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实践活动论文范文第1篇
一、 明确任务、自主选择。
活动一开始，学生的热情很高，但为了防止热热闹闹过后一无所获，我首先让学生明确了活动的目标任务，让他们知道要干什么，为什么要干，接下来我引导学生针对目标、制定实验的计划，在此我没有制定具体的研究内容，而是让他们分组去观擦、去实践。从而发现问题，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去研究，这有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让学生自由组成活动小组热任务不限，各小组量力而行，可以研究一个问题，也可以研究几个问题，只要求活动后能拿出自己的实践成果，如办小报、写活动总结等。形式不限，这更增加了学生的学习的积极性。
二、 多加鼓励，给予指导。
学生大多能找到自行车应用的简单机械，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研究问题，但如何来制定研究计划呢?学生有点束手无策了。我引导学生要想研究大小齿轮的组成的轮轴，是如何提高转速的。就应该研究出齿轮的什么?(齿轮数、转数)
再如学生在制作桥时，知道设计的桥必须满足稳固、承重、省材、也画了草图，但一开始设计就遇到了问题，因为先要明确制作需准备那些材料，如何去制作，制作分几步，所以我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去设计，构思好，再来动手做，并对制做中的问题及时给予帮助。同时肯定他们的设计，学生们为了使自己的桥设计更好，反复的修改，并最后加以精美的装饰。
三、 发挥特长、体现合作精神
如在调查，了解关于人类使用火的历史后，各组交换查找到的资料、图片，大家互帮互学，相互鼓励互相借鉴、在活动中、合作、学习成为主流。在小组内，在小组长的带领下，每位组员都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会画画的办小报画画，字体工整的写文字，能力较强的写调查报告，活动总结，就连一位平日学习较困难的学生也真实地总结了自己的采访对象，他们的态度及自己的观点，是一篇较完整的采访记录。在本次实践活动中，每位学生都积极参与，发挥特长，他们尝到了合作的甜头，也懂得了团结的力量。
科学实践活动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在教育越来越重视的今天，作为一线的教育教学，应该努力解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运用信息技术的先进理念，让信息技术为学科课堂效率的提升提供保障。在小学科学课堂中，由于受传统模式的束缚，再加上小学科学本身的局限性，课堂很难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也就无法适应当前学生对新型课堂的期盼和需求。学科教学不仅仅教授学生学科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习得方法，夯实能力与素养，让学生能够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结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积极探索新型课堂，推动课堂效率的不断提升[1]。
关键词：互联网+;小学科学;新型课堂;游戏
教师应该在思想上有所转变，充分认识到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的变迁，我们的时代每天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知识的更新更是呈现出了指数级增长的趋势，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如果还是固守传统理念，按传统课堂模式进行知识授受，很大程度上是在扼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甚至会让学生失去学科学习的兴趣，产生畏难心理。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运用信息技术，可以有效地改变课堂教学模式，可以重构课堂知识体系，当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需要小学科学教师积极地探索，不断提高运用信息技术的水平。
一、调查数据见“端倪”
科学活动是一种手、眼、脑多种器官同时参与的艺术创作，是学生对世界认知后通过科学来再现的过程。当前的小学科学教师，师资培养基本来源于师范院校，而师范院校是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展示教育教学的，因此，小学科学教师必然会受到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我说你听，我示范，你模仿”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这种教学方法、教育理念会使学生失去想象力，从而也不再有自我创造力。
数据一：喜欢哪位老师的课堂
数据显示，喜欢张老师、陈老师、黄老师分别占86%、73%、27%，关注了三位老师的上课风格和课堂组织情况，张老师和陈老师的课堂最为活跃，较多的采用小组合作教学，在课堂中会让学生以组为单位上讲台展示与交流，黄老师的课堂知识量最大，主要以老师讲解、学生听为主。
数据二：为什么喜欢科学课堂
兴趣的建立与维系，一直是学科教学不得不面对的课堂教学难题，只有建立学生积极学习的兴趣，学生才有可能喜欢上课堂，课堂效率才有可能提高，因此，学生只有喜欢课堂，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课堂学习中去，通过调查显示，多数学生认可老师、喜欢老师，多数学生对学科的学习是感兴趣的，但学生对课堂的认同度比例是偏低的，这应该引起老师的重视，同时，只有34%的学生认为所学知识是有用的，反映出学生对学科的认同度不高，需要老师不断改变方法，研究课堂组织策略，丰富课堂组织形式，让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习得知识，获得方法与能力的提升与夯实。
数据三：喜欢什么形式的课堂
只有让学生充分展示的课堂，才是有效课堂，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到，当前的小学科学课堂，无法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学生不喜欢传统知识授受型的课堂，这其中占到了27%的比例，因此，小学科学任课教师应该意识到，学生的主体意识正在不断加强，学生已经有了较强的自主意识，这给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也是教师改变教学模式，转变教学理念的重要突破口，有时，简单的课堂组织形式的改变，学生的兴趣会变得异常高涨，学生的自主学习行为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二、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尽享学习的乐趣
当前的学生对演戏的沉迷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在小学科学课堂教学中，任课老师要积极地进行思考，为什么学生对游戏会如此感兴趣，运用其中的规律，可以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效果[2]。
（一）运用信息技术改变固化课堂
