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以我国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为契机，在实证分析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状况的基础上，总结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地方成功经验，客观分析农村宅基地制度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期望构建完善的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制度，推进农村土地改革。文章提出要明确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健全完善宅基地流转交易与产权确权登记制度，引入市场机制促进农村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完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应朝着明晰产权、盘活财产价值、放宽流转限制、提高宅基地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进行努力探索，建立完整的宅基地产权制度，做到宅基地还权赋能，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宅基地用益物权，提高宅基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关键词：宅基地;市场配置;制度经济学
党中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始终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大力深化农村改革。农村改革的关键在于推进农村土地改革，核心在于构建完善的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制度。宅基地占农村建设用地的比重最大，市场化配置效率最低，宅基地改革已然成为农村土地改革的重点。尤其是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宅基地暴露出的问题层出不穷，宅基地制度弊端愈加突显，当前宅基地制度存在的产权不完整、闲置浪费、流转不畅、财产功能弱化等问题日益凸显，农村宅基地总量不断攀升，却严重缺乏流动性，资源配置效率低，资产难盘活，农民难获得财产性收入，已制约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一、宅基地制度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宅基地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有的产物，为我国改革开放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时代加速发展，宅基地制度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与挑战，如宅基地总量持续攀升、缺乏流动性、财产僵化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乡村发展的重要制度壁垒。
（一）一户多宅及超面积占地现象普遍
尽管法律层面明确规定宅基地以户为单位，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且面积有限制性规定，但实际情况是一户多宅及超面积占地现象普遍。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宅基地实行无偿分配，农民获得宅基地几乎无成本，农民存在多占多得的心理，个人使用往往不会考虑对他人的影响，产生很大负外部性，建新不拆旧、批少建多、未批先建等现象屡见不鲜;二是利益驱动使然，一些农民多占宅基地建房后，违规用于出租、出售从中获利;三是监管不到位，相關职能部门对农民建房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不到位，导致农民建房乱象丛生。
（二）宅基地闲置浪费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就业，选择进城务工、经商等从事二、三产业，有些农户甚至全家常年居住在城市，宅基地处于常年闲置，由于宅基地缺乏退出渠道以及农民恋土情结，现实中宅基地难以退出，农村住房常年闲置无人居住。同时，由于人口自然增长或分户，每年都会有农村居民申请新批宅基地，宅基地只进不出，宅基地总量呈增长态势，加剧闲置浪费现象，造成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据中国科学院2012年3月发布的报告称，农村村庄土地闲置面积达1亿多亩，占全国耕地的1/18。另据自然资源部的不完全统计，农村闲置住房面积约占村庄建设用地总量的10%-15%[1]。我国人口城镇化率在提高，但全国宅基地总量未减反增，闲置数量愈来愈多，全国农村宅基地有近1/3闲置[2]。造成这一问题的本质原因是宅基地无偿使用和无法有效退出。
（三）宅基地产权不完善
现行的宅基地产权制度限制了进城农民工的宅基地流转，宅基地退出缺乏资本化通道[3]。长期以来，宅基地产权弱化、产权不完整已然成为宅基地无序扩张的重要因素，也是农民难以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根本原因。法律规定宅基地所有权为农民集体所有，集体成员拥有使用权。由于集体所有权代表主体缺失，产权模糊不清，以及宅基地实行无偿分配，集体成员获取宅基地无需成本，导致宅基地俨然成了一种公共资源。《民法典》将宅基地使用权归类为用益物权，但只赋予其占有权、使用权，并未像土地承包经营权一样被赋予收益权、处分权，宅基地使用权存在先天的权能残缺。在制度设计中，宅基地被严格限制流转和抵押，仅是基于成员身份获得的居住权，交易受限，财产属性缺失，宅基地资产价值无法显现，更无法增值。
（四）宅基地隐形流转禁而不止
虽宅基地管理制度禁止宅基地对外流转，但随着经济发展，宅基地的经济价值日益显现，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宅基地及地上住房的隐形交易行为，这其中有个人间的农房买卖、出租经营，也有利用宅基地进行建设、销售“小产权房”等。典型的如郊区农民将农房出售或出租给在城里无房的农民工。在发达地区，农民在宅基地上建造多层的高楼房屋，用于出租或分层分割出售给外地进城务工人员，呈现供需两旺现象。在较偏远的传统农区，宅基地私下流转也是司空见惯，一些在城镇有住房和稳定工作的农户，在举家进城后会选择将宅基地及地上房屋出售或长期租赁。宅基地隐形流转现象的存在，既扰乱了宅基地管理秩序、扰乱了土地市场、挑战了法律威信，也侵害了农民集体资产，更是留下了很多产权权属纠纷隐患。严禁宅基地流转已无法适应市场化与城镇化发展的要求，集体所有制下规范流转是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的有效路径[4]。
（五）宅基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效率低
由于宅基地限制流转，不能像城市商品房一样自由买卖交易、出租经营，也不能办理银行抵押贷款，宅基地作为土地要素无法实现市场化配置，除少部分宅基地隐形流转外，大部分农民难以凭借宅基地及地上房屋获得财产性收入。一头是宅基地的大量闲置浪费，另一头是年年有大量的新获批宅基地，并且新宅基地不断挤占农用地包括优质耕地，由此造成宅基地总量不断攀升，宅基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效率低下，而且造成农用地连年减少，土地资源变得越来越匮乏。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越来越广泛，如农村电商、民宿经济、乡村旅游、物流仓储等产业发展，对农村用地需求不断增长。宅基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效率低，已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增收。
二、宅基地制度改革的“余江模式”
2015年2月，鹰潭市余江区作为江西省唯一的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市、区），承担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开展试点以来，余江区按照国家试点要求，扎实开展改革试点，结合实际，建立健全了宅基地制度体系，试点工作稳步推进，多项试点内容走在全国前列，探索形成了一些可推广、可复制、利修法、惠群众的制度性成果，形成独具特色的“余江模式”，具有一定的借鉴参考意义。
（一）余江区宅基地制度改革实践主要做法
1. 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宅基地的无偿使用制度使得获取宅基地近乎零成本，加上监管缺失，造成违法违规占用宅基地等问题屡禁不止，宅基地总量连年攀升，国家对农民建房建设用地计划指标难以控制落实，宅基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对此，余江区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由村民事务理事会收取有偿使用费，收取的情形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因历史原因形成的“一户一宅”超标准占用宅基地的、“一户多宅”的，以及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继承房屋或其他方式占有和使用宅基地的，确实无法退出的，实行有偿使用。另一种是新增宅基地通过竞价择位方式实行有偿取得，余江区对新增宅基地实行由村民事务理事会主导下的宅基地竞价取得方式，将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块划分为宅基地，面向符合条件的村民公开竞标，收取有偿使用费[5]。通过对新增宅基地采用择位竞价取得方式，体现了公平性，满足农民居住需求的同时也迎合了农民对优势区位的偏好，增强农民节约、珍惜土地的意识，提高宅基地利用效率，实现了宅基地从资源向资产的转化。
余江实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的宅基地有偿使用，旨在逐步解决历史问题、促进宅基地公平使用、提高多占超占宅基地成本。
余江区宅基地有偿使用的做法改变了长期以往农民零成本占有宅基地、宅基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形，发挥了土地要素参与市场配置的作用，提高宅基地配置效率，增加了农民占有宅基地的成本，特别是提高了对“一户多宅”的占有成本，提高了宅基地使用准入门槛，有效遏制了农民盲目圈占宅基地的非理性冲动，显化了宅基地资产价值，促进了宅基地节约集约利用，保护了稀缺的土地资源。
2. 放宽宅基地流转，显化宅基地用益物权
为激活宅基地财产属性，切实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余江区探索放宽宅基地流转范围，允许农民采取转让、出租等方式流转宅基地，受让、出租人應为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其中受让人必须符合建房条件。允许符合流转双方在规定条件和程序内以转让、出租等方式流转宅基地，并对流转的收益按照“房地分离”的原则合理分配。宅基地流转后，地上房屋收益归产权人所有，宅基地收益须在集体经济组织和原宅基地使用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允许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激活了宅基地财产功能，完善了宅基地作为用益物权的权能，盘活了宅基地资产价值，增加了农民财产性收入，同时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土地所有权代表，在宅基地流转中获得土地流转收益。
3. 允许宅基地抵押，实现由资产变资本
为充分盘活农民宅基地及住房，余江区积极推进农民住房抵押贷款，农民可以自家住宅及宅基地作为抵押物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显化了宅基地及地上房屋资产价值，有效满足了农民对农房抵押融资需求，促进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通过赋予农村宅基地抵押权，拓宽了农民的融资渠道，实现了宅基地“死”资源向“活”资本的转变。余江区农民抵押宅基地融资多数是为满足农业生产经营的需求，通过宅基地抵押获取贷款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充分盘活宅基地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4. 引导宅基地退出，盘活存量土地资产
余江区积极引导农民退出废弃或闲置的宅基地，实现了大量“多宅”和超占宅基地的退出。余江区采取无偿、有偿和享受政府相关优惠政策等方式，鼓励引导农民自愿退出宅基地。已退出宅基地中大部分为无偿退出，无偿退出的宅基地宗数与面积分别占到退出宅基地总数的81%、75.7%[6]。通过多元赋权激活宅基地财产性功能，构建了退出宅基地的再开发和再利用体系，有效地盘活了闲置浪费宅基地及农房。对于退出的宅基地，按照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宜建则建的原则，大力实施增减挂钩、土地整理项目，结合精准扶贫、地灾防治、传统古建筑保护等重点工作，推动一村一品、庭院经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不断发展。
