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媒论文范文第1篇
《传媒大转型》涉及面比较广，有些观点和建议也未必成熟，但其可贵之处是为传媒业的转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思路。
传统媒体转型之路任重而道远，在这过程中探索和研究者不少，但真正进行系统研究的不多，郭全中算是其中的一员。其新著《传媒大转型》正是系统研究的成果，呈现出良好的转型思路，值得一读。
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传媒业、IT业、通信业等行业的融合速度进一步加快，Google、亚马逊、微软等大型泛传媒公司高速发展，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巨大冲击和严峻挑战，西方发达国家的传统媒体尤其是平媒普遍遭遇滑铁卢，美国的诸多报纸破产倒闭，放弃出版纸质版而转战网络版。我国的传统媒体在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下，也纷纷进行转型的艰难探索。由于传统的习惯和固化体制的制约，转型之路迷茫而艰难。因此，除了要进行体制创新，如何摈弃传统的思维方式，以新的思路寻找突围之策显得尤为重要。在这种背景下，郭全中在进行比较全面、客观调研的基础上，以新的视角写成了《传媒大转型》一书，这无异于雪中送炭。
郭全中博士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工作站出站之后，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战略运营部副主任并主持工作，此后进入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任董事会秘书，目前在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工作。本书是他基于丰富的一线实践经验和高层管理经验，并利用先进的理论来分析、研究我国传媒业的力作，在系统性、前瞻性、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性、方法科学性等方面进行了创新。
第一，本书是国内鲜见的系统研究传媒业转型的书籍。传媒业的转型作为一项工作量大、任务艰巨、周期较长、关系全局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工作，必须从观念、战略、体制、机制和媒介形态等方面进行整体、全面的转型。此前，虽然也有很多业界和学界的专家撰文探讨传媒业的转型问题，但是多为零散之作，目前国内还见不到系统探讨传媒业全面转型的专著问世。郭全中博士在2011年推出《传媒业大变局》一书的基础上，继续研究传媒业在传媒业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科学地进行转型，系统地分析了传媒业的现状、环境变化、技术变迁、商业模式突变、国内的转型实践，进而提出了观念转型是导向、战略转型是方向、体制转型是保障、机制转型是动力、媒介转型是主体的整体转型框架。
第二，本书视角广阔、前瞻性强。郭全中博士以行业融合为背景，跳出传媒看传媒转型：一方面以国际化的视角，另一方面以大信息服务业的范围，提出了传媒业要实现转型，一要从“内容”角度转变为“信息”角度，由“内容为王”理念转变为“信息服务为王”理念；二要从适应于传统媒体的“内容”基因转变为适应新环境的“技术”基因；三要打造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的“语义网”，实现信息的智能化匹配。这些转型建议都表明作者涉猎广泛，战略前瞻性强。
第三，理论和实践实现了有机结合。郭全中在本书中通过引进生态系统、云计算、大数据、平台化等最新的理论，为传媒业的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并且和自身丰富的一线实践经验有机融合，研究了国外传媒业转型的最新实践和国内最为鲜活的探索，进而提出了传统媒体转型的五个方向。内容经营转型：收缩阵线——成为单纯的“内容提供商”；产品经营转型：延伸价值链条——成为综合营销服务商；产业经营转型：延伸产业链条——成为产业运营平台；信息平台转型：成为智能信息服务平台；资本运作平台转型：成为文化产业资本整合者。这些转型方向建议无疑对传统媒体的转型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第四，研究方法科学。本书实现了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一是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既有大量的数据说明又有指导性很强的定性分析；二是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相结合，既有Google、亚马逊等国际大型传媒集团的鲜活经验又有南方都市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等一线的最新探索；三是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相结合，既有转型框架等理论性分析又有19楼网站等案例研究。
