会不一样。有的人把公司治理看做是指导和监控公司的系统;有的人则把它看作为确保投资者投资回报的方法;有的人把它称作公司监管(基于监督和预防欺诈的层面);有的人把它和公司管理相互连结，称之为公司的综合管理;其实，广义上的公司治理的定义应该是包含公司内部各种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包括股东、董事会、管理层、员工、顾客等等。但是不论定义如何变化，如何不同，公司治理的目的都是通过监控和平衡相关利益者，达到有效监管的目的，从而完善公司整体运作，实现公司的最终目的，同时也实现公司的社会责任。
我国开始研究公司治理问题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当时我国的经济体制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亚洲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讲其实是公司治理的危机。一个公司上市之后，如果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公司投资者的利益就不能得到有效的满足，这时投资者就不会做安心的等待，更不会致力于长期投资，从而转向短期炒作，短期炒作导致投机泡沫的产生，市场就会充分不信任充满动荡，而当泡沫最终破灭，经济危机就随之产生。之后，我国就开始致力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虽然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够成熟，但随着我们对公司制的研究和摸索，公司治理正在趋于规范和完善。
总体来说，如果把公司治理的研究范围界定为研究所有者、董事会和经理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把公司治理等同于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问题的有关各方(即利益相关者各方)及其代理人相互关系及其地位、作用在企业内部运作中的反映。它集中地表現出了企业利益相关者与其在企业内部的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组织制度安排，是有关各方的关系契约，这是一种静态的要求，但是缺乏动态的监督机制。如果把公司治理看做是关于公司所有权和利益分配权的一套法律、文化、制度安排，那么这些安排就是决定公司的利益，风险、监管等怎样在不同的组成人员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1.2 公司管理的涵义
管理起源于人类的共同劳动，它的出现要比企业的出现早，它会随着社会进步不断的发展完善，在一切有组织、有目的、有实践性质的活动中管理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元素。公司是人们共同创造财富共同劳作的地方，管理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元素，在公司的组织活动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我们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现代的企业管理，以此来指导和规范企业的管理工作，促进企业的经济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的经济实力和科技竞争力，进一步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才能实现企业的最终目的。
公司的企业文化是无形的，是思想形态的认知，想要把它体现出来就只能通过一定的实践活动和具体的行为操作，如果不把这种无形的思想认知付诸实践，这种管理理念就只能沦为一种抽象的意识和空泛的议论了。把这种思想意识的管理理念通过操作成为一套规范性的制度体系，并使得公司中上至董事长、总经理，下至中层、基层管理人员都能够深切的感知和遵守规定和约束，公司中的群体行为和个人的行为都可以有所指导、约束，这样公司才能摆脱随意性、短期性的经营行为，为公司保持持久活力和生命力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公司管理就是为达到这样的目的而存在的行为准则。
总体来讲，公司管理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围绕其现阶段的战略目标，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把系统观念和整体优化的要求体现出来，使管理人才、管理组织、管理方法以及管理手段等方面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现代化公司管理，从而创造最佳的经济效益。
2 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区别与联系
2.1 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区别
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似的，但在很多方面也不尽相同。具体来讲，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直接目标不同。公司治理的直接目标通过它的治理结构体现出来，使得在企业内部建立起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一方面使资产所有者能够实现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又赋予经营者充分的自主权利，并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公司管理的直接目标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也就是企业的最终目标。
