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价值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齐家玉器文化是齐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玉器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通过解读甘肃省会宁县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半成品琮形器，探讨了齐家玉器的来源、材质、制作工艺和用玉观念。
［关键词］齐家文化；玉器；琮形器；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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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玉石文化源远流长，拥有上万年的历史发展轨迹，至今仍有着无限的生命力。玉石打磨、雕琢成玉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兴隆洼文化。玉石文化的发生、发展、演变贯穿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始终，并对我国社会的政治、礼仪、信仰、宗教、审美情趣等都有很大影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玉器研究是继传统金石学、现代考古学、地质学和矿物分类学之后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华文明起始阶段的重要历史信息。
在玉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齐家文化玉器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齐家文化是黄河上游地区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公元前2000～1900年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原始氏族公社解体和华夏文明诞生之间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存之一。1924年，因在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首次发现而得名。齐家文化分布地域广泛，以甘肃中西部、青海东部以及宁夏西南部为中心。东起泾水、渭河流域，西至湟水流域、青海湖畔，南达白龙江流域，北入内蒙古阿拉善右旗附近。地跨甘、青、宁、陕、蒙五省区，南北600余公里，东西1000余公里，至今共发现遗址350多处，已发掘的墓葬有5000多座，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有大型、特大型玉器出土。
齐家玉器在古玉石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甘肃境内的齐家玉器非常丰富，尤其是地处甘肃省中部的会宁县，因该县博物馆所藏玉器丰富而有特色，成为齐家玉器课题研究项目组重点考察之地。会宁县博物馆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军长征途中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旧址内，成立于1990年，是全国县级重点博物馆。馆内藏有石器、玉器、陶器、青铜器、书画、拓片等1万多件文物。其中，新石器时代的玉石器是该馆最富有特色的藏品之一，这里有一件半成品琮形器，其外形、材质以及蕴藏的历史信息，格外引人注目。
一、对半成品琮形器的解读
琮，始见于《周礼》，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礼器之一，它与玉壁、玉圭、玉璋、玉琥、玉璜共称为“六瑞”。它的基本形制是一个方柱体的外轮廓和圆柱形的内轮廓的结合，圆柱中空，一般圆柱的内轮廓高于立方体的外轮廓，高出的这一部分就是射台。这件琮形器为会宁县丁沟阳洼山遗址出土，被当地老乡收藏，后被征集到会宁县博物馆。琮体高22.8～23.2厘米，底端切面长9厘米、宽7厘米，上端切面长5厘米、宽3厘米，底端切面的圆孔内径5～5.2厘米。离底端切面4厘米处有一平行切痕，切痕深度1厘米左右。整体轮廓外方内圆，呈不规则长方体，体一端大，一端稍小，像是一件玉琮的雏形。器身较大的一头有一横向切痕，只切割了1厘米左右的深度就放弃了。至于这条切痕为什么没有切割完整，笔者有两点推断：第一，有可能古人是想在这个位置切出琮体的射台；第二，古人想从这块整体大玉料上裁切一部分下来，再做一个矮体短射的琮。切痕的切面内侧有平行直线截割痕迹，经分析，这个平行直线截割切痕是古人利用兽皮条或木竹片，在要裁切的地方加水蘸解玉砂，不断来回拉动兽皮或木竹片来切割器体而形成的。解玉砂是古代琢制玉器用的矿砂，是由采集来的天然刚玉砂也可称为天然金刚石（结晶氧化铝）和石榴石矿砂，经捣制筛选制成。解玉砂的莫氏硬度为8～9，一般都高于要裁割的玉料，玉料的裁割工作正是通过解玉砂的高硬度与玉石的摩擦力完成的。琮形器圆孔上大下小，为两面对钻而成，这种对钻方法通常是在钻距较长的器物上采用，齐家文化早期高体玉琮的圆孔大部分都是对钻而成。对钻不好掌握中心点，定位容易偏差，借助水和解玉砂的力量，用拉弓钻孔的机械原理，使竹筒等材料往复运动，钻出玉琮芯。这就是史前时代延用的对钻制玉方法。这件半成品琮形器表面通体无光泽，触摸琮形器圆孔内壁，可感觉到有旋转的螺旋痕迹，并可摸到对接处错位的楞台痕。可以断定它没有经过打磨，或者是还没有进行到打磨阶段，符合齐家文化早期琮器对钻制玉的方法。
古代玉器的制作工艺，源于制作石器，把玉石加工成玉器有一套复杂的技术程序，首先要准备好原料，其次要经过切割、琢磨、抛光等一系列制作工艺过程，最后才能制作出精美的玉器作品。这套制玉技术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并一直延续到清代晚期。新石器时代的玉器是我国古代玉器及玉文化的发端，也是古代制玉技术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齐家文化的先民在长期玉器制作的实践中，探索和总结出了齐家文化玉器的制作技术和工艺经验，其制作工艺大致可分为选材、切割、钻孔、琢磨、抛光等。从器的表面和材质来说，会宁县博物馆这件琮形器与调查中的其他齐家玉器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是这件琮形器表面有石纹，且石纹是围绕着同一个同心圆有序排列起来的纹路，类似于人的指纹。石纹的颜色呈现白、粉、灰三色，这三种颜色的交替呈现，使得石料纹路更加清晰。而这种白色、粉色和灰粉色三种相间排列的颜色组合体，正是带状玛瑙的最大特点；二是这件琮形器莫氏硬度为6.7，在玛瑙硬度6.5～7范围之内。因此，通过这“一察一测”，可以充分判定会宁县博物馆这件琮形器的材质就是玛瑙。
玛瑙是石英的一个变种，它与火山活动有密切关系，当地下岩浆在地质作用的影响下冲破表层、喷涌而出时，由于温度和压力的骤降，岩浆迅速冷却凝固，同时析出温度较高的含有大量二氧化硅的水溶液，然后沿着周围岩石的缝隙和空洞流动填充，并继续冷却凝固，最终形成玛瑙。我国用玛瑙做饰品如同软玉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几乎各省区都产玛瑙，主要产地有云南、辽宁、内蒙古、黑龙江、江西、宁夏、山东、新疆等省、自治区。玛瑙广泛的产地给我们研究出土物的原料来源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为先民创造了“就近地区取材”的有利条件。这件琮形器出自紧邻宁夏的甘肃省会宁县，为研究其取材找到了源头。
甘肃本地玉石矿藏在史前就已经开采，从近几年开展的“河西走廊冶金遗址调查研究项目”中发现的玉矿遗址及玉石制造场所来看，齐家文化玉器的玉石来源主要来自就地或就近取材。齐家文化玉器在制作工艺上已经非常的成熟，玉器手工业此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体系，拥有了一批制作工艺相当熟练的玉工，因而才在古老的黄河上游产生出了一大批独具齐家文化特征的精美玉器，会宁县博物馆的这件半成品琮形器为一典型代表。
二、半成品琮形器与两处新石器时代出土器实物比对
第一处是永靖大何庄遗址。大何庄遗址地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著名的炳灵寺石窟就在这里。从自然条件来看，后面傍山，前面临近黄河，周围有广阔肥沃的土地，不难想象，早在远古时期，这里是一块适于人们居住和生产活动的好地方。遗址是一处面积较大、保存较好的齐家文化村落。出土的文化遗物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陶塑等。其中，装饰品包括玛瑙珠、绿松石珠、骨管、骨璧、牙饰等58件。大量制作精巧的装饰品出土说明齐家文化的居民爱好修饰又富于艺术创造。大何庄遗址出土的两件玛瑙珠（M69：4、M695）可与这件琮形器比对。直径均为0.7厘米，有中孔，两珠呈紫红色，色彩艳丽。南朝梁江淹《空青赋》有“赤琼以照燎为光”诗句，其中的“赤琼”指的就是红色玛瑙。判断玛瑙品质优劣，有句口诀，“玛瑙无红一世穷”，说明颜色艳丽且稀缺的红玛瑙的价值高。两件玛瑙珠和会宁博物馆的这件琮形器同属齐家文化遗物，同样的玛瑙材质，均出土在甘肃境内，从地理上证明这件琮形器出现的可能性。
第二处是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西水泉村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南邻赤峰市约9公里，遗址在阴河和召苏河之间山岗的侧坡上。出土遗物有石器和陶器两大类。石器共278件，其中细石器有221件，磨制和打制石器57件。细石器的石料有燧石、碧玉、水晶、石英、蛋白石、粉砂岩、硅质岩等。其中包括若干件玛瑙锥。锥体被加工成弯尖形，由腹背两面各一侧长边的中腰至一尖端加工而成。锥尖偏向一侧，利于剔剥。红山文化从年代上来讲早于齐家文化，玛瑙锥出现在此，说明我们的先民采集玛瑙、加工玛瑙、使用玛瑙有近6000多年的历史，从时间上证明这件琮形器出现的可能性。
从矿物分类来说，玛瑙是一种传统的玉石。史前时期的玉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时人对玉的认识多是“美石为玉”。在玉器与石器分离之前，玉器也是石器的一部分。从普通的石器发展到玉器，器物本身就不再是普通的生产工具，而是注入了更高一级的人的精神领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说明玉器之所以从石器中分离出来，是缘于人类精神文化生活提高所需。在齐家文化时期，人们对玉器的类别已经有了明确的划分，像制作琮等礼器类物品，对玉料的质地都有意识地加以选择，表明宗教信仰等观念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同时也表明了当时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提高。这件半成品琮形器使用材质较好的玛瑙制作，足以说明齐家文化先民们对玉器质地的优劣有了一定的鉴别能力。
三、齐家文化时期的用玉观念
到目前为止，考古发掘的玉器（特别是玉礼器）大部分是随葬于墓中的，对此，多数学者认为这些随葬于墓中的玉器是墓主人用以显示财富和权力的。笔者以为，探讨齐家文化时期的玉器和人们的用玉观念，除显示财富和权力之外，还应该有以玉为“食”的观念。
