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投资环境论文范文

2023-09-23

县域投资环境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县域人身保险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是支持和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保障,文章通过分析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县域人身保险市场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对促进我国县域人身保险快速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县域;人身保险;发展

[DOI] 10.13939/j.cnki.zgsc.2020.11.

县域保险是指以县域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区域保险,包括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近年来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壮大,县域保险作为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发展县域保险,完善县域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对帮助政府解决三农问题和构建和谐社会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  巴彦淖尔市县域人身保险市场的特点

巴彦淖尔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总面积6.5万平方公里,全市人口近170万人,2018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13.1亿元,在内蒙古自治区GDP排名第8位。巴彦淖尔市辖四旗、二县、一区,符合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对县域经济统计范围和口径的有四旗(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和杭锦后旗)、两县(五原县和磴口县),县域总人口近115万,约占巴彦淖尔市总人口的67.6%,2018年巴彦淖尔市县域经济地区生产总值为557.1亿元,约占巴彦淖尔市地区生产总值的68.5%,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县域经济都是巴彦淖尔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巴彦淖尔市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地位。而巴彦淖尔市县域人身保险作为巴彦淖尔市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通过调查分析,巴彦淖尔市县域人身保险市场具有以下特点:

1.1  区域文化观念

巴彦淖尔市各县域普遍区域规模小,以当地居民为主,流动人口较少。居民之间的关系或联系较紧密,普遍存在乡土观念重、注重亲情、注重家族的特点,接受外部信息量相对较少,市场相对封闭,传统思想较重。在抵御风险方面,县域居民习惯依靠家族、依靠亲情、依靠人际关系来分担风险,对商业人身保险这种通过商业方式来互济互助、共担风险的模式接受度较差,在文化背景和保险观念上与城市居民有一定的差别,经济文化形态上与城市差别较大。

1.2  县域经济特点

县域经济普遍不及城市发达,大多数县域拥有一些地方性的支柱性产业,但多以工農业为主,县域中小企业普遍赢利水平较低,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业的发展程度较城市差。县域职业发展机会较匮乏,年轻人纷纷离开家乡去大城市寻找事业发展机会,使得县域劳动力平均素质相对较低,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

1.3  县域居民消费行为特点

县域居民普遍对外部信息量接受较少,市场相对封闭,但居民之间的关系或联系较紧密,因而居民间通过人际关系形成的信息交流渠道效率较高而且深受居民信任,当地有什么新鲜事件发生,很容易成为人人皆知的热门事件。所以新产品进入这样的市场,因观念的保守性并不会马上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反而观望者众,但是一旦有人开始购买,并且产品得到购买者的认可,又会引起从众效应,较易激发一定的消费风潮。

2  巴彦淖尔市县域人身保险市场存在的问题

2.1  保险观念淡薄是制约县域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的关键

由于县域居民的文化素质、区域文化,使得他们相对城市居民思想观念较为保守,虽然也渴望能够““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但对人身保险这种以商业模式来分担人身风险的方式并不容易接受,习惯于养儿防老、攒钱防病,对用自己的血汗钱去购买保险公司对未来的一个承诺这种虚拟产品更是心存疑虑,所以制约县域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县域居民的保险观念淡薄。因而解决县域居民观念问题,使他们能真正认识保险、接受保险,是推动县域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的重中之重。

2.2  居民收入相对有限是制约县域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居民收入水平也是直接影响县域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人身保险是商业保险,必须缴纳一定的保险费,才能得到人身保险的保障,但县域居民特别是广大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相对有限,这无疑制约了县域人身保险市场的发展。

但可喜的是近年来,各级政府都在加快落实国务院《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收入的实施意见》(国发〔2016〕56号)精神,尤其是实施意见中提出落实“新型职业农民激励计划”,提出“在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同时,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和支持力度,加快职业化进程,带动广大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巴彦淖尔市近年来在提高居民收入方面也取得一定成效,2018年巴彦淖尔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742元,同比增长8.6%。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497元,同比增长7.7%,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221元,同比增长9.7%。

2.3  缺乏真正适合的险种和适宜的营销手段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各大保险公司在制定经营战略时,通常把主要目标区域放在城市,推出的产品也是主要满足城市人群需求的,而县域地区的经济特点和居民消费行为特点决定了他们的需求与城市居民的需求并不一致,各保险公司现有产品并不适合他们的需求,针对县域居民开发的险种少,既使县域居民有意愿购买人身保险,也很难找到适合他们的险种,这也是制约县域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理,由于县域的文化特点和居民的消费心理与城市居民差异较大,那么针对县域居民的营销模式也必然要求与城市不同。针对各县域实际,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营销模式是推动县域人身保险市场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3  我国县域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策略

3.1  争取政府支持,推动县域商业人身保险的发展

由于县域居民受限于文化素质和区域文化,思想观念相对保守,对商业保险理念难以很快接受,但他们对政府予以充分的信任。多年来,国家在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上投入颇大,在保障城镇居民和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城镇居民和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城镇居民和农民心中值得信赖的依靠。县域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到发展县域人身保险的重要性,在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两保合一”中,支持保险公司积极参与基本医保经办服务,充分发挥商业人寿保险公司的作用,将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和商业人身保险中健康保险、重疾险有效衔接,为县域居民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医疗保险保障体系。使城镇居民和农民在使用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过程中接触、认识、理解商业人身保险,改变保险观念,为县域商业人身保险的发展打好基础。

使县域相关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充分认识到发展县域人身保险对县域经济的重要性,在财政税收方面对县域人身保险予以一定的优惠,例如给予县域人身保险进行适当财政补贴,提高保險代理人的个税起征点等。同时把县域人身保险的发展纳入到当地县域经济的总体发展规划中,在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的同时,使县域人身保险市场得到和谐、健康、充分的发展。

3.2  开发真正适合县域居民需求的保险产品

各保险公司应该根据县域地区的经济特点和居民消费行为特点,在充分调研县域居民在养老、医疗、意外保障等方面的需求的基础上,认真对市场和产品进行细分,并在充分考虑居县域民缴费能力和缴费习惯的基础上,把握薄利多销的原则,合理制订县域人身保险产品的价格,推出系列保费较低、保障适度的保险产品,以满足不同收入层次、不同县域居民的保险保障需求,让广大的县域居民能够“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完善县域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但也应看到,因为各个县域市场经济发展、历史文化、居民收入、人口分布等多方面差异都很大,同时针对各个县域市场开发出针对性、个性化的险种对各保险公司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3.3   健全客户服务体系,员工本地化,开展多元化服务

