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投资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在国际商务的研究中越来越重视制度环境差异对企业跨国经营战略的影响，相比那些显性的制度环境差异，企业更需要关注较为隐性的非正式制度距离带来的跨国经营不确定性。本文从制度理论研究视角出发，结合交易成本理论的不确定性研究，将跨国经营不确定性分为合法性压力、行为不确定性和市场模糊性，并探讨企业可否通过执行客户参与这类关系网络构建战略，积极地管理跨国经营不确定性进而提高跨国经营绩效，以期能在中国企业国际化步入新纪元的今天，为其跨国经营战略决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跨国经营不确定性；制度距离；客户参与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全球一体化加速，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进行跨国经营不仅可以使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拓展市场，也符合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高全球影响力的战略方向，因此政府逐渐将中国企业“走出去”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在一系列宏观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十多年时间中国对外投资增幅近二十倍，2014年中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可以说，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然而，中国企业在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的同时也必须意识到其面临的国外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经营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复杂，跨国经营的不确定性和困难也在不断增加。例如收购刚果铜矿开发商被当地政府宣布无效、中国动车在墨西哥推广失败，等等，这些中国企业刚走出国门就遭遇挫折的例子正在一次次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些制度环境差异带来的影响。近年来在国际商务相关研究中制度环境对跨国投资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学者们重视，Cantwell等[1]也将制度视角融入其跨国投资理论模型中。本文从制度理论视角出发探讨各国间经营环境差异是如何作用于企业跨国经营，企业又能通过何种跨国经营战略增加经营绩效，以期能在中国企业国际化步入新纪元的今天，为其跨国经营战略决策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制度理论视角与制度距离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学和组织社会学中新制度主义的兴起，学术界开始对制度理论相关研究有所关注，Peng[2]将制度主义视角、资源基础视角和产业基础视角并称为战略管理中的三大研究视角。
研究国家之间制度环境差异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制度距离。Eriksson等[3]对制度距离这个概念进行了探讨，比如从人们的认知差异和不同的思维方式为切入点，提出了“心理距离”的概念。Kogut 和Singh[4]则从不同文化价值观的角度分析国家之间的差别，进而有了“文化距离”概念。而Kostova[5]首次提出了“制度距离”这一概念，他认为用制度环境这个词更能准确概括国家层面对企业跨国经营行为的影响。如今，从国家间制度距离视角讨论跨国企业战略策划与行为决策等问题，正逐步融入主流国际商务理论体系中 [6]。
（二）外来者劣势与跨国经营不确定性
制度距离的存在使得企业跨国经营时相比当地竞争对手可能会面临所谓的外来者劣势。这即包括资源、技术跨国界转移带来的额外显性成本，也包括一些隐性成本，例如不受当地利益相关方认可，无法设计出符合当地市场需求的产品等[7]。Zaheer等[8]认为，这种隐性成本才是讨论的核心。这种主要由非正式制度距离的存在而产生的外来者劣势中不可预期的部分正是企业跨国经营的不确定性[9]。
在对非正式制度距离造成的跨国经营不确定性进行度量时，学者们一般用文化距离作为近似变量或是选取一个比较狭义的角度，比如腐败。但文化本身并非企业做出战略决策的关键，且不会轻易随时间而变化；同时如果不同学者采用不同狭义角度进行分析，会造成他们研究中的非正式制度距离互相不可比。
我们可以借鉴Crook等[10]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对不确定性影响的研究，这里的不确定性是指对未来收入和成本不可预测的程度，可以分为行为的不确定性和环境的不确定性。行为的不确定性是交易伙伴或者对象的行为不确定性，是一个针对微观对象的概念；而环境的不确定性指的是企业家感知到的对当地外部环境的不可预测，是一个针对宏观对象的概念，又可以分为可能遭遇的歧视性对待，即企业的合法性压力，如可能遭遇的东道国政府、供应商和消费者对跨国企业的差别性待遇，以及市场需求和技术的不确定性（本文将其统称为市场模糊性），包括不能预测当地的市场需求倾向和市场需求数量及不能完全理解当地的技术环境[11]。从而企业跨国经营不确定性可以分为合法性压力、行为不确定性和市场模糊性三个方面。
（三）通过客户参与战略积极克服跨国经营不确定性，提升竞争优势
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相比早期进行跨国经营的大国企，其无论在经营规模还是资源储备上优势都不明显，传统的“本土积累竞争优势——优势由母公司向海外子公司转移”发展路径未必适用。那么他们积极地推进国际化战略背后的逻辑何在呢？Mathews[12]提出了LLL范式（Linkage， Leverage and Learn）以解释这些跨国企业的发展模式，认为这些跨国企业是通过“链接—杠杆化利用—学习”的反复运用才得以克服初期的竞争劣势。
异质性经营环境会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如许多世界级的公司能比本土公司接触到更多的环境刺激、多样化的消费偏好、技术应用、政府监管要求和竞争对手行为，正是这些不同的刺激会促使组织进行学习、消化和创新，从而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而要利用这种异质性，就需要企业海外子公司扮演好这种主动学习的“异质性节点”角色。这其实是一种在当地进行的关系网络构建过程，因为在一个陌生市场环境中，文化、习俗、经济体制等与母国都大不相同，跨国企业需要融入当地关系网络才能准确识别和学到那些软性知识或隐性规则。
这其中客户参与战略是一个典型的非正式关系网络构建战略。这里所谓的客户参与指的并非企业日常经营中与客户的往来，Chase[13]给出的定义是指企业在与客户进行长期互动的基础上，将其纳入产品设计和生产环节，或是服务提供环节。Priem等[14]基于服务型企业的视角探讨企业在提供产品和服务时将客户纳入其战略体系的程度，不过客户参与战略并不限定于特定的行业 、商业模式或者国家和地区，比如在制造业，企业将客户参与纳入其产品设计流程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三、 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一）跨国经营不确定性的影响机理
是什么决定了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的成败？制度理论对此的回答是，是企业对所在国家不同制度维度的理解和应用。比如，海底捞在中国市场依靠“增值服务”树立了其品牌特征，但在2013年进入美国市场后却因未能及时根据美国文化做出相应的改变而首战受挫。所以即使是产品同质化较高的行业，也需要根据当地市场的消费习惯、文化因素等做出一定程度改变。对于跨国企业来说，这种影响最为显著的就是相比竞争对手企业往往为此会付出一定的额外成本，即外来者劣势。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基于显性正式制度距离的可预计经济成本，如地理距离带来的资源转移成本；二是基于隐性的非正式制度距离的社会成本，这部分成本往往是不能准确预计的，也就是所谓的跨国经营不确定性。后者是研究重点，因为国家之间的差异可能更多集中于非正式制度而不是正式制度间的差异。
更进一步，借鉴交易成本理论中不确定性对交易复杂性的探讨[10]，可以根据可能给企业带来成本增加的不同方面，将跨国经营不确定性进行划分，分解为合法性压力、行为不确定性和市场模糊性三个方面。企业家基于对这三个方面的不同感知可能产生不同的战略决策行为，比如当企业家觉得合法性压力可能较大时，其会倾向于与东道国当地本土的企业或利益相关者进行合作；但当企业家对行为不确定性感知较强时，其可能会倾向于减少这种合作，因为此时若执行合作未来增加的无效沟通和讨价还价等行为给企业带来的机会成本可能更高。
而从克服跨国经营不确定性的角度看，企业一般会采取两种策略：一是保守性策略，尽量减少在这些地区的跨国经营以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二是积极性策略，即利用当地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开展制度学习和知识学习，通过在当地开展关系网络构建拓展自己的信息获取渠道并增加自己在当地的认同感，从而将外来者劣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后者可能更适合中国企业国际化。
