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决策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 管理会计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提高经意利益为最终目的的会计信息系统，本文主要探讨了管理会计对成本计量影响的三大理论，进而得到管理会计对于生产控制在四个方面的影响，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总结出管理会计在企业进行战略决策时重要应用。
［关键词］ 管理会计成本生产决策
一、我国管理会计的产生背景及基本现状概述
随着20 世纪初工业革命的进行，我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企业的生产经营已经由产品化时代进入市场化时代，激烈的竞争使得企业开始进行成本的高度控制，管理会计由此产生。标准成本法、预算控制、差异分析是管理会计的雏形。二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企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为此提出了更新的要求：事前预测和决策。20世纪70年代又步入了重视环境适应性的管理会计阶段，管理会计逐渐形成了自有的理论体系。我国对管理会计的研究和应用起步较晚，短短几十年时间，管理会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管理会计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时间毕竟不长，尚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例如方法的运用、观点的落后、信息的失真这些都对我过目前制造型企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二、管理会计对成本计量及生产控制的影响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涌现，管理理论与方法也在不断创新，新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对成本会计系统有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目标管理
目标管理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方法，在美、日、西欧等国广泛应用，于本世纪八十年代初传入我国。按目标进行管理，要求一个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应当确定总的奋斗目标，如利润总额、资金利润率等，并据以指导、组织、动员员工为完成企业总目标而努力。围绕这个总目标，企业各部门、各环节乃至每个人都应当制订自己的奋斗目标。实行目标管理可以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克服盲目性，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目标管理对成本会计系统的影响就是目标成本的制定、分解、控制和分析。从目标成本的制定到目标成本的管理，我国已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有很多著名的集团公司一经采用了目标管理的成本控制方法，如万科地产、海尔集团、海信公司等都已广泛应用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并取得显著的成绩。但是，总体来说，我国的企业管理还是比较落后，企业缺乏活力，产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且各种管理理论与方法落实到成本会计系统上，除目标成本、质量成本还差强人意外，像倒推成本法、战略成本管理等几乎无人问津。成本会计系统作为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一部分，根深才能叶茂，只有管理搞好了，成本会计才能得以革新与发展。
2.全面质量管理（TQM）
TQM 是六十年代从传统质量管理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国际国内市场环境的变化， TQM 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企业竞争的战略武器，一种由顾客的需要和期望驱动的、持续的改进产品质量的管理哲学。TQM 的目标就是公司在生产的各个环节追求产品“零缺陷”，并由顾客最终界定质量。J IT 与TQM 两者是相辅相成的。TQM 对计量和报告员工业绩的会计来讲，就是产生了质量会计这一新学科。但由于提高质量所产生的收益难以计量，质量会计发展的重点就放在质量成本的确认、计量和报告上。一般认为质量成本由五大类构成：（1）预防成本；（2）检验成本；（3）内部失败成本；（4）外部失败成本；（5）外部质量保证成本。另外，在TQM情况下，会计人员绩效衡量标准包括了产品的可靠度、服务的及时性等促进管理人员努力提高产品质量的非货币性指标。而传统的货币性绩效衡量标准往往挫伤了管理人员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积极性。
3.战略管理
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发展中的中小企业，无一例外，对战略管理问题津津乐道。所谓战略管理，就是着眼于对企业发展有长期性、根本性影响的问题进行决策和制定政策，以便在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确保有效完成公司目标。像“以人为本”的人事政策；是以“差异化”还是“成本领先”的市场定位策略；以及采用全面质量管理的产品质量策略等等。战略管理思想对成本会计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战略成本管理的提出。战略成本管理就是指企业在生产与竞争者同质产品时，成本要低于竞争对手，使顾客能以较低的代价，取得同样功能的产品（或享受到同等品质的服务）。战略成本管理一般包括三个方面：价值链分析；市场定位；成本动因分析，每一方面都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
三、管理会计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
对于企业的战略决策大致包含以下内容：竞争环境分析及制定战略管理目标、投资决策、存货控制、战略成本管理等，而管理会计在这些决策方面往往会发挥出以下的特点来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
1.突破单一会计主体限制，注重企业外部环境和竞争对手
财务会计仅仅是一种内向型的会计，对企业的外部环境有所忽视，其实也基本上不涉及企业的竞争对手和顾客群，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知识信息失去了战略相关性。而管理会计强调分析企业的外部环境，密切关注整个市场和竞争对手的动向，以便时刻调整企业的战略。管理会计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引入系统观点，既重视系统内部各种资源和条件的限制，又充分考虑系统外部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强调企业发展与市场环境变化相一致，以求的产业价值链的最优效益。管理会计正是以外部情况为核算重点，重视市场，从战略高度审视企业外部环境，提供了超越企业自身的更为广泛、更为有用的信息。例如提供给企业战略决策产品市场需求量、产品价格、社会购买力、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等信息，由内向型向外向型发展，增强企业对环境的适应性。
2. 更加注重跨及信息的相关性和及时性，提供更多与企业经营战略密切相关的财务信息
略管理会计克服了传统管理会计的缺点，大量提供诸如质量、需求量、市场占有份额等非财务信息，这为企业洞察先机、改善经营和竞争能力、保持和发展长期的竞争优势创造有利条件。这样既能适应企业战略管理和决策的需要，也改变了传统会计比较单一的计量手段模式，因此，有人提出“战略管理会计已不是会计”的观点。
3. 企业业绩综合评价
从战略角度看，企业竞争能力受到外部环境、内部条件和竞争态势的强烈影响。竞争使企业经营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市场增长、顾客需求、产品生命周期、技术更新等的变化速度大大提高，如何以最直接、最简便的方式满足顾客需求，如何构造企业组织体系以便能够对环境变化作出灵敏反应，如何在激烈竞争中获得优势是管理当局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传统的业绩财务计量方法受到挑战，需要在业绩的财务计量基础上，对业绩进行综合评价，以便从更高层次上对企业的业绩进行更为全面的评价。业绩的综合评价包括业绩的财务计量和非财务计量两个方面。“业绩的财务计量在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然而，当竞争环境越来越需要经理们重视和进行经营决策时，像市场占有率、革新、顾客满意、服务质量、业务流程、产品质量、市场战略、人力资源等非财务计量指标便被更多地用于衡量企业的业绩，在企业业绩计量方面起着更大的作用。业绩的非财务指标必须结合公司的行业特点、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加以确定。不同行业的企业和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其目标、使命和战略各不相同，其业绩衡量指标也不尽相同。
四、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趋势
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方向，应是理论体系逐步完善化、实践应用灵活化、理论与实际结合紧密化、管理会计在企业管理和财务管理领域的作用明显化。笔者认为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趋势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1. 作业成本法将得到大力推广