课堂组织形式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会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不愿学变为我要学，例如，在进行科学课程教学中，往往是实验与理论授课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是课堂的中心，教师是实验室的主导，因此，学生的积极性无法得到提高，学生的主动性无法得到激发。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是被动的，无法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学习热情，在进行科学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充分运用多媒体设备，把课堂重点通过多媒体进行展示，让学生跟着多媒体感知，可以给学生欣赏实验的整个过程以及实验教学的背景知识，通过网络搜集的相关背景资料，能够加深学生的印象，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VR技术增强体验效果
十九大以来，国家对教育事业投放力度越来越大，很多先进的信息技术设备设备已经不断地应用到课堂教学实际中，作为小学科学教师，应该加强学习，转变理念，不断获得新信息，掌握新技能，这样才能够真正让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零距离对接。运用当前的先进技术，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VR技术又称作虚拟现实技术，是让学生戴上定制的眼镜，促进学生快速进入VR设定的场景情境，例如，学生戴上眼镜，场景是一个大型科学会，而自己是科学会的主角，在激情的人潮鼓励下，学生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VR技術的应用，充分显示了学生是课堂的主体理念，让教师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学习伙伴。我们的学生需要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迫切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可，借助于VR技术，就可以为学生营造出诸如竞赛、游戏等活动场景，有效地激活学生参与课堂的热情，达到让学生“身动、心动、神动”的目的，打造高效课堂。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对学生进行分组，建立学生学习互助团队，也可以培养学生的群体意识[3]。
当然，除了VR还有很多先进的信息技术，当前的蓝墨云班课，可以让学生通过手机提前学习小学科学知识，可以采用问卷星进行学习，当然，受实际条件限制，很多学校的信息化设备设施还不够建全，小学科学教师应该努力开发适宜学生科学学习实际的媒介资源，最大化地服务于学生的学习。
三、结束语
在小学科学课堂教学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充分的拓展小学科学课本上学不到的课外知识，可以通过增强视听提高效果，创设尽可能真实的学习情境，寻找适合学生的生活化学习资源与媒介，让学生形成一种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让自学与学习互助成为学生的一种重要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课堂教学必须迎难而上，不断变革，相信，每一名任课教师都将成为学生生命中的“贵人”，为学生的不断成长提供方法支持与过程指导。
参考文献：
[1]要瑞卿.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教学的融合[J].实验教学与仪器，2019，36（02）：46-47.
[2]黎淑仪，郭恵群.信息技术在小学科学实验教学的有效应用[J].教育与装备研究，2019，35（02）：79-81.
科学实践活动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实践论》《矛盾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殊品格的经典著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代表性著作，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实践论》《矛盾论》对19世纪30年代民族问题的呈现、民族解放道路的探讨以及解决民族问题思想方法的阐释，其中隐含了特殊的民族视野。深刻体会《实践论》《矛盾论》的民族视野，不仅对于正确评价《实践论》与《矛盾论》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实践论》；《矛盾论》；民族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者简介]邬丹，女，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当代中国政治。
在一定视角上看，《实践论》《矛盾论》（下称“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产物，又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之所以如此，关键不仅在于“两论”在哲学学理上取得了一些理论创新，而且更在于它们对于民族问题的呈现、民族解放道路的探讨以及解决民族问题思想方法的阐释，因此，“两论”拥有特殊的民族视野。深刻体会“两论”所具有的民族视野，不仅对于阐释“两论”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可或缺的。
一
从写作背景和动机看，“两论”是时代的产物，服务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需要。“两论”最早成文于1937年。据考证，1937年7月、8月，毛泽东在延安给红军大学（后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的革命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此编写使用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当时这个提纲以油印本形式面世，但并没有作者署名。之后被陆续翻印，得到广泛流传。特别是1938年4月开始，广州统一出版社出版的《抗战大学》（半月刊）从第一卷第6期起在“新哲学讲座”专栏连载《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时标明“毛泽东主讲”。上海的《民主》杂志，从1940年3月的第1卷第1期开始，也署名连载讲授提纲。[1]新中国成立后，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2章“辩证法唯物论”里的第11节“实践论”单独修改成文，以“实践论”为题正式发表在1950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此后，又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3章“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统一法则”单独修改成文，以“矛盾论”为题正式发表在1952年4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两论”被编入第1卷。
因为“两论”特殊的问世经历，一些疑问和问题就产生了。
第一，关于“两论”的问世时间的疑问。龚育之先生曾经关注到：“六十年代中，国外有人发表论著，怀疑《实践论》以及《矛盾论》不是1937年的作品，甚至断言它们是1950年和1952年的作品。他们自认为有力的论据是，在这以前，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和党的文件集（如《整风文献》）里都没有收过这两篇文章，中国理论家们的文章里也没有提到过这两篇文章。”[2]在《实践论三题》一文中，龚育之先生对这样的疑问做出了回应。笔者认为，这样的回应之所以必要，不仅在于弄清楚“两论”文本诞生的时间，而且在于正确评价“两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两论”首先是以未署名的演讲稿形式出现。这样的演讲稿完全可能是集体讨论和创作的产物，通过毛泽东的演讲而问世，因此，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出现了署名和不署名的两种流传形式，并且没有收进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换言之，“两论”问世的时间和形式表明它是时代的产物，是集体的智慧。