《传媒大转型》涉及面比较广，有些观点和建议也未必成熟，但其可贵之处是为传媒业的转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思路。由于我们正处于转型这一重大历程的起步阶段，尚缺乏已经成功的案例及经验，尚需要从业人员进一步深入研究。思路决定出路，而要形成新思路实属不易，这需要有探索的勇气和持之以恒的坚持。我作为郭全中博士的导师，为学生的这一探索精神感到欣慰。在这里，我之所以郑重向广大传媒业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推荐此书，一方面是因为此书拥有可供借鉴的翔实材料，某些观点有独到之处，分析也比较到位；另一方面也希望赞同或不赞同其观点的人能进行交流、碰撞，在形成新思路的过程中推动我国传媒业往良性方面转型发展。
文化传媒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创意文化背景下国际上各国音乐对外传播的主题、内容、方式、资金来源，以及新的数字技术变革给音乐业带来的新机遇，针对中国的现状给出，中国音乐对外的传播的建议。
【关键词】音乐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
音乐，作为一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日益为世界各国重视。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升文化业，着眼于提高中国的软实力，音乐业是其中重要的内容。本文尝试分析各国上对音乐业的政策与策略，并给出中国音乐业对外传播的建议。
一、对外传播的主体
政府作为对外传播的主导者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要制定战略、提供政策；有所不为则是指具体的行动要交给社会组织、企业来完成。
法国在外交部设立音乐产业办公室来统管音乐对外传播推广。1997年设立这个音乐产业办公室在全世界有7个分支机构，帮助法国音乐业进行海外推广①。欧盟也帮助很多成员国建立了全国音乐作品促销组织，形成了欧洲音乐传播销售网②。
各国政府通常制定音乐对外传播的战略，通过政策引导企业来具体实施。以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电影生产总量占世界电影产量的 6.7%，占据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这些影视产品都是由具体企业来实施的，比如CBS、CNN、ABS、时代华纳等。
韩国对外传播其文化也是企业为开拓者。比如最近在欧洲引起的广泛关注的K-POP组合就是由著名的明星博物馆公司（Star Museum）公司推广，这家公司是韩流的最主要的推动者。SM娱乐公司对外传播制定了“战略三步走”计划。第一步，韩国本土导演和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出口到海外；第二步，韩国人和外国人混合编制演出团体，并将其作品出口；第三步，韩国娱乐公司在海外同当地娱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双方共享所创出的附加值，实现“双赢”③。
二、对外传播音乐的内容与形式
对外传播体现中国传统音乐的特色，同时要在形式上符合受众的欣赏需求。比较成功的例子是女子十二乐坊，其以流行音乐乐队的形式，加入现代西方音乐的MIDI伴奏音效，用二胡、琵琶和古筝、扬琴等民乐器来表现拉丁、爵士和摇滚。传播中拼接了当下流行文化中的时尚元素：炫目的视觉效果、传统的东方韵味、中国古典器乐的神秘音色、现代的摇滚阐释，通过商业化的包装策划，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来自中国的十二朵玫瑰”。
对外传播中国的传统音乐，要从主题、内容、乐器、表演形式等各个方面将“中国风”的内涵以目标对象的“本土韵”传播。
三、对外传播的方式
美国以流行文化承载音乐。美国凭借强大的商业实力，利用“流行文化”概念向世界各国输出价值观念，推广包括音乐在内的美国文化。借助具体的消费产品，比如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迪斯尼、MTV流行音乐、NBA篮球等，在大众传媒和电子媒介向全世界推广音乐在内的美国文化。看看MTV频道在各国的收视率，以及格莱美、奥斯卡等奖项在国际的影响力可以说明这种传播效果有多么的强大④。
法国通过电影、电台与法语联盟，促进了香颂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1946年，法国男歌星尤维·蒙顿为电影《夜之门》演唱了香颂歌曲《秋夜》，这首歌曲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香颂代表作。中国乐迷熟悉的碧姬·芭杜在60年代，也为许多电影演唱了香颂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办音乐节目，还通过卫星与非洲150家电台接收或传送着节目。这些音乐的传播，培养了一大批国际知名法国音乐人，为其唱片打开了国际市场⑤。此外，法国坚持把推广法语作为抗衡英语、传播包括音乐在内的法国文化的战略重点。从1883年开始创建法语文化推广机构——法语联盟，目前在130多个国家设立了1100多个法语中心并接收了近4万名学员。这个联盟也成为法国音乐的推广使者。
韩国通过电视剧带动音乐传播。韩国政府在20世纪末发起“文化产业振兴”运动，以影视剧、流行音乐为先行主力，东方神起、K-pob等音乐组合红遍世界。进入21世纪，韩国本土文化产业更是大举走出国门，进军日本、中国大陆、港台、东南亚等亚洲国家和地区，韩剧等在世界各国热播。作为国际文化贸易市场的生力新军，韩国成为继美国好莱坞之后强势文化产品输出国⑥。
四、资助与资金
通过政策鼓励扶植音乐业是各国普遍的基本做法。政府扶植主要有如下几种策略：