在适时生产系统下，当供，产、销各个环节实现\"零存货\"，且对制造费用的核算作根本性的改革，采用作业成本法将取得明显效果。为适应新的环境，作业成本法将得到大力推广。
2. 战略管理会计将受到青睐
从目前来看，它拓展了管理会计的范围，适应了战略管理的需要，注重企业的长远目标及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对多样化的信息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代表着管理会计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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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孟焰: 西方现代管理会计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7
成本决策论文范文第2篇
近年来, 养育一个孩子需要花费高额的教育成本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2005年,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徐安琪研究员发表了一篇有关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的报告, 报告中, 她根据2003年的物价水平, 核算出徐汇区家长从孩子刚出生到30岁, 共要在孩子身上投入49万元。这一新闻在当时引起了社会不小的轰动, 而八年后的今天, 物价水平不断上涨, 加之补习班、赞助费盛行, 孩子教育所要支出的经费数量已经难以估算。
但是, 孩子教育的成本不仅表现在金钱上的花销上, 也表现在时间上的使用上。1950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是1.0年, 1980年估计是4.5年, 2000年是7.11年 (1) 。教育部2009年数据显示, 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为8.5年, 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0年以上。由此可见, 我国国民受教育水平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发展迅速。
笔者试通过第四次人口普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探求十年间我国孩子教育成本的变化, 从而分析这一成本的变化的原因和对于生育决策的影响。这些研究将基于孩子成本-收益理论。
1.1 孩子成本-效益理论
不同国家或地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 生育率呈现出较大差异;并且, 同一国家或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生育率也差异明显。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 大致形成了社会学派、社会心理学派、经济学派三大学派。社会学派注重从生育文化和家庭制度进行分析, 社会心理学派则认为是以孩子的经济价值减小和心理效用增大为特征的孩子效用构成变化导致了低生育率。经济学派则对孩子的成本-效益进行比较分析, 从而得出结论。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即属于经济学派。
莱宾斯坦认为, 父母生育孩子的成本是指从母亲怀孕起到把孩子抚养成为自立者的各种费用和支出, 及父母抚育孩子所花费的时间;孩子的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孩子的效用包括:消费效用、收入效用、保障效用和家庭效用。家庭外部经济条件和内部经济条件同时影响着孩子的成本和效用, 而孩子的成本和效用影响着生育决策: (1) 当孩子成本随家庭收入的上升而增加时, 孩子效用将会降低, 这种成本和效用的一升一降使得对孩子的净投入增大, 从而父母对孩子的需求下降; (2) 当孩子成本保持不变时, 家庭收入增加导致孩子效用减小, 使得原来孩子效用大于成本的比值关系变为互相抵消或成本超出效用的比值关系, 从而父母对孩子的需求也下降; (3) 当孩子成本随着家庭收入的上升而下降时, 孩子效用下降的速度大于该孩子成本下降的速度, 父母对孩子的需求还是下降。
贝克尔用消费者需求理论来进行生育率的经济分析。他认为孩子是“耐用消费品”, 把对孩子的需求分为孩子数量的需求和孩子质量的需求。生产孩子需要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贝克尔认为, 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有一种相对的代替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 父母在孩子数量和质量上所花的费用也会增加, 但其数量弹性小于质量弹性, 而且在一定条件下, 这种相对替代关系可以转化为绝对替代关系, 其转变机制主要是避孕知识变量的加入。有超额孩子的家庭减少了对其他商品的消费, 尤其是孩子的数量直接替代商品。
美国人口学家伊斯特林提出了生育率的供给和需求理论。伊斯特林认为直接影响孩子需求的内生因素是家庭收入、价格和偏好。孩子需求直接受家庭收入、市场商品和孩子价格制约。在其他条件都相同时, 孩子需求的数量可能随着家庭收入的变动而变动。一定质量的孩子体现了一定数量的时间和商品投入, 孩子的价格会受到投入的时间和商品的价格影响。如果投入抚养和教育孩子的时间和商品价格上升, 希望得到高质量孩子的父母会支付更大的成本, 一般而言, 家庭收入的上升意味着孩子成本中预期孩子数量和孩子质量提高。由于收入和价格的这种变化, 父母对孩子的偏好也会改变, 父母将更加倾向孩子的质量, 而对孩子数量的需求会减少。而对于孩子的供给而言, 可以理解为一种潜在供给, 它受自然生育率和婴儿存活率的影响。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对孩子的供给和需求也有较大影响, 因素包括:公管卫生和医疗技术的发明、正规学校教育的改革;城市化、新商品的引进、家庭计划方案的实施。
1.2 概念界定与理论假设
孩子的教育成本, 是指父母为了让孩子得到正规教育而支出的各种费用, 以及所父母花费的时间;既包括孩子的学费、杂费、宿舍住宿费、书本费等, 又包括父母为孩子教育而失去的闲暇时间和浪费的时间。
本文里, 我们将用两个指标来衡量孩子的教育成本, 即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就学率。平均受教育年限, 是某一时刻某一人群受教育年数之和与该人群总数之比, 用来解释某一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状况。就学率是指各类在校学生数与相应年龄应受教育人数之比, 常用来说明教育普及程度。而人口学一般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是15～64岁人口, 所以, 为了让研究结果更准确, 我们将计算已经达到劳动年龄人口在普查时年轻人的教育成本, 也就是普查时15～24岁人口的教育成本。
为了让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就学率这两大指标对于孩子的教育成本更具有说明性, 我们还将做出以下假设:第一, 每一单位受教育时间所需要的教育成本相同, 例如, 甲受教育10年, 乙受教育20年, 则乙是受教育成本是甲的2倍;第二, 在相同时间段, 每个人花费的教育成本是相同的, 可以这样理解, 2000年某地15岁就学人口为2万人, 16岁就学人口为1万人, 那么该地2000年15岁就学人口花费的教育成本是16岁在学人口的2倍。
我们的研究是要查看孩子教育成本变动对于生育决策的影响。这里, 我们选取了总和生育率这一指标来观察。总和生育率 (Total Fertility Rate) 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 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众所周知, 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受多重因素的影响, 包括社会发展程度、医疗卫生水平、政策限制、生育观念等等。而从孩子成本-效益角度分析, 总和生育率是人们在进行了孩子的成本和效益比较之后做出的生育决策的结果, 它同时受孩子的成本和孩子的效益影响;孩子的教育成本作为孩子的成本之一, 必然对总和生育率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 不能疏忽的是, 我们这里研究仅仅是孩子教育成本的变化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 研究略显片面, 所以不能因此否认其他因素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
1.3 数据来源及说明
研究中所使用数据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 (2) 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3) 。
在计算平均受教育年限时, 每种学制的受教育年限按以下计算:小学5.5年, 初中8.5年, 高中11.5年, 中专11.5年, 大学专科14.5年, 大学本科15.5年。另外,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增加了文盲、扫盲班和研究生, 分别按0年, 1年, 18.5年计。然而值得说明的是, 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的“大学本科”的实质含义是“大学本科及以上”, 这部分人计算人均受教育年限时全部按“15.5年”计算似乎有失公允, 但是考虑到1990年前后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实属少数, 所以笔者认为可以将这部分人暂时忽略。
