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基础论文范文第1篇
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四十个年头，中国正走入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新思维、新理念、新思想、新理论、新学术而且能够产生新思维、新理念、新思想、新理论、新学术的时代。
田国强。
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符合世界潮流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知识体系？这是一个摆在中国社会科学学人面前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其破解需要综合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范式重构与理论探索。
其中，经济学作为与中国改革发展最为密切、现实指导意义最强的学科，在推动构建中国学派方面尤其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此，中央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助于推动政治经济学中国学派的构建。
但值得注意的是，現实中也存在一种排斥一切、唯我独尊的极端倾向，这非常不利于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及其对构建中国学派的推动。
增强政治经济学科的包容性
政治经济学本意是研究上层建筑（国家、体制、制度及其体制机制转型改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一门学科。然而，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偏离这个基本点，许多支持改革的理论、举措和实践及改革的成果没有被纳入进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甚至一些人将其对立起来，认为是西方的东西，让学者、从事政策研究者和领导谈改革、提建议、给举措时难以思想解放，而是战战兢兢，缩手缩脚。
如果这也是西方的东西，那也是西化，许多改革建议和举措，回头来看，尽管有许多不足，但为什么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起到这么大的推动作用呢？这说不通。
之所以如此，是不少人以传统书本教条和不合时宜的旧理念为据，用主观意识裁判现实，不能理解甚至误解中央的大政方针和许多改革举措（如市场化改革、国企改革、发展民营经济等等），乃至产生抵触情绪，将社会主义的国体与改革开放的国策对立起来，造成了人们思想、理念上的很大困惑，难以形成上下一致共识，从而会严重地影响中央的大政方针、决策部署和改革举措的落地，甚至动辄上纲上线，使得许多政府官员不敢主动作为和担当，学术探讨难以深入，对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程及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将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弄不好会严重影响到实现中央宏伟愿景目标的大局。
与此同时，如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言，中国的经济学科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学科，不仅是政治经济学，在包容性、规范性、科学性、严谨性、前瞻性和思想性方面，还有比较大的改进空间。中国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离这些标准差得更远，远没有形成科学体系，对解决现实问题、时代性问题（如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显得力不从心，有些研究的结论甚至是与改革开放的国策没有较好地融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有时代性，要有利于改革开放，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在这个定义下众多研究中国改革发展及其体制转型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可以纳入进来，这样更有利于思想解放，凝聚改革和学理共识，增强政治经济学科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有助于研究和解决中国改革、发展和体制转型问题，而不是将其排斥在政治经济学范畴之外。
在笔者看来，凡从中国国情（特别是认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大优势，也是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出发，并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也就是实事求是，存在决定意识），采用规范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严谨内在逻辑的推理和论证（不见得是数学模型）来研究上层建筑（国家、体制、制度及其改革）与经济发展关系等方面的问题，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当然，尽管属于同一范畴，也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理论和结论。这不奇怪，即使现代经济学也有许多针锋相对的理论，比如有赞成凯恩斯理论，也有否定凯恩斯理论的理论，有赞成中国改革的，也有不赞成（或不支持）的。
这样界定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成果，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可形成最大公约数，国内外众多研究中国改革发展及其体制转型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可以纳入这一学科体系，从而增强政治经济学科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更有利于解放思想，凝聚改革和学理共识，有助于研究和解决中国改革、发展和体制转型的实际问题，而不是将其排斥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外。这将有助于加快推进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学派构建进程。
理论同源
经济学最早是研究如何管理家庭财富的，然后扩展到如何管理国家财富，最后从管理财富到创造财富，这就牵涉到制度和经济的关系问题。政治经济学自此就慢慢衍生了，所以，它主要是谈制度、国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思想宝藏，它既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源泉，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源头，它们都要研究制度问题，为什么就一定要把它们对立起来呢？当代的现代经济学可不是像不少人所理解的那样，把现代经济学等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因为大多数学经济学的人只学到新古典为止），它其实早已远远超出了新古典范畴。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都是从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经济学，在许多方面是相容的，只是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考虑问题的角度、方式和经济问题所处的时间阶段也不太一样。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理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动态、宏观、长远地考虑问题;而现代经济学主要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思想觉悟有限的情况下，考虑现阶段人们具体的经济行为和现象。
从而，两者都需要研究，不能将国体和国策对立起来。中国的国家体制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能发挥明确指导作用;而中国的基本国策是改革开放，提升综合国力，为此需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让政府发挥好的、恰当而不是更多的作用，现代经济学能发挥指导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物质按照本身固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运行发展，存在决定意识，历史唯物主义同样强调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固有的客观规律。笔者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在现代经济学中也得到体现。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物质按照本身固有的对立统一规律运动、发展，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历史唯物主义同样强调社会历史发展具有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个体（无论是个人、单位、国家）自利性和信息不对称是当前两个最大客观现实，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否则，中国就不要搞改革开放了。如何实事求是地应对这两大现实，采用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制度、激励机制和政策）是现代经济学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和主题，提出的各种激励机制就是辩证法的典型应用。
同时，如同中共十九大指出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已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现代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以现代经济学中的机制设计理论为例，其激励相容思想就是最典型的辩证法，强调对立统一运动规律。
