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传播学 学科史 学科建制
1949年，随着施拉姆《大众传播学》一书的出版，传播学宣告诞生，时至今日整整70年，并逐渐成为显学。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学科，学科历史的研究、学科史书的编撰和学科历史课程的教学，对学科的建制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传播学从诞生之初就奠定了其学科史研究和史书编撰的难度。对于传播学学科历史的研究书籍以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阿芒·马特拉和米歇尔·马特拉的《传播学简史》以及埃里克·麦格雷的《传播理论史》等为主，还有一些从历史角度探讨具体学派和理论的文献。但是，对于这个学科的一个统筹全局的、客观的历史框架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而由宫承波、管璘主编的《传播学史》一书，可以说是对建立这个历史框架的一次大胆而突破性的尝试。通读全文，笔者从传播学学科建制角度，对传播学史研究和书写的发展与未来产生了些许思考。
一、传播学史研究：困难而必要
施拉姆在创立传播学时就表示：“总结像人类传播这样一个领域的困难在于：它没有只属于它自己的土地。传播是基本的社会过程。”①传播学本身的提炼与总结，便因为传播研究的极为明显的交叉性和边缘性而难度颇大。而传播学史的研究与书写，本身很大一部分会成为对新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和理论关于传播内容的集合，这对于学科史的书写，具有相当大的特殊性，因此传播学史的研究也必定具有交叉、边缘所导致的复杂性。
传播学的诞生，既可以说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自然产物，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以施拉姆为代表的学者所进行的学科建构的结果。学科的诞生实质上是伴随着现代性发展的产物，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谈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资本主义精神的重大影响，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便是理性：社会要求人们遵循理性的秩序，在社会分工中理性地承担并完成自己的天职。以哲学为例，其最初并不是一个学科，也不是一个思想专业，但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哲学被理性化的社会秩序规训为大学学院中的一个学科和专业”②。同样，传播学从一个领域成为一门新学科，也是一个结构化、制度化的建制过程。而“历史，在诉诸关于我们起源的统一叙述中，通过锁定我们的 ‘根’来组织和结构化我们的行动”③，学科史的研究成为凸显学科合法、合理性的重要途径。“传播学位于多学科的交叉点上”，“尽管如此，传播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学术合法性长期以来还是不断地受到质疑”④，学者B·贝雷尔森经过观察在1959年声称传播学领域正在衰微，于是施拉姆便立马用“四大奠基人”的历史神话予以回击(罗杰斯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怀疑的将传播学史简单化的做法)，力图为传播学正名，由此可见传播学史的研究并不能因为其特殊与困难而搁置。相反，在媒介技术不断发展、信息越来越成为重要资源、人生活在传播与现实两个世界之间的今天，即将大显身手的传播学，必须解决是否“名正言顺”的问题，而这一点不仅仅需要对传播学理论本身的探索，更要对传播学的学科史进行清晰、准确的梳理，因为学科史“不仅是学科形象的自我表达，更是提供学科集体认同的重要领域”⑤。因此，传播学史研究亟待获得发展，解决传播学的学术合法性问题。
另外，从一般的学科史研究意义而言，对于学科历史的书写，其实是一个造就经典的过程，历史从来不写无足轻重的事物，因此基于历史研究者对学科成就的考察和自身判断所写成的历史，本身就成为“大浪淘沙”的过程——留下经典，过滤掉无价值的，为后人的学科发展必将做出基础性的贡献。综上所述，传播学史的研究虽然充满挑战，但对于传播学学科建制来说却是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二、呼唤“宗谱”：《传播学史》的启示
(一)与两部传播学史书的框架对比
在学界较为经典的传播学学科史书籍中，该部分选取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阿芒·马特拉和米歇尔·马特拉的《传播学简史》两本书，与宫承波、管璘主编的《传播学史》的写作框架进行对比。
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可谓是最为经典的传播学历史著作。罗杰斯将该书分为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传播学领域的建立三部分，可以说，这是一部传播学的前传。而在写作时，罗杰斯选择了传记的方法：以人为阐述历史的基本单位，将传播学的历史弥散到一个个对于传播领域有着偌大贡献的学者、思想家的生命中去。毫无疑问，传记写法很好地揭示了学科在历史发展中所受到的来源于人的巨大影响，也因为其故事性而饶有趣味。一个个故事郑重地告诉人们：传播学从哪里来，为什么来。这对于传播学学科的合法性建设功不可没。但是这种写法的缺点也显而易见：缺乏宏观的学科走向把控，也缺乏对传播研究不同路径的清晰认识，对学科进行结构化的效果不佳。
《传播学简史》一书则明显不同，全书可以说是以范式为基本框架展开的——不论是对传播学建立有影响的社会有机体、经验主义、“三论”等理论，还是后来在传播学领域日趋成熟的意识形态、文化工业、政治经济学等范式，该书均用简练的语言作了全面的梳理。这种写法当然十分清晰地勾勒出传播学各种路径的基本状况，把学科的枝叶舒展，以呈现一个较为完整的学科全貌，这无疑是一次对于学科范围和理论流派的界定和梳理，对于学科建制中的结构化效果显著。然而，这种写法无疑又是一种将学科的历史简单化的做法——与社会学曾经出现的“社会学的历史被当成了社会理论的历史”⑥问题一样，《传播学简史》将传播理论史当作学科的历史，将理论的发展当作历史的演进，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人与社会在学科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这样简单化的做法，似乎使读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于学科的“根”溯源不清，各流派范式之间纵向关系难以厘清，对于传播學的学科合法性建制贡献较小。
如宫承波在后记中所言，《传播学史》一书是在对传播学史现有的大量资料的学习和研究基础上所完成，内容相对完整许多，而如此庞大的内容量，就需要以十分合理的框架来进行组织。传播学史由于传播学学科本身的特殊性，常被认为是不能用编年体来书写的，而《传播学史》却先将传播学史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一个时间节点划分为早期传播学史和新时期传播学史，分别是书的上下两卷。在上卷中，该书以地域为单位，介绍了早期北美与欧洲的传播学史，广泛包罗美、加、英、法、德五国的早期传播学史;下卷又以时间为轴，介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同时期的传播学研究方向与成果。在具体的介绍中，该书采用人物传记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方式，既讲述学者生平，又对其传播学方面的成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和评价，可以说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与《传播学简史》的综合运用。同时，《传播学史》还将社会背景、学术背景、学科教育纳入到学科史的编撰中，这样一本“多结合”、多覆盖的传播学史籍，在这样的编撰框架下，却显得杂而不乱，是一次传播学史研究集大成的尝试。这种传播学史研究以及撰写方法，既使传播学的追根溯源得以完成，又能在阐述历史的同时将传播学的研究范围、方法、视角等进行结构化、秩序化，无疑对于传播学的学科建制有着可以考量的不俗的影响。
(二)传播学宗谱：学科建制的需要
如果我们把传播学学科看作一个研究领域的宗族的话，学科史应当是什么?在记录宗族历史谱牒用名中，有家谱、族谱、宗谱之别。家，古释“有夫有妇然后为家”，“家，谓一门之内”，则狭义上家谱应是一直系内的本家之谱。在传播学学科史中，“家谱”应该是某一有着共同观念、相同视角和思维方式且具有传承性的学派的历史，例如记录法兰克福学派、多伦多学派等的传播学史。“族”，古释：“族者，属也，与其子孙共相联属，其旁支别属。”这个属，是一宗族中的某一支包括直系与旁系的大族群，族与族之间源于同一祖先，然因为某些变迁产生不同。在传播学史中，“族谱”则应该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具体学派组成的更大的学派，它们应是传播学的主要分支，宏观上应该是传统学派、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三个主要流派的历史。而对于“宗”，《说文解字》中解释道：“尊祖庙也。”其本意指宗庙，可以引申为宗族，“就是有着共同的祖宗，即同一个本源”⑦。因此，宗谱则应该是同一祖先的所有后裔的完全谱牒，不论是缺少其中的某一族或仅记某一族，都不能称为宗谱。而于传播学，其宗谱则必然是一张关于传播学的涵盖全局的历史全图：所有关于传播学的有价值的探索，都应该是这张全图的内容。⑧
传播学需要“宗谱”。学科史研究和撰写于学科建制既然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则一部能够涵盖传播学各时期、各学派、各地域、各方法的完整的传播学“宗谱”，会是将传播学学科合法性、秩序化和结构化最大程度实现从而对传播学学科建制做出突出贡献的传播学史籍。在学科建制层面，其价值将大于其他非“宗谱”传播学史。《传播学史》的尝试，是一次对于传播学宗谱书写探索的宝贵经验，笔者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1.坚持对学者的生平研究和传记书写
“每个学者的学术史不仅可以透视其自然的生命史，也折射出其学科知识传承、学科形态、学科知识发展以及学术话语体系的变迁，还有学科与社会环境的互动。”⑨传播学宗谱并不能因其广泛和完整而忽略学者个人生命史的书写，反而应该将其当作写作的要义，不论是先驱、奠基人还是发展者，都应在他们的经历中追溯学科及学科各流派的起源和变化，使得传播学的学习者能从中获得学科集体认同，从而增强传播学的学科合法性。
2.将理论与历史相结合
传播学史不能成为简单的学者传记，也不能成为平面的理论史。皮特·瓦格纳(Peter Wagner)(2001)的《社会科学的历史与理论》一书认为，应将学科的理论和历史结合起来讨论。传播学史不仅要考虑纯粹的知识发展，更要讨论传播学理论产生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学术等背景。因此传播学史的书写既应该包括学科理论的发展史，又应该阐明理论发展背后的历史环境。
3.以多种类型结合的框架组织历史
《传播学史》这部五十余万字的传播学第一部宗谱意义的史籍，以其独特的框架，开启了传播学史编撰的新思路。地域、时间、流派等分类标准的综合应用，才能使复杂、广泛的传播学宗谱的产生成为可能。因此传播学史的书写不应该拘泥于某种特定的框架，而应以学科史书写的完整、清晰、系统为目的，选择合适的多种框架进行结合。