客户参与战略正是非正式关系网络构建的一种。本文之所以选择客户参与战略是借鉴了Zhang等[15]对客户参与战略的相关研究。在该研究中作者以客户参与战略为自变量探寻对企业海外绩效的影响。不过，其基于的研究视角是客户参与，而将合法性压力、市场需求的模糊性，以及企业相应所需能力和客户参与合为一个整体，且考察的对象是服务企业。本文在借鉴其分析范式的基础上，以制度理论下外来者劣势中的隐性成本为出发点，结合交易成本理论中的不确定性探讨对企业客户参与战略执行程度的影响，并将研究对象拓展到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其他中国企业。
综上所述，本文将非正式制度距离带来的跨国经营不确定性分解为合法性压力、行为不确定性和市场模糊性三个方面，并进一步指出企业可以通过采取客户参与战略这类非关系网络构建来积极地管理跨国经营不确定性，从而提高企业经营绩效。
（二）跨国经营不确定性对客户参与战略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跨国经营不确定性可以分解为合法性压力、行为不确定性和市场模糊性三个变量，也是本文研究的自变量。首先，从合法性压力角度看，执行客户参与战略可以提高企业在当地的合法地位，所以合法性压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采取更大程度的客户参与战略。因为一旦客户企业或个人将跨国企业作为其重要的产品或服务供应商看待，并与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就可以大大提升企业在当地利益相关方中的认同感。人们都有积极对待对自己处于的系统内的事物的倾向。其次，当东道国市场模糊性越大时，企业急需拓展知识和信息获取的渠道，从而企业也会倾向于采取更大程度的客户参与战略。通过客户参与，企业降低了与当地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在通过与客户的深度交流的过程中掌握了更多当地市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等必要知识，以及更多关于当地价值观、市场需求等隐形知识。此外，当地人们行为实践的不确定性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当两地的社会习俗、道德规范、价值观等非制度因素的差异越大，越会使得企业管理者对当地企业、客户、雇员等相关方行为的不理解，企业会难以意识到对方行为背后的真正意图，进而会更加难以信任对方。表现在客户参与战略上就是跨国企业会尽可能地减少客户参与的程度。尽管此时跨国企业可能会放弃一些更多了解东道国当地市场信息和知识的机会，但同时也避免了因执行客户参与战略可能带来的行为不确定性相关的损失，比如因与一方客户势力合作而得罪另一方势力，在日后与对方产生矛盾后额外增加的成本等。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企业合法性压力越强，越倾向于采取更大程度的客户参与战略。
H1b：东道国利益相关方行为不确定性越强，企业越倾向于采取更少程度的客户参与战略。
H1c：东道国市场模糊性越强，企业越倾向于采取更大程度客户参与战略。
（三）客户参与战略对跨国经营绩效的影响
企业执行更大程度的客户参与战略可以获得更多当地市场关键信息，能加快产品和服务流程创新并使其更适合当地市场需求，从而对企业跨国经营绩效产生正向影响。首先，企业执行客户参与战略会使企业和客户不断沟通。尽管这可能使得企业的员工和管理者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耗费一些额外成本，但相反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对当地市场的重视，意味着更多资源的投入和更多时间的花费，从而往往导致了当地子公司能取得较好的跨国经营业绩。其次，客户参与战略会帮助企业拓展目标市场的信息获取渠道，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多竞争优势。客户参与战略会使企业直接接触到客户的需求信息，从而可以根据这些客户的潜在需求重新设计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流程，改善其中不完善的地方，使得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更加符合当地市场的价值观。随着客户参与程度的加大，企业可以从这些利益相关方处获取许多不能直接获得的当地市场隐性知识，比如一些成功或失败的经验。这些隐性知识和经验的获取能帮助企业更好地在当地开展跨国经营活动，从而获得较好的跨国经营绩效。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客户参与战略执行程度对企业跨国经营绩效有正向影响。
（四）跨国经营经验的调节作用
跨国经营经验在企业进行国际化业务时也会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当企业在不同制度环境的国家中经营时，企业拥有了与不同价值观背景、不同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体系下利益相关方打交道的经验，丰富的跨国经营经验可以帮助企业较准确地识别关键利益相关方，感知合法性制度要求，识别隐性的市场需求等。
一方面，较丰富的跨国经营经验能帮助跨国企业更好地了解东道国当地市场。经验丰富的企业由于经历了不同制度环境背景下的商业实践，这些经验积累可以帮助企业迅速掌握一个新的制度环境中的关键点和识别制度规则的比较行之有效的方法。另一方面，跨国经营经验能帮助企业更好地介入东道国当地的商业活动，与客户更好地交流或进行相关的公关工作。有着丰富跨国经营经验的企业在与利益相关方打交道方面也有更多经验，这会使得企业对从执行更大程度的客户参与战略中获益更有信心。而且即使发生未能满足客户初始预期之类的危机事件，经验丰富的企业也能更好地进行危机公关，从而将可能造成的额外经营成本或损失降至最低。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 跨国经营经验越丰富，合法性压力对客户参与战略执行程度正向影响越大。
H3b： 跨国经营经验越丰富，行为不确定性对客户参与战略执行程度的负向影响越小。
H3c： 跨国经营经验越丰富，市场模糊性对客户参与战略执行程度正向影响越大。
四、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设计与数据收集
本文主要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对数据进行收集，并通过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对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 在具体量表设计上，首先，在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搜集与本文所需变量相关的成熟量表，并用“双盲”翻译法解决语言转换问题。其次，将初步形成的问卷在导师领导的课题组内进行讨论，对问卷设计的合理性和语言表述的准确性进行修改。而为了确保调研问卷与中国企业实践相匹配，还将调研问卷咨询了跨国企业中的相关跨国经营项目负责人和公司领导，比如问卷问题是否存在歧义性的地方或者难以理解的地方。此外本文在进一步大范围问卷调研之前还对所选量表是否适合中国情境研究进行了小样本预测试。
在预测试阶段我们一共向跨国企业发放了13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70份。 通过内部一致性信度的检测发现各构念所选量表题项的Cronbach Alpha值均大于060；而在各题项相关性检验结果也显示KMO值大于060，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各构念题项的因子载荷系数值大于060，表明各变量题项的一致性较好，能反映要测试的构念，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行为不确定性前测信度分析
题项项目删除后的标度平均值项目删除后的标度方差校正后项目与总分相关性项目删除后的克隆巴赫系数克隆巴赫系数
以行为不确定性变量为例，4个题项的Cronbach Alpha值均大于060，表明其一致性较好。同时KMO值大于070，且通过巴特利球形检验，意味着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从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可知，行为不确定性量表可以提取出1个因子，且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系数值全部大于070，说明该量表不应该删除题项，所选量表的题项可以有效地表达行为不确定性这一构念。
而在正式大样本调研阶段，通过上门拜访并辅以邮寄、email的发放方式进行，共发放了450份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94份，加上预测试一共收集有效样本264份。在收集的样本中，最多的是制造业企业，有113家，占4280%，其次是批发零售业，有29家，占1100%，此外还有能源矿产品类、服务业、交通运输业、信息技术业、建筑房地产相关、农林牧渔业等一共264家有跨国经营业务的中国企业。
（二）统计分析
1检验模型的信度与效度
在进行进一步数据分析前需要对测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再次进行检验。在对信度检验时，各变量的Cronbach Alpha值均大于070，说明本研究的量表信度质量高，样本的回答真实可靠。
而在效度检验方面，本文所选量表都是基于成熟量表体系，并通过咨询专业人士和预测试的检验，具备较高内容效度。而在区分效度的检验上则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并计算CR和AVE值。检验结果同样显示具备较高区分效度，以对行为不确定性的检验为例，结果如表3所示。
表3行为不确定性CFA分析结果及信度与效度汇总