(2)两者的主要操作者不同。公司治理的主要操作者是股东会，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董事会被看做是公司的代理人，其实是股东会的执行机关，股东作为公司的出资者对董事会拥有最终的控制权。公司管理的主要操作者是总经理，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是董事会决议的执行者，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3)资本构成呈现出的不同的信息。公司治理反映的是债权人权益和股东权益的不同地位和权利的问题。在公司管理方面，资本的构成只是企业的财务状况的体现。
(4)调整的频率不同。一般情况下，为了保证公司健康稳定发展，公司的治理结构在较长的时间内都不会有大的调整，但是为了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的管理通常会随着外部市场的变化不断的调整自己的管理方法和决策。
(5)受外部环境影响程度不同。公司治理一般要受法律条文、规章制度的约束，受外部尤其是政府制定的政策方针影响比较大，它要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基础上才能生存。公司管理一般受外部影响比较小，公司的经营者所做的决策一般被看做是企业内部自己的事情，因此灵活性更高。
资料来源：吴淑琨《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系统化思考》、《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
2.2 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联系
虽然两者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但两者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这也就回到了 “理性人假设“即企业是追求长足的发展并实现利润最大化，平衡利益相关者的满足感。公司治理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公司治理结构，治理结构从一定意义上同时包含了统治和管理的双重含义。它比较准确的表达了公司的组织结构和制约关系，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公司的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公司的治理为公司的起步发展提供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并建立了框架结构，但它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公司，需要公司管理激活整体的生命，它决定了生命运行的状况，所以生命运行的好坏是由公司管理直接决定的，但是如果想要扩大生命力，给它增加更多的活动空间，这就需要根据外部的环境的变化，对公司治理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公司治理为公司管理提供了平台，公司管理是公司治理的一种延伸和具体化，反之，随着社会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公司管理为公司治理结构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联结点就是战略管理。一般情况下，治理的主体是董事会和监事会，由董事会聘任的总经理为首的管理层则充当了战略执行主体的角色，这时，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在战略管理中实现了融合。
3 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协调机制及系统整合
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虽然在有些方面表现的有所不同，但是它们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这就为它们协调机制的建立打下基础。协调机制就是为了实现公司追求的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使公司能够健康穩定的发展，而采取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公司管理手段有机整合的一种互动方式。公司治理为公司管理提供了展示的平台，并给与其框架结构，公司管理是对整体进行运作，实现公司内部良性的运转，只有让这两者合理分工，相互配合，才能是企业得到长足发展，这就要求对这两者进行有效的整合。
对公司治理和管理进行整合，一方面战略管理是首要考虑的因素。它是实现两者整合的联结点，股东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应该合理的制定公司的战略实施，同时董事会应当对经理层适当放权，给予经理层适度的处置权限，这样就能保证战略决策制定的科学性，由于两者的特殊关系，二者之间要保持着一定的互动关系，相互依存的同时保持适度距离。另一方面在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之间设置重合点(相关点)。如在公司治理系统中的董事会下设置审计委员会，同时使内部控制、内部审计等机构处于审计委员会的领导下，这样既保持了内部控制和内部审计的相对独立性，有利于充分利用公司管理系统的资源，并且可以使公司治理系统迅速掌握公司管理系统的有效信息。
公司治理是在一定的法律法规框架下产生的，它规定了公司总体的方向和整体结构，面对不同的外部环境，会产生不同的公司管理制度，它实现了公司的整体运作，带活了公司的生命，是公司治理的延伸和细化，所以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的外部环境造就了不同的公司管理模式，这时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在某一个时点上达到均衡。这些公司的管理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外部环境的多样性，管理模式要适应环境的变化不断的更新状态，这时公司治理和管理就出现不平衡状态，当管理模式适应并调整了自己的结构，公司治理也重新定位，两者根据环境进行的动态调整，使得它们在新的点上重新实现平衡，因此这种平衡状态是不断的更新变化的，被称之为动态协调机制。只有这样的动态协调机制才能使企业的治理和管理实现完美结合，从而创造更多的价值。