对于城乡孩子的教育成本分析中, 由于未能找到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教育程度城乡数据, 故只对第五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教育进行了分析, 其中, 城镇数据来源于“全国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的6岁及6岁以上人口 (城市) ”数据和“全国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的6岁及6岁以上人口 (镇) ”数据的加总。
2 数据分析
总体上来说, 从1990年到2000年, 中国孩子的受教育成本上升。具体表现为, 1990年15～2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87年, 2000年15～2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8年, 增长15.37%;1990年15～24岁人口的就学率为94.28%, 2000年15～24岁人口的就学率为98.88%, 十年间就学率增长4.88%。
2.1 分性别孩子教育成本比较
由于中国几千年“重男轻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文化影响, 家庭中女孩的教育问题往往不被人们重视。表现在孩子的教育成本投入上, 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平均受教育年限上, 如图1所示, 无论是1990年还是2000年, 15～24岁人口中男孩的值均高于女孩, 男孩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8.0874年、9.1909年, 女孩分别为8.0874年、9.1909年, 其增长率均为13.64%。
就学率上, 如图2所示, 1990年男孩就学率为96.98%, 2000年为99.21%;1990年女孩就学率为91.45%, 2000年为98.53%。可以推算, 从1990年至2000年, 男孩的就学覆盖率扩大2.23%, 女孩的就学覆盖率扩大7.08%;分别增长了2.30%和7.74%。
由此可见, 由第四次人口普查到第5次人口普查的十年间, 分性别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率没有差别, 也就是说, 就时间而言, 十年来, 父母对男孩和女孩的平均教育成本投资的增长率没有差别。但是, 就代表教育普及程度的就学率而言, 十年内女孩的就学率增长了7.74%, 远远高于男孩, 可以理解为, 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愿意为女孩进行教育成本投入 (图1、图2) 。
2.2 年龄别孩子教育成本比较
从年龄别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看, 无论是1990年还是2000年, 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7岁或18岁处出现拐点, 原因是15岁、16岁人口大都处于在读期间, 难以计算出最终的受教育程度。但是从增长率可以看出, 16岁～21岁人口的平局受教育年限明显增高, 且程度大于其他人口,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 中专、高中、大专、大学本科教育得到了更好的普及, 家长更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可能的情况下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而21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程度不及16～21岁人口原因可能是研究生教育普及程度尚不及高中、大学本科的普及程度, 并且2000年距离国家实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仅有一年之久。
可以说, 10年的变化是家长更愿意为义务教育以上的高等教育进行教育成本投资。
分年龄被就学率在1990年和2000年均显示出了随这年龄增长就学率下降的趋势, 原因在于越到高等学历就读人数越少, 这一特点符合一般规律。而各年龄组就学率的增长程度处24岁组以外, 则显示出了随着年龄增大增长程度扩大的趋势。这再次证明了我们前面的结论, 接受义务教育以上学历的人员比例日益增大, 家长更愿意为义务教育以上的高等教育进行教育成本投资 (表2、图3、图4) 。
2.3 城乡孩子教育成本比较
我国城乡成二元经济结构, 这一特点也表现在了孩子的教育成本上:2000年普查数据显示, 城镇15～2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农村, 城镇15～24岁人口就学率高于城市;并且这规律体现在城乡分性别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就学率上。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农村家庭的父母不如城镇家庭的父母为孩子教育成本投资多。这既与农村对于教育的观念有关, 更与农村的教育资源有关。并非农村父母都不希望子女读书成才, 而是由于农村教育资源落后于城市, 基础教育差, 使得在农村孩子买入高等教育时难以与城市孩子竞争。表3中就学率“百分比差值”表现的更为明显, 随着年龄的上升, 城市就学率与农村就学率差异成增大趋势, 城市远远超过农村。可见, 越到高等教育, 农村孩子的机会越小、竞争力越低 (图5、图6、表3) 。
3 孩子教育成本与总和生育率
1990年代初, 全国性调查的数据都一致性表现出生育水平大幅度迅速下降 (陈胜利, 1996;于景元、袁建华, 1996;曾毅, 1996) , 后来的一些全国性调查乃至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出来的总和生育率 (TFR) 甚至低到了“似乎难以解释的极低水平 (郭志刚, 2000;张为民、崔红艳, 2002;于学军, 2002;丁峻峰, 2003) 。
郭志刚根据2000年普查数据重建的全国1990年代的总和生育率如下:1990年2.373, 1991年1.803, 1992年1.683, 1993年1.570, 1994年1, .466, 1995年1.479, 1996年1.362, 1997年1.308, 1998年1.309, 1999年1.233, 2000年1.232。 (郭志刚, 2004)
可以看到, 1990年代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迅速, 到2000年远远低于更替水平。笔者认为, 孩子教育成本的上升和总和生育的下降二者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一方面, 总和生育率下降诱导孩子教育成本上升。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了人们的生育决策, 根据贝克尔的孩子需求理论, 孩子的数量和质量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那么在限制了生育数量的情况下, 父母会通过提高孩子的质量来满足欲望, 而增加教育投资无疑是提高孩子质量的一种有效途径。
另一方面, 孩子教育成本上升导致总和生育率的下降。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正如莱宾斯坦所言, 观念的转化、人口城市化、家庭结构的变化、妇女受教育状况的改善、劳动力人口的流动等因素都会间接影响生育率下降而这些因素都可以通过影响教育成本来影响生育率。这些变化也正悄然发生在中国的1990年代, 观念的转化让中国人越来越重视教育的作用;人口城市化, 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孩子的教育成本增加;家庭结构由联合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 代际支持减少孩子教育成本完全落在父母身上……孩子教育成本增加的速度大于家庭收入增加的速度, 且大于孩子效用增加的速度, 父母对于孩子的需求下降, 影响生育决策, 对总和生育率下降产生影响。
4 讨论
4.1 孩子教育成本上升的其他表现
前文讨论的孩子的教育成本通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就学率”表现出来, 但笔者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衡量是片面的, 因为它只衡量了孩子教育成本的显性成本, 即每个人都要花费的时间, 和在这一时间内的平均金钱支出。
但是, 孩子的教育成本还存在隐性成本。幼儿园数量不足问题严重, 入园之前幼儿园对于孩子的各种考核日益增多, 并且家长为了让孩子进入好的幼儿园还要交高额的赞助费。“小升初”、“中考”、“高考”的战争日益剧烈, 各种课外辅导大行其道, 既增加孩子的学习时间, 有增加家长的金钱支出, 并且家长为了陪孩子上辅导班而花费的机会成本更是难以计算。大学阶段, 各种“证书”的考试、为获取各种证书而上的学习班再次增加了教育成本。孩子教育成本中的隐性成本价格越来越高昂。
4.2 孩子教育成本上升的原因
(1) 家庭收入:经济的突飞猛进带来的是人均收入的增长, 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越高, 投入到孩子质量上的费用也就越多, 每个孩子的质量也就越高。由于父母从高质量孩子身上得到的效用大于低质量的孩子, 所以父母更愿意在孩子的教育、培训上花费更多的投入提高孩子的质量。
(2) 孩子的质量偏好:贝克尔认为, 父母的偏好总是指向高质量的孩子, 即父母宁愿选择数量少的高质量孩子, 也不愿意选择数量多的低质量的孩子。所以为了获取高质量的孩子, 必须加大教育投入。
(3) 政策与观念: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了生育数量的选择, 同时生育观念的转变使得人们不再愿意多生, 所以, 父母用提高孩子的质量来弥补数量的不足。
(4) 教育成本本身的升值:由于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 近年来教育的隐性成本不断增加。
4.3 孩子教育成本何去何从
