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时间文化经济学 空间文化经济学 文化经济演化 动力机制 论纲
作者 胡惠林，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文化产业评论》(CSSCI)主编。(上海 200240)
时间与空间的急剧变动，造成了生活在今天的人们的前所未有的恐惧、焦虑、纠结。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大地，便是它的一个突出症候。时间概念和空间效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中国文化产业驱动创新和转型的力量。但是，人们对时间和空间这一基本范畴，在建构我们一切文化经济行为中的关系和价值认知，与其在实践中的积极态度是非对称性的和非均衡发展的。对时间和空间的研究构成了文化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时间与空间文化经济学。
时间与空间：文化经济存在的一般关系
为什么绝大多数的文化消费行为(尤其是文化娱乐消费)都发生在晚上?为什么人们总是对非自我的东西感到好奇与神秘?为什么越是遥远的文化存在差别越大?这些问题与人关于“白天”与“黑夜”的时间节律相关，与人关于时间的分配相关，或者说，这种关于时间的分配与使用，并用以安排、规范自己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时间历史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人的物质与精神的生产与消费都是时间的，由此而发生的一切经济行为与结果都属于时间经济学。时间文化经济学就是要研究人们的文化生产、消费与时间的关系，以及在这一关系构成中所发生的成本与效率关系：什么样的文化经济时间分配才是最经济的，即在什么样的时间内文化生产的投入产出效率差可能是最高的，而交易成本是最低的?
文化是时间的，它以空间方式生产、记忆和存储。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青铜文化，以工具和生产力的进化表现文化的时间性，后来发展为以朝代划分文化生产的年代性，标注着不同朝代在文化生产文明进程中作出的贡献，以及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发展历史阶段创造出的精神现象;再后来发展为时代、时期，人类文化生产的时间节奏加快了，朝代已不足以用来刻划文化生产的进度。这是文化的时间序列，也是人们认识文化演化的思维模式。艺术品经济便在这一思维和认知模式中生成。
文化又是空间的，它以时间方式生产、记忆和标注。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良渚文化，尼罗河文化、两河文化、黄河文化，以人的生活和生产地点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演变表现文化的空间性，通过对不同空间文化生产在实践上的相似性，来标注文化经济空间发展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后来发展为区域，人类的文化经济行为系统因自然空间的阻隔发展出社会性，地点已不足以用来表达人类文化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延展性，于是空间文化经济被普世化了，成为人们认知文化新的思维模式。再后来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文化经济的空间性由自然阻隔演化为社会阻隔，进而构成制度性的空间文化经济。国家建构了文化经济制度，国际文化贸易便在制度性空间文化经济中生成。
文化因时间而具有价值，因空间而具有多样性。多样性即差异性，而差异性则意味着稀缺性，稀缺是价值构成的重要来源。文化因时间而造成其存在的稀缺。文化因空间阻隔而导致交流的困难，文化参照的缺乏使之只能按照自己的想象设计生活和把握世界，于是形成独特的“这一个”。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既包括时间形态的多样性，也包括空间形态的多样性。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多样性都是稀缺的。于是时间与空间在“稀缺”中交汇、融合。这一规律规定了文化经济的价值构成。比如，“原生态”既是对空间价值的肯定，也是对时间价值的赞美。人们选择消费文化的“原生态”，就是选择消费多样性、差异性和稀缺性，同时也是对现代性异化的反抗和躲避。“原生态”也进化，但是按照原生态的路线进化，而不是脱离原来的路线进化。这是文化进化的生物性。进化既表现为对时间的适应性，也表现为对空间的适应性。适者生存，文化经济的发展也是如此。
人们恐惧时间，时间的流逝意味着生命的流逝。留住时间的唯一办法就是生产时间，通过生产时间来延长自己的生命长度，于是，便有了关于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所有关于时间的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进而有了时间文化经济。时间文化经济不只关涉已经消失了的时间的文化再生产，而且也关涉还没有出现的时间的文化生产，所有的科幻作品的生产，都是关于尚未出现的时间的文化生产。人们害怕孤独，因而也恐惧空间，于是在生产时间的同时也生产空间，文化及其产品就是被生产的空间。因此，人便不再孤独，精神有了空间的存在方式，有了另一种生命对象，这就可以使得人的生命得以以现实为中轴线，同时向两个逆向方向延展，构成了一个文化生命的三维空间。人的生命的长度、宽度和厚度，便在这时间的空间结构和空间的时间结构中得以建构。于是，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恐惧，即对于生命的恐惧，便在时间与空间的互为建构中被消解。人的生命永恒于时间的文化经济的空间之中和空间的文化经济的时间之中。
时间与自然节律相关，而自然节律又与气候运动相关。这就使得时间与气候产生关联性，进而进一步与人们的文化生产与消费选择建立起联系：例如，夏天人们需要避暑，于是气候宜人的地方便成为旅游消费的“大众选择”。可见人们的文化生产与消费选择偏好与因时间而产生的气候发生了关系。人体的“生物钟”，因时间而摆动，从而导致文化生产与消费行为选择的空间转移。于是，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种类的多样性应运而生。时间也进而表现为空间的生成：即新文化产品的出现。这就产生了一个需要我们关注的新的对象性问题，即气候学意义上的文化生产与消费的“症候学”——中国东北地区的大众娱乐形式“二人转”的发生就缘于特殊地区冬寒气候。
任何文化经济形态都是以一定的时间为内容，并以一定时间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为存在方式，体现一定的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以文明发展的生产力水平为尺度，文化经济可以表现为农耕文化经济、工业文化经济和信息文化经济三种时间形态。农耕文化经济以手工生产为其主要特征，工业文化经济以大规模机械复制为主要手段，信息文化经济则以数字化虚拟形态为其主要存在形态。以现代化为标准，农耕文化经济可称为前文化经济形态，工业文化经济可称为现代文化经济形态，而信息文化经济则可称之为后现代文化经济形态。
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文化经济形态的价值内涵是不一样的，这就导致了不同时间的文化经济形态的现实性差异。这种现实性差异是通过人们的态度和选择来反映出的。农耕文化经济形态由于其比较多的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及其资源，这种历史信息和资源由于时间的稀释而具有稀缺性特征，对于这种稀缺性的文化消费就成为一种崇高和高贵的消费行为。因此，保护、开发和利用便成为农耕文化经济的重要命题。工业文化经济与信息文化经济则相反，由于工业文化经济和信息文化经济的实现程度，直接表现为一个国家和地区文化经济实现的现代化程度，以及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优化的程度，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使用和发展工业文化经济和信息文化经济，便成为工业文化经济与信息文化经济的重要命题。例如，大力发展动漫文化经济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
人们在时间与空间中生产，同时也生产时间与空间，并且以时间与空间为尺度，对被生产出来的时间和空间加以区分，用以记录和度量人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于是便有了“史前史”、古代、近代和当代的划分;有了种种关于空间的划分，如岛屿、陆地、海洋、山脉等等，进而有了领土、疆域和国家。通过时间与空间的生产与划分，建立起了人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并且把这种关系在文化的经济活动和结果中表现出来。于是，所有的文化产品，不仅有年代，还有产地，根据年代和产地，人们建构了时间和空间的文化经济关系，进而一切文化产品便有了价值，尽管这种价值的差异性较大。然而恰恰是这种差异性，建构了时间与空间文化经济学的合理性。以上所有的划分，都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时间与空间的再生产。
时间与空间：文化经济的价值性
文化的价值是多样的。对某个人有价值的文化，对他人可能是无价值的。这规定了文化价值观构成的多样性。文化价值的存在是人的发现与认知的结果。文化的时间长度与文化价值的高低并不构成正相关关系。这就是价值形态与工具形态的背反：价值形态因时间而递增，工具形态因时间而递减;越是依赖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文化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投资价值递减(例如唱片经济);越是较少依赖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文化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投资价值递增(例如艺术品和古董)。文化价值形态运行的时间性与文化工具形态的时间性呈现出背反性运动关系。艺术品经济是最典型的时间决定价值的经济。年代在艺术品价值构成中具有重要意义，是价格形成的依据。
不同时间的文化经济形态由于其价值显现的差异，在其现实生命的存在形态和存在过程中，获得的主体性态度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技术的先进性与历史的丰富性呈现出逆运动特征。具体表现在某一文化产品上，一件当代的精美瓷器，绝对无法与一件粗糙的上古彩陶相提并论。原因就在于，一件上古彩陶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与价值含量是一件当代瓷器所无法比拟的。人们在消费(观赏)上古彩陶所获得的精神满足和愉悦，与消费当代艺术瓷器的一个最大区别，就在于是消费历史还是消费现实，是消费和拥有稀缺还是消费和拥有富裕。历史越久远，资源和信息越稀缺，价值量越大，物品因为时间而被赋予价值。
一般的物品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它的价值——价值和使用价值，而文化产品却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得以增值——艺术品因时间而增值、图书因时间而获得“版本”价值。一件艺术品倘若获得价值增值，不是因为它的物质性，而是因为它的历史性。例如一只明代寻常的瓷碗，因为其是“明代的”而使之成为“古董”。“明代”作为一个特殊的时间符号改变了一只普通的生活用具的性质——不再是用来吃饭的器具，而成为收藏或投资的对象和衡量一件物品文化价值的标准。价值形态——使用价值——的变化会导致价值量构成的变化。