可见行为不确定性量表对应的4个题项载荷系数值全部高于050，最低为057，而且全部呈现出001水平上的显著性，意味着这4个题项与行为不确定性有着良好的相关关系。另外，CR为081高于080，而且AVE值为052高于050，因而说明此次研究的行为不确定性量表有着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样本的回答真实可靠，各题项可以有效地表达关系处理量表这一构念。
2描述性分析与相关性检验
在进一步进行假设检验前，先对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以了解整体情况（如表4所示）。跨国经营绩效平均得分442，客户参与平均得分441，意味着样本对于客户参与的态度及绩效情况表现出中立略偏满意。合法性压力的平均得分较高为482，也即对是否需要为合法性做出改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行为不确定性的平均得分为378，说明样本对于不确定性的态度为中立偏乐观，而市场模糊性平均得分为404，也一样表现出中立态度。
表4研究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此外相关性检验显示三个自变量与客户参与的相关系数值分别为058，052和030，呈现出001水平上的显著性。而客户参与和跨国经营绩效间相关系数为075且呈现出001水平上的显著性，说明模型假设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非常紧密，需要进一步研究各变量间的影响。
3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笔者提出，合法性压力和东道国市场模糊性的增加会加大企业执行客户参与战略的程度，而东道国利益相关方行为不确定性的增强会减少执行客户参与战略倾向。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回归分析结果
由表5可知，5个模型均通过F检验，且R2值均高于010，意味着三个自变量确实可以解释客户参与的变化原因，模型拟合情况较佳。从模型M11可知，合法性压力的回归系数值为042，呈现出001水平上的显著性，因而企业合法性压力越大，则执行客户参与战略程度会越高，验证H1a成立。从模型M12可知，行为不确定性的回归系数值为047，呈现出001水平上的显著性，说明利益相关方行为不确定性越高，企业执行客户参与战略程度会越低，验证H1b成立。从模型M13可知，市场模糊性的回归系数值为022，呈现出001水平上的显著性，说明市场模糊性越大，企业执行客户参与战略程度会越高，验证H1c成立。从模型M2可知，客户参与战略执行程度的回归系数值为064，呈现出001水平上的显著性，说明客户参与战略执行程度会对跨国经营绩效产生正向影响，验证H2成立。
而在对跨国经营经验的调节作用检验上，合法性压力与公司跨国经营经验的交叉项回归系数值为003，呈现出01水平上的显著性，意味在合法性压力对于客户参与的影响过程中，越丰富的企业跨国经营经验会加强合法性压力对客户参与战略程度的影响，验证H3a成立。行为不确定性与公司跨国经营经验的交叉项回归系数值为013，呈现出001水平上的显著性，意味着负向调节作用，但是行为不确定性本身会对客户参与形成负向影响，因而说明在行为不确定性对于客户参与的影响过程中，越丰富的企业跨国经营经验会加强行为不确定性对客户参与的影响，即意味着相对更低的客户参与战略执行程度。验证H3b的影响方向与原假设相反。而市场模糊性与公司跨国经营经验的交叉项回归系数值为005，呈现出01水平上的显著性，因而丰富的企业跨国经营经验会加强市场模糊性对客户参与的影响，验证H3c成立。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探讨并实证检验了在制度环境差异下跨国经营不确定性的不同方面对企业跨国经营的影响，以及企业能否通过采取客户参与战略这类关系网络构建积极地管理跨国经营不确定性，从而提高跨国经营绩效。
首先，本文的研究证实了可以通过交易成本理论中的不确定性与制度理论相结合，将企业实际商业情境中的跨国经营不确定性的影响，依据正式、非正式等制度距离的不同维度，以及影响企业成本的不同方面，分为合法性压力、行为不确定性和市场模糊性三个方面。企业的战略决策出发点是成本和收益，但在制度环境情境下，这些成本可能是显性的，但更多可能是隐性的社会成本，后者是企业跨国经营决策时需要重点关注的。
其次，中国企业可以利用客户参与战略这类关系网络构建积极地管理跨国经营不确定性。不管是为了消除合法性压力可能带来的成本，还是在当地进行有制度情境特色的新知识汲取，企业都需要通过关系网络构建融入当地社会和市场。在如今客户需求日益个性化和精细化的发展背景下，客户参与战略是个非常好的选择。企业要进入一个相对不熟悉的海外市场，必须加快对当地市场需求的理解和反应速度，需要能对客户的偏好信息和其背后的隐性潜在需求有准确地把握，此时将客户纳入企业战略体系无疑对其跨国经营是十分有帮助的。
此外，客户参与战略执行程度是企业家对跨国经营不确定性的不同方面综合考量的结果。一方面，客户参与可以提高企业在当地的合法地位和被利益相关方接受的认同感，也可以拓展企业信息获取渠道和获取更多当地市场的隐性知识。但另一方面，客户参与战略也可能给企业带来负向影响，比如使企业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在与客户沟通上，使产品设计和服务提供流程变得更复杂等。企业需要权衡两方面的机会成本与收益。
最后，将本文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实践层面，中国企业可以积极地利用异质性跨国经营增加自身竞争优势，比如把当地市场具有制度环境特殊性的信息和知识获取作为战略重点，将公司本身已有的优势和这些战略性资源相结合。随着当地跨国经营的不断深入，企业能不断积累新制度情境下的特殊知识，并通过消化整合吸收，最终成为企业的跨国经营经验应用于企业的商业实践，反过来进一步推进在其他国家的跨国经营。
参考文献：
[1]Cantwell， J， Dunning， JH， Lundan， SM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ctivity： The CoEvolution of MNEs and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0， 41（4）： 567586
[2]Peng， MW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3， 28（2）： 275296
[3]Eriksson， K， Johanson， J， Majkgaird， A Experiential Knowledge and Cost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7， 28（2）： 337360
[4]Kogut， B， Singh， H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 19（3）： 411432
[5]Kostova， TTransnational Transfer of Strategic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A Contextual Perspectiv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9， 24（2）： 308324
[6]蒋冠宏， 蒋殿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东道国制度重要吗？[J]管理世界， 2012， （11）： 4556
[7]Barnard， HOvercoming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without Strong Firm Capabilities：The Value of MarketBased Resourcc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10， 16（2）： 165176
[8]Zaheer， S， Schomaker， MS，Nachum， LDistance without Direction： Restoring Credibility to a MuchLoved Construct[J]General Information， 2012， 43（1）： 1827
[9]Santangelo， GD， Meyer， KEExtend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Model： Increases and Decreases of MNE Commitment in Emerging Economic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1， 42（7）： 894909（16）
[10]Crook， TR， Combs， JG， Aguinis， DJ， Ketchen， JAHOrganizing around Transaction Costs： What Have We Learned and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J]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3， 27（1）： 6379
[11]Sartor， MA， Beamish， PWOffshoring Innovation to Emerging Markets： Organizational Contro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al Distance[J]Journal of Inter 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4，45（9）： 10721095
[12]Mathews， JA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the Latecomer Firm： A ResourceBased Account of Industrial CatchUp Strategies[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2， 19（4）： 467488