一方面，它承认个体自利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认为经济行为人在自利倾向下有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做出利己而不利他的活动，对整体福利的改进形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它认为制度、机制是可以设计、可以调整的，通过适当制度（游戏规则）的设计（当然前提是充分考虑各类约束条件，如国情）可以将具有自利倾向的不同个体导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激励相容的核心思想，要激励对方说真话。而现在假大空、放空话、空对空，文件空转的现象太多了。邓小平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就是构建各种激励机制，以此搞活经济。
如果政治经济学不能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不能解决中国改革、发展和体制转型问题，甚至将其对立起来，那就说明这个学科还很不成熟，就没有生命力。与此同时，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总的方向应该都是朝着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等方面发展进步。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离这些标准还很远。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说也是如此。尽管其经济思想很有洞见，有人批评它的原因，就是它的许多假设既没有理论证明也没有通过实验得到验证，并且没有一个基本的哈耶克定理能够阐明他的批判，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所言。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已超越了仅靠经济学直觉来产生思想的阶段，从经济学直觉到数理模型方法的严谨化、科学化提升，再到严格理论的通俗化、一般化，在后一阶段同样可以产生深刻思想。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该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上海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科近些年来在程恩富、马艳等教授的带领下，在数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同时，中国特色的新政治经济学还需要在体系化、标准化方面着力，否则就不能有大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起反作用。比如，你一谈改革开放，他就说你搞什么休克疗法。
如何衡量好的政治经济学和差的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必須在约束条件下做事，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些约束条件。研究中国问题要充分考虑的约束条件之一就是中国特色或国情，就是我们在研究任何一项改革和提出应对或解决方案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等，包括国情。
衡量什么是好的政治经济学和差的政治经济学，应有其标准。这很重要，因为经济学是外部性特强的社会科学，具有很大的正或负外部性。不像医生，医术不好，受损只是个人，而经济理论一旦用错，影响和危及的不仅是个体，甚至是整个国家层面的发展，必须要有严谨性、科学性，知道其理论边界和适应范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成其为一门科学，必须在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等方面下大功夫，在问题导向和学术基质方面取得良好平衡。现在不少所谓“问题导向”的研究，缺乏学术性、专业性或思想性，甚至没有内在逻辑性。
如何应对个体在通常情况下的自利性和信息不对称两大客观现实，以此解决信息、激励及效率问题，与现代经济学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该提供两类经济理论：基准政治经济学理论，旨在提供基准点或参照系。在基本、基础性制度选择方面起到求真、明道的导向和指向作用。通俗地说，就跟最好的比，向最好的学，才有可能做得更好。这就是基准理论导向、取向及建立基准点的核心思想和具体运用。相对实用政治经济学理论，旨在解决具体现实问题，其前提假设更为接近现实，是对基准理论的修正和发展，在应对现实具体问题起到务实、优化的应用和操作作用。这样，前者基本理论更注重目标，旨在解决做什么，应不应该做的方向性问题;而后者则更注重过程，旨在解决如何做，怎么做，能不能做，如何做才是最优的问题。
现代经济学中有许多基准理论，它严格证明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论断，在个体逐利和信息完备前提下竞争自由市场制度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最优性（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普适性（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唯一性（经济核极限定理）、公正性（公正定理）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性（经济核定理）。有了这样的基准点和参照系，人们就可以对现实中的各种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作出评估比较，才知道现实的市场和理想状态下的市场的差距有多大。这些结果对当下激烈争论到底是有为还是有限政府，国企还是民企、市场化改革方向要不要坚持等基本问题，对中国方向性改革的指导作用毫无疑问异常重大。
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我们选择经济体制，到底是大政府小社会还是相反，是让市场还是让由政府决定资源配置？不能把改革开放中的许多举措动不动地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中国国情对立起来，否则无法解释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政治上也没有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实践和实际相结合，而不是将其对立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一方面需要发展源发于中国的基准理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各种现有基准理论前提假设的放松，以及对于描述性理论的规范化，不断发展出新的更加贴近现实的第二类经济理论。由上述这两类理论组成的新政治经济学，应是一个具有相当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处于动态发展中的学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既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学科领域，从而被外界接受。
这将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其洞察力、解释力、逻辑推断和预测力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中国的经济实践更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丰富的现实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处于不断构建之中，只有进一步在规范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导向下，从体系结构、核心价值、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实践功能等维度，聚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及学科体系构建等方面不断创新和集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真正成其为一门科学。
中国从大国到强国必然要经过资源的竞争、制度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竞争，包括学术话语权，千万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我们要善于和擅长用国际同行的语言和学术规范，来研究和讲述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故事，才能为世界所普遍接受和认可。最近正在由南京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创办的英文刊物China Political Economy（《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和国际化。
中国学派的构建不是一个封闭性的过程
基于以上认知，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路径有三个：
一是基于中國经济的改革深化和转型发展，提炼升华具有理论创新价值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为经济学注入中国元素。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实践，为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实践经验，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国改革的各种理论，包括如何成功变革，避免失败让中国能长治久安的综合治理的中国改革理论。这些理论成果显然属于笔者前面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二是以原创性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推动经济学学科本身的发展，尤其是要推动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目前中国很多经济研究还停留在对策应用研究或对经济政策的解释性成果，纯理论、公理性理论方面的贡献严重不足，在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竞争方面严重滞后于世界先进国家，这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短板和遗憾。那些基础性的、原创性的，具有共性的经济学理论和工具方法的研究和创新，没有国界，具有一般性，其重要作用在于它们中的一些理论，如消费者选择理论、厂商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等，提供了分析问题的基准点和参照系，而另外一些理论，如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机制设计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拍卖理论、匹配理论等，则为研究更现实的问题提供了一般分析框架，是对人类知识大厦的添砖加瓦，不应主观附加意识形态色彩而对其予以排斥。