在人类所有的劳动和生产活动的成果形态中，只有文化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具有价值，而一般的物质载体形式只有当它承载着特殊的时间文化信息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人类文化遗址的价值并不在于这一片土地作为一种世间存在本身，而是在于这一片土地曾经是什么和其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所谓“大遗址保护”并不是保护这片土地，而是保护这片土地上的“曾经”对于今天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价值。越是“唯一性”的东西，它所承载的时间信息容量越大，价值越高。“物以稀为贵”是一条文化经济的铁律。所谓“绝版”、“孤品”、“孤本”等等，均反映出这一规律。
时间具有风险性。文化产品的生产周期的长短与文化产品价值大小的关系是不确定的。不确定导致了文化经济的风险性：文化产品生产周期越长潜在风险越大，亦即文化投资周期越长风险越大。投资周期的长短一般来说与收益成反比例关系：周期越长，成本回收时间越长，收益越慢;周期越短，成本回收时间越短，收益越快。因此，文化产品投资的成本与时间长度的评估在文化经济发展中就显得尤为重要。随着时间的流淌，文化信息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耗散、流失、湮灭，进而造成文化产品的稀缺，成为文化遗产、遗址、遗存。这些被称之为文化遗产、遗址和遗存的对象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它们保留了过往时代人们生活信息的记载和印迹，且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在这里都成为“文化的”，成为“我”“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的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证”，因而成为今天人们认识其来历的依据。人们去这些地方“观光旅游”，就是因为它们有价值，而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经济行为，以及经济收益也就成为能够用来衡量它们的价值指标。即使是那些仿古的文化经济，也都属于时间文化经济，是过去对于今天的价值，是今天对过往时间的一种再营造和再表达。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遗产”都因为稀缺而有价值，“遗产”价值的大小和“遗产”与人们现实生活关系(精神生活)的距离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文化遗产，但是，它与物质文化遗产在人们生活中的“价值”之间表现为非对称性：人们竞争“申遗”，不是为了“遗产”，而是为了遗产的经济价值。那些不能带来经济价值的遗产，即便是世界与人类的，因其不能规模化变现而难以产生“经济”。中国的昆曲就是典型，只能靠政府补贴，社会没有“投资的冲动”;但同样是“世界性”的文化遗产，山西平遥和万里长城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了。这似乎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宿命”。
人类创造时间，但是空间有限。人们不可能把在时间中创造的一切都保留下来。于是，人类便发明了博物馆——时间的空间存储器。时间既在这里流淌，又在这里凝固。人们既可以在时间中徜徉，又可以在特定的空间中驻足，在凝固的时间中理解、认识、感悟和把握在这时间中所包容的巨大空间。
博物馆是存储时间的。博物馆的功能是把流逝中的文化和文明形态载体，借助于一种空间形式永久保留下来，并且展示给人们看，帮助人们认识历史、认识自我，并且以这种方式表达一种对于消逝了的时间的一种态度，进而通过这种态度的交流实现在同一个空间里的沟通，建立起对在不同时间建立起来的文明和创造出来的文化的尊敬和景仰。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和经济效益，是不能仅仅用博物馆的门票收入或者是博物馆藏品的复制品的销售收入来衡量的，尽管它们也都是一种时间经济学的体现方式——博物馆经济。但是，作为一种时间的经济学的实现价值和实现方式，博物馆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对在过往时间中的人类创造文明所曾达到高度的认识，并且通过这种认识改变了自己的文明观和历史观，进而改变了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交往理念、交往方式和交往机制——制度和政策。交往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机制，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它所产生的经济价值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而所有这一切，恰恰是博物馆——人类时间的存储器创造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国家和城市博物馆的发达程度是一个国家和城市文明发达程度的标识，也是一个国家和城市创造力程度的广度和深度的标识。很难理解，在今天，一个没有博物馆的国家和城市会有文化和文明的创造力，会有发达的物质生产和经济的繁荣。
文化产业园区正是一种新博物馆形态——一种开放的、在时间建造的空间中留住时间、再造空间的时间与空间博物馆。一般意义上的博物馆可以和这个城市——它所在的空间完全没有关系，而文化产业园区则一定是这个城市时间和空间生命存在的必然表达。城市文化和城市文明以及它的新生命形态：创意产业——在过去的时间留下的空间中再生产所有的时间和空间，包括这个城市本身，从而使之成为这个城市今天对于过去的时间态度和空间再造能力的表达。这是一种新城市博物馆的生产，也是一种新博物馆的文化生产。正是文明和文化的进步与演化，总是不断地更新着博物馆的形态以及人关于博物馆的生产。
空间(地理与非地理)文化经济的意义
一切文化经济都是空间文化经济。所有的文化经济行为，无论是文化生产还是文化消费和文化流通，都只有在一定的空间形态里才是可能的，因而也只能在空间中产生。即便是虚拟文化经济，也是如此。文化经济存在的空间形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地理空间是有形空间，即以物理为标志的空间，有着明确的文化经济的行为地理标志，如好莱坞、百老汇等;文化空间属于无形空间，以文化产品的形式超越文化经济行为的地理约束，例如：出版经济、演出经济等。
文化生产力——精神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的综合——水平不仅在不同的时间里表现出差异性，而且在相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里也会表现出差异性。造成这种文化生产水平空间差异的原因是文化生产力水平运动与空间结构之间的梯度级差。城乡之间构成梯度级差，东部和西部、南方和北方也会构成文化生产力水平运动的梯度级差。这在中国文化生产力水平构成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当上海、北京、杭州、广东已经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或“第二次现代化”发展阶段的时候，中国广大的西部地区还承载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文化现代化程度，决定了文化生产力水平在空间形态上的梯度级差。在中国由东向西，总体文化生产发展水平的空间运动结构呈现出逐层递减的态势，即东部发达而西部低下，中部地区构成了一个过渡带，兼有两个空间的特点。国土空间的广延度和国土空间形态构成的复杂度——地形、地貌、环境和气候，都会深刻地影响着文化生产的发展水平，进而影响文化经济的成熟与发展水平。文化产品经济形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由一个国家国土空间规模和复杂性决定的。一个空间过于狭小的国家很难产生差异性跨度极大的文化形态。
处在文化生产力不同精神高度是构成文化生产力空间梯度级差中最关键的级差。所谓话语权，反映和表达的就是这种级差。一般来说，拥有话语权的精神文化生产主体处在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端，而受制于这种话语权的处在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端。由此而产生的空间文化经济价值，往往由拥有话语权的一方决定。
文化生产的空间性、文化消费的空间性和文化流通的空间性，构成了文化经济空间形态的主要特点。文化生产的空间性是指所有的文化生产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空间里进行和在一定的空间里完成的。不同空间的文化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一定空间文化生产的供给能力和文化影响力。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文化消费空间和文化流通空间的非对称性。文化消费的空间性是指一定的文化消费行为只能在一定的空间里发生、进行和实现，空间条件的象限性程度规定了在这一空间文化消费满足的可实现程度，进而制约了该空间文化消费经济的规模化程度及其对该空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文化流通的空间性是指文化商品在不同空间的运动和流动。流通是因为交换和制造交换而发生和进行的。文化商品在不同空间流通的速度和容量，决定了一定空间文化经济繁荣和发达的程度。一般来说，文化商品流通速度越快和流通容量越大的地方文化经济越发达和繁荣，反之则反。这是因为它不仅一般地反映了该空间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能力，而且还反映了该空间的文化服务能力，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文化商品的集散能力。
文化资源的丰腴度和文化市场发展的成熟度决定了文化生产、消费和流通的空间形态的丰腴度。城市和城镇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化经济空间运动的主要承载形态，正是由上述两个最重要的指标决定的。文化资源不仅是指历史文化遗产，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总人口构成中的“文化人口”所占的比例，尤其是“创新型”——包括生产与消费——文化人口的构成比例。纽约、东京、伦敦、巴黎之所以被认为是世界文化中心城市，就在于它们巨大的文化生产、消费和流通能力。文化生产与消费能力是一种文化资源。由于这种能力所产生和形成的集聚效应，往往超过了空间存在形态本身，而具有全球性。有研究表明，全球85%的文化消费产品来自这四大城市。
文化价值形态也具有空间性。同一种文化商品在不同的空间会因为消费对象的变化，而出现价值形态的转移现象。例如，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并不具有价值或并不具有显著价值的艺术品，会在异地或异国得到较高、甚至很高的价值体现。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流转成本的增加之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种文化商品在异地和异国的稀缺性。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艺术品的流通过程中，而且也表现在舞台表演艺术的市场行为中。存在空间的转移构成了对一种文化商品稀缺性的需求的紧张，有效需求供给不足，从而导致文化商品的增值。
文化经济存在的空间形态依据不同生产、流通与市场方式可以划分为城乡文化经济、国别文化经济(国际文化贸易)、区域文化经济(国际文化经济)和全球文化经济。