[13]Chase， RBThe Customer Contact Approach to Services： Theoretical Bases and Practical Extensions[J]Operations Research， 1981， 29（4）： 698706
[14]Priem， RL， Li， S， Carr， JCInsights and New Directions from DemandSide Approaches to Technology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J]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2， 38（1）： 346374
[15]Zhang， X， Zhong， W， Makino， SCustomer Involvement and Service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Performance：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4， 46（3）： 355380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national Business Uncertainty，
Customer Involvement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nalyses Based on Institutional Distance
LI Yuanxu， HUANG Jingj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of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Key wo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uncertainty；institutioanal distance；customer involvement
（责任编辑：于振荣）
跨国投资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以恒安并购皇城为例，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动机和并购目标的选择，旨在为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目标选择提供启发。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的跨国并购由多个动机共同驱动，其中最主要的动机是市场寻求。在进行并购目标选择时，民营企业会考虑文化差异、东道国制度环境、经济环境等因素，同时也受到了国家政策引导、民营企业家个人特征等的较大影响。因此，民营企业应明确其并购动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深入研究和评估并购目标，基于并购动机来选择并购目标，同时充分发挥中介作用和政府引导作用，以保障民营企业并购目标的恰当选择。
【关键词】 民营企业； 跨国并购； 并购动机； 并购目标
近年来，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热情高涨，跨国并购活动十分活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并购交易更是大幅增加。根据普华永道的统计，中国企业2017年赴“一带一路”区域的跨国并购交易数量是2016年的6倍，达到了135个，并购交易的总金额为214亿美元，是2016年的10倍之多。这些跨国并购交易主要集中在高科技、工业和消费等领域。并购主体除了国有企业，还有不少民营企业，且民营企业的并购数量和金额都占据较大的比重。随着国家对企业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鼓励和支持，机制相对灵活的民营企业已经逐渐成为跨国并购交易的主力军。然而，跨国并购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给并购企业带来发展机遇、提升企业竞争力，也会使并购企业置身于更为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中。由于并购动机是并购行为的出发点，而并购目标的选择是跨国并购行为中的第一个挑战，因此，如何基于企业并购动机选择合适的并购目标，以获得最佳的并购效果，是我国民营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民营企业，关注民营企业并购动机和并购目标选择的更少，因此，本文以恒安国际集团并购马来西亚皇城集团为例，分析我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动机以及目标选择，为我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目标选择提供一些启发。
一、恒安并购皇城的案例概述
（一）并购双方概况
1.恒安集团
1985年，恒安集团前身恒安实业有限公司成立，开始进军女性卫生巾市场。1998年，恒安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代码：HK01044，简称“恒安国际”），成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2011年，恒安国际入编香港恒生指数成分股。目前，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卫生巾、纸巾、纸尿裤等，拥有“心相印”“安尔乐”等多个知名品牌，其中，“心相印”在2017年全国生活用纸品牌中名列第一位。恒安集团在全国各地设立了40多家分公司，在印尼等国也设有恒安产品的生产基地和销售机构。
2.皇城集团
皇城集团是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主要从事投资控股以及生产及加工纤维制品，包括纸尿裤、卫生巾、纸巾、棉制品及加工纸。纸张生产业务是公司的最主要业务，占据其总体业务量的70%，在马来西亚同类业务中位居前列。公司纸尿裤、化妆棉、卫生巾等占据总业务量的30%。其中，纸尿裤在马来西亚属于中端品牌，其主要销售渠道是乐购等大型商场或超市，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拥有较好的销售网络。
（二）并购过程
2017年6月5日，恒安国际发布公告称，恒安附属公司恒安马来西亚投资有限公司订立买卖协议，以9 120万马币（约1.45亿元人民币）（不包括经纪费及其他附带成本），收购马来西亚皇城集团的8 000万股股份，占皇城集团股本权益约50.45%。根据马来西亚的法律法规，恒安发起了无条件强制收购要约。2017年6月8日，皇城股权转移完成，恒安以现金支付了全部对价。2017年6月15日，恒安国际提名的许连捷等三名执行董事获得正式委任。至此，恒安国际的三名董事和皇城集团的人员共同组成了皇城集团新一届的董事会。
二、恒安跨国并购的动机分析
恒安的主要业务是卫生巾、纸巾、纸尿裤等的生产和销售，其经营业绩和品牌知名度在同类公司中名列前茅，那为什么它还要并购同样进行个人卫生用品生产和销售的海外企业呢？现有研究表明，品牌国际化、掌握核心技术、扩大市场份额、获取国际化经验是我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四个主要驱动因素[1]。本文认为恒安进行跨国并购的主要动机有三个：第一，促使品牌国际化，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第二，获取国际化经验，使收入来源多元化；第三，突破纸尿裤业务的国内经营困境，扩大纸尿裤的市场份额。
（一）促使品牌国际化，实现企业战略目标
由于恒安的业务基本上是在国内，所以即使恒安的品牌在国内市场拥有较高的知名度，但在国外市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而恒安的战略目标是成为国际顶级的生活用品企业。为此恒安于2016年将亲亲食品从集团中分离出来，专注于个人卫生用品的生产和销售。然而仅仅专注于在国内市场经营是无法成为国际顶级企业的。要实现恒安的战略目标，就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因此恒安的首要任务就是使恒安的品牌进入海外消费者的视野，进而使品牌国际化。而跨国并购是企业实现其战略目标的一种重要手段，不仅能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且相对海外投资建厂而言，也是使企业品牌进入海外市场更为有效和快捷的方式。因此，基于促使品牌国际化，实现企业战略目标这一动机，恒安选择并购一家同样进行个人生活用品生产和销售的海外企业。
（二）獲取国际化经验，使收入来源多元化
恒安专注于国内市场，收入也基本来源于国内。位居我国个人卫生用品行业龙头的恒安，其经营业绩和地位一直都很稳定。2012—2016年每年的销售净利率都在16%以上，远高于同行业竞争者。但是近年来，国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女性卫生巾等属于生活刚需品，其需求的增长相对有限，这使得恒安的收入增长速度受到了限制。如表1所示，恒安公司2013年收入增长率和毛利增长率分别为14.37%和14.96%，2014年收入增长率和毛利增长率都有所下降，2015年下降幅度最大。国内市场发展受限、增速放缓迫使恒安管理层将目光转向了海外市场。
