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消费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摘要：文化消费是青少年人之为人的社会化需求，青少年是文化消费的主要群体之一。选取了武汉市不同层次初、高中生作为研究对象，从青少年所拥有的资本和消费认同几个方面，研究了青少年文化消费动机的影响因素。通过对选取的396个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和分析，结果发现：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并不必然受其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而文化资本却对其产生显著影响；青少年的消费认同也是其进行文化消费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文化消费；消费认同；文化资本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4.0018
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中科院罗沛霖院士就提出[1]，人类进入公元的第三个千年将以完成文化消费产业革命为标志。当前世界不少国家已进入了文化产业时代，消费已成为拉动产业发展的“火车头”。 而作为经济价值实现的最后环节的文化消费，更是引导文化生产的重要力量。
青少年时期是处于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时期，文化消费是青少年获取精神食粮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方式。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发展需要决定了他们是文化消费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成为文化消费市场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2]。如何积极培育和引导青少年文化消费的途径和对策，就成为了当今文化发展极其重要的任务。
然而，从对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及价值观的研究来看，学界普遍持批判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现代文化大众化、多元化、商品化等特点正在取代之前的精英化、主流化、艺术性的特点，青少年由于审辨和自主能力的缺乏，导致他们追求享乐、审美趣味低俗，呈现出享乐主义、功利化的特点[36]。那么，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西方文化交织碰撞中，我国青少年作为文化消费的特定群体且作为独生子女和“富二代”的一批人，他们的文化消费到底表现出怎样的特征？其文化消费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在弄清这些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该如何正确引导其文化消费？这些问题是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国外的文化消费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与60年代初。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大众文化的繁荣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开始了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批判，认为大众文化以娱乐和文化消费的形式，抑制人的想象力、自发性和创造性。而从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开始[7]，文化消费则成了人们身份、地位、声望区分的方式，并且确保与正当化了那些奠基于经济不平等的权力与控制形式。文化消费在后现代主义代表那里找到了出路，他们认为文化消费就是一种创制文化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在于对文本的消费，而且在文本消费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创制文化[8]。
布迪厄的文化区隔理论，也被广泛用来研究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消费差异，阶层文化消費品味不仅表现出由单一化到多元化的特点，而且某种消费文化也意味着消费的阶层特征，而特定的消费品与消费方式又同时成为区分社会地位群体的符号[910]。
我国在文化消费研究方面起步较早的学者司金銮先生在《我国文化消费与消费文化研究之概观》一文中认为[11]，“文化消费”作为学术术语的明确提出是在1985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如果说国外的文化消费研究更多地是理论层面的探讨，那么我国的文化消费研究除了对文化消费内涵、结构等进行初步的探讨之外，多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不同地域的文化消费的差异性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编辑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文化发展蓝皮书》，每年都针对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现状进行宏观研究和分类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主持的IMI调查，也是关于中国城市消费者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的连续性调查，有助于了解城市消费者的生活形态。二是不同群体如大学生和青少年的文化消费研究。文化消费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人生观、价值观等都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目前当代大学生文化消费也存在着消费结构不合理、内容丰富但质量不高、不同群体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等问题。当前学界对青少年的文化消费研究，大多是基于对我国文化及青少年的特点分析而作出的个人的主观判断。的确，目前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存在庸俗、搞笑、虚幻等不良现象，并导致该群体缺乏理想、道德滑坡等非主流价值观等危机的出现，但仍需要我们从调查青少年文化消费的实际出发，根据青少年文化消费的使用与满足情况来有针对性地进行消费观的引导，从而构建青少年的主流价值观。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和生力军，树立正确的文化消费观对提高青少年的文化素养、形成主流价值观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一）文化消费的相关理论研究
学界对“文化消费”的界定比较多，但达到共识的是承认文化消费是以精神文化商品或服务为消费对象的一种消费活动。是人们为了满足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以物质消费为依托和前提，对精神文化类产品及精神文化性劳务的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等[12]。
关于文化消费的分类，有的根据文化消费的形式与方法来划分[13]，分为个人文化消费和社会公共文化消费（按消费形式分）、被动型文化消费和主动型文化消费（按消费方法分）；有的根据文化消费的型态与层次来划分[14]，分成普及型或大众化的、提高型或高品位的文化消费，有自娱型的文化消费、专业型的文化消费；有的按照目的和功能分成消遣、娱乐型文化消费、享受型、社交型、发展型和智力型文化消费等[15]。根据本研究的需要，本文主要考察以下类型的文化消费：教育扩展型、交友型和休闲娱乐型三种文化消费。
布迪厄的资本理论是当今用来分析文化消费行为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他认为，个人所拥有的资本的不同，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总量差异，决定了社会阶层的不同，不同的阶层也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阶级惯习，从而导致了文化消费等实践活动的差异，而且同一阶层内部，由于资本构成比例的不同，也存在着较大的文化消费差异[16]。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区分的几种类型资本中的一种，指的是那些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位和生活方式。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一是体化资本，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而存在；二是物化资本，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等）而存在；三是体制的状态， 体现在那些特定的制度安排上，诸如教育的资格认定方面的规定。
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群体凭借占有持久的相互认可的或多或少社会化的人际关系网络而产生的实际或虚拟的资源总和。
经济资本通常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继承而来的资本，另一类是个体获得的资本。由于本文研究对象是青少年，所以经济资本主要指受试所在家庭的经济状况及可支配的消费金额组成。
由于以上三类资本的差异导致了文化消费的差异，本文中青少年所拥有的这三类资本也就成为其文化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
王宁认为[17]，人们所选择的消费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认同所决定的。认同有两个含义，即同一性和独特性，一方面是为了显示相同而保持着同一性，另一方面为了保持相同，就要与他者区别开来而保持自己的独特性。
青少年通过消费认同来确定自己的归属，将自己与同类和想要区别的另类区别开来。消费认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群体所属感。不同群体通过序列来加以区别，正因为个人序列感的存在，个体总是希望加入更好的序列，于是便通过融入某个群体来定位自己的身份；再就是自我感。自我感是通过强调自己不属于某个群体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追求自我感不一定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是培养一种自我实现的成就感。这样的身份认同不属于群体认同，而是个体认同。
青少年通过外界环境比如大众传媒来构想自己的消费图式，即在消费的时候，心理上就形成了消费认同和消费欲望，这种认同又直接影响其消费行为。
（二）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文化消费也是一种消费行为，因此，在探讨其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也多是借鉴消费者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即两因素论、三因素论和四层面说等。