（一）税收政策支持音乐业
通过税收政策来支持音乐业的发展是国际上较为普遍的做法。税收政策的支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个人的税收优惠政策。如，美国夏威夷州对个人来自音像制品、电脑特技和其他电脑娱乐产品等文化创意收入免征州所得税。
（二）建立基金会支持
通过建立文化发展基金会等形式来支持音乐业等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是国际上众多国家采用的一种方式。美国在《国家艺术及人文事业基金法》的具体做法是：符合资助的项目提供不超过项目所需经费的50%资金，另一半以“资金匹配”来鼓励各州、各地方以及企业出资。美国联邦政府年投入约11亿美元，而州、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赞助高达 50亿美元以上。
（三）财政拨款
不少国家通过直接财政拨款来支持多元化音乐发展和公益的演出。欧盟为保证作曲家和音乐家有创作和演出场地，给音乐学校、音乐厅、录音室、古老剧院直接拨款。同时支持古典、爵士、流行、现代等众多音乐节举办。为使欧洲人不忘自己丰富多彩的音乐遗产，欧盟拨款开展“欧洲共同遗产”活动，为欧洲历史上著名作曲家巴赫、威尔蒂等举行纪念活动。
（四）非政府组织参与
政府支持那些不能通过市场解决的音乐艺术的发展，有市场的则交给社会力量来参与，通过金融资本以及公益捐助解决。形成比较完善的融资体制。美国文化艺术团体得到的主要社会资助则来自于公司、基金会和个人的捐助等，其数额远远高于各级政府的资助。一些有实力的文化产业集团如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公司等，背后都有金融大财团的支持。
五、数字技术的新机遇
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社交媒体取代电视成英国青少年首选娱乐方式。青少年将浏览社交网站作为首选的娱乐消遣方式，而不再是像以前那样最注重看电视。在接受调查的16岁至24岁人群中，三分之一的受访对象每次上网时间超过3个小时。
相应的是社交网站改变了人们发现音乐的方式。原来音乐的看门人是唱片公司、广播和电视高管和杂志构成的传统媒体网络，这些人决定用户听到什么音乐。现在用户更多地是通过社交网站友人的收听和推荐来发现音乐。音乐人正在通过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工具与乐迷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
当前，数字化音乐已经成为音乐传播的主要方式。数字音乐下载成为音乐流通的新的方式。国际上数字音乐传播重要的渠道有两个，一个是苹果公司的I系列产品已经展现出其传播数字音乐的巨大能力。苹果音乐商店iTunes从2003年问世以來已销售歌曲约150亿首⑦。另一个是亚马逊网，亚马逊除了销售图书，其产品也是重要数字音乐销售渠道。
中国音乐要想走向世界，要以数字化音乐形式，进驻苹果和亚马逊为代表的国际主流音乐传播市场，注重社交网站的传播力量，分析挖掘社交媒体用户的需求，采取正对性的措施，积极开拓国际的音乐市场。
六、创意文化背景下对外音乐传播人才的培养
在中国音乐传播到国际上，需要更多皆具传统民族音乐素养和国际传播现状的，创作、表演、传播推广人才。
韩国的相关经验值得借鉴。韩国为推动在西方有重要影响力的音乐组合K-POP健康长久发展，文化体育观光部推行一项名为“K-POP学院”的计划。短期政府将会在韩国各大学的音乐专业设立“特色教育机构”，培养流行音乐方面的人才；中长期内，计划同韩国国内各大娱乐公司联手建立人才培养系统。对初期收益较难的海外演出活动，政府将会给予财政支持。
美国有30多所大学开办了艺术管理专业，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等大量高质量的文化管理人才，提高了文化管理水平。除了自己培养，美国还从世界各国引进了大量优秀艺术人才。仅20世纪90年代初期，独联体各国有10多万文化界人士外流西方各国，移居美国的就有3万多人，其中著名人士达1500多人。这些移民对美国文化艺术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综上所述，针对创意文化背景下中国音乐的对外传播我们建议：
1.政府应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有所为，具体的对外传播实施应有社会组织和企业来完成。应该设立对外音乐传播的国家层面的总体协调机构，统筹安排音乐走出去战略。政府通过设立音乐发展基金以及鼓励社会资本创立相关基金等，保护音乐的多样性、提供公益音乐服务等给予奖励与扶持；通过税收等政策，促进音乐业的快速发展与对外传播。
2.音乐走向世界的内容应该是体现中国文化特征的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应该符合目标对象国受众的欣赏需求和方式。
3.音乐对外传播的方式应该多样化与集群化。通过举办音乐节、文化周等活动，通过对外文化传播机构孔子学院等平台扩大中国音乐的影响力。应当与电影、电视、广播等媒介紧密结合推动中国音乐走出去。
注释：
①朱博英，默默.法国外交部致力于文化外交[N].世界新闻报，
2010-3.
②欧盟重视音乐产业[DB/OL].中国驻欧盟使团网，2007-8.
③文化通传网[DB/OL].
④陈秋福.美国的文化战略[N].学习时报，2009-1.
⑤新浪网[DB/OL].
⑥王庚年.文化国际传播的国外经验——以美、法、日、韩为例[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
⑦新华网网[DB/OL].