三、传播学史和传播学学科建制的教育视角
传播学史和传播学教育对于传播学学科建制，是一个相互交叉影响的复杂机制。《传播学史》最后附上了美、英、法、德传播学大学教育和研究机构，这又是一次富有意义的尝试：传播学的学科建制和发展与教育息息相关，大学校园无疑是传播学诞生和成长的肥沃土壤，传播学教育应该成为传播学史的一部分。此外，除了传播学史中应该体现传播学教育情况，传播学教育也应该将传播学史的学习作为重点。“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⑩传播学史的学习对于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尤其是本科生是一個“认祖归宗”的过程，也是寻求集体认同感、激发学科自信、深化学科认识的过程，而一部框架清晰、内容完整丰富的宗谱意义的传播学史，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入门和提高的工具。2019年春季学期，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成为国内首个为传播学专业本科学生开设传播学史课程的学院(宫承波教授讲授)，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时代，“传播学的发展已到了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11，对于传播学发展具有基础建设作用的传播学史教育正在被提上日程。
四、结语
传播学诞生整整70年，已在21世纪成为显学。由于其交叉性、边缘性等特点，传播学学科史研究本身是一个具有难度的任务，然而传播学史的研究和编撰对于传播学学科建制，包括学科的合法性以及制度化、结构化等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亟待成熟。《传播学史》作为国内学者编撰的第一部完整的传播学史，对传播学史的研究与编撰有着深刻启示：为了最大程度贡献于学科建制，传播学需要一部涵盖传播学史上各时期、流派、方法的清晰而完整的“宗谱”;该“宗谱”应坚持对学者的生平研究和传记书写，同时将理论与历史相结合讨论，并以多种类型结合的框架组织历史，还应适当将传播学教育纳入传播学史的内容。传播学史和传播学教育对于传播学学科建制，是一个相互交叉影响的复杂机制，以“宗谱”为工具，将传播学史放置在传播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有利于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对学科的集体认同、激发学科自信和深化学科认识，在传播学发展的历史关键时刻对其学科建制必将会有贡献。
注释：
①⑩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1.
②贺来.现代性学科建制的突破与马克思哲学的存在方式[J].天津社会科学，2017(06).
③杨健.传播学史书写的多种可能[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6).
④【法】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传播学简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
⑤⑥何祎金.社会学学科史书写的方法与政治[J].社会学评论，2015(05).
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全鉴[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124.
⑧学科史与谱牒类比需指出的重要不同是，学科史不能像谱牒将所有后裔都记录在册一样将传播学所有内容囊括，而更多是像谱牒中记录重要后裔及其事迹的一部分。因而传播学史的“宗谱”之意强调有关传播学的各时期、流派、方法中有价值的部分都予以记录，框架更为完整。
⑨潘蛟、彭文斌.学科史对话：从社会进化论到东方学批评——我们经历过的学术变迁[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04).
11宫承波、管璘.传播学史[M].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4.449.
作者简介：马翾昂，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本科生
传播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在国家对高校的应用型课程要求越来越高的现在，本科院校也不断加强了对应用型课程的变革研究。在高校都向应用型以及技术型的方向进行转型的趋势下，传播学作为传媒专业的基础性课程，同样面临着教育的改革与媒介生态的改变的双重挑战，必须要尽快进行应用型课堂的转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仔细认真思考以及改革目前落后的教学模式以及教育理念。
关键词：高校;应用型课程;传播学;教学改革;实践措施
前言：在高校应用型课程改革的潮流之中，教师的首要任务就是针对教育的政策以及方针进行调整，且进行教学方式的变革，从而适应校方的办学方针以及市场的需求。现在国家正处于转型与发展的时期，高校的教育理念也要焕发新生。从人才的培养体系出发做出践行措施的各门课程应该在教学的方式上做出改革。传播学隶属于传媒类专业，更注重于定量的研究。与此同时，加入定性的研究。以上就奠定了传播学在成为专业性理论课的同时需要同样重视实践的应用，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的技能。其他传媒类包括广告学、新闻学等也多以定性的研究为主，多以培养学生的思想和理论为主，而缺乏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训练。本文就通过浅析传播学变革的重要性以及传统的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
一、传播学课程进行改革的重要性以及存在的问题
1、课程的理论也需要重新进行解构
在目前的高校教学中，传播学的教学仍然是以传授理论知识为主，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生活中的传播方式，利用这种方式来培养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从而掌握好传播的发生及发展模式以及总结其规律，为其他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在众多开设传播学的专业来看，传播学的内容较为复杂且晦涩难懂，很容易使学生产生厌烦的心理，为了解决此类问题必须对课程进行解构。在传播学的教育中进行实践性教学模式，重视操作与实践。
2、处于媒介的变化之下的新式教学工具
传播学的崛起便是依附于电子媒介。现在高校内部的教学媒介也已经从板书加粉笔的模式变成了以多媒体为主的。因此，随着媒介的生态环境不断变化，传播学的教学也不能仅仅停留在ppt以及视频阶段，需要从多媒介融合的角度出发。首要媒介就是手机，将手机变成教学的一种手段，比如可以让手机变成获取新知识的一种渠道。其次就是实验工作室的建立，要及时添加上最新型的媒介工具。通过让学生接触无人机等科技提升其对于媒介环境的认同感。
3、现存的教师群体的心态转变
目前大学中存在的教师大部分处于三十岁以上的年纪，与大学生之间有着明显的代沟，三观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需要教师团队在进行教学之前对学生有一定的了解 。鉴于现在大学生的表达欲望较强，因此要将传统的教学课堂进行信息的传输以及翻转课堂方面的转移。此外，从传播学的就业需求考虑，其已经不再需要理论型人才，对于传播学这类课程来说，原有的教学方式也已经不再适合与满足于社会需求，急需培养出应用型的人才。
二、传播学教学在应用条件下的具体实践
1、关于设计课程的项目制实践
关于课程的设计，可以依据皮亚杰的教育理念，即以调动学生的学习为主要目的，同时结合课程的社会背景来为学生提供教学。比如美国盛行的\"项目制教学方法\"，该教育方法即是在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以及操作性，其中的项目制是以具体的项目为载体，让学生发挥主动创造性。具体到高校教学中即为：将考试科目转变为日常分阶段性考核，解决学生平时学习不努力只在期末背书的问题，旨在提升学生的动手以及独立思考能力。最后在设计课程的过程中，不只要把项目作为设计的单元，而且要与该学期的其他课程的项目一起设计，从而加深不同科目之间的相关性，保证教学的专业性。
2、理論知识的实践与运用
在传统的传播学改革之中，最重要的就是转变重视理论而轻视实践的教学现状，以学生的主动参与为主，将教师与学生的传受位置做出调整。在此基础上，翻转课堂以及情境教学相对适应于教学的变革。首先是翻转课堂具备的交互型教学模式。具体方式是指教师在课前只为学生提供关于理论学习的资料以及音视频等，再由学生在上课时展示项目成果，从而引导谈论与交流。翻转课堂是最能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的教学模式;其次是情境教学之中的演绎法则。情境教学方法是指在教学点过程之中，由教师有目的的为学生引进形象的、具有情绪色彩的场景，从而引起学生学习与体验的乐趣，帮助学生理解与掌握课程内容，最终提高学生的心理机能。
3、进行双教师型的辅助式教学
在应用式教学进行转变的现在，注重加强双师型的教学团队建设也十分必要。教师应该具备双师的能力，即不仅具备传播和传授理论知识的能力而且可以将其企业之中进行实践的经验与见解进行分析，以及在学生的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合作及团队意识，同时可以把学生在学习及实践之中的传播能力的使用与课堂教学进行有机结合，把业界之中的经验用于实践的教学。对于传播学的教师来讲，应用的技能就是传播的硬件。该课程不仅是对教师的多媒体使用有要求，并且要求对课程的设计精益求精，符合时代性的要求。此外，还要求教师充分利用日常时间去企业进行学习，然后在与本专业相关的职业多积累教学经验。
4、关于人才的培养要具体社会的岗位定向
在如今的高校教学中，普遍添加了职业规划等课程来帮助学生增强就业的能力。但是在单调的理论授课内容之中，单一的案例及项目的设计无法达成教学的目的。所以必须要在全部的教学之中确定岗位与职业的对应性。目前伴随着自媒体的发展，传播学的学生已经不再局限于原本的媒体限制，因此要引导学生选择岗位时开放眼界。且在对人才进行培养以及保证就业岗位的时候，学生的应用技能是招收岗位主要看中的能力，但限于课堂的局限性，教师应该引导学生重视去企业进行实习以及参与各种技能比赛的机会，同时做到对人才市场的变动进行及时的把控。
总结：就目前来说，传统的传播学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教师及校方对传播学的教学做出积极的变革。在传播学融入翻转课堂以及情境教育之后，学生的主动性以及能动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最主要的是学生通过对实践经验的积累以及对课本知识的理解做出了创新型作品，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升。因此，加强高校传播学的改革，顺应社会发展大趋势，是传播学发展的正确道路。
参考文献：
[1]刘景福， 钟志贤.基于项目的学习 （PBL） 模式研究[J].外国教育研究， 2002 （11） ：18-22.