在并购皇城之前，恒安从未进行过跨国并购。虽然恒安已在印尼合资建厂销售自有品牌产品，但收入较少，效果一般。也就是说，并购前，专注经营国内业务的恒安国际化经验相对欠缺，对于一家经营个人卫生用品的龙头企业而言，这无疑是公司的一个短板。而恒安的竞争对手已经纷纷进军海外市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例如，同样是在香港上市的民营纸巾产品生产企业维达国际，2015年海外市场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1.16%，2016年该比例上升到了15.3%。一方面是收入来源较为单一且国内市场发展受限，另一方面是国际化经验欠缺，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并购就成了恒安进军海外市场的较佳选择。通过并购，恒安可以利用被并购企业的资源较为快捷地进入海外市场，获取国际化经验，降低企业进入新市场的风险和成本，为公司的海外经营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新市场的开拓，既能提高企业的总收入，也能使其收入来源多元化。
（三）突破纸尿裤业务的国内经营困境，扩大纸尿裤的市场份额
如表2所示，恒安的卫生巾2015年收入增长率下降，2016年又有所提高。可见尽管市场竞争激烈，但作为恒安优势业务的卫生巾依然能保持一定的增长。由于卫生巾市场饱和度已经偏高，而且卫生巾生产的卫生标准较高，更新换代速度较快，其市场的进入门槛相对较高，因此预计恒安的卫生巾未来依然能保持其行业龙头地位。纸巾业务是恒安的最主要收入来源，几乎是总收入的50%。由于纸巾业务市场进入门槛不高，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其中，市场集中度相对较低，竞争异常激烈，2015年恒安的纸巾收入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优质生活用纸的需求也相应增加，拥有生活用纸第一品牌“心相印”的恒安，通过优化产品组合等方式使得2016年纸巾收入增长率达到4.28%，預计未来特定生活用纸方面还有发展空间。
相对卫生巾和纸巾而言，恒安纸尿裤业务的发展不容乐观。从竞争环境来看，纸尿裤的低端产品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而中高端产品又受到国外品牌的冲击，外资品牌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从数据来看，恒安的纸尿裤2013年收入增长率为9.41%，但之后逐年下降，2015年和2016年出现了负增长，尤其是2016年收入增长率为-12.27%。虽然纸尿裤属于恒安的主要业务之一，但其收入占集团总收入的比重相对较低，对集团的贡献比较有限。恒安高层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对卫生巾和纸巾业务依旧有信心，但却对纸尿裤业务表示担忧。因此，恒安急需突破纸尿裤业务的国内经营困境，扩大纸尿裤的市场份额，促进纸尿裤业务收入的增长。而并购一家生产销售纸尿裤的海外企业，可以利用其销售渠道为恒安的纸尿裤产品打开海外市场，通过海外市场份额缓解国内销售不利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上述品牌国际化、获取国际化经验和扩大市场份额这三个动机相互作用和驱动下，恒安产生了跨国并购的意向。其中，突破纸尿裤业务的国内经营困境、扩大纸尿裤的市场份额是恒安当前进行跨国并购的主导动机，这直接促使恒安选择了横向并购方式。也就是说，对于拥有同行业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恒安而言，获取市场是其跨国并购最主要的动机，即相对于国有企业以资源和技术寻求为主的跨国并购动机，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市场寻求[2]。因为国有企业不仅有盈利的需求，还承担着保护国家资源安全、履行国家战略安排等的使命，所以国有企业大多是资源寻求。而民营企业主要是为股东盈利，其经营管理和激励机制相对灵活，因而对于企业利润追求的积极性更高，对市场的关注度也就更高。
三、恒安跨国并购的目标选择分析
成功的并购首先取决于选择一个合适的并购目标，而选择所依赖的主要因素就是企业的并购动机[3]。由于恒安的主要并购动机是寻求市场，因此恒安应主要基于市场来选择并购目标。也就是说恒安应先选择拟进入的市场，即并购区位，然后在选定的并购区位中寻找合适的目标企业。那么恒安选择马来西亚的皇城集团是否恰当、合理呢？
（一）并购区位的选择
随着“一带一路”合作的不断深化，众多企业纷纷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国家也通过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政策制定等方式鼓励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受国内环境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在国家政策的鼓励和引导下，不少民营企业也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恒安位于民营企业聚集的福建省。福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对东南亚国家具有独特的吸引力。而东南亚拥有较多华人华侨，研究表明，我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具有华人华侨的地缘性特点[4]，而且东南亚国家的“一带一路”国别风险度较低。因此，不少民营企业选择到东南亚国家进行投资和并购。恒安在并购前也在积极开拓东南亚市场。最为重要的是，东南亚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其卫生巾、纸尿裤等刚需品的需求增长较快。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恒安将并购企业的区位定位在东南亚。
在东南亚的诸多国家中，马来西亚是中国在东盟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中国的投资持欢迎和积极合作的态度。中马关系的融洽为中国企业和资本进入马来西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马来西亚的文化和我国相近，华人较多，对中国品牌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也相对较高。而且马来西亚在东南亚国家中经济实力相对雄厚，市场比较成熟，企业整体实力较强，通过马来西亚可以更好地将产品辐射到东南亚其他国家。另外，恒安的竞争对手维达国际也在马来西亚开拓了市场，而且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因此，综合考虑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制度因素，在同行业示范作用下，恒安选择了马来西亚作为其具体的跨国并购区位。
（二）并购目标企业的选择
并购目标企业的选择是企业的一项重要决策。民营企业家既是企业的创始人往往也是高管成员，因此民营企业决策具有强烈的个人化特征[5]。民营企业家的性格、个人能力、风险偏好、过往创业经历、过往管理经验等这些个人化特征都会影响企业的决策，相应的也会影响并购目标企业的选择。从媒体访谈和报道可以得知，恒安创始人许连捷对跨国并购相对谨慎。因此尽管公司在2015年就有跨国并购的意向，但直到2017年才最终确定并购对象。皇城集团相对恒安而言，规模较小，2016年皇城的营业收入为3.09亿马币（约4.92亿元人民币），而恒安2016年的营业收入为193亿元人民币。皇城集团的并购对价约为1.45亿元人民币，对于拥有100多亿元人民币的恒安来说，金额也较小。也就是说，面对跨国并购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创始人的谨慎特质使得恒安选择了一家规模和并购代价都较小的企业。并购皇城既是恒安的第一次跨国并购，也是一次试探性质的并购，旨在通过并购小企业积累国际化经验，探知市场偏好，为未来的海外发展奠定基础。此外，许连捷从2001年开始对恒安的销售渠道进行改革，为恒安在全国打造了一个庞大的销售网络，也为恒安的销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使得他对销售渠道十分重视。而皇城集团在马来西亚和东南亚拥有较好的销售网络。良好的销售网络对于市场的开拓至关重要。恒安管理层也在公开场合表示，计划利用皇城的网络和渠道，把恒安的产品推向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可见，恒安选择皇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文捷对皇城销售渠道的青睐。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家的性格、风险偏好和经验等个人特征直接影响了恒安并购对象的选择。
当然，恒安选择皇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皇城是一家上市公司，且上市后一直保持健康稳定的增长，是一家较为优质的企业。而上市资格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资源。此外，皇城的纸尿裤属于中端品牌，在马来西亚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和恒安纸尿裤中高端市场的定位大体保持一致。皇城集团的战略目标也和恒安的国际顶级生活用品企业目标大体一致。
（三）并购目标选择的合理性分析