城乡文化经济是以文化生产方式来划分的。一般来说，农村文化经济以传统的手工业为主要存在形态，城市文化经济则以大规模机械复制为主要生产形态。农村文化经济是指以农村文化市场为空间存在形态的文化商品生产、消费与流通的文化经济行为系统。农民是生产和消费主体。城市文化经济则是指以城市文化市场为空间存在形态的文化商品的生产、消费与流通的文化经济运行系统。市民阶层是生产和消费主体。城市文化经济以先锋性为主要特征，而农村文化经济则以保守性为主要特征。因此，农村文化经济的形态和元素变化比较缓慢，而城市文化经济形态则变化迅速，从而成为主导文化发展、演化的引擎。自从出现了城市文化经济形态之后，农村文化经济的变化和发展一般是受城市文化经济制约的。因为，城市代表了一种先进的文明形态和生产力形态。由于农村在实践上是城市文化资源的涵养地和市场拓展的战略空间，因此，农村文化经济状况的变化也会导致城市文化经济形态的变化和转移。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农村文化经济的发展显得尤其重要。这种空间形态上的文化分工，实际上还是一个时间发展的结果，是在文明和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演化而来的。这种城乡文化经济分工由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分工的转变，其互相融合的趋势也越来越鲜明。尤其是乡村经济的日益现代化和融入城市经济的整体发展需求，城市文化经济的转移和乡村文化经济对城市文化经济发展的补充，以及创意产业的发展，传统的以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乡村文化经济在“文化创意产业潮”中被重新发现，从而使之具有某种后现代文化经济的意味。相反原有的城市文化经济形态在全球化进程和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开始了空间生产的再造，网络文化经济正日益成为城市文化经济发展的主要空间形态。
国别文化经济是以主权国家为空间形态形成的文化经济形态。在国别文化经济构成过程中，国家文化经济的资源禀赋要素，往往直接构成了一个国家文化经济的比较优势及其空间结构。由于国别文化经济在文化经济形态上集中表现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主权，因此，国别文化经济空间结构的构成必然要受到一个国家文化制度的制约和约束。一个国家文化经济领域的市场准入开放性程度，就是这个国家文化经济主权形态的表现和反映。然而，由于文化经济是财富增长和积聚的重要形态与来源之一，在一个国家的财富构成形态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不断扩大本国文化经济在国际文化经济构成中的比例，就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在文化经济领域的重要竞争内容。其中，国际文化贸易则是其最主要的竞争形态和竞争方式。国际文化贸易是空间文化经济学最主要的存在方式。
区域文化经济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指在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单独关税区，以及由相邻国家和地区所构成的具有鲜明互补性的地区文化经济空间形态。前者如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等，后者如东南亚、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另一个是指在一个主权国家内不同地区所形成的具有鲜明经济互补性特征的文化经济空间形态，例如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就是这样的典型的区域文化经济空间形态。区域文化经济的形成机制非常复杂。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是一种由特殊历史形成的制度形态建构的，东南亚、北美自由贸易区则是一种政治和经济共同体，而我国内地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区域文化经济构成则与地缘文化直接关联，前者属于吴越文化，后者属于岭南文化。共同的文化形成了共同的政治经济纽带，从而使他们的文化经济具有鲜明的共同市场特征。
全球文化经济是全球化意义上的空间文化经济概念。它所表达的就是相对于国别文化经济而言的，超越于国家的文化经济存在的空间形态，表现为全球文化经济的无障碍流通。这一类文化经济形态往往以跨国文化经济集团这一特殊的文化经济组织的世界文化经济网络为典型。当然，它还包括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形态，由全球经济各单独关税区为单位所组成的全球文化经济系统。
文化空间与空间文化是两个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概念。文化空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用来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形态与样式。文化空间就其自然属性来说，必须是一个独立自在的文化场，即具有一定的物理、地理空间或场所。而空间文化则表明在一定的物理和地理构成的场所内，所构成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特质。地方戏曲包括一切地方性文化就是属于一种空间文化，是因不同的空间以及在这种空间中关于人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及其条件而产生的不同的表现方式和表达方式。城乡文化既是一种文化空间，也是一种空间文化。在不同的空间文化中，人们所生产的文化空间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在不同的空间文化中，人们完全可以生产相同的文化空间。当被生产出来的文化空间发展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场所的时候，这种文化空间也就演变成人们的一种空间文化。城市和乡村的不同文化表达之所以能够获得彼此的文化消费，其原因就在于此。因此，空间文化经济同时还包含着生产文化空间的经济学价值和意义。一旦这种文化空间被生产出来并被转化成人们的生活方式即空间文化，那么它所产生的文化经济价值将是极其巨大的。这就是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价值。
空间文化经济学更关注空间文化生产力的运动，及其空间文化生产关系的演变。空间文化经济研究不仅要关注资源在有形文化空间——区位——配置中的问题，而且还要关注资源在无形文化空间——不同文化经济空间——配置中的问题，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压缩与膨胀：时空文化经济演化的动力机制
空间因压缩而膨胀，时间也是如此。人们生产了时间，造就了空间，建立了时空秩序，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推动时空转向和时空压缩。时空压缩是时空膨胀的结果。没有时空膨胀就没有时空压缩。时空转向实际上是人自己的时空转向，是人与时间和空间关系的改变。时空压缩和时空转向不是后现代性的状况与特征，而是人与时空的一个基本关系。这个基本关系自从人类社会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产生了。人类社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生产时间和造就空间，建立时空关系，并且不断演化、丰富和发展。无论是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还是古华夏文明，为什么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其实所有这些文明之谜，就是不同时空所造就的人与时空的关系在今天的不可认知。今天的时空观当然也就无法破解昨天的文明之谜。今天的人们为什么再也不能生产出昨天的那些被称之为无与伦比、不可思议的文化产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的时空观的差异。问题是，时空转向了，人们还是用过去衡量今天，用今天对待过去，人们时空价值观转向的程度成为衡量文化产品价值的度量衡。这就是时间与空间文化经济学：关于文化经济的度量衡。
时空文化经济的形成与演化主要有三种表现形态：自然生成、社会生成、国家生成。
第一，“自然生成”。这是时空文化经济生成的初始动力，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不同空间文化生产及其产品形态、产业结构的差异性是由时间生产的。今天的某些文化产业集群或集聚区，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偶然性”，不少的“创意产业园区”最初的出现和形成与人的创造性冲动没有本质的区别：内生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是生物性的。文化的生物性内生地建构了文化经济的生物性：需求冲动。
第二，“社会生成”。这是时空文化经济生产的二次动力，主要表现为社会转型和经济结构转型进程中的社会文化经济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的转型，是指在某种文化产业集聚的雏形已经出现，并且确实代表了某种发展趋势以及具有鲜明的成长性的时候，价值和财富实现的欲望趋同性驱使人的社会行为的生成，于是出现文化产品生产的趋同性和文化经济的规模性，市场便开始通过价值和价格引导、鼓励和配置文化产品的商品生产，从而使之发展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化资本，形成文化资本的时间和空间。
第三，“国家生成”。它直接由政府通过制定文化经济和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在积极主动的扶持下得以生成起来。2006～2008年间在中国各地诞生的为数众多的动漫产业基地和园区就属于这一类。创意产业的初始发生，是艺术家对于被遗弃了的厂房和仓库空间功能的借用，这一借用在无意中重建了人们对旧厂房、旧仓库等工业文明遗产的认知，并且创造性地重构了在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型进程中，如何建立对工业文明遗产重新审视基础上的新文化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于是“创意产业”作为国家政策被英国政府发现了。对于中国来说，用这一政策重建工业文明的城市功能空间，在留住城市记忆的同时，又焕发城市空间的文化活力，便成为中国国家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选择。由此，“文化产业园区”便成为国家文化政策一种空间建构、空间表达和空间实现。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生产“集聚”由“自然生成”而发展成为“集群”的“国家生成”，政府是决定正式制度的主体。制度是一种特殊的空间构造，体现的是国家文化权力和意志。
不同时空造就了文化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成本与收益。时间性与空间性是构成交易的重要条件。所谓距离产生成本，时间体现价值，就是指这种文化经济的时间与空间性。表现在文化经济领域里就是可交易的文化商品的移动成本与可收益之间的大小关系，这里包括文化商品的关税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贸易成本。国际商业演出成本和电影贸易成本是不一样的。版权经济可以说是最大的空间文化经济，但是在时间上是同时产生两个发展方向完全不同的时间经济，而且是无形文化经济。
时空压缩实现时空交换与时空膨胀。时间消灭空间产生时空压缩。压缩导致剩余时空的产生和新的时空的膨胀。空间文化资源因时间的改变而成为文化消费对象，遥远的人类留下的成果，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说，具有永久的未知魅力，而正是对于这种未知领域的好奇性求解，使之成为今天人们的精神文化消费对象。物质不灭，能量守恒。一个方面被压缩了，另一个方面被扩张了。产业升级，工业老化，时空被资本压缩，但文化得到扩张。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不仅形成了新的文化经济形态，而且成为拯救工业文明的新时空力量。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以新文化经济形态恢复和重建了时间和空间。它不仅留住了往日的时间，而且再造了往日的空间。时空错位和时空交融在时空膨胀中完成，文化经济因而具有其他经济没有的时空魅力。