[2]米俊魁.情景教学法理论探讨[J].教育研究与实验， 1990 （3） ：24-28.
[3]《传播学内容分析研究与应用》：一本难得的方法论佳作[J]. 杨伯溆.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5（00）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共9条
[4]破解媒介融合的相关性制约因素[J]. 尹明华. 新闻大学. 2015（03）
[5]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变化与新应对[J]. 李建新. 新闻大学. 2015（03）
传播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伴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新时代对科学发展和教育事业有了进一步要求。社会发展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就业需求下高校新闻传播学的实践教学。文章通过描述高校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的基本要求，并指出目前高校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存在的教学内容缺乏多样性、实习时间短且实习内容较为单一以及就业需求下高校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环境有待改善等实际问题，旨在分析就业需求下高校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的措施，比如确保新闻传播学实践规范化专业化、重视并创新完善校内实践教学内容、重视校外实习对实践教學的价值指引以及重视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升。通过分析讲解，能够在就业导向下真正为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学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就业需求;高校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研究
众所周知，新闻传播学主要以应用性和实践性为主要特点，包含新闻学、编辑、网络传播等等专业方向，即要求有很强的实操能力以及创新应用能力。因此，此专业要想真正落地学习到位，实践教学尤为重要。面对现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大学生如果没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和综合素质，是很难在社会上很好的生存发展。当今时代是信息时代，更是人才激烈竞争的时代，大学生想要在社会上真正立足，想要真正理解掌握新闻传播学的价值所在，必须紧跟时代潮流，结合学校给予的实践机会，以及自身寻求的实践机会，努力充实自己，并且以实际、高效的实践方式进行自我完善和激励，从而使自己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和就业能力。同时，我们要正确对待就业需求下高校新闻传播学的实践教学的现状问题，不断克服问题，找寻适合自身发展的实践措施，进而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和水平。
一、就业需求下对高校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的要求
（一）综合性人才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大家都知道，对于新闻传播学的教学大多数高校都是重理论而忽视实践的作用，尤其是教学理论，忽视学生的实际动手和操作能力。因此，好多毕业生在毕业后到企业或者单位上班并不能很好的胜任工作，对工作性质和流程不能很好的理解把握。即便是大学生理论基础很扎实，但还是花好多时间和精力进行培训教育。也正是这种理论联系实际不紧密的教学方式，导致社会上用人单位对新闻传播学毕业生比较排斥和抵触，造成了大多数相关专业的毕业生难以很好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面对以上这些问题，我们应该也是必须认清楚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综合性人才是时代发展的要求。特别是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教学应该重视实践的重要性，尽力提升实践教学水平和质量。在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好多用人单位并不喜欢去培训刚入职的新员工，宁愿去招些有经验的人才。因此，高校教学更应该重视培养应用型综合性人才，使得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更有机会增加就业机会，进而更好地适应新的岗位要求。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新闻传播专业人才日益受到社会的青睐。所以未来社会发展需要更多专业性人才具有组织、学习和策划能力，并推动技术进步，引领时代发展。
（二）提升高校学生实践能力是实践教学的必然选择
知识就是力量，实践出新知。新闻传播学专业日益成为当今时代发展的重要专业领域，且相关知识理论更新和发展速度极快。然而，传统的教学模式，对理论的授课远远大于实践的教学，忽略了学生所学知识与时代的有效接轨。这样的教学方式，容易造成学生的理论知识难以与时俱进，无法很好地适应目前新闻媒体行业对学生职业素养的要求。这样培养出的学生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更是不容易被用人单位接受。为此，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成为教学质量提升的必然選择，提高学生素质、开拓学生思维更加有力地推动媒体技术和新闻行业的发展进步。因此，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成为了实践教学的必然选择，教学质量的提升进一步促进了学生的整体能力和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学生学习更多知识去践行知识就是力量的伟大魅力。[1]
二、就业需求下高校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的问题现状
（一）实践教学内容缺乏多样性
众所周知，由于众多因素影响，好多高校的新闻传播学专业实践教学形式较为单一，校内实践和校外实践没有很好地有效结合，缺乏一定的生动性和灵活性，严重影响了学生对于专业知识的学习掌握，降低了学生的学习效率。有的学生的就业毕业指导设计内容也不符合实际的现实状况，这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产生比较大的不利影响。再者，随着时代不断发展进步，新闻媒体行业日益盛行，一旦学生没有学习好实践专业教学知识，就会造成自身能力和水平的匮乏。加之，传统的实践教学缺乏多样性和灵活性，注重理论知识忽略实践活动教学，造成高校毕业生的动手能力和实操能力较差，严重影响学生们的就业率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更影响高校整体教育水平的进步和提升。因此，实践教学内容单调，缺乏多样性，对于就业需求下高校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是极为不利的因素。
（二）实习时间短且实习内容较为单一
受各种因素影响，很多学校存在实践教学资源不足的问题，很多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去广播电视台或者报刊企业去实习，时间较为短暂，且实习流程较为固定有限。一般的传统实习指导方式就是：由媒体单位对相关媒介产品及流程进行介绍，然后学生在记者老师的共同指导下完成专业实践，最终还要交实习作品。这种实习方式，一方面有利于学生对实习单位和专业实践的了解，但另外一方面，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实习时间太短，所了解的专业媒介产品和流程较为肤浅，特别是对于新闻传播工作有了点滴了解，却因为时间紧急只能返回学校，没有真正达到一个专业实践的目标和要求。这样的短暂实习经历，也无法真正体会到专业的魅力和价值，也难以在实践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习效果甚微。对于校外实践来说，一般学校主要是指派学生进入相关新闻媒体专业，在媒体从记者和编辑的指引下进行实践学习。近些年，随着新闻传播类专业的不断发展，开设此专业的高校越来越多，导致媒体接受实习生心有余而力不足，使得学生实践有些都只流于形式而忽视实践价值。实习渠道有限，实习内容机会少而单一，这些方面导致学生整体的动手实操能力不足，毕业实习达不到应有的积极效果，自然影响到日后进一步的就业问题。[2]
（三）就业需求下高校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环境有待改善
高校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环境有待完善，这个主要体现在新闻传播学专业实践教学过程中受资金投入、时间、场地设施等等因素影响，使得专业实践无法真正达到实习、就业的要求。因为综合专业实践教学时间短，难以满足获取专业知识经验的需求，这对学生对本专业技能的应用和实践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由于资金投入的限制，实践教学实施和场地环境无法真正适应新时代新闻传播专业实践的需求，尤其是校内必要的专业教学实践场地实施不完善，专业新闻教学实验室缺乏，这些都无法真正满足数字化时代的要求，更会影响实践水平质量的提升。进一步分析目前大学生新闻传播专业就业情况来看，我们的实践教学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和实力，更无法适应媒介对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综合性用人要求。
三、就业需求下高校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的措施研究
（一）确保新闻传播学实践规范化专业化
进一步提高高校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质量，必须从就业为基础出发点进行分析，就是要重视对第二课堂的科学分析运用，通过培训模拟方式强化对学生实践能力的激发和提升。优秀的记者能够取得喜人的成绩和材料报道，不仅自身要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更要有自身的综合能力作为基础。高校要为学生提供创造第二课堂才能让学生深刻体会到实践的重要性并获取经验，进而提升专业能力。唯有这样，才能让学生明白实践出真知的道理。理论联系实际进而提高实践教学质量。与此同时，建立良好的新闻媒体实验室使实践更加规范标准化。大家都知道，实践性技能的运用是新闻类专业普遍的特点，因此高校教学要强调实践课与学生专业学习紧密联系起来，学以致用，为新媒体发展和就业需要培养综合性应用型人才。为确保新闻传播实践规范化专业化，需要信息时代的配套措施跟随，并且要紧跟时代发展，随时分析市场需求。随着科技进步发展，市场对新闻传播人才的综合能力要求日趋多元化和专业化，以前新闻工作者，比如记者、采编等只需要有电话、传真以及摄像机等就可以工作了，现在需要懂电脑操作、自动化设施运用等。因此，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是一项长期而又重要的工作。为了适应新时代新媒体运作的基本要求，学生必须在实践期间掌握一些新闻采编等技能，必须懂得在电子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基础上进行实践，进而真正确保在就业需求下高校新闻传播学实践更加规范化专业化。[3]
