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翻译论文范文第1篇
一、语境语义概述
国外最早提出语境概念的是著名的语言学家马里诺夫斯基, 他把语境划分为文化语境和情境语境。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对语境的概念有着独到的见解, 陈望道先生称语境为“情境”, 王德春先生则认为语境就是语言使用时的环境。尽管国内一些学者对语境的定义或者说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但学术界大体上都认同把语境看成是人们在言语表达时所运用的各种因素。
近期国内的一些学者的研究提出了广义的语境观点, 他们将语言系统内的知识和语言系统外的知识全部包容在内, 使语境的有关研究向前进了一步。从广义上来讲, 语境包括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 比如文章的上下文属于语言性语境, 语言所处的社会背景属于非语言性语境。本论文主要通过分析语言内语境在文学翻译中对语义的影响, 旨在从多角度分析如何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 以及如何更好地将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境表达出来。
(一) 语境
从以往关于语境研究的状况来看, 不同学科或者学术体系对于语境的定义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按照关于语境的普遍观点, 本文暂且将语境分为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两种。
1. 语言性语境
语言语境是指言语表达过程中的某个词语或者句子在表达某种特定含义时的上下文或上下句。它可以是一个词、一个短语、一个句子或者一段篇章等。
2. 非语言性语境
非语言语境是指言语表达过程中某个词语或者句子在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除言语之外的其他主客观因素, 包括特定的场合, 特定的情境、非语言动作等。
翻译是一种复杂的运动, 在翻译过程中词语的意义不能孤立的存在, 需要综合考虑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对翻译的影响。译者不仅要掌握语言语境, 更重要的是要了解非语言语境,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翻译的目的。
(二) 语义
在现代语言学中, 语义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语言意义表达的系统, 不涉及具体的应用, 更多的是关注语言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 言语行为、会话涵义等。语义是语言的意思内容, 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反映, 具有历史性、系统性、总结性和概括性。著名语言学家莫里斯指出, 语义学研究的是语言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语用学研究的是语言与使用者的关系。语义学侧重语言基本词义的表达, 而语用学侧重语言的表达规律, 借助语境来表达语义。汉语词典中每一个字词基本都有多种含义, 但实际翻译时并不能简单的把某一种词义照搬过来, 而是要切合文章的语境和主旨大意。因此准确地把握和理解文学作品的语言意义至关重要。
二、文学翻译
(一) 文学翻译的本质
文学翻译的本质就是解读原文的语言, 分析原文的主旨大意, 再现原文的表达意境。对等地展现原文的表达意境, 让读者产生感同身受的感觉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文学翻译不仅仅是翻译词语, 还要翻译其中的寓意和韵味, 就是把原作者的所感、所想以及精神表达, 通过语言付诸于作品, 使作品产生一种艺术感染力, 让读者感同身受产生共鸣。
译者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仔细推敲原文, 去揣摩作者的创作本意, 反映原文的意境, 然后选择特定的语言形式进行恰当的表达。译者所运用的表达形式必须能够最大限度的传递原文的蕴意。从宏观上讲文学翻译其实是两种语言或者两种文化的碰撞与统一。文学翻译可以说是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 有助于人类的互相了解和沟通。文学翻译使人类绚丽多彩的思想文化和文学成果克服地域的障碍和语言的界限, 实现了跨地域和跨种族的交流与沟通。
想要译好原作, 译者不仅要谙熟两种语言, 领略出原作语言的魅力, 还要透过语言, 了解其背后的文化和精神。文学翻译不仅是文学语言和人物符号的转换, 而且是艺术形式和特征、艺术形象和艺术风格的再现, 是艺术创作的过程。文学翻译追求艺术真实性、社会真实性, 追求原文与译文读者的平等接受程度。如果译者对作者所在的文化领域不太了解, 就有可能会导致原文和译文之间出现表达失衡。所以文学翻译者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学素养, 通晓本国文化的同时也要对国外民族文化有着深入了解, 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缩小原作者和译作者之间表达的差异感。
(二) 文学翻译与语境的关系
语境是制约理解与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地点、话题等是制约理解与翻译的重要因素, 语言性约束也是重要因素。语境在所有翻译因素中是最重要的, 在翻译的过程中, 我们不仅要考虑文字本来的含义, 更应该结合上下文, 将时间、地点以及文化的因素考虑在内。
语境在文学翻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著名学者余光中曾经说过在翻译一部作品时, 不仅需要克服语言间的差异所产生的各种困难, 还要跨越社会文化和国家地域的不同, 最终才能得到一个比较不错的翻译效果。翻译是根据双语间语境的文本转达, 不仅需要从文字层面进行表达, 还要从意义和内涵上进行转达。所以文学翻译工作者在进行翻译时必须要有强烈的对等意识, 在保持原作主旨大意的同时, 还要把原作品流露的情感用自己的语言切实地表达出来, 同时又不至于使自己的翻译手法影响原作者的意境表达。
三、语言内语境对语义的影响
(一) 语境使语义清晰化
汉语字典中一个词语往往有几种或十几种含义, 但只要我们把它用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 其所代表的意思基本就确定了, 这是因为这个词语所在的具体语言环境把这个词多余的讲不通的含义都排除了。下面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1. 语境有助于词义定位
一词多义的好处在于可以用较少的词语表达较多的意思, 坏处在于在平时的实际运用中会产生歧义, 给阅读带来不便, 人们往往看着众多的义项无法确定是哪一个。分析语境是一种准确有效确定语境的重要方法, 例如“走了”有很多的意思, 但是在“放学了, 我们该走了”一句中只适用“移动、离开”这一种含义。在“我奶奶当年重病不愈, 已经走了很多年了”中只适用“去世”的含义。
2. 语境消除语义歧义
同样的情况, “医生去看病”与“病人去看病”都可以理解为“去看病”, 但实际意思可能并不一样。从书面上看很有可能容易产生歧义的句, 但在实际交谈过程中, 通过了解说话人的身份或者其他环境后就会帮助我们对作者想表达的意境做出正确的理解。比如“鱼吃不了”, 如果单独看这一句话, 我们可以理解成“人吃不了鱼”或者理解为“鱼吃不了食物”。如果变成“今天菜太多, 鱼吃不了, 我们先把其他菜吃了吧。”或者“鱼吃不了, 别喂它了”, 其意义也就立刻变得清晰明了。
(二) 语境使语义色彩化
语义色彩一般指附着在词语的理性意义或者语境所赋予的情感表现。语义色彩的表达离不开语境, 尤其是感情色彩。比如朱自清先生《背影》中的“唉, 我现在想想, 那时真是太聪明了!”这句中的聪明并不是表扬一个人脑子灵活, 在这句话中, 这个“聪明”其实应该理解成一个贬义词, 作者见父亲又是帮我铺座位又是托人照料我, 当时觉得父亲是迂腐的, 却没有感受到父亲浓浓的爱意和不舍。这个“聪明”是说自己的愚蠢, 是自以为是的聪明。再比如《百合花》中“我从心底爱上了这傻乎乎的小同乡了”这句中的“傻乎乎”并不是指不灵活, 不懂得变通的意思, 而是把它活用为褒义词, 表现了小同乡的憨厚老实。
在英汉翻译中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比如“You’re a confounded nuisance!”这句话放在不同的语境中, 翻译出来的意思会有很大不同。如果一对恋人你侬我侬,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亲爱的, 你真是讨厌!”, 这样可以把女方害羞的心理细微的表达出来。如果是两个人在吵架, 我们则可以翻译成“你有病吧!”, 从而表达出厌恶的情绪。所以说语境可以使语义具有不同的语义色彩, 需要结合文章的上下文定夺。
(三) 语境使语义意义化
