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课程论文范文第1篇
[内容提要]传播学界把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发展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即介绍引进阶段、探索发展阶段、创新评价阶段。在創新评价阶段，中国的传播学学者们对传播学作了大量创新评价研究。本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将我国近7年来有关传播学的文献量，刊载该专题论文较多的期刊、主要作者逐一介绍，并就传播学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
[关键词]传播学；文献计量学；专题文献；研究
传播学课程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传播学 学科史 学科建制
1949年，随着施拉姆《大众传播学》一书的出版，传播学宣告诞生，时至今日整整70年，并逐渐成为显学。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学科，学科历史的研究、学科史书的编撰和学科历史课程的教学，对学科的建制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传播学从诞生之初就奠定了其学科史研究和史书编撰的难度。对于传播学学科历史的研究书籍以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阿芒·马特拉和米歇尔·马特拉的《传播学简史》以及埃里克·麦格雷的《传播理论史》等为主，还有一些从历史角度探讨具体学派和理论的文献。但是，对于这个学科的一个统筹全局的、客观的历史框架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而由宫承波、管璘主编的《传播学史》一书，可以说是对建立这个历史框架的一次大胆而突破性的尝试。通读全文，笔者从传播学学科建制角度，对传播学史研究和书写的发展与未来产生了些许思考。
一、传播学史研究：困难而必要
施拉姆在创立传播学时就表示：“总结像人类传播这样一个领域的困难在于：它没有只属于它自己的土地。传播是基本的社会过程。”①传播学本身的提炼与总结，便因为传播研究的极为明显的交叉性和边缘性而难度颇大。而传播学史的研究与书写，本身很大一部分会成为对新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和理论关于传播内容的集合，这对于学科史的书写，具有相当大的特殊性，因此传播学史的研究也必定具有交叉、边缘所导致的复杂性。
传播学的诞生，既可以说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自然产物，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以施拉姆为代表的学者所进行的学科建构的结果。学科的诞生实质上是伴随着现代性发展的产物，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谈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资本主义精神的重大影响，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便是理性：社会要求人们遵循理性的秩序，在社会分工中理性地承担并完成自己的天职。以哲学为例，其最初并不是一个学科，也不是一个思想专业，但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哲学被理性化的社会秩序规训为大学学院中的一个学科和专业”②。同样，传播学从一个领域成为一门新学科，也是一个结构化、制度化的建制过程。而“历史，在诉诸关于我们起源的统一叙述中，通过锁定我们的 ‘根’来组织和结构化我们的行动”③，学科史的研究成为凸显学科合法、合理性的重要途径。“传播学位于多学科的交叉点上”，“尽管如此，传播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学术合法性长期以来还是不断地受到质疑”④，学者B·贝雷尔森经过观察在1959年声称传播学领域正在衰微，于是施拉姆便立马用“四大奠基人”的历史神话予以回击(罗杰斯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怀疑的将传播学史简单化的做法)，力图为传播学正名，由此可见传播学史的研究并不能因为其特殊与困难而搁置。相反，在媒介技术不断发展、信息越来越成为重要资源、人生活在传播与现实两个世界之间的今天，即将大显身手的传播学，必须解决是否“名正言顺”的问题，而这一点不仅仅需要对传播学理论本身的探索，更要对传播学的学科史进行清晰、准确的梳理，因为学科史“不仅是学科形象的自我表达，更是提供学科集体认同的重要领域”⑤。因此，传播学史研究亟待获得发展，解决传播学的学术合法性问题。
另外，从一般的学科史研究意义而言，对于学科历史的书写，其实是一个造就经典的过程，历史从来不写无足轻重的事物，因此基于历史研究者对学科成就的考察和自身判断所写成的历史，本身就成为“大浪淘沙”的过程——留下经典，过滤掉无价值的，为后人的学科发展必将做出基础性的贡献。综上所述，传播学史的研究虽然充满挑战，但对于传播学学科建制来说却是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二、呼唤“宗谱”：《传播学史》的启示
(一)与两部传播学史书的框架对比
在学界较为经典的传播学学科史书籍中，该部分选取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阿芒·马特拉和米歇尔·马特拉的《传播学简史》两本书，与宫承波、管璘主编的《传播学史》的写作框架进行对比。
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可谓是最为经典的传播学历史著作。罗杰斯将该书分为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传播学领域的建立三部分，可以说，这是一部传播学的前传。而在写作时，罗杰斯选择了传记的方法：以人为阐述历史的基本单位，将传播学的历史弥散到一个个对于传播领域有着偌大贡献的学者、思想家的生命中去。毫无疑问，传记写法很好地揭示了学科在历史发展中所受到的来源于人的巨大影响，也因为其故事性而饶有趣味。一个个故事郑重地告诉人们：传播学从哪里来，为什么来。这对于传播学学科的合法性建设功不可没。但是这种写法的缺点也显而易见：缺乏宏观的学科走向把控，也缺乏对传播研究不同路径的清晰认识，对学科进行结构化的效果不佳。
《传播学简史》一书则明显不同，全书可以说是以范式为基本框架展开的——不论是对传播学建立有影响的社会有机体、经验主义、“三论”等理论，还是后来在传播学领域日趋成熟的意识形态、文化工业、政治经济学等范式，该书均用简练的语言作了全面的梳理。这种写法当然十分清晰地勾勒出传播学各种路径的基本状况，把学科的枝叶舒展，以呈现一个较为完整的学科全貌，这无疑是一次对于学科范围和理论流派的界定和梳理，对于学科建制中的结构化效果显著。然而，这种写法无疑又是一种将学科的历史简单化的做法——与社会学曾经出现的“社会学的历史被当成了社会理论的历史”⑥问题一样，《传播学简史》将传播理论史当作学科的历史，将理论的发展当作历史的演进，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人与社会在学科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这样简单化的做法，似乎使读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于学科的“根”溯源不清，各流派范式之间纵向关系难以厘清，对于传播學的学科合法性建制贡献较小。