在《山海经》中，玉不是用以显示财富和权力的，而是天地鬼神的食品。《山海经·西山经》：“峚山……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瑾瑜之玉为良，坚粟精密，浊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详。”在《山海经》中还有很多材料可证明上古先民确实以玉为天地鬼神的食品，比如《南山经》与《西山经》中对诸山神灵的祭祀，其祭品中多有礼器等名称出现。这些“璋”、“璧”、“百珪百璧”等物出现在祭品中，就像现在在亡者灵前供奉的鸡、鸭、鱼、肉、馍、水果之类的食品一样。
在《周礼》中曾记载礼天地神灵用玉：“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郑玄注中对此说明：“礼东方……大昊、句芒食焉。礼南方……炎帝、祝融食焉。礼西方……少昊、蓐收食焉。礼北方……颛顼、玄冥食焉。”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很多传说大都早于文献记载。以玉之“六器”分礼天地四方，四方各有一帝一神，应是战国五行说流行之后的观念，但是礼神之玉被四方帝、神食焉，这种观念当是由来已久。
《周礼》：“大丧，共饭玉、含玉、赠玉。”饭玉，郑玄注：“碎玉以杂米。”含玉，指人刚死时含于死者口中之玉，这种人刚死时口中含玉或铜钱的现象至今仍在一些地方流行。赠玉，指在下葬时以玉充实于墓穴中，郑玄注“所以送先玉”。从以上来看，玉器均是作为天、地、鬼、神、帝及人死后的食品而享用的。
在三星堆文化中，曾发现没有使用过痕迹的玉凿等仿工具类玉器置放于青铜尊内，以及考古发现中的早期玉璋放于青铜鼎内，这些当是上古先民食玉观念的一种反映。在大何庄、秦魏家及皇娘娘台等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墓葬中普遍随葬璧、经人工打击或切锯而成的石片、小石块（因颗粒小也称小石子）等，其材质均为粗玉和大理石料。它们一部分置于腰际、手部或头侧，另一部分置于陶罐、尊、豆之中，除此之外，还有猪下颌骨等，都与陶器放在一起。师赵村遗址位于甘肃省东部天水附近，遗址中发现在人头部右下方有一璧、一琮，其中璧的一面磨光，另一面尚留有切割的锯痕。这些尚未打磨完整的玉璧以及制作玉璧剩下的边角废料，都应该是为死者准备的食物。
四、小结
从对会宁县博物馆馆藏半成品琮形器的解读及其与永靖县大何庄遗址、赤峰市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玉器的对比，以及对齐家文化时期人们用玉观念的探讨可以看出，齐家玉器是齐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齐家文化和中国玉器发展与演化在黄河流域上游承上启下的实物依据。狭义上说，齐家玉器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材质上，齐家玉器遵从了“就地就近取材”的规律，玉料来源于古甘肃（含宁夏）等西北地区。材质上乘，取“石之美者”进行玉器加工。二是品相上，从已发掘出土的齐家玉器来看，其表面通常光素无纹，以素为美。其造型简单朴拙、粗犷、豪放，品种多样，方圆中矩，线条流畅，大气凝重。三是工艺上，齐家玉器制玉技术相当娴熟，工序有采玉、解玉、钻孔、打磨、抛光等近10个步骤。借助解玉砂、钻头钻孔、管钻、对钻、砺石打磨等工艺方法，创造出许多器形精美的稀世珍宝。四是用玉观念上，齐家文化随葬的玉礼器，除象征权利和财富之外，还用之供奉天、地、鬼、神、帝、灵等，显示了古代先民以玉器为“食品”、“祭品”的观念，反映了齐家玉器在人类精神文化生活中崇高地位。
［参考文献］
［1］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J］.考古学报，19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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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文化价值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基于广义虚拟经济的理论视野，将音乐文化的价值形式归纳为审美价值、人文社会价值、商业经济价值三个大类。当音乐文化的价值取向主动地(并且外部条件也适宜)使其成为音乐文化产品而不仅仅是音乐艺术作品，并且三类价值形式分别对应实现了往复循环的二元价值容介态时，其多样化的价值就会不断进化并外显。
关键词：音乐文化；音乐产品；价值构成；二元价值容介态；进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特别是随着国内人本理念的全面确立和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社会生产需要满足的对象日益多样化。从而，社会生产所需要的资源类型必然随之多样化。除传统的主要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产品外、同时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以及只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产品大量涌现，商品的价值特征由单纯使用价值(实物价值)向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范畴(虚拟价值)拓展，使文化的生产力特性日益凸显。音乐作为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艺术形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能够尽情地发挥其功能，实现其价值。尽管如此，学界对于音乐文化的价值构成及其分类、音乐文化产品多层次二元容介态价值的生成规律、以及各种价值之间的关系，却似乎缺乏立足于新情况、采取新视角的系统研究。本文基于广义虚拟经济的理论视野(林左鸣，2010)，对音乐文化的价值构成、分类及其功能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音乐文化产品多样化价值的进化规律和表现形式。
一、音乐文化的价值构成和分类
关于音乐文化的价值构成和分类，目前学界多从构成价值本体的单一特征要素进行考虑，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如罗小平(1997)认为音乐的价值包括审美价值、道德价值、宗教价值、娱乐价值、应用价值等几个类型；刘毅力(2004)的看法在罗小平的基础上有所扩展，他认为，音乐的价值可体现在审美、道德、宗教、实用功利、经济以及政治等层面，并认为最为关键的是审美价值，等等。各种观点在取项的多少和对内容的描述上虽有差别，但宏观的指导思想和操作取向则基本相似。这种价值确定及分类方法由来已久，并有其道理，人们认为，只要不断地补充完善，总能把音乐文化的各种价值形式都无所遗漏地包罗进来，故被世人普遍接受。
问题在于何谓分类，为何分类。如果以罗列代之而求全面，则就音乐文化的整体而言，除却上面已经列出的，也还有艺术价值、美学价值、声乐学价值、旋律学价值，人文价值、文化价值、陶情养性价值、修心辅德价值，社会价值、娱乐休闲价值、交流交际价值、益智健体价值，商业价值、经济价值、交换价值、票房价值，等等，难尽其极。若如此，则不但种类过多且各种价值之问的关系包括内涵和外延都将纠结不清，分类将失去意义。反之，如果不以罗列为法，则仅据本文之所列，现有的分类法就显然因其缺乏合理的划分维度而难为“纲举”。顾此失彼、无法统筹，就会使音乐文化客观存在的一些价值形式被弃之不顾。而且这里同样存在各类价值之问的关系含混不清的问题。比如上述分类中娱乐价值与应用价值是并列还是隶属关系?还有道德、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实用功利与经济的关系，等等。
在《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一书中，作者将“由实物价值和虚拟价值通过相互容纳入彼此不断释放出的信息介质而循环进化的二元价值运动状态，定义为二元价值容介态”。并认为二元价值容介态理论是解构和阐释价值本质的最为核心的基础性理论。本文循着这一思路，在注意到音乐文化的各种价值形式都可笼统地归结为人文社会价值的前提下，将审美价值和商业经济价值从人文社会价值的笼统范畴中单列出来，成为审美价值、人文社会价值、商业经济价值三个大类。这样做的理由，一是考虑到只要对人文社会价值的内涵加以界定，就可以在利用其包罗性强的特点的同时，使其趋于具体而非目前这样的泛化(对此后面将会详细论述)；二是根据审美价值和商业经济价值的特殊属性和涵盖范围，按照分类法的“重点管理”和“聚类”原则，它们具备单列的条件；三是这不但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划分维度的“纲举”效应问题，而且对于各类价值的构成以及不同类型之问的关系特别是二元价值容介态关系，也将会有一个更加明晰的反映。
在这种分类法中，音乐作品的审美价值既是一种客观评价又是一种主观确定，它是另外两种价值形式的源泉和基础。兼具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审美价值会不断释放出信息并被人文社会所容入，使作品获得人文社会价值。人文社会价值也会不断释放出信息并反作用于审美价值，使蕴涵在作品中的美学因素不断被发掘出来并得到确定。正是这种往复循环的二元价值容介态过程导致了作品审美价值和人文社会价值的不断提升，形成新的价值。新的价值构成商业经济价值的源泉和基础。商业经济价值又会分别与审美价值和人文社会价值再形成二元价值容介态，使音乐文化的多样化价值不断进化并得以外显。
下面对三类价值形式予以分述。
二、审美价值
抽象地说，音乐作品的审美价值即人们对其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评价的度量。音乐作品的审美价值虽取决于其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但两者理论上并非等同关系。作品的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一种客观存在，或彰显或内含，在作品完成时即已确定。审美价值则只能由主体(人)对这种客观存在的发掘和确认程度体现出来，带有一定主观性。由于作品的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只能经由“审美”过程以审美价值的形式体现出来，舍此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将其作为审美价值的基础归入审美价值的范畴之中。顺便指出，从分类学的角度说，前述声乐学价值、旋律学价值等艺术方法、艺术形式层面的价值形式，则均属于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范畴。对于另外两个大类所涵盖的各种价值形式，其归类原则也大致如此。这里不再赘述。
虽然在音乐审美过程中普适性的标准、原则和逻辑始终存在，但因天时、地理、人群，事、势、念的不同，差异性仍会在所难免。关键在于对“美”的认知和把握。西方美学界关于“美”的解释五花八门，其中较具影响的有：美是形式的和谐；美是上帝的属性；美是完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等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指出“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按国人的传统理解，所谓“美”指的应是一切美好的事物，它应该包括表和里(或者形和实)两个方面。其实，美和好是两个既相关、相似又有着微妙区别的概念，前者趋于抽象、自然、无为，后者则倾向具体、实际、功利。美的事物不一定好，好的事物也不一定美，是为常识。比如有些道德败坏的人长得很漂亮，看似很美，但却不好；考古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有重大人类学意义和研究价值，当然很好，但无论怎么看都不能说它美。唯心主义美学观将美绝对化，只注重事物的