时间和空间都是空间文化经济演化的动力机制。内涵的时空性——表征的时空性;核心的时空性——外围(边缘)的时空性;上游的时空性——下游时空性。这三对关系是空间文化经济演化的基本动力范畴。它们既是时空演化最重要的特性，同时也是不同时空范畴所构成的时空运动的矛盾关系，又使得其间充满着不断对抗的张力，推动着它们之间的运动与转化。时空压缩与时空膨胀共同构成了文化经济运动的结构形态。时空文化经济结构的运动状态取决于时间与空间这两个动力源的作用力的大小，并且都会对时空文化经济结构的内部构造和外部特征造成差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是对时间的空间再生产和对空间的时间再生产：留住了时间——城市记忆，再造了空间——功能再造，进而再生产时间——当下、现代性。空间有限而时间无限。空间的有限性必然给时间的无限的留存性带来再造性，为自己再生产空间，进而再生产新的时间和空间文化经济学。
文化经济空间集聚的动力机制不同于一般空间经济集聚动力模式。一般空间经济集聚模式的形成体现为生产、运输成本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性距离，区位优势很重要;文化经济集聚也讲区位优势，但是，文化经济的集聚形态更加注重文化产品的唯一性、独特性和文化市场消费人群的空间构成。比如，同样是大城市，在20世纪30、40年代，上海毫无疑问是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无论是出版经济、电影经济、娱乐经济、演出经济等等，其文化经济空间集聚程度都是近在咫尺的南京所无法比拟的，北京更是不能望其项背。
就一般企业而言，同一类企业集聚，可以通过分享重大基础设施“摊薄”成本;同一类技术工人集聚，有利于激励创新和技能传播，扎堆的下游企业容易和上游的供应商讨价还价，文化经济空间集聚的特点并不在于其同一性，而在其多样性，能够满足不同人群文化消费多样性的需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与南京和北京的一个最大差别，就在于它是一个移民城市。城市居民人口的多样性和流动人口的丰富性，以及作为移民城市的开放性，使得它能够比南京和北京这样的本土性城市更能够生成多样性的文化消费需求。多样性的文化消费需求需要多元化的文化生产经济，这就造成了巨大的空间吸纳机制，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文化产品生产商和供应商带着不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消费服务集聚上海，从而使得不同文化经济形态的文化产品生产机制和服务机制得以形成。
巨大的市场需求形成巨大的市场吸纳能力，巨大的市场吸纳能力又生产了新的巨大的市场消费能力，市场集聚始终处在一个不断被压缩又不断膨胀的过程之中。文化消费吸纳能力不仅在集聚中迅速扩大文化经济的生产能力，而且由于其不断提供多样性的文化消费产品，还带来了对非文化经济体的吸引能力：巨大的文化市场提供了一般实体经济交易空间所无法提供的市场信息和人际传播建构。
任何文化经济形态的划分都是相对的。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即便在同一国家内部，文化经济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也不是整齐划一，也没有绝对的同步进入更高一级的文化经济发展阶段。更多的情况是不同形态的文化经济形态同时并存于相同的时间与空间中，从而使得文化经济存在形态呈现出多元网状结构：时空交叉共存、实体虚拟互补和内外多元同构。
第一，“时空交叉共存”。为什么那些被废弃了的仓库、厂房、码头，总是由艺术家首先进驻?空间的开阔、租金的低廉当然是重要的生产要素，然而，更重要的是，在那些透露着历史信息的空间形态里，有着艺术创作所必不可少的“时间素材”，艺术家在与往日沟通的过程中发现和寻找关于今日的表达。想象和联想只有在时间和空间中才是可能的。艺术创作的灵感只能诞生在时间和空间的伟大的舞步之中。艺术家们在创意产业园区的往日的空间形态中从事今天的文化经济行为，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与交流中，碰撞艺术创造和文化构思的火花，寻找生命体验的灵感。时空文化经济正是一种集约化经济和能量经济形态。文化产业集聚最大限度实现效益的最大化，接受市场能量集聚效应的放大和转移，通过“借景”而扩大自己的能量经济和增值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商铺“扎堆”的地方，不仅没有因为“同行”太多造成恶性竞争而衰落，而是由于“马太效应”的作用经久不衰。
第二，“实体虚拟互补”。文化经济属于虚拟经济范畴，网络文化经济是其最典型的形态。然而，早在文化经济的萌芽时期，通过有形商品形式实现无形价值交换，并由此凸现文化经济作为虚拟经济存在的全部合理性，就成为文化经济行为的主要方式。“买椟还珠”实现的是文化和审美价值的交换。实物载体所承载的是精神内容，这是实现交换的原因。大量文物拍卖与交易，都是以物理性存在方式作为前提的。版权交易的出现以法律的形式界定了文化经济作为虚拟经济的本质。作为实体文化经济的存在的最主要的形态，就是以文化用品生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制造业。例如，钢琴等所有乐器的生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行业的系统。它们具有和其他实体经济形态相一致的生命运动方式。但是，它们却有着与其他实体经济形态不一样的功能，即服从和服务于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需求。
第三，“内外多元同构”。外部空间文化经济和内部空间文化经济建构了空间文化经济最基本的图形关系。外部空间文化经济表现为文化经济的物理形态，反映的是不同文化经济形态之间的比例关系;内部空间文化经济表现为文化经济的社会形态，反映的是同一文化经济形态中不同经济成分构成之间的比例关系。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革命性成果，就是重新建构了中国文化经济的空间形态和空间秩序，从而使中国文化经济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获得了新的能量经济形态。
总之，时间文化经济学就是一门研究时间的历史化过程中文化经济价值运动变化规律的科学。空间文化经济学就是一门研究在空间(地理)的社会化过程中，文化经济价值载体形态运动变化规律的科学。空间文化经济学既表现在外部空间形态中，也表现在内部空间形态中。外部空间主要表现为文化经济的外在空间关系，以一定的物理参照系为坐标;内部空间则主要表现为不同文化经济形态的内部关系构成。例如，出版经济和电影经济即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经济形态，同时又有着高度的关联性，区别只是它们的不同的价值生产方式和市场形态，而不在它们的外部性。时空文化经济学就是要研究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形态中文化经济运行的规律、相同的时间与空间形态中文化经济运行的规律、相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中文化经济运行的规律，以及在相同的空间不同的时间中文化经济运行的规律，这四个方面构成时空文化经济学研究的四个向度。
编辑 叶祝弟
文化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现如今经济发展迅速，人们所面对的生活方式日新月异，人们也越来越挑剔对于旅游地人文环境的，旅游产业的喜恶。秦腔文化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天水市盛行，属于天水市的一种特有的文化。但是现如今秦腔作为一个已经开始低迷的文化，在旅游业中也显得式微，因此，创意经济下的创意文化旅游就是针对于人们不同态度的新起点。创意经济视角下的文化旅游，就是将创意经济下的产业和旅游业相互融合起来进行发展，对于式微的文化产业进行开发与运营，增加经济产业链，扩展旅游消费，增加人们对于旅游地文化的探索与吸收。
关键词：创意经济;文化旅游;秦腔戏曲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一）研究背景
“创意经济”引发了各种的“创意”的产生，带动了各个行业的经济发展与新一轮的热潮。虽然学界内对于创意经济的概念界定不是非常清晰，但是对于创意经济的本质却都取得了共识。他们认为，在创意经济的背景下，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创意会成为核心力量，即创意经济的兴起势不可挡。
创意经济给旅游带来的影响更是广泛的，本文尝试从创意经济的视角对天水秦腔戏曲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与运营进行研究。
（二）研究目的
天水地区因为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天水秦腔也形成了独有特色的秦腔文化，天水市秦州区位处天水，在受天水历史、文化的影响之外，受其独特的地理条件的影响，天水的秦腔文化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秦腔传承方式。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经济的转型，人们经济水平的逐渐上涨，人们对于自身生活的享受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而对于那些被旅游消费者遗忘的民俗文化在这个大趋势下也变得越来越严峻。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娱乐方式层出不穷，秦州区的秦腔表演还能传承至今。由此该选题以创意经济为视角，以天水秦腔戏曲文化旅游为研究对象，在挖掘天水秦腔文化内涵和传承与保护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意开发，提升游客对秦腔文化的了解和体验，进行独有的运营模式，实现天水秦腔的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对秦腔文化爱好者进行访问，研究现当代时段下，人们对于秦腔的爱好和看法，再从对于秦腔戏曲剧团的成员们口中探访。现当代情况下，创意经济思想是否对于他们有所启发，是否会在大数据网络下搜索对于秦腔戏曲的有利改进方法;以及人们对于秦腔戏曲文化的宣传与弘扬的看法与对策，是否存在更新换代以及传播优化的想法和建议。
对于戏曲文化旅游这一方面的研究在我国目前有很多，大都提出从戏曲文化的特点出发，以戏曲演唱、表演为出发点，建立戏曲艺术博物馆，开发戏曲文化旅游纪念品，戏曲文物等方式与旅游产业结合起来，开发和利用戏曲文化作为文化旅游资源。
近年来许多学者深入探讨了戏曲文化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针对戏曲旅游做了大量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这些研究对扩大戏曲文化旅游范围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也为未来戏曲文化旅游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思路。
我国对于戏曲文化旅游的研究，总体上看，显得单一，缺乏系统性，从1997年贺辉扬的论文《闽东南戏曲艺术旅游资源评价及其利用》开始，迄今为止，十多年时间里，专门对戏曲文化与旅游研究的文章不足20篇.这说明，当前关于戏曲文化旅游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仅有的这些屈指可数的研究成果，相对于大张旗鼓的戏曲文化旅游活动来说，显得有些不协调，不对称.
