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博弈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影响下，发达国家的大学生就业市场并不乐观，但毋庸置疑，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就业市场建设政策措施和独特经验对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建设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国大学生形势愈加严峻，就业市场分割零碎状态仍未改变。发达国家在法律规范、就业平台打造、就业市场发掘等方面都有其值得借鉴的地方。
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博弈论文 篇1：
表现指标化:大学生就业市场中的潜规则探析
摘要:在就业市场中,人才筛选标准被异化为各种指标,直接影响到招聘过程的顺利进行,并将在校学生置于无形的规训权力的操控之下。为此,本文从沟通理性角度出发,通过探讨在就业市场中筛选标准影响下高校、市场和学生角色的异化,剖析当今就业市场中所存在的话语霸权及其对大学教育质量的影响。最后指出,就业市场筛选机制的优化有赖于高校、企业及学生之间的沟通机制的重建。
关键词:就业市场;话语霸权;主体性;工具理性;指标化
Performance Indexation: An Analysis of Latent Rules in Job-hunting for College Graduates
QIAO Xue-feng, CAO Tai-she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Jiangsu, China)
Key words: Job market; Discourse hegemony; Subjectivit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ndexation
一、引言
2009年,高校应届毕业生有610万人,加之部分未及时就业的往届毕业生,当年需要就业的大学生将达到700万人以上。面对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无论政府、高校,还是各用人单位,都采取了相当积极的态度,如国务院办公厅早在1月19日就下发《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拓宽就业门路,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就业,鼓励自主创业,鼓励骨干企业和科研项目单位吸纳和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1]
一直以来,人们习惯基于供求关系失衡的角度来分析就业难问题,如认为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直接导致2002年以来大学生就业的相对困难;而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的泛滥,影响了国内外众多机构的发展,更使得大学生就业雪上加霜。也有一些学者从大学生的学科专业和学历层次失衡的角度来探讨该问题,认为这种结构上的不平衡是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其实质依然停留在供求关系上。
本文认为,上述研究视角仅仅呈现了就业难议题中的数量关系,却忽视了就业市场内部存在的诸多更加深刻的社会因素。因此,文章试图探讨就业市场内部人才筛选机制的作用,通过分析就业过程中高校、企业和学生的互动关系,研究就业市场中的强势话语对人才发展乃至大学教育质量的影响。
二、被扭曲的就业市场
在每年举行的人才招聘活动中,大学生群体无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政府为其制定特殊的支持性政策,企业部门为其开设专场招聘会,而各高校更是将其就业作为学校的重点工作来抓。但从实际状况来看,情形并不乐观,大学生就业陷入一种不断循环的怪圈:一方面,大学生在招聘中发现其在学校中所获知识和能力派不上用场,因而倍感茫然;另一方面,企业也发现按照自己的用人标准去招录员工并不容易,常因此无功而返。
对于这种现象,人们会质疑企业等用人单位只顾及自身利益,仅将大学视为技能养成之所,但更多的批评还是指向了大学生群体,认为其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对薪酬期望过高、盲目求职等等[2],颇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怨怒。对此,除了偶尔的叹息和抱怨之外,很少能够听得见大学生们发出的声音。对大学生能力的质疑与失望似乎已经成为话语的主流。
如果将这个问题放到历史长河中去检验,结果可能更加令人忧心,因为大学生在社会交往中缺少话语表达的空间和权力并非是近期由于其规模扩大才开始产生,相反,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学生的入学、培养和就业全过程都听命于政府,完全不能自主决定;而从2000年开始,教育部开始实施以市场导向、政府调控、学校推荐、学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大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权[3]。但在这个过程中,决定权变得更大的显然是各用人单位,而不是作为重要关系人的大学生群体自身。
当指令性就业分配机制被打破的时候,人们一度乐观地以为,求职者与雇主可以通过完全中立的劳动力市场,进行平等地、自由地双向选择,人们假设在人才招聘中心或在招聘会现场,求职者和雇主可以就两项最能代表大学生所具备知识和实践能力的材料(申请者的文凭和在校期间所获的教育证书,以及申请者实践经验的证明材料)和可能的岗位要求进行商谈,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各自实现自己招聘和求职的目标,从而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但毋庸置疑,上述想法过于单纯和一厢情愿。其实,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就业市场很难摆脱利益冲突的范畴,常常成为各种权力机构和利益集团进行斗争的中心,就业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具有优势地位的“话语”控制着。这些话语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录取标准,决定着哪些毕业生将被录用,哪些毕业生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换言之,在谈论大学生就业、学习成绩、能力表现等诸多问题时,人们听到的声音更多来自企业等用人单位,而非来自大学生。