自然属性和审美的直觉体验，于是有色无德之人也被认为是美的。机械唯物论美学观则将美庸俗化，过分强调事物的功利效果和审美体验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于是古猿人头盖骨获得了异化的美。辩证唯物主义美学观注重美和好的有机统一，强调只有二者兼具的事物和对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表现在音乐作品上即内容和形式、外显和内涵的自然和谐与统一。
所谓音乐“审美”就是感受、领悟并接受蕴涵在作品中的各种美学要素价值本原的方法、形式和过程。或者说，音乐审美实际上就是对作品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抽象评价。这是一个集确定性和模糊性为一体的体验过程，结果却导致了人们对具体作品的直接的喜爱和厌恶，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胸襟、气度和情怀，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从音乐作品审美价值的实现过程来看，首先表现在由调式调性、节奏、和声等音乐要素构成的旋律和歌词，同时还表现在由二者结合的方式勾勒出来或含而未露的音乐形象的格调、品位和意境。“审美价值”无疑是音乐文化艺术价值本体的核心要素。它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关系范畴，既依托于纯心理的社会性美学取向和个体审美体验认知，又蕴含着可决定诸如“陶情、养性、修心、辅德”等人文社会价值和诸如“娱乐休闲、交流交际、益智健体”等商业经济价值潜在前景的模糊动因。
由于音乐文化的各种社会文化功能和商品经济属性都必须依赖于“审美”这一前提才能实现，因此，基于复杂多样的社会现实生活的音乐作品“审美价值”，其美学选择和美学基础应该是以辩证唯物论美学观为主导，同时充分吸取其他流派包括唯心主义美学观合理因素后形成的兼容并蓄体。因为“美”既是一个具体概念，又是一种抽象感知，只有辩证唯物论美学观主导下的各种流派美学观的总集合才能反映出或是从外部观察它，概念性地进行描述，或是从内部感觉它，直观地予以阐释的多维度结果，才有可能尽量真实地揭示其深奥本质。本文所论音乐作品的“审美价值”既遵循唯物论的“客观反映”说，也不否认唯心论的“主观感知”说。正是二者的有机统一才使得这一价值存在集实实在在和变幻无穷为一体，成为人类不断追求的最重要的价值形式之一。而要使这种价值得以充分体现，就必须立足于音乐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活动的事实，在肯定音乐文化的德育属性(教化功能)的同时，注重使它在更广泛、更多样的人文社会层面以及商业经济层面上发挥作用。
这里，作品的审美价值分别与其人文社会价值和商业经济价值形成二元价值容介态，是达致上述目的、使其能够得以充分外显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作品的审美价值得以充分外显，又是上述二元价值容介态过程的必然结果。
三、人文社会价值
按英语humanities(人文学科)、humanism(人文主义)、humanistic(人文心理学)等理解，英文中与“人文”对应的单词当为humanity,它的基本词义是人性、人类、仁慈、人道等等；《辞海》对“人文”的解释是：(名)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而在现代学科分类中，“人文”则囊括了文化(文学)、艺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美术、神话)、美学(跨学科：哲学、艺术、心理、伦理、文学)、教育(学术、科学、素质：礼仪素养品德)、哲学(宗教、思想)、国学(诸子、易学)、历史(中国、世界)、社会(人权、法律、政治、经济、军事)等几乎所有广义文化的一、二级学科。这就使“人文价值”成了一个内涵极度泛化、外延又无所不及的概念。非规范场合使用时，人们可以将其当万金油一样随心所欲地涂抹在几乎任何价值形式上，皆无不可。因此，在音乐文化的价值构成和分类中采用这个概念时，就必须对其基本意义加以明确界定，以达到既能在给定范围内利用其包罗万象的优势，又不会出现因“跨界”而引起含混不清和逻辑混乱的目的。否则就毫无意义。在我国，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中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引者注：其中“刚柔交错”四字，一说为朱熹所补)。宋程颐《伊川易传》卷二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速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唐代著名经学家、儒学大师孔颖达主撰的《五经正义))则指出：“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北齐书·文苑传序》说：“圣达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可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未受西方文化影响前，国人主要都是将人文视为教化之道的。本文特依汉语渊源和汉文化传统，将“人文”界定为专指礼乐教化，并据此确定“人文”与“社会”结合在一起的人文社会价值之内容。音乐作品的人文社会价值首先来源于它的美学价值及其审美价值实现，这当然是一个二元价值容介态的过程；其次源于它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和作用于人类社会的方式，这同样也是一个二元价值容介态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音乐文化对社会民众的教化功能(德育价值)
中外先哲对音乐的教化功能做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孔子创立的“礼、乐、书、数、射、御”古代教育体系把“乐”列为第二位。战国时期的音乐理论专著《礼记·乐记》中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衰以思，其民困”。古希腊美学家柏拉图主张：“对身体用体育，对于心灵用音乐”。英国著名教育家伍德指出音乐教育的功能在于“改进德行”。而人们熟知的各种宗教音乐，其对信众的定向引导作用更是自不待言。现实生活中，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曾关注过聚居于黔桂湘鄂毗邻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侗族。这是一个嗜歌如命的民族，他们的口头禅是“饭养身，歌养心”，族中男女老少几乎无人不会唱歌，无人不爱唱歌，唱歌是他们生命中除吃饭睡觉和劳动生产外的第一大事。他们的民族民间音乐特别是蜚声中外的侗族大歌，旋律舒缓缠绵、宽广平和、深邃而典雅，既透着如水的岁月忧伤，又富含人生哲理和智慧。侗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无民族文字，其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习俗乃至生产劳动技能传承主要靠民族民问音乐，歌师教歌、族人学歌、唱歌是民族存在和沿袭发展的重要形式。正是这种高雅音乐的长期熏陶，养成了侗人温文尔雅、谦逊有礼的待人风格和宽容豁达、博爱众生的处世态度。凡到侗寨生活过的人都会发现，那里民众之问很少争斗拌嘴更遑论拳脚相向的现象，绝大多数的日常普通矛盾和纠纷都会在心平气和、开诚布公、互谅互让的气氛中得到解决。可见音乐文化的教化作用与民众综合素质的关系极为密切。
其实，这种密切关系正是音乐文化审美价值通过二元容介后在人文社会价值层面上的体现。哲学大师康德在阐述研究美学的非科学方法时曾
经指出，审美价值是一种特殊的愉快，这种愉快必须具备的核心条件之一就是“必须产生符合目的的效果，而又不必真的(或立即)去实现某种目的”。音乐艺术感染人、教化人，虽有循循善诱的“引导”，却绝无强制的意图和力量，靠的只能是人们的自省、自觉和自愿，它的几乎所有审美要件都与“有目的”和“不必实现”完全相符。这看起来有点类似于“欲擒故纵”的中国古代韬略，实则体现的是一种与“欲速则不达”规律之认识的巧合。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音乐的本质“是节奏，是共鸣”，而非指令和规则。它只有从人们内心深处找到与之相适应的东西时，才能获得表现种种细致入微的情感的特殊力量。顺应、服从、与人心融为一体后，再以真、善、美的魅力引导之，是它唯一有效的作用方式。正是由于音乐能以其出神入化的艺术形象、发自肺腑的美好情感去叩击人的心灵，所以它能最大限度而且是不受排斥和抵抗地融会于人文社会，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培养人们高雅的审美情趣，优化社会风气，潜移默化地推动着社会朝着更加和谐、文明的方向发展。孔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其情感总是复杂的，或恒定或善变，或明确或暖昧，不存在任何已知的解析表达模式。即令是权威主宰、天子皇帝，虽可支配人、占有人甚至夺人性命，也无法左右人的情感。音乐则可以通过忧愁、满足、愤怒、怜悯、爱恋、奋发六种要素表现出它的性格，并与人的内心世界交汇碰撞，引发人心、人性层面上的积极变化。加上它“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特殊作用方式，陶冶、荡涤乃至震撼灵魂的特殊力量，它对人们宽广胸襟的产生、典雅气度的养成、健康心智的发展和人格禀性的完善确实具有其他任何教化手段都无可比拟的优势。音乐审美价值经由审美过程体现出来并作用于人文社会，实为“陶情、养性、修心、辅德”，滋润社会、提高综合国民素质的最佳方式。
(二)音乐文化的“愉人”、“愉神”功能(娱乐价值)
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以人为本的经济活动必然从专注于人的基本需求的“衣、食、住、行”环节扩展至“乐”的环节。在客观需求和市场运作的双重推动下，音乐文化的娱乐休闲价值不断地被发掘出来并得到市场确认。表演音乐、影视音乐、戏剧音乐、音像出版等传统形式，歌厅、舞厅、超女、街头卖唱等新的形势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音乐文化的娱乐休闲价值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社会的青睐。音乐艺术最主要的基本功能和自然属性原本就是“愉人”、“愉神”，因此音乐文化的社会功能从“教化”扩展至舒缓生活、学习压力的休闲解愁和协调人际关系的交流交际乃至纯粹的消遣和娱乐，既是一种价值回归也是一种毋庸置疑的社会进步。
