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医生论文范文第1篇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2月1日—2014年4月31日在上海市江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就诊的患者作为该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研究组和对照组,各70例。 研究组男性45例,女性25例,平均年龄(61.20 ±14.32) 岁,糖尿病平均病程(8.4±6.2)年。 对照组男性42例,女性28例,平均年龄( 62.1±13.23) 岁,糖尿病平均病程(9.0±7.4 )年。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1.2 管理方法
对照组不接受家庭医生糖尿病负责制干预,研究组接受家庭医生糖尿病负责制,具体如下。
1.2.1建立健康档案家庭医生在电脑上建立每例患者的糖尿病及相关实验室指标数据库, 用于每月对比分析治疗疗效。
1.2.2健康教育定期举办知识讲座及糖尿病健康咨询,重点讲解糖尿病的临床表现,急慢性并发症,饮食控制,运动疗法,药物应用,监测及血糖仪的使用;向患者分发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糖尿病健康手册,组织观看糖尿病知识宣传的视频节目。
1.2.3饮食教育 (1)医护人员帮助患者计算理想体重 ,根据患者日常活动量计算每日所需热量,制定饮食干预方法。 (2)对患者提供糖尿病饮食健康知识,讲解如何使用选择食物、设计食谱,根据患者每日血糖调整饮食。(3)定期向患者发放糖尿病的饮食教育资料 、帮助患者认识各种食物所含的热量、蛋白质。 (4)培养患者终身治疗糖尿病的信念,树立科学合理、持之以恒的治疗血糖的目标。
1.2.4社会支持社会支持是指由家庭成员、邻居和其他人提供的帮助。 家庭成员不仅对患者提供经济支持,还要予精神上获得安慰,使患者得到足够的关心、安慰和支持。
1.2.5调整药物治疗方案提供有效 、可行、经济的治疗方案,糖尿病治疗是系统的过程,糖尿病治疗要产生昂贵的费用,病人常难以坚持。 医生要采取简化的治疗方案,使方案简单、实施方便,有利于病人依从性的提高。
1.2.6加强随访护理以电话或家访的方式对患者进行随访,定期询问服药情况及血糖控制情况。 因为很多患者如果没有明显症状,很可能不会自觉与医生联系。 因此, 研究人员可以建立随访卡,并且让患者家属提醒患者随访,还可以在每次随访医患见面时设置下一个可达到的短期的治疗目标,有利于患者遵从治疗,积极地完成目标,提高患者药物治疗依从性。
1.3 评价标准
对比(1)研究组和对照组干预6个月后生化指标、体重指数。(2)两组患者糖尿病认知及健康生活行为的评分。 (3)研究组和对照组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率。
1.3.1生化指标主要项目有空腹血糖 ,糖化血红蛋白 ,甘油三脂,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血肌酐。
1.3.2糖尿病认知及健康生活行为参考文献标准,设计糖尿病认知及健康生活行为调查试卷(主要内容为糖尿病饮食、药物、并发症、治疗等方面构成),总分为100分。
1.3.3糖尿病并发症主要项目有视网膜病变 、 神经病变、心血管病变、肾脏病变、糖尿病病足等。
1.4 统计方法
将资料录入SPSS 13.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x±s)描述,使用Student's t检验。 两样本率的比较用 χ2检验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组和对照组干预 6 个月后生化指标 、体重指数对比
研究组干预6个月后生化指标及体重指数控制良好率上明显好于对照组,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糖尿病认知及健康生活行为的评分对比
研究组干预6个月后研究组的糖尿病认知及健康生活行为明显好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研究组和对照组糖尿病发生率对比
研究组和对照组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率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论
目前中国的糖尿病发病率高达9.6%,居世界第二。未来50年内糖尿病仍将是中国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中国已成为全球范围糖尿病增长最快的地区,并且成为世界糖尿病第一大国[1,2]。 糖尿病需要终身接受治疗,但遗憾的是,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糖尿病控制状况皆不容乐观,我国仅有1/4的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Hb A1c)达标(<6.5%)[3]。 有研究指出社区医师对糖尿病人的管理至关重要。
家庭医生责任制是以家庭医生为责任主体,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依托,以健康管理服务为主要工作内容的新型城乡基层医疗保健服务模式。 据目前文献报道,社区高血压的管理在家庭医生责任制的实施下提高了糖尿病的诊疗效果[4]。 社区是糖尿病健康教育和治疗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可以成为患者的交流平台,有利于患者间互通信息,互相支持,共同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 通过社区医生的健康教育能培养患者正确的态度,改善人们的健康行为来防治疾病,积极配合治疗,保证长期治疗并获得满意疗效。
综上所述,家庭医生责任制对控制糖尿病患者生化指标、体重指数,提高对糖尿病的认知有积极的作用。
摘要：目的 探析家庭医生糖尿病负责制对患者生化、体重指数及认知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4年2月1日—2014年4月31日该社区就诊的140例糖尿病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研究组(接受家庭医生糖尿病负责制治疗)和对照组(不接受干预)。对比(1)研究组和对照组干预6个月后生化指标、体重指数。(2)两组患者糖尿病认知及健康生活行为的评分。(3)研究组和对照组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研究组干预6个月后生化指标及体重指数控制良好率、糖尿病认知及健康生活行为评分、糖尿病并发症上明显好于对照组(P<0.05)。结论 家庭医生责任制对控制糖尿病患者生化指标、体重指数,提高对糖尿病的认知有积极的作用。
糖尿病医生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全科医生，可被称为社区居民的健康“守门人”，处在疾病防治的第一线，既是临床医生，又是城市社区与农村群众的“家庭医生”。通过在三级公立医院建设全科医生培训基地，从而形成以全科医生为主体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这样对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关键词】全科医生；三级医院；农村基本医疗
随着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地深入，社区和农村卫生服务已成为医疗改革最根本的目标之一。全科医生是对重大疾病要有准确判断，及时向上级医院转院，小病则在社区解决。作为城市社区、农村卫生服务和预防治疗的第一线的核心人员，既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又作为社区和农村群众的“家庭医生”。全科医生训练已经迫在眉睫。
1.全科医生培训基地建设背景
1.1 卫生事业发展面临形势
党的十八大曾指出，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必须加快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对医药卫生领域的服务需求有了更大提升，卫生资源的有限性和医疗服务需求快速增长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随着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各地社区与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不能满足社区与农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要。以温州市为例，主要表现如下：①供求不平衡，投入有限、总量不足，目前，全市千人床位数、医生数分别仅为2.62张、2.08人，在全省十一个地级市中位居倒数第二名；②发展不平衡，县乡基础薄弱；③布局不平衡，市区过度集中，急需调整各大医院的空间布局；④卫生资源配置结构不平衡，短缺和过剩并存。这些都是造成目前我市城乡居民“看病难”重要原因。
1.2 全科医生培训政策背景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曾做出“加快发展全科医学，培养全科医生”的重要决策。建立和健全城市和农村社区卫生人员培训制度，鼓励基层卫生人员参加学历教育，促进乡村医生的规范化，尽快实现基层卫生机构都具备合格的全科医生。
2.全科医生培训基地建设与加强基层基本医疗必要性分析
根据中国的卫生统计年鉴，我国大约6万名执业范围为全科医学的执业（助理）医师（占执业的医师总数的3.5%），远低于国际上30%到60%的平均水平。在我国农村地区，主要是中西部地区基层合格的医疗卫生人才更为短缺，甚至有部分乡镇卫生院无执业医师，24%乡镇卫生院没有中医类别执业医师。
其次，基层医疗卫生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在我国乡村医生大多学历不高，56.7%的乡村医生不具备报考国家执业（助理）医师考试资格。还有乡镇卫生院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卫技人员不到23%。社区服务中心的卫技人员高级职称数量不足4%。这就造成基层医生难以取得城乡居民的信任[1]。
全科医生培训基地建设必要性可以从以下体现：（1）强化临床技能教学，提升全科医生临床实践能力需要；（2）加强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加快卫生事业发展需要；（3）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水平，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需要；（4）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
3.三级甲等城市公立大医院建设全科医生培训基地实践探索
温州医科大学某附属医院是浙江省南部的医疗教学与科研中心，对浙江省的医学教育的发展与医学人才培养的质量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该医院属三级甲类医院，新院建成后医院核定床位3600张，预计开放床位可达4797张。医院科室齐全，设有53个临床诊疗中心和科室，8个医技科室，1个医科所，1个外科实验中心和1个内科实验中心。
3.1 托管医院全科医学概况
在该医院建设面向浙江省的全科医生临床培训基地建设项目，承担浙江省特别是医院所在地温州市全科医学规范化培训和全科医学转岗培训的任务。
医院现有6名负责全科医学理论课程的骨干师资，同时还拥有399名经过全科培训的全科医学指导老师，其中副高以上职称人数为254人。在2000年成为浙江省的全科医学临床培训基地，2005年正式成立全科医学科（除门诊外还拥有24张病床），2007年成为卫生部的全科医师培训试点基地（全国仅34家）。根据浙毕教办【2012】2号文件，现已与温州市鹿城区莲池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温州市瓯海区南白象街道卫生院、温州市龙湾区海城街道中心卫生院、瓯海区梧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永嘉县瓯北镇黄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社区实践基地，与温州市疾控中心建立专业公共卫生实践基地。同时承担定向培养本科层次医学生的全科教学培养任务。
3.2 医院全科医生培训基地建设的可行性分析
该院是浙江省南部医疗、教学与科研中心，对浙江省医学教育的发展与医学人才培养发挥着无可替代重要作用。
3.2.1 医院全科医生教学已取得多项成果。医院在2000年成为浙江省全科医学临床培训基地，2005年正式成立全科医学科（除门诊外还拥有24张病床），2007年成为卫生部的全科医师培训试点基地（全国仅34家）。2010年开始承担国家免费培养本科层次医学生的全科教学培养工作。2011年开始承担浙江省卫生厅的“浙江省全科医师骨干师资培训”任务[2]。