国外对中国戏曲文化的关注，从早期的文本翻译进入了深层次的学术研究领域，而且涉及的领域由元杂剧向明清传奇和近现代地方戏乃至当代戏曲延伸;从作家作品到舞台艺术延伸;从戏曲本体向和戏曲相关的说唱艺术和傀儡戏延伸;并且欧美的各个大学成为了中国戏曲文化研究的主要基地，也有相当的文学博士选择中国戏曲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研究的课题。
对于我的研究来看，本文是对天水秦腔戏曲文化旅游开发的研究，但在这些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文献中，对于天水秦腔戏曲文化的论述与研究非常少，只有从相关的其他戏曲文化研究来入手去对我的研究来提供相关的参考意见。
三、天水秦腔戏曲文化旅游开发现状
现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文旅融合每况愈增，天水秦腔戏曲文化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被推崇出来，有天水文旅部门，对其进行了深入挖掘与打造，但是结果甚微。因为对于天水秦腔戏曲本身来说，在当地也只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老人们喜欢的东西，对于现当代的90、00后的我们来说，对于戏曲的喜好是微乎甚微的，除开专业戏曲文化爱好者以外的我们，对于戏曲这个文化底蕴深厚的代表来说，是很少去了解的。因此，在现当代科技发达的时代中，我们这些当代年轻人，对于戏曲这个东西本身了解甚微，而天水秦腔戏曲文化更是被我们忽略不计的，所以，其开发难度也是非常之大的。
四、天水秦腔戏曲文化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一）、天水相关的旅行社缺乏对于秦腔戏曲文化旅游的宣传
天水的各个旅行社在游客旅游时，只是推荐相关的旅行路线，不关注对于秦腔戏曲文化的宣传，也没有把秦腔戏曲文化作为一种旅游项目向游客进行推荐。旅行社只会将一些成名已久的东西作为推荐者说给游客，像秦腔戏曲文化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虽然不出众，没有像京剧、川剧一般登入电视节目，出现在人们视野当中，但他独具特色的地方戏曲却也有着不一样的魅力，只是没有相关的宣传和适合他们的演出活动和演出方式而已。旅行社是一个对于民俗文化进行宣传与推广的最大媒介，在当地的旅游过程中，应该对于秦腔戏曲文化的的介绍与宣传，为吸引广大游客的注意，加强对于秦腔戏曲文化的推广做好铺垫。
（二）、导游对于秦腔戏曲文化没有了解和推介
作为一名导游，在带团旅游前，应该对于天水的各种历史、文化和旅游景点都进行相关了解和熟悉，以此增强对于当地的了解，再对游客进行推广和介绍。如果是一位天水当地的，并且热爱秦腔戏曲文化的导游，他会将自己对于这些东西的热爱，以一种独具声色的形式讲述给游客，增加游客对于天水秦腔戏曲文化的了解和接触。增加更好的记忆和理解，体現出导游独有的对于旅游活动的价值与目的。
（三）、游客们对于这些秦腔戏曲文化的不了解
游客来到旅游地，对于当地的民俗文化不甚了解，也不会对于不出众的或者不了解的东西产生兴趣。因为所有成名的东西并不是由一个人决断的，它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在观看或者接受以后经由专家人选推选的。因此，对于秦腔戏曲文化旅游的开发过程，就必须是向人们进行宣传与推广的，以此提升人们的认知度，形成一种喜闻乐见的文化。
（四）、对于秦腔文化在旅游过程中缺少参与性
旅游地当地的旅游活动中，人们对于秦腔艺术只是不了解，人们对于秦腔的喜欢与否决定了人们是不是不喜欢秦腔这个古老的艺术， 只是对它不了解。因为没有相关的活动可以让人们去体验和接触认识秦腔文化，并且有的秦腔演员由于没有相对的场所去练习秦腔艺术，导致所热爱的秦腔技巧被荒废。并且对于外地游客而言，更没有接触和了解秦腔文化人，也不知道秦腔的内涵。因此，要加强游客参与性活动的设计， 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爱秦腔文化。
五、研究方法
研究方式是主要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调查，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归纳、分析与总结，为文章的研究主体提供理论依据，然后针对以上调查分析出目前在创意经济视角下如何对天水秦腔戏曲文化旅游进行开发与运营。
而我在通过做出调查问卷200份，去天水市区及村落进行发放，并且收回有效问卷170份，对此进行数据分析，并且根据其中涉及的问题及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归纳，以此对我的研究进行有力支撑：
1.您对创意经济有了解吗？其中非常了解占4.71% ，不了解占61.18%。
2.您认为是因为以下哪些情况导致现今秦腔戏曲文化影响力逐渐降低？ （多选题）A.现代娱乐方式多元化的冲击77.65%;B.秦腔文化自身老旧化28.24%;C.国家扶持政策的相对不足30.59%;D.缺乏创新发展的机会56.47%;E.缺乏专业的表演者42.35%;F.其他9.41%
3.您认为大学生不喜欢看戏剧的原因是？A.没时间4.71% ;B.劇情老套，没有吸引力11.76%;E.戏剧和当下年轻人的生活脱节，缺乏时代感38.82%;F.对戏剧不感兴趣23.53%
4.如果我们采用现下年轻人喜爱的多元化方式创新秦腔（如对戏曲人物形象的二次元Q版化、动漫化、和对戏曲本身与摇滚、流行乐等元素的融合演绎等），您是否能够接受？ A.完全接受并且很喜欢22.35%;B.可以接受54.12%
5.您认为秦腔戏曲文化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A.慢慢振兴起来10.59%; B.与流行元素相结合，得到年轻人的认可，形成新的发展趋势 31.76%;E.创新表演模式5.88%;F.进行文旅融合，创意经济，创意产业等，多方面，多角度变化，形成新的演出形式21.18%;H.让秦腔戏曲文化“引进来，走出去”，走出国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20%
6.您认为是因为以下哪些情况导致现今秦腔戏曲文化影响力逐渐降低？ （多选）
A.现代娱乐方式多元化的冲击77.65%;B.秦腔文化自身老旧化28.24%;C.国家扶持政策的相对不足30.59%;D.缺乏创新发展的机会56.47%;E.缺乏专业的表演者42.35%
由此从中可以看出，对于创意与变化的秦腔戏曲文化来讲，在这个现阶段大数据时代中是非常被推崇和关注的，所以“创意”，是对传统文化推陈出新走向现代化社会的最好途径。因此有了以下的开发对策。
六、创意经济视角下天水秦腔戏曲文化旅游开发对策
（一）、提高和多范围对于秦腔戏曲文化旅游的宣传与推广
学习创意经济，对于秦腔戏曲文化旅游进行包装与打造，进行创意开发，制作秦腔戏曲文化旅游海报、旅游期刊、以及人物玩偶打造，对其进行多元产品的开发和运用，把秦腔戏曲元素完美的与旅游相结合。文旅部门通过公关形式对秦腔戏曲文化进行明星效应的宣传与推广，将其通过网络媒体的方式向人们展示出来，吸引游客以及网红主播进行打卡带动，造成引流，将秦腔戏曲文化完美的展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视野中，带动潮流，引发热议与学习，将秦腔的影响扩大化，引来更多的秦腔戏曲爱好者的传承与传播，以此增加对于天水秦腔戏曲文化旅游的开发。
（二）、招当地秦腔戏曲文化爱好者做导游并进行专业培训
天水秦腔有着长远的传承与秦腔戏曲爱好者，天水市区的各个村落也都有着唱大戏的习俗与习惯，就拿我的家乡，天水市汪川镇来说，每逢春节都会有唱戏的习俗，而且是非常隆重的形式。在这里不乏秦腔戏曲爱好者，而且每个人对于秦腔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情怀，完全可以根据当地人们对于秦腔热爱的形式展开招募，进行导游培训，根据创意经济的思维，可以让其作为秦腔戏曲文化的宣传者与引领者，对游客们进行深入的讲解相关知识以及宣传秦腔文化，吸引游客的注意，加大文化传播力度。把秦腔戏曲文化的折子戏典故变成故事向游客进行详细介绍并让其了解。
（三）、制作相关短视屏及杂质文章，导图资料展示给游客
根据不同戏曲的内容，把戏曲文字变成文本资料以文章、杂质、书籍形式进行整合，将其中人物动作和手势做成动漫图像、短视屏或者手办，以视觉、触觉、听觉、感知等真实情境进行宣传，多元发展，进行创意经济的开发形式。以此形式作为旅游路线的宣传和推广，让游客更清晰明了的认识和了解秦腔戏曲文化。
（四）、增加与秦腔戏曲文化相关旅游相关联的活动及游戏，让游客参与其中进行了解
在景区搭设戏台，摆设人物服装，脸谱，油彩绘画，搭配的乐器介绍和相关师傅现场讲解教授，让游客亲自尝试体验登台演唱和欣赏活动，将感受具体化。以此增强秦腔戏曲文化的来发与推广，也能让秦腔进行传播与传承，还能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一举多得，将文化与旅游深入融合，用创意经济打造更丰富的文旅产业，让传统文化不再低沉，发扬光大，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五）、加强政策性文件，深入挖掘和推广秦腔戏曲文化
文旅部门加大与国家的对话，进行规划以及文旅资源的整合利用，让传统文化不再明珠蒙尘，让其在多方面发展，加大政策性的开放，把秦腔戏曲文化“引进来，走出去”，创意开发文化底蕴，增加经济收入，以此不断地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不只是局限于地方性，应该让更多的人认识与了解，挖掘传统文化的深邃与底蕴，让其在世界范围内发光，让文化之路越来越大。
（六）、对于文化进行多方面的融合，将这些被人們忽略的文化内容透明化
将文化与多方面性质的事物有效融合发展，不再单一的进行文化之路，要在稳定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与发展，不是一味地对文化进行输出，是把那些被人们忽略或者说被“藏”起来的文化进行挖掘积极内容，让人们进行了解和学习中华文化的强大和深远。中华文化，博大进深，源远流长，但是很多文化都像天水秦腔戏曲一般，只是一种地方性文化，但它的影响不应该只是一种地方性文化。因此，我们更应该利用多方资源，运用创意经济的思维，将其透明化，让更多的人去熟知和了解。
七、研究结论与展望
经过我的研究观察，天水秦腔戏曲有着可观的发展前景，他的强大的文化底蕴与内涵，可以在未来的文化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因为，我个人认为，创意经济思维下，将秦腔戏曲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产业链有着很好地上升趋势;并且，秦腔的传承对于秦腔戏曲文化本身就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只有不断地将其薪火相传，才能更好地发展文旅融合的步伐，在创意经济视角下，秦腔的前期影响如果引起广泛的传承者，那么秦腔戏曲文化也将步入一个高潮，引来一众热衷者将其不断发扬光大，以此也就可以实现秦腔戏曲的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未来，文旅融合也将是一种热潮，掀起文化挖掘的一个热闹场景，让人们热衷于文化学习和创新经济思维的更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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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科学文化; 政治文化; 以人为本
科学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影响一个国家科学文化的因素也是十分复杂的。一个国家科学文化系统的发展，不但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内部结構和组织化程度，而且还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实力、政治环境、科学政策以及包括智力资源在内的社会文化条件。但是，社会文化既可以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也可以阻碍它的发展。社会文化对于科学文化发展作用的性质，取决于科学知识的逻辑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契合。社会文化中的各种文化要素之间既相互对立、相互制约，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经济文化对于科学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起着决定作用。另一方面，科学文化作为社会生产力，它的发展与变革对经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巨大的反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与提高。
一、经济文化发展与科学文化的契合关系
科学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经济文化的推动。从社会经济系统来看，科学和技术的产生与发展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反映经济需要的社会生产是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从科学史上来看，“科学是为了在将来获得收益而就当前的资源进行的独特的投资” [1 ]。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和技术是经济内生的。早在17世纪初，培根就提出了科学与技术“联姻”的思想，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够加速发展的内在动因，是因为科学与生产、技术与经济的联姻。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形成，冲击并瓦解了封建社会封闭性的经济结构，从而建立了“经济—技术—经济”的加速循环机制，才使西方科学在经历中世纪长期停滞以后，以梦想不到的力量突然兴起 [2 ]。默顿首次将科学文化的发展同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兴起联系起来，他指出：“社会经济需要相当可观地影响了十七世纪英格兰科学家研究课题的选择，粗略地讲，差不多百分之三十到六十的当时的研究，似乎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这种影响。” [3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大大促进了国家整体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从20世纪80年代重视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到90年代经济功能和精神价值并重，再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发展，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的逻辑。
但从科学系统本身来看，科学文化的发展是由科学系统自身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内部矛盾推动的，自主性是科学文化发展的基本条件。在科学技术发挥第一生产力作用的现代，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科学的自主性受到严峻的挑战，社会文化因素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同时也对科学文化的进化构成了严格控制。科学文化系统是有其内在结构的，是分层次的。不同的系统层次，经济文化因素所起的作用不一样。但是，经济文化与科学文化发展的良性互动必须遵循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
(一)科学理论的内核发展较少受经济因素影响
近代科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在自发的成长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高度概括化的概念框架”或称理论硬核，它是对古代和中世纪科学文化的继承和创新，较少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科学之核心的概念框架越高度发达，科学具有的独立性范围就越大” [4 ]。比如，苏联的“李森科事件”，人为地压制和排斥其他的遗传学研究而最终导致失败，表明科学的内在逻辑结构在科学的自主性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从科学史上来看，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科学中的大多数课题是由科学家根据科学自身的发展需要提出研究纲领的，科学的相对独立性是其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据1896—1960年世界自然科学重大科学成果统计，直接来自社会需要的选题占14%，而由科学自身逻辑导致的选题占到了86%。” [5 ]现代科学革命及其发展日益走到了物质生产的前面，成为市场和技术的先导。20世纪60—80年代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主要是早期这些国家对基础科学有较大比例投入的结果 [6 ]。
(二)技术和经济因素对具有一定理论成熟度的科学的重要影响
科学的加速发展离不开经济文化的推动，正如贝尔纳所说：“只有当科学在社会生活中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供思考的时候，科学才能充分发展。” [7 ]但是，经济因素对科学文化发展的决定作用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科学内部逻辑发展的需要与经济需要的契合，经济规律不能取代科学规律。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科学发展模式分为前范式探索阶段、常规科学阶段、科学革命或后范式阶段。其中，范式阶段的科学不受外部调控，科学系统认知结构的逻辑自身具有科学问题的自繁殖力，不断推动科学的深入发展。在后范式科学阶段，社会问题能够转换成研究路线，技术和市场因素对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在后范式阶段，科学理论已经达到一定的成熟度，接下来的工作就是需要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是说，科学规划应该建立在理论成熟的基础上，这时引导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已经失效，它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新的实际问题的出现 [8 ]。正是在理论研究与应用问题联系起来思考的过程中，理论得到有效验证，并且经常会发现和提出更多的新问题，促进科学原理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换言之，经济因素或经济文化对处于成熟或变革中的科学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现今，科学的发展除少数纯研究主要依靠科学家的个人兴趣外，大量的基础研究往往以未来科学发展和未来技术市场的需求为导向。但是，科学文化发展的这一特点并没有否定科学内部自主发展的逻辑，科学对技术和市场的创新源泉的作用仍然是第一位的。“从基础理论的发展到应用研究的规律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它居于关键地位而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 [9 ]