（二）重视并创新完善校内实践教学内容
校园实践活动是高校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学校相关设施进行教学，如校学生广播、刊物、新媒体播放等功能活动进行实践教学。同时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指导学生善于利用新闻相关理论进行深层次分析媒介运行情况和相关新闻传播实践工作，使理论和实践真正能够有效结合，从而逐步培养学生实操能力、创新能力、攻坚克难等能力。校内实践活动组织好，对整个学校实践能力的提高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利用学校广播进行学生实践平台的建设推广，让学生真正能够发挥自我价值。同时，可以利用学校校刊进行新闻传播实践锻炼，并予以评比奖励，真正保障新闻传播实践教学落到实处，进一步提升实践教学质量，从而增强学生的有效就业能力。高校重视并不断创新思路，不断完善实践教学规划，多角度多思路去提升学生专业实践能力，才能确保学生实践能力的更好提高。学校通过多样式的校园实践活动，能够积极将实践教学落实到位，唯有这样才能保证学生实践能力、实操能力、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学生得到锻炼，自然会提高其自身的就业能力和水平。
（三）重视校外实习对实践教学的价值指引
就业需求下想要提升高校新闻传播实践能力，校外实践活动至关重要。提升就业能力和水平，可以通过多样式的校外实践活动开始，比如组织学生到校外相关企业进行采访交流学习，从实践当中总结经验、学习专业技能，提升学生专业的综合素质能力水平。同时，可以利用假期或者实习期间，跟随老师或者校外培训情况进行项目跟踪学习，提升学生综合实践能力。校外实践顾名思义就是学生在校外学习或者参加的社会实践活动，包括见习和实习等等。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可以在校外实践过程中得到很好地诠释。首先，可以结合新闻传播学课程进行实践学习，比如针对“新闻摄影”这门课，完全可以安排相关学生踊跃到校外的风景旅游区进行实践活动，再比如融合“新闻采访”这门课，组织学生到相关企业进行采访报道实践。其次，高校可以在假期中安排学生到相关媒体部门进行实践学习，认识更多新闻记者以及编导等等。这样不仅可以了解自己以后从事类似的相关新闻学工作，还可以提升自身的学习工作兴趣，从而进行未来就业的蓄势准备。[4]与此同时，学校要高度重视学生校外实习的重要性，学生的毕业设计也要积极予以指导和帮助，比如为学生联系适合自身发展的实习单位，更有助于学生做好未来的毕业设计，因为高校学生的正常毕业实习有很大可能成为自身未来就业的前沿方向，要积极倡导学生把就业和毕业实习真正联系起来，最终正确认识到校外实习对实践教学的价值指引。
（四）重视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当然，仅仅靠校内的实践平台以及校外实践还无法充分满足毕业学生深层次进行专业实践的需要，因此需要在具体实习实践过程中理清思路，比如可以采用集中和分散相融合的办法，旨在培养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比如，在实习初期可以由指导教师带领学生进行校内外实践，熟悉新闻传播学的相关产品和业务流程，并记录学习。中后期学校可以根据学生实习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散安排，部分学生返校，部分学生在校外进行实践。当然指导教师要随时跟踪落实并帮助实习学生解决实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样可以使得每个学生都能够在自己喜欢的实习岗位上进行较长期的实践学习，进而快速提升自身的专业实践能力。大家都知道，新闻专业实践性、务实性要求很高，因为涉及到现场采访、后续编辑等事宜，自然可以实践、就业的地方很多，比如广告媒体公司，也可以是企事业政府单位。现在时代在不断发展进步，大传播成为时代的必然产物，大传播对新闻传播者的要求非常高，比如自身的综合素质以及新闻素材的实用性和时效性上，因此，这种大传播时代背景下，想要更好地就业，就需要给学生提供更多实践就业平台，同时学生自身必须要有过硬的本领和实战实践经验以及综合的实践能力等，唯有这样才能为自身就业机会加大砝码，也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就业现状。高校的实践教学更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努力重视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为适应时代要求，高校可以在实践具体规划上进行校企合作，多方位多角度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使高校实践教学更加多元化和渠道化，最终为学生就业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和机会。[5]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新时代赋予了社会更多机遇和挑战，就业需求下高校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研究需要认真对待，积极思考。想要提高新闻传播学实践的效率和质量，必须充分重视方式方法。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以及实践质量的把控尤为重要。具体来讲，就业导向下进行新闻传播学实践研究要紧密结合高校和社会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分析，寻找正确有效教学方法进行落实，提高整体的實践教学水平。高校要不断分析现阶段要提高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的质量水平，就要充分注重以正确的引导方法，在就业导向下促进学生的学习质量提升以及实践能力的培养，要和具体的实践教学现状紧密结合起来，找到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加以落实，提高整体教学质量。各大高校要正视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存在的实际问题，不断分析就业需求下高校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的措施，针对性地进行完善优化，我们要在实践教学过程中不断改进创新，敢于创新，勇于创新，最终使得就业需求下高校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研究取得关键性、有效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殷新红，谭杰，黄小琴.就业导向下高校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的思考[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9（1）：121-124.
[2]黄雯.新闻传播专业“需求导向型”实践教学模式探索[J].中国科技信息，2012（17）：203-204.
[3]张秋鸣.就业导向下高校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的思考[J].文化纵横，2018（04）：128.
[4]樊艳玲.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观察与思考[J].现代交际，2013（9）：87.
[5]陶喜红，高卫华.论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的改革路径[J].新闻爱好者，2011（3）.
传播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随着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的发布，新形势下应急管理研究呈现新特征。在分析我国应急管理研究进展基础上，对《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进行评析。该书突出“智慧应急、科学管理”，且结构严谨，内容完整，研究视角、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等方面均达到了科学研究的较高水准。不仅如此，该书在为读者提供诸多启示的同时，也能引发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从而指引着这一领域后续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智慧应急；科学管理；大数据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8. 07. 076
1 我国应急管理研究现状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突发事件频发，应急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国内外学者开展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国内学术界的应急管理研究自2003年“非典”疫情事件开始骤然升温，大量论著、科研项目围绕应急管理研究展开，学术成果丰硕。此外，理论有效指导实践，促使我国应急管理体系日趋制度化、科学化，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已初步建成，应急预案逐步完善，应急管理法律体系基本建立，应急保障能力得到了加强。
为进一步了解国内应急管理研究进展，以应急管理为精确主题词对中国知网收录的学术期刊进行文献计量分析。2003年-2017年，总发文量为16 016篇，出现了卢文刚、陈安、王宏伟、张海波、赵林度、闪淳昌等一大批核心著者，国家行政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成为重要的研究机构，《突发公共事件分类、分级与分期：应急体制的管理基础》（薛澜等，2005）、《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科学问题的思考与建议》（范维澄，2007）、《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中国危机管理研究》（吕孝礼等，2012）、《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张海波等，2015）等论文成为高引或高下载量论文。除此之外，一大批应急管理相关的国家级课題产生了大量学术成果，例如国家重大研究计划重点研究项目“新时期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和模式重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公共危机应急救援力量管理体系研究”等。
随着应急管理研究的深入，相关学术成果不断涌现，研究的级别和水平也不断提升。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夏一雪老师从2010年博士毕业后转入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领域，先后完成应急管理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课题5项，发表了核心期刊论文30余篇，成为应急管理领域的年轻学者。作为一系列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现，2017年3月，夏一雪博士撰写了《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并于2017年7月由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前瞻的学术视野和严谨的推理论证，是应急管理研究中一部富有全新理念并进行系统论述的学术著作。《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的出版，可以为应急管理研究人员提供新的视角，为应急管理实务人员提供实践路径。作为一部很好融合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学术著作，为我国应急管理研究作出了创新性贡献。