虽然理想的就业市场应该平衡高校、企业和学生三方的影响力,但设想中的“沟通”更多变成了来自于某些群体的“独白”,大学生变成了被谈论的“客体”,被动接受着来自其他群体的评头论足,甚至话语暴力。在一个沟通的情境中,一旦某一方话语权缺失,则沟通也就名存实亡了,如此某一强势方最终的宣称也仅仅是代表其本身的利益,而非各利益相关人的共识,就如同就业市场中所传达的意愿也不可能真正代表所有群体的意愿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业市场实质上已经受到扭曲。
三、文凭证书的“指标化”
按照筛选理论,在就业市场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雇主对于求职者的生产能力并不了解。而招聘过程中双方进行沟通的时间很短暂,应聘者的某些特征和属性并不能够被马上观察到。因此,雇主只能以应聘者身上能够被很快获知的信息作为指标,推断有些需要长期考察才能获知的信息,并评估求职者的生产能力。教育能够有效地区分高劳动生产率者和低劳动生产率者(教育的筛选功能),并且信号的发送成本与考察成本几乎为零或者很低,也就决定了与教育相关的一系列因素(如受教育程度、学业成绩等)成为雇主与求职者之间很好的信号纽带[4]。因此,教育文凭作为受教育水平的体现自然而然成为劳动力筛选的一种重要信号。
筛选理论是基于精英教育的背景而提出的,然而,随着高校的“合并热”和“升格热”以及独立学院的兴起,短时间内文凭数量骤增,造成了文凭质量信号的失真。目前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大学学历证书传递精英人才的信号逐渐减弱,对高生产率和低生产率的人的分辨作用也开始失灵[5]。为了降低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企业需要寻求一种补充的信号,以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在人才筛选时,企业试图通过提高文凭信号的复杂性来弥补这一不足,将工作能力分解为一系列可观察的文凭指标,继而求职者的能力被这些文凭指标替代成为考察对象。雇主不仅要看求职者是否具有大学学历,还要看是否出自名牌大学、重点学科。至于英语等级证书、计算机等级证书等一些常见的证书也成为考察的对象。大学中出现“考证热”,也正是因为这些证书将要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筹码,影响着工作的性质和未来薪金的多寡。
然而当各类教育证书作为企业、高校、学生三方达成的隐性共识,成为劳动力市场进行筛选的重要标准之后,企业却发现人才筛选不但没有变得简单,相反陷入更加复杂的困境:求职者所拥有的教育证书变得更加丰富多样,但工作能力并没有相应提高。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06年我国IT产业出现需求紧缺和供给过剩并存的怪现象。一方面45%的毕业生不能完成一次性就业,另一方面,在调研的400多家企业中,几乎一半以上埋怨:招聘不到需要的人才。在 “2006全国职业教育发展论坛”上,清华IT教育培训中心主任孙元凯指出,大学生就业为什么难,因为现在培养的大学生是有知识没文化,有文凭没水平,只动口不动手[6]。对于企业而言,运用筛选标准招聘到自己符合要求的人才是其关注的核心。当以证书作为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时,求职者为了使自己符合这样的标准,“理性地”选择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接受考证训练。在大学学习期间,大学生被各种资格证书驱使,对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实际技能根本无暇顾及。由此,在就业市场中文凭的信号功能被进一步削弱。
四、实践经验的“符号化”
当单纯的教育证书无法达到考核、筛选人才之目的时,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经验的考察就成了帮助企业筛选所需人力资源的第二道关卡。表面看来,这样的话语更为切实地反映出了企业需求,因为企业所需要的是能够迅速适应工作环境,创造效益的人力资本。由于大学更像象牙塔,学生距离工作实践现场较远,所获知识和技能也并非直接指向实际应用。因此,为使应聘者符合工作要求,企业需要对其再培训。而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实习经历则意味着其有参与社会实践的阅历,具有一定的实践能力,在思想上也比较贴近现实,转型会比较容易,即便进行培训所需的成本也会变小。 然而,当实践经验作为一项具体指标出现在筛选标准中时,社会实践也被“符号化”了。实践过程并不重要,相反,是否迈入过某个跨国公司、国企、事业部门的门槛,哪怕仅仅获得参观的许可,也变得更加关键。企业的名声已经远远盖过了实习的经历过程。实习有何收获,是否有利于自己职业发展,反而很少有人关心。在这种情境下,学校中昔日备受瞩目的名家讲座失去了辉煌,被学长就业经验交流会、公司HR实习指导等取代。学校中最受欢迎的不再是学术思想的碰撞与激发,而是来自于大企业的实习offer。但其结果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吴春波认为的那样,很多大学生实习就是做些“打杂的工作”,时间成本比较高,实习是以牺牲学业为代价的[7]。
同时,实践经历的要求也慢慢渗透到学校的一些内部组织如学生会、学生社团之中。凡是能够关联到的活动,统统披上了社会实践的外衣,被毕业生列入简历,以求通过“丰富”的活动项目列举而提高其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正是基于上述功利性目的,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喜欢选择容易产生社会影响的地方,甚至借用新闻媒体的力量,以获得炒作之效[8]。如在四川地震灾区,在交通便利、被领导人视察过的“知名”学校,国内各高校“支教”团扎堆,出现了不少支教志愿者抢生源的现象,而偏僻、不知名的学校则少有人问津[9]。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到, 大学生的实践经验日益受到用人单位的重视,它与大学生获取的文凭和各种证书一起,构成了就业市场中具有绝对话语地位的、具备形式合理性的筛选制度的实质,正是这个强势的遴选机制保证大学毕业生流动进入企事业单位,完成人力资本的传递。
然而,正如前述有关教育证书的分析一样,为了追求客观和效率,遴选机构同样将人才素质分解为一系列的表现指标,将大学生的实践经验“符号化”,即更加关注实践的象征意义,而非具体过程和内容。这样,大学生的工作能力就被置于“科学”的管理框架之内,被测量、评估和考核,从而在就业市场中形成了一套以金钱及权力为媒介的“工具操控理性”为基础的行为机制。