4 结语
企业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创造财富和价值的地方，公司的治理和管理为企业财富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公司治理与管理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战略管理是两者的联结点，在战略管理中实现两者有机的结合，并且随着内外部环境不断变化，这种结合也会在不同的点上不断的实现平衡，总之，简单的将二者孤立看待显然是不科学的，狭义的着重关注权利的配置、所有权的约束问题，或偏于考虑各种管理手段的采纳都不可能使公司获得持久的活力。我们要透析二者关系，把握二者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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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经营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剧了在华跨国公司的外汇财务风险，跨国公司财务人员，需要对其可控的折算风险和交易风险进行管理。本文以中国的汇率制度变迁为背景，探讨在华跨国公司财务人员针对折算和交易风险应采取的规避措施，并就过程中折算风险和交易风险的矛盾与权衡进分析。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 在华跨国公司 交易风险 折算风险
一、引言
人民币汇率自2005年7月21日起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形成更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屡创新高，人民币汇率形成了持续地小幅单向升值的特征。但2008年7月以后，为减缓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步伐放慢，期间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基本在6.82—6.84元人民币/美元之间窄幅波动。截至2009年10月末，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收6.8281，较2008年末（6.8346）升值65 个基点。2009年10月末，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为113.13，较汇改前（2005年6月）累计升值14.1%，较上年末贬值4.2%。剔除通货膨胀影响后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也呈现相同走势， 9月末指数为116.49，较汇改前累计升值19.1%，较上年末贬值3.8%。自2011年底开始，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却开始涨涨跌跌，而不仅仅是单向升值。这表明双向浮动的弹性不断增强，将是未来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特征。
总体而言，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引起全球、特别是一直呼吁人民币升值的美欧生产商以及摩托罗拉、沃尔玛等国际性大企业的关注；多数在华跨国企业欢迎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机制实施改革，认为这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进一步迈进的良好体现。此番由人民币汇率改革带来的升值既造就了部分赢家，也导致了部分输家。但人民币汇率改革并不一定导致人民币长期升值，而是意味着人民币对主要国际货币的波动幅度在中长期内将扩大。许多国际性企业已将商业供应链深深融入中国经济，所以加强外汇财务风险管理不仅是内资企业面临的问题，也是在华跨国公司必须面对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财务风险之交易风险与折算风险产生的原因
当跨国公司因进行对外交易而取得外币债权或承担外币债务时，由于交易发生日的汇率与结算日的汇率不一致，可能使收入或支出与预期相比发生变动。与折算风险不同，交易风险会导致跨国公司现金流的变化，是一种流量风险。交易风险是在跨国公司发生商品和劳务交易中产生的，跨国公司在从事国际间的商品交易活动时，所采取的付款方式很少是即期付款方式，90%以上的付款都是延期付款。这种异地延期的付款方式给跨国公司带来很大的风险。简单地说，汇率波动给交易带来的风险表现为：（1）以外币表示的借款或贷款；（2）以外币表示的商品及劳务的赊账业务。
折算风险又称会计风险、会计翻译风险等，是指跨国公司将子公司财务报表从东道国记账货币转换成母公司记账货币的过程中，资产、负债、权益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企业在将外币折算为本币的过程中，由于汇率变动会引起企业账面价值的变化，即外币折算风险。折算风险所带来的账面损益在子公司未清算之前一般不会影响公司总体的。事实上，已经进入资产负债表的外币交易所形成的交易风险与折算风险共同组成了外汇风险中的会计风险部分。
随着人民币升值趋势的明显，外币折算风险也随着这种汇率变动风险的加大而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颁布了新的会计准则，其中《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对我国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外币财务报表的折算和相关信息的披露，进行了规范。其中第12条规定，企业对境外经营的财务报表进行折算时，应当遵循下列规定：（1）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所有者权益项目除“未分配利润”项目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2）利润表中的收入和费用项目，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也可以采用按照系统合理的方法确定的、与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折算。按照（1）、（2）折算产生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在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目下单独列示。