从语言知识来讲, 许多词语在句子中的搭配是固定的, 如果将搭配的位置进行一定的变化, 词语的意义就会发生变化。比如英语“He is a guard dog of the boss.”中Dog一词本意是指一条狗, 但在这句话中的含义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往往被翻译成“他就是老板的一个跟班”以表达作者内心的感受。再比如“You are a lucky dog.”其真实的意思应该为“你是一个幸运儿”。
格莱斯认为词语的意义既包含词语的本意又包含作者的意向, 将意义蕴于客观存在的事物。意义在文学翻译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意义是翻译的起点也是翻译的终点。对翻译家而言, 将原文的意义进行准确无误地传达是翻译的基本任务, 翻译不只是字面的理解更是思想的摆渡。
四、语言内语境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原则
翻译的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随着翻译工作者翻译经验的不断积累以及翻译理论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改变。纵观翻译历史, 很多翻译巨匠对翻译工作进行了研究探讨, 极大地推动了翻译事业的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翻译种类多为文学类翻译, 讲究的是欣赏性, 现在翻译种类多为应用类文书, 不太讲究欣赏性, 讲究的是准确性、生动性。翻译工作包括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一) 与文字的意思相吻合
在中英文文学翻译的过程中, 英语与中文的差异性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而语种的差异性对准确翻译具有重要的影响。汉语的侧重点在于表达意思, 是表意文字, 英语的侧重点在于形态变化, 是表音文字。汉语没有形态变化, 而英语却是有单复数的变化和时态之分的, 比如过去时、现在时与将来时, 还有主动语态、被动语态等。汉语文字是华夏民族祖先独创的方块象形文字, 有一整套完整的所谓“六书”、“四书”造字法, 其中外来字词相对较少:而英语则在北欧盎格鲁-撒克逊人进入英伦诸岛反客为主后历经罗马、诺尔曼等族入侵与同化而显得十分庞杂, 其外来词相当多。
钱钟书曾经说过一个好的译本应该是把我们向原作品过渡, 达到无我的状态, 看不出由翻译而来。我们大家都知道, 语言语义和语言语境是相互制约的。所以在进行文学翻译时不只是基本语义的等值交换, 还必须要做到文体对等。选择准确恰当的词义是正确理解原文的第一步, 如果词义翻译的不对, 那么翻译的意思也会与原文相差十万八千里。英语中的存在很多的多义词, 所以我们在进行文学翻译时需要把这些词放在相应的语境中去理解, 找出其相关性, 只有这样才能翻译的合情合理。
(二) 与文学的意境相吻合
在文学艺术研究中, 意境主要是指作者在作品中想要呈现的一种艺术理念。在文学作品中意境主要表现为两种状态:一种是在作品整体艺术中, 产生的各种感情交流和虚虚实实的景象, 以及在作品中活跃着的种种生命意向, 具有无穷韵味的诗意空间;另一种是在作品中典型单个形象意境, 则是由若干艺术形象构成的一个体系, 进而形成的一个整体的高级艺术形态。如果理性含义和象征意义高度融合在一起, 会自然而然形成一种能够引发读者产生共鸣, 让人仿佛置身其内的艺术境界。我们欣赏文学作品时, 只有体会到其中的意境, 才能切实领悟其中的韵味, 真正了解作者的情感表达和情怀诉求。同样在我们进行文学翻译时, 翻译者也要尽最大全力把文章中的意境表现出来。
在欧美文化发展中, 自由与独立的精神是当前其文化的主要特征, 也是文学作品精神内涵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在英语国家中, 由于民主精神与精神独立思想的发展, 其在文学作品中经常成为核心思想, 进而产生出鲜明的文学意境。在英语文学作品中, 对于爱情的探讨也是其重要的文学内涵之一。在英语文学作品中, 诸如《简.爱》、《呼啸山庄》、《荆棘鸟》等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层出不穷, 已经成为了爱情文学作品的代表之作。需要注意的是, 英语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故事往往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 以及社会环境有着重要关系。文化一直是西方文化的基础, 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的英语文学作品, 也是其文学创作的主要组成部分。宗教文化已经深入的刻入了其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中, 是其既可以成为文学作品的核心内容, 又可以成为其他类型作品的支柱。
五、结语
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跨文化交流活动之一, 翻译是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文化活动。从翻译的具体行为方式来看, 是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互动, 但绝不是把一种语言的字面意思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的简单交替活动而是“传神”, 即思想和意义的传递;换言之, 翻译不应该只是字面的改写, 而应该是思想的交流。
翻译过程中某一个词语的意义之所以在其基本语义的基础上产生各种各样延伸和变形, 是因为每一个词语的意义是不能单纯地孤立存在, 还必须要考虑由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所构成的语言表达的综合环境, 换句话也就是说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对翻译都具有制约作用。因此, 当我们在翻译时, 不能简单地从词典上照搬词语的某个词义来翻译原文, 也不能局限于只对孤立的词语或句子本身进行逐字、逐词的翻译, 必须根据确切的语言环境来确定其意义, 译者不仅要掌握语言语境, 更重要而且更困难的是要了解在作者所处的语境环境下作者的真实意图, 进而把作者真实的思想传递给广大读者。
总之语境影响翻译, 翻译依赖语境, 对于语境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仍需要文学工作者不断的研究补充。
摘要：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语境对语义的理解起着重要作用, 为了能够正确传达原文信息, 译者必须抓住原文的真正含义。本文首先对语境和语义进行了概述, 并从翻译的本质以及语境对语义的作用阐述了语言内语境对语义的影响, 意在选择最为恰当的语言来表达文学思想的目的。
关键词：文学翻译,语言内语境,语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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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翻译论文范文第2篇
一、庄子“三言”中的隐喻语境本质研究
庄子的“三言”为“寓言”“重言”和“卮言”, 它们代表了庄子形而上学的语言哲学思想, 也发现了中国语言的功能属性及特殊限制。庄子正是希望用“三言”来描述中国语言在隐喻语境中的表意形式, 并克服已经存在的语言困境, 解放语言自由, 构成隐喻语境中“寓真于诞、寓实于玄”的表现特征。
在庄子来看, “三言”所表现的更是一种“非言非默、议有所极”的境界, 以“寓言”为例, 在“寓言”中所产生的“得意忘言”才体现了寓言之于世界的广度, 客观讲它体现的是庄子不得不说的“道”的言说方式, 也就是庄子所谓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人生状态。由于语言其本质是游离于道体之外的, 所以寓言也就成为了一种“寄道于言”的表达方式。
按照现代语言哲学的观点来看, 三言的“寓言”“重言”与“卮言”可以理解为现代语言中的日常语言、科学语言与诗歌语言, 三者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因为他们之间的表达方式与方向改变都是相对抽象的, 彼此存在相同与相异状态下的规定分离, 而隐喻语境就是在这样的相互转化过程中产生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 “隐喻应当从有关系的事物中提取出来, 可它们的关系又不能太过明显。这好比在哲学中, 一个人要拥有敏锐的眼光才能从相差很远的事物中看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由此可见, 庄子“三言”中的隐喻语境也是以相似性的形态而存在的, 而相似性也正是隐喻语境的生命力源泉所在。