由于县域居民的消费行为特点,设置县域人身保险销售渠道时,要注重利用本地人的人际关系网络。招聘一些文化素质较高、在当地信誉较好的本地人进行培训后上岗,这部分人员一直生活在本地,对当地文化更认同理解,也更易了解本地居民的人身保险消费需求,并容易发挥人际关系优势,方便为广大当地居民提供人身保险服务。同时可选择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人员担任协保员,比如乡干部、治保主任、妇女主任等,利用他们自身在县域居民中的影响力,宣传保险理念和保险产品。尤其发生理赔案例后,要充分利用县域居民间的人际沟通渠道,使居民能真正理解保险理念,认识到投保的益处,推动人身保险业务在县域快速发展。

县域居民社会资源往往限于当地,而当面临外地就医、入学或互联网时代的商业往来时,就需要社会的支持和帮助。如果保险公司能利用自身资源,提供在客户外地就医、入学时予以协助或帮助他们进行互联网商业往来等多方面个性化的客户服务,既提高保险公司的口碑,提升行业形象,满足客户需求,又容易让县域居民接受保险、信赖保险,有效开拓县域商业保险市场。

综上所述,县域人身保险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是支持和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保障,也是社会保障的重要补充。本文通过分析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县域人身保险市场的特点及巴彦淖尔市县域人身保险市场存在的问题,提出争取政府支持、开发真正适合县域居民需求的保险产品、健全客户服务体系、员工本地化、开展多元化服务等对策建议,以推动我国县域人身保险市场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董迎秋,段影.构建与我国县域经济相匹配的县域保险发展模式[J].保险研究,2011(4):81-87.

[2]唐长勇.浅谈县域保险的发展之路[J].现代经济信息,2017(5):324-325.

[3]鄢海云.江西省县域人寿保险发展研究[D].南昌:江西农业大学,2013.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巴彦淖尔市县域人身保险发展对策研究”(项目编号:NJSY17399)相关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晓华(1969-),女,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人,硕士研究生,河套学院经济管理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管理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县域投资环境论文范文第2篇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提出,要从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形成文化产业格局、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扩大文化消费等四个方面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随着《决定》的通过,我国的文化产业将迎来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而任何一个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都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和引导,更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那么金融应该如何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呢?从全国的范围来讲,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比如:加大信贷投入,支持国有文化企业的改革和改制,支持民营文化企业做大做强;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来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消费的需要,对文化创业、文化科技创新等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等等。如果将范围缩小到县域来思考的话,县域文化产业基础非常薄弱,对于文化产业县域金融似乎无可作为,但是细加思索又会发现,县域文化产业也将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需要县域金融的支持。

一、县域文化产业基础非常薄弱,但是县域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潜力

(一)县域文化产业基础非常薄弱

以寻甸县为例。从产业体系上看,寻甸的文化产业体系主要由图书销售行业、印刷行业、广告传媒行业构成,现代文化产业还处在空白阶段,甚至连电影院线都没有;从规模上看,除新华书店具有一定规模外,其他产业主体多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零星分散,规模较小;从文化消费情况看,在农村,大多数成年人一年只买一本皇历,除此之外,不会购买一本其他书籍,不会看一场电影,不会订一份报纸。因此,从各方面看,寻甸的文化产业基础都非常薄弱。

(二)县域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潜力

仍以寻甸县为例。寻甸的文化产业发展仍具有潜力。一是寻甸属于少数民族地区,在这块土地上长期生活着回、汉、彝、苗等多种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化较为丰富;寻甸县柯度镇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柯度镇的红军长征纪念馆和“六甲之战”遗址实际上已经成了本县及周边县区的红色教育基地;寻甸还有适合休闲旅游及垂钓的北大营草场、风龙湾风景区,不久的将来,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扶持和地方政府的努力推动下,极有可能实现文化与旅游的对接。二是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下乡步伐的加快,会为寻甸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动力。三是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外交流交往日益频繁、整体文化素质的上升,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也会日益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读书、看报、上网、看电影等,因此文化消费市场的扩大是必然之势。

二、县域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

(一)文化基础设施及文化服务网络的建设需要金融支持

《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采取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政策措施鼓励各类文化企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决定》还提出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加强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室建设,深入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文化惠民工程,鼓励文化单位面向农村提供流动服务、网点服务,扶持文化企业以连锁方式加强基层和农村文化网点建设,推动电影院线、演出院线向市县延伸,支持演艺团体深入基层和农村演出。无论是文化馆、图书馆、文化站、文化室、放映场所等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流动服务站、电影院线、演出院线、文化服务网点的建设都需要各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当然也需要金融的支持。

(二)扩大文化消费需要金融支持

《决定》提出扩大文化消费,要创新商业模式,拓展大众文化消费市场,开发特色文化消费,扩大文化服务消费,引导文化企业投资兴建更多适合群众需求的文化消费场所,积极发展文化旅游,发挥旅游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而文化消费市场的拓展、文化消费场所的建设、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和发展都需要金融的支持。

(三)国有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需要金融支持

《决定》指出,要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文化产业,参与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县域内也存在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如有线电视台、电影公司等。这些国有文化单位的改革需要金融的支持。

(四)现有文化产业主体的发展壮大需要金融支持

县域内现有的文化产业主体零星分散、规模较小,文化创新、创意能力不足,随着文化需求的提升,文化消费市场的拓展,这些产业主体必然会有谋求发展壮大的冲动,从而也会寻求金融支持。

三、县域金融应未雨绸缪,做好充分准备,迎接县域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

(一)探索可持续的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思路

县域经济的发展由地方政府主导,金融机构应加强与地方政府及财税部门的沟通交流,了解县域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战略规划、发展模式等信息,同时也让地方政府理解金融机构自身的经营目标,在相互包容谅解的基础上共同研究探索可持续的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思路。

(二)创新金融产品及服务

文化产业主体的行业和性质不同,其资产结构、经营模式、营利模式也不同。金融机构应该创新金融产品及贷款抵押担保方式,满足不同文化产业主体的融资需求,在支持县域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发展。

县域投资环境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县域金融;体制改革;县域经济发展

文献标识码:B

县域投资环境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对县域政治生态的恢复力进行测度与评估是研究政治生态的一个新的视角与维度。依据政治生态恢复力测度相关理论对浙江省某市K区政治生态系统中政治、社会、经济和生态四个子系统的脆弱性和应对能力进行综合分析,其恢复力指标、应对能力指标和脆弱性指标具体表现不同,其影响因素、影响性质和影响程度各异。应从组织机构、内部治理、基层服务、行业规范对县域政治生态恢复力评估指标体系进行建构。在评估体系建构中坚持总体性把握和差异性区分的基础上,加强主观与客观的双重测度。