三是通过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充分挖掘和现代阐释，为世界经济思想发展史补上中国篇章。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曾经繁荣而富有光辉成就，许多现代经济学所论及的思想，我们先哲们早已论述到，这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导，而且也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些先行思想要素。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古今中外语言的隔阂、中国经济学术发育的迟滞、话语体系的不兼容，再加上传统经济思想主要是经验总结，没有形成严格的科学体系，没有给出结论成立的范围或边界条件，没有建立严格内在逻辑分析，很少被外人所知，国际上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认知总体还非常片面。
中国学派的构建不是一个封闭性的只追求独特性而忽视一般性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也完全可能成为一个包容性的学科学术体系。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熔铸于一炉，取长补短、相互印证，共同服务于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服务于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中国梦，服务于国际学术话语权和获得规则制定权，而不是盲目地制造不同学科之间的对立、壁垒。
任何成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提炼和升华，都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经济理论要具备指导意义，就必须要经过反复不断的检验，才能成为可以具有解释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这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还是要有这样的理论雄心，以理论求真、实践务实的态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推动政治经济学及至整个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的构建。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
经济法基础论文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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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PPP模式;基础设施项目;绩效管理;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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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PPP模式的基础设施项目绩效管理理论
1.1 PPP模式
PPP模式是指政府部门与社会资本合作共同建设公共基础设施，通过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分享项目收益、分担项目风险的一种项目管理模式。PPP模式具备以下特征：
一是合作关系。政府部门与社会资本以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为最终目的，经过协商确定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合作中政府发挥政策扶持、财政投入、监督管理作用，社会资本发挥技术、资金、管理优势，促使政府与社会资本形成优势互补。二是风险分担。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同承担风险，政府承担政策变动、法律变更等风险，社会资本承担融资、建设、运维等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由双方共同承担。三是利益共享。政府支出一部分财政用于项目建设，为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缓解政府财政压力。而社会资本通过参与项目建设，获取长期稳定的经济回报，实现政府与社会资本的互利共赢。
1.2 基础设施项目
以经济学视角进行分类，基础设施项目分为经营性、准经营性、非经营性三大类。其中，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以经营盈利为目的，付费机制健全，如电力基础设施、电信基础设施等;准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需要政府给予政策、财政支持，在相关部门监督约束下获取一定经营收入，如城市轨道交通基础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等;非经营性基础设施属于公益性市政项目，不产生经营收入，如城市绿化、环保设施等。当前，我国PPP模式多应用于准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此本文从准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视角研究绩效管理。
1.3 基础设施项目绩效管理
基础设施项目绩效管理是指對基础设施项目整体效果、项目产出效益、各参与方作用发挥等方面进行绩效计划制定、绩效辅导沟通、绩效考核评价、绩效结果应用、绩效目标提升的循环式管理体系。基于PPP模式下的基础设施项目管理是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对PPP项目全生命周期内的运作实况、产出效果、项目效益等方面进行考核评价，确保项目效果达到预期目标的管理活动。
2 PPP模式下基础设施项目绩效管理的实施策略
2.1 合理确定绩效目标
基于PPP模式下的基础设施项目绩效目标包括总体绩效目标和年度绩效目标2个部分。其中，总体绩效目标需要从项目全生命周期出发预计项目达到的产出和效果，年度绩效目标需要将总体绩效目标分解落实到项目实施的各个年度，用于掌握项目绩效目标阶段性的实现情况。在绩效目标编制中，主管部门要充分考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财政支出状况、公共服务需求等因素进行编制，细化项目产出、效果和管理目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描述目标，确保目标具备科学性和可实现性。
2.2 实施项目绩效评价
在确定绩效目标的基础上，围绕绩效目标实施绩效评价活动。绩效评价分为项目建设期和运营期2个阶段的评价。其中，项目建设期绩效评价在竣工验收阶段开展，评价次数为1次;项目运营期绩效评价在项目投入运营后的每年展开1次，并且每3年开展1次中期评估，对以往年度的绩效评价进行总结。基于PPP模式的基础设施项目绩效评价要从项目建设期与运营期2个周期出发，以项目公司和项目实施机构为评价主体，构建起四大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2.2.1 基于项目公司的PPP项目建设期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包括3个一级指标(产出、效果、管理指标)，9个二级指标，不同的基础设施项目可以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对二级指标进行细化，选定三级指标。下面对各项二级指标进行解释分析。
①竣工验收。对项目竣工验收过程及其结果进行评价。②社会影响。对项目建设在社会发展中带来的正负面影响进行评价，可细化为新增就业岗位、重大诉讼、社会荣誉、群体性事件等三级指标。③生态影响。对项目建设在生态环境中产生的正负面影响进行评价，可细分化为节能减排、污染处罚等三级指标。④可持续性。对项目公司在项目运营工作准备中的具体表现进行评价，可细分为沟通协调、资源配置等三级指标。⑤满意度。对政府部门、实施机构以及社会公众是否满意项目建设期间的相关工作安排进行评价。⑥组织管理。对项目公司内部组织完善程度、制度健全程度进行评价，可细化为人员配置、组织机构合理性、规章制度健全性等三级指标。⑦资金管理。对社会资本融资效率、资金管理效率进行评价，可细化为资金到位率、资金成本率、资金及时性等三级指标。⑧檔案管理。对项目建设期间内的档案资料收集完整性、及时性进行评价。⑨信息公开。对社会资本筹集、使用信息的公开程度进行评价。
2.2.2 基于项目实施机构的PPP项目建设期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包括3个一级指标(产出、效果、管理指标)，8个二级指标，不同的基础设施项目可以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对二级指标进行细化，选定三级指标。下面对各项二级指标进行解释分析。
①履约情况。对项目实施机构履行项目合同约定的情况进行评价。②成本控制。对项目成本监督管控的具体情况进行评价。③满意度。从项目公司、社会公众视角对项目实施机构开展的项目管理工作情况进行评价。④可持续性。对项目实施机构采取的项目保障工作、沟通协调工作情况进行评价。⑤前期工作。对项目前期准备工作中项目实施机构的具体表现进行评价。⑥资产管理。对项目实施机构的资金投入、股权投入、配套投入到位情况进行评价。⑦监督管理。对项目实施机构监督管理项目建设期间各项关键工作的情况进行评价，可以细化分为财务监督、质量监督、进度监督、安全监督等三级指标。⑧信息公开。对项目实施机构信息公开的准确性、及时性进行评价。
2.2.3 基于项目公司的PPP项目运营期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包括3个一级指标(产出、效果、管理指标)，14个二级指标，不同的基础设施项目可以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对二级指标进行细化，选定三级指标。具体包括：产出指标，下设项目运营、项目维护、成本效益、安全保障二级指标;效果指标，下设经济影响、生态影响、社会影响、可持续性、满意度二级指标;管理指标，下设组织管理、财务管理、制度管理、档案管理、信息公开二级指标。由于生态影响、社会影响、可持续性、满意度、组织管理、档案管理、信息公开这7项二级指标与基于项目公司的PPP项目建设期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对应指标内容基本一致，在此不再赘述，所以下面对其余7项二级指标进行解释分析。