文化传媒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自传播学引入中国，本土传播研究领域在方法论维度上就出现了渐进但清晰的分野，从新闻学质化的、定性分析逐渐走向传播学经验的、定量分析的潮流，后者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一直为后起的学术群体趋之若鹜。近年来，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两种取向的学术实践表现出极高的理论阐释力，厚重的历史积淀，以及对人的关怀。对当下热点、焦点的传媒现象，诸如抗战剧泛滥、歌唱选秀铺天盖地、纸媒衰落等，都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展开学术考察。
【关键词】传媒热点 传播学 文化研究
传播学传入我国后，为本土学术领域带来了新鲜空气，在方法论上的影响即从质化的定性分析转向经验的定量研究。华人学者赵月枝认为：“在当前中国传播学界中，市场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的话语，传媒经济学成为热点，定量方法受到推崇。”①不过，其他传播研究也在努力生长，以突破美式主流传播学的遮蔽与压制。政治经济学取向的批判理论，赋予学术研究以厚重的人文关怀和历史视角，提供了不同于数据和图表的知识生产模式，揭示了许多传媒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动因。而由英国缘起的文化研究学派，更把我们从单纯效果研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学术研究视野更加开阔。
随着我国大众媒介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出现纷繁的传媒现象，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思考，从老生常谈的记者职业伦理、媒介审判到愈演愈烈的抗战剧泛滥、选秀节目铺天盖地等新的热点现象层出不穷。笔者认为，这些探讨不仅可以从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或批判研究的视角切入，也能从文化研究方法论中寻找到学术进路。
一、抗战神剧与非理性民族主义
南方周末《“爱国者”的生死论战》和《砸车者蔡洋生存碎片》两篇报道，记述了中日钓鱼岛争端期间，非理性的爱国主义情绪导致的暴力行为。报道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施暴者看“抗日剧”的经历。近年来，一些电视剧打着“主旋律”的旗号，以娱乐化的方式消费历史，导致“手撕鬼子”等离奇场景的出现，对国难极度不尊重。媒体探访横店影视基地发现一年“杀”七亿鬼子，近五十个剧组同时在打鬼子。许多人认为，这样的剧目无法教会人们正视历史，反而导致了盲目仇恨。
电视学术圈为此进行了相关研讨，有学者认为，抗战剧是对历史的商业置换，历史作为一种他者的存在，为了适应并不宽松的电视剧审查尺度而进行适者生存的调整，在一条安全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路径上实现利润最大化。还有学者认为，抗战剧、谍战剧之所以走红，还是和植根于民间的红色文化传统有关，也与6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密不可分，它是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主旋律，补充国家政权合法性资源的尝试。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应从电视暴力的角度加以研究。笔者认为，即使是文化研究，也不排斥实证的、经验的研究资料，要考察抗战剧对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是应该从霍尔的理论出发，尤其是受众的解码方式，认为抗战剧引发了观众非理性爱国行为的简单结论应予以民族志方法的检视。
在文化产品多样化的今天，主旋律电视剧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与爱国情怀，这本身就存疑问，不同地域、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性别的受众在接收同一种信息时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解码方式。笔者曾观察到，一个上海普通退休工人，高中文化程度，在观看谍战剧时，津津有味地融入到了紧张激烈的情节中，但节目结束后如此评价：“现在（当官的）不是和以前一样的么？”一个家庭主妇，每晚陪丈夫观看抗战剧时，总是会感叹地下党员舍生忘死的献身精神，并为之感动。但节目结束后的日常生活中，因为物价上涨，新闻里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房贷还有十几年要还，牢骚满腹，并没有因这类节目增加了爱国情怀。
因此，在变量多元化的情况下，导致暴力爱国行为的因素是多样的，孰为因，孰为果的因果关系也是复杂的，只有通过对受众日常行为的“深描”，发掘背后的文化逻辑和其他影响因素，才能理解非理性民族主义的来源。比如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了解多少；以及收入情况等变量。
二、爱“哭”的选秀节目
在各地卫视相继引进了国外版权的选秀节目后，电视娱乐版块成了“中国X声音”的天下，达人秀、好声音、梦之声、天籁之声等，形式大同小异，虽然其主干部分是唱歌，但选手上场之后的必备动作就是哭，哭诉凄惨的童年、破碎的家庭、离世的亲人、糟糕的境遇，明星嘉宾也飙泪以回应。可以说，“哭”的部分成了该类节目主要的卖点。他/她同时还会谈起自己的“梦想”，即通过竞争，在更高舞台上放歌，靠出名以改善自己的境遇。
参赛者在哭的时候，本身已被“演员化”了，以自己无偿的泪水和曝光隐私遭遇为电视媒体无私地提供收视保证，而导致自己遭此境遇的原因已然不重要。选秀节目把“梦想”简化为在电视上放歌一曲，一夜成名，与参赛者达成了某种共谋，为其提供成名的机会，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丰厚的利润。
国家正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纵观这些选秀娱乐节目，其实只有唱歌和跳舞两种艺术形式。两种艺术形式垄断了电视娱乐节目，这究竟是文化繁荣还是文化凋敝值得探讨。大量濒临消失的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不到应有的传播渠道，传承乏力。而作为公共资源的电视频道则在走向市场化的浪潮中被资本力量所左右，提供单调但利润可观的文化娱乐产品，营造了一种虚假的繁荣。