这也正好应验了哈贝马斯所言的现代社会中的一项危机,即“操控系统”逻辑对“生活世界”特别是“公共领域”的入侵以至殖民化,换言之,就是把“金钱操控系统”与“权力操控系统”的运作原则扩大为就业市场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甚至唯一的质量标准[10]。在这样标准化的机制中,学生的学习实践面临“去技术化”的命运,遵从简单的标准化操作。这些筛选标准已经成为主流的话语,占据了就业市场的主体,而其他与这种机制不兼容的学校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则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
五、负和博弈
在强势的“筛选话语”统治下,处于就业市场中的高校、企业和学生三方群体都无法实现预期目标,而是被迫变更各自的原有目标,去完成一些已经异化的行为。
就高校而言,大学一直被视为高深知识生产、保存和传播的场所,其所从事的教学、科研和社会实践活动都围绕人才的培养和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等核心功能展开。然而,市场通过标准指标对毕业生的筛选,也使得大部分教育活动面临商品化的趋势,人们更多地使用“商业的语言”而不是“教育的语言”来讨论和判断学校各项活动的得失,更多地从个人利益和成本来思考问题。在现实中那些就业难的专业逐步被淘汰掉,那些考研方向不涉及的课程被剔除掉。这使得教育功能的全面性尤其是最重要的育人功能被淡化或弱化[11]。对于未来前景的考虑也促使在校学生功利化,围绕未来收益来进行行为规划,将教育证书获得和与社会实践相关的内容作为主要的学校活动。大学教育变成了一种极其重要的“教育利益”,一种具有“投资性”的利益[12],关注于未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回报。教育过程的价值(尤其是一些终极目标)标准(如自治、批判精神、创造性、人性的关怀、容忍、平等、尊重、信任等)则被排除在外,甚至成为嘲笑的对象。教育本来肩负的解放人、完善人性的功能逐渐萎缩,取而代之是它的经济功能、工具功能的不断扩大。这种极端追求功利的取向最终将导致教育的异化[11]。
就企业而言,虽然求职者显示出优秀的教育信号——简历内容丰富,具有众多的实习经历,在单项的英语、计算机等方面也很出众——然而,当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断求职者的生产能力时,雇主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当求职者意识到教育信号所带来的工资水平提升和就业概率增加等现实利益时,在接受高等教育期间便专注于外在信号的设计,而忽视个体能力的发展。而当这样的行为偏移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教育信号虽仍然具有形式合理性,但已经从信息传递的手段变成“被狂热追逐”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这样的现象:以教育信号为标准通过筛选的求职者或许在起始工作中可以胜任,却难以满足企业后续发展的需要,只能一直停留在低端工作的职位上,更难以进入企业的核心部门。同时,当金钱和职位成为主要关注对象时,感情因素和价值因素在强大的现实利益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雇主和雇员之间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彼此之间的信赖丧失殆尽,剩下的只是互相利用。
就大学生而言,虽然是与高校、企业并列的三方中地位非常重要的一方,但在他们接受市场筛选标准的那一刻,便丧失了平等沟通的地位,沦为话语客体。在就业市场中,大学生不再具有表达思想的机会,只是运用现存的筛选标准来对号入座,努力使自己与这样的标准相符合。虽然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喜好选择去某家公司而拒绝另外一家,但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自由选择。而从可供选择知识和技能的角度来看,他们却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而沦为被标准化指标规训的对象。按照巴西教育学家保罗•弗莱雷的说法,学生与就业市场的关系成为一种“规定”(prescription)[13]。规定意味着把就业市场的意识强加给学生,这样就把学生的意识改变成为一种与规定者的意识相一致的意识。学生的行为是一种被规定的行为,遵循着市场的旨意。相比较计划经济时期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可以发现,就业市场中充斥着“多价(Polyvalent)”话语,它在解放了人的同时又禁锢人,它赋予人权力又使人臣服[14]。
上述“筛选话语”的出现,并非另外的强势群体或利益集团出现而引起,而是源于就业市场中工具理性操控下形成了就业标准的话语霸权。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就业市场很不完善,信息不对称性尤为严重,企业、学校和学生之间缺乏即时信息沟通。在就业市场复杂性增加的情形下,就业市场中各方的协调机制不能满足实际要求,交往过程中分歧的风险不断增加。因此,必须出现特殊交流机制来减轻日常交流的困难。工具理性从常规语言中分离出来,将筛选形式标准化,从而减轻了交流的困难,使得各方之间的协调成为可能。虽然注重工具理性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通过工具理性作用形成的协调形式在进入市场时,也带来了病理性的负面后果。因为就业市场在运作时依赖于以沟通为取向的行为,而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筛选标准一方面未能充分传达各方所表达的信息,在沟通时出现噪音,另一方面又不断强化自身作为唯一标准的合法性,将其他话语边缘化。
就我国目前的就业体制改革而言,由于受到工具理性影响,学生、企业和学校三个行为主体偏离了自身发展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均表现出功利化的倾向。学生为了追求个人收入最大化,仅将符合企业筛选标准的教育文凭和实践经历等指标作为考虑对象,而忽视个人的全面发展;企业为了获得最大化利润,通过将筛选标准的指标化以实现甄别成本最小化;学校在市场化改革中也在追求利润,无论是以金钱资本的方式抑或智力资本的方式[15],进而丧失了教育的“市场化底线”。金钱利益成为协调各个主体行为的纽带,也成为三者之间沟通的一种主流话语。
六、结语
我国东中西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城乡之间积重难返的发展失衡、产业更新换代的日益加快、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惯性,都使得我国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成为一个结构性社会议题。不少研究者也正是从上述宏观视角出发,开展有关研究的。但本研究更关注从大学生与其培养单位和用人单位之间关系的微观视角切入,讨论大学生就业中的一个被忽视的现象。