3.2.2 承担国家全科医生转岗培训、规范化培训任务和免费定向医学生实践培养任务。医院所属医科大学2012年招收国家免费定向全科医学本科生373人，这一批定向全科培养的本科生中仅温州地区的就有112人。加上同时还承担国家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和规范化培训任务，到2012年，医院全科基地已经培训的全科医生转岗培训人数约3800人，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人数约1500人。
3.2.3 临床技能模拟中心是医院规划建设的重点项目。医院非常重视临床技能教学平台建设，已在新院区预留一层面积约2300平方米的场地用于临床技能模拟中心建设，并通过进一步深化技能实践教学改革，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力争将临床技能模拟中心建设成为浙江省教学理念最先进、教学功能最齐全、教学培训面最广的全科医学临床培养模拟教育平台。
3.2.4 临床教学带教容量巨大。
医院在新院建成以后编制床位数达到3600张，而实际开放床位数在加上老院以后更是达到了4797张，已经远远超出卫技委对基地的总床位数≥1200张的要求，按照“日管理病床≥5张”的要求，理论上能最大容纳近960人，当然这其中要为其他普通专科医生培养及研究生培养保留部分床位。医院为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2015年门急诊量405万人次，其中急诊超15万人次。完全满足基地年急诊量≥8万人次及每名全科医生培训门诊工作日接诊20名以上患者，急诊工作日接诊15名以上患者的要求。
3.2.5 临床教学带教内容齐全、团队质量高。
医院拥有内、外、儿、妇、全科、急诊、中医、皮肤、眼、耳鼻咽喉、传染、精神、康复和临床心理咨询科等国家卫技委针对全科医生培训所需的所有科室。拥有6名全科医学理论课程的骨干师资。同时还拥有399名经过全科理念培训的全科医学指导老师，其中副高以上职称人数为254人。
3.2.6 协作社区实践基地多。
医院拥有浙江省卫生厅评审认定的5家基层实践基地（南白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莲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梧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黄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地区分布散既有闹市区的、也有郊区城乡结合部的还有乡村县城的，种类齐全，从一级到二甲等级都有，基层实践基地的指导教师均受过全科医学培训，精于业务还能带教。同时还拥有1家专业公共卫生实践基地，即温州市疾控中心。
3.3 建筑规模与内容实践
3.3.1 招生规模
按照所属医科大学每年招收全科本科生300余人，其中100余人为温州地区，同时结合我院向社会招收的全科培训生，以及基层医院进入全科规培人员等等，初步估计全科培养的规模最大为每年招生200人，每生培训期为三年，故正常运行情况下总共需要600人的容纳规模。
3.3.2 临床技能模拟训练中心
临床技能模拟训练中心考虑将新院区的医技楼进行改造，建筑面积约2300平方米，用于全科医师的临床基本技能培训与考核，同时为住院医师、护理人员、研究生、本科生等人员提供培训与考核。主要包括以下训练室：
①模拟诊室。按医院诊室场景设置诊台、诊察床、阅片灯、电脑、临床查体工具等，同时配备多媒体监控系统。
②院前急救训练室。配置ACLS高级心肺复苏组合、复苏安妮、气管插管模型、呼吸机、除颤仪等。
③急重症监护室。配置高级心肺复苏组合、全身型智能型综合模拟人、触摸屏心电监护显示仪（彩显）、动力系统、气体调节装置及管道、呼吸机、除颤仪等。
④模拟手术室。按照医院手术室布局与配置，内设男女更衣室、洗手室、器械准备室、手术室及监控评估室等，配置有腔镜模拟系统、麻醉机、呼吸机、心电监护仪等。
⑤模拟标准护理病房。病房内配置高级护理模型、各种护理操作模型以及诊察床等。
⑥模拟产房。包括模拟分娩室、消毒更衣室，配置有高级产科模拟人、胎心监护仪、产科常用模型等。
⑦模拟儿童病房。模拟临床儿科病房，配置有高级儿童模拟人、小儿窒息抢救模型、小儿骨穿模型、小儿腰穿模型等。用于培训全科医师的儿科常用临床技能训练与考核。
⑧综合技能训练室。设置2-3个综合技能训练室，分别配置腰椎穿刺、骨穿、腹穿、胸穿、动、静脉穿刺、环甲膜穿刺、阴道后穹隆穿刺、妇检、诊刮、耳鼻咽喉科检查等操作模型。
⑨外科基本技能训练室。配置外科多功能训练模型、乳房检查模型、缝合腿、缝合手臂、无张力打结器、创伤模型、拔甲模型、开腹关腹训练模型等。
⑩临床信息/PACS实验室。配置32台计算机，设立局域网，收集与开发各种临床教学病例及各种教学视频，用于全科医师的临床思维训练、临床辅助检查诊断，全面提高学员的临床技能。
3.3.3 教学用房
在病房、门诊、医技楼的各个科室均设置示教室，示教室规模视各个科室实际需要和具体情况进行确定。其中病房设置78个示教室，使用面积为3308m2；门诊设置26个示教室，使用面积为1693m2；医技楼设置14个示教室，使用面积为815m2；所有示教室使用面积合计为5816m2，按照0.6的建筑平面利用系数，教学用房建筑面积总计9693m2。
示教室配备有电脑、多媒体、教学电视片、模型、标本、挂图、黑板、换药盘、消毒盘、各种穿刺包、检查床、桌、椅等教学用具。
3.3.4 学员宿舍
学员宿舍以现有新院的医护值班楼为基础进行改造，建筑面积约为5124m2，按照住宿面积14.4m2/人，可356名全科培训学员入住，按照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的建设规模，仍缺少244名全科培训学员的住宿面积，约为3516m2，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在运行第一年仅有当年招收的200名学员入住。
4.全科医生培训基地建设的社会效益与意义
建设全科医生培训基地并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而是产生长期、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培训基地投入使用后，对城市社区和农村卫生服务人才培养极为有利，保障区域广大民众的身心健康，具有十分显著的社会效益。主要有：
4.1通过全科医师临床培训基地，从而改善培训卫生人才队伍的建设的条件，这将有助于提高整个城市的基层卫生工作人员和服务水平的整体素质，促进当地的医疗卫生服务的有效发展。
4.2提高城乡医疗服务体系的现代化步伐，提高地区医院的整体服务能力，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3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区域和积极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解决基层“看病难，看病贵”的重大意义的问题[3]。
综上所述，通过由综合实力较强的三级甲等公立医院，来建设全科医生的培训基地，既是加强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的需要；也是提高城市社区与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需要；同时更是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
参考文献
[1]余红星.“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原因与对策研究[D].广州：中山大学，2011：38.
[2]侯宁健.三级公立医院改革与加强农村基本医疗 [J].医学与社会，2011（5）：63-64.
[3]戴卫东.病有所医不再遥远——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J].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4-35.
作者简介
侯宁健（1978—）男，浙江温州人，硕士，研究方向：卫生管理。
基金项目
1、温州市科技局项目“温州市公立医院改革与支援农村基本医疗对策研究”，项目编号：R20140066；
2、浙江省医院协会项目“三级公立医院改革与支援农村基本医疗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2ZHA—KEB316。
糖尿病医生论文范文第3篇
1 全科医学与临床医学的范畴各异
1.1 全科医学研究范畴 全科医学是以健康为中心。以所有社区居民为对象，以家庭为单位。以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为导向，强调提供综合卫生服务为特点的一门临床二级学科，以解决社区居民主要健康问题，满足基本卫生需求为目的，融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基本医疗为一体的有效、经济、安全、方便、综合、连续性的基本卫生服务。
1.2 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医学研究范畴 把人的机体分解为各个区块和若干个组织器官，用局部的、个体的、细胞的、分子的方法、观点来观察疾病，以疾病为主要研究领域，关注的是已病的个体如何恢复健康，更关心患者身上的病而不是一个社会人，对已发生了疾病的患者身上的病加以施治。以恢复某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己任，对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如何防控往往显得被动无力。
2 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的区别
2.1 全科医生的工作范围 服务人口较少而稳定，为居民解决社区主要常见健康问题，为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经济、有效、连续、综合、适宜技术的卫生服务，注重于人、伦理生命的质量和患者的需求，为社区所有居民服务，以满足患者基本卫生需求为目标。以维护患者的最佳利益为准则。
2.2 专科医生的工作范围 服务人口多而流动性强，处理疑难重症，应用高新技术，价格昂贵，只为就诊的患者服务，注重于疾病的病理诊断和治疗，提供片断的专科服务。根据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的异同，全科医生应发挥桥梁作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全科医生应主动与专科医生联系，利用双向转诊与专科医生互动，全科医生应亲自介绍患者到指定专科医生处应诊，利用义诊机会请专科医生参加。扩大专科医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利用健康教育的契机请专科医生授课，专科医生直接零距离与患者互动。实行开放式问诊，收到很好的效果。使上级医院的专科医生为患者服务的连续性得以延续，全科医生应在居民中间经常宣传上级综合医院诊疗范围和特色医疗，供患者自由选择。
3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全科医生在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中的协调作用
医学的最大目的应是如何保持健康，而不是单纯治病，医学必须从单纯研究疾病转到也研究健康上来。发展全科医学和社区卫生服务是弥补多年来疾病治疗(临床医学)、疾病预防(公共卫生)之间脱节的最佳选择和最好办法，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全科医生应广泛与社区居民、患者、社区行政管理干部、上级综合医院的专科医师进行联系，保持医疗信息互通，医疗资源共享，把上级综合医院的医疗特色介绍给社区居民和患者，使他们不盲就医，综合医院把适合自己特色的患者收上来，以人为本，人性化服务，在社区卫生服务和从事全科医学的全科医生将是弥补临床医学与公共卫生之间的裂痕使者，使其协调发展。
4 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的互动作用
4.1 双向转诊 利用上转诊单向专科医生介绍患者与病情，以利于专科医生尽快做出诊疗计划。当疾病治愈或稳定好转出院时，专科医生应将回社区的患者以下转单的形式通知全科医生，以便全科医生对慢性患者的后续管理。
4.2 走访住院患者 患者入院后全科医生宜主动探视、了解病情进展情况，并与专科医生沟通，向专科医生介绍患者对住院的要求，如诊疗、护理是否满意。根据患者的经济状况，请专科医生制定切实可行的与其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的治疗方案。根据心理状况有针对性的使患者心态保持健康、配合治疗，尽早痊愈。康复出院时，全科医生应征求专科医生的意见，以便回社区后进一步管理。
糖尿病医生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民事死亡社会死亡社会瘫痪民事禁止剥夺权利