2 开卷有益：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
通读全书，《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结构严谨，内容完整，研究内容承前启后，与同类著作相比，研究视角、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等方面均达到了科学研究的较高水准。具体而言，《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具有以下3 个显著特点。
（1）研究视角新颖独特，突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背景下应急管理的机遇与挑战。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体现了国家安全观念从传统安全观向新安全观，再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发展演进，适应保障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需要，建立与国家安全体制相适应的应急管理组织体制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重点阐释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应急管理的价值引领、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应急管理核心理念和组织体制分析框架，并从机构设置、职能定位、组织结构、资源配置、运行机制等五个方面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应急管理组织体制改革的内容框架，为应急管理体系研究提供全新视角。
（2）研究思路清晰明了，从应急管理体系、应急管理主体、应急管理客体、应急管理过程等四个方面对应急管理领域进行整合与重塑。应急管理是针对各类突发事件，从预防与准备、监测与预警、处置与救援到恢复与重建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1]，主要包括管理主体、管理客体和管理过程三个基本要素，据此构建《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研究结构框架开展研究（见1图），便于读者清楚了解作者研究思路，明确应急管理研究脉络。
（3）研究内容与时俱进，融入大数据应用、新媒体发展、智慧城市建设等当前应急管理建设面临的新理念、新语境和新形势。201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2]，其中要求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智能辅助决策等新技术推动应急管理信息化，积极运用“互联网+”理念，开发支持文字、声音、图片、视频的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手机客户端及配套管理系统，与此同时，加强新媒体应用，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并根据事态进展动态发布信息等，并结合智慧城市建设，完善网格管理信息平台，强化突发事件预测预警功能，及时发现突发事件苗头，提高先期处置时效[3]。这些都是作者前期的研究内容，并系统整合到著作中，可以说《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一书与时俱进，适应了新形势下的要求。
整体而言，全书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应急管理组织体制的改革完善、文化嬗变视野下应急管理文化的建设发展、全媒体语境和智慧城市环境下应急管理模式的结构性优化[4]等方面提出了创新性的理论参考和实践路径，具备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
3 融汇贯通：应急管理——启示与思考
再读全书，对新形势下我国应急管理研究有了深刻认识，“智慧应急、科学管理”的思想启示深植于心，可见此书值得认真鉴读。不仅如此，《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在为读者提供诸多启示的同时，也能引发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从而为这一领域测后续研究指引方向。
（1）智慧应急是应急管理的利器，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智慧应急的前提是发现规律、利用规律。深刻把握突发事件演化规律，识别演化关键节点，划分演化阶段，据此构建“无事先防，事初防变，事后防复”[5]的应急管理模式，进而提升应急管理效能。
其次，智慧应急的手段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监测→预测→预警→预防”的一体化智慧应急系统，敏锐识别风险隐患，感知突发事件情报，主动预测预警预防。
最后，智慧应急的范围需要由线下拓展至线上。网络社会中，突发事件与网络舆情相互耦合极易产生一系列连锁效应。因此，在重视线下应急管理的同时，还应重视线上的“网络世界的应急管理”，主动感知网络民意，实现高效应急。
（2）科学管理是应急管理的保障，主要涉及以下两个内容。
首先，科学管理的关键在于提升部门联动效率。加强城市应急指挥调度平台和应急联动工作机制建设，提高多部门联合协调行动能力是科学管理的关键所在，最终将形成统一调度、部门联动、资源共享、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城市应急联动综合应急管理模式。此处可以借鉴军事上C4ISR的建模思想[6]，研发部门间的“粘合剂”和应急管理能力的“倍增器”，即构建以情报为核心，以调度、通信、指挥等为触角的智能联动系统，提升部门联动效率。
其次，提升科学管理效能必须要减少流程“误差”。应急管理流程包括监测、预测、预警、预案、决策、反馈、控制等多个环节，环节之间必然存在连接误差，导致应急救援实战中的决策与实际情况出现偏差，进而延误战机。故而需要基于突发事件演化规律、风险管理等理论为基础，构建监测、预测、预警、预案、决策、反饋、控制等一体化智能管理系统，平时作为模拟演练的推演系统，突发事件发生后作为实战系统。
《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一书包含了新形势下应急管理研究的新趋势、新发展，研究内容涉及管理学、法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有诸多闪光点，读者需要细细品味其中精华，相信必有所得。
4 结 语
白璧微瑕，《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主要针对《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的突发事件开展应急管理研究，而对于网络安全事件的应急管理问题研究甚微。目前，随着移动宽带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诸如伊朗震网病毒事件、美国东海岸停电事件等网络安全事件频发，网络安全形势与挑战日益严峻复杂，网络安全已成为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然而，通过文献分析发现，我国网络安全应急管理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围绕网络安全应急管理体系、应急策略、安全形势等展开[7-9]，尚缺乏高质量的学术论著。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国家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的相继出台，网络安全事件应急管理问题必将是应急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因此，笔者认为，《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如能将网络安全事件应急管理嵌入其中，将更具前沿性和时代感。
但，瑕不掩瑜。《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自出版以来，得到实战部门的诸多采纳，其中大量观点和建议得到认可和应用，实现了理论指导实践的应用价值。这部凝聚了作者七年学术心血的著作为新形势下应急管理研究打开一个新的突破口，期待更多学者以此为参考，并以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为指引，为我国应急管理研究再添硕果。
主要参考文献
[1]闪淳昌，薛澜.应急管理概论——理论与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的通知[EB/OL].（2017-01-12）[2017-11-01].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19/content_5211752.htm.
[3]夏一雪，韦凡，郭其云.面向智慧城市的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研究[J].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2016，12（4）：100-105.
[4]夏一雪.应急管理——整合与重塑[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7.
[5]夏一雪，兰月新，王沙骋.大数据环境下网络恐怖主义风险分析与防范对策研究[J].情报杂志，2017，36（11）：16-22.
[6]苏伟，罗雪山，张耀鸿.C4ISR系统总体方案规范化建模方法研究[J].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2007，29（2）：222-225.
[7]于全，杨丽凤，高贵军，等.网络空间安全应急与应对[J].中国工程科学，2016，18（6）：79-82.
[8]刘欣然，李柏松，常安琪，等.当前网络安全形势与应急响应[J].中国工程科学，2016，18（6）：83-88.
[9]国家行政学院网络安全课题组.中国网络安全应急体系的问题与对策[J].电子政务，2014（7）：20-25.
传播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西方的传播学教科书和中国的教科书相比，虽然内容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可是在内容的编排方式上或者是在理论的介绍中，还是有许多差异。通过对这些差异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蕴含在其中的中西方思维上的差异，而发现这些差异，不管对学习还是教学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传播学 教育思维 差异
传播学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跨学科研究的产物。美国的传播学教科书《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以下简称《传播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传播学教程》都是在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两本传播学教科书，然而对于它们的比较研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选取它们，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首先，笔者从这两本书的目录着手，作一个宏观的比较。