两因素论将影响因素归于消费者内部和消费者外部，称为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朱伟以此为理论基础，实证研究了微观因素对大学生文化消费的影响[18]。发现个人特征、大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和户主受教育程度、大学生消费环境以及自身消费观念对文化消费都有重要影响。三因素论则是在此基础上将市场营销因素单独分离出来。四层面说则分别从文化因素、社会因素、个人因素和心理因素等分析影响消费者行为影响因素的四个层面。陈雷，张莹从收入水平、文化产品的供给和价格、消费者自费以及工作时间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它们对文化消费的影响[19]。
本文主要考察青少年个人因素的影响，且不局限于个体人口统计特征的影响方面，尤其重点考察其拥有的资本差异的影响，以及心理层面如消费认同对其文化消费的影响。并结合以上相关文献研究和定性访谈，笔者在本研究中提出如下理论假设：
H1：青少年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对其文化消费有显著的、积极的影响，即青少年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大，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
H2：青少年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对其文化消费有显著的、积极的影响，即青少年所拥有的经济资本越大，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
H3：青少年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其文化消费有显著的、积极的影响，即青少年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大，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
H4：青少年的消费认同对其文化消费有显著的影响，即青少年消费认同度越高，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择
一般而言， 青少年时期主要对应于中学阶段， 中学生是青少年的主体， 为此， 我们在武汉市范围内对中学生（ 包括初中、高中） 的文化消费状况做了抽样调查。首先采取立意抽样的方式在不同层次初、高中随机抽取了三所学校，在这三所学校中分别选取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各一个班的学生进行问卷填答（初三和高三毕业班不考虑），调查于2017年1月进行，共发出问卷420份，回收有效问卷396份，有效回收率为94%。
（二）样本的测量
在本问卷量表中，除了控制变量和自变量中的少量变量外，其余研究变量统一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进行测量，计分从1到5逐步递增。
（1）文化消费。从教育发展型、休闲娱乐型、交友或人际交往等方面考察。量表包括“提升修养和能力”、“有更多共同话题”、“消遣打发时间”等9个方面的题项。
（2）文化资本。根据文化资本的分类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测量。体化资本包括“当同学间有矛盾时我能很好地解决”、“ 除了普通话，我还会其它地方方言”等4个题项；物化资本包括“从小爸妈就给我买了很多各类书籍”、“ 我们家经常订阅或购买一些报刊”、“ 我们家能随时上网”和“我们家能收看数字电视”4个题项；机构资本包括“我有一些才艺表演获奖证书或奖杯”、“ 我获得过英语、数学等学科竞赛获奖证书”和“我有一些科普知識竞赛类获奖证书”3个题项。
（3）社会资本。通过两个方面进行测量：一是个体所接受到的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等；二是个体所能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包括在社会中受到的尊重、被支持和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
量表包括一个5级量表题和一个判断题项共9个题项，其中个体所能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包括“很受老师的重视”、“ 在同学当中很有威信”、“ 平时同学们很关心我”、“ 有一群很合得来的朋友”、“ 老师会放心让我处理班上事务”和“我总能很好地完成老师交给我的任务”6个题项；个体所能接受到的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等包括“我的爸妈自已有能力解决”、“ 我的爸妈朋友很多，他们帮忙解决”、“ 我们家有很富有的亲戚，他们帮忙解决”和“我的爸妈单位能帮忙解决”共4个题项。
（4）经济资本。在本研究中，经济资本由受试所在家庭的经济状况及可支配的消费金额组成。主要包括“家庭月平均收入”和“每周零花钱”2个题项。
（5）消费认同。从两个方面来测量，量表包括“我的好朋友经济条件都和我差不多”，“ 我不喜欢和比我富有的同学一起玩耍”，“ 我和好朋友之间有许多共同的文化消费爱好”，“ 我认为文化消费应当与我的经济实力相符”，“ 购买文化产品应该体现自己与同学的不同之处”，“ 购买文化产品应使自己在班上与众不同”，“ 购买文化产品是为了使自己在同学面前更有面子”，以及“ 消费流行文化产品会使我和同学们交流时更自信”等8个题项。
四、研究结果
（一）测量评估
在本研究中，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作为衡量调查问卷的信度指标，将主要变量进行可靠性分析，所统计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12，大于可以接受的0.7的标准，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
对“文化消费”的9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为0.755，巴特利球体检验结果显著，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份提取法，共提取了三个公共因子，累计解释方差为53.91%。通过旋转因子负荷后，三个因子可分别命名为“教育发展型”、“交友型”、“休闲娱乐型”。解释方差为70.15%对“文化资本”14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发现，“经常去网吧”、“订阅报刊”和“有学科竞赛获奖证书”三个题项在所有因子的负荷量都小于0.5，故删除此三项，再对余下的11个题项进一步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KMO值为0.701，巴特利球体检验结果显著，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共提取4个公共因子，累计解释方差为51.87%。
通过对题项的进一步分析，可以把因子2和因子4合并为一个因子，主要考察人际交往技巧、语言和与文化消费相关的生活方式等，符合前面体化资本界定的外延。因子1和因子3保持不变，分别代表机构资本和物化资本。
将“社会资本”的两个题目中的9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发现，因子分析KMO值为0.771，巴特利球体检验结果显著，累计解释方差为52.68%。共提炼出两个公共因子，且没有一个题项需要删除，与之前对社会资本中概念化定义中的维度完全一致，即一个公共因子很好地解释了青少年自身所得到的来自学校老师和同学间的社会支持，另一个是来自亲戚等社会的支持。
对“消费认同”进行因子分析，可知KMO值为0.755，累计方差为53.91%。采用主成份提取法，共提取了两个公共因子。通过旋转因子载荷后，两个因子可分别命名为“群体所属感”和“自我感”。
以上主要潜变量因子分析结果与设计思路相吻合，显示测量具有较佳的建构效度。
（二）数据统计分析
为了探寻影响青少年文化消费的重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因变量的贡献程度，本文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消费认同等作为自变量，将性别、人口数等人口统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同时纳入模型，其中，在定义年级时，将初一、初二归为初中组，赋值“0”，高一、高二归为高中组，赋值为“1”，将文化消费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通过逐步回归分析所得结果见表1。
在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时，要进行共线性诊断，共线性诊断是判断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高度线性关系的一个统计概念。如果自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则说明自变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这几个自变量就不能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回归模型中。如果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很小，则说明自变量是不同的指标，这几个自变量就可以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回归模型中。回归方程整体显著，但各个自变量都不显著，说明自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线性相关。由表1可知，整体模型显著，且自变量也显著，再结合容许度（越接近1共线性越小）和方差膨胀因子（越接近1共线性越小）等结果可知该多元回归模型共线性诊断情况很好，该模型整体上是可以接受的。
1.模型解释力。以文化消费为因变量的模型中，用上述变量来预测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可以解释21.4%的原因。表明在本研究中，“消费认同”、“年级”和“文化资本”是可以用来预测青少年的文化消费行为的，尽管还需要挖掘其它变量来解释剩下的原因，但该模型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2.假设检验。由表1可知，对青少年文化消费有显著性影响的变量按照标准化回归系数由大到小依次为： 不同年级（0.280）、消费认同（0.278）、文化资本（0.117）。这些结果表明：不同年级会对文化消费产生显著影响，高年级组显得比低年级组更易进行文化消费；青少年消费认同度越高，越易进行文化消费；青少年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越易进行文化消费。而“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变量和人口统计变量中的“性别”和“人口数”等对文化消费影响不显著。H1“青少年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大，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与H4“青少年消费认同度越高，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成立；而H2“青少年所拥有的经济资本越大，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和H3“青少年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大，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不成立。
为了进一步了解青少年的文化消费情况，将文化消费中的“教育發展型”、“交友型”和“休闲娱乐型”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