本研究发现,由于整个就业市场已经形成了一种基于工具理性的、强调指标评核的筛选机制,它导致高校、企业和学生偏离了原本各自的发展轨迹,采取以工具理性为依归的行动标准,以至于彼此不能满足要求,最终无法有效沟通。具体表现为:(1)高校在进行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教学理念和实践经验让位于制度化的证书、文凭以及表面化的社会实践项目;(2)企业在进行人才选择时,对多元人才的要求让位于普遍而单一的评价尺度;(3)学生在大学学习以及在就业市场求职过程中,缺少自主性。
因此,需要在就业市场中重建沟通机制,需要高校、企业、学生通过相互协商来满足彼此的需求,最终使得就业市场良性运作。为此,
第一,要摒弃对短期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通过对目的和存在合理性的追问来指导现实行为。要让就业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需要从根本上纠正就业和教育过于功利化的倾向,树立全新的价值观,在实践层面上真正认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效用。
第二,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沟通渠道。沟通机制的重建是一项长期重大任务,为了促进就业市场的平稳快速发展,需要采取渐进式改革,运用好目前已有的沟通渠道。
第三,要加快建立合作互动的长期稳定的沟通渠道,以实现长期合作中的“共赢”。随着知识的爆炸及社会各业对人才的依赖与需要,大学与市场的结合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运用现代网络技术,建立行为群体的信息共享机制,是沟通重建有效的技术保障。
第四,要建立健全相关的政策法规。为了保障就业市场的有序运作,规范就业市场,防止个别个体利用信息不对称而获得不正当利益,需要加快推动就业市场立法进程,为市场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总之,大学生就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在此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各项主体的沟通作用,最终通过改革消除就业体制中的不合理因素,完善就业结构,实现大学生人力资本的质量保障和有效转化。在此过程中,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大学生群体由于缺乏代表,在就业市场中的声音比较薄弱,很容易失去自主性,从而导致沟通不能顺利进行。因此,为了避免继续被动接受来自于其他团体的话语,需要培养大学生一种反思的意识,批判性地面对现实,重新找回其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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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卫•科伯.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
作者：乔雪峰,操太圣
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博弈论文 篇2：
发达国家大学生就业市场构建现状研究及启示
【摘 要】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影响下，发达国家的大学生就业市场并不乐观，但毋庸置疑，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就业市场建设政策措施和独特经验对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建设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国大学生形势愈加严峻，就业市场分割零碎状态仍未改变。发达国家在法律规范、就业平台打造、就业市场发掘等方面都有其值得借鉴的地方。我国从协调多方就业市场主体的关系，重视就业系列立法，注重创业激励机制，构建立体服务体系等方面促进大 学生就业市场的建设完善。
【关键词】发达国家；大学生；就业市场；启示
一、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现状
大学生就业形势愈加严峻。近年来，高等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 已基本完成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转变。在我国劳动市场整体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状态日益加剧。1999年高校开始实行大幅度扩招政策以来，高等院校在校生的规模呈逐年上升的态势，从 2002年开始高校毕业生人数急剧增加，据全国就业工作座谈会公布的数据，2011年更是达到了660余万人。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预计，“十二五”期间应届大学毕业生年平均规模将达到700万人。同时，受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持续影响，就业环境空前复杂，供求总量不平衡的矛盾进一步突显。
就业市场分割零碎状态仍未改变。为促进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在各级部门的支持下，部分省市在建设有形市场的同时，还不断加大网络平台等无形市场的建设。先后建立了全国大学生就业公共服务立体化平台、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网络联盟等专设的网络平台服务大学生就业工作，就业市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校毕业生就业。但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目前存在的分割现象与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仍阻碍着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市场分割现象造成了劳动力需求主体之间的非公平竞争，影响着高校毕业生就业。同时，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还存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竞争机制不健全、基层就业政策不完善等问题也不断地影响着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