第二，关于“两论”创作动机和效果的设想和判定。有一些学者尽管没有对“两论”问世时间产生疑问，甚至认定“两论”就是毛泽东的个人创作。但是，他们对于毛泽东创作“两论”动机和效果抱有另类的推测和判断。如美国斯图尔特·R·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解剖了毛泽东1937年作理论演讲的个人动机，他说：“自列宁的时代以来，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声望，已被认为是共产主义领袖人物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毛泽东当初作这一系列讲演，无疑是以确立他在这方面的地位为目标的，在他之前，也力求具有这种资格。毛泽东在党内的对手都在莫斯科受过训练，在其后的五六年间，他就要同他们展开实力较量。因此，他感到自己容易受到攻击之处是人们可能说他不过是个农民游击战争的领导者，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能力分析抽象的范畴。然而事实不久就表明，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讲演并未真正达到预期目标。这些演讲有相当大的部分，尤其是开始讲的那几章，几乎是不加掩饰地照搬苏联的材料，而毛泽东用自己语言表达的地方，结果常常不甚理想。”[3]
施拉姆的上述论断，不仅提醒人们，“两论”在哲学学理上与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渊源关系（限于篇幅，本文不做讨论），而且提示人们需要对“两论”创作动机以及社会影响进行深入细致的考量。换言之，施拉姆正确地看到，按照西方哲学学术观，“两论”在哲学学理上的创新价值并非是它的强项（国内有学者也指出“两论”在哲学学理上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文脉，而且具有实践智慧的特点），但是，施拉姆关于“两论”创作动机的判定确是值得商榷的。
需要思考的是，一种理论演讲对于个人人生发展的价值和对于民族解放的价值是否可以并行不悖？毋庸讳言，毛泽东的延安演讲对于他个人在党内以及全国地位的确立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将“两论”的创作动机仅仅局限在服务于毛泽东个人职位升迁的需要上，并不实事求是。远的不说，这样的说法无法解释，新中国成立前，载有“两论”的演讲稿文本为什么不仅能够在各大解放区不胫而走，而且在广州、上海等非解放区的一些非党的正式刊物上也被刊载。历史地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以及后来在全国的领袖地位并非靠演讲得来，而主要是领导实际斗争实践的结果。因此，将毛泽东延安演讲的动机仅仅界定为确立个人的党内地位而不顾及这种演讲对于民族解放的价值和意义，是片面而有害的。
毛泽东在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七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足以应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候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的需要不能不写的。”[4]
我们完全可以按照逻辑的推理责疑毛泽东的事后回忆是否带有主观情绪。但是，必须注意到一个细节，毛泽东没有用第一人称单数“我”来说明“两论”的问世，而是表明“两论”是“我们”的创作。因此，仅仅将“两论”视为毛泽东出于个人动机照搬他人的理论的私家产品，是否有一种“仆人眼中无英雄”的瑕疵？
当然，需要补充的是，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是因为毛泽东在其中有特殊的贡献。“两论”的创作也是如此。毛泽东对于“两论”的特殊貢献以及“两论”产生的具体历程还有待历史档案的进一步发掘和研究，现有的一些材料和描述对于我们把握这方面的信息有一定的价值。
毛泽东的朋友斯诺先生曾经以记者的身份描述过延安演讲的背景：“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几个星期里，毛在延安有一段暂时的空闲时间，军队开赴前线了，毛腾出时间来收集材料，准备在（延安）抗大作关于哲学基础的讲演。这批青年学生经过三个月的短期训练准备在今后几年做政治辅导工作，需要为他们写一些简明而基本的讲义。在党的坚持下，毛泽东写就《矛盾论》和《实践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的日常实例结合起来。”
斯诺先生的描述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相互印证，成为一个有力的证据链，表明在1937年前后，中华民族处于最危急的时刻，毛泽东在如饥似渴地学哲学，用哲学。目的并不仅仅是要当理论家，而在于提高即将奔赴前线广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水平。
曾经担负过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重任的李德（德国名字奥托·布劳恩）在其《中国纪事》中，尽管很瞧不起“两论”，视之为“庸俗唯物主义”，但是，对这两篇著作产生时间和毛泽东的贡献，还是承认的。他说：“1937年七八月份，毛写了两篇哲学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他在抗大和中央党校宣讲了这两篇著作，之后又收入了《论辩证唯物主义》一书。”[5]
对于毛泽东的学哲学用哲学，李德说：“毛学习理论的目的，主要并不在于弥补他极其缺乏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而是要寻找他能利用的合适词句，来论证他自己的，完全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观点，更正确地说，来装饰他自己的观点。”[6]这些否定性论断恰好表明，毛泽东学习哲学，写作“两论”是要阐释新观点和新见解的。
二
1937年，以卢沟桥事件为代表，中华民族危机深刻而全面地呈现在当时各界、各团体、各政党和各个中华儿女面前。“救亡”实践是压倒一切的实践活动。为此，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第一，中华民族面临的是怎样的问题？第二，中华民族还有没有救？第三，谁来救？第四，怎么救？第五，中华民族将被救向何方？上述问题又可以概括为“中华民族向何处去”这样一个总问题。
对这些论题的直接回答构成了当时各党各派各社会团体关于时局分析的主张、宣言、通电和演讲。这些战略或策略性的言论还不是哲学的应答。“两论”是毛泽东在哲学的层面上，对上述问题做出的系统回应。
第一，实践第一与人民第一的观点。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言论、观点和主张，在诸多认识中，哪种是正确的和真理性的？毛泽东给人们演讲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主义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7]
因此，在解决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的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是从事“救亡实践”的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人民群众。“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8]
