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组合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我国证券市场是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新兴市场,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对于促进和推动我国证券市场保持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介绍了现代组合资产理论的产生及主要理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在我国证券市场应用现状。
[关键词]证券投资组合理论 应用现状 局限
一、引言
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一直是世界各国经济学家所重点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研究领域。我国证券市场是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新兴市场,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和推进科学化投资管理,对于促进和推动我国证券市场保持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现代组合资产理论的产生及主要理论
现代投资组合理论(Modern Portfolio Theory)是西方现代投资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也是近年来财务金融领域引起广泛关注的和深入探讨的重点课题。这一理论以资产的收益和风险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通过统计学、理论抽象、应用数学等方法,对资产组合的特性进行以定量为主的分析研究。
1952年,美国经济学家,金融学家Harry•M•Markowitz发表了《证券组合选择》的论文,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论文中,Markowitz把证券组合风险和收益之间的替代关系数量化,提出了均衡分析的新思路和分析方法。这就是现代证券组合理论(Modern portfolio Theory)的基本框架。
1964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威廉厦普(William•F•Sharpe)发表了《资本资产定价:风险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理论》。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约翰琳特纳(John•Lintner)的文章《风险资产的价值,股票资产组合的风险投资选择,资本预算》。在比较强的假设之下,给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简称CAPM)。CAPM模型主要是用来描述证券的风险价格进而得出均衡价格形成机理的。
1976年,罗斯(Stephen•Ross)提出了套利定价理论,在他的《资本资产定价——套利定价理论》一文中指出,任何资产的价格可以表示为一些“共同因素”的线性组合,即资本市场中某种资产的价格可以利用资本市场以外的其他因素所确定。
三、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在我国证券市场应用现状
我国证券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初创立以来快速发展,市场已达相当规模,在为企业筹措资金、推动企业改制、优化资源配置和完善市场运行机制,起到了積极作用。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市场机制与工业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具有很大的不同,处于发育阶段的证券市场不仅市场运行机制不健全,证券市场的建设也不完善,我国证券市场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有效市场,使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应用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风险特征限制了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作用的发挥
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着系统性风险偏大的问题,使得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所强调的通过多元化投资组合消除非系统性风险,以实现降低风险的作用无法明显发挥。证券投资风险是指投资主体将资金用于购买证券而未来收益达不到预期目标或遭受各种损失的可能性。具体地说,就是某些不确定因素的发生引起证券投资实际收益率同预期收益率之间产生偏差,偏差越大风险越大,偏差越小则风险越小。证券投资的风险有许多来源,按风险来源的性质一般可分为系统风险与非系统风险。系统风险是指由于某种全局性的共同因素引起的投资收益的可能变动,这种因素以同样的方式对所有证券的收益产生影响。
系统风险包括政策风险、周期波动风险、利率风险、购买力风险等。由于这些风险来自企业外部,是单一证券无法抗拒和回避的,它对所有企业的证券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投资者不能通过多样化投资分散掉,因此,这些风险又叫不可回避风险或不可分散风险。非系统风险是指只对某个行业或个别公司的证券产生影响的风险,它通常是由某一特殊的因素引起,与整个证券市场不存在系统、全面的联系,而只对个别或少数证券的收益产生影响。非系统风险具体分为信用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等。由于各个上市公司的情况千差万别,非系统风险具有相互抵消的可能,所以这类风险可以通过证券组合来加以避免。
根据有关学者对我国证券市场风险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在总风险中所占的比例较大。中国证券市场系统风险所占比例一般要大于50%,而在西方的成熟股市中,系统风险在总风险中所占的比例都较小,平均值一般都低于40%。由此可见,我国证券市场与西方成熟证券市场相反,系统风险在证券市场风险中所占比例较大,非系统性风险所占比例较小。这必然会导致通过投资多元化来分散和降低风险的空间极其有限,使得现代证券组合理论所强调通过多元化投资组合消除非系统性风险来降低风险,无法发挥明显的作用。