关键词:县域政治生态;恢复力;评估指标体系

县域政治生态是全面从严治党,优化政治生态的主要领域与重要组成部分。县域政治生态发展与恢复状况如何,以及怎样进行有效评估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关键维度。从政治生态学视角分析县域政治生态恢复力测度与评估,必须随着党的大政方针及客观环境的不断变化而调整。县域政治生态的恢复力是一种有机的、動态的、不断自我调整与纠错的能力;是生态演进不断变化的产物;同时是在各种力量相互作用与影响下所产生的。在对县域政治生态恢复力测度理解的基础上,构建具体的、针对性的评估指标,不仅有助于遏制政治生态的不协调状况,也有助于消解组织权力官僚化等一些病理性特征。
一、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在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生态场域中,县域这一层级起着十分特殊的作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政治稳定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本文以浙江某市K区为主要研究区域,选取该区的政治生态范畴,对该区政治生态发展及自我修复进行测度与评估,尝试相应的分析与说明。

(一)K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K区位于浙江东部与杭州毗邻,全区下辖12个镇、4个街道、1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2个省级开发区。K区曾连续多年位列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十强,连续多次荣获“中国全面小康十大示范县”称号。纵观K区发展历史,先后经历了从洁净乡村建设到美丽乡村建设,从追求经济GDP到民生共享发展,K区的政治生态发展逐渐步入和谐有序发展道路,在党风、政风、作风等方面得到进一步优化与提升。

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两方面。一是K区政务公众信息网。网站主要包括以下模块:走进K区(今日K区、K区历史、自然地理、统计信息、K区风采、特色K区)、政府资讯(公告公示、热点专题、视频信息、时政信息、领导讲话)、信息公开(重要文件、最新文件、镇街信息、部门信息、领导讲话等)、网上办事(通知公告、办件公示)、网络问政(公开电话、政府热线、纪检监察信访举报、机关效能投诉等)、公共服务(教育培训、交通旅游、就医保健、求职执业等)、商贸游购(商贸投资、企业服务、旅游购物)、轻纺市场(网上轻纺城、钱清原料市场、K区轻纺市场、轻纺城会展中心)。二是《K区统计年鉴》《K区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研究报告》《K区发展蓝皮书》,以及其他相关文件、论文、研究报告等。

(二)K区政治生态建设与恢复力测度运用

何谓政治生态建设?政治生态的建设是否按计划实施?实施的结果如何?是否被群众所正确地理解和接受?各级党委、地方政府的态度和回应如何?政府权力清单的透明度如何?群众的民主参与度如何?政策执行带来的相关利益是否被合理地分配?政策执行中遇到哪些困难和问题?政策实施之后总体性反应如何?上述问题可以通过对当地的政治生态恢复力的测度给予回答。评估与指标的功能和作用发挥有关,指标是定量或定性的变量,可使用一种相对简单的方法来测量生态绩效,反映出与某些相关规则干预所产生的变化,同时是基于不同的数据来源而建构的值;而评估是对各指标的价值判断,运用生态评估有益于政治生态的建设与净化。

对K区政治生态恢复力的测度是在对其政治生态恢复与发展样态基础上进行的。由于K区政治生态系统是由其基层权力运行的规范性、政治生活的民主性与干部工作作风的严肃性紧密联系构成的复杂多变的系统,该系统不仅受区域内外因素影响,自身的组织性、非线性和多稳态等因素也会对该区政治生态产生影响。因此,K区政治生态系统是否具有恢复能力,要点在于该区的政治生态系统的自我纠错、修复和应变能力。应当说,“恢复力决定了一个系统经受也许会超过控制的意外干扰和惊奇的脆弱性。当超过了控制,系统或重新自组织,或滑向另一个稳态。”[1]
二、K区政治生态测度框架及影响机理分析

恢复力理论起源于生态学,主要描述生态系统应对外部环境干扰的能力。“恢复力理论认为,生态系统并非只存在于一个稳定状态,而是呈现出多稳态结构。”[2]对于县域政治生态来说,基层政府的施政行为及效果是影响生态系统发展与稳定的第一关键要素;其次是所处的整体社会环境、经济和文化等要素,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推进县域政治生态发展。K区由于政府和社会的高度耦合、政治生活的相对敏感,可以成为恢复力研究的重点区域。当前K区政治生态系统是否具有充溢的恢复力?其恢复力受哪些因子的影响?影响的性质以及速率如何?通过恢复力测度,大致可以判断其维持当前稳定性的能力与水平。

(一)测度框架和具体指标(见表1)

1.测度指标分类。K区政治生态发展状态如何?存在哪些亟须克服的生态阻隔,以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如何?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科学有效的恢复力测度指标体系对其进行测评。笔者尝试对K区政治生态发展恢复力进行测度与评估,根据K区政治生态发展的整体性状况,把其划分为社会系统(社会治理维度)、政治系统(政府治理维度)、经济系统(群众收入增长维度)、生态系统(政治生态规范维度)四大维度,针对其管辖的4个街道、12个镇在一个阶段性的整体政治生态治理状况进行测评。

2.测度指标设置。测度指标主要从三个方面设置。一是恢复力指标设置。政治生态的恢复力是一种政治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恢复力有两种设置指标的层面。首先,强化政治生态系统的防御能力,避免造成破坏;其次,保持并延伸政治生态系统的适应界限,以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核心。一个复杂的政治生态系统不仅存在需要适应的问题,也存在若干种适应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这些方式方法同样有助于优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应对能力指标设置。应对能力指标的设置是根据县域政府调节、适应、解决问题,以及面对挑战的能力或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所产生的。三是脆弱性指标设置。脆弱性指标主要根据县域政府在行政决策中所暴露出的问题和弊端设置的,目的在于为有针对性地改进和完善行政决策提供直观依据。

K区政治生态系统恢复力指标实质是一个具有确定性的评价指标与不确定性的评价因素相结合的分析过程。事实上,恢复力指标、应对能力指标和脆弱性指标三者之间互为影响,应对能力指标和恢复力指标共同作用有助于改善脆弱性指标。由此可知,三大指标共同构成了K区政治生态建设当前所需要的测度性质。