①项目运营。对项目运营目标实现情况进行评价，可细化分为目标完成率、质量达标率等三级指标。②项目维护。对项目资产维护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价，可细分为设施设备维护频率、设备设施完好率等三级指标。③成本效益。对项目运营期间发生的各项成本情况进行评价，可细分为成本节约率、成本执行偏差率、投入产出比等三级指标。④安全保障。对项目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中的安全保障能力进行评价，可细分为安全事故率、应急处理效果等三级指标。⑤经济影响。对项目运营期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评价，可细分为产业经营影响、区域经济影响。⑥财务管理。对项目运营期间的会计核算、会计监管、预算管理、资金管理等工作进行评价。⑦制度管理。对项目运营期间的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进行评价。
2.2.4 基于项目实施机构的PPP项目运营期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包括3个一级指标(产出、效果、管理指标)，9个二级指标，不同的基础设施项目可以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对二级指标进行细化，选定三级指标。具体包括：产出指标，下设按效付费用、履约情况二级指标;效果指标，下设可持续性、满意度、物有所值二级指标;管理指标，下设监督管理、预算编制、绩效目标与指标、信息公开二级指标。由于履约情况、可持续性、满意度、监督、信息公开这5项二级指标与基于项目实施机构的PPP项目建设期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对应指标内容基本一致，在此不再赘述，所以下面对其余4项不同二级指标进行解释分析。
①按效付费。对项目实施机构履行项目合同约定按效拨付款项的情况进行评价。②物有所值。对项目运营期间体现的社会公益性价值进行评价。③预算编制。对项目实施机构编制PPP项目支出预算的质量进行评价。④绩效目标与指标。对项目实施机构制定年度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的科学性、合理性进行评价。
在制定绩效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专家调查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等科学方法确定各项指標权重，赋予不同指标相应的分值。在指标计算中，要通过案卷研究、实地调研、资料收集、座谈会等多种可靠途径收集相关数据，将数据代入指标公式中计算，得出绩效评分。
2.3 强化项目绩效监控
在基础设施项目全生命周期内，项目实施机构要根据项目合同约定监控PPP项目绩效，掌握项目运行情况和项目效益目标实现程度，根据项目绩效目标偏差及时采取纠偏措施，保障项目目标的实现。在绩效监控中，项目实施机构要制定绩效监控计划，确定绩效监控时间，每年至少开展1次绩效监控。项目公司要根据项目实施机构的要求开展日常绩效监控工作，定期上报监控结果，对项目目标执行情况进行动态管控。项目实施机构根据绩效监控情况撰写《绩效监控报告》上报到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审阅。
2.4 应用绩效评价结果
在基础设施项目绩效评价后，要将评价结果应用到项目管理中，提高评价结果的应用价值，使评价结果成为项目绩效管理各项工作改进的重要依据。具体的应用方向如下：
第一，应用于按效付费。将项目公司绩效评价结果与政府补助项目挂钩，根据评价结果安排相应支出，履行合同及时支付义务。如果项目公司绩效评价结果优于合同约定的考核标准，那么项目实施机构要给予项目公司一定的奖励。反之，项目实施机构可以按照合同约定采取扣除违约金、限制项目展期、变动调价机制等方式对项目公司进行惩罚。
第二，应用于整改。项目实施机构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开展本机构整改工作，同时，要监督项目公司实施整改工作，并将整改情况上报到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
第三，应用于监督问责。项目实施机构要将PPP项目绩效评价结果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站、微博等多种途径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并将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纳入政府工作考核，执行问责制度。
3 完善PPP模式下基础设施项目绩效管理的对策建议
3.1 健全法规制度体系
我国要针对PPP模式下的基础设施项目绩效管理出台相应的规章制度，使项目绩效管理实施有法可依、有规可循。PPP项目绩效管理规章制度要明确绩效评价主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和评价程序，规范绩效评价实施。为保证绩效评价的权威性和客观性，政府可以委托第三方独立的专业中介机构进行评价，及时公开评价结果，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此外，政府要建立绩效评价奖惩机制，激励项目实施主体不断提高项目绩效。
3.2 建立绩效管理信息系统
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建设基础设施PPP项目绩效管理信息系统，运用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数据库等技术手段，将有关PPP项目的信息进行集中化管理，并建立起绩效评价模型，提高绩效评价的信息化水平。绩效管理信息系统要重点建设PPP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库、项目建设运营数据库和项目绩效评价专家库，为绩效管理提供数据支持。
3.3 完善政府监督制度
在PPP模式下的基础设施项目实施过程中，社会资本可能会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而产生损害社会利益的行为，这就要求政府强化对PPP项目的监管，建立起政府监管机制，以确保PPP项目提高整体绩效水平。政府可以成立综合监管机构，整合PPP项目中多个监管主体，集中执行监管权力，对项目实施机构和项目公司产生约束力，杜绝PPP项目实施过程中滋生违法违纪行为。
4 结论
综上所述，在基于PPP模式的基础设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中，要引入绩效管理策略提高项目管理水平，保证项目综合效益目标的实现。绩效管理要结合基础设施项目特点，充分考虑各参与方的利益需求，合理确定绩效目标，构建绩效评价体系，强化项目绩效监控，重视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从而构建完善的PPP项目绩效管理体系，发挥出政府和社会资本各自的资源优势，共同提高基础设施项目绩效水平，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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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温竞，闫佳.探讨PPP模式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应用[J].经济视野，2020(7)：99+101.
【3】张琪.基于PPP模式的基础设施项目绩效管理研究[J].经贸实践，2017(19)：178.
经济法基础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媒体作为一种崭新的媒体形态逐渐融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民族地区高校法制教学面临诸多挑战，这就要求民族地区高校要重视新媒体技术在法制课教学中的作用，努力打造一支具有媒介素养的法制课教师队伍，着力改进教学的方式方法，优化校内法制新媒体建设环境以推进民族地区高校法制课教学的实效。
关键词：新媒体;民族地区高校;法制课教学
在媒体发展的历程中，存在有以报刊、杂志为代表的平面媒体，以电台、收音机为代表的广播媒体以及以电视为宣传载体的电视媒体，有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媒体以及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媒体，其中平面媒体、广播媒体及电视媒体被业界称为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及移动媒体被称为新媒体。新媒体作为一种崭新的媒体形态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和载体，它是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新媒体以其内容丰富、即时精准、交互便捷、渠道广泛、信息融通等特点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在现代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民族地区高校是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主阵地，少数民族大学生是新时代我国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的生力军，因此，加强民族地区高校法制教育工作，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法治素养，对建设我们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新媒体视域下民族地区高校法制课教学面临的挑战
（一）新媒体削弱了民族地区高校法制课教學的监管功能
高等教育阶段是大学生法治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民族地区高校的法制教育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法治意识的培育、法治素养的形成至关重要。旧媒体时代，民族地区高校法制教育一般为传统的课堂教学，信息传播的可控性较强，少数民族大学生活动的时间及空间均能被学校和教师有效监督和管控。但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简便易行、交互性强，又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成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接受法律知识和法治信息的重要渠道或平台，大大拓宽法治教育时空范围，传统的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法制教学模式在民族地区正受到严重的挑战。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民族地区高校和教师就很难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使用网络的时间和频率实施有效的监管，传统法制教育教学的监督约束机制逐渐失灵。