孩子的教育成本不断增加意味着这个社会对教育的重视, 和人才的产出;但是, 笔者认为教育成本无限增加并非是百利无一害的好事, 这涉及到两个问题。
第一, 教育显性成本无限增加的后果是整个社会受教育水平普遍过高, 导致劳动力的“奢侈使用”, 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使用着大量的高端人才。无疑这是对教育投入的一种浪费。
第二, 教育隐性资本的增加使教育失去意义。赞助费是上学成为“财力”的竞争而非“才力”;辅导班让学生失去独立自主学习的能力与年轻人该有的活力;奔波于各种证书的考取使得教育成了形式。
所以, 如何使孩子的教育成本的效益最大化还值得我们思考。
摘要：1990年至2000年十年间, 中国孩子的教育成本有着怎样的变化, 这些变化和生育率有着怎样的关系?本文将第四次人口普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探求十年间我国孩子教育成本的变化, 从而基于孩子成本-收益理论分析这一成本的变化的原因和对于生育决策的影响。
关键词：孩子成本-收益理论,平均受教育年限,就学率,教育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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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决策论文范文第3篇
(1) 项目建设规模的确定, 项目规模合理化的制约因素包括市场因素、技术因素、环境因素。
(2) 建设地区及建设地点 (厂址) 的选择。
(3) 技术方案的选择, 其基本原则是:先进适用、安全可靠、经济合理。
(4) 设备方案的选择, 运用其寿命周期成本分析。
(5) 工程方案的选择, 在已选定项目建设规模、技术方案和设备方案的基础上, 研究论证主要建筑物、构筑物的建造方案。
(6) 环境保护措施的方案。
工程寿命周期成本分析是决策选择的有效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设置购买资产的阶段要支出设置费, 然后在这项资产报废前的使用过程中, 还需支付包括运行费和维修费在内的维修费。人们总习惯于把资产的设置费和维持费分别加以管理。运用工程寿命周期成本分析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综合分析, 尽可能使两者的总和达到最低, 从而选择出一个合理、经济的最佳方案。对于寿命周期成本的估算, 必须尽可能地在系统开发的初期进行。
1 工程寿命周期成本的组成
工程寿命周期是指工程产品从研究开发、设计、建造、使用直到报废所经历的全部时间。工程寿命周期成本不仅包括经济意义上的成本, 还包括环境成本、社会成本。
工程寿命周期经济成本是指工程项目从项目构思到项目建成投入使用直到工程寿命终结全过程所发生的一切可直接体现为资金耗费的投入的总和。
工程寿命周期环境成本是指工程产品系列在其全寿命周期内对环境的潜在和显在的不利影响。
工程寿命周期社会成本是指工程产品从项目构思, 产品建成投入使用直到报废不堪再用全过程中对社会的不利影响。
一般在实际应用中仍主要考虑项目寿命周期的经济成本。
总之, 工程寿命周期成本是工程设计、开发、建造、使用、维修和报废等过程中发生的费用, 也即该项工程在其确定的寿命周期内或在预定的有效期内所需支付的研究开发费、制造安装费、运行维修费、报废回收费等费用的总和。一般由设置费和维持费两部分组成。
2 工程寿命周期成本的评价方法
寿命周期成本分析是指从各可行方案中筛选出最佳方案。把设置费和维持费合起来作为寿命周期成本进行综合管理。
常用的寿命周期成本分析方法是费用效率 (CE) 法。
CE为工程系统效率 (SE) 与寿命周期成本 (ICC) 的比值。
ICC为设置费 (IC) 和维持费 (SC) 之和。
工程系统效率 (SE) 是投入寿命周期成本后所取得的效果或者说明任务完成到什么程度的指标。由于系统的目的不同, 输出系统效率的具体表现方式也有所不同。它可以用完成任务的数目、年平均产量、利用率、可靠性、维修性等来表示, 也可以用销售额、附加价值、利润、产值来表示。
工程寿命周期成本 (LCC) 是工程设计、开发、建造、使用、维修和保费等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即设置费和维持费的合计额, 也就是系统在寿命周期内的总费用。
设置费 (IC) 可以是研究开发费、设计费、制造费、安装费、试运行费。即建设成本包括工程竣工验收前发生的所有成本费用 (建造成本、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预备费、建设期利息等) 。
维持费 (SC) 可以是运行费、维修费、后勤支援费、报废等费用。即使用成本包括工程竣工验收之后发生的成本费用 (运行费用、维修养护费用、管理费用、改造费用、拆除成本等) 。
工程寿命周期成本分析方法从追求寿命周期成本最低立场出发, 首先将设置费和维持费两者进行权衡, 以便确定研究的侧重点, 从而使总费用更为经济;其次再从寿命周期成本和系统效率的关系这个角度进行研究。
3工程寿命周期成本的应用实例
如某铁路设施项目备选方案为沿陆地路线与穿隧道路线两种方案。两条路线设计平均车速都提高了50km/h, 月流量为7000辆, 两方案寿命期均为30年, 基准收益率设为8%。沿陆地路线方案初始投资为500万元, 穿隧道路线方案初始投资为630万元 (表1) 。
2.1 方案1:沿陆地路线方案
(1) 系统效率
(1) 时间费用节约=7000×365×30/50×2.4÷10000=367.92 (万元/年) 。
(2) 运输费用节约=7000×365×30×0.088÷10000=674.52 (万元/年) 。
(3) 则SE=367.92+674.52=1042.44 (万元/年) 。
(2) 寿命周期成本 (LCC) 项目。
(1) IC=500 (A/P, 8%, 30) =20.52 (万元) 。
(2) SC=0.2×20+[85 (P/F, 8%, 10) +85 (P/F, 8%, 20) ] (A/P, 8%, 30) =14.12 (万元) 。
(3) 则LCC=IC+SC=20.52+14.12=34.64 (万元) 。
(3) 计算费用效率 (CE) 。
(1) CE=SE/LCC=SE/ (IC+SC) =1042.4 4/3 4.6 4=3 0.0 9。
2.2 方案2:穿隧道路线方案
(1) 系统效率 (SE) 。
(1) 时间费用节约=7000×365×25/50×2.4÷10000=306.6 (万元/年) 。
(2) 运输费用节约=7000×365×25×0.1027÷10000=656 (万元/年) 。
(3) 则SE=306.6+656=962.6 (万元/年) 。
(2) 寿命周期成本 (LCC) 项目。
(1) IC=630 (A/P, 8%, 30) =55.96 (万元) 。
(2) SC=0.35×25+[65 (P/F, 8%, 10) +65 (P/F, 8%, 20) ] (A/P, 8%, 30) =12.66 (万元) 。
(3) 则LCC=IC+SC=55.96+12.66=68.62 (万元) 。
(3) 计算费用效率 (CE) 。
2.3结论
比较两方案的费用效率 (CE) , 30.09>14.02, 则应选择沿陆地路线。
4 在项目决策中应用工程寿命周期成本分析的意义。
项目决策的正确意味着对项目建设做出科学的决断, 优选出最佳投资行动方案, 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这样才能合理地估计和计算工程造价, 并且在实施最优投资方案过程中, 有效地控制工程造价。工程造价的计价与控制贯穿于项目建设全过程, 但决策阶段各项技术经济决策, 对该项目的工程造价有重大影响。据统计, 在项目建设各阶段中, 投资决策阶段影响工程造价的程度最高, 达到70%～90%。因此, 决策阶段是决定工程造价的计价与控制的基础阶段, 直接影响着决策阶段之后的各个建设阶段工程造价的计价与控制是否科学、合理。
众所周知, 工程产品的功能在决策阶段就基本确定, 对其寿命周期成本影响最大的阶段也在决策及设计阶段, 因此, 决策及设计阶段也就成为工程产品成本可能节约和潜在最大的阶段, 是工程产品成本控制的重要阶段。可见, 做好决策及设计阶段的寿命周期成本分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 寿命周期成本分析的实际应用还会给人们带来观念上的变化。
(1) 建立系统效率的观念。在实践中, 人们往往只注重工程局部或者设备单机效率的高低, 忽视系统效率的高低。寿命周期成本分析要求建立系统效率的观点, 将设备或工程集成相互匹配、相互制约的系统。
(2) 建立寿命周期成本的观念。在设计阶段, 采用技术措施和新技术往往会带来初始投资的提高。所增加的初始投资如能在短时间内回收, 则在寿命周期余下时间内所节省的运行费成为收益, 从而可大大降低年均寿命周期成本。
(3) 建立能量效率的观念。在保证用户舒适健康和效率的前提下, 提高能源的使用标准, 而不增加能耗, 就意味着可以少建电厂、减少大气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量。
摘要：正确决策是合理确定与控制工程造价的前提, 工程寿命周期成本分析是决策选择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工程项目决策,工程寿命周期成本,系统效率,设置费,维持费
参考文献
成本决策论文范文第4篇
一、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概述
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的是在企业经营和运作中, 为了能够更好地规划企业管理工作而采取的一种风险管理模式。由于在企业风险管理工作实施中, 对于税务管理具有独特的要求。只有科学的整合企业税务风险管理, 这样才能保障在风险管理工作实施中, 有效地为企业发展工作规划提供保障。由于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与企业管理工作规划之间具有明显关联, 要想提升企业税务风险管理质量, 就需要以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实施为基础, 科学的整合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机制。保障在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机制的建设中, 能够为整个企业风险管理工作规划奠定基础, 细化企业风险管理职能。由于税务风险管理与企业管理具有重要关联, 要想提升企业税务风险管理质量, 就需要按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实施中的要求, 对每项税务成本做出规划, 科学的规划税务成本管理方式。确保在税务成本的规划和管理中, 能够展示出现有企业税务管理特色, 提升企业税务管理效率。