表2显示，该模型更适用于对休闲娱乐型文化消费的解释（R2=0.264），对于解释教育发展型文化消费不太理想（R2=0.052）。其中，“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是教育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微弱影响因素，而“文化资本”、“消费认同”和“不同年级”则影响青少年的交友型文化消费；“社会资本”、“消费认同”和“不同级别”影响青少年休闲娱乐型文化消费。
五、结 论
本文在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基础之上，实证研究了影响青少年文化消费的若干影响因素。以往对青少年文化消费的研究大多是根据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消费情况进行的主观推理分析，显得主观色彩过强，而本研究则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对这些因素的实证调查研究上，以期使研究结论更具可靠性和说服力。
通过多元回归统计分析方法，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青少年的消费认同是其进行文化消费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对交友型和休闲娱乐型文化消费会产生显著影响。
本研究发现，消费认同对青少年文化消费的解释力仅略次于不同年级的解释力，且在交友型文化消费中，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在所有自变量中最高。证明青少年的消费认同显著影响其文化消费行为。
消费是人们建立、维持和沟通社会身份的主要手段，人们通过消费来表达自己与他人或社会群体之间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将自己归属于社会群体，从而对自己进行社会定位和归类。青少年处于社会化过程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中逐渐构建自身个体身份认同和群体身份认同。而文化消费则是其认同的一种表达方式，因而其心理上产生的消费认同则自然影响到其文化消费行为。在本研究中，实证研究结果支撑了这一观点。
青少年试图构建的群体差异和自我感决定了其在交友和休闲娱乐方式上的差异。为了结识更多的朋友或是为了和同学有更多的共同话题，将自己归属于某一群体中，此心理导致其更多地进行文化消费，并且更多地选择休闲娱樂型的文化消费。
第二，青少年的文化资本导致更多的文化消费。我们的研究发现，青少年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也是青少年进行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之一。青少年已有的文化资本越丰富，越会积极地进行文化消费。文化资本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体化资本、物化资本和机构资本。青少年通过文化消费获得更好的人际交往技巧以及其它语言等能力，也较多地获得一些机构资本如各种奖励等，这些资本会进一步促使青少年进行更多的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的消费。文化资本因素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教育扩展型和交友型文化消费起作用。
第三，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并不必然受其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
陈雷，张莹的研究发现[19]，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对文化消费有一定的影响。而在我们的研究中，经济资本对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并没产生直接的显著影响，且无论是教育发展型消费还是交友型或是休闲娱乐型都不受其影响。一方面，青少年是特殊群体，尚不具有独立提升经济资本的能力；另一方面，在一个家庭中，孩子的教育消费以及其它形式的文化消费已成为一项必要开支，不会因为其经济收入的多少而受到影响。在问卷形成前期的访谈中，也有一些经济条件并非很好的孩子在说到文化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消费时，家庭会想方设法满足他们这方面的消费。
第四，初、高中生教育发展型文化消费并无差异，而高中生较初中生更多地进行交友和休闲娱乐文化消费。
在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中，唯一作用显著的是“年级”这一因素。从分组来看，初、高中生在教育发展型文化消费方面没有区别，而在交友型文化消费，尤其是休闲娱乐文化消费方面，高中生都要比初中生更加积极。这与高中生社会化过程中交友和休闲娱乐需要的增加是相一致的，社会应提供有益的休闲娱乐方面的文化消费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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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 格）
文化消费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国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任务，全国各大城市也都推出相关政策支持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文化消费作为拥有巨大经济效益的直接现实。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并以5%的速度递增。一些国家增长的速度更快，美国达14%，英国为12%。而中国与之相比还仅仅处于一种发展阶段。没有发达国家雄厚的资金、人力、技术以及创造力，单靠着五千年的文化沉淀并不能更好的将中华文化推向世界。那些文化产业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很容易就可以用中国的文化资源与素材重新包装制作，这样即便文化资源是我们的，版权却归属他国。例如《卧虎藏龙》完全是中国的故事，却是好莱坞制作，《花木兰》明明是我们国家的经典故事，却是迪斯尼拍的。
中国有着如此深厚的历史底蕴，五十六个民族也造就了我们丰富的资源。然而我国的在提到文化产业化时，国内更多人仅仅认为是怎么卖电影小说等文化商品。将文化转变为当代社会乐意接纳的商品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文化价值观念。真正让消费者在意的必然不会是什么大红灯笼之类的表象。在“内容为王”的时代，所有的运作基础就是一个优秀的产品。如果文化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就无法吸引到大众媒体的眼光，更无法带来后续的经济效益。文化产业所生产的商品，必须顺应时代文化的走向，能够向消费者传达这个时代的文化价值观。
当下，商品与消费者之间不再是单纯的单向性的主被动关系，消费也不再仅仅只是为了满足一些实质性的生活需求，而更多地进入具有满足精神消费、享受和发展消费的高层次功能阶段。文化商品的消费正是这样一种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的消费形态。
在今日文化创意商品逐渐成为消费主流的趋势下，“创意”包括两个方面，一为原创，二为创新。前者如中国传统的戏曲之类的艺术，中国武术等等，皆为我国原创的文化。后者则例如《卧虎藏龙》、《花木兰》之类，是用西方的艺术表现方式来包装了中国的文化内容。反观中国的文化行业，许多做出来的节目和产品越来越相似。没有创新使得我国一直都只是世界的制造工厂而非创意工厂。对于讲究创意中体现文化价值观念的文化创意产业而言，有一个经典的例子——迪斯尼。除了动画片，用卡通形象做的衍生性商品，他们甚至建造了主题文化公园。经营者像世界展示了人的创意是无限的，能够实现这种创意的方式也同样是无限的。迪斯尼的许可产品一年在全球的零售达1120亿美元，其中290亿来自于人物形象。而台湾也有一个很好地例子——霹雳布袋戏。除了制作布袋戏节目的角色，霹雳布袋戏跨足视觉艺术、音乐、出版、电视、电影、网络网路等不同领域，将原本快要被历史化的传统艺术，转化为各式各样的文化商品。并策略性地运用不同元素包装深厚的文化元素，使其更容易融入当代社会氛围中。
文化消费在现下社会中，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买与卖的交易关系，更包含了整个社会大环境对个体的影响以及个体私有生活环境的的体现。文化作为一项特殊的事物，它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而它若想成为一个好的文化商品，则必须要能够符合现下的社会环境的审美观念。并且将这种抽象的精神涵养转变成为社会中可以自由流转接纳的商品价值。将其中蕴含的符号、象征元素具象化在不同的媒介领域以及日常生活当中。
特定的文化商品或品牌背后都带有着它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念，商品除了是一种实用物体以外，同时作为意义的载体。而消费这些特定商品的人，透过商品的消费过程，也同时表明了他是谁以及他想要成为谁。消费以及消费品的使用过程，都是消费者对商品背后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以及对个体自我的描述，消费者得以将个体情感通过这些不同形态的文化体验、消费有所寄托或者说抒发。被消费的文化商品相当于是个体消费者用来彰显归属以及认同的必要物品。换而言之，我们可以从个体的文化消费当中，发现辨明他们的生活形态、文化意识等，了解这些消费者的文化消费大概轮廓。
文化消费过程中，我们对任何物品的选择都是文化的结果，并且同时消费品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对商品文化重新诠释定义，融入进消费者个体私人的生活环境中。文化商品不仅成为消费者个体的所有物，也转变成为了消费者自我的一种延伸，与他人产生区别以及搜寻潜在同好的重要媒介，并延伸发展出个体的私有的文化品味。对于充满文化意涵的文化创意产业而言，文化的消费並不单纯指消费某一种商品，而是在消费的过程中如何创造出该商品独特的文化形式。使创意发展中的商品除了成为承载多元符号意义的载体之外，亦是消费者心目中蕴藏着丰富文化涵养的文化商品。
在现在的消费氛围中，对于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者而言，营销策略已不能再局限于对文化商品意义的诠释与传达，商品作为文化意义、符号元素的载体，虽然能够赋予商品多元化的解读，但缺乏对文化价值意义的整体把握，不仅无法为商品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定位，也容易混淆消费者对于商品的认知。消费者无法在商品的被消费与使用过程中赋予其特殊的意义与特定的神圣性价值。就会对其身上的文化观念产生排斥。多关注文化内容本身与价值的提升，而非仅专注于商品价值的再创造，才能够真正延续文化以外的商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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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消费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2012年即将结束，新年即将来临，这本应是辞旧迎新，欢乐祥和的时节。但白羽肉鸡产业却因为接连两起媒体曝光事件而身陷困境。11月，有媒体以所谓“速成鸡”问题曝光山西粟海集团，而正当风波渐渐平息之际，12月中央电视台又播出记者暗访，称六和集团养殖场存在违规使用激素和抗生素问题，再次将白羽肉鸡行业推到风口浪尖。
一时间，大量媒体转载该报道，并质疑整个白羽肉鸡行业。而在近年来兴起的新型传媒载体—微博上，大量与该话题相关的帖子被不断传播，更有消费者戏言“再也不吃肯德基麦当劳等洋快餐了”。尽管相关部门不断出面澄清，存在问题的单位也出面致歉并表示今后将加强监管，但仍引发严重后果。中国畜牧业协会宫桂芬副秘书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央视曝光之后的12月