综上所述，科学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经济文化的强力推动，它要求科学与生产需要紧密结合，要求工程师和学者之间联姻。一句话，科学文化与经济文化需要形成良性互动。
二、当代经济文化与科学文化发展的不适应性表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反映经济需要的物质生产是科学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科学文化如果不能与本国经济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发展科学仅仅依靠拿来主义，便无法培育自己的科学事业和科学意识。如果没有培育自己独立的科学研究，不仅难以赶上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势，而且对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也是低效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重要发起人之一的吴承洛先生就提出：“研究科学，必根据本国之事物;普及科学，必须有本国之科学材料。科学苟不自求发展，而永远随人后，則终于不能赶上，则终于落后，此发展科学之所以重要也。” [10 ]当时我国工业生产的落后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工业的生产落后，在于缺乏科学的支撑。“中国需要工业化，工业的发展需要科学化。” [11 ]科学化运动先驱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科学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我国科学和工业生产的双双落后的问题。
(一) 经济文化落后及其对科学文化发展的阻滞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结束前，国家对科学事业实行了政府资助和严格的规划管理，科技决策上奉行“以任务带学科”和发动群众的战术，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素质的科学工作者队伍，取得了像“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青蒿素发现、大型计算机研制等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迅速提升了中国在世界上的整体实力。但是，由于当时国家政策的重心是政治竞争力和国防实力，忽视了科学研究与本土生产实践的结合，致使“我国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的面貌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仍然十分薄弱” [12 ]。“文革”结束后，结束贫穷、渴望富裕的强烈愿望 [13 ]，揭开了社会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从农业经济到城市工商业，追求财富的增加似乎成为经济发展的唯一目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进一步演变成片面追求经济总量GDP的增长模式。这种以追求财富最大化为特征的经济文化，推动中国经济GDP实现了连续20多年的高速增长，解决了十几亿人民的温饱问题，摘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人民生活平均达到小康水平。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依靠生产要素的“高投入—高产出”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它在带给我们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自然资源和能源过度消耗、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事故等生态危机和健康问题，以及带来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极端个人主义等精神层面问题，构成了对经济发展的严重约束。另一方面，这种依靠生产要素“高投入—高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因排斥了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阻碍了科学文化的进化。
思想是行动的指针。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旧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真正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只有树立科学的经济发展理念或经济文化，才能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目前我国经济文化落后于经济发展需要，主要表现为我国经济发展理念重塑没有到位，缺乏思想市场。经济文化可以推进经济发展，也可以阻碍经济的发展。早在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在对中国提出的十大忠告中指出：“中国没有理由比韩国、日本或美国缺少创意。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14 ]在罗纳德·哈里·科斯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功。同时，中国市场经济因缺乏思想市场而险象丛生，这个缺位已经构成中国发展面临最严重的瓶颈，主要表现为现有经济文化发展理念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不相适合，直接影响到政府对资源的分配及效率。例如，国企缺乏改革和自主创新的压力和动力，而私企有自主创新的动力但缺乏相应资源。由于经济文化理念的落后，导致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众多的弊端和险象，诸如经济通胀问题，社会不平等问题，环境破坏问题，养老问题，等等。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对创新文化的阻滞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经过20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仍然存在不少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也是难以推进的。” [15 ]这里所说的我国现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弊端，在于国内缺乏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经济活动中的诚信缺失，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缺失。
有人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缺失表现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企业自身利益至上，忽视消费者权益;二是规避法定义务，在劳动关系层面漠视劳动者权益;三是道德失范，破坏良性经济秩序，部分国有企业忽视公共功能，对市场秩序造成损害;四是技术进步迟滞，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 [16 ]。例如，目前中国模具生产总量位居世界第三，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居世界第二，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各国之首，这是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我们缺乏自己的核心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普遍较弱也是不争的事实。2016年初，李克强总理在山西太原主持召开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座谈会时指出：“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包括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 [17 ]目前我国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但没有一家掌握高端笔头和高端墨水制作的核心技术。这些技术需要从瑞士、德国、日本进口，每年用于采购这些产品的费用至少2亿美元。中国企业做一支笔的利润只有0.1元钱。另外，工业制造中的高端数控机床，医疗器械CT、DR的管球技术以及汽车发动机、电喷系统等，也都主要依赖进口。由于中国大陆大多数企业因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而受制于国外高端技术的控制，包括一些高技术企业在内，国内企业以生产中低端产品为主，所得利润不过是血汗钱而已。从技术对外依存度上来看，“目前世界上20多个创新型国家的平均对外技术依存度低于30%，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只有10%左右，我们国家超过50%” [18 ]。总之，我国目前仍然是制造大国，但不是制造强国，我们取得了GDP的高速增长，但人均薪资收入占GDP的比例则呈逐年下降趋势，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是低效益的。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以GDP总量追求为特征的经济文化渗透到企业中，成为企业的发展目标，必然妨碍技术进步。这是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转变过来的重要原因。” [19 ]因此，经济文化落后成为制约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
(三)科研制度文化对经济文化的不适应性
长期以来，受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和国家科技资源配置行政化的双重制约和影响，高校和研究机构，特别是政府研究机构因得不到产业有效互动的激励，导致产、研、学结合不够紧密，科学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一方面，科技宏观管理普遍采取量化科研评价体系，把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等文献指标作为考核的唯一标准，致使“科学研究与技术支撑严重分离”成为当前我国科学文化建设中存在的最大问题。调查统计表明，以发明专利为例，我国国际专利申请量世界排名第一，国内高校、科研机构每年取得大量专利，但是高校被转让、许可的专利占“活专利”(指高校认为该专利有转化价值)的比例仅为2.03%，中科院被转让、许可的专利占“活专利”比例只有8.7%。对比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高校专利被转让、许可的比例平均在50%左右，我国研究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是不争的事实 [20 ]。这说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活动不能对市场要求做出反应。例如，多年来，以试验发展研究为主的科研机构，绝大部分经费来自政府资金，面向市场的技术性收入资金只有10%左右。以2014年为例，全国科研机构来自政府资金比例高达82%，企业资金的份额仅占3.2%，其他(自选项目)占12.3%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国科研机构面向市场的技术性收入资金只有12%左右，体现了科研机构研究活动缺乏面向市场、面向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动力的特点。另一方面，企业不能从众多知识创新成果中寻求新增长点，关键技术自给率较低。从企业经费支出来看，2013年全国大中型企业研发(R&D)经费总支出占其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只有0.8%。犹有可言者，全国高技术产业研发(R&D)经费支出比重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也不容乐观，仅占1.75%②。从企业R&D支出分类看，试验发展研究经费支出高达97%，应用研究经费支出仅占2.7%，基础研究经费支出更是微乎其微，仅占0.1%。可见，我国企业和高校或研究机构分离现象严重，科学文化还远未能成为大众的文化，未能深深植根于經济社会发展的土壤之中，科技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综上所述，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文化与科学文化发展的契合要求有正常的市场秩序、健全的法制和与之相应的伦理道德，我国这方面的管理制度中存在许多有待补充和完善的地方。要从根本上改变科学文化与经济文化不适应的状况，当务之急，应该确立正确的经济发展理念或经济文化，以及改革现有的国家科技宏观管理制度。
三、科学文化与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取向
(一)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树立科学的经济发展理念
2011年，中国经济GDP占全球的份额达到8.4%，首次超过了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事实表明，中国以赶超发达国家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宣告结束，转向走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发展道路。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科学文化越来越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需要，必须解决科学文化与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一方面，科技进步、科学文化发展引起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的调整引起经济文化的相应变动;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展的主要动力。经济文化影响科技创新的基本途径有两方面：一是经济文化通过改变主体的价值观影响其创新行为;二是经济文化通过制度上的引导作用，为创新活动提供激励机制。
有人称，21世纪是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世纪。在新世纪里，“经济发展应该以满足人们越来越丰富的、高层次的物质文化需要包括享受需要、发展需要为目标，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真正幸福为最终目的” [21 ]。即是说，适应当前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的要求，我国社会发展从以经济增长为重心的时代进入了经济与文化并行发展的时代，人民关心的目标从物质层面转向精神层面，普遍关注文化。中共中央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如果说结束贫穷、走向富裕是上个世纪后20年中国经济文化的核心理念，那么科学发展观则构成21世纪中国经济文化新的核心理念。” [13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的显现，经济文化重塑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公平、正义、公正、以人为本、可持续等，成为人们频繁使用的词汇，以适应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
2014年底，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科技创新作为发现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动力源泉，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22 ]。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改革过时的经济文化，必须实现从以物为中心，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文化，转向以人为中心，促进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经济文化。