三、可选择的财务避险策略
跨国公司可通过风险管理进行套期保值，例如，集权化的财务部门可以把一个子公司的外汇收入和另一个子公司的外汇收入进行匹配，通过这种方式，不良汇率变动产生的损失风险就得以化解或消除。目前，中国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还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缺乏必要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在外汇市场方面。随着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汇率风险逐渐显现，迫切需要通过衍生品交易规避风险。在华跨国公司只能采用传统风险管理方法进行单一管理，即只能是成本节约型的风险交易管理目标，较为被动，公司普遍采用远期外汇交易进行风险管理。
（一）交易风险避险
交易风险产生于涉外交易中，其保护性措施也应通过外汇交易来实现，是交易产生的现金流完全抵消交易风险的现金流。交易风险的规避措施包括使用远期合约、价格调整条款、货币期权以及使用外币借贷。具体而言，可分为远期市场套期保值、货币市场套期保值、风险转移、定价决策、风险对冲、货币风险分担、货币双限、交叉套期保值以及外币期权。
（二）折算风险避险
跨国公司可运用三种方法来管理折算风险：调整资金流、购买远期合约、风险对冲。其中，资金调整是指通过改变母公司或子公司计划现金流量的数额或者币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来降低公司本地的会计风险。
当对外交易合同反应在资产负债表上时，交易风险表现为折算风险，若财务人员采用远期合约与风险对冲进行交易风险管理，不可避免地对折算风险产生影响。
四、交易风险与折算风险的权衡
折算风险是对跨国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而交易风险是对其现金流量的影响，对二者的规避可以实现不同的外汇风险管理目标：折算风险最小化；交易风险最小化。同时，外汇风险管理成本最小化和避免意外作为两者的共同目标，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上，跨国公司财务人员在采取措施防范折算风险时，有可能增加交易风险，反之亦然。换而言之，交易风险与折算风险的避险效果不可兼得，在某些情况下，消除其中的一种风险可能同时使另一种风险减少；然而，在其他情况中，一种风險的消除反而会增加另一种风险。
首先，对折算风险本身采取的保值措施会增加跨国公司的交易风险。例如，某在华子公司用其母公司的货币进行日常核算，虽然避免了折算风险，但由于其在华经营所使用的货币为人民币，势必在交易过程中产生由母公司货币与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的交易风险。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导致他国货币的相对贬值。在华跨国公司预期本币贬值，可通过直接调整方法进行风险规避，包括：用强势货币定价出口产品和用本地货币定价进口产品。也就是说，该跨国公司采用人民币标价出口产品和本币标价进口产品，由此产生了人民币的多头和本币的空头，加大了交易风险。
其次，跨国公司可以采用套期保值方式防范折算风险与交易风险，具体来说，就是在风险管理中采取远期合约，持有外汇多头的公司卖出外汇远期，持有外汇空头的公司买入外汇远期。在进行操作时，首先需要将资产负债表中的交易风险剔除。如果折算风险头寸大于资产负债表中的交易风险头寸，则会显著增大交易成本，并面临衍生产品的合同风险。如果跨国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中人民币（即外币）的受险资产小于受险负债，则在预期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情况下，会出现折算损失。此时，该跨国公司签订一笔远期合约进行保值。外汇交易上的收益可以弥补折算损失。但是，如果预测错误，外汇交易上就会出现损失，同时出现的折算收益也会被外汇交易损失所抵消。
人民币升值使得人民币远期交易更加活躍。增大的汇率波动率是远期交易活跃的主因之一，自“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和对港币一直遵循单边升值路径，样本期间人民币对美元和对港币累计升值分别达8.2%和8.3%之多。通过远期合约规避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交易是保值的常用方式，而其中的投机性也是公司财务人员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第三，跨国公司可对折算风险采取风险对冲的方式进行管理，通过一种货币的风险头寸抵消另一种风险头寸，在考虑整个货币风险头寸组合的前提下，消除由于外币净收益或净损失带来的风险，这会带来很高的交易费用且无法达到各种外币完全分离并抵消风险的效果。当在华跨国公司所持有人民币应收账款和他国货币应付账款时，可以通过人民币的多头抵消他国货币的空头，但这只有在两者同时到期时，对冲才得以实现。在未实现对冲的期间内，由于汇率变动为最终的结算带来了交易风险。