二、发达国家大学生就业市场建设现状
美国政府运用法律规范促进大学生就业。美国的《民权法》、《同等报酬法》、《防止就业中的年龄歧视法》、《残疾人保障法》、《21世纪竞争力法》等法律，在促进就业、规范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为鼓励大学生从事特定的职业或到特定的地区工作，美国联邦政府还采取了免除学生还贷义务等多项激励措施。美国借助于“非营利性就业组织”在学生、高校与用人单位之间充当着红娘的角色，其中以全美高校和雇主协会（NACE）最为著名。
法国正在推行“青年就业计划”，即由政府出资，在教育、文化、环境、社会救助、家庭及卫生领域新增22种职业，专门招聘26岁以下及从未领过失业补贴的30岁以下失业青年，并且其报酬不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日本政府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改革税制、健全劳动力市场机制以及提高大学生等失业者劳动技能等措施促进再就业，取得较好效果。“《日本国宪法》、《劳动基准法》、《职业安定法》、《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最低工资法》等法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就业法律体系” ①，这些法律不仅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保证，还有效地促进了大学生就业。日本实行的是自由就业制度，政府、企业、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都十分重视大学生就业及就业指导，它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和机制来促进毕业大学生找到适合的工作。如日本的两项基本就业制度：新毕业生一齐录用制度和终身雇佣制度。日本还采取了一项颇为有特色的计划来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即“全面就业支持计划”，此项计划预计可以创造约一亿个就业岗位。
“德国大学生就业不只是学校的事，更是整个社会的事。”②德国“慕尼黑就业模式”是德国大学教育和就业市场相连接的一种就业服务模式其主要特点：一是大学、企业界、劳动局的全方位合作；二是大学里设立就业市场学院专门负责学生专业能力以外的其他能力的培训；三是企业界常年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实习基地，并且负责实习生的培训与考核。德国政府也制定了《大学法》、《就业促进法》、《职业教育法》等与就业相关的法律来规范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问题。
韩国政府除了采取创造工作岗位等传统手段外，还通过劳资政三方合作方式，专门成立了“劳资共同再就业支援中心”，在解决再就业问题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三、发达国家大学生就业市场建设的启示
尽管上述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影响下就业市场形势并不乐观，但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就业市场建设政策和独特经验对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建设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他们主要通过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学生等市场主体的相互协调、共同努力，不断完善就业市场的建设。
（一）采用清晰就业模式，多方促进市场建设
不同国家在就业模式上有明显的差别，这与国家经济体制、国家文化传承等因素有关，但它们都是符合各国国情并具有各自特色。目前，可以从三个方面借鉴经验促进大学生就业。第一是以自由市场为大环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基础上，依靠市场发展情况主导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政策，同时政府应对大学生就业进行适当地参与调控。第二是使用适当的保护措施促进大学生就业，制定和完善一系列保护大学生就业的法律法规、政策方针。同时需要不断地创新促进就业的措施和手段，创造新的岗位来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二）重视就业系列立法，规范完善市场管理
为了规范就业市场，创造平等的就业机会促进就业，各国都建立了一系列的法律政策，我国也应不断完善大学生就业法律体系，规范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详细规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权利和政府及社会的义务，对应届大学毕业生创业或到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就职给予法律上的保障和支持。要持续构建良好的大学生就业法制环境，营造良好的就业氛围。政府与就业相关部门应不断有效地实施各自的项目计划来支持国家就业政策，保障大学生就业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三）构建立体服务体系，确保就业市场质量
就业服务机构是政府、社会或者学校建立的为大学生提供就业指导、就业培训、就业信息等服务的部门，旨在帮助高校毕业生更好的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要进一步重视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大学毕业生就业指导应向全员化、专业化、社会化、发展化、培训化的方向前进，同时，需要分层次、分类别采用不同的措施来开展就业培训，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就业服务机构，力争有力推动就业市场质量提升。
（四）注重创业激励机制，丰富市场内容