关于《庄子》中“三言”的隐喻陈述, 体现了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的隐喻语境内涵, 它并不是庄子在向世界宣扬真理, 而是希望人们能够打破已有的认知方式, 摆脱已有的观念与对问题分析的常规习惯, 义无反顾地沉醉于对事物的直觉认知与审美当中, 扫清人类精神世界中所固有的语言障碍。在“三言”中, 寓言就是思维、重言是身体, 而卮言是灵魂, 所以, “三言”能够有机的融为一体, 构成完整的寓言故事, 也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隐喻语境。在庄子看来, “三言”中的隐喻语境是对物我、是非、内外与贵贱的一种超越, 它也是对事物具体称谓与对象明确的消解方式。它所涉及到的可能既不是客观的事实, 也不是任何党同伐异的语言态度, 而是一种“即言即道、天人合一”的隐喻思想境界。这种隐喻的语境拓展了人类心境所承载的经验范围, 也是它能够诞生于《庄子》一书中的内在理由, 庄子隐喻语境思维中的模糊性与多义性也为后人在语言研究中留下了广阔的遐想空间与对《庄子》再注解的可能性。
二、隐喻的中国本土化叙述方式
在西方学者看来, 隐喻语境不仅仅存在于语言层面, 也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有效工具, 正是隐喻语境才让人类拥有了思维认知的有效手段。不同于西方对隐喻语境的看法及叙述方式, 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庄子》对隐喻语境的理解从“三言”中就已经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传统隐喻语境将相似性视为是隐喻的生命, 因为在言语中词语是可以替换的, 它就形成了一种具有语言技巧的修辞手段。而在庄子看来, 隐喻语境与现代隐喻在内在方面是具有一致性的, 他更主张隐喻语境从修辞学维度向存在论维度的积极转变, 可以看出在庄子的理论中隐喻语境就是一种逻辑思维, 而并非语言技巧, 他的“寓意于言”就表现了和揭示了在其客观世界中所存在的某些对语境语义表达的认知真理。在庄子的“三言”中, 人们既可以看到隐喻, 也可以看到对隐喻的超越, 在这里, 庄子完成了隐喻语境中从“用”到“体”的实用性转换, 达到了一种“物我合一”的哲思境界, 这种隐喻所指向的是人类生存的状态, 也代表了庄子所处时代的语言环境。
三、总结
通过隐喻来投射建立语义范畴, 这也是诸如庄子这样的中国本土文化代表所赋予隐喻语境的动态性特征, 体现了“道言”及“道物”的隐喻语境内涵。而隐喻语境作为汉语情感与意义表达的因子, 它更体现了中国语言比较、映射与融合的本质意义, 这种“非言非默”的语言思维理念是难能可贵的, 他体现出了东方人对隐喻独到的见解, 值得推敲。
摘要：1980年, Lakoff和Johnson两位哈佛大学的语言认知学代表人物联合创作发表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Metaphors We Live By) , 开启了现代人类对隐喻语境研究的里程。在他们看来, 隐喻是能够解读人类思维的最佳认知工具, 人类完全可以通过隐喻来构建庞大的语言帝国。本文希望从中国本土文化中庄子的“寓言”“重言”和“卮言”来抽象化地审视隐喻语境的中国化叙述方式, 明确隐喻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本土化文化,隐喻语境,“三言”,本质,叙述方式
参考文献
[1] 刘珊珊.文化语境下的隐喻意义研究[D].黑龙江大学, 2010 (24) .
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翻译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 翻译的实质是文化的传播。在翻译历史上，文化传播并非是一种价值中立，动机单纯，源语再现的活动，“忠实”的翻译标准在文化的强弱势流动中不断受到挑战。目前中国翻译领域外译中和中译外有采用双重翻译策略标准的倾向：外译中异化策略明显占领上风；中译外归化策略大都作为准绳。中译外时中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处于隐形和流失的状态。本文从一个翻译标准的视阈论述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翻译转向的重大意义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对策略。
[关键词] 翻译策略 文化传播 传播方式
一、文化传播视阈下翻译标准悖论
翻译的历史源远流长，自从人类有了自己的语言，不同语言之间的人们相互交流，就涉及到了翻译。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应该是这些讲不同语言，甚至相同语言的人们，发现他们之间存在差异时，文化传播与交流便随之发生。由此看来，翻译与文化传播几乎同日而生并且关系密切。
然而对于翻译与文化传播之间的重要关系的研究，以及对于翻译是否可以能动地传播文化的研究，却没有这么久远。人们一般把翻译视作用一种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是不同语言之间的一种转换。几千年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翻译，翻译宗教文本在翻译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一特殊的文本形式要求译者对源语文本采取绝对忠实的态度，翻译活动于是成了对于“神”所说的话的阐释，所以译者必须忠实于原文。文本被视作具有神性表达的权威，因此只能有真正惟一的意义；上帝的词语中不存在任何歧义或不确定性。在忠实情结的影响下，人们往往不自觉地使用忠实与否的标准来衡量译文的优劣。作为不同语言之间沟通的使者，即译者，要奉源语为圣旨或神意而予以传达，译者在翻译中不能有自己的主观因素，因此“忠实”成了翻译的惟一标准，视转述原文意义的客观性为翻译活动的准则。于是译者也就成了舌人、仆人、奴隶或者是隐形人。翻译沦为特定强势群体文化传播的工具，翻译成了一种被操控的无可奈何的被动的行为。
与此相反的情形是译者的叛逆与在翻译中再创作，甚至通过叛逆和创造性的翻译而大获成功。例如法国16世纪翻译家雅克·阿米欧采取创造性翻译，他翻译的《名人传》虽然“变成了阿米欧的《名人传》，而不是别人的《名人传》”，但法国著名作家蒙田曾说：“如果没有他(阿米欧)的译作，法国人谁也不会懂得写作。”（谭载喜：2000：87）这种创造性翻译还可以在俄罗斯19世纪活译派的代表普希金和茹科夫斯基身上得到体现。普希金反对追求表面准确的逐字死译，高度重视译文的艺术性。他的翻译灵活多变，在翻译帕尔尼的诗歌时，他“对原作进行压缩、更动、改写，把帕尔尼平庸的诗歌变成赞美生气勃勃的青春的动人颂歌，使译文在诗的美感和艺术价值上大大超过了原作。”这种创造性的翻译造就了“标准而又出色的俄罗斯语言。”（谭载喜,2000:178）在中国，我们也能找到这样的例子。被誉为中国现代译学理论之父的严复，虽然提出了“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但他自己在翻译《天演论》时，不但没有遵奉这一翻译标准，反而对赫胥黎著作中有关伦理的部分删除，创造性加上了许多按语，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天演论》是中国近代生存竞争思想的重要源头，它的传播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严复并世齐名的文学翻译家林纾，翻译中不乏创作与增删的成分。但是林纾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众多的世界作家及作品，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和艺术视野。他代表了翻译文学初期的水平，是新旧交替时代翻译文学的里程碑。有“诗僧”之称的苏曼殊在翻译法国小说家雨果的《悲惨世界》时，也创造性地对原作进行了增删，还随心所欲地改变了原作情节的发展，借此向读者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果说以上事例的创造和叛逆是翻译中的小打小闹的话，还有甚者的是比如古罗马人征服希腊以后，军事上的胜利使罗马人对待希腊文学作品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他们在翻译希腊作品时不再亦步亦趋，而是把他们作为“文学战利品”任意宰割，因此，翻译不总是“以原文为中心，为原文说话”，也不是“依样画葫芦”或者“逐字照搬”，而是一种创作,现实中的翻译丝毫不顾及原作的完整性，对原作随意加以删改的情况也不难寻觅。
翻译家历来奉“忠实”为翻译的标准，以从原作内容到风格的再现为目标，然而对翻译作用的理想期待，往往在具体的翻译行为或翻译过程中受到限制，翻译的理想目标因此而难以实现，翻译的理想作用也常常因此得不到正常的发挥而大打折扣。把作品从一个文化系统翻译到另一个文化系统，并不是价值中立、动机单纯的、源语再现的活动，而是一种带有强烈使命感的目的性行为。从翻译历史的进程看，我们不难发现，在理想的目标与实际的作用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距，甚至出现负面的偏差。人们期望翻译能起着双向的沟通作用，有助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丰富，但历史上却不乏对源语文化加以曲解，甚至当作“文化战利品”，随意宰割的翻译事实；人们期待翻译为译入语语言与文化引入新鲜的血液，带来新的思想，催育或丰富译入语文化，可历史上却往往出现过分“归化”的翻译潮流，其结果是不时造成译入语语言和文化的“溶血”；人们期待翻译能为不同文化的对话创造条件，却不无痛苦地发现在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的对话中，翻译有时竞充当着强势文化侵略弱势文化的帮凶角色，沦为某种殖民的工具。