18、19日，山东等几个省的白羽肉鸡毛鸡每斤价格大跌超过1元。更糟糕的是，事件的负面影响已波及整个白羽鸡行业，上至种鸡销售、农户养殖，下至肉鸡价格和消费者信心都受到了打击。
回顾整个事件，笔者认为其中折射出来的一些其他问题，或许更值得整个行业关注。正确的养殖、正确的饲料添加剂使用等等，都属于技术和管理范畴，在良好的监督体系下，未来一定会有所改善，本文也因此不再赘述。但如何让我们的行业能够和大众媒体，以及普通消费者走得更近一些，却着实需要好好探索一番。就行业发展的现状而言，与消费者群体之间沟通机制的缺失，或许将是未来制约行业发展的一大桎梏。
大众媒体与行业：误解源于不了解
2012年9月，首届国际家禽产业与“食品安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期间，众多参会嘉宾都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了新闻媒体，秦皇岛正大有限公司资深总裁吕攀先生，以及大成公司李景辉副总裁都表示，新闻媒体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要对消费者有正确的引导。然而二位的发言似乎犹在耳边，三个月后就发生了此次事件。或许行业人士对于大众媒体的不专业措辞忿忿不平，但冷静思考后会发现，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大众媒体对于白羽肉鸡行业缺乏了解，从而产生了误解。
在此次事件报道中，部分媒体将白羽肉鸡称为“45天鸡”或“速成鸡”，这是由于大众媒体并不了解在现代育种养殖技术下，肉鸡的出栏时间确实已经大大缩短；其次，有媒体引述饲养者口述的结论，即“违规用药”和“肉鸡育肥”之间存在联系，之后也没有寻求专家和权威机构证实，同样也是缺乏肉鸡养殖基本知识的表现。
而在大众媒体之外，以微博为代表的“个人媒体”在此次事件中同样让肉鸡行业看到了普通大众与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距离。微博上传播的信息集中在两大部分，一是对白羽肉鸡45天出栏时间的质疑，二是对抗生素使用的担忧。其实如果普通消费者能够对现代肉鸡养殖，以及国家对养殖行业抗生素的管理有一些初步了解的话，这些疑虑完全是可以消除的。
值得欣慰的是，在这次事件中已经有很多媒体和媒体人，本着理性与科学的态度，向大众介绍现代肉鸡养殖知识，并打消了许多人的疑虑。南方都市报在12月17日的报道中，详细论述了为什么现代养殖业能够保证肉鸡45天出栏，确认了白羽肉鸡的安全性；知名泛科技网站“果壳网”的主编徐来先生也撰写了一篇长文发表于新浪微博，指出了央视报道的一些问题；知名科学传播公益团体“科学松鼠会”，及其知名撰稿人云无心等人也都发表多篇微博为白羽肉鸡正名，澄清大众的误解。由此可见，媒体并非站在行业的对立面，关键在于媒体是否了解我们这个行业，消费者是否了解我们这个行业。 不过限于自身特点，畜牧养殖行业确实与普通大众和媒体走得比较远。如何改变这一局面，让我们和消费者走得更近一些，将是未来行业需要关注的问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行业今后的发展态势。
与媒体和消费者建立沟通机制
笔者认为，走近消费者必须建立起一套沟通机制，首先便应该向大众普及现代养鸡业的一些常识。
在这一点上，或许美国鸡肉消费协会（The National Chicken Council）的案例能够给我们一些小小启发。美国肉鸡产业起步于上世纪20年代，直到二战之后都保持着稳定增长。然而在50年代，大众对于鸡肉的需求一蹶不振，鸡肉产业开始走下坡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鸡肉消费协会的前身——美国肉鸡协会（The National Broiler Council）在1954年成立了，并且在1999年，正式更名为美国鸡肉消费协会。
为促进美国本土的鸡肉消费，让更多人认识到食用鸡肉的益处，该协会自1950年代开始便展开了一系列活动，包括介绍肉鸡养殖知识，让大众了解为什么在现代养殖体系中，鸡肉是一种安全健康的食物；同时协会还在报纸、电视等媒体大量进行广告宣传，推广鸡肉消费，当时著名的一句推广口号是“鸡肉，未来的食物”。时至今日，许多口号依然适用，例如“高蛋白、低热量”等，这对于消费者而言无疑能起到积极的正面影响，目前鸡肉已经成为美国第二大肉类消费品，仅次于猪肉，并且大有赶超之势。
目前，该协会仍在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各种活动。在其旗下网站“Eat Chicken”（食用鸡肉）上，每日都在更新与鸡肉相关的各种信息，包括鸡肉的烹制方法、与鸡肉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全国品牌鸡肉销售网点介绍等。
笔者以美国肉鸡协会为例子，想说明的问题是行业需要更多地与消费者直接沟通交流。美国肉鸡协会的形式或许不完全符合我国国情，但就目的而言，其实是相通的。当前我国消费者对白羽肉鸡的不信任，根本原因在于行业从养殖到加工，再到最终的销售，这一整套环节消费者的认知度基本为零。尤其是对于养殖环节，许多消费者的概念还停留在农村散养的印象上，而对于现代的规模养殖尚有排斥心理。想要打破消费者对行业的偏见，只有更大力度地进行宣传，将现代肉鸡养殖的全部知识都通过适当的途径公开给消费者。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个道理，排斥与偏见皆是由不了解所致，而一旦事情的整个真相都十分透明，自然就不会再有误解。或许很多从业者认为，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酒香不怕巷子深。但现实情况是，消费者现在已经不仅仅是结果为导向了，他们希望，也有权利知道更多与行业相关的内容。
笔者认为，目前白羽肉鸡行业有以下几个渠道可以把握，从而初步与媒体和消费者建立起良性的沟通机制：
其一，可以加强与大众媒体的沟通交流，将大众媒体转化为宣传白羽肉鸡行业，向消费者传递正能量的主阵地。大众媒体对于白羽肉鸡行业虽然并不一定了解，但行业和企业可以主动邀请这些媒体，并向他们介绍相关常识，并可以借助一些活动，通过这些大众媒体，向消费者介绍行业、企业动态和知识；
其二，可以直接与消费者群体发生互动。企业和行业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包括邀请消费者代表参观养殖场、加工厂等，向他们介绍现代养殖的模式和知识，减少因不了解而产生的误解；
其三，要占领微博等新兴媒体这一主阵地。微博现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但白羽肉鸡行业对于这一工具的利用几乎可以说为零，甚至受制于之。行业和企业，也完全可以反过来利用微博这一平台，在微博上介绍知识，开展活动，扩大影响，传递正能量；
其四，行业的相关展会活动，也可以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对大众消费者开放，并可组织专场科普活动，积极走近消费者。
当然，与消费者建立起良性的沟通机制，只是现阶段让行业重获信任的一种途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事后的补偿机制。从核心来说，想要让消费者对肉鸡行业真正建立起信心，还是得全行业所有企业切实做好监督管理工作，杜绝食品安全问题，让消费者真正放心。毕竟在现阶段，行业确实还存在有待完善的问题。
畜牧企业如何进行危机公关
如果说建立沟通机制，是一种预防性的措施，那么危机公关就是问题发生之后的补救措施了。在此笔者也想略谈一下畜牧企业的危机公关问题。
所谓危机公关，是指应对危机的有关机制，是机构或企业为避免或者减轻危机所带来的严重损害和威胁，从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学习、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管理措施和应对策略，包括危机的规避、控制、解决以及危机解决后的复兴等不断学习和适应的动态过程。它具有意外性，聚焦性，破坏性和紧迫性。对于此次事件而言，肉鸡养殖企业就需要危机公关。
就危机公关而言，有八大原则，笔者在此不再一一赘述。其中有一条是“保持信源”的一致性。危机公关中最忌讳的就是所传递的信息存在不同，这样很容易误导公众和破坏危机中所建立起来的信任。如果当事方不能保证信息的一致性，那么危机管理将无从谈起。但就此次事件之后有关各方的处理来看，笔者认为在这一点上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粟海集团在被媒体曝光之后，第一时间连发三篇文章自证清白，先发一文阐释“现代肉鸡生长速度快的奥秘”，紧接着又发一文“吴邦国委员长亲临视察”，最后则声明称畜牧主管部门对其“今年抽检结果均合格”。但同为牵涉此次事件的相关企业，肯德基的回应则是“山西粟海集团在肯德基鸡肉原料供应体系中属于较小的区域性供应商，仅占鸡肉采购量的1%左右。过往食品安全记录正常。”虽然文中结尾提到过往记录正常，但其意图很明确是想尽可能与此次事件划清界限，且“仅占采购量1%”的表述，很难让人不会怀疑粟海集团产品的可靠性。而麦当劳则更是直接表示粟海集团并非其鸡肉供应商，而这又与粟海集团官网所写“成为肯德基、麦当劳、德克士等国际著名快餐店主供商”的内容不符。
笔者认为，在此次事件中，涉及到的各家企业已不能单独作为个体来进行危机公关，整个行业都应该作为整体，其表态应该具有一致性。三方企业各自不同的表态，明显给消费者带来了新的疑虑，反而加深了对产品和行业的不信任。这或许是今后畜牧企业进行危机公关时，应该考虑到的一点。畜牧企业及上下游企业在进行危机公关前，如何事先协调沟通，非常有必要。
此次事件发展至此，已经对白羽肉鸡行业造成了极大的打击。面对困境，行业绝对不能气馁，一来还是应该下苦功解决确实存在的行业顽疾；二来要设法打通与消费者和大众媒体之间的沟通障壁，做到公开、透明；三，我们期待更加完善的政府监管政策。中国的白羽肉鸡行业，乃至整个畜牧养殖行业正处于转型时期，存在各种问题和困难是难免的，但重要的是行业如何思考应对这些问题，从而成功转型。笔者衷心祝愿行业能够挺过难关，最终实现良性发展。
文化消费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化消费主义;青年;精神文化生活;文化商品
文献标志码：A
基金项目：教育部2021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自然辩证法概论’课教学的思想政治性提升研究”(21JDSZK048);湖北高校省级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度融入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体系研究”(2020060);湖北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21ZDMY08)。
作者简介：曹志磊(1997-)，男，安徽芜湖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社会思潮;成良斌(1964-)，男，武汉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杨雪英(1996-)，女，土家族，重庆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青年文化。
“精神文化生活既是指那种具有深厚精神内涵的文化生活，也是指那种把与人们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的文化生活作为主要形式和载体的精神生活”[1]，主要涵盖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审美生活、娱乐生活等方面。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全球化程度的提高，西方消费主义思潮借助资本流动与文化输出进入我国，而文化消费主义正是消费主义转向文化领域的产物，它内涵着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导向，并通过影响青年文化消费，冲击了青年精神文化生活，多方面围困并阻碍其精神文化生活健康发展。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精神文化生活在青年成长成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厘清文化消费主义思潮的形成机理、影响机制及其对我国青年精神文化生活带来的现实困扰，寻求破解之道，是帮助青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进而赓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举措。