一、引言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臧克家的上述诗句罗列了作为自然事实的死亡与作为法律事实的死亡背离的两种可能：其一，自然事实是活着，法律事实却是死了；其二，自然事实是死了，法律事实是活着。罗马人是穿越于两种意义上的死亡的大师。就第二种穿越而言，可以举I.1，25pr.为例。按罗马法，在罗马有3个、在意大利有4个、在行省有5个生存的子女的人，可以豁免监护义务。如果其中一个子女战死，则视为仍然活着，可以充其父亲豁免监护他人子女义务的自己子女之数。〔1 〕以此优待烈士家属。
第二种穿越在这里只被用来辅证利用生存或死亡的拟制来贯彻一定的立法政策的可能性，它体现了生存的拟制。笔者的研究对象是死的拟制。这样的研究是否完全出于好古，因而脱离中国现实呢？非也！试以两个真实的案例证明此种假设之非。
其一，果某等诉李x2法定继承纠纷案[（2013）大民初字第13059号]。其中，原告果某的女儿果怡萍与被告李x2于2003年结婚。2011年，李x2杀害果怡萍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两人生有子女李x1并共有一住房。原告要求继承，但李x1和李x2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双方涉讼，最后法院判决李x2取得上述住房并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和李x1支付遗产折价补偿款45060元。〔2 〕本案被告李x2在服刑期间应诉并胜诉，而且还要在服刑中支付遗产折价补偿款，跟狱外人了无区别，而在国外的立法（例如《意大利刑法典》第32条）中，被判无期徒刑都同时被判法定禁治产，受刑人没有应诉权。
其二，罗日江与罗日海返还原物纠纷上诉案[（2010）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372号]。其中，原告罗日江已移民定居加拿大多年，在国内却还享有穗郊字第142723号《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记载的宅基地使用权，此等土地上建有43.7平方米的平房。罗日海为罗日江的胞兄，在其弟弟移民加拿大后将此等平房拆除，另建两栋楼房出租获益。2008年，罗日江起诉罗日海要求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此案的问题在于，罗日江已是加拿大人，他能否有权主张只有中国村民才能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换言之，加入外国籍是否意味着不能再享有中国人享有的民事权利？但本案的审理法院尽管考虑到了这一情况，但未直接执行中国法的这一规定驳回罗日江的诉求，而且把主要精力关注于证据问题，未免抓小放大。
上述两个案例，分别涉及因判罪的和因移民的民事死亡，由于我国缺乏对民事死亡的研究，立法司法上无法应对，对这两个案件的处理都有所不妥。所以，民事死亡在当下的中国是一个实践问题。
民事死亡就是把活着的人拟制为已经死亡，是解除生物人与法律人的合一性把某些人还原为生物人的制度。分为因受重罪判处、出家和归化外国等三种。其后果包括丧失公权和丧失私权两种。
由于篇幅限制，这里只研究因受重罪判处和归化外国两种原因导致的民事死亡。因出家导致的民事死亡，笔者将另文研究之。
在国内，点到“民事死亡”术语的文献有59篇，这是2015年2月22日笔者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检索所得的数字，但以“题名”和“主题”检索，则一篇文献也无，只有笔者的《民法哲学》中有一目论及。〔3 〕但民事死亡问题的重要性与研究的寡少显然不成比例。它对于国人来说绝非故纸堆里的问题，而是具有极大的现实性。首先，我国实在法中存在着民事死亡的子制度但未从理论高度得到言说。例如，刑法中的剥夺政治权利和民法中的失权就是如此；其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海外移民日渐增多，甚至发生了一些叛逃事件，这些移出者以及叛逃者与母国的公法和私法上的关系属于民事死亡制度的问题，它也未在我国得到充分的研究，由此发生了一些叛逃者（例如胡娜、黄西）招摇回中国，没有受到应有歧视的不幸事件，等等。总之，研究民事死亡制度，或可为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方案。
在国外，民事死亡是一个热门论题。最早在这一领域写专著的是法国学者Francois Richer，他于1755年出版了《民事死亡论》。继之，法国学者A.T.Desquiron在1822年出版了《法国的民事死亡》。1843年，A.Renaud在巴黎出版了《法国由于法院判处的民事死亡：其起源及其发展》。在19世纪，民事死亡是总计7位教授的就职演说的题目。Henricus Joannes van Affelen van Oorde在1817年做此事；Henricus Ernestus van Panhuy在1820年做此事；Ludw.-Paul Beeckman和Guillelmus Josephus Deys分别在1821年做此事；Servatius Felix Hardy和U.A.Evertsz分别在1822年做此事；Antonius Brugmans在1824年做此事。〔4 〕人数之多证明这个题目在当时的热度。他们的国籍杂多也证明了这个题目的国际性。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引人注目地规定了民事死亡制度，由此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不过，这些基本同名的论文侧重点各有不同。例如，Brugmans的论文侧重研究从罗马法至《法国民法典》之前的中世纪法中的民事死亡制度，而Guillelmus Josephus Deys的论文侧重研究比利时现行法中的民事死亡，而Servatius Felix Hardy的论文则侧重研究民事死亡对于婚姻的影响。
在就职论文之外，1823年，意大利学者Antonio Ascona出版了其《论民事死亡及其效力》。1831年，瑞士学者Pierre Charles Schaub在日内瓦出版了《民事死亡论》。到了20世纪，对民事死亡的研究不衰。1910年，Prinz Emil Von 1937年， José L. Larraín Errzuriz出版了其《论民事死亡》。同年，不知名的美国学者在《哈佛法律评论》第50卷上发表了《民事死亡立法：现代世界中的中世纪拟制》一文探讨了英美法系中的民事死亡问题。1944年，瑞士学者Verena Hubmann出版了《死亡的形象：论民事死亡及其在法国法上的废除以及它在伏特州和伐累州的复制》，该书的名字就表明民事死亡制度在瑞士两个州的存在。1966年，F.Weithase在柏林出版了《论作为一种刑罚的民事死亡》。1969年，Brigitte Borgmann在《共同法》杂志上发表了《民事死亡：中世纪形成的概念及其在现代法国法中的存留》，该文显然强调民事死亡是一个中世纪人打造的概念。1990年，John William Corrington， Joyce H. Corrington出版了《民事死亡》。2012年，В.Н. Захватаев在莫斯科出版了《再论根据〈拿破仑法典〉适用于法国的民事死亡》，作为《拿破仑法典》一书的一部分。
以上只列举了题名中包括“民事死亡”字样的西文文献，不包括此等字样的文献还有不少。因为民事死亡在不同的西方语言中还有别样的表达。例如，英文中的attainder和disenfranchisment，西班牙文中的interdiccion civil，德语中的Entmündingung，等等。为了节省篇幅，笔者不再列举它们，但在正文中可能援引它们。
民事死亡的本质是剥夺被判罪者、归化外国者的公法上和私法上的能力，一经剥夺，被剥夺者与未被剥夺者就在能力上不平等，所以，民事死亡制度的潜台词是不平等。
二、民事死亡制度的起源和发展
（一）罗马法中的民事死亡
研究者往往把因判罪的民事死亡制度的历史追溯到希腊。例如，法国学者A.T.Desquiron就认为雅典曾判处米太亚德、苏格拉底和富基翁民事死亡。斯巴达曾对Acheens适用民事死亡。〔5 〕Desquiron把民事死亡与宣布为公敌相等同，故作出上述结论。宣布为公敌制度的适用对象是危害国家的犯罪人，适用效果是撤销被宣告为公敌者的公职，剥夺其公民权，放逐法外，没收财产。〔6 〕美国学者Alec C. Ewald也把民事死亡制度的历史追溯到古希腊，但把它与破廉耻相等同。谓：在古希腊，被宣布破廉耻的罪犯不得在法院出庭，不得在人民大会投票，不得公开演讲，不得服兵役。〔7 〕两者承认民事死亡起源于古希腊无争议（实际上，这两种制度的处罚烈度是不一样的，宣布为公敌等于死亡，破廉耻并无夺人性命的旨趣），争议在于起源于希腊的何种制度。此等争议揭示了民事死亡问题本身的复杂：它混杂着名誉刑的因素和剥夺公民权的因素。名誉刑的理解不无道理：把一个人弄得虽生犹死，这当然是一种羞辱人的拟制。
谈论民事死亡的希腊起源似乎有些勉强，但谈论这一制度的罗马起源就理直气壮了。把民事死亡与判罪和移民联系起来的做法，在罗马法中早就有了。
首先，让我们来看判罪作为民事死亡的原因。从刑罚的角度看，受禁绝水火刑判决、受放逐小岛刑判决和罚为奴隶导致民事死亡。
禁绝水火就是放逐刑的别名。受刑者必须在卡皮托尔山（朱庇特神庙的所在地）以外500罗马里（1罗马里等于1英里）的地方活动，如果在这一区域内被发现，必须被处死，任何供给他食物和眠床的人都必须受死刑。〔8 〕公元前78年的《关于暴力罪的普劳求斯法》允许被判刑人选择适用禁绝水火刑以免于执行死刑，〔9 〕从此，它是对死刑的取代，因此可称为假死刑。盖尤斯在其《法学阶梯》1，128中说：被禁绝水火的人丧失了罗马市民权，他被以此种方式从罗马市民的行列中开除，如同已经死亡。〔10 〕非独此也，受禁绝水火者还要丧失全部财产。禁绝水火刑首先适用于如下公罪：伪造罪、贪污罪、渎神罪、公共暴力罪、非法结社罪、杀亲罪等；其次适用于如下私罪：用武力侵夺不动产；在发生火灾时搬走建筑材料之外的物，〔11 〕等等。
放逐小岛是在图拉真（Traianus，98-117年）皇帝之后用来取代禁绝水火刑的刑罚。〔12 〕它意味着受判处者要居住于一个小岛上或沙漠中的绿洲上。这种放逐是无期的。放逐小岛刑适用于宗教异端罪（如摩尼教徒、基督徒改宗犹太教者）、〔13 〕妻子遗弃丈夫罪；通奸罪；监护人侵犯被监护人的贞操罪、侵辱罪、选举舞弊罪、损害公共引水道罪等。
如果说禁绝水火和放逐小岛都只导致受刑者的市民权丧失，发生人格中减等，则罚为奴隶导致受刑人的自由权丧失，由此丧失市民权和家族权，发生人格大减等。被罚作奴隶的犯罪有如下列：拒绝接受国势调查者、〔14 〕拐带人口罪者，身份高尚的，要罚作矿坑苦役，服矿坑苦役就是当公奴。适用它的罪名还有盗墓罪、劫掠牲畜罪等。逃避兵役的人也要降格为奴隶，〔15 〕等等。
上述三种刑罚的一个共同点是剥夺受刑人的市民权，此等权利的剥夺将导致只具有市民身份的人才能享有的市民法上的权利的丧失。这些权利是：1.交易权，即从事财产性的法律行为的能力；2.通婚权，即从事人身性的法律行为的能力；3.遗嘱能力，即订立遗嘱处分自己财产的能力和根据他人遗嘱取得财产的能力；4.作证能力，即自己为他人的法律行为作证并召请他人为自己的法律行为作证的能力；5.投票权，即选举权；6.担任公职权，即被选举权；7.向人民的申诉权，即在市民遭受长官的死刑或鞭打判处后要求百人团会议重审的权利；8.从军权。这八种权利公私兼备，前三种为私法性的，后五种为公法性的。〔16 〕
其次，让我们看移民作为民事死亡的原因。移民的法律术语是Exilium。该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17 〕这里只说它作为移民法术语在共和时期的含义。罗马与一些盟国间订有条约，其中包括迁徙自由的条款。但罗马又不承认双重国籍，所以，移居外邦的人取得当地市民权的，即丧失罗马市民权。未取得当地市民权的，即成为无国籍人。丧失罗马市民权的人，如果移居的是拉丁城邦，则保留交易权和通婚权，但丧失家父权、法定继承权。〔18 〕其权利丧失的范围与维斯塔贞女一样。所以，移民的民事死亡并非完全死亡，而是部分死亡。
顺便指出，罗马人移民前似乎有一个清算程序，即了结在母国的债权债务和其他财产关系的程序。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债务，移民要指定保证人代他承担责任，因为他在争议时不可能出庭。〔19 〕
（二）中世纪人对民事死亡概念的打造和制度化
尽管罗马法有具备民事死亡内容的制度，却无民事死亡的专门术语。但罗马人留下了一些包含民事死亡意思的只言片语，所以，它们成为中世纪的法学家打造的专门民事死亡术语的素材。
盖尤斯除了在其上引《法学阶梯》1，128中说过包含民事死亡意思的话以外，还在3，153中说：“合伙也因人格减等而解散，因为，从民事的角度看，人格减等等同于死亡。” 〔20 〕这个法言从自然死亡出发谈人格减等的法律效果，让人得出存在一种民事死亡的结论，但离形成民事死亡的概念还差“最后一里路”。
另外，帕比尼安在其《解答集》第11卷中讨论了关于死时要式口约的规则是否适用于债务人被放逐小岛情形的问题（D.45，1，121，2）。“你允诺在你死亡之时偿付吗？如果债务人被放逐小岛，要式口约只有在他死亡时生效”。〔21 〕死时要式口约是约定在当事人死亡之时给付的要式口约，罗马法自古将这种要式口约定为有效。这样安排，可能因为考虑到订约人的继承人可以继续合同关系。〔22 〕但债务人被放逐小岛，能否视为他死亡让合同生效呢？帕比尼安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原因在于他只承认自然死亡是死亡，但他在上述法言中触碰到了民事死亡问题。
最后，保罗在其《告示评注》第32卷中说：“我们已说过合伙也因没收而解散。此语只涉及没收全部财产的情形。如果合伙成员的财产被没收，且某人继承了其地位，他被认为已经死亡。”（D.17，2，65，12） 〔23 〕根据西班牙学者Pedro Gómez de la Serna的研究，〔24 〕保罗的这一法言被优士丁尼《法学阶梯》3，25，7采用，形成如下文字：合伙显然也因没收而解散，不消说，这是一个合伙人的概括财产被没收的情况。事实上，由于他人继承了其地位，他被认为已近于死亡。〔25 〕