由此可见，利用翻译以进行文化间的交流并非总是在平和的状态下进行，理想的翻译标准从语言到文化因为种种条件也难以实现。“忠实”的翻译标准在文化传播中成为悖论。
二、翻译标准评判的拓展与文化传播
翻译活动由此看来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交流或者是信息传递，也不应仅仅局限在语言学或者其他学科之中进行学院派研究。针对翻译中有采取绝对“忠实”准则的，也有为实现译者预期目的而创造的，还有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宰割的种种现象，我们能否只恪守传统观念？面临强势文化利用翻译这一工具对弱势文化进行侵略，我们能否无动于衷？翻译是不是只能“忠实”？翻译中到底应不应该存在创造、创作，以及叛逆？如果翻译中可以创造、创作，以及叛逆，那么这种行为的尺度是什么，如何有效地利用这种行为来传播自己的文化，与此同时，执子之矛，攻子之盾，如何利用好翻译来传播自己的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我国目前进行翻译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目前译界应该重视的问题。
但是当下对于翻译研究以及对于翻译的评判，依然局限于微观的语言圈中。例如在对译本的研究中，关注的只是文本意义的传达，采用的是具体入微的文字比照方法；在跨文化翻译研究中，大多侧重于考虑如何顺应译入语文化，单方面思考译入语读者的感受以及接受性，忽略本民族文化的传播和译入语读者对异域文化的渴求；在对翻译方法的评价中，关注的是对翻译家在文字转换过程中采取的具体方法的分析而忽视对翻译家采取这些翻译方法的动机及文化语境的考察；在对翻译质量的总体评价中，语言层面的正误性评判几乎成了惟一的尺度，缺乏对产生误译与误读原因的深层分析与总体思考；对于译者的翻译策略，缺乏宏观的考虑；译者本人对于翻译材料的选择、策略的应用有时也未加关注或者无权选择。
翻译应该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一种机械的转换过程，翻译工作涉及到的也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技能，把翻译看作是语言学或文学分支的做法也应引起质疑。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翻译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译者本身的价值观念、审美取向、知识水平等到译者所处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准则，以及赞助人、出版者等因素都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的结果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翻译时要注重不同语言的文化内涵、篇章结构、互文关系、语篇情景、话语(思维)习惯、陈述习惯、语体规范、交际对象、传播方式、文化制约、社会习俗、宗教影响、社会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等超语言因素的异同，以及受众对象、材料选择、策略应用、翻译效果等，这对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效果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通过翻译进行文化交流，可以借鉴外来的东西——即源语文化的精髓来滋养自身的文化；同时传播自己的文化和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其他文化中树立自己的形象和促进强势文化对异者文化的尊重以及促进其他文化的发展。从长远来看，通过建立起外交的文化基础，翻译将在地缘政治关系中强化国家间的同盟、对抗和霸权。但是翻译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促进文化沟通，避免灾难性的文化冲突，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使不同民族之间可以求同存异，促进文化交融和世界和平。
翻译与文化交流关系如此之密切，但是文化传播研究与翻译研究的状况如何呢？下面我们把视角转换到文化传播研究与翻译研究的状况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上来。
三、中国文化传播视阈下翻译标准的转向
文化传播研究在国外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出版了《无声的语言》，可以视为文化传播学的奠基之作。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兴起，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和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知识交融的双重产物。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动态，引进并介绍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源流和主要课题。从1996年至1999年，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成果的引介继续深化，相关译著和论著进一步探讨了跨文化传播的内在理念和规律，中国大陆与境外传播学界就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交流互动日益增加，跨文化传播成为中外传播学界交流的重要议题。从2000年至今，研究领域极大拓展，研究者立足于宏观，透视跨文化传播的机制、作用及对全球传播生态的冲击，分析全球化趋势和新技术条件下的跨文化传播，这个阶段对跨文化基础理论的研究更加系统深入，对跨文化传播的中心课题、理论模式、学科前沿、历史发展、基本理念从多侧面进行了梳理和深化并且研究著作有了系统的译介和出版。其中国外跨文化传播著作引进的视角更加多元，注重多种学派、多种观点的介绍。这个时期国际性的学术对话、合作频繁，议题的前瞻性、多样性，及学术话语的丰富性和多元化得到提升。
目前文化传播研究的特点是日趋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文化学、哲学、新闻传播学等视角，对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念进行厘清和建构；愈加重视对中国现实的关切和跨文化传播策略的多角度考察；不断拓展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议题和思维空间。但是也存在着以下的问题：对主要的学派和观点的梳理都还不细致，因而一时难以理解到位；缺乏统一的研究进度、明确的分析框架、较具体的研究方向、集中性的研究课题；研究层面以宏观为主，缺乏在微观层面对有效的传播及沟通能力、行为调适能力的探索：研究的跨学科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宽。
翻译对于文化传播至关重要。然而翻译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活跃于学术的边缘地带，比如在中国的学科建制下则曾一度被贬为一个三级学科或二级学科之下的研究方向。在国外，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也仅仅只有三四十年的历史，研究者例如雅克·德里达、沃夫尔冈·伊瑟尔、希利斯·米勒、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均意识到翻译对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他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涉足翻译研究，开创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的先河。在中国，翻译与文化传播的结合研究可以说并不晚，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但大多限于从词、句、段落、篇章，直至社会语境等不同层面来研究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在其它学科例如新闻传播、国际关系、社会、心理、文化、经济管理、教育、公共关系等也从各自视角出发，反思和探讨跨文化传播问题。纵观目前研究成果，从翻译视角来研究文化传播或者从文化传播视角来研究翻译甚少，而从翻译能动性与文化传播视角来进行研究的，几乎空白，理论构建颇为迫切，因此，中国文化传播视阈下翻译标准的转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四、余论