1、两本书的编排思维不同。《传播学教程》在第二章中就介绍了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与发展，编写思路是从动物传播到人类传播再到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与发展。而在《传播学》的目录中，并没有看到明显的以历史发展进程为思路的内容编排。不仅如此，在《传播学教程》的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章节都有“……的起源与背景”、“……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与发展”、“……的现实社会影响”、“……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等字眼，而这些很明显地通过由古至今的历史脉络来研究问题的标题在《传播学》中并没有看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教科书的编排思维以及每一章的写作思维都是很清晰的。这种思维是按照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编撰的，是一种中国式的“史”的思维，而西方的教科书则是以有别于中国式纵向思维的横向编排思维居多。
2、两本书的章节内容标题的用语不同。这里的用语指的是由目录可以看出的一个宏观的用语特点。在《传播学教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的章节都会出现“……的定义”、“……的特点”、“……的概念”、“……的意义与问题”、“……的应用研究及其意义”等用语，这些都是中国教科书在编写内容时的特定用语，而在《传播学》目录中则没有看到太多这样的特定用语出现，可以看出西方的教科书并不像中国的教科书那样把每一章节都编写得一目了然。
3、两本书中关于科学方法这一内容在目录中的编排位置不同。《传播学》一书中将“大众传播的科学方法与模式”编排至书的第二篇也就是书的第二章，而在《传播学教程》这本教材中则是将“传播学调查研究方法”这一内容编排到书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十五章。可以看出在对科学方法这一内容的认识和重视的程度上，西方明显更重视教育学生如何进行科学研究。
以上是笔者从目录这一层面的比较，接下来笔者选取议程设置这一具体理论进行比较，这一理论在这两本教科书中都有介绍。
在《传播学》中，关于议程设置理论的介绍占据了书中245页至269页共25页的篇幅，这一部分的相关小标题如下：“查普尔希尔研究”、“理论假设的先驱”、“思路的转变”、“媒介议程与真实世界”、“夏洛特研究”、“实验证据”、“铺垫作用”、“总统的议程”、“议题的强制接触”、“抽象的具体的议题”、“议程的偏颇”、“时滞问题”、“接触媒介的作用”、“议程建构”、“导向的需求”、“谁来设置媒介议程”、“议程设置研究的新领域”、“议程设置研究的新发展”、“议程设置如何起作用”、“议程设置的应用”。在《传播学教程》这本教材中，关于议程设置理论的介绍占据了书中213页至237页共24页的篇幅，这一部分主要有三个相关小标题：一、“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概要及特点；二、对“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研究；三、“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意义与问题。
《传播学》在议程设置这一章中，一开篇是这样为读者引入议程设置这个概念的，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从1986年到1989年，公众舆论的调查显示，美国公众越来越关注国内的毒品问题，而在同一期间内，非法使用毒品人数的比例却在稳步下降。那么，公众关于毒品的这一明显错觉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一期间，布什政府宣布发起“禁毒之战”。在这段时间里，尤其是“禁毒之战”临近尾声的时候，报刊上有关禁毒报道的数量激增。之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倾向于把毒品看作眼下国内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解释就是，这是出于媒介的议程设置。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就是指媒介的这样一种能力：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而在《传播学教程》这本教材的议程设置这一章中，一开篇这样写到：“社会公共生活中存在着许多有待于解决的课题，例如环境保护问题、节制人口问题、体制改革问题、物价问题、下岗再就业问题等等。在众多的课题当中，哪些是最重要、最迫切，应该作为当务之急优先解决的？……我们对当前各项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究竟来自何处？对此，“议程设置功能”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解释：就物理视野和活动范围有限的一般人而论，这种关于当前大事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和判断，通常来自于大众传播，大众传播不仅是重要的信息源，而且是重要的影响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教科书是通过公众对事件的判断有错觉这样的例证告诉我们，公众的错觉是因为媒介的议程设置在起作用，而中国的教科书则是直接告诉我们因为有了媒介的议程设置，某一事件才那么重要。
我们还可以对两本书的相关论述做一个比较。两本书都介绍了查普尔希尔研究，但是《传播学》中所介绍的一些研究者关于议程设置理论的早期表述以及议程设置理论与认知心理学的不谋而合、媒介的报道并不能与事件的真实很好地吻合、学者们所进行的具体实验过程和研究过程等等，这些内容在《传播学教程》里没有被提及。在两本书关于介绍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这一主体内容中，我们可以对比看出，《传播学教程》将议程设置理论概括为三个方面进行介绍，它们分别是：1、“议程设置功能”的作用机制趋于明确化。2、对“议题”不同类型进行较深入的研究。3、分析不同媒体“议程设置”的不同特点。在《传播学》中，作者则是介绍了一系列的研究，以此来证实媒介在影响公众议程方面的确有效果，并且介绍了相关实验和实验结果，证明是媒介在影响公众，而不是公众在影响媒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教科书侧重于把梳理好的内容介绍给学生，而西方的教育则更侧重于逻辑和推理，教育学生如何通过实验得到结果。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传播学教科书和中国的传播学教科书有较大的不同，这不仅体现了中西方思维上的差异，也体现了中西方教育思想上的不同。西方教科书的信息量大，涉及到的知识面也比较广，尤其是注重逻辑思维的培养，侧重于实验过程和实验推理的介绍。而中国的教科书则是注重于理论知识的介绍，无论在教科书的编排还是写作中都按照历史的顺序或是按类别划分对理论知识进行介绍，便于学生快速清晰地掌握理论知识。
参考文献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②[美]赛佛尔、[美]坦卡德 著，郭镇之 主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实习编辑：叶怡静
责编：姚少宝
传播学论文范文第6篇
【内容摘要】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全新的技术集群构成了智能媒体生态系统赖以存在的技术基础，在此基础上，泛媒介化趋势的快速发展重构了媒介产业的产品模式和产业生态，并催生出了一门全新的计算传播学。本文总结、抽象、提炼出一整套有关计算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以期推动传播学领域的量化研究思想和工具更充分地融入到质化研究的流程和细节中，实现传播艺术与传播科学的更好融合。
【关键词】计算传播学；智能媒体；媒介产业；物联网
智能媒体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来分析并预测用户场景化的媒介需求，这将推动着媒介内容生产从即时响应向预测需求的进一步转变，进而激活用户的个人信息和内容消费市场。由于用户本身被深刻地洞察了，因此这样的媒介生产、集成、分发和消费必然是定向化、个性化和智能化的。计算能力的提升带来的智能传播意味着内容提供者将不再向用户推送一些他们不感兴趣的内容，而是努力实现场景、用户和内容三者之间的完美匹配。传播技术进化的这种新方向不但重构着媒介产业本身的竞争格局，而且催生了一门全新的交叉学科——计算传播学。
一、传播技术经济史演进中的范式变迁
每次技术革命所引发的范式转换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或曰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意味着旧有规则发生了变化，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很多内容进行了重新审视甚至推倒重构。
（一）传播技术在范式变迁中的基础作用
英国的演化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认为，包括基础设施、关键要素、技术集群、软件程序、思维方式、文化制度等在内的同类型“工具”共同改变了市场经济体系中所有行为主体最佳惯性方式的边界，沿着库恩提出的“范式”和多西提出的“技术范式”的理念和逻辑，佩雷丝将这套同类型工具得以扩散的主要载体命名为“技术-经济范式”。“每次技术革命都提供了一套相互关联的、同类型的技术和组织原则，并在实际上促成了所有经济活动的潜在生产率的量子跃迁。每次技术革命都使得整个生产体系得以现代化和更新，从而每50年左右都使总的效率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新产品、新行业和新基础设施的爆炸性发展，它逐渐产生了新的技术-经济范式。”①按照佩蕾丝的理解，每次技术革命都会作为核心驱动力量不可避免地引发一次范式变迁，而这将是一个持续约五六十年的升级过程，它又分为不同阶段的导入期（爆发阶段和狂热阶段）和展开期（协同阶段和成熟阶段）两个时期，每次范式变迁的过程都会在经济领域和广大的社会领域引发深层次的结构变化。
值得强调的是，佩蕾丝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了包括印刷术、广播、电话、计算机乃至手机等传播技术在技术革命以及由技术革命所引发的技术-经济范式变迁过程中所扮演的基础角色。她认为，这一过程从不起眼的事物开始，首先发生在有限的部门和地域，并取决于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能力，它逐渐将核心国家的大量活动囊括其中，并扩散到越来越远的外围。进一步地，她将18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最初十年的这段历史划分为5个相继出现的技术革命时段：产业革命时代；蒸汽和铁路时代；钢铁、电力、重工业时代；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的时代以及信息和远程通信的时代。每次技术革命都会产生一组协同作用、相互依赖的产业，以及一个或者更多的基础设施网络。与此同时，旧的组织模式无法应付或充分利用全新的技术集群和基础设施，这就使得经济主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也就是“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