如宫承波在后记中所言，《传播学史》一书是在对传播学史现有的大量资料的学习和研究基础上所完成，内容相对完整许多，而如此庞大的内容量，就需要以十分合理的框架来进行组织。传播学史由于传播学学科本身的特殊性，常被认为是不能用编年体来书写的，而《传播学史》却先将传播学史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一个时间节点划分为早期传播学史和新时期传播学史，分别是书的上下两卷。在上卷中，该书以地域为单位，介绍了早期北美与欧洲的传播学史，广泛包罗美、加、英、法、德五国的早期传播学史;下卷又以时间为轴，介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同时期的传播学研究方向与成果。在具体的介绍中，该书采用人物传记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方式，既讲述学者生平，又对其传播学方面的成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和评价，可以说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与《传播学简史》的综合运用。同时，《传播学史》还将社会背景、学术背景、学科教育纳入到学科史的编撰中，这样一本“多结合”、多覆盖的传播学史籍，在这样的编撰框架下，却显得杂而不乱，是一次传播学史研究集大成的尝试。这种传播学史研究以及撰写方法，既使传播学的追根溯源得以完成，又能在阐述历史的同时将传播学的研究范围、方法、视角等进行结构化、秩序化，无疑对于传播学的学科建制有着可以考量的不俗的影响。
(二)传播学宗谱：学科建制的需要
如果我们把传播学学科看作一个研究领域的宗族的话，学科史应当是什么?在记录宗族历史谱牒用名中，有家谱、族谱、宗谱之别。家，古释“有夫有妇然后为家”，“家，谓一门之内”，则狭义上家谱应是一直系内的本家之谱。在传播学学科史中，“家谱”应该是某一有着共同观念、相同视角和思维方式且具有传承性的学派的历史，例如记录法兰克福学派、多伦多学派等的传播学史。“族”，古释：“族者，属也，与其子孙共相联属，其旁支别属。”这个属，是一宗族中的某一支包括直系与旁系的大族群，族与族之间源于同一祖先，然因为某些变迁产生不同。在传播学史中，“族谱”则应该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具体学派组成的更大的学派，它们应是传播学的主要分支，宏观上应该是传统学派、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三个主要流派的历史。而对于“宗”，《说文解字》中解释道：“尊祖庙也。”其本意指宗庙，可以引申为宗族，“就是有着共同的祖宗，即同一个本源”⑦。因此，宗谱则应该是同一祖先的所有后裔的完全谱牒，不论是缺少其中的某一族或仅记某一族，都不能称为宗谱。而于传播学，其宗谱则必然是一张关于传播学的涵盖全局的历史全图：所有关于传播学的有价值的探索，都应该是这张全图的内容。⑧
传播学需要“宗谱”。学科史研究和撰写于学科建制既然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则一部能够涵盖传播学各时期、各学派、各地域、各方法的完整的传播学“宗谱”，会是将传播学学科合法性、秩序化和结构化最大程度实现从而对传播学学科建制做出突出贡献的传播学史籍。在学科建制层面，其价值将大于其他非“宗谱”传播学史。《传播学史》的尝试，是一次对于传播学宗谱书写探索的宝贵经验，笔者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1.坚持对学者的生平研究和传记书写
“每个学者的学术史不仅可以透视其自然的生命史，也折射出其学科知识传承、学科形态、学科知识发展以及学术话语体系的变迁，还有学科与社会环境的互动。”⑨传播学宗谱并不能因其广泛和完整而忽略学者个人生命史的书写，反而应该将其当作写作的要义，不论是先驱、奠基人还是发展者，都应在他们的经历中追溯学科及学科各流派的起源和变化，使得传播学的学习者能从中获得学科集体认同，从而增强传播学的学科合法性。
2.将理论与历史相结合
传播学史不能成为简单的学者传记，也不能成为平面的理论史。皮特·瓦格纳(Peter Wagner)(2001)的《社会科学的历史与理论》一书认为，应将学科的理论和历史结合起来讨论。传播学史不仅要考虑纯粹的知识发展，更要讨论传播学理论产生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学术等背景。因此传播学史的书写既应该包括学科理论的发展史，又应该阐明理论发展背后的历史环境。
3.以多种类型结合的框架组织历史
《传播学史》这部五十余万字的传播学第一部宗谱意义的史籍，以其独特的框架，开启了传播学史编撰的新思路。地域、时间、流派等分类标准的综合应用，才能使复杂、广泛的传播学宗谱的产生成为可能。因此传播学史的书写不应该拘泥于某种特定的框架，而应以学科史书写的完整、清晰、系统为目的，选择合适的多种框架进行结合。
三、传播学史和传播学学科建制的教育视角
传播学史和传播学教育对于传播学学科建制，是一个相互交叉影响的复杂机制。《传播学史》最后附上了美、英、法、德传播学大学教育和研究机构，这又是一次富有意义的尝试：传播学的学科建制和发展与教育息息相关，大学校园无疑是传播学诞生和成长的肥沃土壤，传播学教育应该成为传播学史的一部分。此外，除了传播学史中应该体现传播学教育情况，传播学教育也应该将传播学史的学习作为重点。“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⑩传播学史的学习对于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尤其是本科生是一個“认祖归宗”的过程，也是寻求集体认同感、激发学科自信、深化学科认识的过程，而一部框架清晰、内容完整丰富的宗谱意义的传播学史，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入门和提高的工具。2019年春季学期，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成为国内首个为传播学专业本科学生开设传播学史课程的学院(宫承波教授讲授)，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时代，“传播学的发展已到了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11，对于传播学发展具有基础建设作用的传播学史教育正在被提上日程。
四、结语
传播学诞生整整70年，已在21世纪成为显学。由于其交叉性、边缘性等特点，传播学学科史研究本身是一个具有难度的任务，然而传播学史的研究和编撰对于传播学学科建制，包括学科的合法性以及制度化、结构化等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亟待成熟。《传播学史》作为国内学者编撰的第一部完整的传播学史，对传播学史的研究与编撰有着深刻启示：为了最大程度贡献于学科建制，传播学需要一部涵盖传播学史上各时期、流派、方法的清晰而完整的“宗谱”;该“宗谱”应坚持对学者的生平研究和传记书写，同时将理论与历史相结合讨论，并以多种类型结合的框架组织历史，还应适当将传播学教育纳入传播学史的内容。传播学史和传播学教育对于传播学学科建制，是一个相互交叉影响的复杂机制，以“宗谱”为工具，将传播学史放置在传播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有利于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对学科的集体认同、激发学科自信和深化学科认识，在传播学发展的历史关键时刻对其学科建制必将会有贡献。
注释：
①⑩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1.