从参赛者哭的行为着手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话语分析即是一种可取的研究进路，为什么哭？哭的程度怎样？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这个故事和怎样的社会现象有关？背后有什么样的深层根源？嘉宾、主持人怎样回应？当事人的叙事话语是否有规律可循？嘉宾的回应是否也有模式化的痕迹？这些模式是如何形成并固化的？是男性哭的多还是女性多？都可以做深度挖掘。此外，各种另类行为也可以被纳入考察范畴，如歇斯底里、搞怪、奇装异服、伪娘、中性等，这些行为呈现出怎样的文化意义？普通人在面对聚光灯时如何展现自己？选秀舞台本身作为一种情境，如何影响参赛者的认知、表现和心理状态？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考察受众的媒介素养。
三、纸媒衰落真的全是新媒体惹的祸？
在对纸媒衰落的研究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开头——“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在缺乏经验研究和相关性分析的情况下，把纸媒的衰落直接归咎于新媒体本身就被一些国外研究所否定。至少，媒介使用习惯，对新闻的不同需求，甚至文化因素共同作用才导致了媒介的更替和兴衰。②
在逐渐市场化、娱乐化的中国媒介大生态的影响下，受众对于传统严肃新闻的兴趣在不断减弱，而以新闻立身的报纸不可能像电视那样靠娱乐节目来创收，因此报纸正在失去读者。从一些国家连年走低的大选投票率可以看出，政治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退居到了非常次要的地位，而承载大量严肃新闻的报纸随之一起被人们抛弃也是理所当然的。有人认为，靠新闻专业主义、翔实的调查性报道、可靠的评论就能挽回读者，未免一厢情愿，高估了受众对于新闻的需求与兴趣。
结合本土情境来讨论，并不鼓励独立思考能力和公共精神的基础教育传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事不关己写在人们的脸上，培养娴熟而迅速的解题技巧是中小学教育的全部。从高考作文题也能看出，教育并没有鼓励人们就公共事务发言的传统和哲学思考的能力，而是推崇词藻华丽而空洞无物的描绘。很难期待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受众会对严肃新闻有需求，知识都是从电子屏幕上获取的，但都是简洁、动态的图片式信息输入，无法形成有效思考，在阅读一张报纸时，难免会觉得枯燥无味。
对年轻媒介受众的焦点访谈或民族志研究会是十分有效的，可以考察除新媒体外许多其他影响纸媒衰落的因素。如阅读习惯、关心的议题、闲暇时间的使用、零用钱的流向、父母的媒介使用、学校媒介素养教育甚至文理科生的差别都可以纳入研究。新媒体仅是影响因素之一。早有前人研究发现，上网的人也许比不上网的人更多地读报纸；纸媒的公信力还是大大高于网络；有良好读书习惯的人也会有读报习惯，而从不读书的人也不会读报纸。这些因素都否定了媒介更替维度上的技术决定论。
本土学者总会罗列一些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数字，比如广告收入、移动终端数量、社交媒体用户等。相反则是纸媒广告缩水，发行量下降，印刷厂倒闭的消息。将两个现象置于一起，的确很有对比效果，却很难得出A直接导致B的结论。我们反对去历史化、去语境化的表面推理，呼唤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关照，如莫利式的家庭收视行为的刻画，或许我们会发现A导致了C，而C才是导致B的原因。
结语
我国本土传媒热点现象还有很多，全球化时代的本土传播不仅从实践上也从学术上与外界发生了勾连。但飘洋过海的“西学”是建立在其意识形态和传媒实践土壤上的，以自由民主为前提的媒介研究假定了平等自由的媒介使用，效果研究就是唯一奉为真理的学术，与之相对应的方法论即为定量的、实证的经验研究。而中国的媒介生态从“喉舌论”到“事业管理，企业经营”，再到集团化、资本化运营，经历了非常大的体制变动。如果全盘接受美式主流传播研究的学术意识形态，无人再会关心公共利益，民众的传播权利，文化自主性和多元化等问题，而纷纷进入效果和行政研究的彀中，沦为毫无学科主体性和学术公共性的利益工具。
因此，必须呼唤多样化的传播研究方法与视角，特别是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批判理论的新继承者崛起之时，作为传播研究的另一重要流派的文化研究也应站出来，提供关于中国大众文化、受众解码、家庭收视行为、新媒体和媒介生态的理论阐释，这对于丰富中国的传播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理解中国传媒现象，都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①赵月枝、吕新雨，《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传播与社会学刊》，2 010（12）
②Richard van der Wurff（2011）： Are News Media Substitutes？Gratifications， Contents，and Uses，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24：3，139-157
（作者：均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实习编辑：罗海霞
责编：姚少宝
文化传媒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本文从重大危机推动前的政府问责制入手，讨论了政府危机管理中引入问责制的原因，当前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问责制的存在的问题，并对针对的问题，提出了如何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问责制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公共危机管理；突发性事件；问责制
2003年“非典”事件的突发，伴随着的是问责风暴的产生，使得公共危机管理提上了政府工作日程。
一、重大危机推动前我国政府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政府各职能部门长期以来(1949-2002)是实行的各自为政的管理模式。一直以来，存在着不少问题：(1)各职能管理部门之间缺乏配合、缺乏衔接，资源、信息共享水平较低。在单灾种纵向管理模式下，部门之间不能实现资源、信息共享，造成一方面是资源闲置，一方面是重复建设：同时，分散的信息难以综合集成分析、处理，既造成资源浪费，又严重降低了信息的使用功效。(2)减灾综合管理体制不健全。常设的减灾综合管理机构、应急指挥机构、综合性的灾害信息搜集、处理系统和通报制度都没有建立，综合管理工作很难真正深入和规范地进行。(3)地区性减灾协作机制尚未建立。风灾、洪涝、地震、环境灾害等一些大范围灾害，在监测、预防、信息交流上欠缺紧密的协作联系，协调一致的抗防措施难以有效实施。(4)官僚主义的一个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责任制，缺少对于缚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因而，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主要责任高官只是表面上的问责，实际上还是主要的领导者，在事件稍有平息，毫不避讳的又公开参政这种情况足很常见的。