(二)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23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让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市场经济良好运行，有赖于建立公平、开放和透明的市场规则，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为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通过无意识的增进社会利益来最终实现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24 ]。然而，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初期，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经济，促成了“无商不奸”和“无奸不商”的市场文化。这是一种不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形态，本质上是一种诚信缺失的经济文化，或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一种异化了的经济文化。
中國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需要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也需要健康的市场精神。重塑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一方面政府要转变管理观念，给予企业和个人更大的自主权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15 ];另一方面必须强化市场主体的责任意识，坚持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建立以诚信为核心的市场文化或信用体系。在新形势下，市场主体应树立为自己的决策和行为负责，通过为他人负责实现对自己负责的责任意识。新常态下的市场经济也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它强调经济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原则，正确处理好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平衡发展关系。换句话说，市场主体应该以利他为出发点，而后实现自利，即通过创造利他价值而后实现自我价值。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众多品牌企业的经营理念。
在当代全面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向经济领域的广泛渗透，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第一要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高低影响着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科学文化与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尺度。“自主创新是连接经济文化、社会责任与企业发展的纽带” [16 ]。因此，加强自主创新技术研发，既是企业实现产业转型和升级、培育长远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也是当前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社会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经济文化建设离不开科学技术发展做支撑，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也离不开先进的经济文化的推动作用，这就要求我们高度重视经济文化新理念的重建。
(三)科学文化的变革有赖于经济文化的强力助推作用
科学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文化条件。科学文化产生于近代西方，首先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推动了近代科学文化的形成，科学文化发展反过来促进了工业文明进步，推进了现代化进程。但在工业现代化进程中，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追求利润最大化”目的的制约和影响，经济文化演变为一种赤裸裸的物质利益至上的文化。受这种经济文化所决定，近代科学是一种人学空场的科学，是人类尊严地站在科学之外的科学，科学自身之追求自由的目的意义被遮蔽起来，科学文化主要体现为一种工具理性主义的文化。
以理性为核心的科学，本质上是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无法为一切社会后果和实践效应承担任何责任。有人称，“中国文化危机，本质是中国经济文化上的落后引起的对整体文化的信心丧失” [25 ]。这说明建立在落后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的科学文化不是全面的，理性主义也不是唯一的科学方法，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需要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人性的结合。适应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科学文化建设必须同时关注科学的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价值。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面对的共同挑战越来越多，一种全球性的经济文化正在逐渐显现，以人为本、创新驱动、环境生态、经济与福利、科技与人性，凡此等等，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如果说在18世纪至20世纪末，一个国家的财富主要表现为土地面积、自然资源、金钱货币以及人口，那么在21世纪，“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在于其国民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 [26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提出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是人力资本。他在《国家的真正财富——创建关怀经济学》一书中提出：“在后工业经济中，最重要的资本是经济学家所谓的人力资源(human capital)——人。而且，除非更加重视关怀和给予关怀，指望非关怀的经济政策与措施发生变化不现实的。” [27 ]在理安·艾斯勒看来，未来社会应该建立一个对人和自然更具关怀、更可持续、更和平、符合人类长远需求的经济体系。
综上所述，适应新时代经济增长方式的需要，在经济文化重构中，要牢牢把握“以人为本”的根本价值取向，并将竞争力和消费者权益作为未来经济文化的价值指向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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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彧]
Key words： Scientific Culture; Political Culture; People-oriented
文化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收集近几年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政府责任的相关文献，就有关概念界定进行归纳总结，梳理总结各学者关于建设该体系政府应该承担责任的原因、理论依据以及内容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研究方法上加强定量研究，在研究内容上深化相关理论，重点突出基层研究的意见。
〔关键词〕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府责任；研究综述
〔
2015年1月，党中央就如何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做出了指导和规划。指出在新的形势下，构建该体系是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创建文化强国、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必然要求。这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快推进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指明了前进方向。在这一背景下，分析和整理不同学者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中政府责任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一、基本概念界定与构建该体系的必要性研究
（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概念的研究
为了更好的研究政府在构建公共文化体系中的责任问题，首先必须对有关的内涵进行界定，并对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性进行明确。目前，部分学者以公共经济学理论为视角对其展开讨论，将其与市场上经营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相区分，指出其拥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在这一基础之上对该体系的内涵进行界定。高福安、刘亮等认为，该体系是政府部门主导的、旨在社会效益、不以营利为目的、普及文化知识、传播先进文化以及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各种文化机构和服务的总称。[1]
李景源、陈威等人则从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角度对该体系的内涵进行界定，认为该体系应该将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利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广大人民群众供给相应的设施、产品和服务，满足民众对日益增长的公共文化需求的相关制度安排与组织体系的总称，是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2]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该体系应该是政府为主导，财政作支撑，从保障人民文化权利的目的和实现世界文化强国为目标，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向人民大众提供各种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以及相关的制度、机构体系的总称。其内容应该包含：相关政策法规、相应的组织机构和人才及配套设施、相关主体、服务的方式和技术手段以及资金等五个基本要素。
（二）政府责任
张成福认为政府责任包含两种含义，一种是其应该承担的法律和社会所要求的责任和义务；另一种是违法行使职权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3]本文所讲的政府责任是指政府及公职人员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及其运行中需要承担的责职。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政府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由其在整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决定。因此界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中的政府责任，应结合具体国情。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中的政府责任包括四个方面：制度供给责任、财政责任、管理和监管责任以及实施责任。
（三）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府承担责任的原因和必要性
许多学者从国家社会职能的角度出发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建构中政府承担责任的原因和必要性进行了研究。
杨泽喜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认为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向公众供给相关文化服务是政府的文化职能之一，因此，构建该体系为社会大众提供足量、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使公众能够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政府理应承担的责任。[4]王俊莲也认为该体系要实现全面覆盖，需要政府的引导推进与监管，这也正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因此，构建该体系政府有义不容辞的责任。[5]
李少惠、王苗等则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特征出发，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与其它商品市场中的文化服务不同，它具有的非营利性、均等性、基础性和便利性的特征，决定了该体系的构建和实施需要政府推动而不能仅仅依靠市场。[6]江逐良也认为政府拥有雄厚的资金和执行力应该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保障，且其在某些方面有着特殊的、市场不能够替代的作用，如它能够通过向发展文化价值导向的行业、项目倾斜来实现那些文化产业需要，但因自身原因却无法做或不愿意做的举措。[7]这些举措为该体系的构建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促进其发展。所以，构建这一体系必须由政府来推动。
睢党臣、李盼等则认为市场天生的缺陷需要政府干预以弥补市场失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文化产品无法单纯地通过和依靠市场提供来完成优化的供给，因为市场本身固有的缺陷导致其不能有效的进行资源配置，产生纯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足和效率低下等问题。[8]所以必须在构建该体系的过程中进行政府干预。
最后，虽然许多学者对如何实现该体系供给主体多元化进行了多方探讨，但刘日认为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主导供给模式，就当前的具体国情而言，还未有哪个组织发展成熟能够替代政府提供该项服务，因此，政府还是构建这一体系的主导力量。[9]
二、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中政府承担责任的理论依据研究
（一）公共产品理论角度
公共产品理论是学者们论述该体系构建中政府承担责任的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它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他认为任何人对该类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人对它的消费。因此，袁雪松、卢璐等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共产品性质来论证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承担责任的理论依据，认为该类产品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特征，决定了它的供给者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获取利润，因而造成市场投资热情不高，政府不得不担负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10]李楠楠也认为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会导致人们在消费的过程中出现“搭便车”的行为，因此，为了保证人们的基本需求，政府必须承担提供该类产品的责任。[11]曹文、邹婷等都认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这种属性决定了它是一项公益性的事业，因此应该由政府来提供。[12]
（二）公民文化权利论角度
从法律的角度看，文化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人人平等享有该机会和权利。构建这一体系的目的正是为了满足和实现人民的基本权益，让全体公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但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因为种种原因公民很难真正平等的享受这些机会和权利，需要政府进行保障。随着联合国一系列涉及文化权利的法律文件的出台，各国更是将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列为政府行政责任的重要内容，保障并推动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成为目前世界各国家政府最为基本的职责之一。[13]何锦前也对文化权利的种类进行概括，认为文化权利应该包括文化生活参与权、文化成果享受权、文化利益保障权和文化选择权等内容。[14]
（三）外部性理论