二、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成本组成
(一) 预防成本
预防成本指的是在现有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实施中, 为了满足企业税务管理工作实施而建立的一种成本管理方式。在该种成本管理方式的应用和实施中, 注重的是对企业成本管理工作规划和实施的预防管理方式调整。这样才能保障在相关成本管理工作实施中, 有效地为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实施奠定基础。一般情况下, 在预防成本的管理和实施中以目标管理为基础, 通过目标管理工作规划和实施展示出现有企业税务管理特色, 为企业税务管理工作规划和实施的综合性发展奠定基础。同时按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成本构成中的要求, 对现有成本构成中的体系建设和风险评估工作做出优化改进。
(二) 纠正成本
纠正成本也是在现有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实施中应该重点完善的一项成本管理内容, 由于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对企业税务管理工作规划方式不同, 使得企业税务风险管理质量受到了阻碍。要想更好地为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实施提供保障, 就需要以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为前提, 科学的整合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成本。按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成本构成中的要求, 在对纠正成本的处理中, 需要对其成本处理工作实施做出科学的对比, 这样才能确保在成本管理工作实施中能够更加有效地为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实施奠定基础。例如, 在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开展中, 建立专门的税务风险管理体系, 确保在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和实施中, 能够对存在着风险因素的成本做出纠正, 减少成本误差, 为成本管理工作实施奠定基础。
(三) 惩治成本
惩治成本指的是在现有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实施中, 为了能够更好地展示出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而采取的一种税务风险管理形式。由于在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实施中, 对于风险管理工作实施的控制力度不同, 所以造成了税务风险管理危害出现。针对于此, 为了能够更好地展示出企业税务风险管理质量, 需要按照其税务风险管理工作成本构成中的要求, 将惩治成本做出科学的管理, 这样才能保障在惩治成本的构成和管理中, 有效地为企业税务成本管理奠定了基础, 满足了企业税务风险管理需求。而惩治成本的应用就是对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体系优化, 减少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差错, 对存在违规成分的成本管理做出补偿。
(四) 损失成本
损失成本顾名思义就是在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实施中, 为了提升企业税务风险管理质量而采取的一种新型成本构成方式。在现有成本构成管理工作实施中, 作为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人员, 为了能够更好地规划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需要对其风险管理工作实施中的风险损失成本做出承担。也就是在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实施中, 由于对于税务风险管理中的成本划分方式存在着差异, 以至于其整个成本构成和管理体系出现了偏差。要想更好的为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实施提供指导, 就需要强化税务风险中的损失成本管理能力。作为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人员, 需要结合税务风险管理工作规划中的要求, 将相关管理体系细化, 科学的评估税务风险中的损失成本, 以此为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实施提供保障。
三、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对策
(一) 科学规划成本控制
在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实施中, 为了能够更好地展示出企业税务风险管理质量, 需要建立成本控制体系, 以成本控制体系建设为基础。对整个税务风险管理工作体系建设, 并且按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开展中的要求, 对成本控制方式做出调整。这样才能保障在成本控制方式的调整中, 有效地为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实施奠定基础。例如, 按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开展中的要求, 对构成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要素分析, 细化每项风险管理要素。对于已经发现的税务风险, 及时的做出整改, 并且建立防范体系, 确保在未来企业发展建设中, 不会出现类似风险。
(二) 以利益机制为主, 科学规避风险
在当前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开展中, 由于税务风险管理的形式出现了差异, 使得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中对于风险管理机制的建设还存在着偏差。为了能够更好地展示出企业税务风险管理质量, 需要对其风险管理工作实施中的利益机制建设工作分析, 并且对风险规避方式做出调整。这样才能保障在风险规避以及利益机制的建设工作实施中, 有效地为企业税务管理工作实施提供保障。例如, 在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开展中, 建立三维风险管理规避机制。以多重保障为基础, 科学的识别税务风险, 进而保障在税务风险的识别和管理中, 能够提升企业税务管理质量。
结语
综上所述, 在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开展中, 为了能够更好地开展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 需要按照其风险管理工作实施中的要求, 对整个风险管理体系优化。并且结合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中的要求, 细化风险管理机制, 这样才能保障在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机制的建设中, 有效地按照税务风险管理工作规划, 展示出现有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特色。通过本文的研究和分析后, 将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成本组成归纳为预防成本、纠正成本、惩治成本和损失成本四项。而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对策则主要体现在科学规划成本控制和以利益机制为主, 科学规避风险两点。只有明确了相关风险管理因素, 然后采取应对措施, 进而保障在对策实施中, 能够为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实施提供指导。
摘要：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作为企业税务管理工作实施中较为重要的一项管理工作, 在现有企业税务管理工作开展中, 要想更好地为企业税务管理工作实施提供指导, 就需要在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实施中, 细化相关管理工作。确保在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实施和引导中, 能够提升企业税务风险管理质量。鉴于此, 本文针对浅析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及成本的解析与决策进行了研究, 旨在本文研究帮助下, 能够为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实施提供参考。
关键词：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成本解析,管理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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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决策论文范文第5篇