根据上文分析，恒安基于公司市场寻求为主的并购动机，选择了生产和销售包括纸尿褲在内的生活用品企业——马来西亚皇城作为并购目标。选择时考虑了文化差异、东道国的制度环境、经济环境等因素，并受到政府政策引导、民营企业家个人特征的影响。总体来说，恒安的跨国并购目标选择还是比较合理和恰当的。第一，现有研究表明，制度因素是企业跨国并购区域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东道国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降低跨国并购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6]，提高并购的成功率。因此，选择对外资开放程度较高、市场较为成熟的马来西亚，可以降低恒安跨国并购的政治风险。第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越大，并购后文化整合的难度就更大，企业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实现并购后的协同效应。因此，恒安选择文化相近的马来西亚皇城，为并购后文化整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三，皇城集团规模不大，相对容易吸收整合，且并购成本不大，对于恒安的资金压力也较小，所产生的财务风险也相对较小。而且，并购一家规模小的企业比较适合恒安当前积累国际化经验（“小步走”）的策略，未来如果遭遇市场挫折或者企业转变战略方向，也比较容易退出。第四，皇城集团在产品定位等战略上和恒安的战略相匹配，恒安也可以和皇城集团共享销售网络等资源，因此并购后恒安可以利用其先进管理经验扩大皇城的业务规模，提高其产品市场份额，进而推进恒安产品的海外销售，实现经营协同效应。第五，熟悉市场、知名品牌和销售渠道是成功进入一个新市场的三个重要的助推器，恒安在较为熟悉的东南亚市场选择了拥有中端品牌和良好销售网络的皇城，也就意味着获得了这三个助推器，为寻求市场这一动机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并购后恒安的报表数据也可以看出，由于并购目标的恰当选择，恒安的这次跨国并购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成功的。恒安2017年年报显示，股权购买日，恒安并购皇城产生了0.42亿元人民币的并购交易利得（负商誉），获得了0.4亿元人民币的现金流入。从股权收购日到2017年年末，皇城合并到集团报表的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2.6亿元人民币和约0.5亿元人民币，均占集团总收入和净利润的1.3%。2017年恒安的纸尿裤收入增长率也比2016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未来皇城对恒安的贡献是否还会增加，取决于并购后的两家公司的整合情况。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恒安并购皇城的案例分析，发现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动机并不是单一的，往往是多个动机共同驱动，其中市场寻求是民营企业最主要的动机。在对并购目标进行选择时，民营企业会受到政府政策引导、民营企业家个人特征的影响。因此，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确保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目标的恰当选择。
（一）企业方面
1.明确企业的并购动机，基于并购动机选择并购目标。企业首先要清楚自己的并购动机，而且并购动机应和企业发展战略相一致，然后根据并购动机确定自己的跨国并购具体需求，结合这些具体需求进行并购目标的选择，这样可以有效避免企业盲目并购。例如对于以市场寻求为主的并购动机，应基于市场角度选择目标，首先选定市场需求潜力大的并购区位，然后结合进入市场的需求，选择拥有知名品牌和良好销售渠道的企业作为并购对象。
2.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充分发挥中介作用。虽然恒安并购较大程度上受到民营企业家的个人影响，但是恒安自成立以来就进行了多次管理改革，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和优秀的管理团队确保了并购决策不出现失误。因此，为避免民营企业家因认知偏差等原因造成的并购目标选择不当，民营企业应尽可能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成立相应的并购决策团队，在保证创始人权威的同时，利用优秀的管理团队弥补民营企业家的认知偏差，同时聘用专业的投资银行等中介机构进行并购决策咨询，充分利用中介机构治理效应降低并购目标选择不当的风险。
3.深入研究并购目标，结合企业实际情况，选择并购障碍小的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时，企业应对可供选择的并购目标进行深入的研究，详细评估东道国制度环境、被并购企业的文化、并购代价、未来整合风险等，同时还要对被并购企业的战略合理性和财务合理性进行充分的评估[7]，预测并购协同效应，选择并购障碍较小的企业。选择并购目标时，必须结合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出判断，包括企业国际化经验、国际化策略等。
（二）政府方面
政府应充分发挥其政策引导作用，主动为民营企业提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与并购有关的法律制度、贸易规范、税收政策、会计准则等信息，并进行相应的并购风险预警，帮助民营企业恰当地进行并购目标的选择。此外，政府还应尽快完善我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相关法律法规，鼓励金融机构为民营企业提供贷款服务，积极倡导银企合作，为民营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环境。
【参考文献】
[1] 孙华鹏，苏敬勤，崔淼.中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四轮驱动模型[J].科研管理，2014（10）：94-100.
[2] 宋林，彬彬.我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动因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多项Logit模型的实证分析[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98-106.
[3] 郭建鸾，胡旭.中资银行海外并购的现实动因及目标选择策略[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3（3）：17-22.
[4] 刘焰.中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规模与分布[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70-75.
[5] 杨轶清，朱海燕.民营企业决策原理及其形成机制——基于自然人控制的视角[J].浙江社会科学，2014（9）：90-89.
[6] 朱勤，刘.我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财务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3（8）：151-160.
[7] 宋秀珍，徐霞.基于模糊综合评判的民营企业海外并购风险研究——以美的电器并购开利拉美为例[J].会计之友，2013（12中）：43-47.
跨国投资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随着中国加入WTO后服务业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近几年服务业正成为我国吸引外商直
接投资的重点领域。文章重点研究服务业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经济效应，通过分析服务
业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对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影响，以及服务业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产
业价值链效应、就业效应及对我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得出我国必须有步骤地开放国内
市场，健全体制，才能更好地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发展我国服务业。
关键词：服务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05—10—08
跨国投资论文范文第4篇
与商品的流通不同，投资是一项选择性较多的资金运行方式。采用的投资方式不同，产生的效果、投资的主体等都是不同的，因此，在不同投资路径之下税务的筹划差异也较大，并且会对总投资收益产生影响。因此，企业为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就需要将税收的成本降低，注重投资工作。基于此，文章以某子公司利用集团总部资金投资为例，对税务筹划的整体工作进行了阐述，并为投资过程中的路径选择提供建议。
企业投资过程中的税务筹划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不断优化其投资路径，就需要保证资金的有效运行，还需要与投资主体的投资意愿相符合，同时还需要降低投资的成本。在这一工作之中，涉及到的工作面积较大，确保工作的复杂性。为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减少这一过程中的人力浪费，就需要提前设计好工作思路，并严格按照这一思路实行投资，确保税务筹划工作能有效的进行。
一、企业投资的分类
纳税筹划强调整体性，往往从投资伊始就要进行相应的筹划。投资决策中的纳税筹划往往是纳税筹划的第一步。投资决策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广的概念，从企业的设立到企业运营的整个过程都涉及投资决策的问题。投资决策中需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广泛，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对投资决策的最终效果产生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投资决策是企业（以及个人）的一项非常慎重的活动。目前，国家通过间接税优惠政策来鼓励产业发展，主要包括增值税优惠、消费税优惠、关税优惠和出口退税优惠措施。