第二，矛盾的观点和矛盾分析方法。将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转化为科学的理论，需要有科学的研究和叙述方法。毛泽东指出，承认矛盾，并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应该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的和普遍的方法。与矛盾的观点以及矛盾分析方法不同，形而上学是否定矛盾并因而孤立、静止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方法。
第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矛盾观点要应用到中国当时的实际，就必须有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号召人们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为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运用现代辩证法到客观对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9]毛泽东因此批判了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
第四，过程的观点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信念。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不得不越来越面对全方位的危机。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但是，屡战屡败。如何直面这样惨淡的现实。毛泽东指出：“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处在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成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10]
在“两论”中，毛泽东还指出，经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不仅以日本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将被打倒，而且旧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也将被打倒。“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着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变化，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这个阶级也就会逐步归于消灭。人民则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由被统治者转变为统治者。这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旧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社会。”[11]
从哲学学理上说，在“两论”中，毛泽东探讨了一系列的哲学问题。如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着重阐释了对于中国传统的哲学论题知和行的关系的新见解。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阐释了对于矛盾问题的系列见解。但是，毛泽东无论讨论哪个哲学问题，都不是为了纯粹的理论创新，其论题的产生不是哲学家的学术推论，其对问题的解决也不仅仅只是追求学理上的完整、严密和逻辑上的丝丝入扣。
比如，对中国传统的哲学论题知行关系，毛泽东不仅宣讲了马克思的“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引用了列宁的名言“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之后，阐释了辩证唯物主义实践第一的原理，其后又介绍了“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物，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綜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这个基础上，又强调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以及实践与认识之间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的重要意义，说明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等等。
实事求是地说，上述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阐释并非全都是理论的创新，有很大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再叙事和再传播。这种再叙事和再传播的意义主要不在于理论上重新建构一个独立的认识论体系，而在于回应实践斗争的需要，振奋即将奔赴抗日前线广大将士的精神和激发他们的斗志，教给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
在毛泽东之前，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曾致力于认识论的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发现“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此固予之德薄无以化格同侪，予之能鲜不足驾驭群众，有以致之也。然而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携志也”[12]。
孙中山的知行观倡导“知难行易”，也不是他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逻辑推演或逻辑悖逆，而是对由领导同盟会到组建国民党，进行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在这一点上，与毛泽东的《实践论》也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对知行辩证法的阐释，不同于孙中山的知行观。在一定意义上，这种不同并不在于理论的对错或者深浅的问题，而在于：第一，出现的时代不同，面临的社会问题也不同。1937年的中国和1918年的中国有着不同的社会面貌。到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中华民族的危机更加深重，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全民族的抗战是各种进步与爱国的力量、团体的共识，在这个时候，认识上的一致性倒是比较容易获得了，投入到殊死的抗战实践和组织有效的抗战斗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第二，1937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组织不仅出现，而且经历了第一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洗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已经更加深入，马克思主义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论战已经深入展开，马克思主义不仅掌握了对于中国革命的话语权，并在一定意义上取得了进行社会思想建设的理论制高点。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难发现孙中山知行观在将中国传统知行观带入现代，完成中国现代思想方法建构的同时，留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他对于“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以及“不知不觉”的划分，对于民众的实践智慧与理论家的思想理论之间关系的划界，在一定意义上，不仅有机械论的色彩，而且也表现出先行者的理论局限。