2. 我国证券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限制了现代证券组合理论的作用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不长,而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市场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我国证券市场而言目前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非有效市场;投资者结构不合理,投资观念不成熟。
(1)非有效市场
现代证券组合理论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上的,如要求证券市场必须是有效市场便是其中最关键的一项假设。所谓有效市场,指在一个证券市场中,证券价格完全反映了所有可能获得或利用的信息,每一种证券的价格将永远等于其投资价值。
所有信息可分为历史信息、公开信息和内幕信息三类。根据投资者决策所用信息类别,有效市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弱式、半强式和强式,分别代表股价充分反映了历史价格变动信息、所有公开可获信息及公开和内幕信息的市场。现实中,强式有效市场过于理想化,弱式有效市场则无法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功能,我们努力要求达到的是半强式有效市场。近年来,我国一些学者对中国股票市场的有效市场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中国股市正趋于“近似弱式有效”,但离半强式有效相差甚远。
(2) 投资者结构不合理,投资观念不成熟
现代证券组合理论假定所有投资者都会运用投资组合理论分析、处理信息,从而采取同样的投资态度,在此基础上再考虑证券的定价机制。因此,投资者决策的科学性和严密性是现代证券组合理论对现实市场有较强适用性的一项前提。
首先,分析一下我国投资者的构成情况。据以往深、沪证券交易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在证券登记公司开户的投资者中,个人投资者占绝大多数,机构开户的投资者所占比例很小,而国外成熟股市中机构投资者占比在50%以上。可以说,我国股市实际上是以个人投资者为主的。以个人投资者为主的股市投机性强、股价波动大,也不利于对上市公司实行有效的监督。而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股市则不同,机构投资者不仅入市资金规模大,在市场操作中占主导地位,而且有较为成熟的投资理念、熟练的投资技巧和专业的研究分析队伍,他们介入股市越多,股价波动就越少,同时,他们在引导投资者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理念、促进上市公司改善治理结构、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等方面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次,分析一下我国投资者的基本情况。根据2002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股市个人投资者状况调查”显示,为数庞大的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的总体受教育程度较低,其中不足中等文化程度的投资者(高中及中专以下)占了总被调查者的43.81%,而初中以下的有12.04%,这一数字意味着有数百万的投资者未能接受初中以上的文化教育。对于证券投资知识,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的股票投资知识来自于非正规教育,主要通过亲朋好友的介绍、股评专家的讲解以及报刊、杂志的文章等(三者相加约占总数70.4%);在做具体的投资决策时,投资者依据“股评推荐”、“亲友引荐”以及“小道消息”占51.5%;在投资决策的方法上,两成以上的个人投资者决策时几乎不做什么分析,而是凭自己的感觉随意或盲目地进行投资。因此,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受教育程度低,缺少专业方面的知识,人市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多数做短线炒作投机。那么要求这些投资者对预期收益率、标准差、证券之间的协方差有相同的理解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四、结语
从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的发展历程看,投资理论的发展与证券市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在我国证券市场应用现状说明我国证券市场的还需要进一步地市场化、规范化。
参考文献:
[1]凯斯•布朗 弗兰克•瑞利:李秉祥等译.投资分析与投资组合管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2]穆良平 史代敏:论我国证券投资的风险特征及风险规避[J].社会科学研究,1999.(4).
[3]于桂琴:我国证券市场系统风险成因分析[J].特区经济,2001,(10).
投资组合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保险+期货
研究综述
文献计量
CiteSpace可视化分析
一、引言