一、全景观照：消费主义的文化转向及其影响青年文化消费的内在机制
文化消费主义是消费主义思潮文化转向的结果，这一转向具有内在的转换机理。同时，文化消费主义对青年文化消费的影响也具有一系列内在机制。
(一)从消费主义到文化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是“20世纪初在美国开始出现并逐渐盛行起来的一种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现象和价值觀念体系”[2]。生活方式上，它主张消费至上，鼓吹消费是体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手段;社会文化上，表现为资本逻辑的文化外延，诱导个体服从资本的无限扩张;价值观念上，遵从《蜜蜂寓言》的预示，排斥一切禁欲主义观念，推崇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等。
文化消费主义是消费主义思潮在文化消费领域的拓展，力图通过“满足人们片面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使其痴迷低级甚至畸形文化消费”[3]，其并未超出消费主义的本质限定，而只是披上了一件新“外衣”。从消费主义到文化消费主义，存在一整套转换机理。首先，大众对文化生活重视度的提高是这一转换的社会源头。亚里士多德虽然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但也指出平庸的人活着是为了吃饭。唯有当大众物质生活需要达到一定满足程度时，“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又引起新的需要”[4]531，即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要。其次，文化的商品化、资本化和产业化为这一转换提供了必要前提。文化商品化进程被大众占有后发展迅猛，资本入驻和文化产业的集群化也就成为大势所趋，这也为消费主义打通了侵入文化消费的道路。再次，资本逻辑在文化领域的扩张为这一转换提供了根本动力。资本逻辑就是资本无限扩大再生产的增殖逻辑，为谋夺“开辟新大陆”福利来满足增殖野心，当大众消费转向文化时，资本就迅速入驻并极力鼓动大众的文化消费欲。最后，现代大众媒介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这一转换提供了支撑载体。资本要求的文化消费的普遍化必须基于文化商品流通和传播的普遍化，现代大众媒介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文化商品摆脱了对物的固化依赖(单维关系如一本书对应固定文化内容)，而转向一种动态依赖(多维关系如联网设备每时每刻都在更新文化内容)，推动了文化商品流通和传播的普遍化趋势，进而为文化消费主义的盛行提供重要载具。
(二)文化消费主义影响青年文化消费的内在机制
青年是参与文化消费的重要群体，也是文化消费主义的目标群体，文化消费主义根据青年文化消费理念、行为特点，发展出一整套影响机制。
第一，张力消解：青年文化品质需要的抗性拆解。青年群体的文化消费行为不仅基于工具理性的有用原则，更有呈现价值理性的品位追求，对文化商品的内容质量等表现出“不妥协”态度。但对习气功利的资本而言，文化商品仅具有增殖的工具价值，因此功利主义地追求最高文化生产率和利润率是其唯一信奉的“道德律令”。青年群体与资本的价值取向的对抗构成当代青年文化商品“生产—消费”过程的内在张力，试图取得全面成功的青年文化商品都必须将品质和效率的博弈维持在双方底线之上重合的有限范围内。因此，文化消费主义作为资本追求效率的手段，就呈现出瓦解青年群体对抗张力的机制：一方面通过强化“及时享乐”的感官刺激来消解青年严谨认真的理性思维，一方面通过强调文化商品的泛娱乐性来回避青年的理性追问并麻痹青年，总体上是以功利的工具思维模式来消解青年的品位追求。
第二，符号建构：青年个性表达的文化消费模式。人是“符号动物”，一切“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5]，青年群体热爱自由，追求刺激，秉持“不走寻常路”的个性信条，文化消费成为他们表达个性的重要途径，文化商品内蕴的个性符号成为青年最为看重的附加值。鲍德里亚指出，消费行为受到两种相互冲突的制度的规范，除需要外，“另一个则是产品符码化”[6]203。因此，在青年需要总量既定的前提下，开发、孵化文化商品的“独具一格”的个性符号即IP是当下文化消费主义的重要影响机制。如《盗墓笔记》在同时杂糅男性向的冒险和女性向的耽美等元素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盗墓”IP，取得丰硕的销售成果，大量同人文、周边产品的出现也证明了该IP的市场号召力。该机制一方面呈现“解放”形式，推动青年个性思维的发展，鼓励他们勇敢撇开世俗眼光、打破权威束缚、“活出自我”;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控制”形式，即试图借助重复的媒介宣传来编织信息“茧房”，掌握青年个性符号诠释的话语权，并适时推进符号内容的变迁以增加青年文化消费需要，从而推动青年群体持续消费。
第三，“领袖”培植：青年群体关键“意见领袖”(KOL)与资本的相互成就。相较于资本和商家，青年群体在文化消费选择中更信任具有一定情感联系的关键“意见领袖”的推荐。这些“意见领袖”往往带着明星、网红等标签，属于青年群体某一兴趣圈层的中心人物，具有一定契合青年实际需要的感染性要素(如颜值、才华等)，自带较大流量，因此对青年文化消费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以当下青年二次元文化圈中的手办文化消费为例，二次元KOL的精准营销推荐具有明显的拉动销售作用且仍有巨大潜力[7]。但资本与“意见领袖”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互构关系：一方面资本为既有“意见领袖”造势或直接“造神”，通过开设选秀节目和物色草根素人，收买“水军”为其拉票、“打call”等，打造有吸引力的“人设”;另一方面这些“意见领袖”也需要资本提供的平台来实现流量变现，因此必须服从资本安排，向大众进行营销宣传，如在微博上为其站台、参加电影宣发等。文化消费主义进一步强化了二者间的利益融合，一方面增强资本对“意见领袖”的控制，一方面为“意见领袖”的“热度”服务，提升“意见领袖”们的群体影响力。
第四，发声控制：青年文化消费发声的资本收买。青年在文化消费中的角色属性并非固定和受动的，而是存在一种角色动态转变的新趋势。《大学生消费调查报告》显示，大学生更加信赖产品熟人、朋辈的推荐[8]。同时，青年群体也更有意愿和责任心帮助朋友“种草”和“拔草”，他们在“小红书”“豆瓣”等公共点评类APP或微信朋友圈、QQ空间等私人社交圈上对特定文化商品的使用和体验感受进行评论，呼吁好友“入坑”或避免“踩坑”。这种表现让青年群体成为文化消费中的“生产消费者”，即他们一方面在消费，一方面又生产他人的文化消费需要，甚至他们的文化消费行为本身就被纳入文化生产过程，如演唱会中观众与歌手的互动正是演唱会的重要环节。文化消费主义通过收买和控制青年群体消费发声的机制来影响青年文化消费，具体有软性和硬性两种形式：软性形式即通过送礼物、返现等形式收买青年消费者给好评或分享给他人，硬性形式则是直接通过后台控评和购买“水军”在各大平台刷好评和宣传。
二、困境反思：文化消费主义困扰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现实表征
辩证来看，文化消费主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产业发展，但其影响主要还是负面的。青年一代，正处在精神文化生活的形成期与完善期，同时较少从事生产性劳动，拥有一定物质基础和空闲时间，接近凡勃伦所说的“越位休闲”(vicarious leisure)状态，易发生“越位”的过度消费。此外，文化消费主义又结合青年文化消费行为、理念的特点来影响青年，因此青年很可能被文化消费主义围困进而精神文化生活中陷入诸多现实困境。
(一)理想信念走向虚無
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青年理想信念高远、坚定与否，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但受文化消费主义影响，部分青年理想信念可能会崩塌瓦解、没入虚无。
其一，在自我中心意识中解构崇高理想。青年一代应志存高远，树立崇高理想，但“在一个消费时代，或是一个自称如此的时代里，是整个社会前来适应个人”[6]184。文化消费主义强化了感官和意识上的个人主义，让部分青年陷入唯我的感觉主义。对青年感官欲望的强化和理性思维的剥夺，造成部分青年的集体思维蜷缩为个体思维、集体主义消弭于利己主义、社会责任倒向个人享乐。例如，越来越多青年的职业理想从社会取向的科学家、教师等转向个人取向的明星、网红等。在这种自我中心意识中，部分青年理想内含的社会崇高性转变为个人世俗性，对自我现实感受的重视超过了对社会发展前景的考量，崇高理想也就解构为自我欢娱。
其二，在文化功利化氛围中瓦解理想信念。“文化是理想信念生成的精神纽带……是培育理想信念的重要依托”[9]，一个良好稳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助于坚定青年信念。文化消费主义将功利化带入文化市场，让整个市场都展开了一场文化资本循环速率的“生死竞赛”，文化商品的品质、内涵等都被资本狂热的“求金欲”抛之脑后，市场应然的良好秩序被“快餐”主义打破，市场的稳定性被功利化的生产竞逐摧毁，这一乱象进而影响了社会整体文化环境。同时，这种功利化氛围也借助文化商品显现并影响到部分青年。长此以往，功利化所有的短视主义、现实主义、享乐主义让部分青年只关注眼前与自我感受，而看不到自身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丧失奋斗目标的他们以“佛系”自居，认识的误构引起实践的错位，这些青年打着“反内卷”的名义，以“躺平”为荣，对未来、理想的坚定信念在思维和实践的双重逻辑中遭到瓦解。
(二)价值追求逐渐扭曲
价值追求为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向度坐标，但文化消费主义既将多维的价值俗化为纯粹经济价值，又用符号价值取代一切其他价值，致使部分青年的价值追求逐渐扭曲。
其一，在文化消费中落入价值陷阱。文化消费主义受资本主导，正如“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4]192，它的“价值”只是资本增殖意义上的自我商业价值，缺失了社会、道德等价值意蕴。此外，它还向青年狂热营销“享乐至上”“潮流至上”等价值观念，实则是用资本建构的“消费叙事”来解构并取代社会主流价值叙事方式与价值共识。部分青年一方面被其内含的单维价值观念误导，用经济价值凌驾于一切其他价值之上，以个人价值割裂总体价值，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方面被其外显的庸俗价值观念诱导，排斥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用文化消费衡量个人价值，在追求自我价值的路途中深陷无边的文化消费主义“泥沼”。
其二，在符号消费中迷失价值追求。文化消费主义试图用符号价值淹没实际价值以谋求商品溢价和畅销，而这种符号价值建构本身又是基于资本的逐利需求、个人主义和短视特性，部分青年误用这种资本建构的虚伪符号来建构自我价值，如某些文化商品出品方在宣传时大肆鼓噪该商品与爱国主义的紧密联系，误导青年将消费该商品与爱国者的身份建构联系在一起，结果将现实的爱国行动搁置一边，本末倒置。一方面符号价值的偏隘性决定了青年自我认识与价值追求的狭隘性，另一方面符号价值的现实脱轨性决定了他们自我认识与价值追求的虚幻底色以及意识的虚假性。青年们在迷信于符号表征的所谓“个性”、沉浸在文化消费创造的虚幻映像中的同时，将价值追求的集体性、长远性和实践性弃之不顾，最终迷失在前途命运“不靠奋斗靠包装”的假象中。
(三)审美生活日渐庸俗
审美生活是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审美生活可以愉悦身心、提升精神境界。但在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文化内容劣质庸俗，文化形式突出感官刺激，可能造成青年审美的庸俗化取向。