与此相对，毛泽东在“两论”中阐释的一系列观点，是站在中国人民立场上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问题的回答，是对以前革命斗争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批判。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毛泽东在“两论”中关于民族问题的呈现，对于民族解放方法的探讨不仅有时代的烙印，阶级的立场，而且也反映出他个人的成长。
在1921年《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下称《发言》）中，毛泽东也关注到中国的民族解放问题。与“两论”相对比，《发言》中的毛泽东还处于主流的社会实践活动之外，带有青年知识分子特点。因此，在他的气势磅礴的宏阔语言背后透露出实践实力的缺席。
经过16年革命实践打磨的毛泽东，在“两论”的行文中呈现出王气和霸气的特点。在《发言》中，毛泽东肯定走俄式道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原因在于“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实践论》开篇就说：“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13]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笔下已经不是将来时的可能有效的理论，而是已经正在进行时的现实实践。
其次，这时的毛泽东对民族危机有深刻感受，对民族统一战线有急迫的期待。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可以将“两论”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下称《分析》）对比来看。在《分析》的最后，毛泽东有一个总结，他说：“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些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个地方所说的我们，是革命党。也就是说《分析》的视野是革命党的视野。与“两论”所竭力要呈现的民族视野相比，这个视野不仅有点不够大器，而且有点不切实际。
在“两论”中，以延安为标志的我们党的符号被要求服从于民族的视野。“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都是事物的现象。……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是能够成功的’。”[14]
“两论”并非是孤立的文献，在“两论”的前面有一些酝酿，后面有一些呼应，呈现出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思想中的民族视野壮丽景观。
1935年12月毛泽东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立足于变化了的形势，即“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根据这样的历史条件，毛泽东重新分析了各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政治态度的变化。这一次的阶级分析不同于1921年。
在1937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以民族矛盾为重，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统一战线必要性。中国共产党任务是领导抗日统一战线。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走向：“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是在执行民族抗战任务的过程中建立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国际新环境之下（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革命新时期的前夜）建立起来的。因此，按照社会经济条件，它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国家，但是按照具体的政治条件，它应该是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而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它的前途虽仍然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这后一个前途。”[15]
毛泽东在“两论”中关于民族问题的思考，在其后的《论持久战》中得到犀利、流畅而有力地呈现。
其实，创作“两论”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着力于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与处于敌对方的日本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与友邦苏联的关系。对此，毛泽东在1936年回答斯诺的提问时，做过阐释。毛泽东说：“中国共產党只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胜利时，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不能代表俄国人民讲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只能维护中国大众的利益。只有在中国大众的利益和俄国大众的利益相一致时，才能说‘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当然，只有在中国大众像他们的俄国兄弟一样处于民主政权之下，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获得解放之时，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才能大大加强。”
三
有些人不太同意将毛泽东当成哲学家来看待。他们认为毛泽东没有受过专业的哲学培训，也不以哲学研究为谋生的手段。但是，这样的哲学观只是在学科意义上的。如果将哲学放在社会生活中去考察，结论或有所变化。对此，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理解很有参考价值。他说：“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和成因。”正因为抱有这样的哲学观，在罗素看来，“有些人——例如卢梭和拜伦——虽然在学术的意义上完全不是什么哲学家，但是他们却是如此深远地影响了哲学思潮的气质，以致于如果忽略了他们，便不可能理解哲学的发展。就这一方面而论，甚至于纯粹的行动家们有时也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很少哲学家对于哲学的影响之大是能比得上亚历山大大帝、查理曼或拿破仑的”。[16]