②贺来.现代性学科建制的突破与马克思哲学的存在方式[J].天津社会科学，2017(06).
③杨健.传播学史书写的多种可能[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6).
④【法】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传播学简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
⑤⑥何祎金.社会学学科史书写的方法与政治[J].社会学评论，2015(05).
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全鉴[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124.
⑧学科史与谱牒类比需指出的重要不同是，学科史不能像谱牒将所有后裔都记录在册一样将传播学所有内容囊括，而更多是像谱牒中记录重要后裔及其事迹的一部分。因而传播学史的“宗谱”之意强调有关传播学的各时期、流派、方法中有价值的部分都予以记录，框架更为完整。
⑨潘蛟、彭文斌.学科史对话：从社会进化论到东方学批评——我们经历过的学术变迁[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04).
11宫承波、管璘.传播学史[M].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4.449.
作者简介：马翾昂，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本科生
传播学课程论文范文第3篇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传媒业受商业化的侵蚀而产生的负面效应日趋严重。随着西方媒介批评理论的引进，媒介批评逐渐成为我国新闻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媒介批评观念逐渐获得新闻界广泛认可的背景下，在对媒介批评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部分新闻学刊物和学术专业网站等尝试开办“媒介批评”栏目，开展较为专业的媒介批评实践。就新闻学杂志而言，《新闻界》杂志在2004年开辟了媒介批评专栏；1999年开辟“报刊批评学”栏目的《报刊之友》在2004年改名为《今传媒》后仍然不定期设立有媒介批评栏目；2005年7月，更有一本定位于“对各类大众媒介进行研究和批评的学术性期刊”的《媒介批评》刊物面世；在《新闻战线》《中国记者》等杂志上也常能见到开展媒介批评实践的文章。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被大量引介到中国。经过20多年的研究、沉淀，我国新闻学界和业界逐渐消化、吸收了其中许多观点和方法，并自觉不自觉地将之运用到新闻传播的研究和实践之中①。当前方兴未艾的媒介批评也自然体现了这一点。但是，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当前的媒介批评？这种影响在不同媒介批评者群体中又有无差别？我国的媒介批评实践引用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材料主要用以论证、说明哪些问题？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深入认识我国当前媒介批评的学术品质和基本风格显然不无积极意义。而选择我国当前较有代表性的媒介批评样本，对这些样本中明确引用以作为论据或判断标准的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进行归纳分析，即探讨近年来我国媒介批评中的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影像”，无疑能够为探索和回答以上问题提供一个较为简便的切入点。
本文选取上海《新闻记者》杂志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媒介批评”专栏中所有文章作为分析样本。《新闻记者》杂志自2002年开始正式设立“媒介批评”专栏，是我国少有的连续、持久关注媒介批评的新闻传播类专业杂志。事实上，该刊早在1999年就开设了“切磋堂”专栏，致力于媒介批评；在该刊的其他栏目如“争鸣空间”、“正方反方”、“一月漫笔”等中也有许多批评性文章。该刊长期被列为“全国新闻核心期刊”和“CSSCI收录期刊”，在我国新闻业务研究领域享有较高声誉。应该说，《新闻记者》“媒介批评”专栏的文章在总体上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性的，能够反映我国媒介批评实践的专业水平。当然笔者并未打算以一家杂志的文章去代表我国媒介批评的所有风貌。本文在此只是尝试做一实验性解剖，希望能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一些启发。
二、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新闻记者》“媒介批评”专栏引用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的基本情况
⒈引用频率。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新闻记者》共出刊34期，有29期设立“媒介批评”专栏（2007年第10期、2008年第2、3、4、6期未设专栏），发表媒介批评专栏文章100篇（2008年第10期刊发了谢静的《拯救的期待与想象》为媒介批评理论文章，未统计在列）。
据表1的统计显示，该刊“媒介批评”专栏较为频密地引用了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鉴于这些观点和案例在文章中往往充当着论据或判断标准的作用，说明该栏目的媒介批评实践受到了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深刻影响。
⒉不同身份作者的引用情况。《新闻记者》“媒介批评”专栏的作者主要有三类：传媒研究或教育者、传媒从业者和社会公众。还有少数文章杂志未标明身份②。其中，传媒研究、教育者在“媒介批评”专栏作者群中占据了绝大多数。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传媒研究、教育者共发表文章65篇，对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的引用比率也最高，文章数目与引用次数的比率为1：1.74；传媒从业者发表文章21篇，文章数目与引用次数的比率为1：0.38；社会公众发表文章6篇，未见有直接引用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的情况；身份未注明的作者发表文章8篇，文章数目与引用次数的比率为 1：0.25（见表2）。
⒊引用观点、案例的使用分布。从此次考察的样本看，《新闻记者》“媒介批评”的专栏文章引用西方观点、案例在内容上涉及范围较为广泛，涵盖了西方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及实践、新闻专业理念、传播学基础理论和传媒批判思想等。“媒介批评”专栏的作者在引用西方新闻学、传播学材料时，主要用以论证或说明以下问题：改进新闻教育；新闻娱乐化现象批判；承担传媒责任；维护新闻真实；新闻事件（包括犯罪、自杀、死亡、灾难和诉讼等）报道中的业务和道德问题；强调人文关怀；广告批判及其道德探讨；其他传媒文化批评。其中，在关于新闻事件报道中的业务和道德问题方面引用最多，观点和案例引用次数总计达74次，其后依次是新闻真实问题、新闻娱乐化现象批判等（见表3）。