翻译作为文化传播的最直接工具，以及最重要方面，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而言，显得更为重要。当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这种情况给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分裂论”、“黄祸论”等不断出现成为中国国际形象塑造和国际贸易等诸多方面的障碍。这种障碍的产生，大多因为西方人不熟悉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所以产生了隔阂、误解并滋生了怨恨。例如在 2002年11月21日，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美媒体研讨会上，在论及“如何解释美国对中国报道的缺点时”，报告者认为主要是“缺乏中国语言和文化知识”，并由此导致他们忽略事件的关键性因素，误解甚至曲解事件真相。面对在新传播技术日新月异，传播内容无孔不入，国际社会冲突不断产生的背景下，研究如何使用翻译来传播中国文化，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在2007年7月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十届“文化讲坛”上，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说“任何在世界上宣扬中国的机会都不应该失去。”笔者非常赞同刘先生的观点。所以，越过文化障碍，利用好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以加强中国优秀文化的国际传播，增进与国际社会的了解和沟通，这有利于中国正面形象的树立，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动地位，有利于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翻译与文化传播的关系密切，翻译对于文化传播至关重要，所以研究翻译与文化传播，对于中国当下 “软实力”建设，不但显得尤为必要，而且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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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翻译论文范文第4篇
随着现代性研究的深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论著也日渐增多，逄增玉的《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８月版，以下简称《现代性》，同时出自此书的引文不再标注页码）就是试图凭借现代性这一眼光探讨现代文学史的一次有益尝试。
《现代性》一书起首即开宗明义，对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内涵做出定位，指出“现代性就是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在社会各个领域所出现的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属性”。恰如福柯所说，“现代性是构成一个时代特征的一组特征”。作者在对现代性做出相对稳妥的描述后，把注意力放在了对两种倾向迥异的现代性的划分中，即所谓的“资产阶级现代性”和“美学现代性”，同时指出后者“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为了维护出现于本书中的概念内涵的同一性与精确性，防止可能导致的理解上的混乱，作者将中国现代文学里与西方“美学现代性”含有部分同质性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称为“反现代性”。值得关注的是，他对文学现代性的理解是从“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两个方面同时着眼的，而部分论者仅从后者入手的研究视野则难免失之偏狭。毕竟他所谓的欧美资产阶级现代性和马克思主义现代性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精神品格中客观存在的构成要素，而这些都是不能单纯以西方的“美学现代性”内涵为依据进行排他性分析的。而对以上两种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三个方面的全方位的爬梳与抉微，也是“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论题的应有之义。以剖析现代性概念为起点，作者又进一步发掘出改造国民性、立人以及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等现代文学的基本价值取向与主题模式。
当然，形成《现代性》一书主体框架的动因还在于作者对文学现代性的另一层面的理解，即所谓“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之分。前者强调文学赖以生存的、影响文学发展变迁的外部条件，即文学的“生产”体制和过程；后者则强调文学自身在主题、意向、倾向、价值观、叙事、结构、语言等方面发生，与整个社会文化现代化进程和语境内在相关的变化。笔者认为，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和王本朝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两书可以看作是逄增玉所谓“文本之外的现代性”的典型研究成果。正像他自己强调的那样：“本书只着重阐述中国现代文学‘文本内的现代性’，”可以说正是这一独特的关注点使他对中国现代小说中“外来者介入”叙事模式实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释。
作者首先对两种现代性（即资产阶级现代性和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内涵、传入机制及其话语策略进行了溯本清源式的探讨和界说。有人从文化普遍主义的立场出发，试图用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宏大概念消解和覆盖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这种态度并不客观。正如有论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现代性的现代性方案”，①“孙中山、毛泽东都表现了一种克服和超越现代性的巨大努力，这也是后发展国家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②，逄先生在研究资产阶级现代性在“外来者介入”叙事模式中的体现时，对从晚清小说中开始出现，经由鲁迅创造的《故乡》结构原型及乡土文学发扬光大，再到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继续在吴组缃、柔石、艾芜和丁玲等人小说中流变的这一新文学传统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还原，得出以下结论：在以“启蒙”和“反封建”为主题的新文学中，以科学、民主、进步、文明为价值核心的资产阶级现代性被作为知识分子的外来者带入乡土中国后，一方面，它化为一种“目光”，“看出”了中国存在的现代性缺失，并演化为传统与现代、愚昧与文明对立冲突的主题。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话语，它难免不与本土语境和话语系统冲撞，在难以发生的交流和沟通中丧失升为主流话语的可能，并最终陷入“失语”和“尴尬”的状况，只能形成“看／被看”，而不能形成“说／被说”的叙事关系。同时，作者也没有忽略以蒋光慈的《田野的风》为代表的革命文学和以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为代表的解放区土改小说中“外来者介入”叙事模式中内含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是一套具有言说程序、叙事语法并追求实践结果和行动意义的话语。它能够很快找到与乡土中国本土话语的契合点，在彼此的融合相生中成为本土的公共主流话语，通过对乡村结构秩序和公共领域的改造，实现“革命夺权”和“国家重建”的现代性使命，从而呈现为“言说／被说”的叙事关系。他从话语的受阻与融合，介入的失败和成功中，准确地把握到现代性话语歧异在叙事模式流变中的决定作用，这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学者艾恺曾说：“反现代化是在腐蚀性的启蒙理性主义的猛烈进攻之下，针对历史衍生的诸般文化与道德价值所作的意识性防卫。”③受此观念影响的逄先生正是在参照了美学现代性的三重辩证对立的内涵后，于废名、沈从文等作家的作品中发掘出上述价值内涵的大量存在，从而以“反现代性”这一概念为基点建构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另一类主题与叙事模式。