企业或者个人进行投资，首先需要选择的就是投资的产业。投资产业的选择需要考虑众多因素，仅就税收因素而言，国家对于不同产业的政策并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是有所偏爱的。有些产业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而有些产业则是国家限制发展甚至禁止发展的。国家对产业进行扶持或限制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税收政策。在税收政策中，最重要的是所得税政策，因为所得税是直接税，一般不能转嫁，国家减免所得税，其利益就直接进入了企业或个人的腰包。流转税由于是间接税，税负可以转嫁，国家一般不采取间接税的优惠措施，但由于流转税影响产品的成本，减免流转税同样可以刺激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也有个别间接税优惠措施。
企业投资的范围是较为宽广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投资根据其在再生产中的作用，能分为初创投资以及后续投资。初创投资指的是在企业刚刚成立的阶段实行的投资;后续投资指的是在企业巩固与发展的过程中进行的投资。按照投资方式的不同，还能将投资分为直接投资以及间接投资两种。一般情况下，直接投资包括后续投资、设立投资等;间接投资包括股票投资、基金投资等。企业在实行投资工作之前，需要对这一工作进行相应的决策，决策需要根据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企业的组织情况、投资行业等进行分析，以税收政策为根本出发点，对企业的工作进行税收筹划，最后，还需要根据企业的情况制定出完整的投资方案。通常情况下来说，对组织形式进行选择的时候，既要考虑不同企业之间的选择，又要考虑子公司以及分公司之间的选择。工作的科学领域是税收管理学。在此基础上，对国际上通行的税收筹划方法进行了研究，以期为这类控股公司提供有效的税收筹划手段和方法。科学方法被视为内容分析，并充分参考了公司控股税的基本原则。作者描述了控股公司的法律性质，因为它们存在于奥地利和中国的法律中，将重点放在法人控股公司上。阐述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控股公司的法律条件，提出了税务审查的线索。提供了一个税收合并模型，允许在符合条件的成员之间抵消税收结果的发现，作者研究了中国税法中类似的群体救济制度。然而，研究表明，中国法律并不包含任何形式的公司税组减免制度。因此，本文继续深入研究我国税收立法中的税收事实和税收事件，以期从税收的角度为外国企业投资者提供有效的投资结构。为了寻找可供选择的税收筹划线索，本研究基本上遵循了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系统分析方法来确定各个资产负债表项目的税收。最后，本文的工作对即将出台的新的中国企业税法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从根本上改变在华外商投资控股公司的税收和税收筹划状况。
二、案例概述
笔者以某子公司利用集团总部资金投资为例，对投资的具体情形进行了分析。A公司是一家金融投资公司，其下设一家子公司，为B公司。B公司的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据调查研究显示，B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想要对C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但是其在工作過程中的资金存在不足情况。因此。B公司欲向总部申请出资，出资的金额预计为3000万元。经过B公司与C公司的协商，C公司愿意为B做出保本收益的承诺，也就是将C公司每年10%的经济收益转交给B公司。在B公司投资期满5年之后，需要按照原购买股权的价格进行退出回购，该投资表面上是股权，实际上是债务的形式。同时，为了防止B公司在投资过程中产生的风险，C公司能同意在投资的过程中派驻一名董事对其工作的全过程进行监视，保证B公司拥有对C公司的知情权，对C公司的各项重大决策进行参与，用于保障B公司的合法权益。
该投资路径中的税务筹划的条件均为合法规定，在投资以及风险控制部门的实际了解之后，在C公司以及投资的实际条款等已经确定的基础上，需要根据投资的性质以及投资的政策要求，明确投资的来源。也就是B公司在进行投资的过程中不能通过向银行借款的方式进行投资，必须保证企业有独立出资的能力。对于投资的方式来说，为避免各个环节中出现的风险，就需要采用集团总部直接出资的方式，当投资退出的过程中，要考虑投资退出过程中的合规性风险，排除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投资方式。
三、投资企业的税务筹划
（一）投资主体的筹划
在投资过程中，为保证投资的顺利进行，就应该注重投资的主体最优化。在进行主体差异化分析的过程中，应该从主体具有的纳税优惠政策以及其存在的纳税优势出发，对其纳税过程中使用的条件等入手，按照是否合适的原则，对不同条件之下最优投资的主体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利润分配方式进行选择。
根据研究表明，能看出集团总部相较于其子公司，具有更多的优势。A公司，在投资的过程中，以金融方面为主。因此，在其收入方面，大部分为其子公司进行的利润上缴，是分红的一种形式。以上形式的收入根据《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属于免税收入。在扣除分红收入之后，A公司的税收实际上较小，在扣除成本费用后，其纳税额为负数。因此，只要总公司中应缴纳税收的资金情况不超过其投入的成本，A公司就不需要进行企业所得税的缴纳。但是其旗下的大部分子公司需要进行企业所得税的缴纳。成本贡献安排（CCAs）作为跨国企业税收筹划的工具。共同国家评估是企业之间商定的一个框架，以分担开发、生产或获得资产、服务或权利的成本和风险。税收筹划是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经济目标，在税法的法律框架内进行的适应性选择。为了减轻税收负担，许多跨国公司试图将利润从高税收地区转移到低税收地区。本文分析了成本贡献结构如何在实现这一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指导方针为重点，通过对一个虚构案例的分析，探讨了现行立法的缺陷。结果表明，采用成本贡献结构代替许可证的主要税收效应来源于取消预扣税和市场价格被成本取代。分析进一步说明，由于成本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假设、选择和主观判断，共同国家评估结构容易被操纵。经合组织的条例要求捐款和预期收益之间保持一致，但这些捐款和预期收益的估值可能会带来困难。先前存在的无形财产的贡献和实物贡献对价值特别有问题。此外，预期收益的估值取决于不确定的估计：例如，已开发资产的经济寿命、收益的时间和金额。新的参与者进入和现有的安排提出了更多的挑战。本文表明，成本贡献安排是一种有效的税收筹划工具，因为它是建立在估计的基础上的，很容易被高估和低估。我的结论是，有必要改进立法框架和审查结构。由于必须孤立地看待每一个案例，控制共同国家评估的过程是一项昂贵和困难的任务。因为本公司在其行政程序内的规划方面存在缺陷，并且为了将本公司因没有流动资金或支付能力而可能面临的财政风险降到最低，在支付税收合规和租金时，本公司没有规划或估计可能发生的支出。本研究以实地研究的形式，在可行项目的方法下，以文献支持的方式进行描述性研究。所研究的人口是在会计和税务领域工作的六个人中的一员，这一人口的样本是在人口普查现实中确定的，其中包括为成功实现本研究预期目标而进行研究的总人数。制度构成了数量庞大的税收协定（目前约95项），不忘重要的非税收因素如庞大的双边投资协定网络、稳定灵活的法律制度、高技能劳动力和稳定的政治环境。此外，荷兰民法典将进行修订，对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重新审视。自2012年10月1日起，这些“BV”的使用（最常见于国际税务计划）将变得更加灵活。一天内注册一个BV是可能的，并且在分配股本中的投票权和经济权利（如无投票权股份、高投票权股份，在使用控股公司时，一个重要的注意点是将资金转移给（最终）投资者。继续按15%的税率征收股息预扣税。两种广泛使用的减轻或避免这种负担的方法（通常，荷兰实体的所有者不能（完全）抵免税款，使其成为实际成本）。
面对主体之间的差异性，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在设计业务模式以及统筹架构的过程中进行税务筹划空间的制定。也就是其获取的收益属于税收的时候，需要尽可能的将项目的利润体现在总公司之中，减少其在子公司中的体现，这种方式能提升公司整体上获取到的权益。同时，除了对公司的整体税收进行考虑之外，还需要对公司的内部进行整体上的激励，也就是建立合理化的机制，让子公司为总部进行权益与成果的分享。为此，就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需要合理化的应用纳税主体的优惠政策以及纳税的特点。当企业需要对直接收益进行企业所得税缴纳的时候，就需要充分的利用集团总部在企业所得税中的特点，尽量选择能将企业的收益进行最大化的方式，让企业的收益体现在总部的投资路径之中。如果企业的收入属于免税收入，总部就会失去其纳税的优势，能将收益中的大部分或者全部体现在对子公司的投资路径之中。第二，总公司需要与子公司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收益的分享。为促使子公司能更加积极主动的对优质的项目进行投资，就需要将总公司将其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收益按照一定的比例与子公司进行分享。这样的投资方式能在一定条件下体现出投资的公平性以及公正性。进行以上工作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收益界定的时候，需要将其定义为净收益，也就是当总公司的资金来源为债务性资金的时候，需要将净收益（扣除综合性的资金成本）作为资金分配的基数，并按照一定的规范，将资金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分成。第三，在对净收益进行分配与返还的时候，需要按照节税的方式进行。在进行资金分配与返还的时候，需要对其进行划分。当投资的收益直接在总公司中体现时，能在一定程度上将资金向子公司进行注入，或者能对子公司应该上缴的资金进行相应的减免。当投资的收益在子公司中体现的时候，能通过向总公司上缴的方式进行资金的合理运行。