（二）忽视新媒体技术在法制课教学中的运用
一些民族地区高校的管理者没有及时转变教育理念，仍简单的认为只要确保大学生思想上、人身安全上不出问题，政治上立场坚定，专业学习上出成绩就可以了，片面的认为大学生违法乱纪的情况毕竟少数，法制教育仅有课堂教学就行了，对新媒体在新时代民族地区高校法制教育教学中的影响没有清晰的认识。有的民族地区高校不积极响应新媒体时代的要求，长期不对法制课教师队伍进行新媒体技术应用的培训，而是强制性的要求老师们必须使用新媒体，老师们不具有媒介素养，疲于应付上级检查，导致新媒体技术融入法制课教学效果不佳。有的高校即使在法制课教学中融入新媒体技术，甚至有的也建立了新媒体平台，但由于不重视人力和资金投入，法制教育新媒体平台很难持续下去。
（三）法制课教学模式尚未完全转变
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民族地区高校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原来思政部也已升格为马克思主义学院，而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主要师资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为了加强对大学生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及法制教育，教育部对思想政治课教师生师比做了一定的要求，但思政师资队伍建设远远不能满足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近两年来，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师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更加落后，出现了“留不住、引不来”的现象，只能降低标准进行招聘，且这其中具有法学专业背景的教师更少。由于高层次思想政治课教师人才队伍匮乏，出现年轻的思想政治课教师无人指导或者出现了其他专业的教师指导新进思政课教师教学的情况。许多民族地区高校能留下来的思想政治课教师由于进修机会少，理论知识老化，教学理念守旧，教学方法单一，由于缺乏相应的培训，更不善于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改革，在进行法制内容部分的教学中仍然采用灌输式教学模式，由于法制内容部分较少，课时不足，基本上课情况就是泛泛而谈。法制课教学由于其计划性、科学性、统一性、实践性强，简单的单一的书本教学灵活性及趣味性不够，导致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法律内容部分的学习失去兴趣，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培育及法治素养的形成。
（四）新媒体融入法制课教学存在一定网络舆情风险
新媒体可以容纳丰富的法律信息和海量的法治资讯，但是在自由化思潮有所抬头的情势下，如果监管不力极可能导致其优势丧失。有些民族地区高校的媒体平台不注重信息内容屏蔽筛选，充斥着大量不同形态的价值观，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有些民族地区高校自媒体、论坛、公众号甚至出现了意识形态、民族宗教、极端言论等内容，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鼓吹西方式民主、文明、自由及法治的平台或传播暴力、色情文化及反动思想的主要渠道，还有一些人通过新媒体平台暗示犯罪的手段和方法。大学正是大学生成长的关键时期，虽说他们大都巳步入成年，但人生阅历少，心智发育尚未成熟，逆反心理强，自觉性和自律性较差，对事物缺乏理性思维和科学准确的判断，对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认识尚不到位，缺乏辨明是非善恶的能力，对新思想、新观念甚至暴力和色情等低俗文化充满好奇，容易受不良文化、极端、反动思想等负能量信息蛊惑。新媒体在信息传递上所呈现出的这种良莠不齐的媒介舆情环境，增加了民族地区高校利用新媒体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担忧。
（五）民族地区高校新媒体法制教学平台建设滞后
虽然各民族地区高校也都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开设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作为公共基础课，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放在一起开课必然导致法律部分在课时和内容上占比的缩小，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必然要依靠其他途径进行弥补，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解决了民族地区法制教育的困境。因此，除了传统的利用课堂进行法制教育之外，一些民族地区高校的也简单建设一些新媒体法制课教学平台，但是由于规划不科学不合理，存在大量的重复建设，同时又缺乏相应的政策、资金及人力支持，基本上都是由教师立项之后将其交由学生团队来完成，导致个性化设计不足，信息更新较慢，维护不够。不可否认，现在的大学生具有一定的团结组织能力，有的也具有一定学科专业背景，但缺乏政策、资金支持的建设毕竟不能长久，缺乏强有力的人力支持，势必导致新媒体教育教学平台建设质量低，导致大学生点击率不高，学习效果不明显。
二、新媒体视域下民族地区高校法制课教学的优化路径
（一）重视新媒体技术在法制课教学中的运用
其实早在2010年国务院就做出了“电信、计算机和有线电视网络三网融合”的决定，并在资源共享、渠道优化及平台建设等多个方面对三网深度融合做了强调，表明了国家对新媒体相互融合机制构建的重视程度和迫切需求。作为培养民族地区法治人才主阵地的民族地区高校，应紧跟时代步伐，加大投入力度。对此，民族地区高校一是应主动适应现代传播媒体发展的趋势，广泛征求师生意见，积极推进法制课新媒体教学平台建设。二是民族地区高校应努力构建新媒体平台融入法制教育的运行模式，建设中要进行科学论证和规划，使新媒体平台建设符合师生教学和学习的愿望和要求。
（二）努力打造一支具有媒介素养的法制课教师队伍
具有较高媒介素养的法制课教师队伍是民族地区高校法制教育的关键。民族地区高校必须重视对法制课教师队伍建设。一是要对法制课教师进行新媒体技术方面的培训，提高法制课教师媒介素养，善于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教学，以弥补法制课內容课时之不足，提高法制课堂的教学效果。二是要加快人才引进力度，通过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提高学校法制课教学的质量和水平，努力打造思政课“金课”和“智慧课堂”。三是鼓励法制课教师创建自媒体教学平台，以弥补课堂教学之不足。
（三）创新法制课教学的方式方法
一是要民族地区高校要引导法制课教师努力跟上新时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步伐，及时转变教学理念，加强对法制课教师的培训，将新媒体技术融入课堂之中，以适应民族地区高校扩张、法制课教师短缺的现状。二是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民族地区高校法制课教学应改变以前那种单方一以书本文字输出法律知识的模式，要善于利用图文音视频等现代传播技术来进行教学，有条件的民族地区高校也可以通过模拟场景或者编排案例的形式展开教学。可以说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法治教育教学的功能，改变了传统法治教育教学的范式，有利于民族地区高校法治教育目的的实现。
（四）积极打造法制新媒体教学平台
基于民族地区高校法制课课时少，师资队伍建设滞后的情况，随着新媒体技术及移动通讯终端的普及，民族地区高校必须重视法制新媒体教学平台建设，在政策、资金以及人力上给予支持，并定期对运营人员进行政治及业务上的培训，制定措施提高其政治水平、法治意识及媒介素养，增强其责任感、使命感，以使法制新媒体教学平台民族地区高校法制教育的重要阵地。
（五）要优化法制新媒体生存环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不仅强调要要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也特别强调了加强互联网领域的立法以规范人们的网络行为。民族地区高校一是在利用新媒体进行法制教育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向，无论媒体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务必确保在法治信息在内容上健康、积极向上。二是民族地区高校也应及时发布正确筛选法治资源信息的方法，提醒大学生关注正规法律网站，努力提高大学生甄别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三是民族地区高校也可以利用技术手段设置一些投诉、举报平台，对一些错误言论或信息进行及时删除、屏蔽，以免这些信息对大学生产生误导，保证做到对校园法制新媒体可用可控。
三、结语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及日益成熟，民族地区高校法制教育教学要积极适应时代要求，敢于摒弃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勇于创新，不断跨越。2020年春季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教育教学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但由于新媒体技术的充分运用，我国教育教学工作经受住了考验。因此，面对突发事件或疫情，民族地区高校一定要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坚决做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重视法制新媒体平台的建设，努力提升其法制课教师媒介素养，大力推动新媒体技术融入到法制教育教学中去，提高法制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水平，确保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特殊时期能够及时享受到更高品质的法制教育。
参考文献
[1]康初莹主编.新媒体广告[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18.
[2]毛雷.融媒体时代三网融合下电视新闻网建设的思考[J].今传媒，2016，24（10）：74.