以上是罗马人暗用民事死亡的概念描述受重刑判处者的法律情势的实践。前引优士丁尼的第22条新律第五章也暗用同样的术语描述皈依之僧侣的法律情势。
以上述法言为基础，中世纪法学家们开展了注释。12世纪末左右的注释法学家Pillius在其《安息日问题集》一书中针对上述D.45，1，121，2发表这样的评论：“这一法言是针对自然死亡而非针对民事死亡做出的。那么，在被杀、被绞死或在其他非自然死亡的情形还会发生什么？” 〔26 〕此语把帕比尼安提到的放逐小岛的情形抽象为与自然死亡对应的民事死亡，并添加了被判死刑等作为导致民事死亡的另一原因，由此设想民事死亡像自然死亡一样对合同条件成就的影响。在这一评论中，民事死亡的概念已呼之欲出了，这是对罗马人留下的思想遗产的发挥和发展。
在Pillius工作的基础上，阿佐（Azo，兴盛于1550—1230年）进一步努力，在其《金子般的短论集》中打造了民事死亡的术语。该书设有“民事死亡研究”一节，其中研究了罗马法原始文献中具有民事死亡意味的情形。其中一个情形是上列优士丁尼《法学阶梯》3，25，7包含的。他如此分析道：“对于合伙之诉来说，民事死亡因放逐或人格大减等构成。民事死亡在许多情形都导致自然死亡的结果。在提到死亡的合同和其他文件中，当事人只提到了自然死亡未提到民事死亡的，法律推定他们也考虑到了民事死亡。” 〔27 〕在此语中，阿佐把死亡作为属概念，把自然死亡和民事死亡作为它的两个种，赋予两种死亡以同样的法律效果，并推定只考虑到自然死亡的当事人也考虑到了民事死亡。由此，民事死亡的概念达到成熟。后来，人们不断增加民事死亡的效力，例如丧失家父权，等等。
富有意味的是，中世纪法学家都是从民法的角度研究民事死亡，考虑的是刑事制裁的民法效果，而非从公法的角度研究这一制度。
学说转化为立法的过程很快。此等转化遵循两个途径。
其一，刑法的途径，即把民事死亡理解为一种刑罚运用之。典型的例子是法国的民事死亡立法的先祖路易九世（1214-1270年）于1270年颁布的条例，其中规定了“流放到公开市场”的制裁，它被现代学者认为就是民事死亡。〔28 〕
其二，民法的途径，即规定民事死亡的民法效果。典型的例子是西班牙于1265年颁布的《七章律》，其第四章（婚姻与人）第18题第2条把民事死亡规定为消灭家父权的原因之一。大意谓：民事死亡像自然死亡一样消灭家父权。而民事死亡的方式有奴役刑，也就是被判在国王的工程里或矿山劳动；还有放逐刑，也就是被永久放逐小岛；最后有因犯罪被没收全部财产。民事死亡者不能立遗嘱，已经立了的也无效。〔29 〕
那么，中世纪的法律是否在移民法领域适用民事死亡呢？由于资料有限，难以一概而论。就重要的移民输出地皮埃蒙特而言，似乎对移民并不适用民事死亡，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奥托三世（980-1002年）授予商人和银行家在欧洲的主要集市商店和银行的特权。1037年7月18日，Oberto主教获得了康拉德二世（990-1039年）的授权：有手艺的公民自由来去他们想去的地方。依靠这些授权，皮埃蒙特的银行家在西班牙开展业务，甚至取得当地的公民权。〔30 〕皇帝们对皮埃蒙特的技术移民实行如此宽松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搞活神圣罗马帝国的经济，采用的是中央的视角，但从皮埃蒙特自己的角度看，这样的移民掏空了自己的人才和资本，不排除它对此等移民采取限制政策的可能。由此来看，皮埃蒙特的银行家取得了西班牙的国籍后，他们能否保留自己原来的国籍也是个问题。这不仅因为皮埃蒙特的嫉妒，还因为要同时效忠两个国家往往会超过一个人拥有的资源量。
三、近现代法中的因判罪的民事死亡
（一）法国及受其影响的国家
《法国民法典》的主要学术来源之一Robert-Joseph Pothier（1699-1772年）告诉我们，在亨利二世（1519-1559年）之前法国无民事死亡制度。1549年6月2日，他作出了一个著名的判决即：民事死亡并不导致开启先取遗嘱，只有自然死亡如此。〔31 〕这个判决表明在它之前就存在民事死亡制度，但可能仅仅采取习惯法的形式。同一国王于1556年颁布的条例就把民事死亡成文法化了。它对被幽禁于王国某处的和被永久驱逐出境者判处民事死亡。〔32 〕另外，路易十四（1638-1715年）的一个条例规定把胡格诺教徒移民外国者视为在民事上已死亡。〔33 〕这一法律被1793年3月28日颁布的法律重申，打击对象是在1789年7月14日后离开法国领土的人。〔34 〕这些规定具有打击异端的考虑。事实上，路易十四的祖父亨利四世于1598年颁布的《南特告示》承认胡格诺教的合法地位，但路易十四在1685年颁布《枫丹白露告示》推翻了这一告示，引发了胡格诺教徒移民国外的浪潮，有21至90万胡格诺教徒移民国外，他们大多是手工业者，属于人才。路易十四痛恨他们离弃法国，故给予他们民事死亡的处罚。尽管如此，这些规定遵循了自罗马法以来把公民身份作为诸种民事权利的载体的理路，一旦失去此等载体，一切民事权利归零。继之，路易十四在1670年8月26日的《刑事条例》第29条规定：被缺席判处死刑者、被判处终身强制劳动、被判处终身放逐于王国之外者，死亡5年而无代理人者或此等代理人是囚犯者，自缺席判决作出之日起视为民事死亡。〔35 〕至此，法国法中因判罪的和因移民的民事死亡制度都已齐备。
1751年的《巴伐利亚刑法典》第7条以不用民事死亡术语的方式规定了民事死亡，其辞曰：死刑包括终身监禁、被驱逐出帝国、被剥夺公民权三种，它们具有同样的效力。〔36 〕此条规定的三种情形并不剥夺人的生命，但被称为死刑，显然采用民事死亡的含义。
1776年，沙俄以剥夺权利刑取代了彼得一世时期有的针对海盗的放逐法外刑。新的刑罚是限制受刑人的一些权利能力，但不全部剥夺之。〔37 〕这样的处置被认为是民事死亡的俄国形式。
上述规定，构成1804年《法国民法典》和1810年《法国刑法典》关于民事死亡的规定的先驱。前者第23条规定：受死刑宣告者，也发生民事死亡。〔38 〕第28条规定：缺席受刑人，在5年内，或迄至其到案或在此期间被捕为止，一律剥夺其民事权利的行使。其财产的管理与其权利的行使与不在人同。〔39 〕后者的第18条规定：判处终身强制劳动、判处放逐，导致民事死亡。〔40 〕按这一刑法典，帮助越狱的卫兵和司机（第234条）、暴力抢劫犯（第382条）会被判处终身强制劳动。判处放逐的罪人有向敌人呈交要塞图纸等机密但未谋取利益或使用诈欺、暴力手段者（第82条第2款）、军民团体或其首领聚会反对适用法律或拒绝执行政府命令的行为人或煽动者（第124条）。由此看来，导致民事死亡的刑罚和罪名都不多，因而民事死亡的发生机会并不大。但因一些军职罪受判的，也可导致民事死亡。〔41 〕
民事死亡同时具有公法上的效力和私法上的效力。关于其公法效力，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无明文，但其第48条规定：判处矫正刑的法院，在某些情形，可禁止受刑人行使如下公权、私权和家庭权：1.投票表决权；2.被选举权；3.被召或被任命为陪审员或其他公职以及受雇于国家机关权；4.携带武器权；5.在家庭决定中的投票权；6.作为监护人或保佐人之权利，但可以担任自己子女之监护人或保佐人；7.在诉讼中作为专家证人权和证人权；8.在审判中提供证言权，单纯的声明除外。〔42 〕按照学者对民事死亡的公法效果的解释，受判处者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得佩戴荣誉标志；不得携带武器；不得参加国民卫队；不得在法国军队服役；不得开设学校或当老师；不得以教授、老师或督导的资格受雇于任何教育机构；不得担任陪审员、专家证人、仲裁员、不得在诉讼中当证人；不得向法院提供证言；不得参加任何家庭会议；不得担任监护人、保佐人。〔43 〕比较两者，可认为第48条基本上是关于民事死亡的公法效力的规定，但又不完全如此，因为不包括不得开设学校或当老师等权利。
另外，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第28条还规定了被判其应受刑罚未达到民事死亡程度之罪行者的民事禁止（这是用今天的术语称谓）。其辞曰：1.被判处有期强制劳动者、流放者、牢房监禁者，永远不得担任陪审员、专家证人、也不得在诉讼中用作证人，也不得出庭，提供简单情况说明的情形除外；2.不得担任监护人和保佐人，但可以担任自己子女的监护人并仅通知其家人；3.剥夺其持有武器权以及在帝国军队服役的权利。〔44 〕此条规定的被判处者的法律情势不能用死亡形容，可以用“瘫痪”或“麻痹”形容，也就是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当然，这是笔者的说法。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第34条对此的正式定性是公民资格减等，谓：公权的减等体现为解任或排除受判者担任一切公职并受一切公共雇佣，并体现为剥夺第28条规定的一切权利。〔45 〕对比该法第48条的规定，可发现此条少剥夺了受刑人一些权利，例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样，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就留给我们能力剥夺刑的完全剥夺与部分剥夺的双轨制，后者为将来要废除民事死亡制度的立法者提供了替代品。
关于民事死亡的私法效力，按《法国民法典》第25条的规定，受刑人：1.丧失对全部财产的所有权，但此等财产并非被没收，而是由其继承人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继承；2.丧失继承他人的能力；3.丧失以生前赠与或遗嘱的方式处分其财产的全部或部分的能力，也不能以赠与或遗赠的名义受领财产，但出于扶养原因的除外；4.丧失监护方面的能力；5.丧失作证能力；6.丧失诉讼能力，不能为诉讼中的原告或被告；7.丧失缔结婚姻的能力；8.已有的婚姻消灭。〔46 〕但在由教会法调整婚姻关系的国家，民事死亡并不导致婚姻解除。〔47 〕显然，法国立法者完全按罗马人的一切民事权利附属于国籍的理路进行了上述规定。尽管如此，法国立法者允许受民事死亡者保留一切源于自然法和万民法的权利，诸如：有偿购买权、占有权、经商权、破产时的缔结和解协议权、免债权和接受免债权、因时效取得权以及因时效脱责权。〔4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拿破仑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按照上述规定应遭受过民事死亡。如果这一推断为真，这是继商鞅以后的第二个作法自毙案例。
受法国的影响如下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也规定了民事死亡制度：
比利时直接适用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直到1867年，所以，把法国民事死亡制度带了进来。但该国1867年的刑法典未规定民事死亡，其第31条等条文规定了永久禁止行使某些权利作为民事死亡制度的替代。〔49 〕
1808年的《巴登邦法》第30条规定了受缺席审判者的民事死亡。第1452条规定了自然死亡和民事死亡作为解除婚姻的理由。〔50 〕
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邦法》本来未规定民事死亡，但其1821年的新版第二编第2题第四节第270条对此作了规定，这显然是受到了《法国民法典》的影响。其辞曰：“通过父亲的民事死亡或自然死亡，取得已终结的家父权中的权利和义务。” 〔51 〕
1813年的《巴伐利亚王国刑法典》第7条规定，被判处戴重镣劳动导致民事死亡。〔52 〕后文将述及，这一规定被传播到了同时代的希腊。
1823年的瑞士《伏特州民法典》第一编第一题第二章的标题是“因判处民事死亡剥夺民事权利”，包含第10条至第12条，规定判处民事死亡者被视为无遗嘱而死。受判者唯一可以实施的民事行为是接受以扶养名义所为的给付。〔53 〕
1846年的瑞士《伐累州民法典》并不采用民事死亡的术语。其第16条规定了归化外国的伐累公民被剥夺政治权利和民商事权利，这构成现代民法典中不多的一个因为移民民事死亡的例子。第21条规定，只有承受了按刑法典的规定的方式和情形作出的判决的人，才被剥夺民事权利的享有。〔54 〕这一规定明显采取限制民事死亡之适用的立场。有意思的是，在紧接着的第22条，规定了被判死刑者的剥夺民事权利，大致把《法国民法典》第25条的规定重复了一遍。也就是说，把《法国民法典》赋予民事死亡者的效果赋予了物理死亡者。物理死亡者人死灯灭，用得着剥夺民事权利吗？所以笔者认为这个规定有意思。
1838年的《撒丁王国民法典》第43至59条规定了丧失民事权利制度。规定判处死刑者丧失如下民事权利：财产所有权和处分权、继承他人权、接受生因和死因赠与权，但扶养性的赠与除外、赠与他人财产权、家父权和对妻子行为的批准或同意权、担任监护人和保佐人权、作证权、起诉权和应诉权。〔55 〕这些规定不冠以民事死亡的名称，却有其实质。它们不涉及对受刑人政治权利的剥夺，也不涉及神职人员的民事死亡。
1848年的《两西西里王国民法典》也不采用民事死亡的术语，而采用“剥夺民事权利”的表达。第一种情形是“因丧失国民资格而剥夺民事权利”（第20至25条），也就是移民导致的民事死亡，包括未经政府许可归化外国、在外国军队服役等情形。第二种情形是“因法院判决剥夺民事权利”（第26至35条）。〔56 〕它侧重规定受缺席判决者的剥夺民事权利问题，反倒对剥夺民事权利的内容不着一字，给人以抓小放大之感。
1852年的《摩德纳王国民法典》民法典第28条至第33条规定了民事死亡制度。第28条规定，导致丧失国籍的刑事判决，只有在法律把此等判决与民事死亡挂钩时，才导致民事死亡。此等死亡的内容是：剥夺财产，开启对受刑人的法定继承。〔57 〕这些规定的意义在于确认国籍与民事权利的享有的关系是或然的而非必然，而罗马法把两者的关系认定为是必然的。所以，摩德纳的规定超越了罗马法。