（二）投资路径的筹划
在对投资的主体进行确定之后，就需要对资金流转的路径进行筹划。不同的出资路径所涉及到的应税行为也存在不同，需要适应不同的纳税政策进行。因此，在对纳税路进行分析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不同的主体以及纳税的各个环节，对不同纳税的行为以及其相对应的成本进行逐一分析，在权衡利弊之后，选择最适合企业发展的路径。
根据案例中显示的投资方式，子公司利用总公司的资金进行投资，在注意先行条件之下，能将投资的路径划分为以下两种。第一，总公司需要向子公司进行资金的注入。第二，总公司需要向子公司进行借款。间接投资是这一投资方式的根本体现。
（三）筹划中的注意事项
投资企业进行税务筹划能有效的提升企业在发展過程中产生的经济效益，但是在进行筹划的过程中也需要遵循相关的准则。第一，在进行投资筹划的过程中，需要将相关的法律法规当成是一切筹划的根本出发点，严格遵循法律法规。企业在对投资项目进行筹划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需要以税法为根本的依据，遵循税法的精神，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实行相关的工作，进行相关的筹划。在进行税务筹划的过程中，应该将合理的运用税务筹划的相关方式，得到为企业减少税收的目的，保证一切工作均为合法行为。因此，在投资企业进行税务筹划之前，相关工作人员必须对税法进行认真的研读，严格遵守相关的规定。第二，税收筹划的过程中，效益是其需要重视的根本性问题，因此，一定要保证其完整性。企业在开展税务筹划工作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到税收的负担，还需要将公司的根本利益作为重点关注的问题，对企业经营产生的利益以及经营活动开展的根本目标为出发点，将税务筹划与成本的问题相结合，重视成本的控制工作。税务筹划工作是否合理，其关键性因素是这一方案能否从企业的整体发展出发，也就是要保证筹划的收益能高于成本的投入。总的来说，也就是应该能将筹划获取的收益高于筹划方案在制定以及实施的全过程中投入的总费用与在筹划过程中产生的风险性投入以及利益损失的总和，以此来达到提升企业投资筹划经济效益的作用。第三，重视投资筹划过程中产生的风险性问题。企业在进行税务筹划工作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一项预测性的问题，这一工作的运行过程中具有主观性。相关工作人员在制定策略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这一主观性，导致投资筹划与实际工作之间存在差异。社会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企业在运行过程中也会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在投资筹划的过程中产生一定的风险性。为此，投资企业在进行税务筹划的过程中，应该对产生的风险进行基本的考虑，不断优化投资税务筹划方案，促使其能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能满足市场变化下对企业提出的要求等。在方案实施的过程中，投资工作也会产生一定的风险性，因此，相关工作人员在实际投资工作的实施过程中，也应该严格的按照法律法规进行实施，并且，还需要密切关注当前市场的变化以及社会需求的变化，及时的对投资税务筹划方案进行更改，促使企业的投资税务工作情况能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
四、结语
综上所述，投资企业税务筹划工作是较为繁复的工作，因此，在进行筹划之前，应该制定严格的投资方案，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保证筹划工作的合理性。同时，相关工作人员还需要具有较为长远的眼光，对未来税收的政策能进行预测。与此同时，在进行税收筹划的过程中，还应该采用较为合理化的方式，选择更加适合企业实际情况的税收主体以及资金流动方式等，尽可能减少企业的税收资金，为企业经济利益的提升奠定基础。
（作者单位：南京东南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跨国投资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文章指出金融危机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撤资现象有蔓延的趋势,并且不时出现非正常撤资的现象,引发了一定的经济社会的连锁反应。考虑到外资对中国经济、外贸增长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中国应该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外资撤离。文章给出了中国应对跨国公司在金融危机下撤资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危机;跨国公司;撤资;对策
一、金融危机下跨国公司的在中国撤资现状
到2009年3月中国引进外资出现连续6个月的下降,2009年第1季度,同比下降20.6%,这是比较大的一个降幅,它是从2008年10月开始的。中国吸收外资出现自亞洲金融危机以来首次持续下降。由于现在没有在中国跨国公司撤资的直接统计数据公布,因此只能间接估计。这也是中国外资统计应该增加的一部分新的内容。另外,山东、浙江、广东等地的一些接连发生的外商撤资事件增多也可以支撑这一判断。根据相关预测,外资有加速撤离的可能。此外,在金融危机下,2008年中国国内出现了部分外商直接投资非正常撤资的现象,所谓非正常撤资,即外资企业在没有清算债务以及申报破产的情况下,不按合法程序而突然撤离的行为,遗留下大量的诸如劳资纠纷、建设工程以及买卖合同纠纷等问题,从而直接导致其配套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出现资金困难,并进一步引发经济社会的连锁反应。
二、应对外资撤离的相应对策
由于外资对中国经济、外贸增长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应该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外资撤离。
(一)进行必要的事前控制
由于东道国事后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经蔓延的撤资行为,因此,加强对外资流动的事前控制就成为防止跨国公司撤资以及由此带来突发的负面影响的重要手段。
(二)适当调整外资政策
应进一步调整外资政策,保持外资流入、流出量的稳定性,使之成为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运转的较确定性的因素。同时,调整过度集中的外资来源国结构,避免资本流入量因为某国或某一地区的经济波动受到较大影响。
(三)变外资撤退为外资在中国境内的产业转移
利用中国产业多层次并存的特点,采取明确的产业优惠政策,变外资撤退为外资在中国境内的产业转移,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四)保持外资制度安排的国际竞争优势
考虑到外资制度安排的国际竞争,中国在外资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国际区位比较优势,建立和巩固新的区位优势,引进外资,防止外资的撤退。同时要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稳定人民币,减少和化解对外贸易摩擦,让外资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建设。
(五)加强引资后续服务工作的跟进
在中国有些地方经常出现引资的同时,又丢掉了一些已经投资的大项目。根源在于,只重视前期招商的环节,忽视了后续服务工作的跟进,最终导致不断增加新项目,但已投资项目没有服务保障而流产。要彻底扭转地方政府招商观念,把“招商引资”变“招商选资”,并把预防和打击外资非法撤离列入考核范围,从而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
(六)修订现行《刑法》及相关法律防范外资非法撤资
为了不让中国发生的外资非法撤离增多,仅靠《外资非正常撤离中国相关利益方跨国追究与诉讼工作指引》,还远远不够,我们有必要针对外资逃跑通道,修订现行《刑法》及相关法律,从而封死外资非法出逃路线。我们注意到日本等一些国家的外资也在考虑如何尽快“技巧性”地从中国撤资的问题,对此,我们应该给以密切关注,并采取相应的有利措施。
另外,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具有个性化的反撤资的外商投资引导与服务。
参考文献:
1、陈岩.对外直接投资撤退原因理论分析[J].南开学报,1995(4).
2、陈岩,裘雅.金融危机下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研究[D].宁波大学,2009.
(作者简介:陈岩,南开大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浙江大学博士后,宁波大学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