三、总结和分析
⒈《新闻记者》的媒介批评实践较为广泛深刻地融入了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视野，大量媒介批评文章在观点论证和批评标准等方面使用了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长期以来，我国对新闻传媒的批评往往是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实施的，这就使批评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例如当下“最为主流的媒介批评”③样式——新闻阅评，主要就是从管理媒介的实际需要出发而开展的阅读与评论，其官方政治色彩十分明显。显然，在媒介批评实践中适当加入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学理探讨，不仅是对主流批评的一种补充，而且对于推动媒介批评的专业化发展，并进而促进和培育我国新闻传播实践领域内的职业规范意识也是十分有益的。
⒉传媒教育、研究者是《新闻记者》“媒介批评”专栏的第一大作者群体，同时他们引用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也最为频密。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这一群体在媒介批评实践中对于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亲近和认可程度。相对来说，传媒从业者的引用频率较低。这可能与他们的关注话题、知识结构和作文习惯等有一定關系，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对西方理论的认可度就一定低。但是从样本分析来看，传媒教育、研究者们更习惯或者擅长于借用和参照西方理论来评议中国的传媒现象却是不争事实。
⒊《新闻记者》“媒介批评”的专栏文章在引用西方观点、案例时，其着力点主要在于批评和矫正当下传媒业的种种失范现象。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年来我国学界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一个主要焦点则是集中在对西方传播批判学派的引介和探讨上。例如中国传媒大学雷跃捷教授就认为：“考察我国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嬗变轨迹，有两条平行发展的研究路径：一条是文学理论界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由传统的文艺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尤其是转向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研究；与此同时，另一条是新闻传播学界发生的由新闻学研究转向传播学研究，尤其是转向传播学中的批判学派研究。”④清华大学李彬教授也观察到，进入新世纪以来，传播批判学派作为“不同于美国经验学派的学术传统，尤其得到各方的关注，成为孕育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的一方沃土。”⑤传播批判学派内部流派众多，共同特点是“反对美国行为主义取向的量化传播研究，并企图从社会权力结构的运作，探讨媒体在宰制与抗争之间所扮演的角色。”⑥由此观之，我国近年来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批判学派的基本意旨几乎没有在“媒介批评”专栏文章的引用实际中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媒介批判理论研究和《新闻记者》媒介批评的引用、借鉴实践存在着较大距离。在此次考察中，也有部分文章引用了批判学派席勒、弗洛姆、马尔库塞和鲍德里亚等人的某些观点，但基本上用于论证或说明传媒业中的种种业务和道德等问题，这种反差体现了《新闻记者》媒介批评实践的局限性。
注释
①雷跃捷：《媒介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9页
②据复旦大学谢静博士了解，未注明身份的作者大多来自新闻岗位。见谢静：《媒介批评在实践中发展——以<新闻记者>的媒介批评实践为例》，《新闻大学》，2005年冬季号
③郭光华：《建设中的中国式媒介批评制度》，《今传媒》，2008年第6期
④雷跃捷：《媒介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3页
⑤李彬：《批判学派在中国：以传播符号学为例》，《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⑥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版，第1页
（作者李滨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钟沈军系新华社经济信息编辑部主任记者，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
传播学课程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传播学教育是大文科教学的基础平台课程，它承启着知识的孵化、转移与共享的基本职能，但在实际教学中存着不足。本文试将传播学课程教育纳入知识资本管理体系的研究视阈，力图建立切实可行的教学操作平台，为获得新型的学习能力提供新的思考路径。
[关键词]知识资本管理 传播学 教育
作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最基础与核心的教育课程，传播学教育一直以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课题。知识资本管理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西方，1997年登陆中国，已经被广泛运用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传播学教育从学科思想到学科内容整体来自西方，是教育他者“如何有效采集信息”?“如何有效传播信息”?“如何寻求传授双方信息共通”的基础理论学科。学科本身的特殊性要求传播学教育者与受传者在本土的话语空间里，吸纳、消化异域知识。这对学科教育提出了知识孵化与转移的特殊要求。同时学科所承担的教授人们传通知识的基本职能，也要求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掌握知识渗透的能力。所以，将知识资本管理引入传播学教育既有现实的必然要求，又有可行性，在某种意义上讲，知识管理是连通传播者(教师)与受传者(学生)之间的“蓄水池”。