我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是促进社会稳定健康发展、保障人民生活质量的基础，在稳定国民经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自2015年“保险+期货”模式在我国首次开始试点以来，“保险+期货”模式连续被写入我国2016-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不断优化“保险+期货”模式，并继续大力推进更多农产品期货期权品种上市，充分发挥“保险+期货”在服务乡村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保险+期货”模式将成为我国农业风险管理体系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随着农业市场化、全球化等特征日益显著，农产品价格风险逐渐成为农业风险管理关注的重点。农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既不利于稳定农户的收入水平，也会威胁国家的粮食安全。随着我国“保险+期货”模式的试点逐渐增多，该领域的研究得到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领域相关文献数量呈快速增长态势，如果通过阅读、整理、再进行分析的传统文献分析方法，日前已经很难快速、简洁、直观地了解“保险+期货”领域的研究状况、研究热点和未来研究发展趋势。CiteSpace软件是华人学者陈超美教授基于Java语言开发的一款可视化应用软件，可以通过可视化图谱的形式直观地展示我国“保险+期货”领域的研究现状。任越和赵元凤（2021）对我国农产品“保险+期货”模式的发展进行了总结研究，日前我国大部分学者只是通过传统的文献分析方法了解“保险+期货”模式的发展状况并进行研究。所以本文利用CiteSpace文献分析工具，结合领域的发文量、文献关键词聚类分析和关键词时问线聚类分析对“保险+期货”领域进行可视化文献分析，并对传统农业保险和“保险+期货”研究的异同点进行对比分析，最后针对我国“保险+期货”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意见。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CiteSpace诞生于2004年，主要用于绘制某一领域发展状况的知识图谱，直观展示该领域的研究前沿，纵览该领域的知识全景（侯剑华和胡志刚，2013）。自2005年起，由于CiteSpace多样化且美观的文献可视化效果、简便易上手的操作方式，以及适用于多元、分时、动态的复杂网络分析能力，科学展示某一领域或学科的研究热点变化和发展趋势、探测交叉学科或领域之间的能力的功能，得到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认可，CiteSpace逐渐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应用于各研究领域（陈悦等，2015）并取得了良好的文献可视化效果。
本文通过中国知网（ CNKI）文献数据库进行相关文献的检索搜集，使用模糊匹配的检索方式，将“保险+期货”相关领域的共256篇有效文章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利用Excel和文献nr视化软件CiteSpace对“保险+期货”研究领域研究状况进行分析。其中将Excel软件用于统计分析“保险+期货”领域文献的发表总量;将可视化软件CiteSpace用于相关文献关键词聚类、时问线聚类等可视化分析，以简洁、直观地展示“保险+期货”领域的发展历程与研究脉络、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研究方法和热点话题。
三、“保险+期货”模式研究文献发表情况
通过时间顺序整理统计检索相关文献得到1992-2020年“保险+期货”领域研究文献发表数量图（见图1）。其中，2016-2020年文献数量为179篇，约占总文献数量的69%。经过对图1的分析可知，我国“保险+期货”领域研究论文的发表数量可以分为萌芽期（1992-2015年）和发展期（2016-2020年）两个主要的阶段，日前“保险+期货”领域相关论文数量正在快速增长的阶段。
2010年是我国“保险+期货”模式的萌芽之年。我国有关农产品“保险+期货”模式理论首次由马龙龙（ 2010）提出，由于“保险+期货”模式有效地弥补了农产品价格保险在日标价格厘定困难和缺乏系统性价格风险分散途径方面的缺陷（余方平等，2020;张峭，2016），所以“保险+期货”模式逐步得到我国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文献数量在2016年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因此2016年是“保险+期货”相关文献研究的破壳之年。2016年成为“保险+期货”模式的研究元年主要原因在于，2015年8月在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的支持下，人保财险大连市分公司与新湖期货风险子公司合作开展了我国“保险+期货”模式的首单试点，整个模式是将农民和农业企業所面临的价格风险最终由期货市场中的交易者进行承接，这拉开了我国“保险+期货”模式发展的序幕，并推动了“保险+期货”模式的发展，学者对“保险+期货”领域的研究也逐年增多。同年国内学者对玉米、鸡蛋等农产品首次开展了“保险+期货”模式的探索，并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果（安毅和方蕊，2016）。2016年，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推出了大豆的“保险+期货”试点，同年8月郑商所推出棉花和白糖“保险+期货”试点，至此随着农产品期货品种的不断增加，更多的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逐年增加，“保期+期货”模式在我国开始蓬勃发展。
尤其在2016-2020年，“保险+期货”领域相关研究文献数量快速增长。2019年，大商所推出了粳米“保险+期货”试点，郑商所推出了“保险+期货”试点的新品种红枣。2019年，“保险+期货”领域的相关文献发表量达到58篇，创下历史新高，这表明“保险+期货”领域的研究逐步被学者发现并得到认可。由于受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保险+期货”领域的文章发表数量出现明显下滑的现象，但根据2021年我国“保险+期货”项目研究试点范围不断扩大、试点品种逐渐增多，“保险+期货”领域相关项目研究申报的实际情况来看，学者们对于该领域的研究热情并没有就此衰退，预计未来“保险+期货”领域的发文量不会火幅下降。
2021年，“保险+期货”模式不断与新上市挂牌交易的期货品种、各地精准扶贫项目的试点相结合，并不断在实践巾发展与完善，为有效解决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风险分散渠道的单一性、烦琐性，张田和齐佩金（2019）提出把银行信贷、粮食银行、订单农业、互联网、天气衍生品和巨突债券六种工具与“保险+期货”模式相结合，通过农业生产链条巾的多个环节分散风险，构建一个综合性的农村金融支持体系。针对“保险+期货”模式中存在的信用风险问题，张益丰（2021）提出将供应链与“保险+期货”模式相结合的创新构想，通过对供应链双方实施双向的保险方案，将更有效地规避农业生产经营风险，有利于我国农业的提质增效。