何为决策？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比较通常的看法认为，所谓决策，就是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的目的，制订不同的行动方案，并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从若干个可行性方案中选择一个满意方案的分析判断过程。法规、政策、发展战略、体制结构、系统目标、规划、计划、调度、命令等等都属于决策的范畴。从主体客体关系的角度来看，决策是一个特定的主体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路径，通过调查研究等各种方式，对特定的客体提出策略、方法、措施并作出决定的活动。
按照我国宪法规定的政体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包括作为其常设机关的人大常委会）是我们的国家权力机关。因而人大决策可以理解为国家权力机关对某一议题或者问题依法履行职权，提出审议意见和建议、作出决定决议的行为。也就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从发现问题、征集和确定议题、确定评价标准、制订工作方案、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形成审议意见乃至作出决定、决议的过程。
有学者认为：我国权力运行的模式是党委决策、人大决定、政府执行。尽管只是一字之差。这一认识是不全面的。笔者认为，人大决策与人大决定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我国宪法和法律对我国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作了明确规定。如宪法第一百零四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简称“人大决定权”。宪法和法律还规定了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作为全国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各项职权。在实践中，这些职权被很多学者和人大工作者概括为四项基本职权，即立法权、决定权、监督权和任免权。而在人大“四权”中，决定权作为最能够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性质的职权，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也决定了人大决策和智库建设的重要意义。
本文将重点研究人大决策行为及其特征，也就是研究人大是如何决策、按照什么样的原则、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和方式来决策？如何保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不断提高决策的质量和实效？又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保证人大作出的决策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在此基础上，结合新形势下如何加强人大智库建设，服务人大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出几点肤浅的建议。
一、人大决策的特点
1.人大决策是国家权力机关的决策行为。由于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决策主体的特殊性，人大决策也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政体形式，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国家权力机关，这就决定了其决策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决策，体现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体性质。因而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须成为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主渠道，成为利益相关方充分博弈、取得共识的舞台[1]。人大决策的目的就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人大决策的本质。
2.人大决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基本原则。人大决策是国家权力机关的决策行为，是其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能、作出国家决策的行为。保证科学、民主决策是人大决策最为本质的要求。为此，人大决策必须遵循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基本原则。一是要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成国家意志；二是要反映人民群众意志，保证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决策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是要保证制定的法律法规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四是要保证各级政府依法行政、各级司法机关公正司法，从而维护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3.人大决策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因而，民主集中制也就成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织原则和工作原则，它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人大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人大决策只有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指导，才能有效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内在优势，才能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独特作用，深入了解民情，广泛集中民智，使人大决策建立在扎实的民意基础之上。当然我们决不能简单地将人大决策理解为“一人一票”，人大常委会党组在人大决策中必须起到极其重要的引导、支持和保证的作用。重要的立法和立法中的重要问题、重要的审议意见等都应该通过一定的程序，认真研究后形成决策。
二、当前人大决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推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与时俱进的成效，人大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各项决策机制不断完善。
比如在立法决策方面，据笔者了解，全国人大系统已经普遍建立起了五年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和法规草案征询民意、法规立项论证以及人大代表参与法规审议等立法工作机制。北京市及其他很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还建立了法制建设顾问制度、法规预案研究工作机制、委托第三方起草法规专家建议稿、在政协开展立法协商以及对现行有效法规的立法后评估等机制；在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方面，不少省、市探索建立起了重大项目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协商确认机制，同时还制定了相应的程序保障机制；北京市自2015年始，还建立了重大事项议题计划等制度。在监督工作方面，一些省市建立了预算顾问制度，成立预算代表专业小组、扩大代表对预算工作的广泛参与等等。这些做法极大地促进了人大及其常委会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高了决策的质量和实效。
与此同时，加强人大决策研究工作也越来越成为人大理论研究者和人大工作者的共识。人大决策支持体系建设不断加强，全国人大成立了“中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省级人大普遍建立了“人大制度研究会”或者“人大工作研究会”。各级人大常委会都注重加强了学习、调研、信息等基础性工作，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决策越来越民主化，越来越注重建立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随着网络技术和微博、微信、移动终端等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人大决策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也越来越丰富和多样。以北京市人大为例，除了传统手段外，近些年来，常委会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通过门户网站和相关网站进行网络发布、委托相关机构进行电话调查、进行微信公众号推送、利用手机客户端反馈等方法，并借助社会上的专业调查机构和统计机构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为人大决策提供了全面的信息支持。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人大决策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1.人大决策的质量和实效需要提高。从大的形势背景看，我们的国家决策还未完全纳入法治轨道。科学决策也是一个由“人治”决策到“法治”决策的发展过程。宪法和法律赋予了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十分广泛的职权，但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在现实生活中还没有能够完全落实到位。突出表现在：一些需要由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决策的事项，很多都没有提交到人大进行决策；即使由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决策的事项，更多的是在走法律程序，决策的形式意义大于决策的内容。突出表现在审议意见书的质量不高，审议意见得不到有效的落实。由于缺乏对审议意见的跟踪反馈、问责的工作程序设计，有些时候，人大及其常委会形成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但在实际工作中得不到充分有效的落实。