二、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引入问责制的原因分析
公共危机加速了政府管理体制的转变，现代社会管理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使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增加，虽然危机难以预料，但是危机的爆发有一个能量聚合的过程，危机是可以防范、控制的，一些危机甚至是可以消除的。就当前我国频发的重大公共危机来看，对问责制的影响是深远的，且推动了问责制的建立。
(一)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权责不平等推动了问责制的发展
“在中国当官是最少风险的，因为政府官员承担政治责任并无一套完备的制度。一方面，危机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许多不同的部门，极易出现各部门之间相互推卸责任的现象，无法进行责任追究。另一方面，权大于法，危机发生后政府人员以种种借口，逃脱治理危机不力所应承担的责任。”由于政府官员和公众问责意识的缺失，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经常出现权责不对等的现象。问责制度是对政府一切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引入问责制的直接原因也是基于权力和责任的失衡。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在实施问责制的过程中，简单的将问责制等同于责任追究机制和引咎辞职。有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出于淡化影响的考虑，对有责任的官员引咎辞职后不再追究其法律责任，导致引咎辞职成了一些人的“保护伞”。即使是一些官员被问责，也是为平民众之愤，不得已而为，根本不能确定被问责官员具体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政府官员的不作为和胡作为的行为往往会给公共危机管理带来更多的损失。因此，必须在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引入问贵制，就是要明确他们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中国特殊国情下的责任政府的建设需要问责制
2003年以后，我国的政府职能部门从各自为政走向综合管理的过渡期。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方式，是大势所趋。非典的突发，同时推动了责任政府的建立。
“责任政府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又是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一种基本理念，它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并采取积极行动加以满足，政府必须积极地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必须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控制以保证责任的实现。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责任政府意味着保证政府责任实现的责任控制机制”。作为各级政府、各个政府部门的职责和责任，危机管理是责任政府的必备职能，同时它作为政府向社会提供的一种特殊公共物品，承载着责任政府向公民和社会的承诺，因此我国责任政府的构建要求在政府危机管理中，形成相应的新的制度安排。引入行政问责制，建立“权责统一”的行政体制，以此来明确划分危机管理各部门的职责限；严格地区分公与私；在制度中明确规定行政责任追究的主体、追究事故的类型、追究环节以及追究时限等，这些都是在政府危机管理中达到新的制度平衡的保障。
(三)公共危机管理的特殊性要求问责制的产生
危机事件虽然存在着发生征兆和预警的可能，因为它依旧是由一系列细小事件逐渐发展而来的。但由于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具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而且正因为出乎通常社会秩序或人们的心理惯性运行，才会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危险性。其突发性、紧急性、不确定性的特征，要求政府应有高度的预警机制和反应机制。公共危机发生后，必须要有人对事件和事态的发展关注，责任由此产生。
三、当前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问责制的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问责的责任追究制度不完善、随意性很大
政府危机管理中的问责意识淡薄，对于政府官员承担政治责任并无一套完备的制度。一方面，由于政府危机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许多不同的部门，极易出现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的现象，无法进行责任追究；另一方面，危机发生后，常表现为政府人员以“本意是为人民服务”为借口，逃脱治理危机不力所应承担的责任。
由于缺乏健全的制度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官员问责的随意性也很大。大兴安岭火灾中的问责就是最好的例子。而从庄学义在火灾发生前后的表现看，不仅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而且应当受到表扬和奖励。这一案件也警示司法机关在办案中，一定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既要突破“发生事故和灾害就要追究官员责任”思维定势，也要通过缜密的调查把事实搞准确。同时也给媒体以警示：大众传媒报道应当实事求是，杜绝猜测和舆论造势。更重要的是此事件也体现了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问责的随意性。
(二)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问责意识淡薄
在多数人看来，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是不可预料、不可避免，主管领导为此被“问责”似乎有些不合情理。的确，从表面看，一些事故都是偶然发生的，但认真分析每起事故的原因，不难看出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问责意识淡薄，督促检查不力。这些都属于人为因素，需要有人对此负责。因此，发生了责任事故，对相关领导干部就应该有个说法。这既助长了领导干部的不负责任意识，也直接造成了干部队伍责任意识淡漠，利为民所谋观念淡化，损害了干部队伍在人民群众中的整体形象，也削弱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感召力、凝聚力。