传播学兴起于西方，将人类各种传播活动与现象学理化并形成专有的知识体系，传播学自身也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过程。20世纪20年代以后。传播被作为人与人交往的关键要素纳入社会学家的研究视阈，如帕克认为所谓传播就是“个人能以某种意识，到达某种程度，对别人采取态度与观点的一种社会心理过程”。施拉姆在1952年最早提出了传播即“分享”信息的观念，认为传播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分享的活动，而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的行为，从而在总体上扬弃了传统的媒介效果理论。在他看来，仅仅用“传者一受众”模式来描述传播是不确切的，也不应当把传播描述成两个同样活跃的双向间的一种关系，双方是由社会环境所联结的，也是由他们个人的知识和价值观的共识部分所联系的，也只有在这种关系中，双方才能分享信号。在这一分析框架下，他开始把目光投向媒介的长期效果，指出潜在的长期效果是大众媒介对于人类社会的主要作用，它表现在知识、新闻的获取及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存在于我们生命的所有时日之中。施拉姆的研究显示，媒介效果研究把触角伸向了社会变革的深处——人与人的互动，同时也呈现了传播的互动本质，这种互动就是行为主体之间知识的交换与渗透。
由于传播学学科独特的异域背景，理论知识的枯燥性和不易理解性，学生普遍反映难以接受，所以，笔者意在导人知识资本管理思想理念，将教与学的知识体系置于知识管理的框架中，寻找两者的对接。所谓知识资本管理是指知识本身的管理，包括知识的创造、获取、加工、存储、传播和应用的管理。其核心是强调如何有效开掘各个层面的隐性知识转化为显形知识，形成知识力，在知识平台上寻求知识共享和传承知识。将传播学教学置于知识资本管理内，就是希望从传播者(教师)、受传者(学生)知识力开掘的层面来寻求两者的共通意义空间，提升传播学课程的效果。因此，本教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在于：
1.以知识资本管理的体系模型建构教学双方的知识场景，释放知识力。
2.将传播学置于知识资本管理的话语体系，营造知识共享的平台，提升教学传播效果。
3.丰富课堂实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以灵活的教学方法消解理论课程的枯燥性。
4.实现隐性知识向显形知识的转换，培养学生的自我思考力。
5.首次提出知识资本管理在传播学教育中的运用，不仅可以丰富学科的理论建设，同时还可以在其他高校初步推广。
将知识资本管理的理念与具体操作引入到传播学的实际教学中，是对传播学教育的一种新尝试，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教师知识资本的获取途径与转换。二、学生知识资本的获取与知识力。三、基于博客为平台的传授双方信息共享平台的搭建。本研究以中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类学生为试点对象，逐步推广。具体内容包括：
1.在教案设计中，首先导入知识资本管理的教育理念，让参与双方知晓其对于传播学课程教育的意义与价值点。在此基础上，建构传授双方知识资本获取的模型。
2.建构模型研究传播者(教师)的知识转换。教学过程中教师的隐性知识主要表现为他们的教育观念、教学思路、教学方法、教学心得及经验等。传播学教育的学科框架是建立在西方传播学理论基础上的，研究的是西方传播学的兴起、学术大师的观点、传播的构成要素、传播的功能、传播的控制与传播的效果，从教学内容到研究对象的取证全部是西方主导。如何将西方的传播学思想很好地运用中国话语体系诠释，并能为学生接受，对于教师的知识驾驭与知识转换能力要求高，所以我们将借用模型首先对教师有关传播学潜在的知识能量进行孵化，制定相应的达到标准值，实现隐性知识向显形知识的转换。
3.应用模型研究受传者学生的知识资本获取途径与效果评估。众所周知，我们已经全面步入信息社会，“地球村”已经是世界的真实写照，人们为了更好的生活，必须有效获取与利用各种信息资源。而传播学教学培养的目的就是教育学生如何“说什么信息”、“如何说”。学生的隐性知识就是接受新知识、表达知识、交流与知识共享的能力。如何将他们的潜能与传播学的教育实现成功对接，既需要教师的教育引导，又需要一套合理的知识平台。所以，我们将提出学生隐性知识转换的模型，并提出评价传播效果实现的评估指标。
4.传授双方知识共享的平台搭建。课程设置以博客等自媒体作为教学平台，实现知识的分享、传播、交流。在博客平台上传者与受者双方可以基于知识的不同要求而进行角色互换，将有关传播学的相应理论直接在博客平台上实际操作。如学习传播学的经典理论“议程设置”时，传播者(教师)首先预设议题，请学生作为议题的执行者，跟踪调查学生的议题与预设的议题之间的关联度，从而解释理论的要点与实际操作。
本教学设计拟达到的目标：
传播学是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基石，其对整个学科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何将教师的学科背景、知识的蕴涵量与传播学的西方异域性进行知识对接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同时，对学生知识潜能的挖掘与教师的传播思想、传播方法、传播展开的实践也是重心。所以，我们研究目标主要在于：
1.从传播学教学的课程设置上，通过建立模型，将教师的学术能力与传播能力进行量化分析。实现教师知识资本的获取，最大限度将传播学独有的西方特点中国化。
2.在传播学教学课程的实现上，将学生作为学科的一种知识资本，通过模型建构说明学习传播学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储备，完成对传播学知识的获取如何拟定特定的教学场景，最
大限度释放学生的知识力。
3.在传播学效果的评估上，我们将通过传授双方的角色互换来设定评估指数，实现传播学教学的真正互动性。
目前中国很多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而传播学理论是本科生、研究生乃至博士生的必修课程，独立的传播学专业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博士后工作站。一直以来传播学课程设置存在着争议，是作为大文科学生的基础通识课还是仅为新闻传播学学生的必修课?是开设在学生全面吸收新闻学知识之前作为学科预热还是在专业课的平台上进行专业化的讲授?开设在基础学科平台上的传播学教育设置，学生普遍反映难理解、听不懂。而将其开设在专业课平台上对于已经接纳一定新闻学知识的学生而言，又显示支持力度不够。因此，本教学设计可以解决两大问题：
1.建构从事传播学教学的传播者(教师)与知识的接受者(学生)隐性知识转换为显形知识的模型，这是传播学教育知识能量释放的最大价值点。
2.传播学教育参与双方教师与学生知识传通的意义的寻求。众所周知，传播学要谋取传播效果取决于传播者与受传者知识重叠与交叉，所以，我们计划以博客为知识共享的平台，力图将知识管理思想与运作体系运用于传播学教育，构建一个知识力不断获取、不断分享、融通、转换的新型的教学模式。
如图所示：传播学知识资本管理教学平台
本教学设计首先以新闻传播类的学生作为试点对象，从分析知识管理对于传播学教育的意义价值人手，将传、受双方作为研究的客体，以科学模型的方式进行知识力的获取，并以特定的指标系数说明实施教学模型后，双方知识能力的改变。最后，在启动传播学教学博客站点，作为双方知识共享、知识传播、知识转换的平台。其实施的范围首先由中南民族大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生开始，逐步向国内推广，其受益范围将是从事传播学的教师与接受传播学教育的所有学生。