(二)K区政治生态影响机理及状况分析

K区政治生态系统恢复力可通过政治、社会、经济、生态四个子系统的脆弱性和应对能力进行测度。其中恢复力是脆弱性和应对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不断变化的K区政治生态系统来说,应对能力的增强是提高系统恢复力的关键。K区政治生态系统脆弱性因素主要由政治、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的要素和其他不确定因子互动带来的相关变化构成;应对能力主要由各子系统的投入与存储构成,影响性质有正负向之分。只有在一个具有恢复力的系统内,才能保持系统稳定性,并促进系统向更良好有序的方向发展。据此,构建一个政治生态系统恢复力影响机理框架对政治生态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1.影响因素。对于K区政治生态系统恢复力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分为制度因素、经济因素、潜在因素及社会因素。一是制度因素。制度因素主要包括制度效能因素(人们对制度是否有效的能力及其信念的一种主观感知和判断)、县域政府官员的领导力因素(县域政府管理机构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和处事效率)、公众参与因素(公众参与有利于形成紧密的关系网络,培育人们之间的情感联系,增强政治生态的应对能力),以及权利共享因素(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二是经济因素。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县域中的企业特征因素(县域中企业的规模和性质的影响)、当地经济活动多样性因素(当地一些与经济相关活動的多样性)、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三是文化因素。文化因素主要包括政治文化认同因素(人们对政治文化的认同)、价值观念因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作用),以及情感因素(对中国共产党的情感)。四是社会因素。社会因素主要包括社会资本因素(人们从县域的社会网络中可以动员和利用的社会资源,包括人们之间的信任、认同和支持等)、地域依恋因素(人与县域地方之间建立起的情感联系)、基层网络因素(县域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社会事件记忆因素(人们对社会事件发生的经历经验)。

2.影响性质。K区政治生态恢复力框架中,以正向影响(+)为主,影响性质主要包括有序性、发展性、活跃性和健康性等;负向影响(-)主要表现在各系统的脆弱性指标、生态阻隔、权力异化、贪污腐败、不作为等因素,以及对政治生态恢复力支撑的负影响,其影响性质主要从时效性、间断性、可改良性等方面体现。正负指标都对影响性质产生直接或间接关联。恢复力是脆弱性指标与应对能力指标互补的表现,依靠不断增强的政府生态恢复能力,可知产生正向影响力的指标是居于多数位置。但应该看到各系统的脆弱性指标所表现出的一些实际性问题,对群众的政治生活有着较为强烈的冲击,造成了脆弱性指标的负面效应,导致政治生态系统恢复力的滞碍。

3.影响程度。K区政治生态恢复力测度影响程度主要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看。积极方面主要表现为县域政治生态中的政治参与民主化程度提升、县域政府领导的执政能力提升、地方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提升、县域的政治监督能力提升等;消极方面主要是由脆弱性指标所带来的,包括忽视党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县域的政治生态净化功能遭到质疑、政府的办事效率亟待加强、县域政府的监督机制如何完善等。上述影响程度如何都可以通过测度指标来判断。与此同时,K区政治生态中各系统的应对能力对恢复力认知的影响最强,恢复力认知测度的各项内容显示了其中各系统治理弹性的重要作用,这表明对脆弱性指标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忽视。尽管应对能力指标对政治生态系统总恢复力起着关键性作用,但需要发挥各正向指标的间接作用,可以说积极和消极程度共同构成了对K区政治生态恢复力的影响程度。
三、县域政治生态恢复力评估指标体系的建构

对县域政治生态恢复力评估主要借助于“第三方评估”的理论支持。“第三方评估”得益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斯塔弗尔比姆、巴顿等人的理论贡献。这种评估机构由于不隶属于任何行政部门领导与管制,与所评估对象与机构也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且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与技能,体现出较强的客观性、公正性、专业性与权威性。金斯伯格认为:“评估作为社会工作实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案主服务和以更系统、更科学可靠的方式提供公共问责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3](P97)海伦·英格拉姆和迪恩·曼指出:“政策失败现象并不像我们所相信的那些对于政策和政治同时代的批评家们那样简单而肯定。同样的条件可能被不同的评估者解释得非常不同,而且没有一个权威的方法来断定谁是正确的。”[4](P293)对县域政治生态系统来说,由于系统内部构成的因子复杂多变,根据这种状况建立一个指标评估体系,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性、客观性、务实性和有效性,能够科学有效地对评估指标体系进行建构与测度。

(一)对县域政治生态恢复力评估的总体把握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国家非常关注政府部门的绩效管理问题。例如,“美国第103届国会颁布了《政府绩效及结果法》,标志着美国政府绩效评价已进入到法制化阶段和相对成熟期。”[5](P207)县域政治生态恢复力评估实质上是对地區政治生态样态的一种绩效评估。县域政治生态主要涉及县处级及各局办、街道(乡镇)和村级三个主要层面,三者共同促进和相互作用。近年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和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发展,以及清廉浙江建设的大力推进,县域政府党委也逐渐意识到优化地方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性,采取了多项举措深入推进地方政治生态进一步恢复和优化发展。评价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自我恢复和纠错的状况如何,通过系统评估是比较可行的一种办法。首先,要确定评估的指标框架(以民生问题为导向和重点);其次,要确定指标选取标准(根据指标体系设计原则,确定稳定性和流动性为选取标准);再次,要确定潜在的指标库(以县域政治生态指标分类框架为指导),并通过广泛的资料收集,综合确定指标体系初选指标库,通过上述步骤实现对县域政治生态恢复力评估的总体把握。

(二)对县域政治生态恢复力评价的差异性区分

爱德华·萨茨曼较早概括出政策评价标准,把政策评估的标准分为工作量、绩效、绩效的充分性、效率以及执行过程[6](P61)。他对政策评价的观点能够为县域政治生态建设评估提供一定的借鉴与支持。县域政治生态建设评估指标根据地域的不同、组织结构的不同、政府执行力的不同,以及岗位差异的不同具有各异的评价体系,对其评价进行差异性区分很有必要。

1.区域差异评价。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发展的差异越来越大,各区域在经济、政治、文化、政策和人力资源配置方面也具有很大差异性,这对县域层面的政治生态建设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及欠发达地区的县域政治生态发展状况必然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对这三类地区的政治生态恢复力评价的体系不能一刀切。由于各地区县域政府的“三公经费”所占比例的差异,出现的诸如职务犯罪、贫富沟壑等问题各不相同,在不同程度上腐蚀我国县域的政治生态系统。由此可知,根据区域的政治生态发展水平差异,也要对评估指标进行差异性区分。

2.组织机构差异评价。不同的组织机构,对同一事物进行评价由于选择的评价指标、要素、因子不同,也可能导致评价结果不同。评价机构一般分为政府专门评估机构、第三方评估机构和社会一般大众,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方评估机构。2014年国务院首次引进第三方评估来检查政策落实情况。对于县域政治生态恢复力评估,尽量由一些独立的研究机构、专业评估机构、中介组织、舆论界、社会非营利组织和公众承担,减少当地官方组织直接参与,否则很难做到客观、公正与权威。