首先他通过勾勒现代中国的“反现代性”文化思潮使“反现代性”文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得以还原。进而他不但剖析了废名小说在对乡土礼俗中国的刻写中蕴含的循环时空观和文化民族主义意味；还从沈从文小说中对待乡村与都市的两重价值评判的角度切入，以对比方式互证了其虚构叙事中的“反现代性”。作者还认为张爱玲的“反现代性”体现在她由浅入深地从主题模式到历史观对五四文学现代性话语进行的质疑和拆解。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如果说废名和沈从文的“反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一种反智主义或文化守成主义的话，张爱玲的“反现代性”内涵则相对复杂一些。诚如有人所说：“挽歌的美必然与一种对现代性的焦虑复杂地交织在一起。”④“因为时间不能倒流而产生迷惘和感伤，这种感觉实际上是反现代性的，但又与现代性化为一体的。”⑤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孟悦在李欧梵启发下从“现代性”的角度切入，认识到张爱玲正是通过意象化叙述和传奇性写作来营造未“完成”的“现代”中国日常生活的“参差形态”，⑥与本书强调其“反现代性”实际上是对一个充满张力和矛盾的概念的“同体逆向”诠释。正像有的研究者开始以矛盾和游移的心态面对沈从文的“反现代性”，⑦作者也在一篇近作中对鲁迅文本中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话语纠结现象进行了反思，使研究深入到现代性所内含的悖论特征的层次中。⑧
正如卡林内斯库所说：“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⑨考察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无疑要对１９世纪以降传入我国的进化论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做一番知识考古学式的研究。《现代性》一书中的《进化论与中国现代文学》一章就分别从中国现代作家的忧国救亡精神，人格和思想发展意识，现代文学观念和文本叙事结构中探寻进化论观念的影响与渗透。环环相扣的逻辑推演在澄清了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不少引人瞩目的新见。例如，作者认识到进化时间意识和新世纪意识，在与革命政治理论相结合后形成的“革命进化论”，作为一种新意识形态对现代文学的观念与叙事产生的巨大影响。这对于理解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体化发展态势无疑将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当然，除了上述问题外，《现代性》一书还就文学研究会，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及文艺大众化讨论与民族形式论争中出现的若干现代性追求、抉择和悖论等问题展开论析，从而为准确把握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的发展脉络提供了一条重要而又清晰的线索。怎样使现代性研究范式在文本解读方面发挥更大的功能，始终是作者的学术志向所在。《现代性》中对左翼文学经典《子夜》的个案分析可谓史论结合、巨细靡遗的成功范例。作者充分激活了自身的社会科学思维，借助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民族国家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海外中国学等多学科的分析视角和研究成果，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下，围绕民族资本家典型形象吴荪甫，对《子夜》的叙事模式进行了文化学阐释。从而雄辩地指出：“《子夜》是一部有关１９３０年代中国民间私人资本主义现代性追求，在面临诸种现代性缺失以及在其他更具强势和优势地位的现代性抉择的冲击下走向没落失败的悲剧性寓言。”
任何著作在有所建树的同时都难免留下几许遗憾，《现代性》一书也概莫能外。依笔者浅见，作者基本上是围绕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来进行现代性话语分析的，这必然不同程度地忽略了新诗、散文和戏剧的发展与转型和现代性的紧密联系，从而窄化了论题应有的研究视野；同时，书中各章的写作似有笔力不均之嫌，且在论述体系的完整性上也有待改进，例如若能结合民族国家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在建国后当代文学中的发展流变继续深入研究，将有助于在世纪之交更客观地审视“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
注释：
①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９页。
②旷新年：《批评空间的开创？》，载《文艺理论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③[美]艾恺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６页。
④吴晓东：《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载《文艺理论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⑤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载《文学评论》１９９９年第５期。
⑥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见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第３５２页。
⑦杨联芬：《沈从文的“反现代性”》，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⑧逄增玉：《鲁迅启蒙文本中的现代性言说与叙事》，载《文艺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⑨[美]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１８页。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翻译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在以数字技术与互联网传播媒介为主导的新传播环境下，摄影的创作方式、传播方式、审美样式及阅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首先是摄影文化真正进入了大众传播时代，其次是摄影的创作理念及手法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再次是摄影传播模式与传播形态趋于平民化与大众化的特征。
【关键词】数字技术；网络化；摄影文化；摄影创作；摄影传播
伴隨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博客、手机报、电子书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借助于互联网的发展逐渐超越报纸、书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形成新的传播环境。摄影作为媒体传播的重要媒介，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在新传播环境下，越来越多的数字影像被传播到网络中，它们通过博客、网络论坛、电子相册等新兴传播工具发布、转载、收藏，公众在此过程中已经不只是影像的接受者，更成为影像的发布者、讨论者、收藏者，这种以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支撑的传播媒介让公众获得了平等话语权的机会。新兴的传播媒介让影像生成形态、传播方式和影像观看方式及诠释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改变促使摄影文化发生转向，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一、新传播环境下摄影文化的转变
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普及使人类的文化生活越来越趋于“去中心化”，摄影在此影响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不仅摄影行为被极大地民主化，而且传统摄影文化的精英化特质被消解，摄影成为大众化娱乐方式，摄影艺术也从象牙塔走向民间。数码摄影的出现，使得摄影的生产方式、审美样式、观看方式发生了变化。数码摄影技术的采集及传播比传统摄影技术的掌握更加简便，它的娱乐性、随意性、便捷性越来越明显，摄影成为一道方便可口的快餐，摄影文化成为快餐文化。数字化技术通过摄影的设备、图片储存器、数字影像处理软件以及传输设备将摄影拍摄方式推向民主；数字化改变了影像的生成方式，通过数字后期处理技术，影像被复制、修改、拼贴、组合、创意，为摄影创作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可能性；网络数字化改变了摄影传播的方式，图像的生产、传输、观看的方式被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取代。在新传播环境下大众摄影文化已经成为主流摄影的文化态势，在“人人都可以成为摄影师”的时代，摄影已经成为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