抗日战争的烽火激发了毛泽东学哲学用哲学的豪情，抗战的民族斗争实践赋予“两论”以特殊品格。因此，毛泽东也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当代中国哲学家的行列。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转化为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凝聚中国社会的革命力量的思想武器。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历程，因此，“两论”呈现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品格。
第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立场高于阶级取向。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具有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属性。“两论”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决策的视野上，代表的是中华民族，或者说是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因此，从这样的视野去认识现实的实践世界，其主体自然就不是个人，甚至不是单纯的阶级，而是作为各种阶级大联合的团体或社会。对此，冯友兰先生的体会是“《实践论》所谓认识，和西方传统所谓认识，主要是就个人说的，其主题是个人，《实践论》所谓认识，不是就个人说的，其主体可能是一个社会团体，也可能是整个社会。”[17]
第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地在社会实践的舞台而不是哲学家的书斋。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当代中国式的实践取向。中国传统哲学有自己的实践取向，被人称之为“实践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诞生伊始，也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实践取向：“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8]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取向既承续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实用理性”，又传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当然，“两论”所体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上述两种哲学精神的简单传承或克隆，而是以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主、解放和发展的实践为土壤，一种新的哲学体系的发育和生成。
“两论”的问世已经有80年多，以“两论”为哲学基础而进行社会改造和建设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也迎来了自己97寿辰。当前，中国人民正在党的伟大领导下，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北京共识”“中国经验”“中国问题”“中国道路”乃至“中国震撼”等受到西方政要、新闻媒体、时事考察者以及大批理论研究者的关注。有些人认为，“中国模式”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写照，回避或模糊毛泽东思想对于特殊语境下的“中国模式”的价值和意义。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毛泽东是一个革命的巨人，但并不被公认为“建设的能人”，因为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走过很多的弯路，甚至曾经陷入全面的错误。
揭示在革命岁月中诞生的“两论”所具有的民族視野，以“两论”为代表的毛泽东哲学对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与意义应该更加清晰一些。建设是革命的继承与发展，而不是另辟蹊径，另起炉灶。正如邓小平所言：“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指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19]邓小平讲的这件事应该是指中华民族在取得独立、解放以后的发展、繁荣和富强。
如果看不到“两论”所蕴含的民族视野，“两论”仅仅被曲解是党派之间的“夺权”哲学或党内斗争的思想武器，就会在革命与建设之间划上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会将中国共产党97年的奋斗历程截为两段，这是不可思议的。通过对“两论”民族视野的剖析与揭示，更加明晰了“两论”的哲学智慧，更加证明了“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化成果。所以，当前，掌握运用“两论”蕴含着的哲学智慧，要与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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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0.
责任编辑：杨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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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环境生物学》是环境科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本文针对目前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践教学及考核方法等进行了改革和实践，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 环境生物学 教学方法 教学改革
东北林业大学环境科学专业按照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人才的办学宗旨，十分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而在学生培养过程中加速推进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因此，认真分析课程现状，积极推进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环境生物学》是从环境科学专业设立之初开始就开设的专业基础课，共2学分，32学时，该课程为学生进一步学习《环境监测》《污水处理》《固体废弃物处理与处置》等专业课程提供了必需的生物学理论基础。学生能否掌握该课程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对学生学习后续专业课程以及开展毕业课题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该学科涉及知识面较广，需要有广泛的自然科学根基。同时，环境生物学的理论知识、研究方法、技术手段不断推陈出新，日益呈现出高度综合化的发展趋势。所以，怎样在新进展与经典原理方法间进行选择、使学生既有效地学到基础知识，又为其进一步深入学习、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以及如何在有限的学时范围内，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是每一个环境生物学教育工作者都要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在环境科学专业《环境生物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结合本专业培养目标对当前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和实践。