(三)政府危机管理中的问责仅限于行政问责，缺少程序性问责
官员问责、起用缺乏公开公正的程序，体现了法律的不健全。例：因重庆开县井喷而引咎辞职的前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在沉寂了一年之后正式复出，担任新近组建的“能源办公室”副主任。引咎辞职官员能否东山再起，《干部任用条例》已有明确规定。从2004年4月到2005年5月复出，就时间而言，马富才是符合条件的，但换个地方继续干，或许就会使高官问责制从此虚化。问责官员“东山再起”如此之快，可见，在追究责任时，决策和执行的机制是不健全的，官员问责只限于行政层面且缺乏法律依据。
四、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问责制的有效对策
(一)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加强问责文化的建设、强化问责意识
问责文化是问责制的灵魂。由于意识对立、利益冲突不断造成关系失调和环境失衡，自然、社会、思维领域中必然和偶然的危机不可避免，就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比如经济、教育、卫生、环保等领域都有可能产生危机。因此在危机管理中必须转变观念，将问责文化纳入其中，把它提高到与危机管理的战略地位，融入危机管理的各个环节。建设问责文化，能够使政府和官员在处理危机事件时，以问责理念为先导，突破传统权力本位的观念，把握责任政府的真正内涵，在最短的时间将损失降到最低。培养问责意识是要在闯责文化的基础上，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意识，在公共危机突发时，不至于推卸责任，逃避现实。
(二)建立健全程序性问责，规范引咎辞职制度
行政性问责往往是责任政府运作的开始，但要使责任政府稳定而有效地运作，就需要进一步走向程序性问责，完善责任制度的法律基础，在制度层面，完善责任制的各项程序，通过程序保障在责任面前人人平等，尽可能减少问责过程中的“替罪羊”问题。对程序性问责而言，问责的依据都是法律性的。每一个官员的责任都非常明确，都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即使在某些具体细节方面不清楚，或者法律依据存在问题，随后也很容易通过开放性的立法程序或者司法程序加以弥补。
(三)明确责任归属。科学构建危机管理中的问责标准
问责是责任政府的责任意识的重要体现。制定科学的、公平的责权划分体系是实行官员问责制的前提。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应，建立常设的危机管理部门，从事高层次危机管理的领导、指挥、协调机构，在其统—领导下，明确各相关政府部门的危机管理职能、职责和责任。考虑到危机的多样性，应明确不同政府机构所承担的某些特定危机管理的职能和职责。形成统一领导、分工协调的危机管理体制，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完善的职位分类制度，使权、责、能统一，加强行政人员的责任观念，划分责任区，明确责任主体，将权力和责任不对等的现状改变过来，以法律为依据，建立明确的问责标准。
(四)信息公开、加强公众和媒体的舆论监督
新闻媒体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在塑造公众价值观念、强化公众意识、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等诸多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当今时代，单个的公民或者组织处于信息上的劣势，不可能占据信息资源，舆论监督实际关系着信息公开的来源问题，在政府掌握信息的前提下，新闻如果不够畅通的话，公民的信息知情权就得不到保障，也根本谈不上问责制。因此，强调媒体的舆论监督是行政问责制得以建立完善的一个宏观背景所在。不能把媒体排斥在危机管理之外，要善于利用媒体解决危机事件。同时，政府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公共危机管理中，责任政府的形象塑造，更多的是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政府官员必须对公众充满信任和保持敬畏，尊重包括知情权在内的所有公众权利。在保障信息和新闻媒体权利的基础上，建立并保障信息公开制度，并以此推动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只有在秉持公共权力就是为公众服务的理念下，继续推进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才能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公共危机反应机制。
完善政府官员的问责制度，可以增强官员责任意识。一个责任型和服务型的政府必须建立完备的问责制度，建立“权责统一”的行政体制，以此来明确划分危机管理各部门的职责权限，应该借鉴香港政府的“行政吸纳政治”和国外关于危机管理的做法，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建立与行政问责制相关的配套制度，强化缺失的政府责任和官员责任。通过公正严格的司法程序，对直接负有重大司法责任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应承担责任的人员进行惩处，一方面可以对政府官员起到警示作用，另一方面可以消除公众的不满。推行高官问责制，以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阳光政府的形象出现，这样政府和官员都可以赢得公众的信赖。
文化传媒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数字传媒是培养媒体从业人员的实践能力，在新的形势下，文化传媒的应用教育需要大量的实验、实践环节，构建完整和科学的实践指导中心体系是基础的和必要的。
关键词：数字传媒教育；传媒技术；实验室体系
文化传媒实践指导中心是对理论教学的补充，实验室建设是提供学生实践的条件和前提，建立与教学体系相适应的完整的实验室体系是完成教学的有利保障。实践指导中心是培养媒体从业人员的实践能力，它覆盖了广播电视新闻、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主持和现代教育技术学等学科的实验教学任务，未来要培养的学生要到广播电视台、传媒网站等媒介单位从事新闻采访与写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广告业务等工作。在国家关于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有关政策，坐落在豫南大地的黄淮学院要办一所应用型本科高校，文化传媒学院的应用型教育需要大量的实验、实践环节，所以构建完整和科学的实践指导中心体系，是基础的和必要的。