数字技术同样给传统摄影艺术带来了变革，如何在图像泛滥的时代体现自己的风格，表达出自己的特色？摄影艺术家们不得不思考什么是摄影艺术的真谛，传统摄影艺术以反映客观世界的记录为主的形式，已经适应不了摄影文化多元发展的趋势，它迫使艺术家们更多地从人的主观意识出发，关注人的情感存在而非客观存在。艺术的创造性被看做为体现摄影艺术生命力的重要标志。“对摄影来说，与绘画抗衡意味着乞灵于原创性来作为评价摄影家工作的重要标准，因而原创性也被等同于一种独特的、有说服力的感受力的标志”。[1]在这个大众摄影时代，科技的发展使摄影成了大众表达的媒介，创新性已经成为大众摄影文化的特性，把摄影艺术的创新性与大众化相结合是当下摄影艺术发展的一大趋势。
二、新传播环境下摄影创作的拓展
数码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相伴而来，形成了新的传播环境，它改变了人类的文化与生存空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状态。毋庸置疑，数码技术为摄影创作创造了无限的多样性与可能性。数码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照相器材的更新换代，更带来了摄影艺术观念的改变，传统的摄影习惯、摄影方式、传播方式、观看方式被动摇，随之而来的是摄影艺术的表现语言、创作观念、创作手法、诠释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1.“数字蒙太奇”：用电脑绘制图像
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带给摄影创作最大的变化是影像的后期处理从暗房走向明室。数字影像处理技术改变了摄影的形态，动摇了摄影的传统属性，极大地拓展了摄影创作的空间。在摄影术诞生之初，摄影家便运用暗房技法对摄影形象进行拼贴组合，被誉为艺术摄影之父的雷兰德借用了拉斐尔的《雅典学院》的构图，将32张底版组合印成了《人生的两条路》，这是早期画意摄影的重要作品，也是最早的蒙太奇手法的运用。“照片上的形象和画布上的形象可以互相快速交流，一切新的手段都用上了：在照片上自由移位、挪位、变形、模仿、伪装、复制、重叠，还有特效。对形象移花接木、偷梁换柱是新鲜事。其灵活多变、毫无顾忌使人开心不已。”[2]如今的数字影像不再需要摄影家在暗房中艰难摸索实验蒙太奇式的照片，而只需要摄影者使用数字图像处理软件便可实现天马行空的想法，“数字蒙太奇”是影像创作者处理影像、完成影像制作最常用的手段，它是传统暗房蒙太奇手法的延伸，是数字技术的产物。“数字蒙太奇”将影像的素材通过数字图像处理技术重新组合、拼贴、修饰，最终完成摄影家的创意。
“进入数字影像时代，影像获取的方式扩展为三类：Ａ.拍摄镜头前真实存在的物体。Ｂ.将照相机所拍的不同景物在电脑中进行合成，生成一个全新的、具有视觉真实感的物体。Ｃ.完全由计算机软件创造出景物，也可以将软件生成的景物再与照相机拍摄的景物合成，形成新的物体影像。”[3]“数字蒙太奇”除了将影像素材重新合成，创作出全新的影像之外，还包括由动态与静态、二维与三维等数字影像软件直接创造的虚拟影像。在摄影从传统到数码的技术革命中，缪晓春无疑是一位先行者。在缪晓春的《虚拟最后审判》的影像作品中，他用自己的形象创建了数码模型代替了米开朗琪罗《最后的审判》中的400余位人物，将艺术史上的二维绘画作品转换成虚拟的三维场景，再用电脑中的虚拟摄像机和照相机拍成“静态照片”或者是“动态影像”，经过渲染后再打印出来。缪晓春的影像作品打开了新的虚拟世界，在改变了传统的表现方式和观看方式的同时，也为艺术史上的名作带来了全新的诠释及意义。
2.数字影像艺术与其他艺术门类的越界
数字技术发展时期正是后现代文化繁荣发展时期，数字影像艺术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象，不但表现手法有许多不同的风格，在创作方法上也跨出了单一的局限，与其他媒材综合并用，逐渐从摄影传统的社会记录性发展成为艺术家抒发个人思想感情、表达个性和大众传播所需要的影像。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发展、照相机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使得任何艺术家都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掌握这门技术，再加上摄影本身的记录属性，摄影被看做与绘画的颜料、铅笔一样，成为艺术家使用的创作媒材，它自然成为其他艺术家乐此不疲用来创作的表达手段之一。在艺术摄影中，摄影与大多数当代艺术家所从事的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的创作活动发生着联系，从而衍生出行为摄影、装置摄影等艺术摄影样式。实际上，摄影不光具有记录属性，最能表现它的艺术属性的还是它的表现性。当影像被当做记录媒介的时候，摄影艺术家们也在考虑如何使摄影由记录工具提升为表现手段。数字影像技术和后现代文化思潮为摄影表现属性的发展提供了空间。首先，数码影像技术为其提供了技术支持；其次，摄影艺术与其他艺术门类的交流为其培育了艺术土壤。新传播环境下的摄影，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摄影观念，摄影已从“照相”演变成了“造相”，再演变为子虚乌有的“虚相”。[4]数码技术的发展给摄影家提供了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同时也造成了一种虚幻的虚拟现实感的产生。后现代摄影与其他艺术媒介之间的联手，促使了摄影创作手段的拓展，带来了艺术摄影的发展。
三、新传播环境下摄影传播的延伸
传播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数字化的过程中同样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在数字时代，传播形态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人类拥有更为宽广的视野，获得了更为丰富的信息，人们的阅读心理和接受心理也随之改变。图像传播也在此期间发生转型，成为传播领域的重要载体，而摄影作为图像传播的重要媒介，随着数字化、网络化和手机通信及拍照功能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平民化与大众化的趋势。“摄影公民”、“公民摄影”成为新传播环境下摄影的代名词，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他们不仅可以借助摄影记录生活，随时拍摄身边的人和事，留下生活中的美好；也可能成为匿名的社会忠实记录者，即时记录新闻突发事件，揭示社会边缘事件。拍摄照片后可以及时地、自主地在网络上发表、展示，博客和个人空间成为人们相互展示与相互交流的最好平台，人们从中获得了摄影公共话语权，任何人都可以拍摄照片、上传照片、下载照片，“现代社会中，拍摄如同言语、写作，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正当的拍摄，就是用影像发声，记录当下的实景，传达个人的体悟。”[5]新传播环境下的摄影变得平民化、大众化，人们从拍摄的客体变为主体，参与到影响大众、影响社会的大众传播行动中来。
以数字化与网络化为主导的新传播环境，对于新闻摄影来说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带来了新闻摄影的技术解放，使得新闻摄影的拍摄及传播变得快速、便捷；另一方面，由于它的大眾化让专业新闻摄影师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的传播环境下新闻摄影者最先面临的是拍摄工具的改变，摄影设备的数码化，让摄影者彻底摆脱了传统拍摄方式的束缚，首先让摄影者省去了冲洗胶卷、放大照片的时间；其次由于数码照相机立拍立现的功能让摄影者可以边拍摄边查看，避免了传统胶片相机拍摄时的不确定性；再次，数码照相机拍摄过程中的几乎无耗材，大大节约了拍摄成本。图片编辑是新闻摄影者在数字时代面临的第二大改变，一是数字时代的摄影作品传播篇幅越来越多；二是数字摄影作品编辑的技术路径多样化。新闻摄影者可以自如地对照片进行网上编辑和处理，将摄影作品制作成电子杂志、电子报纸，甚至与视频、音频技术结合制作成多媒体作品，刚刚兴起的流媒体[3]形式的摄影作品将是未来摄影图片编辑及传播的一种趋势。数字化与网络化进程的发展，还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模式，传播从单向变成双向，传播者可以及时得到受众的反馈；另外，随着数字多媒体技术的完善，使得图片传播可以在网络上与文字、声音、动画结合，图片传播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