一、教学内容的调整环境生物学是研究生物与受人类干扰的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及其机理的科学，是环境科学中最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范围不断外延、扩大，并与其他学科之间不断交叉、融合。因此，在环境生物学教学中，选择合适的教材对教学目标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教学实践中，通过对国内知名院校通用的几本教材进行比较，选用高等教育出版社“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系列孔繁翔主编的《环境生物学》作为授课教材，同时以王建龙的《现代环境生物技术》和岳莉然的《环境生物学教程》作为参考教材。《环境生物学》教材包括环境污染的生物效应和生物净化两大部分，较好地体现了环境生物学的基本内涵，知识性强，概念严谨，结构紧凑，适合作为环境科学专业本科生教材使用。然而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该教材内容与环境专业其他课程的授课内容出现了重叠现象，如与环境毒理学中“环境化学物的毒性及其评价”，与环境化学中“环境污染物在生物体内的浓缩、积累与放大”与环境微生物学中的“污染环境的生物修复”等，一定程度上造成教学资源的浪费。为了避免教学内容在不同课程中的重复，同其他课程的老师一起对教学内容重新进行了制定和分配，在保证课程教学内容完整性的基础上，对于一些重复的内容进行删减和淡化，一些难度不大的内容可做复习或自学，从而使教学内容能尽可能突出重点，主次分明。环境生物学知识更新速度很快，一批最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孕育和形成，再好的教材也无法跟上科技的发展速度。因此，在注重对学生传授环境生物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把反映本学科的最新研究进展引入课堂，从而做到教学中及时补充新知识、新技术和新工艺。比如，讲解生物修复内容时，介绍陈同斌利用重金属超富集植物蜈蚣草在湖南、广西建立植物修复基地并取得良好效果的报道；讲解微生物对有机污染物的降解时，介绍“让能吃油的细菌变成海洋环保卫士”的报道；在讲解细胞工程时，引入欧洲科学家开发基于抗体的污水处理技术的案例；讲解生态工程内容时，引入成都、深圳等地人工湿地系统处理污水的成功案例；讲解有害物理因素的生物学效应时，引入日本311大地震引发的核泄漏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破坏等等。通过结合科技前沿，并将其以学生可接受的方式贯穿到基础知识的教学中，不断丰富教学内容。
二、教学方法的改革教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方法的改革不仅是教学内容的重要保证，而且关系到人才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我国多年来的传统教学习惯是老师讲、学生听的灌输式教学。为了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改变以往灌输式教学模式，在环境生物学的教学中采用启发式教学、互动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多媒体演示等多种教学手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1.启发式教学启发式教学是由学生根据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和解决，进而达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目的。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通过创造问题情境，巧妙设疑，并及时地引导学生质疑、设疑、释疑，点燃学生思维火花，让学生独立思考、提出观点，从而培养学生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启发式教学有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从“要我学”转变成“我要学”。启发式教学中关键在于如何给学生创设思考的契机，让学生积极、自主地思考。例如，在介紹了基因工程技术的基本知识后，提出问题：基因工程技术是否可应用于农业和环境领域？如何应用基因工程技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和进行环境监测？转基因植物在植物修复中的大规模应用会产生哪些问题？如何解决？问题的提出强烈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主动迅速地投入到答案的思考当中。此时教师抓住学生情绪高涨的时机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使学生对这部分内容印象深刻。2.互动式教学互动式教学是教学中通过教师与学生在平等交流探讨过程中，达到双方不同观点碰撞交融，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和探索性，拓展创造性思维，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互动式教学方法多种多样，也各有特点，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可根据各章节内容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方法。安排课堂讨论是一种最基本的互动式教学方式，也是师生间思维碰撞、教学相长的有效途径。每节课结束时，给学生布置一些思考题，再上课时进行针对性提问，让学生自主回答，其他同学可以加以补充或纠正，这样学生不仅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课后也会主动进行复习。作业反馈法也是师生互动的一种形式。教师适当布置作业、批阅作业，是对原有的师生互动效果最有效的检验办法。教师在批改作业时，不是简单地给个分数，而是要从尊重、爱护、平等的原则出发，对学生实施适度的鼓励化评价。如用欣赏性的话语指出优点，用鼓励化的语言提出作业中的不足，使学生体验到评价的严肃性。发放作业时，老师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帮助学生指出不足并提出改进措施。此外，教学过程中，还应注重教学效果的信息反馈。如每次课后和不同层次的同学进行交流，建立公共邮箱，利用网络身份平等性消除潜在的交流障碍，解答学生的疑问，听取学生的意见，架设起教师与学生之间良好互动的桥梁。通过在校园教务网络平台学生对教师教学各方面情况的评价，第一时间掌握学生对当前教学模式的反映情况，了解自身教学中存在的不足，随时改进和调整教学方法，以便进一步完善教学效果。3.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环境生物学课程内容丰富、信息量大、抽象概念较多，传统的教学手段难以将环境生物学专业知识直观地表达给学生，学生难以理解，导致学习兴趣不高。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形象直观，可将教学内容以文本、图形、图像、动画、视频等形式表达，能够使抽象的生物学知识和抽象的过程变得具体化、形象化，易于学生理解和接受专业知识。同时，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丰富教学内容，扩大信息量。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采用了大量的图片、动画及视频等资源，深深吸引了学生，激发了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提高了授课效果。如在讲解大气污染植物监测内容时，结合十几种植物叶片受害图片介绍不同指示植物的受害特征；介绍水污染的浮游生物检测法时，将几十种浮游动物及藻类图片直观地展示给学生；废水的生物处理流程等内容用语言不易描述时，城市污水处理厂生物滤池处理的Flash动态示意图使学生一目了然；而“水俣病”受害者的视频资料的播放带给学生视觉上的强烈冲击和思维上的震撼，使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环境污染对环境和人类的严重危害性。