作者简介
张戈跃（1980-），男，河南上蔡人，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经济法。
基金支持：广西民族师范学院2018年度校级科研项目立项课题（2018YB001）、广西民族师范学院2013年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立项（JGYB201330）之系列论文。
经济法基础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绿色物流是沟通买卖双方的桥梁，是现代物流的发展方向。本文对绿色物流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做简要分析，并探讨了价值实现论、外部不经济理论、效益统一理论与绿色物流的关系。
[关键词] 绿色物流 认知价值 外部不经济 效益
在当今虚拟经济处于危机的情况下，实体经济亦受牵连，但这更突显了现代物流在经济中的支柱地位。而绿色物流是现代物流的发展方向，它是以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和减少资源的消耗为目标，利用先进物流技术，规划和实施运输、储存、装卸、包装、流通加工和信息等物流活动。绿色物流在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之间建立绿色通道，是沟通买卖双方的桥梁。对绿色物流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进行分析有助于从战略的高度认识绿色物流。
一、绿色物流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一 ——认知价值论
众所周知，第一利润源来源于资源领域，其挖掘对象是生产力中劳动对象，第二利润源来源于人力领域，其挖掘对象是生产力中的劳动者，第三个利润源来源于物流，主要挖掘生产力要素中劳动工具的潜力，与此同时又挖掘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的潜力，因而更具有全面性。绿色物流作为现代物流的发展方向，不仅为制造商降低物流成本，创造产品价值和服务价值，使之及时有效地转移给用户，而且在用户的心目中创造了认知价值。认知价值是企业让渡给顾客，且能让顾客感受到的实际价值。认知价值是绿色物流企业建立顾客关系的基石。良好的认知价值会对绿色物流企业产生巨大的支持作用，带给顾客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满足感、信任感，使顾客需要获得更高层次和更大限度的满足，是绿色物流企业创造价值的综合反映。更为重要的是：绿色物流创造的价值不只是从物流企业本身降低费用，提高服务水平的角度考虑，而是从用户认知价值的角度考虑。随着用户环保意识的增强，政府调控力度的加大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用户认知价值将会不断提高，这为绿色物流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也是绿色物流企业制订竞争战略的理论依据。当然，绿色物流企业在提高用户认知价值时应以能够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为主要原则。
二、绿色物流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二 ——外部不经济理论
“外部不经济性” 理论是20世纪初由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随后由他的学生、英国经济学家 A. C. Pigon 丰富和发展。外部不经济性是经济外部性中的一种，它指一种物品或活动施加给社会的某些成本或效益，而这些成本和效益不能在决定该物品或活动的市场价值中得到反映。经济外部性的存在是因为当 A对B提供劳务时，往往使其他人获得利益或受到损害，可是A 并未从受益人那里取得报酬，也不必向受损者支付任何补偿。经济外部性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外部经济性，即某项活动对周围事物造成良好影响，并使周围人获益，但行为人并未从周围人额外获益。其二是外部不经济性。即某项活动对周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而行为人并未为此而付出任何补偿费。外部不经济理论反映了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能，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主要是外部不经济性，如物流企业运输配送加剧了城市拥堵，空气污染等。表面看来，外部不经济性是某一种物品或活动对周围事物产生的不良影响。但若从经济学角度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部不经济性实质上是私人成本的社会化。私人成本社会化，把自身赢利建立在他人受损的基础上，这显然不公平。同时，社会成本一般而言应大于私人成本，所以我們应使私人成本内部化，以使社会成本减少甚至消除。这样外部不经济性内化，就全社会而言，可以以较少的投入来减少较大的损失，这在经济上亦有利可图。目前，外部不经济性的理论已广泛被人们所接受，人们纷纷寻求使外部的经济性内部化的办法。其中最有益的办法是进行回收利用，而回收利用正是绿色物流的一种基本功能。
三、绿色物流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三 ——效益统一理论
企业的基本属性就是获取经济效益，如果没有经济效益，连简单的维持生产都不能进行。但经济效益必须和环境效益进行统一。现实中尽管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有其对立和矛盾的一面，也有其统一的一面，具体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是社会再生产与环境系统的统一，社会再生产通过索取环境资源和把废弃物排入环境而把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联成一个整体。其二是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局部企业和部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较差的生态效益可导致全面、整体的经济效益的降低。其三是经济效益本身的内涵就包括环境效益的提高。提高经济效益包括自然资源供给量的增加、自然资源生产要素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及废弃物的结合利用，而这些皆有利于提高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后者是前者的自然基础和物质源泉，而前者是后者的经济表现形式，二者是统一的。而强调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目的都是为了社会效益，为了使社会各方面得到发展和改善，例如运输工具的零污染排放、物流园区的合理规划等等。总之，要使人们有一个更好的社会生活环境，过一种较高环境品质的生活。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三者之间是辨证统一的，它们互为条件互相影响：在环保方面，三者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有良好的社会和环境效益，必有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企业实施绿色物流正是为了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三效益的统一。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外部不经济理论和三效益理论均为实施绿色营销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参考文献:
[1]吴健安:市场营销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王长琼:绿色物流的内涵、特征及其战略价值研究.中国流通经济[J].2004（3）12～14
[3]李培俊:绿色营销的风险分析与防范.中国流通经济[J].2004（2）53～56
经济法基础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内容的虚幻性与真实性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运作主体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诸多形态表征利益的差异、意识形态与相应社会“工具”之间的矛盾等等。研究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问题，有助于深入认识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并由此不断增强社会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提升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关键词：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式：虚幻性；真实性
文献标识码：A
本文试图从一般意义上阐述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问题。这里所指的“矛盾”是哲学意义上的理解。诚如矛盾的普遍性所示，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也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内在矛盾与意识形态的特性紧密相连，并且与意识形态的相应功能也如影相随。这些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内容的虚幻性与真实性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运作主体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诸多形态表征利益的差异、意识形态与相应社会“工具”之间的矛盾等等。
社会意识形态可作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广义地看，意识形态是指实际支配人们思想与行为的某种思想理论体系。于是在同一个社会形态中，可能存在着诸多意识形态。狭义地看，意识形态特指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体系，这种思想理论体系反映和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需求和意志，是统治阶级巩固或形成和改变一定的社会关系、聚合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与行为方向、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工具。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一开始是把意识形态作为具有虚假(幻)性的、带有贬义的概念使用的，但在使用过程中，其词性就逐渐改变了，成为一个中性概念，表征着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上层建筑中的思想上层建筑的部分。后来，列宁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并且认为意识形态可分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部分。
研究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目的是为了深入认识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并由此不断增强社会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提升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一、社会意识形态内容的虚幻性与真实性之间的矛盾