在数字化、网络化时代，新闻摄影者在数字技术的潮流中面临的不仅仅是拍摄工具、图像制作、图像传播等工作方式上的改变，更主要的是新闻摄影者的专业性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随着数字相机的普及、手机拍照功能的成熟，人人都能成为影像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尤其对于重大突发新闻事件的现场，专业摄影者与业余摄影者的界限已经变得很模糊。2005年，一个名为“Cell Journalist”（手机记者）的新闻供稿服务机构在美国田纳西州成立，其创始人帕克·伯利德认为：“今天，当突发事件发生时，最先拍到照片的人往往是拿着手机照相的过路人，而不是专业摄影记者。”[6]手机记者在新的传播环境下对传统的新闻领域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它的大众参与性、及时性、互动性使得新闻摄影从专业性走向平民化，并且产生强大的社会力量。
四、结语
新的传播环境使影像的生产、传播和使用的方式产生剧烈变革，数字技术解构了传统摄影的确证和记录的本质，给新闻图像的真实性带来了信任危机；摄影艺术创作不再拘泥于摄影本质语言的表现，结合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借助于各种多媒体技术把摄影从记忆中的现实空间转化为想象中的拟像空间；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摄影越来越多地与各种传播平台发生交互与融合，发挥着摄影独特的传播地位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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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文.步步为影——数字化语境中的图像传播.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72.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讲师）
编校：张红玲
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翻译论文范文第6篇
一、视觉传达设计概述
视觉传达设计在早期被称为商业美术和平面设计, 其主要通过文字、图片、色彩以及影像等对相关信息进行传达, 能够让人们对相关内容产生更多的理解和认识, 对人们的感情和观念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新媒体语境下视觉传达设计具有如下特点:其一, 人们可以对自身观点进行表述。在新媒体语境下话语权较为宽松, 人们的话语权得到充分的尊重, 能够针对相关事件对自己的见解或者建议等进行表述;其二, 信息数量明显增多, 真假并存。当前相关部门对新媒体监控工作已经产生足够重视, 但是仍然存在虚假信息的情况, 在新媒体背景下虚假信息传播速度较快, 对人们生活及社会发展产生一定不利影响;其三, 能够将小事扩大化。此种特点对正确信息的传达有较大的积极作用, 但是如果借助其对虚假信息进行传达时便会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二、新媒体语境下视觉传达设计分析
新媒体语境的出现对视觉传达设计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其将更多新颖的思维模式以及创意理念融入视觉传达设计中, 使视觉传达设计向多元化、艺术化, 互动化及个性化的方向发展, 能够让人们观看或者阅读到更多具有创意性的图片或者文字。下面对新媒体语境下视觉传达设计的发展形势进行说明。
第一, 对传统二维平面进行突破。二维平面在传统视觉传达设计中较为常见, 并且是较为重要的传达方式, 在新媒体语境下将会对其进行打破, 逐渐向三维或者四维空间发展, 能够给人们带来比较深刻的印象, 在两种空间中可以对更多的信息进行传达, 让人们从中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信息传达的效率和效果均明显提升。
第二, 动态设计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往视觉传达设计主要以静态为主, 动态设计较少, 在长期观看后人们非常容易产生厌倦的心理, 在新媒体语境下对此种情况进行充分考虑, 不断扩大动态设计的应用范围。通过动态设计可以为人们带来焕然一新的感觉, 吸引更多的人们前来观看或者阅读, 能够更好的实现视觉传达设计的目标。下面以某公司视觉传达设计为例进行分析:此公司在某项产品引导页设计过程中对动态设计方法进行合理应用, 主要对文字进行动态设计, 设计人员将3D立体字进行合理拆分形成多种碎片, 在临近全部破碎时进行逆转, 之后将全部碎片进行重新组合, 在组合过程中设置字体颜色的变化, 最后便会形成完整的文字, 通过动态的文字设计可以吸引观看者的注意力, 让其对文字产生更加深刻的印象, 此公司在使用动态设计后宣传效果明显提升, 为其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益。
第三, 虚拟设计增多。在新媒体语境下使视觉传达设计逐渐向数字化的方向发展, 虚拟化是数字化的主要特点。在视觉传达设计中使用一些虚拟方法及技术通过构图版式, 线条以及图形等对相关信息进行更好的传达, 对以往单一的呈现方式进行改善, 能够让从多角度对相关信息进行观看和分析, 为视觉传达设计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提供更多的有利条件。
第四, 改变单项传递方式。在新媒体语境下将会对视觉传达设计的单项传递方式进行改变, 逐渐向交互式的方向发展, 交互式的方法在传递信息的同时可以为观看者带来轻松愉快的感觉。交互方式对使视觉传达设计工作融入了更多新的创意, 使设计作品更具个性和艺术性, 此种方式在设计前能够对人们的心理及特点进行充分考虑, 在具体传播过程中对传统直线型和单一的传播形式进行改变, 信息的发送者及受众能够进行一定的沟通交流, 能够让受众对相关信息进行更深入的了解。下面以某视觉传达设计为例对交互性进行分析:某展览会上将钢琴键同会场进行连接, 观众在弹钢琴键时工作人员根据不同的音键对展览会的不同场景进行展示, 让观众在享受音乐的同时可以对展览会进行有针对性的观看, 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冲击, 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让其对视觉传达设计产生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第五, 视觉传达设计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在新媒体语境下对视觉传达设计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提供了较多的有利条件, 在实际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可以对多种技术和设计形式等进行综合使用, 对传统单一的设计形式和技术进行改变, 使设计出来的作品更具新意, 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前来观看或者阅读, 使相关信息的宣传范围不断扩大。在视觉传达设计多元化背景下对设计人员专业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更好的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设计人员需要对先进的技术和设计理念等进行学习, 对自身原有知识和技术进行不断的更新, 为实际设计过程奠定坚实的基础;此外各大院校需要对视觉传达设计教学工作产生足够的重视, 根据发展要求对教育内容和要点进行明确, 能够向社会输送更多专业型的设计人才, 从而提高视觉传达设计效果。
三、结束语
通过上文可知在新媒体语境下视觉传达设计将向四维空间及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动态设计和虚拟设计应用增多、传递方式呈交互式的状态, 希望工作人员可以借鉴文中内容进行实际工作, 与此同时需要对国外先进的设计方法、理念进行引进和合理应用, 从而将视觉传达设计的作用和价值得到充分发挥, 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 进而实现预期设计目标。
摘要：随着时代和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们对视觉传达设计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 并且对其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为了更好的满足相关要求工作人员需要不断的对其进行研究。本文对视觉传达设计进行概述, 之后对新媒体语境下的视觉传达设计进行研究, 希望为工作人员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建议。
关键词：新媒体语境,视觉传达设计,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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