一、文化传媒实践指导中心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一） 文化传媒产业的兴起促使数字传媒从业人员技术素质的提高
信息技术改变着文化传媒方式和媒介本身。过去的传媒产业讲究的是“脑筋能想，腿脚能跑，耳能听，手能写。当今世界网络化已经改变了整个媒体的运行程序。媒体传播进入更高的互动境界。互联网具有可选性、大容量、交互性等特点，成为一个新的综合文化传媒传输平台。电子商务的数字化新形式完成了电子商务对传播时空限制的外延性拓展。传统的电视节目的需要经过策划、拍摄和编辑等环节，需要采编、摄像和后期制作等团队技术人员的合作。媒体从业者必须成为一个掌握数字化采访、编辑和传输设备等现代文化传媒产业的人才。文化传媒行业是一个技术技能、艺术素质和媒体业务相融合的职业，更具有高度的交互性。
（二）文化传媒产业的发展促使文化传媒学院实践指导中心建设体系的改变
文化传媒产业与文化传媒的实践教学相互融合，在高等教育课程培养方案体系建设上也充分显示出来。黄淮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开设了《广播电视技术基础》、《PHOTOSHOP图像处理》、《电视摄像》和《动漫文学》等文理结合、技艺结合的课程。有的高校在各层次招生中采取文理兼招、艺术生并入的方式；这都为本校学生将文化传媒产业与文化传媒的实践教学相结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反映了文化传媒产业与文化传媒的实践教学相融合的趋势。
结合以上所述，文化传媒教学教师对信息技术的掌握能力已经作为文化传媒学院教学的必备能力，确保其实践教学成果的根本就是文化传媒学院实践指导中心体系的建设。
二、文化传媒实践指导中心体系建设的规划
针对目前文化传媒学院招生规模的增多、课程上的加量、实验设备跟不上的现状，数字传媒教学实验室的建设主要注意：
（一）文化传媒学院的实验室目标
文化传媒实验室建设应满足以下的要求：
1. 教学的要求
目前黄淮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拥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动漫文学方向）、广播电视新闻学﹑对外汉语、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现代教育技术等七个本科专业与方向，随着本科生教学规模的扩大，急需完善实验设备来满足教学需求。
2. 科研项目的要求
文化传媒实践指导中心是为媒体产业培养人才的，因此对实践指导教师的实践和应用技能也有很高素质的要求，要把应用性科研搞好，也需要必要的实验设备支持。如国家、厅、省社科项目、成果鉴定、精品课程等科研项目都要有应用技能考核指标，没有相应的实验设备做支撑，很难达到评估考核指标的要求。
3.评估的要求
各高校应对教育部高教司教育评估上是教学、科研和实验设备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评估，实践指导中心的合理规划建设，有利于提高我们建设应用型的实践指导中心体系，并要在教育评估中得到检验和认可。提高文化传媒学院实践指导中心实验设备的应用性和技能环节的水平。
4. 发展的要求
适应现代文化传媒产业的发展现状，实践指导中心建设要培养文化传媒产业的人才打下基石。同时也能够建立自己的校园特色做好开端，能够给学生很好的锻炼和实习环境。
（二） 文化传媒的实践指导中心的框架
结合兄弟院校的实验室建设，文化传媒实践指导中心建设的原则是“满足教学，兼顾科研，新老结合，逐步提高，不断完善”。
1. 对实践指导中心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布局。为未来实践指导中心发展打下基础在满足实践教学的基础上，力争和外部媒体产业实际相结合，以便于科研与媒体产业的接轨与合作。
（三） 文化传媒实践指导中心的规划
文化传媒实践指导中心体系可以划分为三个综合实验室。
1.演播厅
主要功能是录制播音员图像、制作广播新闻，承接本校和社会的文艺演出和其他活动的录播，承接本校和社会的知识竞赛和其他竞赛活动。更为重要的是演播厅不但可以提供节目的录制，还可以满足新闻采访、现场制作实践教学的需要，还可以和文化传媒产业合作制作节目，为学生们提供实习的机会。
2.影视编辑实验室
主要功能是让学生了解并学会操作目前多用的非线编和线编技术，目前可以满足拍摄制作小型的校园新闻DV片。结合演播厅一起，未来可以制作完整的电视新闻、晚会和其他大型活动。
3.广告创意设计工作室
主要功能是对广播电视和平面广告进行制作，让学生学会摄像应用技能，并学会对各种图像软件的使用，编辑图片，培养广告设计应用型人才。满足文化传媒产业化的需求。
三、文化传媒实践指导中心的实施
各高校因为开展文化传媒应用型教学的时间长短不一，根据现有的实际情况进行分布实施，其方法主要有：第一，在原有的实践设备上进行改造。经过维护和充实，通过将实践设备升级换代；第二，紧缺的实验室必须加紧建设。为保障实践教学需要，急需拨出专款或申请专项资助实验室设备的购置；在具体的实施中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进行实施。横向，专业培养方向。增加现急需的实验室，并利用起来建好的实验室。急需的实验室列为首要建设项目，逐步完善新老交替的实验室。纵向，完善程度方向，更新和完善新老交替的实验室，再建设短缺的实验室。这样的优势是现有的实验室得以更新，解决了实践教学的压力，满足了科研的需求。但劣势是资金到位时间慢，新建本科培养专业缺少实验室。
在已经完善和改造中的实验室基础上目前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拓展：一播出环节的拓展，设计校园视频播出系统，建设有线传输网络，从而实现校园网站新闻视频的构想。既可以做其他学校的精品课程电视教学。二媒体合作的拓展，利用现有实践中心平台，构造自己的文化媒体产业创新创业工作站。建设自己的实践指导团队，将学生们的实践环境变成文化传媒产业公司环境，为教师们进行教学和科研奠定一定的物质基础，也为学生们进入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直接接触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的运做，和广播电视台等单位合作，实现实训就业的良好转变。
文化传媒实践指导中心的建设作为黄淮学院文化传媒产业链条，目前主要是通过实践教学中心谢红军、吴建军、高昱光实验技术辅助教师，使指导中心的技术技能实践教学标准化，更加接近文化传媒产业公司的工作技能和环境，让学生获得好的学习与实践环境，打下坚固的应用基础。最后，文化传媒学院实践指导中心建设，实验室管理都是最重要，如何使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更加高效，应用性强。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研究和改革，使文化传媒学院实践教学培养方案和实际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
（作者单位：黄淮学院文化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