1866年的《下加拿大民法典》（下加拿大是现今的魁北克的旧名）第31-3条规定了民事死亡制度。第31至33条规定了因判罪的民事死亡。第34条规定了天主教神父的民事死亡。第35至36条规定了民事死亡的效果。第37条规定了民事死亡的开始时间。第38条规定了大赦对民事死亡的影响。显然可见，上述条文并非照抄《法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58 〕如前所述，大赦的可能构成巴伐利亚废除民事死亡制度的理由，让我们看下加拿大是如何考虑这一可能后仍保留民事死亡制度的。其辞曰：“大赦、解放和除免刑罚或它被转换成其他的并不导致民事死亡的刑罚，恢复受判处者的民事能力，但无任何溯及力，议会的立法专门授予此等溯及力的情形除外。” 〔59 〕这个条文解决了大赦制度对民事死亡制度提出的挑战，实际上是对罗马人做法的重复。按照罗马法，被放逐小岛的人可以被元首召回，但此等召回只导致恢复市民权，并不当然导致其他方面的完全恢复原状。要想恢复尊严、荣誉、已离弃的婚姻和已被继承的遗产，必须从皇帝取得一个完全的恢复原状许可。否则，已经发生的法律情势变动不受干扰，因为元首的召回决定并无溯及力。〔60 〕
另外，波兰、希腊也曾有过民事死亡制度的报道。〔61 〕
总之，在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判罪的、出家的、移民的民事死亡，都已齐备。
（二）英美法国家
1.英国。该国分死亡为法律上的死亡和自然死亡，前者指一个人由普通法诉讼程序作出判决被驱逐出境，或进入教会供职。〔62 〕这两种民事死亡的原因与罗马法基本一致，只是去掉了移民外国的原因，这可能因为英国长期以来是个移民输出国，不倾向于打击移出者的政策。
第一种民事死亡的原因是叛国罪或重罪。受判者承担三个后果：其一，没收财产；其二，宣告坏血；其三，消灭公民权。三者中有两者来源于外国，没收财产是萨克逊人带来的，宣告坏血是诺曼人带来的。〔63 〕总之，都是从大陆带来的，也就是从罗马法来的。
没收财产，其对象是犯罪人的一切动产。宣告坏血，就是确认罪人的血已被其犯罪玷污，故剥夺其拥有不动产所有权的能力和积极的遗嘱能力。消灭公民权，其对象是受叛国或重罪判处但逃脱了刑罚的人。三种惩罚的总名称是attainder，来自法语词atteindre，意思是打击、控告、判处。〔64 〕这种词源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英国民事死亡制度的法国来源。英国于1459年首次通过了《民事死亡法》。在都铎王朝时期，主要用来打击政治犯罪。1798年，英国最后一次通过这样的法律打击一个爱尔兰反叛者。〔65 〕
2.美国。美国宪法第1条第9款第3目明文禁止国会通过民事死亡法，〔66 〕但这一规定对于各州的议会没有效力。所以，美国的部分州追随联邦宪法的立场，但也有部分州作出相反的选择。1937年，《哈佛法律评论》发表了《民事死亡法规：现代世界的中世纪拟制》一文，对采用和废弃民事死亡制度的州作了一个统计。当时有阿拉巴马等18个州采用了这一制度。〔67 〕在这18个州中，又选择了民事死亡的不同效果。有6个州规定承受民事死亡者的财产要如同他已实际死亡一样进行分配。〔68 〕17个州中止民事死亡者的起诉权。〔69 〕6个州规定民事死亡者无出售与转让财产权。〔70 〕两个州允许民事死亡者订立遗嘱马上分配其遗产。3个州承认判处民事死亡具有消灭其既有婚姻关系的效力。他们的配偶可以不经离婚程序再婚。〔71 〕这样，民事死亡在这18个州中或多或少地具有自然死亡的效果。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上述州不少废除了民事死亡制度，只有爱达荷州对所有的囚犯都适用这一制度，而纽约、罗德岛，外加维京群岛只对被判无期徒刑者适用这一制度。〔72 〕
四、近现代法中的因移民的民事死亡
（一）法国和伐累
继承路易十四针对移民课加民事死亡的先例，《法国民法典》以不使用民事死亡术语的方式规定了因移民的民事死亡。其第17条、第19条、第20条规定如下人丧失法国人资格：入籍外国者、未经国王允许担任外国公职者、在海外建立事业、无意返国者、法国妇女与外国人结婚者、未经国王许可服务于外国军队者。显然，这些是对罗马法中的exilium制度的法国式规定，也让人想到路易十四以难听的民事死亡术语做出的类似规定。但《法国民法典》又模仿罗马法中的复境权制度为这些脱籍者提供了恢复法国国籍的机会：重返法国并放弃外国国籍，并申请恢复法国国籍（第18条）、嫁给外国人的法国妇女成为寡妇并回到法国，并有意定居法国。通过这些复权程序，他们可以重新享有法国人可享有的民事权利。
前文介绍过的《伐累州民法典》关于因归化外国导致民事死亡的规定来自法国，此处不重复。
（二）意大利和两西西里王国
1865年的《意大利民法典》第11条规定下列人丧失意大利国籍：1.当着民事身份官员的面放弃住所，将其居所移往外国的人；2.已获得外国国籍的人；3.未经政府允许接受外国政府的雇佣或进入外国军队服役的人；4.上述人的妻子和子女。第12条规定，这些人在丧失意大利国籍及其附带的权利的同时，并不除免兵役义务。如果他们拿起武器对抗意大利，照样按叛国罪处理。〔73 〕现代研究者认为这些条文体现了反移出祖国者的倾向。〔74 〕确实，这些移出祖国者减少了祖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这是他们受到反对的理由。但从另一角度看，他们可以把意大利文化输出到国外，充当开拓新市场的先锋，这是他们的积极价值。基此，意大利的立法很快转变立场，以1901年的《输出移民法》废除了上述第三种和第四种人丧失意大利国籍的情形。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把国籍问题交给专门的法律处理。1992年颁布的《关于国籍的新规定》第12条只把上述第三种人作为丧失国籍的对象，而且作了更多的限定。其辞曰：1.接受外国公职、在意大利未加入的国际组织供职的意大利人，以及在外国服兵役的意大利人，在意大利政府规定的期间内未放弃的，丧失意大利国籍。2.在意大利与外国交战期间未放弃在该国担任的公职或承担的兵役的意大利人，丧失意大利国籍。〔75 〕
意大利1865年民法典的上述规定来自《两西西里王国民法典》第20条及以次，对于后者，前文已作介绍，此处不赘。
五、因判罪的民事死亡制度的现代遗留
（一）因判罪的民事死亡制度遭到的批评
首先，有来自公法角度的批评。德国历史学家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年）说：宣布一个活人民事死亡与我们的正义观念不符。〔76 〕1897年，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怀特认为，这一制度违背了公民基本权利的概念。〔77 〕其次，有来自私法角度的批评，因为民事死亡伤害了受判者的妻子和孩子。例如，受判者的婚姻关系解除，承受这一处罚的还有完全无辜的受判者的妻子，甚至孩子，他们的身份因为失去了其父母的合法婚姻关系的基础成了私生子；而且，立即开启对受判者的继承，让他的家人从一个犯罪中得利，实在不义；再次，国家通过剥夺受判者的财产，僭夺了其继承人的权利。〔78 〕最后，有来自技术角度的批评。如果因判无期徒刑发生民事死亡，此时引起了继承之发生，受刑人的财产已被分割完毕。但而后他受到赦免，于是他民事复活。那么，已发生的继承要撤销，这样的安排完全不利于民事法律关系的确定性。〔79 〕
正因为上述理由，民事死亡制度在多数实行过它的国家和地区遭到了废除，至少在名义上如此。拿破仑的弟弟路易·拿破仑（1778-1846年）在制定《荷兰刑法典》时就不采用民事死亡刑。〔80 〕比利时在1831年、普鲁士在1848年、〔81 〕巴伐利亚在1849年11月18日、〔82 〕法国在1850年（废除了对放逐案型的适用）和1854年（完全废除）、魁北克在1906年完成此举。1865年的《意大利王国民法典》未包含因判罪的民事死亡制度。所以，西西里王国、摩德纳王国、撒丁王国民法典中包含的这一制度等于被废除。
法国废除因判罪的民事死亡制度的过程值得记述。其1850年6月8日的《政治放逐法》第3条规定：在判处放逐的任何情形都不导致民事死亡，仅导致公民资格减等。如前所述，公民资格减等（又称民事禁止）早就在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第34条和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第28条得到了规定，也是一种能力剥夺刑，剥夺的权利兼涉公法和私法，适用于被判有期强制劳动者、流放者、牢房监禁者。相较起来，民事死亡剥夺的权利较多，公民资格减等剥夺的权利相对较少。而放逐是比流放重的刑罚。所以，对过去犯应判放逐刑罚的人，现在只处犯导致流放的罪行的人承受的刑罚，等于是减轻了处罚。
（二）因判罪的民事死亡制度的当代转型
上述法国对于民事死亡制度在废除的名头下减轻其处罚强度的历程告诉我们，由于规训不守规矩的社会成员的需要，完全废除民事死亡制度不现实，问题在于废除多少以及赋予未被废除的部分什么名称，以便让人们不那么容易地想到它们是民事死亡制度的衍生物。各国的基本做法是把民事死亡制度一劈两半，赋予它的公法效力部分和私法效力部分不同的名称，在此基础上调整该制度的内容。
对于规定民事死亡制度的公法效力部分的制度，各国家和地区赋予它不同的名称：法国称禁止行使公权（L'interdiction des droits civiques，该国刑法典的中译者将之译为“剥夺公权”）；美国称剥夺选举权；〔83 〕西班牙等国家称失权或停权；葡萄牙（刑法典第66-68条）和澳门（刑法典第60-63条）称执行公共职务之禁止；我国台湾地区称褫夺公权；我国大陆称剥夺政治权利。
法国的上述制度规定体现在其现行刑法典（1994年3月1日生效）第131-26条中，其主旨是“禁止行使公权、私权与家庭权”。具体而言，它们是：1.投票表决权；2.被选举权；3.履行裁判职务或在法院担任专家之权利以及出庭代表或协助一方当事人之权利；4.出庭作证权；5.作为监护人或保佐人之权利，但可以担任自己子女之监护人或保佐人。〔84 〕把属于2015年的这一条文与1810年版的规定民事死亡效果的《法国刑法典》第42条比较，可以认为它是对后者的不满血复活：大模样说话，前者只撇下了后者对携带武器权和在家庭决定中的投票权（排除这样的投票权似乎否定了一个恶贯满盈的杀人犯可能是一个好父亲的可能）的排除未规定，既然如此，我们能够说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规定的民事死亡已经死亡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民事死亡像一个被判死刑的犯人被执行机关遗漏了执行，换了个名字又活到如今，偷活了205年哟！当然，它之所以能活下去，乃因为它满足了社会规训不听话成员的需要。
美国法上的剥夺选举权是在民事死亡的名头下被谈论的。它是剥夺重刑犯在服刑期间乃至在服刑后的终身期间投票权的处置。由于被剥夺的公权只有一项，如果说剥夺选举权真的是民事死亡的美国形式，则美国的民事死亡人比较幸福。他们的幸福感还体现在有很多人为他们说话并引经据典证明他们应享有投票权而增加。〔85 〕但人们在“新民事死亡”的名头下谈论也存在于美国的在其他国家的民事死亡制度中的内容：丧失拥有联邦的或州的职位的权利、不得从事某些职业、不得充当证人、不得担任陪审员、被强制离婚。〔86 〕这样一来，美国的民事死亡人比起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同类，并不幸福多少。
《西班牙刑法典》第39条采用失权（inhabilitacion，中译者译为“剥夺权利”，实际上，同一法典还有Penas privatas de derechos的表达，这一短语的意思才是“剥夺权利刑”）和停权（sospension）的术语规定民事死亡的公法效果（兼及一点私法效果）：1.绝对失权；2.特别失权以至于不能受雇于政府部门或担任公务员、从事一定的职业、担任一定的职位、不能从事某种工业或商业、不能行使亲权或监护、看管或保佐、被选举权；3.暂停受雇于政府部门或担任公务员；4.剥夺驾驶汽车、摩托车或者机动车的执照；5.剥夺持枪权；6.剥夺在某地定居或者去往某地的权利，禁止接触一定的人；7.从事有益于社区的劳动；8.剥夺亲权。〔87 〕在这个清单中，4、6、7超出了传统的民事死亡的内容，属于西班牙立法者的创新。
葡萄牙和澳门用执行公共职务之禁止的术语规定民事死亡的公法效果。两者的规定完全一样。该制度的旨趣是禁止在任职期间犯罪并被判三年以上徒刑的公务员有期地不得担任同样的职务。〔88 〕当然，这只是这两个法域的民事死亡制度的一部分，其他部分有停止行使亲权、监护权、保佐权、暂时禁止业务或职业、中止驾照的效力等。〔89 〕
中国大陆以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来体现民事死亡的公法效果。它适用于被判处死刑者和无期徒刑者，也适用于被判处管制者，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间与管制的期间相同。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者、杀人者、强奸者、放火者、爆炸者、投毒者、抢劫者，可以附加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刑法第54条规定的剥夺内容是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权，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担任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90 〕可以看到，担任企业领导职务的权利并非政治权利，而是民事权利。所以，剥夺政治权利与失权一样，都是横跨公私法的。