5. 健全宅基地产权制度，提升基层自治能力
（1）落实宅基地所有权主体。余江区确立宅基地所有权行使主体，明确由村民事务理事会具体行使宅基地所有权相关权能。一是宅基地分配权。村民事务理事会协助对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村民依申请按户分配宅基地。未经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占用集体土地建房。二是宅基地收回权。村民事务理事会协助收回闲置废弃的宅基地。三是积极维护村民收益权。村民事务理事会积极维护本集体和村民的权益。村民事务理事会在村民和村委会、乡镇政府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将村民的心声反馈到上级部门，让县政府制定的政策能够切实反映民意。四是宅基地监督、管理权。配合各相关部门合理编制村庄规划及村土地利用等规划，按照规划管理使用宅基地，对宅基地的利用情况监督，防范违法违规占用宅基地行为。
（2）保障宅基地使用权。余江区大力推进农村房地一体的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通过全面深入开展宅基地及农房调查，弄清宅基地权属来源，对权属来源合法、符合“一户一宅”政策的宅基地及农房依法依规办理不动产登记，给农民颁发产权证书，充分保障农民宅基地的用益物权。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为宅基地流转及抵押奠定了坚实的产权基础，极大减少了因权属不清导致的交易纠纷，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同时，对不符合“一户一宅”政策的或权属有争议的宅基地只调查不确权登记发证，并且严禁为小产权房办理不动产登记，通过确权登记提高违法成本，倒逼依法依规利用宅基地，此举有效遏制了违法违规占用宅基地的问题发生。
（二）余江区宅基地制度改革成绩
余江宅改以制度创新为主导，将负外部性内部化，建立起良好的用地格局[7]。截至2019年底，余江区退出宅基地共41180宗、面积4946亩，农民集体收回的宅基地可满足未来10-15年农民建房需求，流转宅基地1132宗、面积220.8亩，通过“增减挂钩”复垦耕地1258亩，收取有偿使用费1144万元，发放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5251万元[8]，宅基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效率显著提高。
1. 健全了宅基地管理制度，实现宅基地规范化管理
建立健全了“依法公平取得、节约集约利用、自愿有偿退出”的宅基地管理制度，规范宅基地的分配、审批、确权登记、使用、流转退出和违法查处等，实现宅基地规范化管理。
2. 始终坚持“一户一宅”，明确界定了相关标准
余江区宅基地制度改革始终坚持“一户一宅”制度以确保村民宅基地资格权平等、分配权平等以及有偿退出和有偿占有权平等。余江试点改革前总共有7.3万农户，其中“一户多宅”的就有2.9万户，接近40%;农业人口30.02万人，农村建设用地面积5200公顷，农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超过170平方米;农村闲置房屋2.3万栋，危房8300栋，倒塌房屋7200栋，农房附属设施10.2万间。余江在广泛调研与深入摸底的基础上，清晰界定了“一户一宅”的标准。2015年7月，余江宅基地制度改革办公室印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试行）》与《农村村民建房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界定了“一户”“一宅”的相关标准。按此规定，一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家庭，占有“多宅”或超过标准面积的“一宅”;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占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宅基地等，都不符合“一户一宅”的原则。
3. 显化了宅基地资产价值，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有偿使用，体现了宅基地使用的公平性;全区流转，为宅基地用益物权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允许抵押，助推了宅基地由保障功能向资产功能转化;有偿退出，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4. 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推动了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余江过去农村宅基地存在“多、大、乱、空、违、转”等问题，导致政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难进村，“垃圾靠风刮，积水靠蒸发”，农村居住环境“脏、乱、差”情况十分严重。借助改革契机，宅基地退出为村庄建设发展腾出了空间，大力实施美化、绿化、亮化工程，新修村内道路526千米，沟渠539千米，新增绿化面积946亩，道路拓宽硬化，沟塘清澈明亮，村村有活动场所，处处有绿化景观。与此同时，政府也整合各类资金2亿多元，帮助完善农村进村道路、供水供电、信息通信，文化休闲、教育卫生等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村庄环境明显改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5. 坚持“一改促六化”，释放宅改乘数效应
强化资源整合，通过农业开发、农房改造、精准扶贫以及在全省流通“增减挂钩”指标等，将整合的各类资金近4亿元全部投入农村，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实施以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为主线，系统推进农业发展现代化、基础设施标准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村庄面貌靓丽化、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村治理规范化“一改促六化”的美丽乡村建设，释放改革乘数效应。
（三）余江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经验借鉴
1. 坚持“党建+宅改”
余江区把宅改作为全区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与光荣使命，列入“书记工程”和“头等大事”，坚持“党建+宅改”，将宅改纳入区、乡、村三级书记履行党建主体责任的重要内容。把党旗树在宅改一线，将党的基层组织活动融入“宅改”实践，把党课摆进“宅改”主战场，将“宅改”与绩效考核挂钩，与干部使用挂钩，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宅改”中的战斗堡垒作用。结合乡村换届，把“谋改革、能改革、出成果”作为推荐使用干部的重要标准，做到在改革一线锻炼干部、发现干部、培养干部。党员干部自觉做到“三亮六带头”，即亮身份、亮承诺、亮形象，带头宣传宅改政策、带头退出自家多宅、带头拆除超占面积、带头缴纳有偿使用费、带头做亲属思想工作、带头为村里做实事办好事，树立了威信，赢得了支持，推动了改革。
2. 实行宅基地全区范围内流转
余江区将宅基地流转的范围从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扩大为全区范围内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成员，允许农民在保证流转宅基地后仍有合法居住场所的条件下，可在全区范围内向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成员转让、转租宅基地，此举稳妥审慎扩大了宅基地的流转范围，促进宅基地流转，赋予宅基地更丰富的处分权能与收益权能，显化宅基地资产价值，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并且有效防范了风险。
3. 对退出宅基地的进城农民实行宅基地资格权保留
余江区探索出台相关政策，积极引导进城落户农民自愿退出宅基地。建立经济补偿和权利保留双重激励机制，对退出全部宅基地及具备申请宅基地资格而放弃申请的进城农民，实施购买城市住房享受优惠價的同时，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书面承诺十五年后可根据个人意愿回本集体申请使用宅基地，保留十五年后申请宅基地的资格权，书面承诺一式三份，农户、集体经济组织、乡镇政府各执一份。全区共有367户农户选择退出全部宅基地或放弃申请宅基地资格进城落户，享受购买城市住房的优惠政策。此举既减轻了进城农民购房的经济成本，又给进城农民一个稳定的预期、妥善解决了退出宅基地的后顾之忧，更是有效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城市与农村建设用地总量双增长的问题，统筹利用城乡建设用地，提高了土地要素的利用率。
4. 将退出的宅基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
余江区将宅改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进行联动，同频共振，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的条件下，将农民退出的宅基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用于农业物流仓储、农产品初加工、乡村休闲旅游、健康养老、家庭工厂、手工作坊、扶贫车间、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制定了相关入市办法，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成交后，应向政府缴纳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剩余成交价款归集体经济组织。全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共17宗，土地面积为183.62亩，土地成交金额1505.22万元，缴纳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58.34万元。通过入市交易，一方面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用地保障，破除了农村发展土地要素瓶颈，促进了农村一二三融合发展;另一方面激活了农村集体土地资产，增加了农民集体财产性收入，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5. 建立新增宅基地“择位竞价”机制
为丰富农村宅基地分配方式，凸显宅基地区位优势，余江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对新增宅基地实行由村民事务理事会主导下的竞价取得方式，将具有区位优势的宅基地，面向符合申请建房条件的村民进行公开竞标，对中标的村民收取宅基地择位费。由村民事务理事会根据本村宅基地的区位优势、基础设施投入、收储成本以及村内宅基地退出补偿支出等情况，合理确定竞价的底价。全区共有378宗新增宅基地采用择位竞价方式分配，共收取择位竞价款604万元。通过对新增宅基地实行“择位竞价”，农民取得宅基地从以前的零成本转变为竞价取得，宅基地不再是共有产权，而是排他性的私有产权，既显化宅基地资产属性，又杜绝了以往多占多得的现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仅有利于實现宅基地资产价值化，还能促进宅基地公平使用，废除传统的“谁占谁用”的方式，强化农民节约、珍惜利用土地意识，提高宅基地利用效率，有效减少了占用宅基地的负外部性。
6. 明确宅基地所有权行使主体
一直以来，宅基地产权模糊不清是宅基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特别是宅基地所有权主体缺位、权能不明确。余江区通过开展改革试点，明晰了宅基地产权边界、赋予宅基地产权完整属性、完善相关权能、落实宅基地所有权主体，产权得到充分界定与保护。建立村民事务理事会制度是余江区推进宅改的一项创新举措。作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基层组织形式，村民事务理事会在宅基地退出、宅基地取得、宅基地有偿使用、宅基地管理方面发挥自治作用。余江区出台文件，明确理事会在宅基地管理中行使的12项权利和履行的15项职责，赋予村民事务理事会的宅基地所有权主体地位。这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宅基地所有权主体缺位的问题，厘清了产权主体、明晰了产权边界，农村集体成员违规占用宅基地、违规流转宅基地等负外部性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而且，实现了群众的事情群众自己办，调动了农村集体成员对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余江区共选举产生了1040个村民事务理事会、8750名理事成员。
7. 显化规划在改革中的引领和管控作用