其一，在低俗的文化内容中产生审美偏差。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的文化市场中充斥着资本的增殖狂热，随着质量优先原则这一张力抗性的消退，缺乏美的意蕴的低俗文化大行其道。马尔库塞揭示了资本主导下大众文化的俗化趋势，指出“快乐原则吞并现实原则;性欲以对社会有利的形式解放出来”[10]，认为在抹除精英文化的对立和超越性要素后，低俗文化成为流行。例如一些文化资本平台，为吸引流量，放纵大量暴力、软色情等低俗文化商品的问世，助长“恶搞文化”“审丑浪潮”“废话文学”等低俗文化的流行。青年长期受到低俗文化的影响，很可能发生审美的认知偏差，批判向度的缺失让他们认同甚至效仿这些庸俗文化的畸形审美，如“网红脸”“白瘦幼”等。
其二，在持续的感官刺激中降低审美素养。本雅明指出，“消遣性接受随着日益在所有艺术领域中得到推重而引人注目，而且它成了知觉已发生深刻变化的迹象”[11]，而文化消费主义将这种感官消遣推广至所有文化商品。热爱冒险、追求刺激、注重娱乐是青年的本性，但却被资本利用和放大，沦为劣质、低俗文化商品的重要目标群体。青年虽然可以通过感官刺激缓解精神压力，获得瞬间快感，但不利于其审美素养的长期发展。青年长期将注意力放到感官刺激就会忽视文化商品对自身审美素养的熏陶，对即时感觉的强化导致后续反思的匮乏，审美反思的缺位加剧审美素养的下滑。
(四)娱乐生活趋于空虚
数据显示，2018年“90后”“00后”新生代在文化娱乐上的消费占比就已经超过24.5%[12]。娱乐生活是青年缓解精神压力和疲劳、实现身心愉悦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青年的娱乐生活呈现只“娱”不“乐”的状貌。
其一，在短暂的狂欢中缺失人生体验感。根据勒纳的发展情境论，青年所处的社会情境对其成长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文化消费主义营造的文化消费狂欢情境中，部分青年对生命意义等宏观问题的探索就被“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所取代。波兹曼揭露了“娱乐”的世界统治力：我们“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13]。文化消费主义进一步强化了“娱乐”的权柄，试图用浅薄空虚的娱乐文化取代意蕴深刻的严肃文化和高雅文化，文化营养的匮乏与文化教化功能的遮蔽和肢解，进一步扼制了青年的思维探索，多元的人生体验降维成纯粹的作乐寻欢，在即时快感消退后，其体验就趋向虚无。
其二，在娱乐消费中陷入孤独无助困境。有调查表明：“‘90后’大学生进行的文化消费……呈现出浅层化、娱乐化、消遣化的亚健康状态。”[14]在这种亚健康文化消费中，青年一方面不能得到多少思想沉淀，一方面如果将在此养成的自私自我的娱乐趣味带入现实，在现实生活中也会面临诸多困境：“我行我素”的青年对他人感受的忽视以及异质观点包容性的减弱，让其在现实行事中难以顾及他人感受，甚至用线上的圈层模式为人处世、画地为牢，造成社会性的脱离，引发精神孤独。此外，青年若形成娱乐文化消费上瘾机制和非理性的超前消费习惯，就会沦为自身欲望和文化资本的奴隶，财务赤字让欲望不能得到持续满足，从而陷入痛苦无助中。
三、破解之道：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应对策略
文化消费主义思潮微观上阻碍了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良性成长，宏观上也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对此，应通过引导和满足青年精神文化需要、培植青年科学的文化消费观念和行为、重塑青年的精神家园来帮助青年打破文化消费主义在精神文化生活中造成的困境，推动青年精神文化生活有序、高质、向好发展。
(一)引导和满足青年精神文化需要，推动精神文化生活有序发展
精神文化需要是文化消费的前提，也是精神文化生活发展的动力。但是，文化消费主义一方面利用文化商品的符号价值来虚假地满足青年对理想信念、价值追求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利用文化商品的使用价值来放纵青年对审美生活和娱乐生活的需要，实质是将青年精神文化需要统一转化为无休止的欲望。因此，必须在对这种“统一欲望”解构的基础上对症下药，推动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有序进行。
一方面，要帮助青年打破文化消费主义营造的符号假象，引导青年将对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的需要建立在现实奋斗中。首先，坚守线上线下多维文化市场阵地，严格管控文化资本并把关其在各大平台上的推广活动，严禁带有虚假性和过度联想性的内容，并形成严格健全的管理机制。其次，基于青年对“个性”等符号的追捧态度，引导青年推动这些符号建构重回“正途”，从“正能量”的积极视角重构文化产品的符号意义。最后，强化青年的理想与价值教育，引导青年超越符号、“回歸本真”，将实现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的需要落实到现实奋斗中，特别是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联系在一起，不断奋进。
另一方面，要帮助青年摆脱对庸俗文化产品的惯性依赖，用优质“文化盛宴”提升青年审美生活和娱乐生活品位，重塑青年群体的文化消费张力。首先要完善文化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文化商品的监管体系和社会评价体系，让文化“劣币”无处可传从而无利可图。其次要加强青年的审美和娱乐教育，助其树立科学理性的审美观和娱乐观，重构文化鉴别的批判和反思向度。最后要由文化宣传等相关部门主导，生产大量如《我和我的祖国》《觉醒年代》等优质文化产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用一系列“文化盛宴”向广大青年传递高尚、积极、理性的审美和娱乐品位，从而恢复被文化消费主义瓦解的文化商品“生产—消费”过程的内在张力。
(二)培植青年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观念与行为，提升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
文化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塑造精神世界、促进个体精神成人。但是，在文化消费主义误导下，部分青年形成了错误的文化消费观念，引发精神文化生活的俗化。对此，应帮助青年树立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观，养成正确的文化消费行为习惯，提升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
一方面，从认知层面提升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一要明确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观就是“要求消费者自觉抵制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倾向，反对炫耀性、符号性、虚假性的异化消费模式，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15]。二要通过“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教化机制，同向发力，多元助推青年对正确消费观的内化。社会充分发挥媒体平台的舆论引导功能，宣扬正确的文化消费观念，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社会文化消费风气。学校应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中强化文化消费观教育。家庭应在家风教育中加入文化消费观相关教育，家长更要以身作则。三者联动实现的大思政课建设可以推进文化消费观教育，从而以更宽广的平台、更庞大的受众群体、更低的准入门槛和更多元化的手段帮助青年形成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观。
另一方面，在行动层面提升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内化是前提，外化是关键。一要重视关键“意见领袖”和朋辈行为对青年群体的行为示范效应，督促和引导“意见领袖”等社会公众人物进行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对青年群体施以正向引导。二要在大数据时代保护隐私的前提下，精准掌握青年的文化消费动向，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行为规范与引导。三要激发青年主体活力与创造力，激励、引导青年成为当代优秀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让青年近距离切身感受优质文化产品内含的精神品质与价值意蕴，从而主动同文化消费主义与劣质文化产品划清界限，自觉养成正确的文化消费习惯。
(三)重塑青年精神家园，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境界
精神家园“是人们对生活意义、生存价值和生命归宿的一种精神与文化认同”[16]。但是，文化消费主义造成青年理想信念的虚无、价值追求的扭曲、审美生活的庸俗和娱乐生活的空虚，给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带来严重危害，造成青年精神家园的荒芜。为此，必须帮助青年在现实的基地上重塑精神家园，在重塑中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境界。
青年精神家园的荒芜一方面源自文化消费主义营造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毒瘴”，一方面在于过度消费劣质文化商品引发的精神营养不良。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引领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层面的要求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爱国”就是要求个人与国家间要建立亲密的情感联系，力戒个人至上倾向;“敬业”就是要求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奋斗、发光发热，抵制享乐主义倾向;“诚信、友善”就是要求个体间保持和谐良好的联系，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反对个人主义倾向。通过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引导青年超越文化消费主义造成的局域性视野和片面化思维，将自身精神文化生活发展的微观叙事同宏大的历史叙事相结合，超越个人享乐的低俗境界，追求奉献社会的崇高境界，重新找回建设精神家园的正确方向。二要充分挖掘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用这些精神文化滋养提升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境界。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华夏儿女的共同精神家园，“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17]。同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影响青年精神生活、引领学生成长成才中发挥主导作用”[18]。因此，我们要促进这些优秀文化资源的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让其成为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强根剂”和“营养剂”，让青年在优秀文化的涵养中培实精神文化根基，筑牢精神文化之魂，共建美好的精神家园，开创精神文化生活的新境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争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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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雨 蕙】