我国台湾地区以褫夺公权的附加刑来体现民事死亡的公法效果，其内容是禁止担任公务员、公职候选人（第36条）。〔91 〕在这个框架内，被褫夺的倒是真正的公权，不包括私权。
魁北克以公民资格减等来体现民事死亡的公法效果。1906年的《废除民事死亡法》第3条规定：判处死刑或终身刑导致公民资格减等。我们知道，按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的规定，这两种刑罚导致的是民事死亡，现在改为导致公民资格减等，由此完成了以公民资格减等取代民事死亡的过程。至于公民资格减等的内容，《废除民事死亡法》第4条明确规定：受判者卸任或不得担任在本省立法机关控制下的公共机构的官员或职员；剥夺投票表决权和被选举权；不得担任陪审员、在诉讼中担任专家证人和证人；不得出庭，作单纯的声明的情形除外；不得参加任何家庭会议；不得为董事、遗产信托的受托人、遗嘱监护人、保佐人、指定监护人。〔92 〕显然，此等内容不仅有公法上的，也有私法上的。
因判罪的民事死亡的私法效力也保存于现代法中，不过也采用了其他的名义。在西班牙等国家，采用了民事禁令的名义。所谓民事禁令是一种刑罚，是对民事死亡的取代，它是因受判者的重罪剥夺其权利能力。〔93 〕例如，《意大利刑法典》第19条规定的法定禁治产、禁止担任法人和企业的领导职务、剥夺与公共行政部门签约的权能、解除职务或劳动关系、剥夺或停止行使父母权，都属于民事禁令性的规定。它们都属于笔者过去研究过的失权的类型，通过本研究，失权制度与民事死亡制度关联起来了。把《意大利刑法典》第19条的规定与1804年版的《法国民法典》第25条的规定比较，发现前者已没有了对所有权的剥夺、对婚姻关系的剥夺、对作证能力和诉讼能力的剥夺，显然更人道。
在中国法中，也不乏民事死亡的私法效力的体现。主要是《会计法》第40条、《公司法》第147条、《拍卖法》第15条、《律师法》第9条中关于有过职务犯罪并被判刑者有期地不得从事犯罪所涉职业或职务的规定。由此可见，民事死亡制度离我们并不遥远。
既然民事死亡的公法效力和私法效力皆存，说民事死亡制度已经死亡就变得困难了。严格说来，它并未死亡，而是以另外的方式活在人间。那么，为何这一制度死亡不了？因为它有用。在任何一个社会，让立法者握有整肃害群之马的手段，总是必要的，民事死亡制度就是这样的手段之一。
可以说，本部分提到的国家——包括我国——都在以不声张的方式适用民事死亡制度，最近，却有一个国家以声张的方式适用这一制度，它就是秘鲁。据新闻报道，2012年8月7日，秘鲁政府提出一个法案以民事死亡制度打击贪污犯。它规定，贪污犯在服刑完后必须完成对国家的民事赔偿，在完成此等赔偿前，国家可以阻止贪污犯具有进行银行交易的能力以及从金融机构取得贷款的能力（按：这一规定让笔者想起了下文将讲到的德国学者Claus Füllberg-Stolberg打造的“金融死亡”的概念），他们也不得为国家机关工作。人们把他们受到的此等处遇称之为“民事死亡”，为此，要建立一个因为侵权对国家负有债务的人员的登记簿，强制登记这方面的人员。他们在还清对国家的债务前被认为已经死亡。但这样的设想遇到了障碍：刑满者应该在具有完全权利的环境下回归社会，上述民事死亡的安排违背了这一原则。〔94 〕查这个法案的具体内容，发现全文无民事死亡字样，只有失权字样。〔95 〕看来，失权就是民事死亡，秘鲁新闻界不用失权这一让人阅读疲劳的字眼而祭起“民事死亡”的耸人听闻的字眼，是为了吸引眼球。无论如何，2013年11月1日，不利于贪官的“民事死亡”法案在秘鲁国会的第一次投票中获得通过。2014年11月26日，秘鲁建立了全国性的对国家负有民事债务者的登记簿。〔96 〕在这个事例中，所谓的民事死亡就是剥夺贪污犯进行银行交易的能力、从金融机构取得贷款的能力以及担任公务员的能力。前两项能力都属于私法，只有后一项能力属于公法。
秘鲁的实例证明，因判罪的民事死亡真的没有死亡，甚至名义上都没有死！
六、因移民的民事死亡制度的现代遗留
移民输出国对移民外国者是恨爱交织。恨，是因为他们把资本和技术从母国带走，甚至有的是不辞而别或者诈欺了母国（例如拿着国家的奖学金留学不归）后才移民他国，给母国造成了伤害。爱，是因为他们能把母国的文化、技艺甚至价值观带到移入国，从而扩大母国的影响，并在将来充当母国与移入国经济、文化甚至政治交往的桥梁。所以，如前所述，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伐累州民法典》、《两西西里王国民法典》和1865年的《意大利民法典》采取了打击移出母国者的立场，但意大利后来的《国籍法》废除了这样的规定，改采“爱”的立场。如前所述，1804年版的《法国民法典》对入籍外国者、未经国王允许担任外国公职者、在海外建立事业、无意返国者、法国妇女与外国人结婚者、未经国王许可，服务于外国军队者，也采取“恨”的立场，剥夺此等人的国籍。到最新版的《法国民法典》（第23-8条），对上述人的恨意并未完全消除，对于在外国军队或外国公共部门任职者、在法国未加入的国际组织任职者，受到法国政府的禁止仍继续工作的，剥夺法国国籍。〔97 〕按照拿破仑时代的理路，剥夺国籍等于民事死亡，附属于法国人资格的一切公私权利应尽皆丧失。但在当代，公法上权利的享有仍然以国籍为基础，但私权（民事权利）的享有不仅以公民权，而且以人权为基础，〔98 〕这意味着剥夺国籍不会给被剥夺者带来严重的民事后果。尽管如此，民事后果还是有的，例如，被剥夺国籍者如回到母国，他们必须按外国人的方式找工作，而各国为了保护本国劳动者，通常会为外国人在本国就业设置一些额外的门槛。这样的限制也适用于因取得外国国籍丧失本国国籍者。如果本国对于被自己剥夺国籍者或取得外国国籍者不加任何民事上的限制，这样的本国也太麻木了（达到了唾面自干的程度），或太对安分守己的本国人不负责任了。
七、社会死亡与社会瘫痪
社会死亡 〔99 〕是把一个人或团体留在市民社会中，但剥夺其公权和一定的私权，使其与同一市民社会的其他成员隔绝的立法者处置。它不同于民事死亡，这种死亡的承受者不在特定的市民社会中，他们要么被圈禁，要么到了国外，要么到了灵界，而社会死亡的承受者始终在市民社会中。更有甚者，民事死亡总是针对特定个人的，作出此等处置要走司法程序；而社会死亡总是针对一定的群体的，作出此等处置走的是立法程序。两者的最后这一差别是实质性的。可以说，民事死亡遵循的还是罪过—责任路径；而社会死亡遵循的是所属—责任路径。试问，属于被打击群体的婴孩也要受到打击，但他有什么罪？由此可以说，民事死亡是可以容忍的，但社会死亡肯定是不正义的。
不幸的是，社会死亡的处置自古以来就最多地用来对付犹太人。在古罗马就曾如此。犹太人由于拒服兵役——因为罗马的军人要宣誓效忠于统帅，信奉一神教的犹太人不能做这样的宣誓，否则就背弃了对自己的神的誓言——却要求在经济上享有帝国内其他民族的平等权利而受到罗马国家的厌恶。〔100 〕故判定犹太人不能拥有基督徒作为奴隶，他们不能与基督徒结婚，如违反此禁结合，以通奸论。犹太人的证词不能对抗正统的基督徒；犹太人不能担任具有尊严或荣誉的职位，尤其是长官性质的职位。〔101 〕由此，由犹太人的自我隔绝引发了当局的隔绝，犹太人处于“社会瘫痪”的地位。如果是“死亡”意味着全面的失权，那么，“瘫痪”意味着部分的失权。
到了希特勒时代的德国，犹太人遭受的“社会瘫痪”终于转化为社会死亡。1933年4月7日，德国制定了《恢复职业公务员法》，规定“非雅利安血统的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办理退休手续”。按照对该法的解释，具有1/4犹太血统的人就是非雅利安人。1933年10月4日，制定了《国家报刊法》，规定所有编辑都必须是雅利安血统，其配偶也不得是犹太人。1935年9月15日，希特勒颁布了《纽伦堡法》，其中包括《帝国公民法》和《德国血统和荣誉保护法》，前者规定只有德意志民族的或与德意志有同宗血缘的民族的成员才是帝国公民并拥有完全的政治权利，反言之，犹太人不再是帝国的全权公民。后者禁止犹太人升挂、高举德国国旗等。〔102 〕1935年11月14日，颁布了《附加于德国国籍法的第一条例》，其第4条规定：犹太人不是帝国公民，他们在政治协商中无投票权，不得担任公职。〔103 〕1938年11月12日，颁布了《在德国的经济生活中驱逐犹太人条例》。其第1条规定，自1938年1月1日起，禁止犹太人经营零售、邮购、手工业。在任何市场提供任何财产和服务、做广告和接受订单。第2条规定犹太人不得经营任何企业。第3条规定，犹太人不得是任何合作社的成员。这些法律实际上宣告了当时在德国犹太人的社会死亡。
八、结论和建议
严格意义上的民事死亡制度起源于罗马，判罪、移民两种导致民事死亡的原因，在罗马法上都发生了。从此，这两者都是历代的立法者和法学家考虑民事死亡问题的主线。而且，罗马法学家感受到了一种类似于死亡的导致民事法律关系变化的法律事实，还差一里路把它提升为概念，进而反过来把它系统化为制度，这一工作由中世纪法学家完成。他们型构了拥有自然死亡和民事死亡两个种的死亡的属概念，进而把两种死亡都当作导致法律关系变动的原因。而后，民事死亡按罗马人开创的三个方向以立法的方式实现了体系化。但在19世纪后半叶，民事死亡制度遭遇了合理性危机，导致多数采用它的国家和地区名义上废除了它，但实际上，这种废除实际上是“粉碎”。换言之，民事死亡的效果首先被分解为公法上的和私法上的，然后在这两个范围内又进一步地破碎化，除了少有的剔除，其余的“碎片”都换了个名称继续存在直到今天的现代法中。包括在看来与民事死亡制度无缘的当代的中国法中，无论是中国的刑法、行政法和民法等，都有其影子。为何民事死亡制度不死？因为它满足了一个社会清除害群之马的需要以及内外有别的需要。认识到民事死亡制度在我国的存在，可进一步证明《民法通则》第10条的谬误。事实上，人的权利能力各有不同，原因大别为两种：其一，主体自身的差别，而立法者无意或不能消弭此等差别；其二，立法者基于规训的目的有意制造权利能力的差别。民事死亡属此。接受不了民事屈从关系理论的一些人把立法者设想成平等的追求者，〔104 〕他们可能未曾考虑到，立法者出于社会治理的需要，有意在民法中制造不平等。平等与不平等，都是他们的治理工具，后者在民商领域被用得更多。被不平等对待的人，实际上发生了人格减等。这是一个罗马人的概念，笔者看到了它在民事死亡的名头下存在于现代法中的理由。
当然，民事死亡有轻有重，重的是全面丧失公权和私权；中的只部分丧失公权和私权，谓之公民身份减等；轻的只丧失几项无关紧要的公权和私权。笔者不妨借用罗马法的术语把“重”的叫做人格大减等；“中”的叫做人格中减等；“轻”的叫做人格小减等。因判罪的民事死亡是“重”的或“中”的，因移民的民事死亡是“中”的。目前，“重”的民事死亡已不复存在，它的位置由“中”的民事死亡替代之。“中”的民事死亡对人带来的限制是如此之少，以至于把它们叫作民事死亡可以质疑，或许可以把它们叫作民事瘫痪。由此，它与社会瘫痪发生了关联，进而与社会死亡发生了关联。社会的死亡或瘫痪与民事的死亡和瘫痪具有共同点：都是整人的工具。因为整人的必要是普适存在的，所以，整人的工具都是相似的，整人者无需互相学习就能悟得相似的整人工具。德国与印度，天各一方，但前者想出了社会死亡的整人之方，后者想出了种姓制度的整人之方，效果差不多。
回到笔者开头提出的案例来。两个案例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被判无期徒刑、归化外国对人的权利能力的影响。两个案件的受案法院都基本未考虑到这个问题，这也不奇怪。因为两个法院适用的法律也丝毫未考虑到这个问题。在笔者看来，案例一和案例三中的民事死亡事由（被判无期徒刑和归化外国）都应引起一个清算程序。申言之，李x2被判无期徒刑时就应与原告和李x1分割争议房产，这样就不会在入狱两年后发生继承纠纷了。另外，罗日江在取得加拿大的定居权时就应处分（归还或赠与）掉他在国内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其上的房屋，因为他已发生身份变更，不再是中国人，而是加拿大人，丧失了拥有中国宅基地使用权的能力，应将此等权利归还有关村民集体，但法律未要求他这样做。这不是他的过错。按现有的案情，他起诉后法院应审查其身份，如果加拿大没有赋予中国公民在当地起诉的权利，则应驳回其起诉。如果情况相反，可受理其起诉，但裁决他无宅基地使用权能力，以这个理由驳回其起诉。此等宅基地因罗日江丧失了村民身份应归相应的农村集体组织所有，其地上物可作为罗日江在归化加拿大前处理的对象。
最后，拟谈归化外国的企业家、演艺人士、运动员、公费留学生应该承受的民事死亡或民事瘫痪。我国移民国外的企业家的普遍问题是拿到外国身份后不在该国呆着，而是回到中国像中国人一样继续执业，没有一个人格减等的程序。对此，外国不满——因为未为当地经济作贡献，国人遭殃——因为抢夺了他们的机会。所以，宜剥夺他们在中国经营企业的能力，对于促进两国交流有益者，可豁免这一禁令。就演艺人士和运动员而言，拿着外国护照不敢在外国开张继续在中国占据舞台和赛场、影视资源的不少，宜剥夺他们在中国从事演艺活动的能力（或可简称为出镜权，叛逃的运动员例如胡某可类推适用这一规则）或参加体育比赛的能力，特别有益于中国的可由有权机关豁免此禁。对于公费留学不归后来又回国就职者，可比照秘鲁的规定裁定他们在还清国家的留学经费及其利息外加违约金前民事死亡，并剥夺他们在国内从事学术活动的能力，国家认为有特殊需要的情形除外。如此，可树立正气，打击“脚踩两条船”者。
糖尿病医生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定位 实施问题 完善对策