3.领导岗位差异评价。传统的绩效评估是以政府为主体,是“体制内评价”,所以更凸显不同县域政府不同领导的岗位差异评价。由于县域政府领导的职责各异,上至县长、副县长,下至县政府办、发展研究中心、法制办、农业综合开发办等部门的主要领导,都有着具体的差异评价。各县域政府及各部门的自评、互评及上下级评估,这种政府领导岗位的差异性、承担的职责不同也带来县域政治生态建设评估的差异性。根据不同领导岗位职能的不同,县域政治生态的评价方式也要做到针对性。如果是县域政府当中全局性的领导,则需要进行总体评价;如果是在全局当中的局部性的领导,所要进行的是具体评价;如果是县域基层当中的执行性领导,所要针对的是对具体行为进行评价。

(三)县域政治生态恢复力评估指标体系的建构

“县域政治生态是中国整个政治生态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关党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及广大基层干部的工作状态。”[7]在县域政治生态恢复力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中,根据地域板块的不同,主要分为区县板块、乡镇(街道)板块、村级(社区)板块。整个县域政治生态大致由组织机构、内部治理、基层服务和行为规范四个子系统构成,对县域政治生态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根据这四个方面进行建构。笔者将县域政治生态恢复力评估指标体系分为4个一级指标和16个二级指标,46个具体指标评估要素。总分值设置为 100 分,4个一级指标各自设定为 25 分,其中具体每一项指标占 5分,在对每一指标进行量化计分时,可以结合县域政治生态不同阶段的目标来进一步细化。如行政监督渠道的流通程度,可以从行政监督的覆盖领域及流通区间等方面来把握,最终据此打分。并根据分值判定五个等级,总分 60 分以下,表明政治生态恢复力较差,恶化程度较高;总分 60 分至 80 分,表明政治生态恢复力一般;总分 80 分至 90 分,表明政治生态恢复力较为良好;总分90分以上,则表明被评估的县域内政治生态恢复力较为优秀(见表2)。

1.组织机构子系统。组织机构是指组织发展完善到一定程度在其内部形成了结构严密、相对独立、彼此间传递或能量转换、物质转换和信息转换的系统。在组织机构的一级指标之下可分为4个二级指标,分别是权力机构、执行机构、办事机构及分支(代表)机构。对组织机构恢复力测评可设立13项具体指标,主要有权力机构的评估要素(是否按制度规定按时换届,是否制定民主选举制度、县域代表大会制度等文件等);执行机构的评估要素(县域检察机关问责的效率、行政监督渠道的流通程度、县域中“八项规定”的执行程度等);办事机构(设立县级办事处,并制定具体工作制度);分支(代表)机构主要包括:按照县域发展需要合理设置分支机构及制定完善的分支(代表)机构管理办法或制度。

2.内部治理子系统。内部治理主要指在县域层面中的政治生态内部治理。内部治理的一级指标之下可分为4个二级指标,分别是党组织治理、岗位管理治理、干部培训考核及县域领导班子建设。对内部治理恢复力测评可设立9项具体评估要素,包括党组织治理(党组织设立具体条件和情况);岗位管理治理(县域工作人员管理、任用、考核、培训制度的具体情况,以及专职从业人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县域人才队伍建设情况);干部培训考核(建立科学有效的奖惩制度,人员任用是否公平公正公开,以及是否定期参加社会组织管理知识和业务培训);县域领导班子建设(是否按制度规定的程序选举产生、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领导比例是否有所提高、县域领导班子将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程度和县域领导班子对“四个自信”的认知程度)。

3.基层服务子系统。基层服务主要针对服务县域民众、服务政府、服务社会和维护社会权益四方面的具体指标内容进行评定。服务县域民众、服务政府和服务社会之间相辅相成,不能互相替代,必须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才可以更好地起到服务基层的作用。在此基础之上可设14个具体指标,分别是服务县域民众(是否创办县域的政府基层网站、是否组织民众参加各种文体活动、是否举办各类专业及人才的培训班等);服务政府(是否组织党员参加政府部门举办的研讨会、是否协助政府开展数据统计分析、是否协助政府开展决策立法咨询和政策制定活动等);服务社会(政府是否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积极作用、倡导县域民众履行社会责任,服务社会及是否在县域内积极开展慈善、救助、环保等公益活动);维护社会权益(向党委、政府部门反映涉及群众利益事项的程度及领导干部是否作出县域发展的建设性意见)。

4.行为规范子系统。行为规范是社会群体或个人在参与社会活动中所遵循的规则和准则。针对县域政治生态中的行为规范评价,在其一级指标之下可设4个二级指标,分别为政府信息公开、诚信执业、贪污违法乱纪情况和配合有关部门工作情况。具体指标包括政府信息公开(权力清单公开的透明程度);诚信执业(在网页上新闻媒体的公开程度、是否建立“黑名单”制度);贪污违法乱纪情况(县域的具体腐败状况、县域的违纪事件处理情况、群众对反腐倡廉的满意程度、基层干部的清廉作风和工作效率情况等);配合有关部门工作情况(县级领导是否积极参加登记管理机关的研讨活动及县级领导是否积极配合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工作)。

根据上述表格相关数据,通过具体的评估指标计算出县域政治生态的恢复力发展水平,进而得出K区政治生态恢复力状况总体处于一个大致良好的分值。其总体发展趋势是處于不断优化提升的状态,与时俱进的能力较强,尤其是组织机构恢复力及基层服务恢复力方面做得比较好,但其内部治理恢复力与行为规范恢复力等方面亟待进一步提升。
四、评估指标体系的双重测度:主观与客观测度

“县域治理的基本特性与政治生态之间具有较强的内在关联清晰地表明,实现县域善治必须注重政治生态建设,通过政治生态建设为县域治理提供要素支持。既然把政治生态建设作为县域治理的重要支撑,就应该同步考虑如何科学合理评估政治生态建设成效的问题。”[8]政治生态的建设成效依赖于评估指标的双重测度,其评估指标体系包含两种测试维度:即主观测度与客观测度。

主观测度包括公民主体测度、公民参与测度及公民期望测度。一是公民主体测度。这里运用的公民是个泛概念,属于一般性的描述。县域评估指标体系中公民主要包括县域政治生态内部多元化的主体测试,如县级政府官员主体测试、县级基层领导主体测试、县级各部门组织成员的主体测试、县域基层公民的主体测试、上下级之间及县域政府工作人员之间的互相测试,以及第三方主体测试等。二是公民参与测度。从政治生态的视野看,公民参与一定意义上是推进政治生态评估指标体系所必需的民主生态内涵,当公民对评估指标都有较高认知和了解度并积极投入其中,就形成了公民参与测度。在公民参与过程中,会对县域政治生态评估表现出参与热情。同时,公民参与的行为受到政治生态系统良序发展的鼓励,并且扩大公民的评估参与是主观测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公民期望测度。“市政府工作,不仅需要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加强管理,还要在这个管理过程中不断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9](P172)由此可知,公民对于基层政府管理的期望值高低主要决定于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公民期望测度在县域政治生态评估指标建构方面是重要的内驱力,公民对县域政治生态的感受、要求、认同及期望构成了评估的主要部分。公民期望测度主要包括公民的主观满意度和主观信任度:主观满意度包括对评估指标的总体满意程度及与期望值相比较的满意程度;主观信任度包括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公民对政治生态建设评估工作的配合程度及公民对评估指标持续性改善的信息。