三、注重实践教学实践教学是增强学生感性认识，巩固和拓展知识与技能，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对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我校环境科学专业由于实验条件及场所等的限制，尚未开设环境生物学实验课，这势必会对课程的教学效果以及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产生一定的影响。争取早日完善实验条件，开展实验教学是专业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1.教学和科研相结合教师的科研成果对学生的学习和参与科研活动具有巨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将科研思想、方法、技术及成果融入课堂教学，使教学内容紧密结合专业发展方向。例如，在讲解微生物对污染物的降解与转化一节时，辅以笔者主持的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白腐真菌对氯代环戊二烯类杀虫剂的降解性能”为例，介绍微生物对有机氯农药的降解转化机理、实验过程及获得的成果；在讲解土壤生物修复技术时，以笔者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阴-非离子混合表面活性剂强化白腐真菌修复有机氯农药污染土壤的研究”为例，介绍土壤生物修复技术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取得的成果。课堂授课中将理论与科研实践相结合，贴近实际，通俗易懂，巩固教学内容的同时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教学效果。对于一些求知欲强的学生，可继续诱发其继续钻研的精神，通过开放实验室，为学生在课堂之外提供实验条件，支持学生进行科研立项。比如，鼓励和引导大二、大三学生结合课程学习的内容，积极申报、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和科研训练项目，让学生在课余时间进入课题组，在教师和研究生的指导下参与科研工作，加深对课程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和科研能力，为今后从事实际工作和撰写科研论文打下扎实的基础。同时，教学与科研项目相结合，可充分利用强大的本科生人力资源优势，将教学转化为科研的一部分，凸现实践教学的成果，完善了教学与科研的相互衔接与融合。2.教学和校外实习相结合让学生参加校外实习也是环境生物学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东北林业大学环境科学专业非常重视与当地相关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当地社会资源充实和完善实践教学环节。目前已经先后同市内外多个企业和科研院所建立了稳定的实习基地，将校外实习基地作为第二教学课堂，依托实习基地进行实践教学，增强学生实地调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真正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目前，校外实习主要集中在有机废水的生物处理、有机固体废弃物的堆肥化及湿地生态环境考察等几个方面。学生学习完污水和固体废弃物的生物处理原理后，到文昌污水处理厂、磨盘山净水厂及双琦环保资源利用有限公司等参观实习，通过教师及工程师的专业讲解，结合回忆课堂讲授的内容，对所学理论及工程应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每次实习结束后要求提交一份实习报告，进一步加深对实习内容的认知程度，为今后进入社会从事相关工作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
四、考核方式的改革考核方式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评价教学效果、取得教学反馈信息的主要手段。以往环境生物学考试采用期末一次性闭卷考试的方式，以教材内容作为评分的唯一标准。这种传统的考试方式导致学生往往通过考前突击硬背书本知识就可以及格甚至取得高分，不利于考察学生对科技前沿知识的掌握，限制了对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使培养出来的学生出现“高分低能”的现象。因此，必须对这种一次考试定全局的考核方式进行改革，使教育在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过程中真正发挥出导向功能。在考试改革过程中，我们采用了课堂成绩占25%，阶段性考试成绩占25%，期末考试占50%的考核方式，加强对平时学习效果的考核力度，降低了期末總结性考试所占的比重。课堂成绩主要根据出勤情况、课堂提问、分组讨论及作业完成情况而定。比如，要求学生结合授课内容，就环境生物学的某一前沿热点为主题，查阅国内外文献资料并按照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格式写一篇不少于3000字的论文作业，并将作业在课堂上进行自主讲座或交流汇报。为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带动部分缺少自主性学习的学生，要求学生以3～5人为一组完成作业，作业成绩按照小组成绩和个人成绩综合评定。为鼓励和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对于论文作业能在学术期刊发表的学生，给予一定的额外加分鼓励。此外，在授课中期安排1～2次阶段性考试，出题量不应太大，主要考核已授课程的关键知识点，使学生更加重视日常学习的点滴积累，改变学生平时“松”期末“紧”的不良学习习惯。在期末考试试卷设计上也要针对实际教学进行改革，注重掌握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的同时，加大考试题目的灵活性和综合性，增加主观性和分析型试题，减少纯记忆性的客观试题的比重，培养学生利用平时学习的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五、结语经过对2010和2011级环境科学专业的教学实践证明，我们对环境生物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达到了预期效果。调查显示，大多数同学学习本课程后，对环境生物学的认识不再盲目，真正意识到所学知识的应用所在；激发了学生在该领域的兴趣，使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实践创新性、团队协作性明显得到提高。另外，教师通过不断发现、解决教改过程中的新问题，促进了自身教学能力的提升。今后相信通过对教学经验的不断总结和改革，能够进一步提高环境生物学的教学质量，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为国家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环境科学类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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