公共文化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它能够为个人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效益，对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弘扬社会主义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的这种外部影响难以通过市场价格进行买卖。[15]如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等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不仅能让其一个人直接获益，满足他的精神文化需要，而且也为其他社会成员带来收益，但这部分收益难以通过市场价格来衡量和体现，因此生产者无法从公共文化产品收益中获得经济报酬。从这一角度出发，赵志杰认为公共文化的外部性会导致市场失灵，而使其规模无法达到最佳水平，为了实现供应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政府必须有效介入，对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供给予财政支持和保障。[16]通过政府调节经济弥补市场机制本身固有的缺陷，这为政府介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奠定了经济学基础。因此，构建该体系的最终责任主体只能是国家或政府。
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中政府责任内容的研究
对于政府在该体系构建中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怎么承担责任，学术界进行了相关研究：郭佳认为在构建该体系的过程中，政府的职责主要体现在政府履行文化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17]巩玉丽认为政府的职能不在于直接提供文化产品，而是为其生产和服务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如提供政策、法规服务、监督、保障该体系的正常行动等方面。[18]
（一）关于各层级政府责任的研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需要政府各部门各层级间通力合作，关于政府对等责任承担的份额，相关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刘日认为中央政府的职能重点在对文化发展进行整体规划、引导，对文化市场进行管理监督等宏观事务上面，如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促进供需平衡，对市场进行管理监督引导其健康发展等事务；地方政府的职能重点则在协调区域和行业间的文化发展并对其进行监督管理，保证国家规划能够落到实处。[19]
（二）关于财政支持和保障方面的研究
构建该体系离不开政府财政支持，因此，学术界对政府在构建该体系中的财政责任这一项内容进行了研究。普遍认为政府有必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并确保资金落实到位与有效运转。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还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中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资金使用的效率及监管等方面提出建议。睢党臣、李盼等提出要优化财政投入结构，重点向中西部、农村等地倾斜，减少公共文化服务在地域层面的不均等性；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项目投资、购买服务等投入比例，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公共文化服务业，形成以政府为主的多元投入格局；建立健全投入资金的绩效考核机制，制定规范可操作性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并定期进行绩效考核，同时赋予公众参与运营管理和监督的权利，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透明度。[20]曹爱军认为要规范公共财政制度，使事权与财权相对等可以从两点出发，一是在目前的财政分析体制下加大中央财政对基层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保证基层政府能够有效的履行职责；二是将中央和省级财权下移，使基层政府在税收分割中享受更多的比例。[21]
（三）关于立法方面的研究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能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和运行提供法律支持。但是目前学界对该项内容的探索研究较少。虽然学界普遍赞同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有利于该体系的构建和运行，有助于促进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实现维护人民文化权利、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目的，但是对于如何建立一个能够适应文化发展要求的法规和制度涉及较少。
（四）关于监管方面的研究
政府作为公共部门在该体系构建中承担着供给、管理和监管的职能。为确保供给的产品及服务对公众是有益的，有些学者主张政府要加大对文化产品的经营许可制度、文化产品审查制度和文化市场稽查制度等文化市场管理的力度。[22]同时，政府要加强对文化消费领域的引导和监管，制定和实施公共文化服务的规则与标准，包括准入资格、服务价格、质量、成本效益、普遍服务、竞争秩序等，以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实现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23]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政府在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责任问题主要涉及以下两个面：一是理论依据研究，包括公共产品理论、公民权利理论、外部性理论等，但是相关理论依据的研究国内学者涉及不多，理论研究成果较少。二是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府责任定位划分的研究，主要有：制度设计责任、财政责任、立法责任、管理和监管责任等方面。目前我国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主要是以总结各地的实践经验为主，对政府承担责任内容的探讨较少。
因此，关于未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中政府责任问题的研究方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从定量研究的角度，对政府在该体系构建中的责任承担的定位进行研究，进一步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策的制定提供充分的依据。二是加强相关理论研究深度，进一步挖掘政府承担责任的理论依据，如从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角度对政府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承担责任的问题进行研究。三是研究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因为其在基层的水平高低、质量好坏，是衡量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志，直接影响了基层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责任以及职能的发挥至关重要，因此，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与城市基层化结合起来研究，进一步加强政府责任，有利于推进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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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 芳
文化经济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以资源消耗、环境破坏为特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与社会问题。“绿色经济” 是一种不损害环境、不过度消耗资源，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实现发展与生态双丰收的经济，给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希望。发展“绿色经济”需要理解“绿色经济”的内涵，明白“绿色经济”的意义，最终寻求“绿色经济”发展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绿色经济；绿色GDP；生态文明
[DOI]10.13939/j.cnki.zgsc.2015.17.173
经济学家皮尔斯在《绿色经济蓝皮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绿色经济”。他倡导的绿色经济是一种不损害环境、不过度消耗资源，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实现发展与生态双丰收的经济。在我国绿色经济是指既产生经济效益又产生环境效益的经济活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经济要环保，在我国体现为对原有生产活动的生态改造；其次，在环保的基础上获得经济利益，在我国体现为发展新产业。
1 “绿色经济”的意义
1.1 有助于调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资源消耗、环境破坏为代价，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野生动物濒临灭种、水污染、土壤沙漠化、“雾霾”。这些危机曾经一度使人类感到迷茫与无措，似乎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的保护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
随着人们观念的不断更新、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产生生态危机的原因不断暴露，人们渐渐认为经济与生态是可以和谐共生的，其平衡的出路是“绿色经济”。
首先，“绿色经济”为解决生态危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提供了全新的视野。绿色经济的提出，使人们将经济的发展与环境的保护联系在一起，将它们视为具有共同利益的团体。
其次，“绿色经济”促进技术的改进与创新，为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带来了福利。绿色经济要求对传统产业进行绿色改造，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企业的绿色化将无法实现。将环保行动转化为可以盈利的经济行为也需要技术的创新，如开发低碳产品，就需要有相关的低碳技术才能使生产付诸实现。
绿色经济正是在提供新视野与提供新技术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和谐，最终促进两者的实现，使人类的发展更加持久。
1.2 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
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态，在经济发展方面主张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生态文明建设是指用生态文明理念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ZW（]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ZW）]
生态文明的建设不仅需要融入经济建设中，还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绿色经济”以“弱人类中心主义”为哲学基础，主张实现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双赢的局面，这种经济形态的理念与生态文明的理念是吻合的，在发展这种经济的同时也是在推动生态文明的建设。
首先，“绿色经济”对经济发展的追求夯实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生态文明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次社会改革，它将改革人们的观念、现有的社会制度，改革要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绿色经济”为改革提供物质支持，使改革顺利实行，从而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
其次，“绿色经济”为“绿色政治”、“绿色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绿色经济”在协调发展与环保方面的经验可以用在解决传统文化与生态文化的矛盾方面；“绿色经济”将生态理念植入企业中的经验可以用在如何将生态理念注入政治制度中。“绿色经济”就是这样在其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中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2 “绿色经济”的实现路径
2.1 树立生态观念
推进“绿色经济”，生态观念的树立是第一步，因为绿色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只有当人有生态意识和生态动力时，才能实现绿色经济的高度发展。生态观念是一种重视生态系统完整、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的一种文化，生态观念体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如生产领域、消费领域，并对各个领域有深远的影响，如何树立生态观念，是绿色经济发展的前提与重要课题。
首先，加强宣传力度，针对不同的群体采用不同的手段进行宣传，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作用，通过视频、动漫等新的传播形式传播生态理念。同时也不能忽视传统传播媒介的作用，如贴标语、组织生态活动等。
其次，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将生态理念融入到每一种形式的教育中，如中小学生的课堂、大学生课堂、党员干部的培训课堂、各种公司的培训课堂。
最后，通过名人效应注入生态理念，时尚是一种潮流，是人们对美的一种追求，如果将生态元素与时尚相结合，会使生态元素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生态理念也随之深入人心。只有当人们有了生态的观念，生产、消费才会绿化，“绿色经济”的发展才有思想基础。
2.2 创新“绿色”技术
“绿色经济”是一种将传统经济绿化或是将保护环境活动利益化的一种经济行为，无论是绿化传统经济还是从环保活动中获得利益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都是需要产业技术的升级与创新。而我们说的技术是指“绿色技术”，是为了使产业绿化的技术，如污水处理技术，不是指生产新型产品但有高排放、高污染的技术，如何实现绿色技术的升级与创新，是“绿色经济”发展的核心课题。
首先，要重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我国如今的教育体制无法适应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所以需要改革教育体制。其次，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最后，国家要给予资金上的支持与帮助。
在新时期，科学技术无论对经济的发展还是环境的保护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能拿下这个制高点，我国的“绿色经济”将会取得长足的发展，并最终取代传统的经济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
2.3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绿色经济”的发展对于传统经济来说是一次大规模的改革，生产理念、生产技术、消费理念、消费行为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所以在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需要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这样才能使改革更加的合法、规范。
首先，我们要明白法律法规的完善是一个过程，“绿色经济”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它没有前人的经验，在发展的过程中遭遇的问题也是无法事前预想的，我们在法律的制定上不能急于求成。
其次，我们在法律法规的制定上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实施能力，法律法规的制定要能解决现实问题，否则法律就只是一张纸。我们在实施法律时要注重灵活性，法律的最终目的是要促进“绿色经济”长足发展，如果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不能够灵活地掌控，很容易管得过死，使经济缺乏活力。
最后，要注重吸取国外的经验，并灵活的运用国外经验，不能照搬照抄，要结合自己国家的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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