大学生自主创业是能够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方法之一，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目前，从上文可以知晓国外很多国家都非常支持大学生创业，也采取了很多优惠政策鼓励大学生创业。我国政府也应该从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环节出发，树立大学生的创业意识，注重学生创业精神的培养，尤其要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政府要鼓励学生创办研究开发型中小企业，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产业，一旦大学生、失业或无业人员自主创业，可获得政府提供的无担保无抵押的融资。
（五）协调多方合作关系，完善就业市场整合
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建设需要协调好国家、社会、高校、企业与学生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企业是招聘高校大学生的主体，高校是企业与学生之间建立雇佣关系的中介，所以协调好高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对就业市场建设尤为重要。目前，国外很多国家都很鼓励校企之间的合作，高校也很重视这种合作关系。大学毕业生的教育、培训和就业是紧密关联的几个环节，不能切割分开，应加强高校与企业的联系，共同对大学生就业进行培训，并一直贯穿整个就业指导过程。
【注释】
①高晓霞.日本大学生就业促进政策执行过程研究——基于史密斯模型的分析[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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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项目】
本文系西南科技大学学生教育管理及改革项目阶段性成果（11sxb150）
【作者简介】
李克龙（1985— ），男，四川什邡人，硕士，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教师，助教。研究方向：大学生教育管理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顾倩（1981— ），女，四川三台人，硕士，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大学生教育管理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作者：李克龙 顾倩
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博弈论文 篇3：
论过度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摘要：过度教育的出现，不仅是对有限教育资源的浪费，也对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从劳动生产率、就业市场和社会公平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过度教育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过度教育；原因分析；经济增长；负面影响
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科技创新和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三个方面。通过教育提高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只是为经济增长创造了一种潜在的基础和条件，但要使这种潜在的基础和条件转化为有效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还要取决于人力资本价值赖以实现的市场和社会环境。西方过度教育理论认为，当劳动者的实际教育水平超过了工作岗位所需要的教育水平，就称为过度教育。显然，这只是一种狭义的定义，从广义上看，过度教育还应该包括知识失业。在高知低就，甚至知识失业的过度教育情况下，劳动者所获得的知识得不到充分发挥，就不能促进人力资本向有效的方面转化，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应有作用也被削弱了。埃及、菲律宾、墨西哥、秘鲁、新西兰、加拿大拥有20％以上，甚至50％以上的大学普及率而经济增长缓慢，除了政治、体制、资本等方面的原因，在教育上可能合理的解释包括教育质量低下和教育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一、过度教育的原因分析
知识失业、高知低就等过度教育现象的出现，原因在于一定教育水平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失衡，包括供给增长过快、有效需求不足、供给和需求错位等等。
（一）过度教育的个体选择理论
西方学者对过度教育的原因解释，主要有人力资本理论基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解释、筛选假设理论（Spence，1974）和工作竞争模型（Thurow，1972）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解释。其中，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过度教育只是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暂时现象，随着劳动力在教育选择上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自我调整和市场经济的完善，将最终实现人才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但事实上，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满足教育的供给和需求，也不会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普通商品那样能够实现自我调整。正如筛选假设理论和工作竞争模型理论所表述的那样，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教育在反映劳动者能力方面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为了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从众多的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就成为一种很重要的选择，加上“学而优则仕”社会传统的影响和父母对子女未来的期望，都将使得个体在教育水平的选择上体现出非经济理性。近年来出现的“考研热”、“考证热”正是这种非经济理性的体现。因此，如果没有国家的宏观调控，过度教育的出现是一种必然趋势。