尽管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及词性在不断变化之中，但其内在矛盾却循着其必然性而不断展开并且有其共性特征。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从两大方面分析了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即意识形态内容方面的矛盾和意识形态运作主体方面的矛盾(这方面的矛盾将在下一议题中论述)。在意识形态的内容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总是存在着虚幻性与真实性内容两者的矛盾。所谓真实性，就是指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真实地表征着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从来不存在不表征一定利益的纯虚幻的意识形态。所谓虚幻性，当时主要指两种情况，一是任何意识都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也就是说，意识会对现实生活进行虚幻的反映，这种映像会使人误认为它就是社会现实本身。应该看到，意识的这种倒影现象是不可避免和客观存在的，人们在认识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可以有意识地减少这种虚幻性，但可能永远也无法完全消解这种虚幻性。问题可能恰恰相反，人们还会利用这种意识的虚幻性来为自己构想未来景象服务，即人们意识的这种虚幻性并不完全是消极的，它也会形成积极影响，即丰富人们的想象力，能够构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直接存在的某种具体形态的事物影像，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赋予这种虚幻性以另一美好的名称，即对现存的超越性。没有意识的虚幻性也就没有人们意识对现存的超越性。意识形态虚幻性的第二种情况是指一定社会阶级或集团在描述自己意识形态对社会利益的反映时，或者为了争取更多群众的支持，抑或表达自己的进一步意愿，总是要扩大自己思想的覆盖范围。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说得是再清楚不过了，即：“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地位的阶级中的许多个人来说也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就这种胜利使这些个人现在有可能升入统治阶级而言。”
在这段话语中，实际上已内含着意识形态的虚幻性与真实性内容两者的矛盾。一方面，意识形态确实表征着相应阶级和人们的实际利益，在这种情境中，意识形态起着社会沟通和团结凝聚的功能。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又总是扮演着社会公共利益的角色，这种公共利益常常与具体的特殊利益相矛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这就是说，国家这种上层建筑形态。可以分为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两大部分，而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主要内容，自然也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在这种精神或观念共同体中，仿佛整个社会的人们的思想都互相一致或拥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一样。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了意识形态内在矛盾的普遍性，即任何阶级在实施自己的思想统治的时候，都会有相似的路径，即首先要取得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其次，要夺取政权，再次，支配社会的精神生产，实施思想上的支配力。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正因为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即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或者说，他们本身必须在这种不一致的状况下活动，就像在民主制中一样。另一方面，这些始终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的特殊利益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预和约束成为必要。”
二、社会意识形态运作主体的内在矛盾
这里所分析的问题是沿着意识形态内容方面的矛盾而展开的第二方面的矛盾，这里的矛盾似乎更为复杂，而这种复杂性主要根由于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实际上，意识形态内容的内在矛盾——所谓不同阶级或社会集团所拥有的思想观念之间的矛盾或者冲突——仅仅都是一种表象，因为思想观念从来都是属于人的思想观念，脱离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所谓书本上的理论观点或纯粹的思想之间是不会构成矛盾争端的，真正起矛盾争端的是人与人，是掌握不同思想理论观点的不同的人群之间相互的斗争。由此可以认为，是不同阶级之间，甚至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同成员之间的矛盾关系，加剧或缓和着意识形态中虚幻性与真实性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认为，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对立阶级的思想文化也是对立的，至少是不同的。正如恩格斯曾经所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而在阶级内部，不同成员对自身利益和阶级使命的理解也不同，如恩格斯当年在分析英国工人阶级不同成员的阶级意识问题时认为：最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的是产业工人，矿工们已经差一些，而农业工人几乎还完全没有意识到。后来，经典作家们进一步认识到在阶级内部会不断产生分化的现象，而且研究了有技术的工人与无技术的工人、旧工联和新工联的政治区别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指出，不仅不同阶级的人群会产生阶级矛盾，即便同一阶级甚至在同一统治阶级中，由于劳动分工的不同，也会构成两部分人群的矛盾，并且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又会加剧或缓和意识形态内容方面的矛盾状况。他们指出：由于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工，于是在阶级内部形成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以编造本阶级的思想和幻想作为谋生的主要手段：而另一些人在实际上是该阶级的积极成员，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对于玄想家们所编造的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只有当阶级统治、共同利益受到威胁时，两者的对立和敌视才会自行消失。
之后，葛兰西在研究政治的要素问题时，进一步指出了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同成员之间的具体矛盾。他认为，政治的第一要素是“的确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事实。政治科学和艺术都建立在这个事实之上。更为人们关注的是：这种事实也发生在“相同的集团内部”，并且产生大量的“服从”，而这种只讲“服从”的特征，很容易造成卡尔多纳主义(即独裁)。因此，“考虑到这一事实，人们必须思考如何能够最有效地领导；领导者如何做最好的准备；以及从另一方面讲，人们如何能够了解最近抵抗路线，或人们如果希望保证被领导者和被统治者的服从的最可行合理路线。”
如今也有学者区分了意识形态的三种层面：一是作为领导核心的政党意识形态；二是与国家生活相适应的国家意识形态；三是与社会生活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这就意味着三种层面意识形态有其不同的影响领域及影响人群，它们之间又存在着协调整合关系。在执政党层面占统治地位与起支配作用的思想理论观点如何影响国家政治生活领域，而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占统治地位和起支配作用的意识形态，又如何使其在社会生活层面占据统治地位和起支配作用?这里需要结合丰富的社会阶层甚至各种利益群体的实际状况来认真分析，其间的矛盾会随着分析变量(如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对意识形态的不同政治态度)的增多而变得愈发复杂。
三、意识形态的不同形态在表征利益方面的差异
在讨论意识形态运作主体间的矛盾问题基础上，如果加上意识形态内容表现形式的多样化的话，问题会变得更加多样化。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意识形态的基本表现形式，如政治、道德、科学、宗教、文艺等，第二是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形态，如马克思在分析法国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之间的分离状况时指出：“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个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马克思在这里显然很明确地指出了思想上层建筑(即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态多样性问题。抽象地看，意识形态至少可以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的具体方式，即第一，思想方法或思维方式：第二，理论形态的人生观、政治观、价值观等；第三，属于社会心理层面的情感、意志、信念等。
众所周知，社会意识形式常常指社会意识表现的诸多样式，如政治思想、法律、哲学、道德、科学、文学艺术、宗教等，从总体上看。社会意识形态是一个由诸意识形式高度协调整合的系统，其中政治意识形态占据核心地位，而其他意识形态则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变换着自己的地位或调整着自己的作用范围，或广或窄、或深或浅、或中心或辅助，等等。但也不排除一定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社会意识形态)主要以某种意识形式作为自己进行意识操纵的主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分别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含法律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科学意识形态、艺术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等，从而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司法政治、宗教政治、伦理政治、科技政治，乃至今天人们开始讨论的文化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表现形式与具体表现形态两者是交叉渗透的，两者又可以组成许多及其丰富的表现样式。也就是说，任何基本表现形式都可能通过具体表现形态得以体现，而具体表现形态又离不开基本表现形式。如政治意识形态可以表现为一定的思维方式(即人们所说的政治思维，即习惯从政治的视角去思考与对待问题)，也可能表现为一定的政治理论和政治观点，自然也大量表现为政治心理。宗教意识形态也可能表现为思想方法、理论观点和宗教心理三大形态方面。至于从具体表现形态的视角看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从思想方法或思维方式层面看，它可以表现在政治意识方面，也可以表现在道德、科学、艺术、宗教等意识形式方面：从理论观点看。它也同样体现在这些不同的意识形式方面；至于社会心理的表现形态，它在各种不同社会意识形式那里的表现程度可能有所区别，一般而言，心理因素在宗教、道德、艺术等方面的表现会浓郁和突出得多，但不能简单认定它在政法、科技等意识形式方面的表现必定淡弱，可能仅仅在于表现途径与更具体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这种意识形态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在不同社会主体身上的表现会有多大的差异?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研究。但从社会经验层面看，如果将社会阶层简单分成社会上层(主要指社会高层