四、“保险+期货”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文献研究的要点，也是对文献研究主要内容的高度总结和概括，通过对文献关键词的总结分析可以有效地把握研究领域中的研究热点内容。聚类分析时将进行文献分析的时间区问设置为1992-2020年，时间间隔设置为1年。在关键词聚类分析中，图中的连线越密集、网络节点数越多、颜色越深、中心性越高表示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研究越集巾。
“保险+期货”模式的研究关键词聚类分析的网络节点共有331个，网络连线共有948条，网络整体密度为0. 0189，模块度Q（ModularityQ）值为0.485，聚类平均轮廓值（Mean Silhou-ette）值为0.6734。通过以上数据可知，“保险+期货”领域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聚类分析结果较为合理，关键词共现网络的社团结构较为显著，分析取得的聚類效果较好（见表1）。
通过CNKI“保险+期货”领域研究文献关键词聚类视图分析，经过自动聚类后的关键词人致可被分为10类。利用CiteSpace巾的LLR聚类统计功能，对“保险+期货”领域相关文章进行聚类图谱分析。聚类标签排名前10分别是#1保险、#2“保险+期货”、#3农业保险、#4投资者、#5生猪保险、#6农产品期货价格保险、#7期货期权、#8期货市场、#9投资组合保险策略、#10巨灾保险（注：“保险+期货”模式的关键词聚类分析巾#1“保险+期货”和#6“保险+期货”应为同一个关键词）。“保险+期货”领域的关键词聚类分析可以得出，“保险+期货”模式的主要功能是通过与农户签订农业保险的形式，利用期货市场来管理农产品的价格波动风险，而有关生猪的“保险+期货”模式研究是近期的研究热点内容。据图2分析可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1.“保险+期货”模式可以弥补农业保险的不足
国外学者关于农业的风险管理起步比较早，发展也比较成熟。多数学者研究表明农业保险在减少收入波动方面的作用极其显著，农业保险与农民收入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农业保险是农户最有效的风险管理方式（Hart和Babcock，2011;孙朋和陈盛伟，2011），其中Winsen等（2016）研究发现农户的风险态度对采取事前与事后风险管理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此研究奠定了农业风险管理有效性的理论基础。作为我国农业保险的购买主体，我国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明显不足（刘亚洲和钟甫宁，2019）。鉴于农业保险制度尚不完善、农户对农业保险认知不足，我国农户虽具有较强的市场风险管理意愿，但参与农业保险行为极为少见，形成农户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产生背离的局面（尚燕和熊涛，2020），这也是我国农业保险覆盖率比较低、农户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原因（王燕青和武拉平，2018）。
农业保险作为保产量的主要工具，还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农户多元化的风险管理需求。期货、期权等有效的市场化风险分散途径与我国的小农经营规模及农民有限的文化水平之间存在较大鸿沟，难以被直接利用，而“保险+期货”模式可以有效解决以上问题。我国现有的农业风险管理策略以政府灾害救济为主，农业补贴与价格支持政策虽能降低农业风险，但其基本出发点是稳定农业生产。订单合约可转移风险，却在发展过程中屡屡出现信用风险问题（王庚和李子文，2016）。相比于传统的农业保险，“保险+期货”模式可以有效提高农户种粮的积极性，能够起到促进粮食生产、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作用，并与农业补贴政策具有相瓦补充促进的关系（方蕊等，2019）。除了政府的补贴，提高保险公司的积极性是开展“保险+期货”模式的关键，刘志洋和马亚娜（2020）得到“保险+期货”模式下保险公司具有正的盈利水平的结论，因此可以认为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保险+期货”模式具有可持续运行的基础。此外，“保险+期货”模式在降低养殖企业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刘小梅，2020）。
2.生猪是“保险+期货”模式的研究热点
随着2021年1月生猪期货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不少饱受“猪周期”之苦的企业可以通过套期保值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生猪“保险+期货”模式作为传统生猪保险的重要创新，同时也是稳定生猪价格的重要风险管理工具，对于生猪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付莲莲等，2021）。21世纪以来，我国生猪价格整体呈现波动上涨趋势，但在总体区间内生猪产业链上的价格曾出现多次起伏震荡，严重影响生猪供求关系。尤其是持续的“非洲猪瘟”疫情，对我国生猪产业造成了巨人的冲击，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国内大量养殖户遭受重大损失。政府颁布的许多猪价抑制政策收效甚微，然而生猪期货在过去其他国家的实施结果有效地证明生猪期货套期保值的作用，生猪期货上市可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生猪价格形成机制（黄立赫，2021），并且有效帮助交易者对冲生猪的价格风险。
我国生猪价格的异常波动一直以来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我国作为生猪最大生产量和消费量的国家，生猪产业链覆盖多个行业，生猪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是与国家、人民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所以生猪“保险+期货”模式才会得到各界的重视，成为“保险+期货”领域的研究热点。
3.“保险+期货”模式增强农户抗巨灾的能力