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类的基础平台课，其重要意义要求学界不断拓深其理论与教学研究，这是本项目能够在全国高校逐步推广的现实基础。推广的价值意义在于：
1.将知识资本管理思想引入传播学的教育改革是一个创举，既是由于学科自身特殊性要求，又是对如何有效开掘教育工作者知识能力的有效探索，同时还提出了具体的知识资本获取方法，既有理论阐述，又有实际操作指导，不仅可以丰富传播学课堂教学风格，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传播学教育双方知识能力拓展的路径。
2.将传播者与受传者知识潜能作为知识资本来研究，构建了教学、实践、互动的新型的教学模式。
3.将知识资本管理的教学理念首次运用在传播学学科的教学设计中，丰富了传播学的教学理论。
4.将博客媒体引入传播学教学的情景设置中，可以让抽象的理论实践化，开拓了传播学新的教学方法。
本教学成果是一项具有可持续性，良性循环的多维视角的教学尝试，可以为中国其他高校的传播学教育提供新的教学思路与方法策略，使之普及与推广。
传播学课程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西北政法大学是陕西省所在高校中校园戏剧历史最悠久、活动最频繁的学校之一。早在1938年，陕北公学的学生就成立剧团开展校园戏剧活动。从2001年开始，西法大剧社坚持每年举行两次公演并逐渐成为陕西校园戏剧的主力军。西法大剧社演出的剧目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早期以演出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剧目为主，中期主要是演出孟京辉戏剧，近期演出的原创剧目较多，而且都是现实主义风格。
关键词：校园戏剧 戏剧社团 西法大剧社 孟京辉戏剧
西北政法大学是陕西省所在高校中学生演剧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之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陕北公学（西北政法大学的前身）的学生就成立了陕北公学剧团开展学生演剧活动。20世纪50年代，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的前身）的校园戏剧活动也很频繁。改革开放以来，西北政法大学不仅有成立于1999年的西法大剧社，还有成立于2010年的南山剧社和成立于2015年的太乙剧社等校园戏剧社团。西北政法大学不仅戏剧社团多，而且演剧活动频繁，所演出剧目的艺术水平也较高。
一、西法大剧社的演剧历程及特点
西法大剧社的演剧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陕北公学时期该校学生在校内开展的抗日演剧活动。但这些校园戏剧活动都是夹杂在各种文艺会演活动之中，其演剧团体也没有自己单独的章程和名称。直到1999年，他们才成立严格意义上的剧社并开展独立自主的校园戏剧活动。
（一）校园文工团（1938—1999）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陕北公学的校园戏剧活动就十分频繁。1938年5月1日，陕北公学剧团成立，当日就演出了原创话剧《生死关头》。1940年9月1日，陕北公学又调整校内文艺力量成立了文工团，王亚凡任团长。文工团先后演出过《日出》《法西斯细菌》《清明前后》《北京人》和《雾重庆》等话剧。这些话剧都是当时延安戏剧界的演出活动中艺术水平较高的剧目。1941年，陕北公学同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1949年6月，延安大学南迁西安，更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
1949年8月30日，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在原来文工队的基础上成立文工室，刘端芬为主任，何之忱为副主任。文工室下设秧歌队、歌咏队和剧团。文工室前期演出的剧目主要有《红军归来了》《血泪仇》《白毛女》和《刘巧儿告状》等。这些剧目在思想内容上表现了极大的革命热情，虽然都是改编的，但接近原创。后来他们开始努力演出原创剧目，但这些剧目都是表扬好人好事，强调教育意义。文工室演出的原创剧目中多幕剧《李闯王》（1951）和《战争与和平》（1951）影响最大。《李闯王》讲述了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建立大顺政权后，又因沉醉于胜利忽视关外大敌而导致失败的故事。《战争与和平》主要是以战争为背景，表达了反战和反侵略主题思想。
1952年，文公室演出了影响较大和艺术水平较高的话剧《在新事物面前》。1953年春，为了配合《婚姻法》的学习，他们又演出了以反对封建包办买卖婚姻为主题的话剧《小女婿》。《小女婿》是秦腔改编的，总共演出19场，观演人数达95000余人。《小女婿》曾经两次到校外演出。第一次是在永乐店、高陵、三原一带集镇和农村，第二次是在咸阳国棉一、二、三厂，西北工学院和七里铺等地。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文工室的演剧活动主要有三大特点。第一，演出剧目的政治宣传作用大于艺术审美作用。话剧《李闯王》就是这类剧目。该剧意在告诉观众，新中国的成立只是革命胜利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挑战。大家应树立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戒骄戒躁。第二，题材内容有法制特色。《小女婿》就是为了配合《婚姻法》的学习而演出的，内容是法制题材。第三，教育目的明显。他们演出的《血泪仇》和《白毛女》等剧目是为了宣传革命。后来自编自演的许多小品和短剧都是为了表扬好人好事。
（二）先驱与主力（1999—2019）
1999年，西北政法大学（当时叫西北政法学院）的学生庞嘉颖、李凉和武军等人发起成立了人间戏剧社。很快就有张端、郝雪、梅妍、龚成伟和黄蕊等一大批学生加入，和他们一起在校内开展业余演剧活动。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人间戏剧社先后演出了《剽窃罗生门》和《暗恋桃花源》等大型剧目。2005年，人間戏剧社改名为西法大剧社。从此，西法大剧社一直是陕西校园戏剧的主力之一（见表1）。
根据以上表格，可以看出，西法大剧社的演剧活动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每年两次活动高峰。西法大剧社每学年上学期（11月至12月）一般会举行一次迎新公演。迎新公演一般以多个剧组的形式组织排练、演出，所有新社员均有机会参加，演出的基本上都是独幕喜剧。每学年下学期（4月至6月）一般会举行一次年度公演，演出一部以上的多幕剧，原创与经典话剧都会选择。迎新公演的演员大多都由新社员组成，主要是为了培养新一届社员的各种能力，并为下学期的公演活动做准备，对于所演出剧目的艺术水平要求并不高。经历了迎新公演后，新社员已经具有了一定表演基础，也有充分的时间去准备下学期的大型剧目公演。每学年下学期年度公演的大戏水平较高，影响也较大。在西法大剧社每年的演剧活动过程中，1、2、3、7、8、9、10月份演出活动较少。因为这几个月要么是假期，要么处在刚开学或期末，不便进行演出。校园戏剧活动与学生的学习生活息息相关，这也是校园演剧活动不同于其他类型演剧活动的特点之一。