（二）物联网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
美国著名经济思想家杰米里·里夫金同样发掘了库恩留下的“范式”遗产，库恩将范式描述为“信仰和认知的一组系统”，里夫金认为正是这组系统“建立了统一而协同的世界观，其威力在于它几乎囊括了一切现实。一旦范式成立，那么很难（甚至不可能）质疑它反映自然规律的核心假设。但这种从不质疑的接受和对其他观念的视而不见使矛盾的逻辑逐渐堆积到一个临界点，之后便是该范式的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能够解释不规则现象和新发展的綜合性新范式”。②里夫金用范式转换的概念来对应佩蕾丝的范式变迁，我们不能推断里夫金是否受到了佩蕾丝的启示，但无论是偶然、巧合还是借鉴，里夫金同样对信息传播技术在范式转换过程中的基础作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更加显眼的高度。他认为，每一种伟大的经济范式都要具备三个要素——通信媒介、能源、运输机制，每个要素都与其余要素互动，三者成为一个整体。如果没有通信，我们就无法管理经济活动；没有能源，我们就不能生成信息或传输动力；没有物流和运输，我们就不能在整个价值链中进行经济活动。总之，这三种操作系统共同构成了经济学家所说的通用技术平台。但与佩蕾丝不同的是，里夫金将上述那段历史时期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经济发展范式，蒸汽、印刷、电报、铁路系统、煤炭资源等共同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集中供电、电话、广播、电视、廉价石油、公路系统、内燃机车等相互融合促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它是由无处不在的通信互联网、可再生能源互联网、自动化的物流和交通互联网共同构成的一个不断发展的分布式的神经网络，这一超级网络就是正在快速形成中的物联网基础设施。
事实上，物联网的形成将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首次智能基础设施的革命，在未来20年将会有数以百万亿计的智能芯片和传感器以近乎为零的成本接入到物联网中。加速变化的技术创新、急剧降低的经济成本、不断完善的移动通信和云端计算能力，以及全球核心国家政府部门的大力投入，都将这一全新的智能基础设施推向了变革时代的风口浪尖和全球经济的舞台中央。智能芯片、传感器、自动化、网络链接、大数据、算法、深度学习等智能技术以越来越低的成本嵌入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更多物体中，使它们具备了某种程度上的信息交互功能与媒介传播属性。在未来，几乎我们能使用到的所有物品都将会链接到物联网中，这也就意味着通过物联网这样一个超级智能媒介，我们可以借助自己周围的任何一个智能媒体节点与接入其中的任何其他智能节点直接互动，而无需像过去那样通过层层的中间转达环节。这将会是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一次技术革命所引发的范式转换。每次重大的范式转换都是核心技术集群和基础设施网络的变革，而使基础设施发生变革的则是新的媒介传播体系、能源动力体系和交通运输体系的融合进化。在这次范式转换过程中，三大基础网络的融合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超级智能物联网，从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智能媒体传播时代。
（三）从口头语言传播范式到智能媒体传播范式
事实上，与佩蕾丝的“技术-经济范式”变迁或者里夫金的三次工业革命范式转换相似的，媒介传播领域也同样因为传播技术的演进而正在发生一场伟大的范式转换，这场转换就是从建立在印刷技术和广播技术基础上的大众传播范式向建立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智能传播范式的变迁，互联网以及“互联网+”激活更多要素之后形成的物联网恰恰正是新范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设施。伴随着互联网技术革命而来的，不仅仅是传播模式和传媒产业的全面改造，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深刻地影响了当前社会的流行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凯文·凯利注意到了传播范式转换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古代，文化都是围绕着言语的。大约五百年前，科技推翻了言语，1440年古登堡发明了金属制成的活字，将写作提升到了文化的中心位置，新闻、科学、数学公式和法律法规无一不从印刷中诞生。美国的成功依赖于较高水平的识字率，依赖于强大的自由媒体，依赖于对（书面规定的）法律的忠诚，依赖于遍布全国的通用语言，我们变成了书籍之民。但今天，超过50亿张的数字屏幕在我们的生活中闪烁，我们现在成了屏幕之民。”③针对从以口语为中心向以文字为中心的传播范式转换所造成的深刻影响，前苏联心理学家亚历山大·罗曼诺维奇·鲁里亚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中亚地区的田野调查发现，不识字与哪怕识一点字的人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差异，这种差异并不在于人们掌握知识的多少，而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文字作为一种技术，与作为人类本身心智功能的语言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传播效果，从文字开始，一个脱离了具体事物的由抽象传播主导的世界开始建构起来了。从文字印刷到广播、电视的范式转换同样意义重大，加拿大著名的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极尽溢美之词地称颂了彼时正在兴起的新范式，“听觉空间是有机的、综合的，通过所有感官的同步互动才能感受到；而‘理性空间’或‘图文空间’则是单一的、序列化的、连续的，它制造的是一个封闭世界，其中缺失了部落时代的回音世界里那种丰富的回声。”④然而，事实上，广播、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与同样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书籍和报纸遵循了相似的线性化、单向化、中心化的传播逻辑。麦克卢汉预言的所谓“部落时代的回音世界”即用户高度参与、即时会话、充分互动的伊甸园，并没有在广播、电视媒介所构建的“电子世界”成为现实。但麦克卢汉之所以仍然为世人所津津乐道，是因为这一预言使得他反而更像是凯文·凯利所提到的“屏幕之民”们今天所处的“比特世界”的先知。事实上，每出现一种新的媒介，都会对人类思维的性质加以改造。作为万事万物所存在的信息本质和不可再分的基本单位，数字化的比特开启了一个建立在物联网基础设施之上的全新的智能传播范式，它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将不亚于文字技术对传播逻辑的改造。
二、技术革命驱动下的智能媒体传播时代
之所以称之为智能传播范式，是因为我们正在通过物联网技术集群将所有原本没有生命的物体智能化和媒介化，一切被植入智能组件的普通事物都将具备某种信息传播的媒介属性，在这场全新的技术革命驱动下，我们的传播模式和日常行为将被彻底地改变。许多时候，我们习惯于从既有传播范式的框架来看待并理解新的范式，好让它能够适应既有范式，但是这样做反而恰恰会让我们曲解新范式，甚至会迷失在新旧范式的交错纠葛之中。因此，为了避免路径依赖对我们的愚弄，我们应该跳出既有的大众传播范式来观察和研究正在发生的巨变。当然，新的范式并不会彻底抛弃旧范式的所有要素，而是会在很大程度上与旧范式的精髓发生融合，最典型的媒介融合进程就是例证，但是这种融合后的新范式已经迥异于旧范式了；在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新范式也极大程度地冲击甚至摧毁了旧范式，正如数字内容产业对音乐、出版、广播、广告等传统内容产业所造成的影响那样。总体来看，智能传播范式有以下几个主要表现。
（一）智能网络
严格地说，当前我们所处的互联网环境甚至都还算不上真正的智能网络，或者说它只是我们迈向智能网络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搜索引擎是当前互联网世界的重要入口，它從技术的角度定义了我们可以搜索到的一切超级链接。但事实上，数字世界的大部分内容和信息我们却无法通过当前的搜索引擎访问到，例如，优酷网上用户上传的一段视频，微信朋友圈中用户分享的一张图片等，当前的搜索引擎都无能为力。但未来，物联网将会把万事万物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超级智能网络，这个网络不但会延伸到各个物理维度的人工设备或自然存在等实体当中去，它还会延伸进时空维度中连接过去与未来，也就是说，网络将无所不在、永远开启、随时待命。接入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或设备都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智能、更加依赖网络中的其他节点以及整个网络，整个网络则更像一种有生命的生态系统，节点之间、节点与网络之间形成了互相依存、协同进化、快速迭代的共生关系，网络与节点随着时间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程序，升级自身的功能。可以说，物联网总是处于永不停息的加速变化中，正是这种变化使得整个网络向更高层次的智能迈进。之所以说网络是智能的，因为它在记录了用户所有日常数据和信息之后，总是试图预测用户接下来的意图或行为，并根据特定场景向用户推荐最完美的信息解决方案，可以说，网络智能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客观泛在的智能。而当前的互联网，还只是即将到来的超级智能网络雏形的雏形、开端的开端，真正的智能网络正在酝酿之中，但网络世界遵循的是指数型加速进化的特征，因此，未来的智能网络距离当前的现实世界并不遥远。
（二）智能节点
把智能植入到越来越多的普通事物中去将会使它们都成为超级智能网络的一个个节点，当几乎从前的所有普通事物都变成智能节点的时候，智能化将使它们变得更加新奇、不同和有趣，而我们的整个世界将被彻底颠覆，我们的日常生活将发生根本改变。事实上，智能节点与智能网络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真正的智能媒体不可能存在于一个个相互独立的节点设备中，而是会诞生于智能网络这个由数以亿计甚至万亿计的智能节点相互链接而形成的超级组织之中。没有海量智能节点的链接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智能网络，没有接入智能网络的智能节点也将会由于无法快速聪明地学习而彻底丧失其存在的根本价值。智能媒体不同于以往出现的任何媒体类型，它的触角延伸到任何智能节点存在的每一个角落，但却没有固定的形态，它分布式地通过每个智能节点获取更高级的智能，而同时也提升每个节点的智能水平。我们所接触到的所有智能设备只是微观层面上可以定义的智能媒体，或者说它们只是更宏大的超级智能媒体的冰山一角。
（三）智能分析
智能分析客观上要求我们掌握丰富的、多元的、海量的用户数据，智能媒体近些年来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大数据技术的实质性突破而带来的对用户洞察能力的提升，从而一步步地强化了媒体的学习能力和智能程度。例如，脸谱网利用当前互联网所产生的大数据，并通过优化算法能够使自身的系统在“看”过一个人的照片之后快速从数10亿照片中准确地挑选出此人的照片，这种智能分析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的数据处理能力。毋庸置疑，人类的头脑并不擅长做数据统计和分析等方面的超级复杂的工作，但是，我们所创造的智能媒体能够通过不同的思考方式弥补人类在数据分析方面的弱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智能媒体的思维方式在数据分析的方方面面一定比人类大脑更快、更强、更深刻，而是意味着它能够分析人类无法分析的数据，思考人类无法思考的事情，完成人类无法完成的工作。传统媒体时代的决策和判断很多时候是基于主观价值标准，智能媒体时代我们将会越来越依靠客观和智能的数据分析来支撑我们的判断，与数据打交道将会成为传媒领域的一项新技能，数据分析将会植入到任何一家媒体的生存与发展基因中去，从而改变媒介产业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法。