管理者、领导者包括如马克思所指的“思想家”、“玄想家”)、社会中间阶层(一般管理者、教师、律师以及白领人员)和社会基层群众三大层面的话，不难发现，他们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感受状况存在着一定的区别甚至较大的差别。社会上层人员对意识形态的理论形态印象深刻，或者说他们对意识形态的政治内容更感兴趣，因为这更多与他们的主要利益及其表达相关。而社会基层群众可能对这种理论形态的感受就会模糊得多，他们对社会心理的感知可能会更浓郁些，对于生活在日常情境中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对公共政策的感受性更直接与敏感，这多半由于公共政策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相关度较高，并且由于公共政策与以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价值观相比，具有更多的直观性与可理解性，因此政策导向更能引起他们的注意。更何况社会基层群众由于自身的生活经验、受教育程度以及了解社会信息的有限性等因素的制约，他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论形态可能会产生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的现象。至于社会中间阶层，他们可能既关心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形态部分，又关注社会心理成分，并且看到一定的社会心理环境是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重要基础，但他们对这些意识形态的形式的具体感受，在某种具体形态上说，可能又都不如社会上层人员或社会基层群众来得那么深刻和真切。
这里制约着人们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意识形态与各种不同人群的利益攸关度。在意识形态的作用过程中，利益紧密而又普遍地渗透在诸种形态中，这种利益不仅指物质利益，而且包括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换言之，人们对意识形态内容(它们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等)的态度，通常以它们与自身各种利益的反映程度与实现状况为依据。特别是对于大量直接从事体力劳动。并以此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广大工农群众来说，他们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态度常常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根据这种意识形态与他们各种切身利益的攸关程度间接发生的。于是，人们就会考量怎样的意识形态内容既通俗又广泛地连接广大社会群众的切身利益，并且容易被他们所理解与接受，或者是形成如下的情况：对于同一种形态呈现的意识形态，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社会组织乃至家庭、个人等，都可以在其中寻找到未来的希望，或者各取所需地找到自己言行的合法性依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与维护着自己的相关利益，于是人们就对这种意识形态产生明确的倾向性。例如，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通行的一些价值观，由于已渗透进寻常百姓的社会生活中，所以具有很大的社会附着力和影响力，如忠烈、孝悌、义勇等，不仅封建统治阶级可以利用它们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一般的家庭也遵循这些价值观而维护着家庭的秩序。因此这些价值观具有很大的普适性，它不仅具有政治含义，也有道德含义，还有生活含义。我们今天所推行的大量高端价值观，也基本具有这样的特性，如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它们很容易被老百姓作为他们生活化的一些理解。在生活经验中，人们常常会遵循“管用”的原则行事，一套价值观也必须让人们普遍感觉到它们的管用性。这种管用性不能仅仅以理论家和政治家的切身感受为依据，更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为依据。
四、社会意识形态与相应社会“工具”之间的矛盾
我们如果将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其反映经济基础的状况也存在着准确与否以及程度差别问题。再具体地看，即便某种意识形态正确反映了一定阶级的整体利益与社会经济基础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会由于该阶级内部的成员因社会分工不同、具体利益不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与角度不同等缘故，导致不同的社会成员对意识形态内容的理解发生差异，甚至发生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与一定的实施路径、社会网络等“工具”也会发生复杂的关系。基本关系主要有：第一，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正确，“工具”运作规范合理，那么其结果则有助于这种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巩固和壮大，且有助于巩固相应的经济基础。第二，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正确，但“工具”不合适甚至“软弱涣散”，则不利于巩固这种意识形态的地位。第三，意识形态的内容失误，而“工具”运作有力，从表面看来似乎在巩固着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但由于这时意识形态已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相脱离甚至背离，于是相关工具越卖力，实际状况会越糟。就像“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的状况那样：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下，相应媒介宣传阶级斗争理论越卖力，就会使国家越接近崩溃的边缘。
可以认为。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其真理性因素和虚假性因素的地位及关系的变化，其中两者关系在表现方式与表现程度上不断发生着新的变化和形成着较大的差别，并且这种程度差别的扩张会逐渐导致基本属性的变更(即量变引起质变)。因此，对社会意识形态运作的社会网络和路径等“工具”来说，它们与意识形态有一致性的方面，但又不是意识形态本身。所谓一致性的方面主要指功能属性和内容上存在的一致性，包括这些“工具”本身具有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而两者又存在着非一致性，这种非一致性主要指“工具”本身的一些功能属性和意识形态的属性有差异，也指“工具”所属社会实践活动类属性的附加特征和意识形态的属性相区别，如大众传媒有自己的特性，于是宣传思想工作不能不具有大众传媒的一些类属性；家庭教育不得不具有家庭的一些类属性：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教育的一个方面，它就具有高等教育和大学文化的一些类属性，如大学精神的批判性特征同时赋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意识形态批判性，这种批判性功能的主要表现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意识形态批判应该是维护和坚持既定意识形态的真理部分，揭示其错误部分，并阐述自己对这一过程的更为全面的理解”。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其他教育类属性，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传道、授业、解惑”，还是现代意义上的批判质疑、改革创新等，无一不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着多样化的影响，影响着它们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复制、选择、加工、调适、转化等功能。
也就是说，实施社会意识形态作用的诸多工具除了具有意识形态的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它们所属社会实践活动类的类属性。正是由于这些工具的类属性，使得它们对社会意识形态内容及其功能的运作具有一定的平衡、调试和批判功能，具有调谐意识形态中真理性成分与虚假性成分两者的地位和关系的作用。这种平衡、调试和批判功能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可能放大和强化意识形态中真理性成分的作用，同时缩小其虚假性内容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迷失意识形态中真理性成分的意义，而放大并强化虚假性成分的作用。这里起着关键作用的因素是掌控这些社会网络和工具的人员的作用，他们的价值观、社会态度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种力量的内在能源。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学者研究了意识形态控制问题，并且认为“意识形态控制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其实，“工具”也具有双刃剑的属性。而意识形态与“工具”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平衡得协调、得体，双方就会相得益彰。相反则两败俱伤。
注释：
①②③④⑦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100、84、84—85、99、61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9页。
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1-432页。
⑧[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⑨林尚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学习时报》2006年12月18日，第3版。
⑩参见杨耕为张秀琴《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所作的“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⑥参见白文刚《应变与困境——清末新政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序言。
作者简介：邱柏生，男，1950年生，上海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