音乐文化的娱乐价值是由其审美特质所决定的。音乐艺术本身的特点之一就是不确定性。歌曲作品多由曲和词两部分组成，旋律学可以给出有关曲谱的诸如“喜、怒、哀、乐”的模糊诠释，语言学可以给出歌词准确无误的意蕴内涵。可是当我们将上述模糊的流动和精确的表述有机地结合成一体时，前者的模糊性将被后者的确定性施以某种形式的框限、收敛和澄清，而后者的确定性则会被前者的模糊性赋予某种形式的虚化、离散和嬗变。最终，模糊即不确定性将始终存在。事实上这恰恰正是音乐艺术审美价值的精华之所在，因为审美经验的核心就是“非科学的、非概念的、模糊的认识”。对音乐的审美活动并非只是心理层面的思维运动和机械评价，欣赏和唱(奏)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情绪的随机释放、宣泄以及舒展和升华过程。显然，这一过程只能在思想不受任何限制、能够自由翱翔的状态中才能顺利进行，而音乐审美体现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似实还虚”、追求但不强求的神游状态。
此外，音乐艺术的群体性审美和实践必然会形成思想流动交汇的“场”，不露痕迹地引导不同个体在情感的微妙共鸣中形成对他人的理解和宽容，在旋律、节奏的柔性规范和集体唱(奏)的协调要求中自觉、志愿、自动地感知纪律、秩序和分寸。对于作为“类存在物”的人来说，这些“习得”本身就是一种能够深深打动自己(“类”中之己)的愉悦。而当这些所得在休闲娱乐过程中特别是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体现出来时，主体的言谈举止、文明修养乃至综合素质和观念气度都会有所改善，在赢得他人认同和赞赏的同时，也就为自己赢得了快乐。在音乐审美和音乐实践带来的轻松、愉快、和谐的情感氛围中，人的胸襟会自然舒展开阔；对名利得失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说会较易认同，对它的执着和追求会有所淡化甚至暂时放下；人际关系将得以沟通和改善；忧谗畏讥和愤怒嫉妒之魔会被释放；爱恋、向上和宽容的明亮心境会悠然展开；身心得以放松，情绪归于安宁；音乐的“愉人”、“愉神”，进而对人的情绪、心理乃至健康施以抚慰和调节的功能就会充分展现出来。
(三)文化存在和传承价值以及区域艺术符号的符号价值
音乐文化的人文社会价值还表现在它作为文化存在和传承的价值以及作为区域艺术符号的符号价值。音乐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民族音乐文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这些音乐形式是全人类音乐发展的源泉和表现，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指出，任何一项遗产的毁灭和消失都将造成世界各民族遗产有害的匮乏，保证传之于后代是“当前和将来文化的丰富与和谐发展的一个源泉”。《关于原真性的奈良文件》指出：“对全体人类而言，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化与遗产的多样性是精神与才智丰富性不可替代的源泉。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本质方面，应大力提倡保护和增进我们这个世界文化与遗产的多样性。……所有的文化和社会均扎根于由各种各样的历史遗产所构成的、有形或无形的固有表现形式和手法之中，对此应给予充分的尊重。”显然，这里所指的遗产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音乐。任何一种地方(民族)音乐一旦消失，作为世界音乐文化的整体就有一些不可弥补的损失。特别是对于那些只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而无自己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音乐现象不但是一种文化存在而且是一种包括历史、习俗、社会规范、生产劳动技能等传承的主要载体，其存在和传承价值更是弥足珍贵。
此外，一个社会的文化体系是一个社会的象征符号，如语言及其结构，事物及人物的称谓，事物或社会关系的表述形式，神话或社会文化中的象征性标志、宗教意识等表现出来的区域艺术符号等。这些方面都有音乐作为符号的具体体现，任何一种、任何一件(个)音乐都是表达一定意义的符号，无论这种符号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符号价值是音乐的重要价值表现。
由于在人们的音乐生活中，已经形成了地方(民族)音乐与地方(民族)艺术符号的特定联系。因而，特定地方(民族)的富有特色的音乐还具有作为地方(民族)艺术符号的符号价值。如“花儿”作为青海、甘肃的音乐艺术代表类型，“长调”、
“呼麦”作为蒙古族的音乐艺术代表类型等等，都已经成为地方(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另外，特定的音乐(歌曲、乐曲)也具有作为地方(民族)艺术符号的符号价值，如《沂蒙山小调》之于山东民歌、《茉莉花》之于江苏乃至整个江南、《龙船调》之于湖北等。不同的音乐文化形式表现出各具特色的区域艺术符号的符号价值。
四、商业经济价值
音乐文化商业经济价值的本源在于它由审美价值体现出来的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能否实现则要看这种审美价值被社会的认可程度和与社会的结合方式。任何一件音乐作品一经完成，其审美价值(或高或低)就成为客观存在，而无论社会怎样评价，是否认可。但正如源并不会自动变为流一样，作品的审美价值也不会自动变成交换价值。它首先要经由社会认可获得人文社会价值，并与人文社会价值形成二元价值容介态，然后再按照供需规律以商业运作的方式与市场融会结合，再次形成新的二元价值容介态，落地成为音乐文化产品。两个环节，缺一不可，市场价值、潜在价值、传播价值、票房价值等商业经济价值才会自在其中。
比如近期炒得火热的歌曲《春天里》，当原创者完成这一作品时，那旋律中时隐时现的苍凉和迷惘、躁动着的焦虑和不安，以及与伤感悲怆的歌词结合后营造出来的意境，就使它具有了一定的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但如果再没有任何后续运作，其价值就只能是一种被动的客观存在，不过如此尔尔。当两位农民工朋友在真实的底层社会环境中，光着膀子用嘶哑的声音演唱《春天里》的视频在网上疯传时，那场景、那画面、那本真的表演毫无修饰地展现出底层民众的奋斗与挣扎、挚着与洒脱、期盼与无奈。何其感人、何其令人震憾，勾起了人们多少思绪、感慨和共鸣!作品的审美价值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与人文社会价值的二元价值容介态，进化成了一个具有多样化价值特别是具有潜在市场价值的音乐文化产品。当《春天里》终于走上“春晚”，以一种无与伦比的现代化市场运作方式使其审美价值与人文社会价值和商业经济价值再次形成了新的二元价值容介态时，其最后形成的全新的商业经济价值外显无遗。如果没有后来的著作权纠纷，这件音乐文化产品将会产生多大票房价值带来多大经济收益，应是可想而知的。
必须指出，传统的商品经济价值理论似乎并不能解释音乐文化的商业经济价值。按照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经典思路，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凝结在其中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问、有了价值才有使用价值才有交换价值等等，音乐文化的商业经济价值将无从谈起。因为我们不可能计算出凝结在一件音乐作品中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同时即令真有所谓“凝结在一件音乐作品中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问”，它也绝不可能在任何意义上反映出这件作品的任何一种价值。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命运)》的动机其实源于瞬问的灵感火花，其商业经济价值经久不衰；社会上大量普通音乐工作者，毕其一生勤奋创作，却未必会有哪怕是一件能够传世的作品。这里，确实难以给出一个将作品的经济价值与传统经济学所定义的“劳动”、特别是与“社会平均劳动时问”联系在一起的合理解释。
事实上，音乐文化的商业经济价值是一种源于马克思“生活对象化”的价值，正如“劳动对象化”必然导致劳动价值论，生活对象化也必然催生生活价值论。也就是说，价值作为一种关系范畴天生与人的两种基本需求即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密切相关，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虚拟价值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实由来已久，只不过在温饱难求的岁月里，世人无暇顾及罢了。音乐文化的商业经济价值本质上就是一种虚拟价值，主要满足人的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传统价值理论是无法揭示其本质内涵和生成规律的。这里的虚拟价值要转换成商业经济价值，首先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从音乐文化本身的价值取向来说，必须确立将自己具有的多样化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内在主动，二是从外部条件来说，必须建立起以保护知识产权和著作权为核心的市场运作机制。
作为艺术产品，从街头“卖唱”到剧场“卖票”，音乐文化的商业价值在经济不很发达的千百年前就已经表现出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加之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音乐的商业经济价值较之过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音乐文化的经济化、音乐文化产品的贸易化使得音乐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几乎以几何级数增长，其价值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实现。今天，音乐文化的娱乐休闲价值已经催生了一系列无处不在的庞大产业，德育价值也越来越为各级社会组织、各种社会机构以及各类社会公益事业所青睐，文化存在和传承价值则已经成为很多地方招商引资的“迎客松”和旅游经济的助推器，甚至连体育和某些疾病的医疗也需要音乐来助力。
显然，只要社会存在对于音乐文化的需求，只要音乐文化符合消费者的需要，只要消费者的需要必须通过交换才能满足，音乐文化产品的交换价值就会自然存在，商业经济价值就会显现出来。无论音乐文化的价值来源于何处，但其交换价值和商业经济价值都已经实实在在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五、结语