实行全科医生签约服务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的发展方向，我国政府从2006-2017年相继颁布了相关的指导意见和方针政策。其中2016年国务院医改办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全覆蓋。到目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推行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各地区的试点工作也取得一定的成绩，例如在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建设、筹资等方面进行有效的探索和进步，但就目前实施的状况，“签而不约”现象严重，已成为现阶段要攻克的问题。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已经有了家庭医生的相关研究，但是发展较为缓慢，直到国家实行医改措施后，家庭医生才越来越受到重视。家庭医生服务制度的制度概念、可行性、服务模式和绩效评价等成为为主要研究内容，其中制度建设和完善服务模式成为本阶段的研究热点。但是，在理论层面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功能定位仍有不足。没有清晰的定位，发展的方向和内容也无法确定。因此本文在理论上定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并从此出发，结合实际分析实施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功能定位
我国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开展时间并不长，试点地区都是在我国原有医疗体系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一步一步摸索中前进。就目前对各地家庭医生签约的实况报道和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对我国目前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功能定位仍比较模糊。在总体的医疗卫生体系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医疗服务体系中的地位不清，与传统的上医院模式界限模糊。
(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与分级诊疗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建立于基层卫生体系中，置于社会卫生服务金字塔的底层。分级诊疗用于调整我国的各层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和医院之间的职能差异，为新的诊疗体系。两者提出的时间相近，都是我国新医疗改革中的重要环节。对于这两大医改措施，我们需要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区分。
我国人口基数大，医疗资源有限，医疗资源分配医疗服务结构上呈现“倒三角”的状态[1]，高等级医院工作人员负担过重、医患关系紧张，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人数少、医疗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形成巨大反差。严重的“马太效应”(两级分化现象)，如果不加以调整，优良的专家和设备等医疗资源将更进一步汇聚在大型医院，恶性循环的后果也会显而易见[2]，因此调整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结构势在必行。我国在2009年4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了“逐步实现社区首诊、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解决医疗资源配置与医疗需求不匹配产生的社会矛盾。2013年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分级诊疗”，首次明确了通过基层医疗机构与居民建立契约的关系为居民提供医疗服务，以此优化医疗资源配置、规范医疗市场秩序。显然，在制度的设计上，家庭医生要承担着分级诊疗的首诊任务以及实现分级诊疗的转诊功能[1]。
我国其他学者在对其他试点地区的研究中，也表明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确实为解决分级诊疗体系建立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基层卫生机构服务能力不足、分工不明和转诊渠道不畅通等问题提供了帮助。具体而言，通过家庭医生快捷性的服务吸引签约群体在基层就诊，以实现分级诊疗中基层首诊的重要目标，再通过家庭医生的转诊功能让重病、大病患者获取高等医疗救治，最后是通过家庭医生解决患者康复阶段的复诊任务。
显然，家庭医生签约模式是分级诊疗模式的基础，在整体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于基层医疗体系，是我国基层医疗体系的主要运作方式。在纵向上，分级诊疗制度在于打通三级医院、二级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服务，调整各层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职能差异，在各层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之间建立纵向的联系，建立整体、连续有效、有序的医疗服务体系。在横向上又由分级诊疗调整诊疗过程中的专业分工，以建立我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我们可以暂且称之为——分级诊疗卫生体系。基层医疗卫生体系是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基层建设，是以我国正在开展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为运作方式。因此分级诊疗是调整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制度，其作用于整体，而家庭医生签约是为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运作模式，也是分级诊疗体系的运作模式之一，为分级诊疗的基础。从总格局上，我国是以包括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内的基层医疗卫生建设为中心，发挥其基础性地位，致力于建成“小病在社区，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的格局。
(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于传统诊疗模式
家庭医生签约制度是以构建基层医疗卫生为核心的新型医疗服务结构为目标，帮助解决由于医疗需求与医疗资源配置错位引起的“看病难”问题。但是目前，基层医疗卫生体系运作上，家庭医生医疗工作人员与卫生服务机构与先前存在体系并不独立，在基层卫生机构的医生既要坐班就诊也要巡诊或上门提供家庭服务，已签约的患者可以随意选择就诊的医院，而未签约的患者也通过卫生服务机构获得医疗服务，此种现象表明了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尚未落实。
在中央发布的指导意见也指出，全面深化医改、建成家庭医生首诊是我们的改革目标。因此家庭医生首诊的地位不可动摇，是我国医疗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但长期以来被动诊疗模式所形成的国民就医习惯也并非一下就可改变的，必须深化医疗改革和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利用现有的医疗资源建成新的医疗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传统的医疗模式和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在医疗团队、服务机构硬件资源以及社会保险等配套措施在一段交叉融合不可避免。在最先开展家庭医生服务试地区如上海地区，其所推出的“1+1+1”模式正体现了这一点。
在长远的发展上分析，随着我国医改的深化，全科医生队伍的培养，内部激励机制、考核绩效机制的完善，外部社会保险配套等制度的建成，我国将全面建成分级诊疗体系，在运行模式上，也必实现家庭医生首诊式，将与传统的就医模式区分开来，可预见传统的就医模式的存在空间将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在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和功能较为完备、发展较早的国家的发展也表明这点，如英国，很多大型医院也都逐渐放弃了门诊服务，只有急诊的病人和家庭医生转诊的病人才可以获得医院的医疗服务。
因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一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运作模式应独立于在我国整体医疗体系。现阶段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不可避免与传统就医模式的交叉，难以独立运行，但这是现阶段强化基层医疗服务的应有功能必须面对的问题。新制度的成熟度和相关政策的配合度不断提高，将逐步形成适应我国国情的基层首诊制度，家庭医生签約制度也不例外。因此，我们要意识到家庭医生签约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有一个过程，需要自下而上逐步发展，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带动我国医改的深化。
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实施问题和成因分析
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力求最终实现“社区首诊、双向转诊、逐级诊疗”的目标。我国推行家庭医生签约制度自开始实行到现在已初见成效，每年签约人数不断上升，但推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阻碍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继续推进。
(一)签约服务定位模糊、签约服务内涵不够完善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定位模糊，功能单薄，服务内容不够完善，影响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发展方向，原因在于家庭医生非本土自然产生，主要借鉴外国经验发展起来。国内较早一批地区发展基层卫生服务集中在2009年，至今只有9年的时间，发展时间较短，经验不足。此外试点地区少，各地区实践情况也不一，相互间可借鉴性不足也都是其影响因素。根据中央的指导意见和各地区发展情况，家庭医生的主要职能为疾病诊治，但目标病种与基层医疗水平间的不匹配导致市民就医选择难以改变。在服务内容方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的医疗水平和服务内容也不满足于现代人多方面的医疗服务需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上升，对健康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不仅要求在患病时能治好疾病，还期望在日常生活中维持较好健康状态，因此市民从“疾病需求”逐渐向“健康需求”扩展。市民对健康偏好程度越大其就诊选择越难以改变。而日常健康维护理论上是家庭医生主要职能之一，但现阶段几乎还未开展。在对与家庭医生签约但不曾在家庭医生处就诊的人群调查显示，有一半的人表明不就诊的原因是自身健康状况好，不患病无需诊治，这证明家庭医生卫生服务项目仍未覆盖至全民、治疗与预防分离。医院服务群体具有大范围、流动性高，疾病预防对于高等级医院不曾涉猎更是无法负担的模块，因此家庭医生作为全民健康的“守护者”根据其契约制特点理应满足市民的“健康需求”。
(二)基层社区卫生机构资源不能满足需求
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难以与大医院抗衡。主要在医师资源方面。全科医生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成为主要问题。截至2017年底，我国培训合格的全科医生不足医生总数的10%。按照目标测算，到2020年我国全科医生数量应达到35万人，这意味我国全科医生数量缺口大。家庭医生编制数量是按照社区常住人口数量进行核定的，因此目前远远不能满足社区居民的签约服务需求。社会培训模式未改进以及人才引进途径未拓宽是其中的原因。再从医师资源流动方面分析，医生个人往往会考虑到责任使命、发展前景等问题，更倾向于去大医院就业。另一方面，薪资问题上由于基层医生收入计算方式与医院医生收入计算方式不同，从结果看基层全科医生工资远低于高等级医院里的医生，高水平的医务人才都向大医院流动，因此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留不住人才是当前要解决的难题。
(三)签约服务筹资机制尚不健全