文化消费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甲型H1N1流感来袭，市民最担心老人和孩子健康
甲流肆虐，儿童成为高发人群，记者采访过程中也了解到，市民最为担心的就是孩子和老人在流感高发季节的健康问题。
市民王先生：“自己工作比较忙，尤其到年底，更是没什么假期，周末都是经常性加班。现在甲流高发，最担心的就是父母健康，每周都打几次电话给家里人，前几天还买了些补品回家，希望老人能够健健康康的。”
市民章女士：“自己和老公家在河北，长期在北京工作。前段时间看报道说感冒高发季节，小区还针对预防甲流贴出不少预防广告，由于儿童抵抗力弱，而在北京自己和老公没有过多时间照顾孩子，前几天元旦放假将孩子送到河北老家让父母帮带一段时间，那边空气好，接触人群少。回去的时候还带了些海参给家里人，让老人多吃点，小孩少吃一些。同事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今年也给家人买点试试效果。”
流感高发季，海参受青睐
采访过程中，不少市民提到买海参给家人进补，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消费者如此钟情海参产品呢?
在知名品牌宫品海参北京双井直销店记者看到，前来购买海参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正值年末礼品销售高峰时段，不少消费者都是买了好几盒精美的礼品装走出来。一位刚刚走出来的先生接受了记者采访：“我买了一些礼盒装，也买了几个家庭自用简装。礼盒装是准备春节送礼用的，自用简装是准备给家人吃的。”
宫品海参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今年入秋以后，由于到了滋补旺季，不少消费者都开始食用海参进补，海参销售量也一直呈现增长趋势。在过了冬至后，订单总量暴增，突然冒出来很多，包括个人消费、企业批量订购都有很大增加，公司不管是销售人员还是送货人员都是超负荷运转，最大程度满足消费者提出的条件。”当记者问及订单增加与流感高发是否有关系时，该销售人员介绍：“销售过程中，不少消费者者问到海参能否提高人体免疫力、多久能看出效果等问题。通过消费者提出的疑问，尤其是个人消费者提出的问题看出，订单增加与海参良好的滋补效果是分不开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流感高发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海参消费市场。”
海参进补，助力健康生活
关于海参能否预防流感这一问题，记者采访了海参资讯网()主编：“海参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品。产于我国山东沿海及辽宁沿海的刺参中富含多种氨基酸、矿质元素及刺参酸性粘多糖、海参皂甙、胶原蛋白等活性物质，具有很高的滋补价值，因此受到养生人士的青睐。海参的作用机理就是从根本上提高人体免疫能力和抗病能力，从而提高人体素质，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同时由于部分营养成分的自有特性，还对部分疾病起到辅助治疗效果，因此说海参是一种临绿色天然的海洋保健食品。”
文化消费调查报告范文第6篇
[提 要]通过构建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系数、人均文化消费实际增长率、文化消费支出份额指数模型，以江西省1995-2019年间的文化消费统计数据为样本，运用以上三个指数对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五等份不同收入特征组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进行定量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收入特征组的农村居民家庭对文化消费的需求增强，各收入组间的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率差距在不断缩小，不同收入组家庭文化消费支出份额逐渐向均衡化方向发展，但中低、低收入组家庭的文化消费负担率增加。
[关键词]不同收入;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差异比较
[作者简介]唐辉亮，宜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开放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施 永，宜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开放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江西宜春 336000）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社会认同研究”（SH18105）
文化消费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尽管学术界对文化消费的概念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总体上都赞成文化消费是指对人们能带来一定知识积累、认知、文化娱乐、精神满足等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消费行为。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居民文化消费模式由单一的实体空间消费为主逐渐向线上、线下的网络空间消费转变，具体主要包括教育与培训、书刊报纸订阅、学习技能提升、信息获取、影视音乐文化娱乐、旅游观光、体育健身等方面，它与一般的物质消费区别在于其能够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知识增长、认知的提高、技能的提升和精神层面的满足感，具有较长时间的持续增值性。因此，在当前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研究不同收入特征组的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差异，对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农村文化消费水平提升以及通过文化教育消费的人力资本积累实现自我发展的社会身份认同，具有较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文献综述
我国学者对文化消费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对文化消费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消费的结构内涵及其变迁、文化消费的区域差异、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文化消费与收入、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等方面。基于文化消费研究的范式，部分学者拓展了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研究视角，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现状、趋势及其主要问题研究。王亚南主编的《中国乡村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2013）》分析了中国20年间乡村文化消费需求增长态势;杜慧（2017）以许昌市为例分析了农村文化消费活动;徐望（2020）以江苏农村地区618个样本数据为例，深度探析了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现状与问题。（2）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因素及其区域差异研究。王俊杰（2012）基于面板数据，分析了河南省农村文化消费地区差异;金晓彤，崔宏静（2015）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应将其文化消费的重点由外显符号意义的文化消费转移到教育型文化消费上来，以通过积累文化资本来提升自我價值;陈广等（2016）分析了农村地区人口结构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张冲（2017）基于东中西部地区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3）农村居民收入与文化消费间的实证研究。葛继红（2012）以江苏364份农民文化消费微观调查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不同收入组农民对文化消费支出的影响;方帅（2018）基于全国3000多农户连续三年的微观调研数据，分析了文化消费对农户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以上研究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动因与困境、影响因素、区域差异、收入水平等方面进行较系统的研究，但对于农村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等不同特征组的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差异分析较少。基于这一原因，本文以江西省统计局官方统计数据为例，从不同角度定量对比低、中低、中等、中高、高五等份不同收入特征组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差异，以分析不同收入组农村家庭对文化消费的变化特征。
二、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差异模型的构建
（一）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系数
德国统计与经济学家恩格尔通过对比利时不同收入家庭的消费情况调查，研究了家庭收入对消费支出结构的影响，揭示了居民收入和食品支出之间的相关关系，以恩格尔系数比例来说明了收入增加对生活消费的影响程度。借鉴这一理论思想，通过构建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系数，即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其收入的百分比，以此来对比分析不同收入组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加对文化消费的影响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二）人均文化消费实际增长率
人均文化消费实际增长率可以较好地反映不同收入组居民对文化消费支出的变化趋势，人均文化消费的增长率也可以大致反映出居民对文化消费的重视程度。为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在构建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实际支出增长率指数时，设定一个基期，将各年的文化消费支出转化为实际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三）文化消费支出份额指数
文化消费支出份额是指各个不同收入组的文化消费支出占当年总体文化消费的份额，它可以反映出不同收入居民间文化消费的均衡程度，为分析农村低、中低、中等、中高、高五等份收入组居民对于文化消费的均等程度及文化消费的支出意愿，构建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份额指数，其计算方法如下：
（四）数据来源