客观测度主要是指第三方测度及评估指标本身所具有的客观性特质。第三方测度在一定程度上是“指一些以政府绩效评估为使命的专业评估机构,这种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而得名的评估主体,在组织机构上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不直接接受政府的领导。在人员构成上,其工作人员也不是公务员,活动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10]。县域政治生态评估指标要不断以生态系统中的政治性、原则性、和谐性、修复能力和纠错能力等客观性特质为测度,不断提升评估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评估指标的主观、客观双重测度是将政治生态的评估活动作为一个多维度、综合内涵的集合体;包含测试的投入、测试的过程、测试的结果及测试的能力等方面;是在主观测度与客观测度、数量与质量、硬性规范与软性机制有机统一的基础上,获得政治生态评估指标最有效率的过程。
五、展  望

县域这个特殊的生态场,属于城镇和农村的结合体,是一个有浓烈“半熟人社会”气息的地方,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主导性的思想、文化、价值观与差异性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并存。制度、权力和价值目标等因素对县域政治生态未来发展会产生明显影响。其中制度因素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强制性的规范,是一种执行力坚决且体制健全的制度,对县域政治生态的净化和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当前或未来中国社会或许缺少的可能不是制度,而是对制度精细化的认知与强有力的执行、对加强制度的完善性,以及在县域层面的执行力。同时在政治生态运行中,要高度重视权力的作用与影响。对于县域层面来说,县域政府权力的透明性和公开性对政治生态能否健康有序运行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近年由于政府不断加强权力监督,政治生态系统的各个政治主体自觉遵守政治制度,这是政治生态系统良好运转的关键所在。对县域政治生态评估指标的建立还要具备明确的价值目标,评估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将社会民众的政治利益和参与政治活动的需求置于首位。特别是在政治生态评估具体指标的设计过程中,应该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以群众的满意度为本,以及增强人们民主管理的政治意识;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坚决彻底清除“县域不正风气”“官僚习气”等不正之风;提升县域政治生态评估的政治性,为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及公正性提供坚定的支持和充分的依据。

参考文献:

[1]Petrosillo I, Zurlini G, Grato E, et al. Indicating Fragility of Socio-ecological Tourism-based Systems[J]. EcologicalIndicators, 2006,(1).

[2]郭永锐,张 捷.社区恢复力研究进展及其地理学研究议题[J].地理科学进展,2015,(1).

[3][美]金斯伯格.社会工作评估:原理与方法[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4][美]迈克尔.豪利特,M.拉米什.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和政策子系统[M].北京:三联书店,2006.

[5]夏美武.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6]Edward A. Sunchman.Evaluation Research: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Public Service and Action Programs[M].New York:Ressell Sage Foundation,1967.

[7]姚巧华.净化县域政治生态对策探究——以河南省为例[J].学习论坛,2016,(7).

[8]陈  朋.县域政治生态评估体系:建构理路与框架设计[J].探索,2017,(5).

[9]杨道田.公民满意度指数模型研究——基于中国市级政府绩效的视角[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

[10]文英平,孙 健.多元主体的政府绩效评估重构探究[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1,(1).

责任编辑:王 篆

县域投资环境论文范文第5篇

三、国内外县域工业经济发展动态与理论研究

国内对县域工业发展的研究虽然起步比较晚,但近些年以来,研究成果较多,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一)产业发展理论

1.工业化的概念。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留学美国的张培刚把工业化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的过程”。他说的基要生产函数是指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生产函数,亦即“联系效应”很大的生产函数,它的变化能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在张培刚教授的定义中,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部门的发展,在,而且还包括“工业化了的农业”的发展。工业化的实质是经济结构的转化,是农业份额的下降和在非农业份额的上升,这里的份额中既有产值份额,也有就业份额。

2.工业化发展过程。工业化不仅是一个国家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转变过程,而且也是工业部门内部结构的变化过程。一般认为,工业化的发展过程大致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消费品工业优先发展,并在工业结构内部中占据优势地位;第二阶段,资本品工业加速发展,消费品工业发展速度趋缓,但资本品工业尚不足以取代消费品工业居于工业中的优势地位;第三阶段,以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发展达到平衡为开端,资本品工业逐步取代消费品工业而占优势地位。工业化发展这三个阶段的演化代表了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3.工业化发展模式。综观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历史,从经济体制的角度看,世界各国的工业化模式大致分为4种,即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工业化模式、资本主义不完全市场经济工业化模式、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工业化模式以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市场经济模式。

(二)产业发展生命周期理论

县域工业经济增长是一个渐进发展过程,单个具体产业的生命周期一般可分为待开发、成长、成熟、衰退四个阶段。

1.待开发阶段。这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工业所占比例很小,而且一般与当地资源密切相关。

2.成长阶段。这个阶段的形成是以区域经济增长迈入工业化的起点为标志的,这了阶段成长迅速,市场规模扩大,工业逐渐超过农业成为区域经济的主导部门。

3.成熟阶段。工业化达到了较高水平,生产的成本和生活费用大大增加,第三产业获得了较大发展。

4.衰退阶段。原有的增长产业发展势头丧失,衰退产业和衰退的经济占产业和区域的比重大,经济增长缓慢。

我国也有专家把农村工业化进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我国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组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使建设农村工业化有了良好的开端。

第二阶段,1958年大跃进、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及1970年代的人民公社发展,为农村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条件,以手工作坊式社队企业为主,是农村经济的副业。

第三阶段,1980年代至2000年的改革开放。鄉镇企业大发展,经济转轨为农村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四阶段,2000年至今的新型工业化时期。农村县域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向生态化和集约化、智慧化迈进。

(三)发展模式研究

我国有专家总结出七种主要发展模式:

1.“苏南模式”。大力发展乡村集体企业的县域工业经济发展模式。典型的引进发展型,通过建立工业园区,以强势政府和有效政府为基础,以招商引资为手段,以土地换资金,以空间求发展。充分发挥主导产业的集聚作用,带动全市的经济发展。比如,2016年,昆山市拥有1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和12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其中千亿级集群IT产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实现产值4918.76亿元,总量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58.8%,继续保持总量领先的优势。充分发挥骨干企业的引擎与支撑作用。比如,江阴市全市工业百强企业全年完成产品销售收入3883.7亿元,实现利税392.7亿元,分别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68.0%和78.5%,较好地支撑了江阴全市经济大局。培育新兴产业,做强县域经济基础。以张家港市为例,“十二五”以来,张家港市实施重大产业项目157个,竣工投产40个,累计完成工业投资2029亿元,其中新兴产业投资1010亿元。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43%,五年提高21.5个百分点。持续提升创新能力,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比如,常熟市深度融入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开展省科技创新体制综合改革试点,被确定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市,高新区升格为国家级高新区。常熟市的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2.45%,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增加至23.5件,高新技术企业347家。注重借助资本市场的杠杆,推动企业跨越式发展。比如,仅仅2015年,张家港市新增“新三板”挂牌企业22家,累计33家。

2.“温州模式”。以发展个体、民营经济带动的县域工业经济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在温州地区形成的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小商品,大市场”的产业聚集发展模式。其重要意义在于它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与世界的流通。“以商带工”则是对温州经济发展中用市场化带动工业化的高度提炼。温州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快、比重大目前,温州民营企业的数量占全市企业总数的98.8%;民营企业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分别占全市的90%和92%;民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占全市职工总数的80%左右。著名农村经济专家杜润生曾经指出:“温州经济,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通过劳动替代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收益积累的过程,实现农村工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适合经济发展初期。在发展初期既无政策扶植,又无外资投入,国有经济又少,国家的补贴也相应较少,温州就是在生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温州人经济:一是资本流动跨区域化,二是家族企业现代化,三是企业发展国际化,四是经济发展自律化。近几年来,温州市约有1000家企业到上海建立总部或研发中心,以上海为平台,建立人才、技术、信息上的优势。其中,整体搬迁到上海的企业约有500多家,温州流到外地办厂、置业、买房等的资金约1000亿元。温州人敢冒风险、勇于创业。目前,侨居在世界上81个国家与地区的温州人有50多万,在法国巴黎的温州人已达十多万。

3.“珠江模式”。依托“三资企业”发展起来的县域工业经济发展模式。一是产业集群带动工业发展模式,主要是利用当地的工业和手工业基础,再加上当地政府有意识的扶持,促使相同或相关产业在一定的经济区域内加快集聚,形成的一个或若干个具有区域特色的中小企业密集的产业集群,从而实现县域工业快速发展的一种工业发展模式。该模式主要是按照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原则组织企业抱团发展带动当地经济产业升级和相关产业发展。其最大优势在于分工精细、技术精湛、劳动生产率极高、规模经济效应强,同时企业之间可以形成互担风险、共拓市场。具有代表县(市),如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家用电器产业集群、浙江宁波、温州地区的服装产业集群、福建闽东地区电器、制鞋产业集群。二是外需拉动型工业发展模式主要是指利用本地区的比较优势,生产外需产品,作为支撑当地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当前很多县域的贸易方式仍是加工贸易,依靠的是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这种发展模式受外需、汇率影响较大,风险较大。具有代表的县(市)是我国沿海县(市)。

4.“济源模式”。以抓好县属工业发展的县域工业经济发展模式。济源市是河南省18个省辖市之一,位于河南省西北部,是中原经济区充满活力的新兴中心城市,曾经是“全国五小工业”(小煤矿、小冶炼、小电力、小建材、小化肥)的典型,现在济源市成为全国最大的铅冶炼加工基地、亚洲最大的铅冶炼生产基地,铅冶炼技术代表了国际先进水平,资源综合利用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形成了极富特色的“济源模式”,有力地推动了济源市工业绿色转型发展。经济发展主要依赖重化工业驱动,经济结构以工业为主,第三产业占比较小,生产的工业产品也大都销往外地市场,是典型的原料、市场“两头在外”的加工制造型城市。济源模式,体现了工业发展要集约发展、循环发展、集聚发展的趋势,是推动工业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路径。特征是:以有色金属资源循环利用为突破口,以技术创新作为产业发展引擎,以产业集聚区作为绿色发展载体,以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以发展再生铅缓解资源环境约束。

5.“晋城模式”。通过开发当地矿产资源发展起来的县域工业经济发展模式。资源型县域经济,是指通过开采本县域内丰富的资源如矿产、森林、牧场等来带动与该矿产资源相关的行业的发展从而全面拉动全县经济的发展。例如黑龙江省鹤岗市、山西晋城、河北省灵寿县、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等均属于该种发展模式。

6.“义乌模式”。通过兴办专业市场发展起来的县域工业经济发展模式。市场先发、商贸主导,利用市场先发优势和集聚功能,发展以小商品流通为主的商贸业,不断积累资本、扩大经营规模,促使商业资本向制造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扩张,实现市场与产业、城市的联动发展,推进区域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的进程。坚持“兴商建市”总体发展战略,以持续、全面的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城市功能完善提升、社会和谐稳定进步、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区域协作互惠互利,依靠和发挥商贸优势,推进城市向创新能力强、商贸优势大、国际化程度高的创新导向的国际商贸名城迈进。义乌模式是浙江模式的缩影,地方性特色主要是:具有根植性、内生性、群众性的创业文化与企业家精神,“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经济体系。

7.“长沙模式”。以工业主导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也称工业园区集中发展型,是依托工业园区优越的基础设施环境和优惠的法规政策,招商引资,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快速向县区工业园区聚集,实现同类企业聚集、资源共享、客户共享、专业分工协作,避免了重复建设,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且能够共創品牌,形成群体优势的发展模式。现在很多县域都在积极组建工业园区,其目的就是通过工业园区招商引资、增加经济总量。具有代表性的县(市),如湖南长沙、大连市瓦房店等。

我国也有专家将我国的农村工业化发展模式,分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闽南模式、其他较为有特色的模式还有广汉模式(四川省广汉市)、平定模式(山西省平定县)、窦店模式(北京市房山区窦店村)、大邱庄模式(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村)、泉州模式(福建省泉州市)、阜阳模式(安徽省阜阳地区)等10种模式。

(四)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

基于目前我国县域经济的现实情况,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应该坚持以开放为突破口和发展基础,积极招商引资,内引外联,以此弥补县域资源、技术、资金的不足,为新型工业化发展开创空间,另外一个重要思路是新型工业化必须通过农业化结合起来,发展特色产业建立“一县一色、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特色工业经济体系。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具体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突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为要素,促进产业智慧化、智慧产业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四化”转变,实现“四提”发展,通过传统产业提质效、新兴产业提规模、跨界融合提潜能和品牌高端提价值,大力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产城融合、军民融合,增强“四融”新优势。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做到:坚持按生态和经济规律办事,通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实事求是、因县制宜,用新型工业化的理念和举措,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必须科学认识我国的要素禀赋,坚持以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和城镇就业率为抓手,正确处理好产业发展与就业容量的关系,始终把就业这个民生之本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未完待续)