长期以来农村建房杂乱无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乡村规划缺失。余江区对此有充分认知，在宅改启动初始就投入2000万元，按照“多规合一”要求，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前提下，组织编制了行政村总体规划和自然村村庄规划，实现了全区113个行政村、1040个自然村规划全覆盖，为农民建房选址明确了范围，为农村发展勾画出蓝图。
三、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相关政策建议
（一）明确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
建议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建立所有权具体实现的机制，成立专门的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所有权主体，如农民集体股份合作社，指导集体经济组织制定相关章程，赋予其法人主体资格和完整权能，界定产权权利边界，履行所有权主体权利与职责，充分行使宅基地分配、利用、流转、收回、监管等权能，解决所有权主体长期以来缺位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负外部性[9]。
（二）健全完善宅基地流转交易与产权确权登记制度
建议加强法律层面的顶层设计，修订有关法律条款，明确在保证住有所居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在符合一定条件下流转宅基地及地上房屋，包括转让、入股、出租、置换、抵押等形式，有效盘活宅基地资产，促进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研究宅基地抵押的处置路径与风险控制[10]。建议加快全面开展宅基地及地上房屋的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工作，确权登记是对宅基地产权归属的物权认可，属于行政确认，强化农民产权意识，对符合条件的依法依规办理登记发证，颁发不动产权证书，依法维护合法产权，对不符合条件的只调查不登记发证。对办理宅基地流转或抵押的，需持合法不动产权证书，在登记机构办理流转或抵押手续，此举可规范宅基地流转交易行为，降低交易费用，保障交易安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三）引入市场机制促进农村生产要素优化配置
建议通过市场机制盘活农村存量宅基地资产，显化宅基地经济价值，健全退出宅基地再利用机制，对退出的宅基地进行整治，允许在符合规划与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将退出的宅基地直接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上市，用于农村工商业发展，允许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进行转让、抵押融资，享受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同等的权利，鼓励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鼓励对农村废弃、老旧宅基地拆除复垦，建立复垦指标用于上市交易的政策制度。在实现农村土地要素优化配置的同时，配套其他相关激励政策，鼓励引导资本、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农村集聚，为农村发展注入活力，促进农村产业兴旺，助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11]。
（四）完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农村宅基地附带浓厚的身份属性，承担了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功能，而且农村宅基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长期居于首要地位，严重阻碍了其财产功能的发挥。建议健全完善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医疗、就业、救助等保障，消除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将宅基地从社会保障功能中剥离出来，释放宅基地的财产功能，激化宅基地经济属性，实现宅基地资源的高效配置。
四、结论与启示
农村宅基地是亿万农民的重要财产，长期以来，广大农民并未享有完整的宅基地产权，特别是没有处分权、收益权，致使农民难以获得财产性收入，由于产权不明晰，造成了土地资源严重浪费、非法流转等系列的负外部性问题，影响了乡村发展。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渐完善，我国城市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越来越高，相比而言，农村土地要素缺乏市场化配置，尤其是占比很重的宅基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缺乏流动性，严重影响了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12]。作者认为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应朝着明晰产权、盘活财产价值、放宽流转限制、提高宅基地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进行努力探索，建立完整的宅基地产权制度，做到宅基地还权赋能，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宅基地用益物权，提高宅基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推进退出宅基地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用途转变衔接，健全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为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土地要素支撑，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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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楚 霞）
Research on Rural Homestead System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aking Yujiang District of Yingtan City， Jiang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HU Xue-ying1，KE Shan-hua2
（1. School of Marxism/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Shenzhen Technology University，Shenzhen 518118;
2. Jiangxi Provincial Party School，Nanchang 330003）
Key words： Homestead;Market Allocation;System
收稿日期：2021-09-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西农村改进社研究”（17BZS080）;2020年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20YJ06）;中央党校2021年重點调研课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2021DXXTZDDYKT047）。
作者简介：胡学英，女，经济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农村经济;柯善华，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土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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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人类历史，政治与腐败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人们总是希望政治能够远离腐败，然而议员、总统乃至法官的腐败行径依然是当代全球政治的心腹大患。
2007年8月，阿根廷总统大选期间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处于警戒状态。警察在检查行李时发现了6个手提箱，里面装的既可能是普通书籍，也可能是经过伪装的可卡因。经警方的仔细核查，从手提箱中搜出了80万美元现金，而手提箱的主人是一位委内瑞拉商人。依美国获悉的情报，这一事件涉及阿根廷现任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 ándezde Kirchner）与委内瑞拉总统胡戈·查韦斯（Hugo Chávez）之间的非法交易。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非法交易也是变相增进两国关系的一种有效手段。
回溯人类历史，政治与腐败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人们总是希望政治能够远离腐败，然而议员、总统乃至法官的腐败行径依然是当代全球政治的心腹大患。例如，美国国会某议员在冷藏库里存放了9万美元，民主刚果的独裁者蒙博托贪污数十亿美元，还有控制着银行余额的中亚独裁者。
腐败绝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是全球各国领导者均须防范的大敌。通常，人们总是将腐败视为全球许多弊病的罪魁祸首。腐败不仅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还会导致非洲旷日持久的贫困、拉美年复一年的经济停滞。与此同时，腐败导致穷国愈发穷困、法制破坏、贸易扭曲，甚至培植了享有特权的经济利益集团。正是在腐败的肆虐之下，受灾民众无法获得救灾援助，劣质的工程项目比比皆是，贿赂和贪污更是加重了民众的经济负担。
令人遗憾的是，人们既不了解腐败的实质，也不清楚腐败的运行机制。尽管人们时常对那些著名的腐败分子津津乐道，却依然无法借此洞悉全球腐败的广度和深度。
腐败总是以隐秘、多变的方式出现，因此经济学家不仅要对现实中的腐败进行量化分析，还要针对不同的腐败形式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要想切实地理解腐败，经济学家应当关注人的行为动机，而不是仅从言行做出判断。无论腐败多么隐秘，终究会留下蛛丝马迹。
政治背景的代价
部分企业凭借巨额的竞选捐款或巧立名目地聘请前任政治家，与政府或执政党保持着紧密的政治关系，例如美国的哈里伯顿公司或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企业政治背景的实际价值究竟有多高？假如政治家或投资者被问及这个问题，几乎都会拒绝做出回答。要想获知真相，经济学家必须通过内线获取确切消息，判断特定企业是否为了获取非法利润而与政治家达成协议。在这场政治博弈之中，博弈者的利己性将驱使其明辨腐败的运行机制。
有关腐败的政治博弈类似于现实中的股票市场，行贿者会依据自己的判断选择行贿对象。股票价格既是企业价值的反映，也体现了相应的政治背景：如果政治背景可以相应地减免税款、获取价值不菲的许可证，甚至在竞标政府合同时占得优势，那么增强政治背景无疑会增加企业获取的利润。随着这种非法经济收益的增长，其中相当一部分直接转移到高股价之上。一旦博弈者构建的政治关系分崩离析，那么相应的非法经济收益和高股价也就不复存在了。
以1996年的印尼为例。时任印尼总统的苏哈托已经用铁腕政策统治该国近30年之久，但此后不久便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1996年，苏哈托政府依然对经济进行严格的调控：苏哈托有权授权特定的企业贷款、木材砍伐、道路修建，或者大米进口。总之，苏哈托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诚然，苏哈托政府被视为当时全球最为腐败的政权之一，因此经济学家不能将苏哈托政府视为具有普遍性的典型。所幸，普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马拉·法西欧(Mara Faccio )针对全球所有股市正常运转的国家进行了研究，并基于市场构建了评估政治关系的经济学方法。法西欧不仅对每个对象国内的商业大亨和政治家的经历进行了追踪研究，追溯其家庭血缘，甚至通过当地报纸来确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依据法西欧的研究结论，目前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政治利益集团和经济利益集团之间均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俄罗斯，莫斯科股票交易所87%的公司股票价值源于与俄罗斯政府保持密切政治关系的企业。令人颇为惊讶的是，伦敦股票交易所将近40%的上市股票价值来自与英国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