2019年9月以来，全球巨型灾难频发。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美国南加州山火蔓延导致当地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的破坏;东非暴发蝗灾让粮食作物受到巨大损失;加拿大遭遇史无前例的暴风雪灾害严重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刘水杏和王国军，2021）;新型冠状肺炎席卷全球，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我国，频发的自然灾害经常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同时也给我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我国需要增强应对巨灾风险的能力。
在中国，巨灾保险的赔付占巨灾经济损失的比例不到10%，虽然相比较于20世纪及21世纪前十年已经有大幅提升，但在国际上仍远远落后其他国家。在巨灾风险的管理中，保险具有其他金融T具不可替代的功能（刘新立，2021），所以我国应该重视巨灾保险的试点与推广，基于我国广大农户的实际需求，不断改进完善我国现有的巨灾保险制度。通过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充分利用商业保险的风险转移作用增强农户面对巨灾的抗风险能力，加大对巨灾保险的政策补贴，实现政府资源和市场资源的协调互补（陈育林，2021）。通过实际经验总结得出，以预防为主的巨灾风险管理比灾后的救援重建更加有效（刘新立，2021）。但是传统的巨灾保险保费过高，并不适合小规模的农户，而“保险+期货”模式不仅可以加强农户的抗巨灾的能力，还可以有效减少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
五、“保险+期货”研究与发刊机构共现图谱
对“保险+期货”领域作者的合作关系与合作强度分析，可以更加清楚地分析研究学者的冈队合作能力，以及相关科研机构合作发展的状况。通过对数据处理，得到节点为294、连线为281、网络密度为0. 0065的作者共现知识图谱（见图3）。
通过对论文作者和所在研究机构进行共现可视化分析，可以了解论文作者之间的合作密度。图中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发表年份，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作者的合作关系。在“保险+期货”领域贡献突出的五位作者分别是#1陈盛伟（山东农业大学）、#2王玉文（哈尔滨师范大学）、#3孙蓉（西南财经政法大学）、#4叶明华（华东师范大学）、#5安毅（中国农业大学）。研究机构主要有#1中国农业大学、#2东北财经大学、#3南京农业大学、#4东北农业大学、#5山东农业大学，研究人员和机构主要以所在农业大学和期货交易所的人员、机构为主。其网络整体密度较低、表明目前我国“保留+期货”研究团体比较分散，不同机构间的合作较少，暂未形成凝集力较强的科研团体。
六、“保险+期货”模式未来研究趋势分析
从“保险+期货”模式原理的基础上来看，“保险+期货”模式可以概括为“价格保险+场外期权+场内期货”的模式（唐金成和曹斯蔚，2017）。其主要运行机制是，农户通过向保险公司购买农产品价格保险，保险公司利用保费向期货公司购买看跌期权，期货公司通过复制期权的方式在期货市场分散农产品价格的波动风险。通过将两类新型金融工具的打包组合应用于农产品价格的风险管理，将有利于稳定和提高农户的收入、完善农产品价格保险和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保险+期货”模式可以很好地将农户、保险市场与期货市场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既弥补了传统农业保险不能有效承保农产品市场价格的缺陷，也搭建起农户间接参与期货市场的桥梁。“保险+期货”模式的实现将有利于稳定和提高农户的收入，使参与其中的农户、保险公司、期货公司均受益，从而达到一举三得的功效。总体而言，“保险+期货”模式对于服务“三农”、引导期货市场健康发展、推动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蔡胜勋和秦敏花，2017）。
传统的农业保险虽然可以有效管控农业生产中的风险，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仍存在着三大短板。第一，由于传统的农业保险为收入保险，所以许多价格波动性大、市场化程度高的火型农业项日并不适用，导致传统的农业保险覆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的状态。第二，传统的农业保险无法有效分散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保险公司的风险分散渠道单一，只依靠政府的政策补贴，传统农业保险项目盈利情况不佳也是保险公司没有大力推动传统农业保险的愿因之一。第三，传统的农业保险项目还面临着道德风险等问题，这就加大了推广传统农业保险的难度（张益丰，2021）。
关键词时间线聚类视图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展示研究“保险+期货”领域的分布情况，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可视化分类，时间线视图则主要侧重于勾画聚类之间的关系和文献的历史跨度（见图4）。通过时间线视图聚类我们可以得到排名前五的关键词为#1农产品价格风险、#2农产品期货价格风险、#3保险费、#4供应链整合、#5风险管理。通过时间线聚类分析发现，农村金融与“保险+期货”的结合比较紧密，同时也将“区块链”技术和“供应链学习”引入该模式。据此，总结出“保险+期货”模式未来可能的三种发展趋势，分别是“保险+期货+银行”“保险+期货+供应链”“保险+期货+区块链”。
1.“保险+期货+银行”模式
对于广大农户而言，在融资方面存在着更多的局限性，如专门为农户提供的贷款资金有限，农村金融体系及农户信用担保体系尚不健全，这些都加大了农户的融资难度。“保险+期货”模式引入商业银行，利用“保险+期货”试点向有融资需求的农户发放贷款，并通过“政府+保险公司+期货公司+银行”多方联动模式，搭建更完善的农民收入保障体系，成为未来金融工具组合发展的新方向。“保险+期货”转移了农户面临的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而加入银行则可以利用保险单、标准仓单作为抵押物，对符合条件并有融资需求的农户发放贷款，“保险+期货+银行”有效地解决了农业信贷中最为关键的抵押品缺乏问题（曹婷婷和葛永波，2018）。
2.“保险+期货+供应链”模式