音乐文化的的价值构成和分类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由来已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生物学领域，普遍承认的分类学的范畴是按照“界、门、纲、目、科、属、种、亚种”八个分类阶元列序的。音乐文化的价值要素因其柔性、弹性、外延性和模糊性的特质，虽然不可能采取这种纯自然科学的机械分类法，但其基本思路却不无借鉴意义。本文的价值构成和分类方法虽是一家之言，也非对其他分类法的否定，初看似是标新立异，细想其实自有其内在的道理。因为分类的目的无非是三个，一是将庞杂的价值体系中各种价值成分或按其性质或按其特征或按其功能分门别类，以求纲举目张，使其条理清楚，逻辑连贯；二是使各类价值之间的关系明晰，互不纠结；三是便于分析探寻各种价值的实现条件和实现途径。本文的方法应可较为便捷合理地实现上述目的。其实，从笼统的角度看，审美价值及其涵盖系列也可属于人文价值的范畴。但正是由于“人文”一词词义的极度泛化，几乎所有价值形式都不能逃脱“人文社会价值”的纲举笼罩，从而使得只要从一般意义上的“人文”角度入手，分类就根本无法进行。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我们在依汉语习惯对“人文”加以界定的基础上，将审美价值单列出来，并使美学价值、艺术价值以及更下一阶元的声乐学价值等艺术方法、艺术形式层面上的价值形式都有了自己清晰的价值类别归宿。商业经济价值的单列，所依据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此外，这样的划分维度既简单明晰又有其独特的学理和方术高度，音乐文化的各种价值形式(无论是本文已经提及的还是未曾提及的)都能在三个大类中找到自己不同层次的阶元序列位置，既不会无处安身也不会纠结混乱。这是本文有别于现有文献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本文所论音乐文化的多样化价值，一般说有三个层次的表现形式。一是客观存在形式。任何一件(一种)优秀的音乐文化作品一旦存在，就必然有其与生俱来的审美价值、人文社会价值和商业经济价值，但在未加开发或未被确认前，这只是一种潜在价值，是一种被动的客观存在形式。二是主动凸显形式。当音乐文化内在的价值取向具备了将其潜在价值外显的主动，并且有诸如以保护知识产权和著作权为核心的市场运作机制等外部条件时，音乐文化的多样化价值就会以主动凸显的形式表现出来。三是充分实现形式。只有三类价值形式分别对应实现了多层次的二元价值容介态，并以现代商业运作方式完成了与社会、市场、技术、媒体和受众的融会结合，音乐文化的多样化价值才能得以充分实现。我们研究音乐文化的价值构成，当然是为了价值创造、价值发现、价值优化、价值提升等目的，但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价值的实现。因为任何价值形式都只有在实现后，才有其实际的意义。显然，揭示这种价值的发生和发展规律，对于认识和运用这些价值并使其得以充分实现，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有其现实意义。对此，我们将另文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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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俊，论“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J]，中国音乐，2009(4)
文化价值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在高校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践行习近平青年观不可或缺的一方面，只有培养大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树立良好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努力。因此，该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进行了论述，并就如何在高校中加强对其的传承与发展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时代价值 高校 传承 发展
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在当前的新时代新征程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学生在新时代建设中的作用正在不断彰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加强对大学生的引领，与之成为知心人，成为热心人，在大学生教育中，始终需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指导，始终以史为鉴启示大学生，为大学生才干的发挥和施展打造广阔而又浩瀚的舞台，切实加强对大学生的关怀、重视和信任。这就需要我们切实掌握和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时代特征，并在高校采取多元化的方式促进其的传承与发展。
1 时代价值分析
历史并非遥远的过程，而是现实生活的参照系数，通过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历史的发展，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适应性与包容性正在不断地彰显出来，特别在当今新时代下，其时代价值正在不断地体现。其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中具有强大的支撑作用
中华民族得以不断地壮大和发展，与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视不无关联，并且始终遵循“仓廪实、衣食足”和“知礼节、知荣辱”的内在关联，才能更好地在物质生活得以满足的同时促进精神生活水平的提升。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国梦，需要我们加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注重中华博大精深文化内涵的弘扬与发展。
1.2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中是强大的精神支撑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各种思想与思维的碰撞下，使得价值观也发生了复杂多元的变化，思想道德防线正在遭受不可避免的浸染和冲击，日常生活中很多道德失范行为，已成为人与人之间出现信任危机的导火索，使得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受到极大的影响。因此，在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能更好地促进和引导大学生学会崇德修身，其中蕴含了大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传承过程中的精神支持和重要来源。
1.3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是强大的推力
在当今时代下，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变革和发展，我国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仅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而且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特点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哲学思想，与“和而不同”和“天下一家”的思想不谋而合。在这样的哲学思想的引导下，不同文化之间得到了相互包容、相互尊重。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有着强大的推动力。
2 高校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对策探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其具有较强的时代价值，在高校进行大学生教育过程中，为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我们切实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将这一工作践行到实处。所以，笔者以下主要从这两个视角论述如何在高校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2.1 宏观视角
在高校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首先就始终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占有的主导地位，并毫不动摇的将其落到实处，坚决抵制“以儒代马”“以儒化马”的谬论与倾向，充分认识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扬光大，不仅是对中华文明的深刻变革，也是着力实现中国化和构筑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因此，在高校教育教学工作中，要引导学生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习，并与自身的学习、生活实践创新性和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当代大学生需要我们引导其敢于解放思想，切实做到与时俱进，敢于上下求索和开拓进取，在立足本职工作的基础上，才能为国家的兴旺发达提供不竭动力，同时也是国家对大学生所赋予的使命和担当。因此，需要教育大学生做到不负青春、敢于挑战、珍惜韶华、不忘初心，抓住创新的机会和实践活动，树立敢拼敢干的理念，并将其在实践中践行，以尽可能地实现服务社会和情系国家的壮志情怀，尤其是广大大学生要扎根于中国大地，加强对国情民情的了解，用自己无悔的青春书写无愧于时代、人民和历史的华丽新篇章，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中是经过了几千年的积累和沉淀而发展起来的，我们要教育大学生秉承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核心理念，注重自强不息。扶困济困、敬业乐群、见义勇为和尊老爱幼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传承和发展，在处世方法上，既要做到求同存异，又要和而不同，以文化人、文以载道的教学思想和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中华人文精神来丰富和武装大学生的头脑。
因此，在高校大学生教育教学工作中，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我们需要将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和民族希望，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上，只有始终重视大学生的发展，才能更好地發挥大学生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中的重要作用。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将重视大学生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中华民族和时代发展的高度，并提出了主题鲜明、紧扣时代、系统而又完整的青年观，希望广大大学生能练就一身好本领，掌握一身好技能，掌握好理论知识，不断地适应和满足时代发展所赋予的新使命和新担当，在时代发展和新中国崛起中成为栋梁之才。所以我们必须要帮助和引导广大大学生正确树立价值观，并始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青年自身的行为准则与理念，只有引导其正确树立价值观，才能更好地促进广大大学生成长成才，始终以饱满的姿态、积极的工作热情与矫健的步伐参与新时代新中国的新发展，在新中国新征程的道路上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2.2 微观视角——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综合性实践活动的实施