法西欧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国家的政治关系的相应经济成本存在很大的差异。以英国为例，尽管英国的经济利益集团与政府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英国上市企业的股票价格却基本上没有受到这种政治关系的影响。比如，劳斯莱斯董事会主席约翰·摩尔(John Moore )曾任英国上议院议员，但该公司的股价却并未出现明显的上升。与英国相比，意大利和美国上市企业的股价则在相当程度受到利益集团政治关系的影响。回溯历史，菲亚特公司的创立者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被任命为意大利国会议员时，该公司的股价增长了3.4%，公司资产价值在一夜之间增长了数亿美元。
遗憾的是，美国的情形更类似于意大利。许多研究表明，美国企业的经济收益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政治背景有关。美国民主党于2001年战胜共和党赢得了美国国会的大多数席位，支持民主党的美国上市企业很快就获得了可观的股价收益。2000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乔治·布什赢得总统大选后，共和党政客经营的公司股价平均上涨了4%，而民主党政客经营的公司股价则纷纷下跌。
让走私商现形
对具有深厚政治背景的企业而言，公开其政治背景的机会成本非常高，因此它们总是想方设法地回避透露真相。早在1999年之前，经合组织便积极倡导各国签署一项全球反腐败协议。全球许多国家（包括德国、荷兰和瑞士）并未严令禁止本国企业对外国官员行贿，甚至允许企业在合法支出中扣除有关跨国贿赂的款项。如果经济学家能够详查有关企业的纳税收入，就不难发现它们用于跨国贿赂的具体款项数额。除了核查纳税收入之外，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数据来追查相关企业是否涉嫌腐败。
以全球古董走私贸易为例，如果古董走私商对海关官员说实话，那么出口国海关记录的古董价值应当与美国海关记录相符。事实上，两者之间的数据差异相当大。美国进口的古董数量远远超过了美国海关记录的数量。在报关问题上，古董进口商与出口商的动机显然是不同的。假如经济学家能够研究两者行为动机的差别，并从相应贸易数据上找到差别之处，便可以进一步明辨全球走私的运行规律。
有关古董贸易的报关政策必须进行修正。大多数国家明令禁止出口古董与其他艺术品，例如伊特鲁里亚敞篷马车、希腊雕塑、大航海时代之前的陶器和钱币。除非获得政府的特别许可，否则任何出口商均无权出口这些古董或艺术品。因此，古董出口商为了获利唯有通过政治关系获取出口许可，或者干脆直接向海关人员行贿。简而言之，古董出口商更倾向于向出口国海关隐瞒真相。
相比之下，大多数国家对古董进口的限制则要宽松得多：美国不限制进口古董与艺术品，例如钱币、陶器和雕塑。美国国土安全部在艺术品进口商的专用手册中表示，违反外国出口法律的行为并不一定违反美国法律。换言之，美国并不排斥外国古董或艺术品流入美国。因此，古董走私商没有必要向美国海关隐瞒真相，否则会遭到美国海关的罚款或扣押。从进口国角度来看，撒谎是要付出代价的。古董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的海关数据差异（即所谓的“走私差额”）可以用来解释古董进口商与出口商的行为动机差别。尤其是腐败滋生的尼日利亚、俄罗斯和叙利亚等国，古董或艺术品的“走私差额”更为凸显。
其实，“走私差额”绝不仅仅适用于调查古董走私。部分香港出口商为了规避中国大陆的进口关税，采取了类似于古董走私的方法：香港的自由贸易体制对出口限制较少，因此香港海关的出口商品数据较为真实全面。为了避免向中国大陆的海关支付高关税，部分香港出口商在利益驱动下采取了欺骗性手段。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对香水和烟草分别征收55％和70%的关税。相比之下，粗钢和铝矿石作为中国的重要经济战略物资，可以免征关税。由此推究，许多从香港进口到中国大陆的香水与烟草被出口商谎报为粗钢和铝矿石。
通过数据分析，经济学家可以推断出走私商规避关税的方法。假设中国对小鸡征收20%的关税，走私商一般会谎报货运集装箱的重量，或者刻意降低小鸡的单价。不过，假如海关官员仔细审核货运集装箱的重量或者已经明确调查了小鸡的市价，那么走私商便无法蒙混过关了。假设中国对火鸡征收10%的关税，那么走私商便会谎称装运小鸡的集装箱装的是火鸡，同时用冷冻家禽来搪塞海关检查。从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来看，有关进口小鸡的数据肯定会出现明显的问题。经济学家在分析近3年的香港——大陆贸易数据时，也发现了类似的行径。例如，本应征收高关税的木质家具被偷换成了征收低关税的木质家具配件。
了解走私商的规避方式，有助于决策者选择最为有效的应对方案。诚然，香港的走私商会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其他规避方式。大多数走私商的规避方式均属于“小鸡变火鸡”的范畴，对此中国政府不妨用统一关税加以应对，从而在实质上减少走私商的非法利润。
铺向腐败的道路
与腐败的海关官员相比，贪婪的政治家与承包商倾向于从道路修建项目中牟取暴利。通常，道路建设所需的材料（例如沙石）以及人力都是由当地承包商承办的。事实上，承包商通过虚报合同款项来获取私利：先加倍预算，然后压低成本，最后与道路部门的官员分享非法所得。
至于其他形式的腐败现象，经济学家需要收集必要的数据才能设计出有效的解决方案。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本·奥肯（Ben Olken）设计了一种创造性的方式来评估道路建设项目中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奥肯针对世界银行在印尼援助的道路建设项目中可能出现的贪污腐败，设计了一项富于创意的试验。在该项试验中，奥肯分别向600个村庄提供9000美元以修建当地的道路设施。奥肯的设计思路是，只要能准确地把握切实用于修建道路的资金数额，就可以判定合同商与当地官员贪污的具体款项。因此，奥肯在专业工程师的协助之下，对这600个村庄修建的道路质量进行了评估。专业工程师负责提取样本，测量道路的铺设厚度，由此分析相应的工程是否采用了低价的劣质建材。
除此之外，奥肯还对村民进行了有意的暗示。第一组村庄在工程施工之前就被告知，工程的财务将被审计；第二组村庄则召开全村大会来公开讨论并监控工程的财务；第三组村庄作为参照组，并未接受任何特别的暗示。
试验结果显示：第三组村庄30％的工程款被贪污，第二组村庄被贪污的工程款比例也几乎达到总款项的30%，第一组村庄被贪污的工程款比例不足总拨款的20%。虽然20％也不是个小数目，但第一组村庄的表现的确胜于第二组和第三组。由此可见，从法治角度惩治腐败的效果更为显著。透过这一创造性研究，奥肯认为反腐措施同样能够有效地减少其他类型开发项目的腐败现象。
腐败曲线
尽管全球各国出台了各种反腐败政策，但腐败现象依然未有效减少。经济学是否能提供更为系统的方法来评估反腐败政策的有效性呢？
经济学原理可以作为有效的指导原则。从追求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诱使官员腐败的主要动机在于获取非法的暴利。假如印尼政府在财政方面保持很高的透明度，是否能遏止道路建设方面的贪污腐败呢？假如政府降低或调整同类产品的报关标准，是否能提高贸易商行贿的机会成本呢？假如增加政府官员的薪酬，是否能降低官员腐败的几率？
经济学家正在探求最佳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各国政府也在积极调整反腐政策，堵住特殊利益集团的可趁之机。例如，将官员的薪酬翻一番，加强执法力度，增强公务透明度。即使一国政府逐条地实施了上述合理化建议，也难以像奥肯进行的试验那样，对国内的每个建设项目派出专门的核查人员。
或许，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政府以更务实的态度处理腐败问题。负责治愈腐败的决策者必须从社会现实出发，慎重考量反腐措施的实际效果。就好像医生通过不同方式来治疗人类的各种疾病，决策者应当依据本国的现状实施相应的解决方案。要切实地治愈腐败，仅凭抽象的经济学推断是不够的，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还必须经受现实经济的考验。当决策者真正理解反腐败的各项措施，例如提高工资、政府透明度，法律制裁程度，或者将这些措施结合起来。唯有如此，决策者才能切实地用经济学来减少腐败的危害。
（摘编自美国《外交政策》2008年9/10月号）
经济学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19世纪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世界主义经济学甚嚣尘上之际，通过对欧洲和美洲主要国家工商业发展历史考察，依据国家发展阶段和工业发展水平，推行以国家为基础的国家主义经济学。李斯特提倡国家主义、尊崇自由精神和推行适当贸易保护政策，他的经济理念至今仍然对世界各国对外贸易政策有着重要影响。
关键词：自由精神；国家主义；世界主义；商业联邦制；经济理性人；阶段性适当保护；贸易保护陷阱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是19世纪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采用历史实证主义方法建立国家主义经济学，深刻影响了19世纪德国和日本以及20世纪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被誉为“所有追求独立和富强的后进国的先知”[1]（P163）。1841年，李斯特在批判传统的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出版《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系统阐述了以国家和生产力为核心的经济学理论。19世纪前半叶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层面极为浅薄，再加上德国没落的封建阶级不断地对李斯特及其经济思想进行诋毁和攻击，他们根本无法认识到李斯特经济思想的巨大价值。19世纪后期，德国和日本践行李斯特经济理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取得了巨大成功，1878年李斯特经济思想已经主宰德国经济界，《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成为德国大学必修课程。1925年，中国经济学家刘秉麟把李斯特经济理论引入中国，至今已经整整90年，在该理论引入我国90周年之际，对李斯特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研究有着特别的意义。
一、国家主义理念确立
（一）世界主义经济学批判
李斯特极力反对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创立、后经英国大卫·李嘉图发展的世界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他指出，亚当·斯密推崇的“世界主义经济学”旨在英国在大机器工业执世界经济之牛耳之际诋毁贸易保护而积极推行自由贸易，即在英国攀上世界经济高峰后，用自己的经济优势摧毁与之有竞争力的其他国家的经济体系，使自己永远保持巅峰位置[2]（P307）。李斯特认为世界主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两个理论基础是虚假的。
其一，国际社会共同体是虚假的①。世界主义经济学旨在推动全人类发展，强调所有国家的商人都是处于一个商业联邦制下，世界上所有国家组成的是一个持久和平的社会。一个国家要从未开化状态转化到最高的进步状态，无需考虑促进公共福利而订立国家规章，只要合理的租税、公正的司法和持久的和平，如圣皮埃尔神甫所说的那样——持久、普遍的和平[2]（P120）。李斯特强调，世界范围内共和国本身是为了理解普遍自由贸易观念的一种假设，仅仅受到常识和宗教的拥护，世界主义学派却把这一假设视为已经存在的事实。从21世纪状况看，世界主义学派指称的国际共同体社会依然无法形成。另外，世界主义经济学倡导的所谓的持久的和平只是一种奢望，在19世纪以前的社会是根本不存在的。从1568—1714年，荷兰在这一个半世纪中只有20年和平时期；从1650—1815年，英国有一半以上时间处于战争状态。李斯特深刻指出，亚当·斯密深陷世界主义观念、自由贸易观念和国际分工观念的理论深渊，不可自拔[2]（P134）。
其二，世界主义经济学阐述的“经济理性人”也是一种假设。世界主义经济学以个人私利追求、经济理性人和市场规律为基础，在理想的充分竞争和就业条件下，系统分析个人逐利行为，并把分析结果作为经济学的研究核心[3]（P46）。亚当·斯密认为，任何个人作为经济理性人都尽最大可能优化自身资源配置，以使自己产品具有最大价值，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仅仅追求个人安乐和利益，结果却促进了社会利益[4]（P246）。简言之，每个自然人都在经济方面是理性的，利用自己资本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李斯特对经济理性人概念深恶痛绝，他指出个人并不是孤立的，不能独立于国家和社会之外，国家亦非建立在抽象个人之上。个人从国家那里获得政治、经济、文化、文明、教育、社会、科学和艺术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个人发展以国家发展为基础。李斯特极端反感世界主义经济学支离破碎的狭隘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2]（P171）。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指出，除了具有方法论的功能和意义之外，经济人概念便没有实际和有益的价值”[5]（P200）。
（二）国家工业发展史考察