第二，不同年度差别较大。西法大剧社的这种活动特点和剧社每年招新的学生素质有关。由于剧社并未形成稳固的演员队伍和自己的文化积累，经常会出现“铁打的社团流水的兵”现象。剧社的成员主要是由大一、大二和大三的学生构成，负责人一般是大二的学生。而每一个负责人一般只做一年的负责工作。而且每一届的社员在大四之后都基本不再参与社团活动。特别是剧社社员之间跨年级的凝聚力不强，大一与大四和已毕业的社员之间基本上没有交流，致使老社员的许多宝贵经验难以保留和传承。因为剧社的演出风格变化受当届社员的偏好影响，每年演出的剧目风格和数量以及质量也因此变化较大。
二、西法大剧社演剧活动存在的弊端
西法大剧社作为陕西省校园戏剧的主力军之一，近年来以每年至少两部作品的活跃程度为陕西校园戏剧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西安地区其他高校戏剧社团的交流也十分频繁。西法大剧社在陕西省众多校园戏剧社团中，具有一般校园戏剧社团的共性，也存在以下弊端。
（一）缺乏优秀剧本
陕西省校园戏剧与一些东部沿海省市的校园戏剧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原创剧目较少。该地区其他校园戏剧社团也是如此。陕西师范大学的校园戏剧也是这个地区的主力军之一。“综观陕西师范大学校园戏剧的演出剧目，多数为经典改编或是热门影视作品改编剧，原创作品比例很少，能折射当下现实引人深思的作品更少。”[1]西法大剧社每年演出的剧目多是对经典剧目或近年较流行的话剧作品的搬演，原创剧目较少，剧社从2017年才开始重视公演原创剧目。
剧本乃是一剧之本，一个剧社想要长足发展，好的剧本必不可少。好的剧本也并非金子自然会发光，还需要去找寻和打磨。因此，西法大剧社应当多鼓励社员进行剧本创作，同时也应该多去留心找寻优秀的剧本，将其呈现在舞台上。学生虽说没有足够的写作经验但是并不代表不能创作出优秀剧本。以大学生的视角和思想去看待生活，通过剧本记录自己的成长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而且学生剧作带有时代烙印，并能反映出新一代成长历程。通过编写原创剧本也能提升自身的素质。我们希望西法大剧社演出自己的原创精品剧目。
（二）组织松散、人员流动大
业余戏剧社团一般“都是由学生组成的，活动范围也主要是在校园内，成员流动性大，组织松散，生存周期短。”[2]西法大剧社也具有这些特点中的大部分，但作为校园戏剧社团，能够依存于所在学校长期存在下去。但西法大剧社的成员不仅流动性大，而且每一届社员的差别也很大，甚至会出现招不够新社员而无法开展活动的现象。西法大剧社每一年都会进行招新，但已经毕业和即将毕业的学生基本不会再参与社团活动。剧社不同年级人数比例与年级成反比。每学年的上学期对社团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上学期会进行迎新公演，但公演的情况和水平参差不齐。如果学生（特别是大一新生）热情高涨，那么演剧活动可能会出现高峰，反之则可能出现大幅下降。而如果在上学期大一学生没能快速成长，那么在下学期可能会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这导致社团发展不太稳定，而此现象在许多高校校园戏剧社团之中普遍存在。
（三）社员普遍缺乏舞台经验
陕西省高校在校学生人数已经超过广东和湖北，仅次于北京和上海。陕西的校园戏剧也可以与北京和上海相媲美。但陕西高校校园戏剧存在两极化现象。除了西北政法大学的南山剧社，西北大学的小黑剧社和长安大学的生如夏花剧社外，其他校园戏剧社团活动也不少，但艺术水平都不高。其主要原因就是社员的演剧经验不足。西法大剧社也是如此。与同校的南山剧社相比，西法大剧社社员的舞台经验也严重不足。而且，西法大剧社演出次数多，但影响有限，因为他们大多在校内演出，很少有机会走出校园。评价一个剧社的发展水平，其演剧活动的次数和影响力是很重要的指标。
（四）剧社文化积淀不多
社团文化是一个社团凝聚力的源泉。戏剧的创作、演出需要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和文化氛围，而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是建立在社团文化积淀之上的。但大多数剧社却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戏剧文化，因此凝聚力也并不强。西法大剧社相对强一些，但仍有巨大的努力空间。笔者认为，要积淀剧社文化首先要加强与已经毕业社员的联系。参加校园戏剧活动是处于青春期学生难忘的经历，会给他们留下许多难得的回忆。西法大剧社一位社员在回忆自己的演剧经历时说，“这是一个坚定执着的集体，每个人都坚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恋爱的犀牛》让年轻的我们不断思索爱与被爱；《切·格瓦拉》让我们懂得责任与信仰；《暗恋桃花源》让我们理解人生的起落……每一场戏，不是演给别人看，更像是对自己的精神洗礼。我们执着地追问是與非、悲与喜、情与理、爱与恨。”[3]如果能加强与这些已经毕业社员的联系，这些社员能再回校参与剧社活动，就是积淀剧社文化的最好办法。但实际情况是，这些已经毕业的社员没有再对剧社的发展做出什么贡献或影响。笔者认为，要想提升剧社水平不仅需要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能让经验流传。可以允许本校学生随时申请加入剧社，也可以允许研究生甚至校外一些戏剧爱好者申请加入剧社。另外，一些已经毕业的老社员也应该多回剧社看看，分享自己的经验并参与剧社演剧活动。
三、结语
西法大剧社的演出活动不仅对于本校和陕西校园戏剧具有重要意义，也为陕西省，乃至中国西部的戏剧艺术和社会现代化做出了一定贡献。“校园戏剧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它是在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伴随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发展起来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国家现代化的水平。”[4]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尤其需要校园戏剧。但我国的校园戏剧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巨大的差距，而这个差距主要是因为戏剧教育落后而形成的。“根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现有一千余所大学（学院）设有戏剧系，其中一百余所高校可以授予戏剧专业硕士学位。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高校开设戏剧艺术类课程。”而我国的戏剧教育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的艺术类院校之中。发展各个高校的校园戏剧不仅可以繁荣校园戏剧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戏剧艺术，也有利于我国的教育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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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邢剑君.美国戏剧艺术教育概况[J].艺术教育，2003（Z1）：25-26.