2.2.1 有序推进，充分体验
在高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综合性实践活动过程中，不仅要结合相关指导要求有序推进，而且还应注重加强理解，使其在逐步激发学生认同感下，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无论是在高校各专业学习中，还是在校园文化活动的建设与开展中，都应有效融入并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使其在丰富资源的深入挖掘与高效利用下，既能促进校本课程的优化创新，还能进一步促进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提升，由此为学生搭建起良好的综合实践活动平台，使学生不仅对这一具有独特性与独立性的课程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且还会在实践活动的参与中更加积极主动地深入理解与思考，由此在师生共同进行主题内容开发下同步学习与成长。
例如，学生在参与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不仅会对具有厚重文化色彩的主題内容有所偏爱，而且还能在主题活动的自选中激发其积极性与主动性，无论是对传统的手工作坊、宗族祠堂等进行参观，还是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是地方博物馆进行实地考察的过程中，都将在他们亲身所见、所知、所感中增强体验性，由此也激发了他们对传统文化深切共鸣与认同，并使之产生强烈的传承与责任意识，进而付诸于实际行动，展开更多层面的实践活动。
2.2.2 发挥优势，增强感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为教育教学提供了丰富资源，同时也对学生起到深刻的文化教育作用。通过在各专业中传统文化内容渗透，既能够让学生在思想理念中产生接受与认同，还能在增强其实践体验中而促进其消化理解，这也是高校展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综合性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所在。
例如，能够让学生亲自走访古村落与参观博物馆，将引发他们更加深切的感受，他们会对眼前的历史文明产生神奇的向往，并能充分理解传统文化传承的意义与重要性。
2.2.3 润物无声，融合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无处不在，而且可以利用传统节日活动，以及影视资料等作为教育宣传的文化资源，使学生们在既能认识家乡文化资源下增强实践体验，还能对传统文化产生真实感。此外，家庭传统文化也具有独特教育意义，对于生活在村落中一家三、四代人一起居住的生活模式，更能使学生充分认识传承的意义，而对于城市中学生，教师也应注重利用身边资源引导学生对传统文化传承的理解。
例如，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参与到社区劳动中，使学生在劳动体验与职业体验中，不仅充分认识到服务价值并不等同于时间的付出，而且参与劳动体验具有课堂教学无法比拟的教育意义。同学们在劳动中既改变了态度、习得技能，还学会了社会管理与服务，使其在融入集体劳动中更加充分地展示了风采，并懂得了尊重和感恩，以及承载的社会责任，这是最好课堂的教学。更多的综合性实践活动的开展，也使学生在审美情操与实践能力上得以有效提升，在融合发展理念下，学生在边实践、边体验中，既认识到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同时也让学生在更多的实践体验中开阔了视野，使其无论对于历史文化，还是社会活动，都有全新的认知与理解，由此增强使命担当与责任意识。
3 结语
综上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时代价值，为促进其时代价值的发挥，我们需要在高校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加强对其的教育，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视角，强化对其的传承和发展，才能更好地培育出适应时代发展所需的人才，同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延续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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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儒家文化为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文化资源和文化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可以从儒家文化中找到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我们应该汲取儒家文化中的精华，推动公民道德建设，通过彰显儒家大同思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儒家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系 策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从内容上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家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而儒家文化又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分析儒家文化的精髓和糟粕，探讨如何基于儒家文化的精华来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儒家文化为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文化导向和文化资源
儒家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提供了文化导向。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思维模式，然而部分被人们长时间认可并且保留下来的思维方法即成为某种习惯，也就是本民族的思维模式。儒家文化在我国古代文化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儒家文化特定的思维模式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至关重要。
首先是儒家文化的一体化统筹思维。一体化统筹思维对于儒家文化而言，最原始的表现就是系统化的思维模式，该模式主要依赖于寻求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从思维层面来看，在儒家文化的整个发展进程中，这种最原始的系统化的思维模式能够协助完成对系统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制度的构筑。从组成上来看，儒家所奉行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理念、以礼为中心的社会价值体系、诚信笃定的行事标准与风格，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体系。从国家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强调的是“富强、和谐、文明、团结”；从社会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体现的是“公正、平等、自由、法治”；从个人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奉行的是“爱国、诚信、友善、敬业”。因此，儒家文化与社会化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统一的思想和理念基础。
其次是不断创新思维。该思维模式在过去的儒家文化发展进程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强调宇宙与社会都处在更迭不止的情形之中，世界万物都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是不断加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且要有针对性地汲取我国先进文化文明成果，不断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并以此为依据，概括、总结、提炼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充分表现出刚柔并济的强大宽容性以及合理化之的思想特色。
儒家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提供了文化资源。当儒家文化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又与中国特色、民族特色相融合时，儒家文化的思想精华被概括萃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便成了儒家文化最通俗易懂的当代表达。
儒家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定了精神目标。从过去到现在，时代的进步都是为了实现国富民强，和谐是其发展的最终目标。儒家文化作为过去时代所崇尚的最高价值观，其所谓的和谐主要强调了人与自身、自然、他人、时代之间的统一团结。然而要想实现时代的高度统一和谐，就要确保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国先富则民也强。荀子曾有云：“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姓。”古时之所以要让国家富强，主要是由于“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不穷”，虽有其局限性，但却让国富则民富的观念影响着每一个人。它所倡导的核心思想与儒家思想理念高度一致。
儒家文化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价值标准。儒家文化十分注重诚信，孔子认为诚信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只有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交往才能够做到真正的长久，由此也可以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强调的诚信思想在儒家文化当中也是有据可依的。