“保险+期货+供应链”模式包括以下六个主体，分别是参保农户、加工收购企业、银行、保险公司、期货公司和政府，有效覆盖了农业生产的上下游，各主体在相互合作的过程中达到密切协同，实现帕累托最优，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与质量。
保险链条的主体部分概括为以农户为代表的生产端、以保险公司与期货公司为代表的承保端、以银行为代表的资金的提供方、以加工收购企业为代表的销售端、以政府部门为代表的管理端，将农业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大部分风险都进行有效覆盖，尤其是农户所面临的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和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最后通过全产业链风险管理模式通过“六方合作”达到产业链“保供、保产、保险、保销、保价”的最终目标（张益丰，2021）。
3.“保险+期货+区块链”模式
区块链技术是新一轮金融科技革命中极具发展潜力的技术之一，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金融助农领域可以有效提升金融支农的成效，对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在分析我国订单农业融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构建了区块链技术支持的订单农业融资解决方案。通过区块链系统下订单农业融资业务场景的构建和业务开展，学者们认为区块链技术对传统订单农业融资在完善信用体系、改善信息不对称、构建畅通的信息传递渠道、提升交易可靠性、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上有较大突破（林悦和孙素梅，2019）。引入区块链到“保险+期货”模式，有效解决了现有模式存在的惠及群体狭窄、市场化运作不足、长效机制缺失等问题。结合农业银行对农业保险形成机制的补充和优势，引入了农行产品和服务，提冉了一体化的业务平台，并引进区块链技术，强化了风险分散（董琳等，2019），“保险+期货+区块链”模式有助于小微农业企业的发展。
七、結论与建议
通过总结知网相关文献可知，我国对“保险+期货”模式的研究架构人致基于农产品价格的预测、保费合理厘定、保单优化设计三个方面。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关键词分析聚类的结果可知，当前“保险+期货”模式的研究热点不仅局限于价格预测、保费厘定等技术层面，还包括该模式在农业、金融领域巾的创新应用。研究该模式所运用的技术与方法以蒙特卡洛模拟为主，同时也发现“保险+期货”模式在农村金融、乡村振兴、精准扶贫、农业供给侧改革等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果。
但是当前我国关于“保险+期货”模式相关问题的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首先，多数关于“保险+期货”的风险管理研究仪注重宏观层面，如仪集中在政策方面的改革与建议上，微观层面涉及实证分析风险管理效果的较少;其次，对“保险+期货”模式中评估风险管理效果的方法没有进行有效的更新，价格预测、保费模拟的方法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导致影响了评价“保险+期货”模式的风险管理的效果;最后，“保险+期货”模式的推广与宣传力度不足，很多小微涉农企业和农户对此并不了解，相关的数据资料较少，对问题的深入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保险+期货”模式未来将与更多服农助农政策相结合，随着我国期权期货市场的不断发展，未来将开展更多品种、更广泛的试点。金融科技的助力也将提升“保险+期货”模式的效果，“保险+期货+区块链”“保险+期货+大数据”“保险+期货+互联网”，未来都将成为其发展的可能趋势。其中对参与“保险+期货”模式的意愿情况调查也逐步开展，了解农户参保意愿与情况，找到相对应的痛点问题，对“保险+期货”模式进行进一步优化，提高“保险+期货”模式的风险管理效果起到积极的作用。
投资组合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长期以来，公司经理人投资决策理论普遍是建立在理性假设之上，然而，现实中却存在诸多非理性投资行为，本文从阐述前人经典理论入手，重点分析经理人非理性投资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缓解非理性投资行为的措施建议。
【关键词】经理人；非理性投资；措施
从理论上说，传统的企业投资理论更多的建立在资本市场完全有效、投资主体完全理性的条件之上，通常都假定市场的投资者是理性决策者，并且是追求效益最大化。但是，随着投资市场非常态化发展和企业异常的投资行为，现实中企业的非理性投资行为是普遍存在的，对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理论阐述
1.资产定价理论
在完全的市场假设中，人们常用基于资产基本价值的现金流贴现模型，从生产经营活动的角度去分析股东持有资产所获取的未来收益，进而对资产估价（valuation）。随着逐渐放开了完全市场这个强假设，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资产定价受到越来越多的讨论，主要侧重于理论角度，整个市场中有关证券组合、定价和套期保值的新方法，使标准的套利定价与期望效用最大化联系起来。
2.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理论
Jensen在1956年提出的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理论（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 Theory），该理论认为，由于经理人员控制着自由现金流，内部资金越充裕，外部融资对经理人的监督和约束的可能性就越少，经理人有能力和动机将企业资金投人到能够给自己带来私人收益（增加报酬、权力、声望）的非盈利项目，进而导致非效率投资。
3.融资优序理论
融资优序理论是由Myers and Majluf（1984）提出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外部投资者会降低购买风险证券的价格，从而会增加外部融资的成本，由于内部融资的成本较低，因此企业首当其冲会选择内部融资，只有当内部融资不能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时，企业才会转向外部融资。