跨国公司在进行风险管理时，不可避免地需要对折算风险与交易风险进行权衡。公司财务人员需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首先要明确公司风险管理的目标是什么。通常，在产负债表上所表明的价值成为账面价值，而公司的真正价值在于市场价值，其根本影响因素是现金流。因此，进行折算风险管理可能无法达到规避风险的真正目的。当然，市场价值是基于市场有效的前提下的，否定这个假设，折算风险将会成为影响市场价值的因素之一。另外，折算风险管理更多反映的是跨国公司管理者的意愿，不论是否真正能够带来公司价值的增加，管理者都会存在折算风险管理的动机。因此，在华跨国公司面临人民币升值时，针对公司本身的财务目标选择适当的风险规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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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车晓宁（1973-），会计师，国际注册财务策划师，研究方向：金融学；沈继伦（1970-），注册会计师、经济师、讲师，研究方向：金融与财务。
（编辑：陈岑）
跨国公司经营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10月28日,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宣布,福特已经选定以中国的吉利汽车为首的收购团队为沃尔沃的优先竞购方。至此,作为今年国内汽车业的一件备受瞩目的大事,传闻已久的吉利洽购沃尔沃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有分析人士指出,一旦实现成功收购,将标志着吉利已经阶段性地完成了从依靠价格战立足到追求技术和产品质量取胜,从低端品牌向高端品牌进军的战略转型。
从四川民企收购悍马,到北汽曲线入股萨博,再到吉利竞购沃尔沃,眼下,中国汽车企业正在挥舞的并购之剑成为了中国人“危机观”的鲜明注脚,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则正好印证了中国人嘴里的“危”与“机”之间的微妙关联。
机遇千载难逢,机遇也稍纵即逝。我国汽车业既要敏锐地抓住危机中蕴含的巨大商机,更要主动出击,发挥自身优势,及时调整战略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化“危”为“机”。
牛年中国车市逆势上扬
2009年,与全球汽车市场普遍陷入低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车市的逆势增长。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今年1月至5月,国产汽车销售495.68万辆,同比增长14.29%。中国车市之所以出现逆势增长,首先是由于中国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更重要的是,国家鼓励扩大汽车消费政策成为促进汽车产销增长的主要动力。再者,中国刚刚进入汽车社会,刚性需求很大,这是中国汽车产业长期快速发展的基本国情。
从年初开始,一系列及时有力的利好政策密集出台。燃油税改革,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购置税减半、汽车下乡、汽车报废补贴、汽车以旧换新等一系列鼓励汽车消费的政策相继推出。而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是每千人38辆,远低于全球每千人120辆的平均水平。更重要的是,我国广大的农村消费市场还没有被完全激活,消费潜力巨大。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董扬认为,由于振兴规划政策效果已经部分显现,今年中国汽车产量增长5%的预测,以及振兴规划提出增加值增速达到10%的目标都是可以实现的。再过10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最主要的汽车生产国也是可能的,因为这是一种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国汽车市场的良好发展态势有目共睹,但如何把握汽车大市场的优势,加速成长为产业强国,依旧还是个需要长期努力并充分破解的问题。
在全球汽车业进入衰退的情况下,中国汽车企业虽然难以独善其身,但可以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积极参与全球汽车品牌的并购和重组,用资金换品牌、换技术、换管理经验,取长补短,把握住难得的发展机遇,很多自主品牌汽车已经做好了冲击欧美发达市场的准备。在2009年中国汽车蓝皮书论坛上,国内众多汽车企业家表示,中国汽车市场已经从规模上实现了突破,目前正是逆势超越的最佳时机。
动荡下的新机遇
事实上,自金融风暴蔓延至全球的那一刻,全球汽车业版图就已经开始松动。
美国被称为“车轮上的国家”,是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汽车市场。在金融海啸冲击下,美国汽车产业在历经百年繁华后遭受重创,随着危机的日渐深入,昔日风光无限的美国汽车工业陷入现金流断裂、业绩巨亏、股价暴跌等困局无力脱身。
“三巨头”之一的克莱斯勒已正式申请破产保护,并与菲亚特结成联盟以求顺利完成破产重组,实现新生。此后,通用汽车的命运成为全球汽车业关注的焦点,通用公布的重组方案包括以债转股方式大幅削减债务,在明年底前裁减2.1万名美国工人,并逐步放弃庞蒂克品牌等。而分析人士认为,通用最终申请破产保护的可能性很大,而其重组之路比克莱斯勒面临着更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三巨头”中唯一一家没有破产隐忧的福特也步履维艰,由于金融危机给全球汽车业以沉重打击,福特本来就不宽裕的资金链更是雪上加霜。
至此,底特律“三巨头”的衰落已是必然。
当前世界汽车格局可分为三大板块::以“三巨头”为代表的美国板块;以丰田、本田、日产为骨干的日本板块;以及包括戴姆勒、大众、雷诺、宝马等在内的欧洲板块。换言之,就是通常所说的“6+3”格局,即通用、福特、戴-克、丰田、大众、日产-雷诺联盟,再加上宝马、本田和PSA。
很明显,这一格局是以美国汽车工业为重心的,美国车企是既有格局中至关重要的一极。而随着美国“三巨头”的衰落,克莱斯勒申请破产保护,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跨国、跨洲并购重组,日系车企也深陷危机无力自拔,这一产业格局的平衡正在逐渐被打破,甚至面临彻底颠覆的命运。
从通用到克莱斯勒,从美国到欧洲再到日本,在金融危机这个导火索的影响下,全球汽车格局的变革成为了必然,而即便在接下来金融海啸影响的消退过程中,北美、欧洲等汽车市场仍将面临一次长期的阵痛过程,全球汽车市场必然面临大洗牌。