（二）过度教育的经济学解释
随着人类社会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不同国家知识经济发展程度和经济增长方式选择上的不同，造成了劳动力需求的巨大差异。以我国为例，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高知低就、知识失业等过度教育现象，固然与我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和结构性失衡密不可分，但在我国总体的人力资本水平还比较低的前提下，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和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所造成的人才需求不足。众所周知，第三产业是经济发达国家吸收劳动力的主渠道，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明显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平均已达67％，发达国家更是达到了80％以上，服务业就业的比重达到70％－80％的水平。而在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改革开放初期上升较快，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徘徊在33％左右，远远低于国际水平。另外，从就业结构看，2002年我国服务业在全社会就业中的比重为28.6％，虽然稍高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0.13％），但明显低于其中大多数国家，如同期的巴西为59.2％，俄罗斯为58.8％。
其次，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也是造成我国人才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我国以前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三分之一左右，但在2002、2003年超过了40％，2003年更达到44％，各地投资增长的过快发展影响了投资和消费的平衡。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过高，虽然推动了经济总量的持续发展，但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十分有限。我国国家统计局的测算表明，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自90年代以来，虽然经济总量有了很大提升，但相应增加的就业岗位却只有70万个。我国GDP对就业的拉动关系，也就是就业弹性，从80年代到现在已经下降了2／3，目前我国的就业弹性仅为0.1(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增长0.1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就业弹性可以达到0.3—0.4之间，可见，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
二、过度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要实现一个国家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物质生产率的提高无疑是首要的前提，没有物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增长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创新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和促进经济增长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高端就业市场的劳动力作为知识创新的主体，其质量和能力就成为决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关键。第三，随着社会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重新界定经济发展，协调发展的观念由此诞生，从这种新的观念看来，经济发展是指贫困、失业、不平等的减少或消除。
（一）过度教育可能使员工产生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态度和行为
西蒙·库兹涅茨的研究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高增长率，主要不是由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的增长决定的，而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决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决定于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即人力资本，也取决于劳动者的态度和工作场所行为，只有当劳动者的能力得到提高并在生产劳动中得到很好的发挥的时候，才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否则，即使毕业生的知识和技能结构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也难以把这种社会需要内化为个体的需要、兴趣和素质，这将不会从实质上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如果一个劳动者不能就业，毕业即失业，或者其拥有的教育水平超过了劳动岗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即过度教育，那么该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和个体收益显然不能表示以教育水平为主要标志的人力资本水平。
在过度教育情况下，由于部分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益没有达到预期的标准，必然产生对工作的不满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表现在日常的生产劳动中，比如对工作的满意度和成就感降低、情绪不稳定、怠工、旷工、不愿意参加培训、勤于跳槽等，从而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和对劳动生产率的不利影响。曾满超等专家对贝尔公司的实地调查资料表明，过度教育对工作的满足感有明显的负面影响，过度教育每增加一年，平均满足感就下降3.3％，工作满足感每增加1％，则公司产出增加2.53％。