二、经理人非理性行为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1.经理人员的非理性心理与投资的非效率
在研究企业财务决策行为时，传统的投资理论都以经理人员和市场投资者的完全理性为前提，与现实情况有很大的脱离。
经理人员的“嫉妒”心理对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的原因是，当总部向各分部分拨资金时，各分部（子公司）的经理通常有过度投资的倾向，以便于让自己与其他经理人员区分开。这样做的后果使得资源利用不当，没有发挥出更大的效果，这就是由嫉妒产生的报复行为。一旦投资的项目产生的损失不断增大时，经理人员往往选择继续追加项目投资，回避已有的损失，更喜欢继续冒风险。
2.从众行为与投资的非效率
在投资领域里普遍存在着从众行为。企业投资决策的从众行为造成投资的低效率，导致大量的资本沉淀在生产能力过剩而盈利不足的领域，加剧了金融风险，减弱了经济增长吸纳劳动的能力，制约着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
3.非理性的资本市场与非效率投资
“市场时机”（Market Timing）模型指出，在证券市场投资者非理性的情况下，上市公司的股价往往会被错误定价，而理性的经理人员会利用投资者情绪波动的有利时机，发行股票进行更多的融资，一些经理人还会利用目前的误价为企业现有的股东牟利，进而扭曲公司的投资行为Stein（1996）。
三、缓解经理人非理性行为的一些措施
1.完善投资管理制度
规范的管理制度是企业的任何管理活动都应该具有的。同样的，完善的投资制度可以保证企业的投资决策活动资决的科学合理性。从科学合理的角度看，投资管理制度规范了决策的流程、设定了投资项目的评价标准、规定了投资项目的风险评估和控制机制等，从而最大限度的规范了决策者的行为，确保决策者对投资项目进行判断和选择科学性，从而避免了投资决策中管理者非理性行为的发生。
2.对决策项目定期进行风险评估
因为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决策者由于过度自信、损失规避、嫉妒心理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即便经理者已经意识到了风险的存在，也可能会出于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而升级自己的承诺，从而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威胁。因此，企业应当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定期对投资项目进行风险评估，识别投资项目可能面临的风险，公正客观的评价投资项目是否能够实现预期的投资目标，使管理者可以清醒的意识到投资风险的存在，从而及时制止自身的非理性行为，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3.建立有效的管理者奖惩（激励和惩罚）机制
对经理阶层进行有效的激励需要保证管理者可以从投资项目的成功当中获得更多的回报。只有这样，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设定较为明确的投资成功的激励措施和投资失败的惩罚措施是很有必要的，将投资决策的风险同管理者的利益相联系，从而避免管理者采取非理性行为而导致投资失败的可能性。
四、小结
行为公司金融理论为我们理解和研究企业非效率投资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对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治理具有重要启示。要遏制和防范资本市场非理性对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扭曲，应优化证券市场投资者结构，大力培育理性投资者，加大资本市场信息披露体系建设，减少投资者非理性冲动，防止资本市场出现“非理性繁荣”。同时，要改革现有的经理人绩效考核和股票期权实施办法，完善投资决策机制，强化财务审计和责任追究制度，从动力机制和压力传递机制上实现经理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的长期协调、融合。
参考文献：
[1]盛虎.经理人心理偏差导致企业非理性投资行为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0.
[2]李永壮.管理者非理性行为对企业投资影响研究[J].南开学报，2014，（4）：37-40
作者简介：
姜珂（1987-），女，汉族，河南辉县市人，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2013级研究生，会计专业；田野（1990-），男，汉族， 河南新乡人，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2014级研究生，会计专业。
投资组合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近年来，股票数量在投资组合中占比逐渐增加，针对投资组合的整体风险研究也逐渐得到重视，而风险价值是风险控制的基础。目前，大多数基金公司为了避免一些重大损失，会为每个交易者设定专属的VaR金额限额，在防止过度交易的同时，VaR金额限额还可以进行基金业绩评估。目前，大多数基金业绩评价时不再单以收益水平为指标，通过在业绩评价中加入风险因素，也能避免一些重大损失，防止投资者过度追求高收益高回报而忽视了投资风险的防范。
一、VaR计算原理
假设在投资期间Δt期间投资组合的初始值为P0且收益率为R，则结束值为P=P0 (1+R) 。则置信水平为c的投资组合的最小值为：
其中R*被为投资最低回报率。
相对VaR即相对于在产生投资组合最低值状态时的风险差异，其计算如下：
同时也可以计算相对于期初的最低值的风险差，即绝对VaR:
假设投资组合的年收益率是服从均值为μ和波动率为σ分布的随机变量。则此时相对VaR可以表示为：
所以，只要求出在置信水平c下的R*或者P*，VaR计算就迎刃而解。
二、均值-VaR组合优化模型
在Markowitz的均值方差模型中，方差用于表征投资组合的风险。本文在计算投资组合的风险时，用VaR来代替方差，从而得到本文均值-VaR投资组合模型：
其中：是给定的目标期望收益率;可以将VaR的表达式化简为：
引入由均值-方差模型确定的有效边界：
平均VaR模型的有效前沿方程：
三、模型求解
在给定预期收益率时使得投资组合的VaR达到最小，是本文均值-VaR投资组合优化模型的目标，如果预期收益率不同，则会得到投资组合的不同有效前沿。本文利用样本数据的历史平均回报率来表示预期回报率，公式表述如下：