金融危机在重挫国际汽车巨头的同时,也给整个世界汽车产业大变革带来了机遇,中国汽车产业能否抓住危机中蕴藏的机遇,实现更长远的发展,成为当前面临的更大挑战。
国内车企“乘风出海”
跨国公司经营策略的调整,为中国汽车产业寻求合作、引进人才、提升技术都提供了机遇。金融危机促使欧美汽车产业从营销、服务的市场层面,到研发、制造的产业层面加速向发展国家转移,以降低成本,缓解压力。中国作为目前全球汽车经济效益最显著的地区,可以充分利用跨国公司自救契机,寻求合作机会,实现技术和竞争力的快速升级。而关键就在于谁能够抓住核心,将危机变成机遇,在逆境中敢于突破,实现跨越发展。
对于多数中国汽车企业来说,由于“市场换技术”的全盘失败,其对技术的渴求正与日俱增;又由于国内汽车技术的基础薄弱,相对于缓慢的自主研发,“拿来主义”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正基于此,“走出去”寻找机会收购海外甩卖的汽车品牌,无疑成为中国汽车产业崛起的绝佳机会,而国内车企纷纷迈开海外并购的步伐,也正是希望通过并购迅速提升产能,在国内销售市场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加速放眼海外,并希望借助技术引进帮助企业自身发展壮大。
吉利收购沃尔沃,虽然各方褒贬不一,但对吉利而言,此举绝对是充满战略意义的一步。吉利董事长李书福曾表示:如果交易达成,将会进一步巩固吉利在中国汽车行业的地位。而从更深的层面讲,吉利收购沃尔沃的举措,也是通过对具有深厚积淀的国际著名品牌的收购,明媒正娶地获得一个“好出身”,彻底改变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在海外靠“模仿秀”、“山寨版”起家的形象。以“根红苗正”的技术渊源,不但进入第三世界,而且堂堂正正地立足欧美市场。
如今,中国车企的“走出去”现象已经从过去的暗流涌动发展到了渐成气候。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企业的出海并购经验表明,海外并购风险极大,需要考虑并购对象的价值、收购的风险、融资风险、法律风险等,还必须看到,以福特为代表的跨国巨头对核心技术的控制非常严格,我国汽车企业要走出去收购外国资产的努力,将面临严峻的知识产权挑战,国内企业希望通过收购来掌握核心技术的尝试将远比想象中艰难。
目前备受关注的吉利收购沃尔沃和北汽曲线入股萨博两大收购案,都在知识产权上遇到了谈判困难,这些案例都提醒着我国的汽车企业去思考:继“市场换技术”战略失败后,怎样的“走出去”收购战略才真的能弥补我们在技术上的薄弱?
自主创新是突破口
在世界主要国家的汽车行业均遭受重创的当下,包括美国、法国、英国等主要汽车生产大国纷纷将救市措施重点放在了对新能源汽车的扶持上。在汽车产业振兴规划中,实施新能源汽车战略被视为推动我国汽车产业自主创新、提高竞争力的突破口,这也是瞄准当今世界发展潮流而作出的一项战略抉择。
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传统汽车行业,中国落后世界领先水平几十年,但在新能源汽车上,大家处于相同起跑线,中国有成本和市场的优势,有潜力和可能在世界上形成领导地位。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国内不少车企早已下定了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大力实施自主创新的决心。
今年初,中国出台《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其中提出要以新能源汽车为突破口,到2011年要形成50万辆纯电动、充电式混合动力和普通型混合动力等新能源汽车产能,新能源汽车销量占乘用车销量总量的5%左右。此后财政补贴政策、准入规则、推荐目录等政策相继出台。
面对如此大的蛋糕,国内车企纷纷加入新能源汽车阵营,都在争先恐后地描绘着公司新能源汽车蓝图。国内最大的汽车集团上汽集团表示,将投资120亿元用于新能源汽车产业,投资将覆盖41项上汽集团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项目。相对于国有车企,民营车企在新能源汽车的投资上也是动力十足,想借此实现超越。率先实现电动轿车商业化的比亚迪,连续推出新能源车“三剑客”F3DM、F6DM、E6领军。长城汽车的电动车长城欧拉也是采用锂离子动力电池,百公里耗电10度,具有非常实际的量产价值。
现在,几乎所有中国整车企业都加入到新能源汽车的阵营,一批混合动力汽车、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正紧锣密鼓地加快着各自上市的步伐。可以说,目前的世界经济和产业格局都到了一个关键时间节点,日趋成熟的新能源技术可能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引擎,将深深地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在合适的政策引导下,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和产业,形成投资热潮本是一件好事。但凡事都需有度,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司长陈斌日前指出,“当前不少地区、企业纷纷采取动作上新能源汽车项目,新能源汽车热已经出现,不少企业实际上根本就不具备研发能力,也不掌握核心技术,而是外购关键零部件进行组装生产,一是迎合政策和市场需求,而是借以上汽车项目谋求取得汽车生产资质,这不符合我们的政策导向,也不利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
诚如我们所知,我国的新能源汽车正处于科研向产业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但是目前国内的新能源热潮已经此起彼伏,因此,适当调控新能源产业政策,重新洗牌国内的新能源企业,对于新能源的健康发展将大有裨益。
在新能源发展的过程中,我国汽车企业还应吸取之前造成产能过剩的产业的前车之鉴,随着国家出台针对新能源汽车的扶持政策相继发挥作用,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化有望大幅提速,真正迎来新能源汽车大发展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