（作者简介：吴一丹，女，本科，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2017级，研究方向：戏剧社团）（责任编辑 徐参文）
传播学课程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手机媒体因具有即时性、便携性以及互动性等特点而得到了迅猛发展。文章对手机媒体在新闻传播学上的创新意义进行分析，并就其发展前景进行探讨。
关键词 手机媒体；新闻传播学；创新意义；发展前景
1 手机媒体基本概念
简而言之，以手机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工具即为手机媒体。手机媒体需要以手机作为信息发布以及接受的终端，其平台就是手机上网，能在这一平台上进行各种以音频、文字以及视频等形式的内容传播移动传播媒介。手机媒体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其广义的手机媒体涉及到以往的手机短信、手机广播以及手机报纸，同时也包括了手机新闻客户端、手机视频、手机新闻网页以及社交媒体等各种形式。在通讯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和普及的当今时代，手機其实就是一台具有通讯功能的迷你电脑，同时也是网络媒体的延伸。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4G等新技术受到了广泛的应用，手机娱乐游戏、新闻传播、信息服务以及移动虚拟社区等各种附加功能会逐渐增加。可以通过手机阅读书籍、收看电视等，手机就是一张隐形大网，能将众媒体进行整合。
2 手机媒体的特点
1）手机媒体具有较强的移动性和即时传播性。手机在当下是非常普及的生活日用品，甚至有“影子媒体”之称，形容手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并机不离身。另外，手机也能将时间以及空间限制打破，极大缩短新闻的“时间差”，打破新闻“时空性”，新闻媒体报道更快、更新的新目标正在实现。
2）手机媒体的个性化传播和接受模式。因为终端存在固有接收方式的限制，传统媒体要完全实现个性化定制，尚且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手机媒体就能实现传播分众模式。在大数据基础之上，手机媒体能对用户以及信息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分类，使受众能接收到自己想要知道，或者喜欢知道的媒体信息。
3）手机媒体的多形式化。手机媒体能将文字、音频、图片、网页、视频、影像、实时语音以及电子邮件等功能进行整合，使之呈现功能一体化，充分满足受众的各种功能，在手机媒体中能将同一种内容整合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以此实现最大化的传播效果。
3 手机媒体在新闻传播学上的创新意义
1）手机媒体传播格局的创新。新旧媒体在内容、形式上的融合进程，因为手机媒体的出现而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之上，手机等新兴媒体在不断的壮大；同时，传统媒体也对新兴媒体进行充分利用和整合，使之为己所用，加快了媒介融合进程。
2）手机媒体的信息传播与接收方式的创新。随着手机功能的不断增加，大众传播成为手机媒体的一大功能。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以及组织传播被手机媒体融合为一体，也渗透着自我传播。手机媒体既能实现先行方式传播，还能实现非线性方式的点播以及下载，从而使异时性传播和实时性传播实现共存，受众既可以通过手机媒体了解当前发布的新闻，又能了解过去发布的新闻。在手机媒体的传播和接收中，受众对信息的接受自主性以及选择性在不断的加强，人们可以进行信息的自由选择、发送，能实现信息的及时互动性。受众能通过手机媒体进行新闻、电影以及电视等各种多媒体节目信息的在线收看，还能将其与朋友分享，完成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全面对接。与互联网连接的手机其互动性得到了有效的增强，因为其本身就较为注重互动性，能够实现新闻信息传播以及受众的反馈。比如，人民日报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一条消息，关注人民日报的微博用户就能接收到消息，没有关注人民日报的用户也能对其进行检索，而且还能对微博进行评论以及转发，这样一来，就使用户以及媒体的供给者之间的互动性得到极大的增强。
3）手机媒体新闻内容的创新。手机已经成为现代人必备的用品，新闻产品形态以及内容因为UGC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传统媒体报纸也能通过手机报进行简要报纸图文内容的发送，也能将音视频内容在手机网站上进行展示，还能将所要推送的内容通过手机App客户端进行发布。另外，手机广播也增加了和受众沟通的渠道，能随时通过手机广播App客户端进行广播信号的接受，还能任意收听各种网络广播电台节目，同时也可以进行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关注。而手机电视的创新和发展，其传统的线性传播方式缺点也得到了改进，能对电视直播进行随时随地的收看。传统媒体已经打破了传统新闻报道形式以及传媒界原有的界限，各种传播媒介的在不断实现深度融合，当前的媒体进行全媒体运营中心的建立，也注重各方面资源的调度，受众也能在全新闻形态产品的展现下，得到更为全面的感官体验。手机网络也经历了2G、3G，到现在的4G，新闻信息的接收也因为移动互联网以及手机媒体的发展越来越便捷，不断出现“自媒体”“全媒体”等信息传播渠道。用户自制以及专业新闻生产共同承担起了监视环境的社会责任。
4 手机媒体在新闻传播学上的发展前景
手机媒体是目前为止所有媒体形式中最快捷、最方便、最具有普及行的媒体平台，有着非常巨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手机各项功能的多样化和科技化，手机的“媒体”地位也逐渐得以体现。现如今手机微博、手机博客、手机支付、手机视频以及各种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手机App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越来越舒适，手机媒体俨然已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手机媒体的便捷性和及时性，使手机媒体在社会新闻的传播中往往能够抢先传统媒体，在未来的发展中手机媒体必将成为新闻传播的首选媒介，尤其是在重大自然灾害预警和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等方面，这种需要第一时间让大众了解的新闻方面，手机媒体将更能体现它的价值所在。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手机技术也向着更加智能化、个人化和科技化的方向发展。4G大战的硝烟未散，5G争夺的号角，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悄然奏响。无线技术的更迭带给人们最直接的感受可以总结为一个字——“快”，那么未来的5G依然还是简单的、速度上的惯性升级吗？ITU（国际电信联盟）给出的答案是：5G，不再单纯地强调峰值速率，除此之外最少会带来如下八个方面的改变：峰值速率达到20 Gbit/s；终端用户获得的有效速率在100 Mbit/s～1 000 Mbit/s；时延缩短至最少1ms；移动性可支持最高500 km/h；连接密度最高可支持100万链接/平方千米（面向广连接场景）；能源效率节省100倍；频谱效率提升5～15倍。5G时代的到来，为手机媒体的发展前景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在新闻传播体验上画面感觉更清晰，接受信息更迅速及时，获取方式更自由等等。在通信领域流行一句话，1G、2G解决了人与人的连接，3G、4G完成了人与物的连接。而对于5G，业内人士和专家已经对万物皆可联的生活场景达成了基本共识。正如中国移动研究院副院长黄宇红的描述是：未来5G将像我们的神经系统一样，将为链接万物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网路，是突破物联网大规模应用的关键。而以手机作为载体的手机媒体也将随之得到空前的发展，并最终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
5 总结
手机媒体的普及，使受众与大众传媒接触的要求降低，受众在多媒体信息多渠道传播下，有更多的自我选择，能对新闻传媒信息进行大量的接受。新闻媒介内部，手机媒体需要和通讯公司相互合作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尽管两者之间有共同的利益，但是两者在利益分配和理念融合等方面的还存在一定问题，而这些问题对手机媒体的长远发展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在当前这样一个新媒体不断出现的时代，受众群体越来越专业化和细致化，媒体应该提升自身素养，对自身的新媒体能力不断提高，以此利用新媒体不断获取信息，以此创造一个有利于新媒体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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