其中，E是给定的目标期望收益率，最优投资组合权重向量x和相应的VaR可以根据给定的预期收益率获得。结合历史数据，E是我们给定的历史收益率的平均值，也就是说设定了预期的收益率，Ζc是正态分布的分位数95，计算结果VaR=2102512，得到平均VaR模型组合的有效前沿如图1所示。
四、结论
本文提出的均值-VaR模型在95%置信水平下，提出模型计算的VaR值与基础VaR模型相比，投资组合风险得到了有效降低，表明本文提出的均值-VaR模型可以降低投资组合的金融总体风险水平。均值-VaR模型的有效前沿初值一般设为最小VaR组合点，投资者效用函数无须与其结合，具有更为一般的指导意义。
摘要：本文将VaR模型及其扩展概念边际VaR风险管理理论在调整投资组合风险过程中进行应用, 投资组合研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多只股票。最终研究结果表明, 本文提出的均值-VaR模型在95%置信水平下, 提出模型计算的VaR值与基础VaR模型相比, 投资组合风险得到了有效降低, 表明本文提出的均值-VaR模型可以降低投资组合的金融总体风险水平。
关键词：均值-VaR,风险管理,投资组合,证券市场
参考文献
[1] 菲利普, 乔瑞.风险价值VaR-金融风险管理新标准[M].陈越等译.中信出版社, 2005:158-233.
投资组合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终于揭晓，2013年颁给三位对金融理论有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他们分别是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馬，芝加哥大学教授拉尔斯·皮特·汉森以及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J·席勒，该奖以表彰他们对“资产价格的经验主义分析”作出的贡献。
法马最主要的贡献是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汉森则提出了一种统计方法，它适用于检测资产定价的合理性，席勒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行为金融学，《非理性繁荣》是其代表作，他也是美国市场上著名的标准普尔/凯斯-席勒房价指数的创始人之一。
单独来看，这三位学者都对金融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把他们三个放在一起又显得有些别扭和不协调，因为法马的有效市场假说和席勒的非理性繁荣几乎是完全对立的。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论同时获奖，这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中还是头一次。
经济学家许小年评论认为，“对立的观点同时获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对立面。”但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思想还存在对立则说明在金融理论上各种观点之间是混乱的，它们离真理还很远。诺贝尔评选委员会是不是糊涂了，他们也无法区分哪一个观点是对的，只好搞起了平衡，让法马和席勒同时获奖。
有效市场假说认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是理性的，股票的价格已经充分反映了所有可能的信息。也就是说，一切金融资产的价格都是合理的，并不存在泡沫，都反映了经济环境中的各种信息。美国房市的泡沫直接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全球经济依然深陷其中，这无疑是对有效市场假说的莫大讽刺。
实际上，金融危机后，经济学界对有效市场假说进行了很严厉的批判，认为对这一理论的盲从导致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没能对金融危机提前做出预警。不过可笑的是，2010年，在由房地产价格飙升引发的金融危机过后，法马曾向《纽约客》表示，他甚至都不知道“泡沫”代表什么意思。显然法马依然活在自己构建的思维王国中，并不理会它离现实是多么的遥远。
其实，与法马类似的是2011年的诺贝尔奖得主萨金特，他是经济理论中“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人物。理性预期理论假设人们具有足够的知识和强大的预测能力，真实周期理论则假设市场是充分有效的，但它忽视了市场中存在的摩擦和不完美。理性预期理论认为，预期到的政策不会对经济产生影响，即在理性预期的背景下，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都是徒劳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国政府的各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轮番上阵，显然与理性预期所倡导的“无为而治”相背离，理性预期理论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指责。
可以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法马的有效市场理论和萨金特的理性预期理论都存在致命的缺陷，而且对金融危机的治理和恢复毫无帮助。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却依然颁给了他们，这只能是变相削弱诺奖的权威和公信力，再完美的理论难道能颠覆现实的检验么？
当然，并不是这种理想化的理论完全无用，现实世界复杂纷乱，理想化的假设可以让我们简化现实，便于分析和理解。当我们懂得了理性人、有效市场等理论的特点，就更容易认识到经济中哪些方面出了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迷信了这种美化的理论，甚至把它当成是现实世界的真实描绘，完全用它来指导投资和经济政策，结局只能是惨痛的。
相反，席勒则是一位完全活在现实中的著名经济学家。早在互联网泡沫之时，席勒就警示美国股市存在非理性的繁荣；而在2005年美国房市还在不断冲高之际，席勒就警告美国房市可能存在泡沫。席勒的理论认为，经济和金融市场上经常受到非理性的行为影响，过于迷信地利用有效市场理论去指导投资和政策有时只能犯下更严重的错误。
如今的美国股市在美联储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再度创出新高，这是否又是另一个非理性的繁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