李斯特审慎考察了欧洲工业发展史，为其国家主义思想提供了历史基础。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继承了罗马文明和文化，不可或缺的艺术和工业得以保存，渔业及与他国的海上交往频繁，12世纪和13世纪的意大利具有国家繁荣的一切因素，却缺少了国家统一及由此产生的力量，城邦之间互相残杀、互相破环，繁华瞬间就消失了[2]（P10-19）。荷兰国家很小，人们非常珍视土地，具有吃苦耐劳和冒险进取精神。但荷兰地域狭窄，仅仅是沿海一片狭长的土地，只是由日耳曼渔夫、海员、商人和制酪者组成的少数人口，无法建立强大的国家，英法很容易采用战争和商业政策削弱荷兰的海军力量、国际贸易和国内工业，最终荷兰黄金世纪（17世纪）转瞬即逝。中世纪后期，西班牙具有一切走向强大、富裕的因素，毛织业、丝织业、棉织业、渔业、捕鲸业和航海业都有长足发展，但专制政治与顽固不化结合在一起，排挤犹太人和摩尔人，摧残了国民进取精神，诚恳的国民变成了奴隶贩子和殖民地专制魔王，人民自由和农业生产长期受到摧残[2]（P63-65）。李斯特从德国经济状况入手，比较了同期英法两国与德国经济发展进程的不同，坚持认为德国应该根据自身经济发展阶段走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
从15世纪到19世纪中叶，英国一直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采用国家干预方式维护国内产业发展，典型手段就是制定统一法律保护国内产业，《航海法》是最著名的代表。而后，英国国内城市勃兴，工商业发展，贵族服从法律，王权受到限制，国内和平，最终英国工业成长与进展登峰造极。中世纪的法国农业获得进展，宗教势力成为文化发展上的一大障碍。美洲的发现促成了法国工商业的发展，在科尔伯特时代，科尔伯特采用保护制度，统一税赋，稳定市场，开辟对外贸易，干预农产品出口，开创了法国工业全盛时期。拿破仑时代，拿破仑认识到工业重要性，推行保护政策，并尖锐地指出在当时世界情况下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使本国工业体系全面崩溃。拿破仑去世以后，阶段性贸易保护政策未得到继任者坚守，法国开始接受并实施英国自由贸易政策，推行世界主义经济学，使法国在贸易保护政策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工业受到了严重冲击，继后法国不得不再次恢复贸易保护制度，最终1815—1827年法国工业生产力增长了1倍[2]（P72-79）。美国工商业史更具借鉴意义，工业发展进程异常迅速，国内工业和国家行政整个演进过程清晰可见。1750年，英国议会针对马赛诸塞州的一个帽子生产工厂宣称北美任何工业都是“妨害公众”的；1770年，查坦伯爵声明北美殖民地就是一只马蹄钉也不准制造。北美独立以后，物质和精神资源都十分丰富，但各州组织制度欠缺，国家控制力很弱，北美战时兴起的工业因英国工业品涌入几乎尽毁。1789年，美国对进口工业品征收轻微进口税，1804年提高到15%，1812年开始实施禁运，1816年再次采用低税制，工业崩溃，农产品滞销，土地价格低落现象重现，1826年国会决定再次恢复高税制。在英法推崇自由贸易之时，美国根据对国家需要的正确认识，超越了对理论主张的盲从，推行被人唾弃的重商主义，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积累国家生产能力，使美国工商业获得了长足发展[2]（P97-109）。
（三）国家主义经济理念建立
世界主义经济学推崇全世界范围内商业绝对自由，却完全忽视了各个国家自身经济状况和国家利益以及他们为了改进自身经济状况应当遵循的政策，仅以单纯的世界主义原则来衡量不同国家的状况，忽视了生产力世界性发展趋势和国家在工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2]（P127）。无边无际的世界主义，否认国家原则，不考虑满足国家利益；死板的唯物主义，只顾及事物单纯交换价值，忽视国家精神利益、政治利益、长远利益和国家生产力[2]（P171），势必不能满足19世纪开始的全球工业化进程的需要。李斯特认为只有以国家为基础，在强大国家保护主义的基础上，民族工业才能兴起。通过对欧洲和美洲主要国家工商业发展历史考察，加上在美国居住期间受美国经济学家（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幼稚工业”理论深刻影响，李斯特认为不存在具有普适性的世界主义经济学，而应建立与之对立的国家主义经济学，以国家和国家利益为基础和出发点，国家（在当前世界形势下）通过合理利用国家力量推动本国工商业发展，从而取得国家富强、文化和力量。[2]（P106）李斯特指出自己理论体系的核心就是国家，与个人和市场相比较，国家是最为基本的经济发展力量和主体，国家把个人与整个人类连接在一起，国家塑造和发展了国内生产力和市场关系，同时，国家构成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6]。他以事物本质、历史教训和国家发展需要为依据，形成了以自由精神为内涵、以发展国家生产能力为重点、以阶段性贸易保护为核心的国家主义经济学，完成了以“国家”为基础的国家主义经济理念。
二、国家主义理念内核——阶段性适当保护理论
（一）历史发展阶段与贸易保护
李斯特认为我们必须以史为鉴，贸易保护政策是各国在追求独立和国际经济竞争的结果，国家间的利益分歧难以消除，国家利益冲突依然存在，所有国家还没有在同一个体系下合成一体之前，保护政策是不能舍弃的[2]（P116），国家必须按照自己的发展程度改进和制定政策。一个工业上落后的国家，与先进工业国家进行完全自由竞争，即使其发展工业资源和条件非常优越，如果没有恰当贸易保护手段，这个国家的工业力量就无法得到充分发展，最终也不能争得独立自主地位。李斯特强调保护制度必须与国家工业发展程度相适应，依据国家工业发展程度，他把国家产业结构演进分为五个阶段：原始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业时期[2]（P155）。
第一阶段是原始阶段，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率极低，一切东西都来源于自然力量；第二阶段是畜牧阶段，人类依然居无定所，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依然极低；第三阶段是农业阶段，特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落后的交通运输，出现“农业的残缺状态”，需要发展工业予以逐渐消除；第四阶段是农工业阶段，科学技术、交通运输和大工业的发展使国家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取得重大进步；第五阶段是农工商阶段，随着工业的发展，商业繁荣起来并对整个社会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人们置身于复杂而激烈的商业竞争氛围之中，人的社交能力、智力水平、自由意识、政治制度都获得提高和发展[7]（P111，170，180）。李斯特认为，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当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第一阶段，实行自由贸易，汲取经济发达国家发展经验，使本国摆脱原始状态；第二阶段，实施贸易保护政策，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是采用保护关税，使本国工业、海运事业和国际贸易在国家政策保护下得以发展，重点保护和扶持本国幼稚工业；第三阶段，国家财富和力量不断积累，国家进入到发展程度较高的农工商业社会，此时国家恢复推行自由贸易，在国内和国际市场进行无限制的自由竞争[7]（P118）。
（二）阶段性适当贸易保护论
戈麦斯（Gomes）指出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并非李斯特经济思想的全部，贸易保护所导致的效率损失是工业后进国家工业发展必经阶段，是实现工业化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已[8]（P270-271）。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是阶段性选择性贸易保护，并非普遍性贸易保护，贸易保护对象、保护程度和保护时期都要适当，该理论十分复杂，不仅需要国家恰当评估自身工业水平、产业发展阶段、产业发展现状、产业产能和采用关税利率水平等有关方面，而且需要一系列适合各国本国国情的评估标准体系。阶段性选择性贸易保护理论是李斯特国家主义理念最集中的体现，取向于国家生产力发展和国家利益。
其一，李斯特指出“贸易保护”对象实施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各个国家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及本国工业发展阶段和实际状况来选择。他认为实施工业关税保护必须有所区分，先要对工业技术进行鉴定，如果可以原来40%～60%的保护税率建立一个技术工业，而且可以在采用20%～30%的税率不断保护下存在发展，该技术产业就拥有工业力量的基本条件[7]（P297），可以进行保护并推动其发展，而且，针对某项工业的贸易保护措施必须因促进和保护国内工业力量才可以实施。相反，不符合标准的产业不能实施贸易保护。其二，李斯特指出贸易保护对象必须具有针对性，不能实施普遍性贸易保护，贸易保护对象必须是具体的、针对的和有选择性的。国家仅应保护产业是生产最主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且组建和运营对资本需求巨大，需要机械设备规模庞大，需要高度技术密集和经验丰富的众多高级工人的部门[7]（P175）。在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对机器制造（工业的工业），国家应对复杂机器进口避免进行关税保护，对此进行关税保护会影响本国工业进程；当本国机器制造业获得独立发展条件和资质后，国家应对机器制造业进行贸易保护[7]（P297）。国家不能对谷物、牲畜等普通生活必需品征收关税，但可以对热带奢侈品征收关税。其三，产业保护是暂时的，而且保护程度必须保持在必要限度内。过度保护对工业发展是有害的，工业发展只能是一步一步进行[2]（P307）。如果一开始就完全排除外国竞争，使国家完全与其他国家隔离，这不仅仅与世界主义经济原则相悖，也与本国国家利益相悖[2]（P175）。贸易保护必须恰当适度，如果国家工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关税保护必须与该阶段相协调，采用相当轻微保护政策；如果国家精神、物质资本和进取精神不断增长，保护政策也要随之调整并逐步提高”[7]（P175）；如果本国制造商基本完全控制国内市场，国家应削减关税保护，允许外国工业品在国内市场的限定范围内竞争[7]（P115）；如果国家工业力量已经充分强大，而且有了稳固基础后，应该逐渐取消贸易保护，推行自由竞争政策[8]（P298）。”
（三）李斯特“贸易保护陷阱”
李斯特提倡的阶段性适当贸易保护政策是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现状相协调的贸易保护政策，需要对产业发展现状、产业产能和采用关税利率水平等有关方面进行有效的评估，如果评估失实或不准确，不仅不能有效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甚至会对国家工业进程造成损害。19世纪后半叶铁血宰相俾斯麦和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推行幼稚产业贸易保护政策成功培育了本国工业体系，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推行汽车和电子产业扶持政策取得了“有限的成功”[9]（P27）。但是，19世纪后期中东欧国家和二战后很多刚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试图推行李斯特贸易保护政策，由于市场体制存在缺陷和产业评估失准，却大多深陷“李斯特贸易保护陷阱”，被保护产业并未获得应有的物质资本和自由精神，却滋生经济腐败，国内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10]。通过调查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工业保护状况，经济学家梅尔（Meier）发现，第三世界国家保护政策荫庇工业的发展速度远远低于未被保护工业的发展速度，而且第三世界国家政府为实施保护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浪费了巨额外汇储备[11]。经济学家吉利斯（Gillis）通过对美洲和非洲一些国家工业调查研究得出结论，美洲和非洲国家一些产业，如哥伦比亚石油工业和肯尼亚纺织业等，由于政治因素原因，即使对其实施永久性保护，它们也不能获得自身发展能力；土耳其工业发展也深陷这一魔咒，贸易保护并未使土耳其幼稚工业获得发展[12]。忽视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盲目推行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13]。
三、国家主义——通向世界主义必由之路
（一）国家主义——国际贸易根深蒂固之传统