借鉴儒家文化，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儒学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儒学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植根于此并沿袭其优秀的思想加以发展的，应有针对性有选择性地弘扬儒家文化。同时，儒家文化中也有不少糟粕，在借鉴儒家文化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必须对其扬弃。
汲取儒家文化中的精华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传承与发扬儒家传统美德，提升公民道德水平。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大的环境下有必要加强儒家文化的宣传，重视儒家文化中爱国、诚信、明理的传统美德，从而提升人民道德水平。诚信理念从古至今都极为重要，但在市场经济下，人们想要拥有越来越多的名利，成功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越来越低，诚信思想也在逐渐流失。孔子就将“诚信”视作做人最基本的条件，曾有言云：“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就现在的公民来说，诚信不仅仅在于每个个体的伦理道德水平，更是社会与时代要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儒家文化主张的诚实守信，能够给当下失信现象频繁、背信弃义现象屡见不鲜的社会以强烈的警醒。此外，还有利于建立公民诚信思想，提升其道德伦理水平。
其次，学习儒学文化中“天下大同”的理想，建设和谐社会主义。儒家文化中“天下大同”的理想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要从儒学思想中吸取营养，并发现其时代价值。现如今社会主义发展逐渐成熟，坚持儒家的大同思想显得格外重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深化诚信教育，社会的和谐要依托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此外，学习儒家文化不断创新的理念，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儒家文化中不断创新思维给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动态的，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在目前取得的成就仅仅是暂时的，“三個倡导”的提出也仅仅是短期的发展结果。时代在不断进步，经济在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也在逐渐趋于完善与成熟。总的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与进步是以实践为基础，以革新为目的，在完善中逐渐对其稳定性思维进行革新。
虽然儒家文化中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儒家文化发源于我国传统封建礼教的基础之上，其中许多方面依然是为了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因此，在学习和借鉴儒家文化时，必须有选择地对其糟粕的进行扬弃。例如：儒家文化中强调君臣关系，这显然与我们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强调“民主”的理念是不同的。另外，儒家思想中“非礼勿视、非礼勿言”等观念也不符合当前大众所认可的人民有言论自由等民主思想的理念。在民主社会中，只要不违反法律，人们有权利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有权利去了解、认知他们想知道的事情。只要不违反法律，人们的行动不应受到制约。然而，儒家文化的一些教条则规定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符合皇室贵族制定的行为规范，不允许人们对于统治者有一丝一毫的质疑。显然，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不应融入这部分儒家文化的理念。因此，在运用传统儒家思想来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必须对其中许多不符合时代特征和现代社会理念的糟粕思想进行摒弃，从辩证的角度看待儒家文化。
总之，儒家文化为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文化资源和文化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可以从儒家文化中找到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利用儒家文化来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我们应该汲取儒家文化中的精华，通过弘扬儒家传统美德，推动公民道德建设，通过彰显儒家大同思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作者单位均为河北金融学院）
责编/张蕾 美编/杨玲玲
文化价值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针对当前仍缺少大学生负面思想传播模型的问题，本文建立一类基于互联网影响下的大学生负面思想传播模型。给出模型的平衡点，并指出模型在平衡点处全局渐近稳定。通过对可控参数的理论分析，提出了大学生思想教育的若干策略建议。
关键词 负面思想 传播模型 教育策略
0 引言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但也对人们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随着社会形态的多样化，各种不良思想在互联网中得以快速传播，给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互联网传媒的开放性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带来了巨大冲击，[1]负面网络文化等多种因素削弱了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效果。因此，需把握互联网发展趋势，[2]创新思想教育方法，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3]
负面思想的扩散过程，本质上是负面思想的传播。因此，可以通过建立传播模型的方式分析负面思想的传播行为。众所周知，传播建模方法已广泛应用于各类网络传播问题，如谣言传播、[4]计算机病毒传播[5]与信息传播[6]等，与传统定性研究方法相比，传播建模能更为客观地揭示传播规律。然而，到目前为止，仍缺少基于互联网背景的负面思想传播模型。在本文中，充分考虑互联网对负面思想传播的影响，建立大学生的负面思想传播模型，并分析模型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学生思想教育的策略建议。
1 负面思想传播模型
将大学生群体划分为两个群体，即正面状态群体和一般状态群体。正面思想状态群体由班干部和党员构成的思想政治水平过硬的大学生群体，不易受到负面思想侵蚀；一般状态群体是由其他大学生构成，比较容易受到负面思想影响。可将一般状态群体划分为三个仓室：易感染者（S），即未受到负面思想影响的大学生个体；感染者（I），即已受到负面思想侵蚀的大学生个体；移出者（R），即已被治愈的大学生个体。根据前述群体划分，提出如下假设：
（1）大学生总量保持不变，假设为N；正面状态群体总量保持不变，假设为M。
（2）由于受到互联网负面思想的影响，易感染者以的速率转为感染者；一个易感染者平均与个感染者接触而转为感染者。
（3）在思想教育的作用下，感染者以b的速率转为移出者；一个感染者平均与个正面状态大学生接触而转为移出者。
（4）在互聯网负面思想的影响下，移出者以c的速率转为易感染者。
（5）易感染者平均与个正面状态大学生接触而转为移出者；在思想教育的作用下，易感染者以的速率转为移出者。
根据上述假设，可得如下状态转移图（图1）。
3 思想教育建议
根据前述理论分析，提出如下思想教育策略建议。
（1）加强对易感染者和感染者的思想教育可有效降低负面思想感染水平。特别地，在相同条件下，加强对易感染者的思想教育效果更佳。因此，思想教育资源应更多的向易感染者倾斜。
（2）应充分发挥正面状态大学生的正面思想传播作用，即加强正面状态大学生充分与一般状态大学生的接触，实现对负面思想传播的抑制。特别地，在相同条件下，使正面状态大学生充分与感染者充分接触具有更加的抑制效果。因此，可让正面状态大学生在感染者群体中组织多种形式的思想教育宣传活动，消除负面思想的影响。
4 致谢
本研究由重庆理工大学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大学生思想传播建模与教育策略研究”和重庆理工大学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研究课题“基于传播动力学模型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研究”提供资助。
参考文献
[1] 谢向波.网络传媒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负面影响及对策[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2）：70-71.
[2] 彭信芳，张清学.网络文化语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及路径选择[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5（8）：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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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小洋，刘超，刘万平.突发公共事件的非线性时变传播模型与舆情策略研究[J].科技创新导报，2017（22）：149-151.
[5] Wanping Liu，Chao Liu，Zeng Yang，Xiaoyang Liu，Modeling the propagation of mobile malware on complex networks[J].Communications in Nonlinear Science & Numerical Simulation，2016.37（1）：49-264.
[6] Ruzhi Xu， Heli Li，Changming Xing.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model for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Application，2013.2（1）：1-6.