以上构建的三个指数可以从不同角度定量判断不同收入组特征的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差异。地处中部地区的江西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于全国中间水平，另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农民工监测报告的数据显示，40周岁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0.6%，而江西省属于劳动力输出大省，其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具有一定的可比较性和代表性。因此，在进行实证分析时所采用的数据样本以江西省为例，且均来源于官方出版的各年《江西统计年鉴》（1996-2020），以农村家庭平均每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来替代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2013年之后人均常住人口指标为人均家庭人口，人均纯收入指标为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年之后所有数据为新口径调查数据。为去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以（1995年=100）作为基期，并利用GDP平减指数法对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进行调整，计算其实际支出值。
三、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差异的实证分析
（一）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的总体概况
根据江西省近25年来的统计数据，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名义值由1995年的93.48元上升到2019年的1349.7元，人均文化消费增长了近12.5倍，远高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8.95倍的速度，这一现象表明农村居民对文化消费支出的增长较其他消费有相对较快的增长。如果剔除物价这一因素的影响，以1995年为基期，人均文化消费实际支出增长呈持续增长趋势，其实际增长则达到了7.34倍（如下图1所示）。从人均文化消费占家庭消费的比例来看，则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从1995年-2006年基本处于一个持续增长的态势，其增长率由1995年的7.44%增长到2006年的12.10%，在这之后的近七年内人均文化消费占比则呈现持续下降，这一时期的变化主要跟1996年后高校收费并轨制、扩招政策以及2006年之后农村义务教育免费政策的实施有较大的相关性。进入2013年后，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占比又开始上升，且一直维持在10%以上的水平，2019年这一比例为11.58%，文化消费成为居食品烟酒、居住、交通通信之后的第四大消费支出。这一现象表明，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文化消费产品供给的不断丰富，农村居民对文化消费的投资意愿增强。
（二）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的差异比较
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系数反映了不同收入特征组居民的家庭消费结构，按上述公式（1）计算得到表1中的数据可以发现：（1）在2002-2006年，中等以上收入特征组家庭的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率相对较高，表明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低、低收入家庭除基础教育之外的文化消费能力较低;（2）随着2006年基础义务教育免费政策的实施，2007-2013年间不同收入组家庭的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率基本保持了呈下降趨势，且各不同收入特征组家庭间的比例差异较小，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教育均衡政策对保障中低收入家庭的文化教育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3）2014年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以及文化产品供给的不断丰富，各收入组居民的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率又开始上升，特别是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比例上升较快，这一现象表明低收入、中低收入家庭对文化消费的意愿和能力得到提升。
（三）人均文化消费实际增长率差异比较
由于国家统计局在2002年才开始有按收入高低五等份分组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与支出的明细统计数据，因此以2002年为基期，并利用GDP平减指数法对不同收入特征组家庭的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的实际值进行调整，按公式（2）计算得到表2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的实际增长率，表中数据表明：（1）2003-2013年的十年间，不同收入组家庭的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的实际增长率基本均呈正负交替状态，其中受2006年基础义务教育全面减免政策的实施，2007-2008年大部分不同收入组的家庭文化消费实际增长率均呈负增长，其中中等及中低收入家庭文化消费实际支出负增长较明显，这一现象也表明中低收入家庭文化消费模式较单一;（2）2015年后的近五年来，各收入组家庭的文化消费实际增长率呈现正增长趋势，表明各收入组居民对文化消费需求增长旺盛，其中低收入及中低收入家庭的文化消费增长率较明显，这一现象既表明了低及中低收入家庭的文化消费意愿增强，也表明了在文化产品供给不断丰富的情况下，低收入家庭的文化消费负担加重。
（四）文化消费支出份额占比差异比较
文化消费支出份额反映出各收入组在文化消费中的均衡程度及地位，按公式（3）计算得到的表3中数据，从2003-2013年的10年间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组居民的文化消费份额占比一直在25%左右，但近五年来随着低收入居民对文化消费的投资意愿增强，支出份额占比不断提升，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组居民的这一份额比例已上升到35%左右，中等收入阶层的文化消费支出份额保持在较稳定的20%左右，而中高、高收入阶层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份额占比在2013年之前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一直占据文化消费的近一半以上，2013年之后各收入组居民间的支出份额差异不断缩小，各收入特征组家庭文化消费严重不均衡的现象有所改善。这一现象表明，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占家庭主导的情况下，越来越认识到文化对脱贫的重要性，低收入及中低收入家庭已逐渐意识到文化消费投资对积累文化资本来提升自我价值的重要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定量分析的结论
以上的定量分析从多角度论证了不同收入组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差异，揭示了在不同时期不同收入组家庭文化消费的变化特征。主要有以下特征：（1）各收入组的农村居民家庭对文化消费的需求增强，文化消费已占家庭八大消费中的第四位;（2）各收入组居民间的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率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中低及低收入家庭的文化消费需求、意愿、能力一方面被带动，另一方面其文化消费的负担率增加;（3）进入“十三五时期”以来，各收入组居民的文化消费呈现较快增长的势头，对文化消费的模式、渠道、产品供给等呈现多元化特征;（4）不同收入组家庭的文化消费支出份额逐渐向均衡化方向发展，中低等收入居民越来越意识到文化消费投资对其摆脱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性，明显增强了对文化消费的支出力度和意愿。
（二）政策建议
1.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提高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政府层面应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为指导，依托当地资源，加快地方特色农业的发展，推动农业农村开发转型升级，并通过大力开发新型农副产品，发展创意农业、新农旅融合项目，挖掘乡村非物质遗产项目等渠道助力农村居民增收致富。农民个体层面可以通过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外出务工等方式来提高自身的创收能力。社会层面要加大对中低收入阶层的帮扶，努力提高其收入能力。政府、社会和学校要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助学货款帮助，通过设立专项奖学金来鼓励农村贫困家庭品学兼优的学生获得相对均等的文化消费机会，以减轻中低及以下家庭的文化消费负担。
2.加大对农村文化市场的精准供给
当前农村文化消费需求增长旺盛，但农村文化消费基础设施硬件条件有限、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文化消费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不均衡矛盾凸显，文化消费的有效需求无法得到较好的满足。因此，一方面需要加大在农村建设文化消费场所和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打造诸如农家书屋、电影院、戏台、体育场馆、文创商店等形式的文化消费圈，对农村学生开展普及美育与艺术教育;另一方面，加大对农村文化经营者扶持力度，降低文化产品和服务价格，进一步落实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试点项目，利用当前新基建的利好时机，加大农村网络数字化建设，推动农村文化消费数字化、网络化发展。
3.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文化消费模式的转型
当前，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据农民工总量的一半以上，占農村从业劳动力的比重65.5%以上。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八成以上选择外出从业，而且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及大中城市务工，因此他们的文化消费意识更强.应引导和鼓励这些人群进行文化教育消费大转型，使其家庭教育消费投入由以前单一以子女为主逐步扩大到家庭所有成员，寻求最大限度开发自身潜力的受教育途径和“量身订制”的个性化文化教育服务，从某一种文化教育形式转向多样性的组合文化娱乐投资模式，促进其文化消费需求向自主型、个性化、多元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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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上官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