从整个国际贸易发展历史看，国际贸易为国家利益而存在，国家主义始终是国际贸易根深蒂固的传统，从古至今从未改变过。所有国家和个人，包括极端反对国内贸易的国家和贤人，如古罗马、古希腊、古代中国、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无一例外承认国际贸易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都积极主张国家推行国际贸易，换取国家所需。他们的出发点是共同的，都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推崇和支持国际贸易，本质就是国家主义。国家贸易的出发点和真正受益者就是国家，国际贸易是谋求国家利益的某种表现形式。李斯特国家主义经济学的建立有着深厚的国家主义传统。李斯特是一个绝对的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深入他的血液。他背负着国家经济统一、民族富强的使命，以致他在祖国德国遭受迫害不得不流亡美国，加入美国国籍受到美国总统礼遇的时候依然心系祖国，以美国外交使节身份回归祖国，希望能够振兴德国经济。这种爱国主义情怀必然渗透到他的经济理论之中。李斯特以德国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站在工业发展落后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抵制特定阶段国家间自由贸易，保护工业发展滞后国家免受发达工业国家工业品冲击。李斯特批判世界主义经济学带有极强的倾向性，具有浓重的爱国主义情结。国家主义经济学以国家为基础，依靠国家有意识地积极地采用国家力量准确地保护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幼稚产业，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本国工业化进程为终极目标。即使是以贸易自由为目标的普遍性国际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WTO）都有针对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幼稚产业发展的条款（包括过渡条款），李斯特贸易保护思想依然存在[15]，国家主义在普遍经济组织中理应得到尊重，否则一些国家会因为自身国家利益放弃国际社会共同寻求的国家间贸易自由。世界各国争相加入WTO，从现阶段看，世界各国依然是为了寻求国家利益。国家主义是各个国家低层面不可抛弃的需求，世界主义是国际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和国家间高层面的追求。如果我们从李斯特国家主义经济学整体理论看，李斯特寻求的终极目标依然是国家间自由贸易，只不过在国家工业化过程这一阶段主张阶段性保护。从最终目标看，国家主义经济学和世界主义经济学是一致的。
（二）世界主义——国家贸易发展最终取向
亚当·斯密世界主义经济学“正好出现在世界主义时代，因此受命于世界主义精神的经济学体系自然得到这个时代的厚爱”[14]（P218）。亚当·斯密出生时（1723年）的英国是欧洲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是世界贸易中心，工业远远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时英国产业革命进行的如火如荼，机械大工业时期已经到来，而当时的法国和德国仍然处于封建家族手工业阶段。英国经历了从14世纪开始到19世纪初期结束的5个世纪重商主义积累时期，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已然非常成熟，亚当·斯密主张的世界主义经济学背负着时代使命破茧而出，他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基本成熟的状况下，打破封建主义世俗秩序、封建经济制度、农奴制和行会制，强化世俗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力量。世界主义经济学以个人和整个人类为中心，本质是尊重自然秩序，从自然秩序中引导出贸易自由主义，自然秩序本身是超越国家地域界限的，世界主义经济学旨在推崇国家间自由贸易。建立在地域分工和比较利益基础上的世界主义经济学，主张经济上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涉贸易自由，不断推动国家间贸易在广度上和深度上发展。比较利益说（相对优势说）以其合理内核至今仍在影响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家间贸易政策的走向。国家间自由贸易始终是国际社会追求的目标。从当今国际社会看，普遍性国际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存在本身就是世界主义的一种体现，世界主义是人类的最终理想，也是国家主义的最终归宿。
（三）自由精神——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切合点
自由精神是国家产业发展之前提条件。李斯特指出自由精神对国家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自由精神是国家产业发展的基础和最为珍贵的精神资本。人类文明演进史已经阐明，无论何时何地，社会财富随着公民智力、道德和勤奋程度增加或减少，但如果缺乏政治自由、法律完善和国家政策的支撑，个人勤奋、创造和进取绝不会有任何重大成就[2]（P11）。历史上古今相同的公例证明：自由与生产事业总是分不开的。工商业发展会推动和促进地方自由获得，而自由的获得会构建生产事业发展的精神基础，并推动生产事业长足发展[2]（P11）。意大利、荷兰、英国和美国发展史表明，自由和政治社会制度的完善程度决定个人生产力的发展和增长比例，并为个人物质财富增长和个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2]（P109-118）。英国公民自由的获得推动了英国工业迅速增长，与之相反，自由丧失致使威尼斯、西班牙和葡萄牙工业崩溃和国家权力极度衰弱。公民无论如何的勤奋、俭约、富于创造力和智慧，缺乏自由制度，都于事无补。历史告诉我们，技术和商会本性追求自由，它们受到迫害和压制时就会到赋予自由制度的城市和国家去寻求自由和发展。驱逐它们的总是专制虐政和理性缺失，吸引他们的总是自由精神。最初的英国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社会制度并未充分发展，采用限制制度、特惠制度和奖励制度等措施，把外国人的财富、才能和进取精神移入本土，英国经过几个世纪不屈不挠的努力，变成了世界最富有的国家[2]（P109-118）。没有自由精神，任何国家经济和工业都不会顺利发展。自由精神是人类的本质，自由精神的逐渐发展和积累，会把国家推向最终的世界主义，在世界各国间推行完全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个人价值不断地被给予更多的尊重，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将在自由精神基础上相互协调，以自由精神为本质追求的世界主义终将会主导国际贸易领域。自由精神，国家主义之基础，世界主义之追求。
世界主义经济学肩负冲破封建制度樊篱的历史使命，国家主义经济学承担振兴国家经济的重大责任，任何经济理论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诉求。李斯特亲身经历了美国工业发展历程，深刻了解自己所处时代的全球和德国政治经济背景，提出以国家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理论，崇尚自由精神，倡导阶段性选择性贸易保护理论。然而，从李斯特经济思想整体看，阶段性选择性贸易保护并非李斯特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李斯特国家主义经济学本意是通过贸易保护，发展国家生产力，提高国家工业水平和层次，使国家最终融入到世界主义自由竞争的大潮中去。国际贸易发展史本身是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共生共长、相互依存、相互斗争、此消彼长、彼消此长的历史。国家主义以世界主义为归宿，世界主义以国家主义为基础，二者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同层面和不同阶段。
注释：
①德国著名法学家萨维尼在1849年出版的《法律冲突与法律规则的地域和时间范围》一说中同样提到国际社会共同体，明确指出世界各国和整个人类存在共同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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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斯特.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5]P.Dhar. Evolution of Economic Policy in India：Selected Essa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责任编辑、校对：艾 岚
Key words： Spirit of Independence； Nationalism； Cosmopolitanism； Commercial federal system； Economic Rational Person； Proper Stage Protection； Trade Protection Trap
经济学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骄阳似火的去年8月，在由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引发的一场空前广泛的讨论中，中国“主流经济学”一词赫然出现。一直以来，主流经济学这一提法在学界十分敏感，在这次产权大讨论之前鲜有所闻。正是为了在讨论中同左派经济学家相区别，这一提法才大行其道。
从去年8月份不屑于回应的“集体失语”到9月份陆续回应，再到10月份的集体回应，主流经济学“走强”的背后深含被动的尴尬。在多学科、各阶层广泛参与的交锋中，主流经济学（家）不仅受到挺郎的左派经济学家的猛烈攻击，其观点建议同时激起大众反感情绪，成为众矢之的。这样，主流经济学倒颇显“另类”。时至暮秋，争论随之降温，但一般民众对主流经济学的失望似乎尚无以挽回。对于主流经济学而言，这无疑是个多事之秋。此情此景，发人深省。
主流经济学的“傲慢”
然而，在这次跨越学界和阶层的争论中，这种主流经济学却在一般民众中失宠，甚至引发强烈的抵触情绪，形同支流。网上的民意显示，支持主流经济学家观点的网民不到5％，而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言论近乎激起民愤，声誉降到历史低谷。主流的界限似乎仅仅限于其在大学和期刊中的支配地位。
正因如此，不少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产权讨论被不适当地扩大出了学术界，并坚持认为在学术界，基本的观点还是一致的，对错不在人数多寡。或许，如果网民只限于经济学专业人士，对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支持率不会小得如此可怜。但我们仍不禁疑问：主流经济学为什么会远离大众？精英团体为何背离大众情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就主流经济学而言，其本身就是假定现实中的人是经济人，他们在现实的约束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或利润，而现实改革路径的选择正是这些相关经济人博弈的结果。那么，为什么这些结果却不能为大多数当事人接受呢？笔者的如下思考或许能给人们提供一些想象空间。
主流经济学家首先忽视了与大众沟通的方式，不应盲目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知道，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引以为豪的有像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样能同一般民众交流的大家。而从这次民众对主流经济学的态度看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要深入人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老百姓听到诸如“腐败能够增进效率”、“看到城市交通拥挤时，我就感到欣慰了”之类的言语，不是人人都能理解其中的“思想”的。
其次，主流经济学忽视了公平。当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风趣地说“经济学节约了爱”时，我想她指向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被认为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但其隐含的价值判断标准是清晰的，即以效率为最高、甚至是唯一的标准。而在社会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自由竞争是达到最高效率的保障，因此，主流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崇尚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对效率的无限推崇使得主流经济学在相当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忽视了公平。在大众看来，主流经济学体现了一种嫌贫爱富的逻辑，似乎总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立场上的。
再次，主流经济学失去大众的另一原因源于经济学研究的层次更加具现实性。在这次讨论中，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等领域的学者更多地走向了主流经济学的对立面，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由各个学科研究的层次不同而造成的。经济学之所以是一门显学，原因之一是经济学是更加务实的学科，更多地着眼于当前条件下的现实问题，反对做远离现实的批判。这在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属于较低的层次。在其他学科在较高层次上对现实提出各种批评时，主流经济学家要说的是，现阶段只能达到这种次优状态，理想状态只能渐进地实现。