文化价值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文化创意产业运行机制的理论基础是价值链，其在创新性等方面优于其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运行需对价值链附加值高的环节加大投入，拓展价值链及把握价值链的关键点。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运行机制；价值链
一、文化创意产业运行机制的理论基础
文化创意产业运行机制的理论基础是价值链。价值链的提出者美国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认为：“每一家企业都是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环节等种种活动的集合体。”企业要创造价值，必须进行一系列生产经营活动，这些活动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基本活动包括内部后勤、生产、外部后勤、市场营销、服务等；辅助活动包括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等。这些活动相互关联，构成了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需创意、技术、市场有机结合，产业链包括核心产业、支持产业、配套产业和衍生产业。核心产业指产生主导文化创意产品的企业，其将创意不断产业化形成商品，承担着创造价值的任务，主导产业链的分配、延伸；支持产业指为创意产品的萌生、制作、传播、发展提供支持的企业，包括金融企业、科技企业、传媒企业等；配套产业不为创意企业提供直接支持，但为整个文化创意产业提供发展条件和环境，包括旅游、餐厅、酒吧、娱乐以及培训等；衍生产业指以创意元素为要素投入获得产出的企业，包括玩具企业、文具企业、箱包企业、服装企业、礼品企业、纪念品企业等。
二、文化创意产业运行机制的独特性
1.文化创意产业运行机制的创新因素
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创新对“创新回路”完整性的要求不如第二产业严格，可在多個价值环节分别或同时进行，不完全依赖技术，可能来自制度、组织、战略、政策等非技术领域的创新动因。相对而言，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的创新对环境要求较高，技术创新动力来自市场，更容易得到价值回报，更容易获得企业、政府与风险资金的支持。但价值不易被发现，在技术不发达和消费水平低下情况下只依赖市场竞争机制还不够。将创意转化为实际产品，必须依靠信息经济提供的技术和传播力，需要组织架构的创新。之外，还需要与创意阶层自我价值实现密切相关的营销、竞争与发展理念的全面创新。
2.文化的社会认同与感召使创意产品更能经受市场考验
创意产品通过文化内涵获得市场认可，流行的创意产品与服务必然是符合时代潮流的产物，能为产品提供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增长潜力。创意经济时代想象力可当作资本投入来生产创意产品，通过产品来表达对历史、现实、未来的理解，通过文化认同提高消费者的需求与满足。消费者在消费中除知识吸收与学习外，还通过文化认同与感染、创造力被激发从而使消费者的效应提高。如果创意产品不能获得认同与互动，文化创意产业便会面对极大风险。
3.以范围经济与商品异质性作为竞争手段
文化创意产业打破传统组织结构，因而其获得竞争优势并不仅仅凭借成本优势，而是基于价值链的组织优势，通过跨领域范围经济的新技术范式改变了传统追求规模经济的技术范式。文化创意产业对资源进行重复利用，契合了消费者的需要，按照顾客价值导向原则，提供个性化服务，获得异质竞争的利润。基于新技术的分校形式的出现，能够针对消费者提供优质、高效和便捷服务，同时为上游内容创新和文化创意提供附加价值。由于文化创意产业处于价值链高端，可以通过组织优势如外包网络、战略联盟、兼并等拥有辐射全球的范围经济。
4.以城市复兴为契机，推动城市增长模式转变与城市质量提升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符号商品的生产、消费与创新的加快将城市与区域推至全球竞争前沿。通过文化创意产业竞争而胜出的区域和城市得以摆脱传统增长模式，步入创新驱动之路。文化创意产业推进城市复兴的作用在于推动城市以资源替代为前提、以区域文化价值发掘为内容、以满足人本需求为目的、以城市质量提升为目标的再城市化过程。
三、文化创意产业的运行机制
1.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运行机制
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具高度创造力的产业，它超越传统产业的界限，不仅注重文化的经济化，更注重产业的文化化，强调第一、第二及第三产业的融合和渗透。文化创意产业具全新的产业价值链，从价值链分析其与其他产业的关系来看，文化创意产业位于价值链上游的最高端，且与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相融合。
从文化创意产业链整合来看，对产业链附加值高的环节加强投入可促进产出，提升产业效率。“微笑曲线”给出了产业价值链上价值的分布特点。设计研发与品牌销售的附加价值相对较高，而生产制造价值相对较低。“两端的产业利润率在20%~25%之间，中间的加工生产产业利润只有5%，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曲线的弧度呈现变大的趋势。” 对比20世纪60年代的微笑曲线与现在的微笑曲线可以看到价值链中生产制造的附加值呈现下降趋势，设计与品牌的附加值不断增大。欧洲的一项调研表明，产品外观设计1美元投入会得到1 500美元回报。加大对研发、设计、品牌、服务等环节的投入是提升产业附加值的关键。“中国制造”已使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这种粗放式、薄利的、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应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加大对附加值高的环节的投入，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2.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的构建
文化创意产业链强调创意、内容、产品制造、营销与传播、消费体验结合，形成上下联动、左右衔接、一次投入多次产出的链条。《哈利·波特》（下简称哈）凭借其新颖的创意、魔幻的内容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而吸引了大批儿童及相当部分成年读者，成年读者占40%。通过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来提升小说的附加价值，《哈》将版权分为三种，文字版权、平面与立体形象版权、电影形象版权。文字版权为罗琳所有，作者主要与两家出版社合作。国内外通过成熟的营销体系开发多元化业务，最大程度覆盖全球市场，该书被翻译成60多种语言，在200多个国家发行。小说取得成功后，华纳公司将小说改编，拍摄成电影，加大了产业链的宽度，借助网络营销，华纳获得电影版权与商品化经营权后，还获得了注册网站的特权，公司建立100多个相关网站。此外，公司还采取一系列手段从衍生产业链取得收益，包括从各国电影发行公司票房收入中提成，采取特许经营、交叉营销和电影形象版权保护权益。随着图书和电影的流行，各种衍生品席卷世界。《哈》游戏由美国公司获得开发权，玩家通过游戏互动体验魔幻场景，玩家、时装、首饰、游乐城等进一步延伸了产业价值链。《哈》的诞生推动了图书出版、影视、广告等产业发展，还衍生到旅游、服装、网络游戏、玩具、餐厅、食品、玩具等众多行业，价值链衍生品的收益占70%以上。
3.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的拓展
文化创意产业链延伸会获得更多收益。为了拓展产业链，必须构建全景产业链，既包括创意产品生产链及顾客价值需求链构成的产业链，也包括不同产业融合的再造价值链。
以郑州市文化创意产业中的旅游业为例考察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的拓展。
（1）拓展“产业链”，跨越产业边界联动发展。以中博会等大型活动为契机，促进旅游业与会展、商贸、休闲、娱乐业的无缝链接与良性联动，充分利用休闲时代的体验需求，形成大旅游产业链的良胜循环。以旅游消费促进产业升级，以创意旅游促进物流业、信息服务业、设计业、装饰业的发展。（2）延伸“空间链”，跨越区域界限联动发展。郑州旅游业要与河南省其它地方联动，注重区域整体价值提升，有重点逐渐推进。构建大区域品牌、省级品牌、郑州市品牌及企业品牌，构建富有层次的旅游体系。（3）锻造“价值链”，占领价值链高端。以创造力优化旅游资源，创造新价值，提升旅游业的科技含量。郑州市文化资源丰富，名人名家的事例极具感染力，但缺乏深度内容开发和文化内涵的动态展示，通过影视传媒、动漫游戏打造旅游文化价值，使这些无形资产成为旅游价值的无形资本。（4）秀出“主题链”，全面演绎生活内涵。一是节庆主题链，将节庆活动培育成代表城市形象的城市品牌，郑州应着力培育大河秀典等大型活动；二是活动主题链，郑州资源在于中博会等活动；三是生活主题链，旅游不仅要提供产品服务，还要创造生活方式，郑州打造“生活品质之城”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4.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的关键点
（1）人才是源头。人才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源头，创意产品来源于人们的创意，没有人才就没有创意。创意人才是文化创意产业赖以生存的基础，政府的人才政策及人才环境培育对文化创意产业至关重要。（2）知识产权是核心。知识产权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如不能对创意加以保护，就会损害创意人才的利益，打击创新的积极性，使创意很难成为产业。政府应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3）信息化是纽带。信息化能促进创意产品的传播和推广，能提高创意产品的质量，使文化创意产业具放大效应，能增大文化创意产业地缘优势。政府应加大信息化投入，引导信息化与文化创意结合，增强信息化的纽带作用。（4）品牌是驱动力。品牌能够增强消费者的认同和忠诚度，品牌授权可帮助企业跻身主流商业，打造新商业模式，是促进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的重要推动力。（5）融资是保障。融资是中国中小创意企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创意企业由于自身特点难以获得资本市场的青睐，加大了发展壮大的困难，制约其发展。良好的融资环境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保障。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2]厉无畏.文化创意产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策动力[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3]姜奇平.新创意经济的两个规则[J].互联网周刊，2006，(12).
[4]徐滨，修菁.文化创意：品牌营销的基石[J].成功营销，2008，(11).[责任编辑 陈丽敏]
收稿日期：2014-03-08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联2013年度调研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SKL-2013-919）
作者简介：职正路（1978-），男，河南新乡人，学士，从事营销管理、文化产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