（四）智能产消
这场新范式革命的核心实际上是一种全新的互动方式和参与方式，这种互动方式不仅仅重塑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而且创造了全新的人机互动、万物互联、机器协同的互动方式，并正在重塑当前的社会文化。那些捍卫旧有范式的媒介专家曾经一度坚持认为受众只会被动地消费内容而不会主动地创造内容，美国传媒巨头ABC甚至将受众比喻为一群“坐在沙发上的马铃薯”。网络时代的用户们所创造出的内容景观却很好地回應了这种谬论，今天的用户们通过书写微博、分享图片、拍摄视频、分类信息、更新新闻、评论商品、管理社区等方式创造并生成了互联网上的绝大部分内容，而只有小部分内容是通过专业机构创造出来的。作为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说的“产消者”的用户们所做的这些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的事情是旧范式下只有报社、电台、电视台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这种对内容创作与信息传播的原始冲动、创作激情以及网络责任已经扭转了传媒经济的发展方向，并且正在将社会化媒体中形成的开放创作和互动传播氛围稳步转化为整个智能媒体网络的主流价值理念。腾讯、谷歌、脸书以及越来越多的媒介机构和平台型企业都已经通过开放API的方式鼓励用户参与到内容或产品的研发、生产、传播或营销等环节了。这样，传统媒体之前自上而下的等级架构逐步向互联网乃至物联网时代的超级智能媒体的网络架构转变，同时，中心化的生产和消费机制也在向去中心化的网络机制过渡，这些已经成为媒介内容生产与消费方面最主要的演化进程。
三、计算能力成为智能媒体的核心竞争力
从根本上讲，智能媒体是在数据和算法的双重驱动下逐渐成为现实的，大数据已经成为智能媒体时代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各种各样有助于深度学习的算法则是其核心驱动力和关键引擎。“新的工具赋予我们新的能力，继而又使我们能为彼此创造新的机会”⑤，事实上，正是全新的技术工具赋予了媒介产业前所未有的计算能力，才使我们能够挖掘出大数据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媒介用户。
（一）算法推动媒介进化
智能媒体会随着人们的使用而不断优化算法、改进功能、提升智能，并且其进化速度将会十分惊人，而这种进化的本质归根结底是智能媒体的核心能力——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随着近乎于免费的、可靠的、无处不在的计算在整个智能网络和所有智能设备背后加速运行，智能媒体也将会以指数型的趋势提升自身的智能水平。例如，谷歌公司平均每天需要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用户完成上百亿次的搜索和查询，每次的搜索计算都会帮助谷歌实现自我改进，深度强化的机器学习使得它在一次计算中习得的东西能够被很快地运用到下一次的搜索和计算中去，这种对算法的稳步改进将会使谷歌在未来的竞争中不断完善其智能媒体产品。再如，智能手机设备中一个不起眼的摄像头也包含着大量的计算功能，它通过算法优化、智能计算等方式就可以完成过去只有传统笨重的相机镜头才能拍摄出的光圈、聚焦、景深、虚化等效果，这意味着照片不再是被拍摄出来的，而是通过疯狂的视觉智能和算法识别被计算出来的。此外，智能算法更重要的特征还在于，当越多的人使用这些算法的时候，这些算法就会变得更加聪明；而当它们变得更加聪明的时候，将会有更多的人使用这些算法，这样就形成了计算能力不断提升的良性循环和自我强化。既然这些优秀的算法能够带来更好的问答、查询、拍摄，那么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它也能够使得媒体的采访、写作、编辑、传输、营销、洞察、研发、排版、后期、动画、特效等更多的环节变得更加高效和优质。这样，算法将被应用到智能媒体领域的每一个环节和细节中去，计算能力则成为智能媒体产业竞争的核心竞争力。
（二）计算重构产业竞争
事实上，计算能力已经正在并将继续深入地改变整个媒介产业的竞争格局。在超级智能媒体的生态中，一切与一切相互连接，这不但极大地拓展了媒介和媒介产业的内涵与外延，甚至将揭示越来越多事物的内在本质。以至于在未来的可以预见到的10年或者20年之内，某种具备强大计算能力的智能眼镜或者智能手表会在极短的瞬间呈现出我们所接触到的任何事物的本质信息，而且这种计算能力和智能互动将变得无处不在并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而不仅仅像麦克卢汉所认为的“媒介只是人体的延伸”。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智能手机更像是与我们身体紧密相连的智能“机手”，我们一刻也不能离开它，它是我们放置在口袋里的拥有超级计算能力的微型电脑，借助它，任何人都可以释放出前所未有的传播影响力，甚至一群新闻爱好者完全有能力、也有可能达到过去那种资深记者们的最高水平。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正处在自从现代媒介产业诞生以来的去中心化进程的风口浪尖上，非常便宜而且无处不在的计算技术和计算能力则是这一进程的关键引擎。传统意义上的媒介产业正在分崩离析，并且边界已经消失。超级智能的泛媒介化景观已经初现轮廓，未来的传媒竞争将不再仅仅是媒介类型和媒介机构之间的初级竞争，例如，报纸与报纸之间、电视台与电视台之间的竞争，而是打破了所有竞争壁垒的超限竞争和跨界竞争。一个个网红的崛起可能会加快一大批报纸用户量的大跌，而某些已经积累了海量用户群或粉丝群的网络服务平台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媒介内容生产商，任何看似毫不相关的个体或者机构，都有可能在下一刻成为当前叱咤风云的传媒巨头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四、计算传播学的核心逻辑与主要价值
计算传播学是一门利用计算技术和计算能力来实现语境、内容和用户三者的最佳匹配的全新的交叉学科，它可以将海量的数据转变为能诠释行动的人工智能，让我们的媒介系统、供需和基础设施更高效、生产力更高、反应更快，它所引发的范式转换将不仅仅停留在媒介领域，而是会更广泛地影响到经济领域更深层次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
（一）作为一种新范式的计算传播学
计算能力在重新定义媒介和媒介产业的同时，也在深刻地改变着传播学的版图，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终端等全新的软件和硬件打交道，是传播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一项新技能，也是对过去侧重于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传受双方、传播模型、策划创意等环节的研究者本身的一个全新拓展。超级智能媒体以及越来越多的智能工具会加快我们的模型思维速度并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研究方法。极具智慧的数据记录、跟踪和分析手段会加快我们了解媒介产业和舆论动向的速度并改变我们了解这些事情的方式。科学缜密的研究方法是作为研究者认知、探讨和建构传播学本身的手段，但是在过去，它通常是从研究者主观的、质化的视角出发的。今天，当我们把一种全新的智能要素、客观视角和量化思维加入到传播学的研究过程中去的时候，传播学正在以一种与之前截然不同的范式去认知、研究和发展。例如，數以10亿计的网民每一秒都在释放出图书馆级别的文字量，一个用户一年中产出的文字量比过去的许多专业作家或者高级记者甚至都要多，如此庞大规模的信息和数据是我们无法用过去的传播学研究方法所能应对的，这种状况必然要求我们提升传播学研究过程中的计算能力。再如，苹果、三星和华为等手机厂商已经研究出能够跟踪我们眼球动作的手机屏幕，它不但能够预测我们的眼睛下一秒将会看向屏幕的哪个位置，而且能够知道我们在注意什么、眼睛已经停留了多长时间等状态，并根据读取到的我们的情绪实时作出反应，改变下一秒我们即将看到的内容，这也有赖于计算能力的极大提升。由于这种传播学新的研究思路与产业变革的方向保持着高度的一致，都是以计算能力作为其核心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一全新的传播学研究方向或者分支称为“计算传播学”。
（二）计算传播学研究的核心命题
我们正在迈向一个泛媒介化的超级智能媒体时代，这意味着我们所要面对的媒体类型和媒体数量将会达到有史以来的空前顶点，媒体内容选项的规模将会膨胀到前所未有的天文数字级别，而且仍然按照某种与摩尔定律类似的指数型曲线加速增长。但是传播学领域所涉及的用户注意力是固定的，在任何用户有限的数十年人生、短暂的每周7天、每天固定的24小时中，没有哪一个人有足够的时间去消费这海量的媒介内容。换言之，我们面临的不是像古人那样的信息稀缺问题，而是丰裕所带来的信息过载问题。传播学研究的核心命题是如何将信息有效地传递给媒介受众，但是过去研究所涉及到的传播效果测量的模糊性一直为学界和业界所诟病，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播学作为一门真正学科的权威性。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方向，计算传播学所要解决的就是弥补传播学研究在量化方法上过去所存在的缺陷，并进一步将含糊不清的有效传播向前推进为具化的精准传播，从而在智能传播时代实现用户、场景和内容之间的精准匹配。在这个过程中，计算能力成为传播学研究所必备的核心能力，而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手段则是实现我们目的所必须掌握的研究工具。对于用户而言，我们亟须一种对海量信息进行分类、筛选和过滤的方法；对于媒介而言，我们则亟须一种能够将内容产品在最合适的时间以最合适的方式呈现在最合适的用户终端上面的工具。过去，媒介机构自身以及媒介监管者充当了信息“把关人”的角色，为受众过滤掉了他们认为并不合适的信息。尽管这些方法和工具并未消失，但是在处理未来智能媒体时代急剧增长的信息产品时，这些方法显得捉襟见肘和力不从心，因此，我们要研究出更有价值的信息传播和过滤方法。今天，我们“可以不再通过采样的方式就能够获得海量数据，并且通过较低的成本就能够利用优秀的算法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处理，发现具体到每一位用户的消费需求和媒介使用习惯”⑥。
注释：
①〔英〕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田方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4页。
②〔美〕杰里米·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③〔美〕凯文·凯利：《必然》，周峰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91—93页。
④Marshall Mcluhan， Media and Cultural Change， Playboy interview， March 1969， in Essential Mcluhan， 240。
⑤〔美〕克莱·舍基：《认知盈余》，胡泳、哈丽丝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页。
⑥刘庆振：《计算广告学：大数据时代的广告传播变革》，《现代经济探讨》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