县域投资环境论文范文第6篇

优秀的师资是学校发展、学生成长的基石。青年教师作为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所以,让青年教师迅速成长起来,是学校的一项重要且亟需做好的工作。

作为县域民办学校,师资水平更直接关系到学校的生存与发展。笔者所在的四川省中江县继光实验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民办公助学校,经过多年的探索,学校总结出了一套“任前跟岗、一月入格、半年标准、一年优秀、三年骨干”的“五步成长规划”青年教师培养模式,并制订了《继光实验学校教师分步成长标准》,明确界定了教师每一步成长应达到的规范要求。

一、任前跟岗:初步了解学校工作

学校绝大部分教师都是大学应届优秀毕业生,虽然经过了层层选拔,但对即将走上讲台的他们来说,对教育工作依然陌生,对诸多教学环节依然不够熟悉,对学校日常的琐碎工作、学生情况、家校沟通等更是茫然。 鉴于此,学校通过“任前跟岗”,让新招聘来的应届师范毕业生至少要在学校跟岗实习三个月,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有个初步的了解。所谓跟岗实习,就是学校指派名优教师作为他们的“师傅”,进行定岗跟踪指导。在师傅的带领下,青年教师逐渐熟知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校园文化,了解学校的基本价值观和育人观,从而认同学校的办学宗旨;熟知工作环境和日常管理,避免上岗以后面对纷繁复杂的日常工作而手忙脚乱;熟知班级管理工作,为将来的班级管理及家校沟通做好铺垫;提升基础教学能力,为能够从容地走上讲台奠基。通过任前跟岗这个环节,青年教师对自己即将开展的教学工作就会有一个较好的规划与思考。

二、一月入格:教学工作步入正轨

经过任前跟岗,青年教师对学校日常工作就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了自己每天应该“做什么”。但是对于“怎么做”,还是比较茫然。鉴于此,开学之前,学校会对新进青年教师进行“一月入格”培养规划。先进行集中入职培训,即对青年教师入职后可能遇到的困难等问题进行集中指导、帮助;然后落实“青蓝工程”,即开展“师徒结对”,组织校内最优秀的教师成立 “专家指导组”,开展“1对1”或“1对N”的“一月入格”跟踪指导。

在青年教师入职后,根据“一月入格”的规划要求,结成对子的师傅每天都要为徒弟上示范课,徒弟听后再上,并请师傅当场指导;专家指导组的成员每周都要通过听、评、研的方式,对青年教师进行“手把手”的指导。“一月入格”这个环节,主要是让青年教师在知道每天要“做什么”的基础上知道“怎么做”,帮助他们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

三、半年标准:教学能力逐步形成

在新进教师入职一个月后,学校会组织专家指导组对其进行测评。在新进的青年教师“一月入格”考核顺利通过后,结成对子的师徒每天还会继续开展听课、評课活动,并进行每周一次的工作小结。

在进入“半年标准”规划环节后,学校的专家指导组仍每月对新进青年教师进行指导,指导的内容由原来的“怎么做”升级为“怎么做得更好”。以前师傅教得更多的是如何开展日常工作,而在“半年标准”的成长规划阶段,教的却是教育教学方法和技巧。这使青年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初步形成,逐渐成长为“德才兼备、具有较强的教学素养与家校沟通能力、爱岗爱生”的标准教师。

四、一年优秀:教学风格初步形成

经过“半年标准”的成长规划期,青年教师在优秀教师的引领下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教学能力。在此基础上,师傅们的指导内容再次升级,由传授一些基本的教学方法转变为传授一些先进的教学理念,并结合青年教师的自身特点,帮助他们逐步形成适合自己的教学风格。

在“一年优秀”的规划成长期间,学校不仅在校内开展教学研讨学习活动,还让师傅带着徒弟“走出去”,到县、市、省级教学活动中去听各种优质课、竞赛课,到更大的舞台、更精彩的现场去感受名师风采,以便进一步开阔青年教师的视野,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学校还搭建了青年教师汇报课、青年教师竞赛课等平台,让青年教师有更多展示的舞台,让他们体会到被同事认可与赞赏的愉悦、被家长接受和学生喜爱的快乐。这有利于青年教师快速提升自己的教学技能,从而初步形成适合自己的教学风格,成为一名业务精良的优秀教师。

五、三年骨干:教育素养全面提升

通过“任前跟岗、一月入格、半年标准、一年优秀”的青年教师专业成长规划,经过学校系统的师资培训指导,青年教师的专业素养发展迅速,很多已成长为青年教师骨干。“三年骨干”这一阶段的师资培养方向主要调整为“以研促整体提升,以赛促个人成长”。 学校在培养方式上,积极开展“研培一体”活动,以集体教学研究促进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通过组内研究、互学互动,实现青年教师素质的整体提升;组织青年教师参加县级以上的各级各类比赛活动,并有针对性地成立磨课小组,运用磨课机制、名师指导的方式,对青年教师的课进行打磨,助推他们快速成长。

在“三年骨干”规划成长期间,形成了青年教师“名师指导—骨干成长—集体提升”的培养方式,以促进青年教师素质的全面提升。通过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在使教师个体得到成长的同时,也以点带面地促进了学科组教师的全面快速成长。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入职时间不长的青年教师就有多人获得高级别的奖项,如入职两年后的唐超在全国地理优质课竞赛中荣获二等奖,入职两年后的徐敏在四川省美术教师基本功竞赛中荣获一等奖,入职两年后的顾姝钰在四川省物理说课竞赛中荣获一等奖,入职两年后的江奥在四川省实验操作竞赛中荣获二等奖,入职三年后的伍芯在德阳市英语优质课竞赛中荣获一等奖……

学校的“五步成长规划”师资培养模式,每一步都要对培养时间、培养内容、培养目标有明确的要求,而且每一步设定的目标都要做到“跳一跳,摘得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确立的目标不要可望而不可及,要能激发青年教师成长的热情,使他们在达到每一个小目标的基础上再进行下一步的培养。这样可以极大地树立青年教师专业成长的自信。学校通过“五步成长规划”的青年教师培养模式,实现了县域民办学校青年教师队伍快速成长的传奇:小学语文学科荣获全国优质课竞赛一等奖;小学数学学科代表四川省参加全国录像课竞赛;在全国美术学科基本功竞赛中连续五届荣获德阳市第一名,其中有两届荣获四川省一等奖……

(责任编辑 张慧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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