2.人大决策的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是调查研究工作存在不深、不透、不够的问题，社情民意的汇集和表达机制也不够畅通，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严重；二是人大代表的参与不够，代表密切联系群众，扩大代表对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工作的参与等机制还不科学规范；三是常委会党组和专门委员会在议题的决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发挥不够；四是缺乏对不适当的决策建议的评估和追究机制。
3.人大决策的方法和手段相对传统和落后。目前，由于认识、力量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人大决策对传统的方法和手段还比较依赖，不太善于运用网络、移动APP等新技术手段汇集民意、征求意见；对于利用专业社会调查机构开展调研，乃至运用大数据进行挖掘、分析还不普遍。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调研、信息等基础工作水平有待提高。
4.人大决策的智库建设严重滞后。人大决策研究是一门科学，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但由于过去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视不够，对决策研究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限，因而对于其支持体系的人大智库的建设和发展比较缓慢。从实际工作中看，人大决策研究的力量明显不足。比如在人大系统内部，决策研究主要依靠的是研究室，其他部门研究资源和力量缺乏整合。而社会上专门从事人大决策研究的机构更是凤毛麟角，“智库”建设比较滞后。
三、人大决策需要智库支持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4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中央下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全国人大要加强智库建设，开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理论研究[2]。
2014年1月7日，中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成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成立大会讲话中指出：我们成立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就是要搭建一个平台，组织人大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总结我国人大制度的发展经验，研讨人大制度理论和实践问题，探索人大制度的特点和人大工作的规律，增强人大工作的思想性、原则性、系统性、前瞻性，为做好新时期的人大工作建言献策[3]。
中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在章程中明确其主要职责是，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完善提供决策支持和咨询服务。事实上，多年来，各地方人大在研究会的工作和建设中，经过不断摸索，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和经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策工作应该也必须更好地发挥人大智库的作用，人大智库必然成为提高人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的重要支撑力量。人大智库服务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作用和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提供理论支持。作为人大智库重要组成部分的研究会，它既不是科研院所那样的纯学术机构，也不是政策研究室，因而它既不以纯学理研究为主旨，也不以实际工作的决策方案研究为要务，而是定位于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应用对策研究。在选题上既紧密结合人大及其常委会当年的主要议题和重点工作，又在前瞻性、理论性、基础性上与专门委员会和各工作机构的工作研究有所错位，研究结果直接为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提供服务。可以说，研究会的研究工作和成果在服务人大决策上有其独特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2.为人大常委会及其机关的自身建设提供智力支持。首先体现在推进人大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政治建设上。以全国人大为例，自研究会成立以来，先后有胡康生等3位同志分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集体学习作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历程》等专题讲座。地方人大研究会的理事和专家成为党组中心组学习、常委会组成人员培训班、代表履职学习班等各类学习培训活动的主要师资。常委会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区人大常委会中的理事积极参与研究会的课题研究，既开拓了视野，也锻炼了队伍，增长了知识和能力。
3.为密切全国人大、省市和区县、乡镇人大之间的联系提供重要平台。由于代议制性质所决定，不同层级的人大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垂直领导关系，因而其间的联系就有不够紧密的地方。但是研究会的成立，就为不同层级人大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平台。比如，近两年来，中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围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全面依法治国等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既传达学习了中央的精神，也形成了一批有高度、有深度、有力度的研究论文，有力地促进了人大系统的交流。大家普遍反映这个做法很有效、很解渴。
四、北京市人大智库建设的实践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成立于2004年5月24日，至今已近12年了。研究会围绕市人大常委会中心工作和重要议题开展了242项课题研究，出版著作31部，发挥了重要的智力支持作用。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决策和工作支持体系中，研究会和法制建设顾问、预算监督顾问一起，构成了人大常委会的三个决策支持体系。中共北京市委制定的首都新型智库建设实施办法已明确把北京市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作为重要的地方智库来建设。那么，北京市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又是如何发挥人大智库的作用，服务于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
1.完善两个组织运作体系。市人大常委会几届主要领导对研究会的建设与工作都给予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明确要求：研究会工作要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统筹衔接，紧密结合；在组织机构设置上，要为实现工作的统筹衔接提供保障；还要注重研究工作的针对性，不断增强工作实效。
研究会的运作主要靠两个体系，即领导支持体系和学术支持体系。前者主要是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厅办室一把手、16位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都进入常务理事，构成研究会的领导支持体系。后者主要是建立包括人大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在内的、由中央和地方相关研究单位参加的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术研究工作的具体运作。与此同时，在机构设置上，研究会秘书处设在常委会研究室理论处，一班人马两块牌子，财务则由常委会办公厅统一管理，既方便了工作的沟通与衔接，也降低了行政成本。