在制度的设定上，社会效益和服务质量应该为绩效考核的重点，然而各地进行考核时却更注重签约率、满意度等指标，这种做法造成与实际工作之间的偏差，降低了家庭医生的工作积极性。良好的激励机制能够调动家庭医生的积极性，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对防止人才流失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却尚未形成统一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激励机制的不完善阻碍了医务人才流向基层，人员的不稳定难以保证优秀的医疗服务供给，影响服务质量和长效机制的建立。具体而言，目前由于未实施社区强制首诊，家庭医生经费也没有未按照签约的数量划拨，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与家庭医生收入没有直接的联系;在实行社区卫生服务收支两条线管理的政策下，签约居民的健康管理程度也无法与家庭医生的绩效工资水平挂钩;缺乏家庭医生激励机制的同时，也缺乏着开展健康管理、实现防治结合从而节省医疗费用的内在动力。在考核方面，医疗管理部门现有的考核指标更注重于签约的数量，而对居民健康管理的质量缺乏细化的考核指标，评估指标体系上尚不完善。
(四)转诊资源与转诊机制缺位
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孤军奋战难以成事，转诊通道未完善阻碍着市民选择基层首诊。虽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有助于分级诊疗体系的建成，但是在大框架下，分级诊疗制度的不完善，不畅通也影响着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选择，两者相互作用着。经调查，武汉市等试点地区已有多家医院分区域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结合构建医联体，旨在利用医院的资源对基层全科医生进行培训的同时促进两层级医院之间双向转诊制度的畅通，但现阶段由于各层级医院缺乏统筹，利益分配不一致难以真正做到有效转诊，分诊这一过程不由家庭医生决定而是市民自行判断，基层首诊尚未完全发挥作用。不仅利益分配有显著影响，信息的孤岛现象也阻碍基层首诊和分级诊疗的建成。调查发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大部分单机医院之间至今还未实现卫生信息的互畅互通、资源共享和信息有效利用。家庭医生不能在转诊的第一时间将转诊患者的基本医疗信息情况送达三级医院，同样，三级医院也无法将患者的诊疗情况和康复情况及时向下送达给家庭医生。
(五)居民对家庭医生服务内容了解不足、对家庭医生信任水平不高
根据调查，居民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职责范围认知仍为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在非常见病如小儿支气管炎、盆腔炎等诊疗上签约群体对家庭医生信任不足。原因不仅在于基层全科医疗软件水平与硬件设施均不及高等级医院的专科，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也影响着市民的就医选择。居民总是在选择的基础上做出符合个人偏好的最优选择——面对小病时选择效率高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面对病理复杂的疾病时选择专科医疗水平高的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往往成为许多刚出校门的新医生练手的选择，医疗水平不高，与市民需求不一致影响着家庭医生制度效果。因此基层医疗诊断水平较低是阻碍市民选择基层首诊的重要原因。另外调查了解到，虽然在家庭医生处就诊后签约市民普遍表示满意，但对签约后没有在家庭医生处就诊的人群访问却发现，几乎所有人或多或少从亲朋好友口中听到过关于基层医疗机构误诊的事情，因此对由基层全科医生组成的家庭医生医疗水平持有怀疑态度，加上多年形成的基层医疗只能治小病以及家庭医生是高收入者专享的高成本私家医疗照护误解，导致居民很少基层就诊而是到医院就诊的结果。
(六)政府和相关机构宣传力度不足
即使是已经签约的居民，对家庭医生团队所提供的服务内容也不甚了解，特别是“不知如何联系签约的家庭医生”，这容易导致部分居民对于此项服务的怀疑和排斥态度。有很多年轻被访者表示主观上愿意接受基层医疗服务，但是对自己居住小区是否配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完全不知，这说明即使参与签约的市民对制度的内涵、服务具体内容、签约后可获得的权益认知程度不高。制度内容宣传不足，市民对医疗机构分级后的目标与各级机构定位了解不足阻碍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发挥双重“守门人”作用。相比大型的三级医院，社区医疗卫生中心和村卫生所发展晚、推行慢、层次低，多年下来市民形成了基层医疗只治小病的刻板印象。再加上西方文化的传播，不少市民甚至认为家庭医生是高收入者专享的高成本私家医疗照护。在我国分级诊疗制度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分诊目标与各级机构定位宣传不足的情况未能缩小现实与刻板印象之间的差距，这将大大弱化家庭医生签约制度的效果。因此扩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社会宣传十分必要，为此要利用好新媒体的导向作用，让群众逐渐了解接受这一事物。
这些这些问题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这表明社会各因素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影响，以及各发展环节对该制度的作用并非是隔离的、独立的，而是在整体上相互作用。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总结出影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动因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定位;国民的传统就医习惯;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内涵的了解;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人才培养和设施配备硬件资源;行政管理机构在筹资机制的完善和支持程度;分级诊疗体系的发展程度。
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完善对策
为解决现有问题，将根据上文对影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内在动因的分析总结，就未来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在我国的持续推广与发展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实现全面综合化服务
应以包括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内的基层医疗卫生建的核心，发挥其基础性地位，建设成“小病在社区，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基本医疗服务格局，发挥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作为公共卫生网络的兜底性功能。在服务内容的发展上，实现全面综合化服务，特别是在针对老年人养护、怀孕或哺乳妇女、幼儿护理上，以此应对我国的老龄化。因此要在满足社区去居民基本医疗服务需求的基础上，推出更有个性的针对性的服务，即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首先应当以“分类”“按需”为服务的首要原则，力求服务内容更加全面化综合化，服务的方式多形式多样化，服务对象全面化，以满足现代人多样多形式的医疗需求。在坚持以“重点人群”为服务的重点对象的前提下，进一步推出针对健康与亚健康人群的相关医疗服务包，以吸引更多人群特别是年轻人关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并主动签约享受其中国医疗服务，实现家庭医生签约全面化的制度目标。而在预防康复、亚健康和保健服务中还应该有所侧重的倾向于较大年龄的人群，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预防保健服务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大。
(二)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础设施配备
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人力、财力、硬件基础设施配备，促进家庭医生服务与传统医疗服务的分离，实现医疗卫生服务机制的转型。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够满足大部分人群的需求。在实际调查中也发现，各级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基础设施方面已经初具规模，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是在药品种类、人员、技术等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各级卫生行政方面的限制常常会阻碍人流、物流的正常流动，使得相关资源无法得到最优化的配置。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大政府投入，在政策倾斜的同时排除各种障碍，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社区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基础。
(三)进一步落实各项保障措施
在自筹机制的完善建设上，要进一步跟进落实各项保障措施。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提高医保的覆盖范围，同时注重将医保等相关制度模式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机结合，做到每个配套机制间的有效畅通的衔接，保证群众能够最大程度上享受到政策优惠。另一方面，从物质、精神等各方面入手，也要加快实现家庭医生特殊岗位津贴，使得家庭医生的薪资得到有效保障，从而提高家庭医生的积极性和专业性，为签约居民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四)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
政策支持上，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内涵的了解程度，逐渐改变国民的就医习惯。研究结果表明，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认知程度往往直接影响人们对该服务的需求，认知度越低需求越小，甚至还会存在某种程度的抵触心理。因此，通过加大政府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宣传力度，不仅有利于增强家庭医生在社区中的影响力，提高居民对其的了解程度，使居民更加充分地了解该家庭医生服务的内容、功能和优惠等各个方面，进而有效不断提高人们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整体需求，让居民更加主动联系家庭医生享受优惠医疗服务，逐渐实现基层首诊的医疗管理目标。
(五)实现各级医院诊疗信息的互联互通
应在分级诊疗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完善各级医院诊疗信息畅通机制，使得各层级医院和卫生服务机构实现信息共享，打破信息孤岛现象，通过科学数据支持进一步实现全面管理居民健康管理的目标。因此在整合各医疗机构诊疗信息方面，首先要提高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内部信息化能力，以完善居民个人健康档案为中心，结合所记录的诊疗信息科学的实现对居民的健康管理，并在这个过程中及时更新居民的健康档案。再次，在纵向上深化区域卫生信息联通的建设，对三级医院的信息系统、一包、新农合和社区卫生服务信息系统等进行有效整合，实现信息互畅互通、资源共享，方便基层社区的家庭医生及时、快速、有效、准确掌握每名患者的诊疗信息资料，并同时完善的与三级医院的双向转诊系统。(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李菲.我国医疗服务分级诊疗的具体路径及实践程度分析[J].中州学刊，2014(11)：90- 95.
[2]张兵，俞海.醫保引导分级诊疗[J].中国社会保障， 2016(5)：72-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