（二）过度教育可能使高端就业市场产生柠檬效应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宾塞（Spence，1974）在他的劳动力市场模型中假定：个体接受教育的成本与能力成反比，一个人的能力越高，接受教育的成本越低，其最优教育程度就越高。实际上，在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中，这种假设未必完全合理，虽然低能力的人为完成高一级教育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即个人成本，但由于低能力者往往更难以谋求到一份与其教育水平相匹配的工作，即过度教育，其收益明显低于教育匹配情况下的收益。因此，低能力者接受更高一级教育的机会成本反而会低于高能力者、即教育匹配者，为了获得一份理想的工作，低能力者将更有可能选择放弃工作而继续接受教育，高能力者将更有可能安于当前比较理想的工作和收益而不愿意继续接受教育，使得学历作为个体能力的信号功能“失真”。
以我国当前的考研为例，据浙江大学的一项调查，在众多的考研者中，“出于对本专业的热爱，对学术研究的兴趣”而报考研究生的仅占15％，而“为了以后能获取一份更高报酬的工作”的占45.3％。可见，相当一部分考生是由于不满足当前的工作待遇和条件才报考。可以认为，与相同教育水平的同学相比，能力相对较低应该是这些人不能获得满意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一旦能力较低的毕业生进入到上一级就业市场，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上一级就业市场中低能力毕业生的比例上升。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雇主只能依据应聘者的学历进行选择，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和低能力毕业生比例上升的情况下，雇主将可能选择降低招聘员工的起薪，这时，高能力应聘者会因为不满足于较低的起薪而缺乏应聘的积极性，而低能力应聘者更愿意接受雇主给出的条件，就可能使得低能力应聘者的就业率高于高能力应聘者，在高端就业市场产生柠檬效应――“劣币驱除良币”现象，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三）过度教育不利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甚至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由于通过教育可以改善不利群体的就业能力和社会经济地位，因而教育也常常被赋予了促进社会公平和公正的神圣使命，只有公平、公正的社会才可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但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毕业生的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力将明显加大，那些希望通过高等教育改变自己不利处境的毕业生很可能受到打击。这是因为：（1）毕业生寻找工作的过程需要一定的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如果家庭条件较差，无力支付这些成本，则有可能使得这些大学毕业生不得不匆匆就业；（2）由于信息不对称，那些家庭背景优越的大学生，如干部子女，将能够从家长那里获得更多更有价值的就业信息和帮助；（3）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家庭背景优越的大学生，如果没有就业或者就业不理想，会选择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而家庭经济条件差的毕业生，很可能无力承担进一步学习的费用；（4）由于农村学生的社会阅历相对较差，性格相对保守，在越来越激烈的应聘竞争中可能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那些家庭背景相对较差的大学生，其过度教育发生率将大大高于家庭背景优越者，更有可能成为过度教育的牺牲品，这显然不利于贫困和不平等的减少或消除。
同时，知识失业、高知低就等过度教育现象的出现，还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当今，读书被认为是一种长远投资行为，高学历自然追求高回报。毕业后一旦找不到理想的工作，甚至失业，追求高质量的生活目标就会落空，其思想和态度就有可能转向激进，并且在一定条件下，正如伦斯基所指出的那样，成为发自下层的激进运动的支持者和同道，并为这种运动提供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下层阶级所不能提供的领导及其它资源。
三、结论
教育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对劳动者的知识水平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教育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仅依赖于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还要依赖于有效人力资本价值得以实现的社会、经济环境。过度教育的出现，使人力资本的有效性大大降低，不仅是对有限教育资源的浪费，也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过度教育现象应该引起我国教育学界和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尽快对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性过度”现状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估，加强社会经济发展对各层次、各专业人才需求的预测，加快教育结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的步伐，促进教育经济的协调发展，以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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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荆门职业技术学院）
作者：张 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