这两个体系的建立，搭建了一个人大研究比较广阔的平台，有效实现了人大领导同志、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结合，也实现了几级人大之间、人大与党政法检各方面之间的研究力量的整合，这就使得人大研究具有了其他研究不一定具备的某种优势。同时，我们还聘请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和研究室的多位老领导作为我们研究会的顾问，这就既实现了与全国人大系统的某种联系与沟通，而且也使我们得到了开展研究工作的得力指导[4]。
2.找准研究的切入点和重点。要想有效发挥研究会作用，增强研究实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在选准课题上下工夫。为此，研究会的课题必须紧密结合全市工作大局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中心工作来确定。如2010年研究会提出要围绕四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如何发挥人大制度的作用；二是如何使人民群众的意愿在人大制度内得到表达，并有序进入党和国家的决策之中；三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如何做好地方立法工作；四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区县、乡镇如何发挥作用。这些都是当年的大问题、新问题。再如， 2014年研究会提出：要研究运用法治思维和改革精神改进地方立法工作问题，人大监督的民主性和有效性问题，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问题，增强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的代表性问题。这几个问题既是当时中央提出的重要要求，也是常委会领导正在思考的将要付诸实践的重大问题[5]。
总之，研究会的研究工作必须紧密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围绕人大及其常委会正在开展或者将要开展的重要工作，围绕人大工作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来确定研究方向和课题项目。至于如何对待一些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我们坚持人大理论研究不能回避矛盾，要直面问题，把握动态，了解和关注这些热点、难点、疑点和焦点问题。对于有些涉及敏感问题的话题，常常说不明、说不透、说不深，与其这样，还不如不去讨论它。还有一些焦点问题，注意探讨的火候与分寸，不图一时之痛快，拿不准的问题宁可等一等看一看，比冒冒失失要好。
3.把调查研究作为必经的工作程序。选好研究课题只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而更为重要的是要做好调查研究，这是做好研究工作的基本功。比如，从2010～2011年开始，研究会对于人大制度在北京市乡镇的实践进行了长达两年之久的研究，这次调查研究的成果被大量吸收进了第三次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的文件中，并且还出版了《北京乡镇人大建设》一书，成为培训乡镇人大干部的教材。2013年，又对人大制度在区县的实践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专题调查报告，并以这次调研成果为基础，形成了2014年秋天在中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县乡人大工作研讨会上的发言材料。
4.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为广泛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会积极开展学术研讨和交流。除了研究会自身每年要组织两次学术研讨活动外，2014年又与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合作，搭建了“民主与法治学术交流研讨会”平台，并与市委党校合作开展北京市领导干部民主法治教育培训工作。2015年6月，“民主法治讲座进课堂”的首场报告会，我们邀请了中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副理事长杨景宇同志主讲《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校学员以及部分市和区县委党校同志、市人大常委会部分机关干部等320多人聆听了报告，效果非常好。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杜德印主任等领导作出批示，提出要继续办好的要求。12月9日，我们又邀请中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春生就立法法和地方立法工作做了专题报告。探索基层民主法治案例教学点建设。与市委党校共同调研，把朝阳区社区代表联络站、石景山区街道代表之家等设为党校案例教学点，使党校学员在基层案例教学中强化民主意识和法治思维。同时，民主法治教程的合作编写工作已经展开。
总之，几年来北京市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的工作实践充分表明，人大智库建设能够有力推动对人大制度理论和实践认识的深化，促进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与建设，有效提高人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五、几点思考
1.以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为核心，完善人大决策机制建设。人大决策是国家权力机关的履职行为，其目的就是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完善人大决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必须以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为核心，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决克服人大决策中形式化、程序化的弊端，不断提高人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决策的过程首先体现在议题的设定上，要完善议题征集和确定机制，处理好人大工作支持、推动和保障改革的关系，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展决策，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其次，要以扩大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有序、广泛、有效参与为目标，建立代表密切联系群众、民意汇集表达的有关机制。第三，要加强调查研究，将调查研究作为人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和工作环节，提高决策信息质量，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大决策过程的透明度。第四，要探索建立决策评估机制和决策绩效考核机制，推动好的审议意见、决定决议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落实。
2.强化人大决策的基础性工作，努力夯实人大决策的根基。首先是要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入手，保证其来源的全面性和广泛性。为此在方法手段上，要更多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借助第三方评估、社会统计调查机构等单位，客观、真实、全面、公正地获取信息。要强化人大决策研究工作，将决策研究作为人大决策必需的前置环节，纳入制度化轨道。在决策研究的内容方面，要围绕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策行为，加强调查研究，逐步形成多由工作对策研究、应用理论研究，以及学术理论研究等不同层次构成的决策咨询研究体系。
3.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加快推进人大智库建设。人大智库建设必须始终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同时，还要把握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特别是民主政治发展进程，坚持从实际出发，使智库建设适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要求和人大工作的实际需要。要强化人大智库服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功能，首要的是要突出人大智库服务人大及其常委会决策的功能，促进人大决策质量和实效的提高。同时，要根据新形势的需要，不断拓宽人大智库服务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空间。比如在扩大学术交流、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讲好人大故事、加强人大话语权建设等方面，人大智库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1]参见李正斌：《人大决策研究工作浅析》，载《北京人大》2015年第9期
[2]参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3]参见《加强人大制度理论研究 推动人大制度与时俱进》， 载《中国人大》杂志2014年第2期。
[4][5]参见席文启：《第二届人大研究会以来的回顾》， 载《北京人大》2015年第4期。
（作者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北京市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