最后，主流经济学引起大众不满有其客观的一面。中国改革前20年基本上可以用增量改革来描述，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体制内的人不受损，体制外的人福利增加，从而使改革较少有失利者，几近于经济学中没有受损者的“帕累托改进”。此时，改革较为顺利，反对主流经济学也缺乏现实的理由和群众基础，从而使主流经济学理论得以大量深入地传播。而进入90年代后期，改革深化到了存量调整阶段，这样出现了大量的利益受损者，在没有得到应得的、起码的补偿的情况下，他们放大了发自主流经济学的声音。
总之，主流经济学失去大众的尴尬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注意到这些原因对于争论各方和一般大众都是有所裨益的。
主流经济学再次遭遇挑战了吗？
与去年不同，由于有了眼下“顾雏军倒下”这个确凿证据，针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由质疑再次“失语”和当初信口开河，很快转向了更深入的谴责：颇具企业家才能的顾雏军们之所以走到今天，主流经济学家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难责其咎；正是因为主流经济学所营造的暧昧环境，为顾雏军们提供了违规操作激励的制度环境。各家报刊评论一起发动对主流经济学家良知的考问，认为主流经济家代表了转轨时期的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屁股决定了脑袋”。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首先应该明确一点：就事论事地看，主流经济学家所力推的民营化显然并不是导致此类严重问题普遍发生的充分条件，因而，我们不能将顾雏军的被捕和格林科尔系的坍塌随意推而广之，得出所有民营化企业都存在类似问题的结论。单凭个案不能否定整个民营化之路，也不能轻率指责主流经济学家别有用心地将国有经济引入歧途。
其次，此次事件固然验证了郎咸平此前的判断，但这并不代表主流经济学的失败。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一个结论是，主流经济学家并不否认朗咸平所指出的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的存在，对此，主流经济学家也早有关注；但他们不能同意郎所开出的处方，即没有条件地认定国有比民营更有效率，进而应该终止现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路。这才是争论的焦点。
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是，在像家电这样以营利性为唯一目标的竞争性领域中，效率是唯一的维度，而民营产权和国有产权相比具有监督和激励的效率“比较优势”，因而民营化必然是一个增加社会总财富的一种福利改进。
当然，由国有向民营转变的现实中，国有资产流失屡禁不止，难以杜绝，这是事实。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置之不理，甚至讳莫如深，原因在于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很难找到一个最优途径完成这个过程。针对公众对民营化中国有资产流失的指责，主流经济学家通常会反问道：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郎咸平说国有化，而这是与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背道而驰的———在国有产权制度安排下，被“内部人控制”的国有资产会像夏天里的冰棒一样融化消失，这难道不也是流失吗？结果是，对目的（效率）的执着追求足以让主流经济学家们忽略过程中的瑕疵（不公平）。
如果人们能够相信如上分析确是主流经济学的逻辑，那么，质疑主流经济学家良心何在，甚至指责其为自身利益而向顾雏军们大开方便之门就是有失偏颇的。你可以说一个人的逻辑推理有问题，但你不能根据他的结论对谁有好处就认为说话者得了某人的好处，代表了某种利益。
恋爱中的人爱问：月亮代表谁的心？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傻傻的，因为答案见仁见智。同样，你要问主流经济学家代表了谁的利益，这也不是一个科学的提问。
笔者认为，主流经济学家曾经对顾雏军的支持符合其一贯逻辑，我们不能一方面呼吁学者要有独立的立场，而另一方面一旦他们得出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就扣上代表某某利益集团的帽子，如此做法不能以理服人，于事无益。
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顾雏军和格林科尔只是一个不争气的个案，在“郎顾之争”尚未完全消逝之际落下马来，真辜负了他们对其所给予的支持和厚爱。然而，期望主流经济学就此偃旗息鼓，远不切实际，而诉诸“良心”和“利益集团”之类的批判至多只能起到隔靴搔痒之功效。因为，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
如果主流经济学家对自己的立场和信念抱有足够的信心，大可坦然面对顾的被捕和公众的质问，写作本篇评论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以免主流经济学家再用沉默代替回答，以致不必要的误会再度加深。
（作者方卫东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博士，傅勇系复旦大学博士）
经济学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在分析了新经济下研究生课程教学面临的挑战基础上，以研究生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为例，总结了研究生课程教学中提高课程创新能力的主要做法：（1）建立符合新经济特点的教学目标;（2）强化课程中研究方法的学习与训练，实现由知识学习到知识创造的转化;（3）精选课程知识，更新课程内容，适应学科发展;（4）构建多层次实践环节，提高课程学习的研究性。
关键词：新工科;研究生课程教学;微观经济学;研究性学习
自2017年教育部启动“新工科”发展研究以来，新工科战略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大战略选择。新工科的“新”体现在高等工科教育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上，并为高等教育改革创新提供新经验、新思路，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受教育者的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培养适应和引领新经济的新型工科人才[1]。“新工科”作为新时期工程教育的新理念已经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重视，这些新理念也同样适合其他学科与各种教学层次，包括研究生层次的教育。
在新经济和新产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人们对我国研究生教育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多，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质量还不能满足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的需要，不能满足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要求，具体表现为研究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不足[2]。提高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涉及多方面的因素，而课程教学是培养研究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但是，研究生课程的改革不应当是杂乱无章的，需要从新经济新技术发展角度，探索研究生课程教学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与挑战，这样才能解决我国研究生课程教学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提高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一、新工科背景下我国研究生课程教学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新工科战略是高等教育对新经济形态的主动回应，要深刻认识新工科背景下我国研究生课程教学存在的挑战与问题，必须站在科技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基础上，从学生认知规律出发，寻找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的根本动因[3]。
探究我国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的原因，首先是来自于社会经济发展对研究生教育提出的更高要求。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但是，仅仅以此作为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的原因，还不足以说明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的所有因素。因为，提高研究生培养的创新能力是所有国家教育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也是教育界面臨的长期问题。之所以目前对研究生课程教学提出如此迫切的改革要求，就在于新经济新技术发展对研究生教育产生的冲击。具体而言，新经济下我国研究生课程教学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课程教学由知识学习到知识创造的转化问题
研究生作为科学共同体的重要成员，经过多年的大学教育，已具有相对固定的人格特质、丰富的专业知识、较强的思维能力和独立的学习能力，其教学重点应该由知识学习为主向知识创造转变。因此，加强研究生课程的研究性，启迪研究生的科研意识，提高他们的科研能力，是研究生课程教学面临的重要课题。
但是，面对新经济新技术的挑战，在研究生课程教学由知识学习向知识创造的转化过程中，面临两方面的问题：
1. 学科知识的精选与升华问题。知识是创新的基础，科研工作的开展以及科研中的创造与创新是在全面掌握系统知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实现。随着新经济新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知识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保证研究生掌握系统扎实的知识体系，这就需要一方面在课程教学中，注意学科知识的更新、精选、加工和系统化，另一方面需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借助现代信息技术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2. 知识学习与知识创造的融合问题。课程学习是研究生全面掌握专业知识、系统学习科学研究方法、建立科学研究思维的过程。因此，在课程教学中，如何将知识传授与知识创造有机的融为一体，是研究生课程教学面临的又一挑战。研究生课程教学中的知识传授过程，不仅表现在科学知识本身，同时也包括知识的发现过程、思维方式、运用方法等。因此，教师的知识传授实际上不仅包括可以言传的书本知识，而且还有大量的动态的隐性知识，后者是创造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二）知识学习与研究生认知与思维能力的发展问题
随着对人类认知过程的研究，发现个体对知识的吸收和创新能力与人的认知和思维能力存在一种动态的、开放的自我促进过程，将书本与课程知识转化为个体知识进而形成创新思想的过程，需要个体认知结构和思维水平的不断提高，两者相互适应。
研究生课程教学的有效性体现在许多方面，而研究生认知和思维能力的发展与提高，无疑是最基本的效果。研究生科研与创新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其认知与思维能力的提高，而研究生认知与思维能力的提高又与其知识水平和知识结构有关，三者相辅相成。人们不可能脱离既有的知识水平和知识结构而学习到某种抽象的、纯粹的思维方式，并产生有创造性的思想;反过来，其知识水平与知识结构的建构又受限于现有的认知和思维能力[4]。
因此，研究生课程教学的核心就是要推动其知识水平和知识结构与认知和思维能力之间相互适应和转化。在课程教学中，要了解研究生认知与思维能力的发展规律，一方面注意研究生课程学习中知识传授与研究生认知与思维能力的相适应，提高他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另一方面需要将课程知识内化为研究生的认知和思维能力。如何有效地组织课程教学过程，将知识的传授和研究生认知与思维能力的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是研究生课程教学应该解决的另一主要问题。
（三）科技交叉融合与学科知识专业化的问题
在新经济新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随着研究对象的多学科性、学科的多对象性、科学研究的复杂化，新兴学科与传统学科相互融合、相互促进，跨学科和跨领域交叉融合，工程教育与科学、人文教育有机融合，推动科技发展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走向高度融合[5]。但是，这种高度综合的趋势，更多的是体现在科研活动对科学技术知识的实际应用上，但在各门学科知识的发展上，仍然处于专门化的发展路径。因此，教育部提出的“新理念”就强调以跨学科知识强化综合型素养为手段，全面深化教育改革;“新结构”则强调不同学科的渗透融合、跨学科和跨领域的交叉融合[6]。因此，如何科学地构建课程体系和结构，以适应新经济新技术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将是研究生课程建设必须认真面对的另一重要课题。
二、新工科背景下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的实施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作者在长期的研究生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活动中，不断探索研究生课程教学的新方法和教学过程，积极进行研究生课程教学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微观经济学作为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的核心与基础课程，具有很强的理论性，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研究生不仅要掌握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思维方式，同时要掌握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后续相关课程的学习提供理论、思维和方法的指导。为了提高研究生微观经济学的教学质量，笔者在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方面做了一些教学探索，总结了一套以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为导向，以微观经济学研究方法为主线，从精选和重构课程知识体系入手，构建多层次的课程实践体系，通过知识迁移性教学策略，实现不同学科的知识融合，最终提高研究生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课程教学实施方法。
（一）课程教学的目标与定位
当前，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研究生教育需要在教育理念、技术更新、产业需求、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引入新理念、新技术、新体系、新模式，为新经济新技术发展做出新贡献。因此，研究生课程教学的目标，一是要符合课程自身特点和教学要求，同时要满足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研究生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具体到微观经济学这门工商管理学科的基础性课程，其教育目标就是要根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新经济形态特点，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科逻辑，以创新为导向，推动学生科研能力的提高。具体要达到三个目标：（1）建立微观经济学的科学思维;（2）掌握微观经济学研究方法，具有实验探究、推理论证的研究能力;（3）建立微观经济学核心素养，形成微观经济学的科学态度以及责任感，以及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和观点。
（二）强化研究方法的学习与训练，提高学生的认知与思维能力
笔者在研究生课程教学中，深刻体会到科学研究方法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来说，科学的各学科（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依靠证据、利用假设和理论、运用逻辑推理等很多方面是相同的。区别在于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在具体的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不同[7]。但是，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如何以及什么构成科学理论有着共同的认识。离开了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科学研究的探索过程就难以叙述清楚，也无法保证正确地引导研究者获取科学知识。
将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到课程教学中，再现科学知识的创造过程，是研究生课程教学与本科生课程教学的重大区别，也是推动研究生由知识学习向知识创造转化的重要过程。微观经济学是一门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科学，其研究过程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实践与思维过程。在微观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其研究过程不仅发现了微观经济学本身的知识体系与规律，同时也创造了许多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微观经济学的教学中必须使学生体会一条微观经济学科学研究的思路，即现实问题—科学假说—模型构建—科学研究—结论的研究过程。每次在微观经济学教学开始前，笔者都会向学生问到“我们手中教材的每一页知识是如何写上去的？”，进而对微观经济学课程主要的研究方法进行讲述，从知识发现的角度，引导学生思考微观经济学的知识建构过程，并结合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方法的遷移。在教学模式上，创造一种由“问题—分析—结论”的探索式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将微观经济学研究方法贯穿于课程教学之中，需要任课教师具有丰富的科研工作经历，善于将科研中的问题转化为教学案例，通过案例分析，按照“发现、分析、抽象和建立模型、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进行课程内容的讲授，引导学生掌握微观经济学的主要分析方法，并应用研究方法完成相应的课程研究论文。
（三）精选课程知识，更新课程内容，适应学科发展
知识、能力与素质的综合培养是研究生课程教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从知识与方法、能力的关系来看，知识是基础，方法是一种在形成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中被内化的知识。能力则是在学习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中，获取知识的方法和途径积累到一定程度引起质变的产物。但是在新经济新技术迅速发展导致的知识爆炸时代，教师在知识的讲授过程中普遍存在教学课时与知识传授内容之间的矛盾。对研究生教育，还需要把新的科学研究成果不断引入到课程教学过程中，以便学生能够紧跟科技前沿。同时由于研究生入学背景的差异，还需要兼顾不同背景研究生的知识掌握问题，导致研究生课程教学课时不足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从当前笔者所在学校工商管理学科研究生入学的背景看，学生个体差异越来越大，近一半学生来自跨专业学生。因此，系统学习与掌握微观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对他们极为重要。
为解决这个问题，笔者在微观经济学从长期的教学活动中，总结出以下几种教学方式：
1. 对课程知识进行精选和重新组织，在保证课程知识系统性前提下，提高教学效率。精选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对课程内容进行删减，而是要从微观经济学知识体系出发，采用思维导图工具构建微观经济学知识体系，理清知识点之间的层次关系和逻辑关系，以研究方法为主线，对知识体系重新构建，达到课程知识的有效学习。如在微观经济学需求分析教学中，以需求函数为起点，按照变量的静态分析（需求变动与需求量变动）、动态分析（弹性分析）、时滞分析（蛛网模型）等进行讲授，一方面使学生体会到微观经济学研究的特点，另一方面加快了教学进度。
2. 不断将新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融入到教学过程中。近几十年经济学理论得到迅速发展，博弈论、制度經济学、信息经济学等新的经济学理论层出不穷。将经济学新进展引入到教学活动中，不仅需要对新知识和材料进行归纳分析，将新旧知识体系规范化、条理化、系统化，而且需要考虑学习者的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使得所讲授的知识体系符合不同背景研究生的认知与思维规律，便于学生的学习与掌握。因此，在课程教学中，十分注重微观经济学新知识与原有知识的融合和系统化，如将博弈论的分析方法与消费者行为结合在一起，制度经济学与市场结构理论进行融合等，很好的解决了新旧知识的统一。
3.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鼓励学生自主学习。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教学过程的时空环境，网络中，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学习活动可以持续地进行和研究，并且使学习成果的积累更容易，便于学生与教师的互动。信息技术的引入，是一场教学过程的革命，需要重构现有的教学流程，很好的将课堂教学与线上学习有机地统一起来，重新定义教师角色、设计课程内容与组织，对教学评价与考核重新界定等。
（四）构建多层次课程实践环节，提高课程学习的研究性
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科学实验与实践在培养研究生严谨的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8]。要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必须有实践环节的配合，因为课程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过程，一方面是课程事实、规律的学习，另一方面更是对知识体系的分析、判断、选择和运用过程，通过有目的课程实践教学，有助于形成对课程理论与方法的评价与反思，鼓励学生独立探索和思考，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
作为一门理论课程，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实践主要通过各种案例与课题来进行。我们将该课程的实践环节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基础层，提高应用层和研究层。基础层主要是提高学生对所学理论、原理和方法的理解，一般通过课程命题来完成，如谷贱伤农、反垄断案例、贸易战的博弈等等;提高运用层主要训练学生将所学理论与知识应用于分析与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如农产品的补贴之争、滴滴打车与出租车监管、专用资产与交易费用等;研究层是指训练学生综合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与理论知识针对实际经济问题进行的综合研究，如手机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电讯行业的博弈等，主要培养学生运用微观经济学研究方法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结束语
新工科战略的实施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研究生课程教学是研究生教育的基础，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实现、培养方案的落地、教学质量的提升等都离不开课程教学的有效实施。
在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的过程中，要以科学方法论为指导，紧跟时代发展和国家发展战略，遵循教育规律，以避免教学改革的盲目性。作者在二十多年的微观经济学教学过程中，为了提高课程教学质量，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进行了许多研究生课程教学方面的探索，逐步形成了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的教学模式。通过学生反馈，这种教学模式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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