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供给侧改革是一种寻求经济新增长新动力的新思路, 主要强调通过提高社会供给来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如何拉动经济增长, 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需求侧管理认为需求不足导致产出下降, 所以拉动经济增长需要“刺激政策” (货币和财政政策) 来提高总需求, 使实际产出达到潜在产出。供给侧管理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使实际产出回归潜在产出, 所以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刺激政策”来调节总需求, 拉动经济增长需要提高生产能力即提高潜在产出水平, 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策手段上, 包括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 从供给侧管理角度看, 本质上都属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
2 供给侧改革对管理会计的影响
2.1 对价值增值的影响
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我国的企业仍然主要活跃在低端产业链的价值区域, 即使是出口的技术密集型产品, 其主要部件与核心技术, 仍旧是从发达国家进口。因此, 产业链中最为核心的环节依然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 商品流通中产生的价值增值, 也一并流入了发达国家。供给侧改革, 要求中国需要在全球产业链上重新定位, 对内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对外优化贸易和产品结构。通过减税、减小宏观调控力度等经济手段, 在微观层面上影响企业的管理会计, 将有助于扩大管理会计价值增值的外延, 丰富其内涵, 改变传统的价值增值体系。
2.2 对管理控制系统的影响
在供给侧改革的影响下, 企业将会从供给端入手, 重新审视管理会计控制系统的结构, 革新价值链理念, 从基于链式的传统管理控制系统过渡到基于网式的新型管理控制系统。网式价值管理, 就是指生产商、技术开发商、材料供应商、品牌策划商、产品代理商等主体, 以消费者的需求与偏好为基准, 形成一个基于资源整合的分工协作网络。管理会计的控制系统, 需要与新型的价值链与管理模式相匹配, 适应新常态下的经济环境。以创新驱动为根本, 改进管理会计的功能与作用, 促进产业的转型。
2.3 对信息支持系统的影响
财务会计信息, 是传统管理会计的主要信息来源, 但是, 这种基于事后反应是信息支持系统缺乏灵活性, 很有可能导致决策的滞后, 对企业的经营活动造成影响, 为企业带来损失。在供给侧改革的影响下, 管理会计信息支持系统将会由传统的“推式”营销管理方式逐渐过渡到现代化的营销管理方式。根据供给端情境, 优化会计管理信息支持系统, 促进其与管理控制系统的融合, 加强决策的战略性与前瞻性。采用“互联网+”思维, 将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作为管理控制系统的支撑, 为企业提供发现新价值、创造新价值的途径。
3 供给侧改革影响下管理会计的创新
3.1 价值增值的创新
我们需要树立“价值增值”的思维模式不再将收益与利润作为企业经营发展的评判核心, 而是用“价值增值”来取代。国家和政府, 需要适当对垄断性强的企业只是利润约束, 加强公平性, 放松管制, 促进市场的自由化。第一, 加快价值的扩展速度, 利用“互联网+”思维, 扩展资产的内涵与外延, 改变价值的生成轨迹。第二, 加强价值累积的流动性, 促进金融体系的供给侧改革, 实现管理会计的供给端核算与控制的相互匹配, 达到大小企业之间利益博弈的均衡, 尽量避免赢者通吃的倾向。
3.2 管理控制系统的创新
管理会计的价值创造模式, 分为成本导向型与收益导向型两种, 成本导向型属于传统模式, 强调控制成本, 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收益导向型这属于现代模式, 注重收益的质量与形成路径。从供给端的角度考虑, 收益导向型的管理控制系统弱化长期投资, 强化经营投资与决策管理, 以价值增值为驱动发挥自身的职能。企业需要充分抓住供给侧改革所带来的机遇, 实现管理控制系统的创新, 明确管理会计的职能、扩大管理会计的作用, 整合管理会计的工作方法, 使供给端管理能够在管理会计控制系统中发挥积极作用。
3.3 信息支持系统的创新
综合管理会计信息的生成渠道和应用领域, 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建立健全管理会计信息支持系统, 实现人力、物力、资金、信息的高效流通与共享, 从供给端出发, 开展高效的信息收集、价值管理、交易预测评估、寻找合作伙伴等工作, 加强管理信息支持系统与其他信息系统的协同作用。从而建立完备的、结构开放的前馈机制, 实现事前预防, 保障时效性, 降低决策风险。利用管理会计信息支持系统建立一个负反馈机制, 通过股权激励等手段, 防范道德风险, 保障企业的长期利益与可持续发展性。
4 结语
供给侧改革, 强调通过提高社会供给来促进经济增长, 通过简政放权、放松管制等政策, 提高创新能力, 增强国民经济的活力。供给侧改革, 在价值增值、管理控制系统、信息支持系统三个方面, 对企业的管理会计产生着深刻影响。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 企业需要注重前馈与反馈机制在管理会计控制和信息支持系统中的应用, 建立负反馈机制, 实现管理会计的创新, 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摘要：供给侧改革, 是新常态下促进经济增长的新思路。本文阐述了供给侧改革的基本概念, 探讨了供给侧改革对企业管理会计的影响, 以及对应的创新策略, 最近进行了总结与展望。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管理会计,创新
参考文献
[1] 贾康, 苏京春.探析“供给侧”经济学派所经历的两轮“否定之否定”:对“供给侧”学派的评价、学理启示及立足于中国的研讨展望[J].财政研究, 2014 (8) .
供给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日渐增多，对社会养老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区养老作为一种新兴的养老模式逐渐流行。为了更好地满足养老需求，需要建立科学完善的养老服务供给运行机制，让社区养老发展行稳致远。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虽然存在不足，但是市场前景广阔，潜力巨大，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和研究，为社区养老的发展助力鼓劲。依据当前国内外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发展成果，构建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理想框架，分析机制运行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可得出有关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 社区养老; 供给机制; 制约因素; 完善措施
据有关专家预测，到21世纪中叶，我国老龄化程度将高达30%，80岁以上的老人将高达20%。[1]银发浪潮的到来对养老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加科学的养老服务模式。当前，养老服务的主要模式有时间银行模式，公私合作伙伴模式，网络化模式，多元一体化模式等，这些模式运行中存在着诸如社区基础设施供给不完善、服务内容覆盖范围小、社区养老机构缺乏公信力和可信度、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参差不齐以及法规制度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这些使得当前的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不能很好地满足老人的养老需求，更加科学有效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运行机制的构建已是大势所趋。
一、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研究综述
西方发达国家早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对养老问题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已取得了丰硕的成就：英国是最早进入“银发”时代的国家之一，其实行“福利国家+社区照料”的养老模式成效显著。由政府组织建立全社区养老基础设施，鼓励民众选择社区养老，国家福利政策向老年人倾斜，保证老年人对社区养老的信任。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养老服务中来，颁发《照顾白皮书》等为其保障。美国所创建的PACE模式解决了针对体弱多病老人的长期照顾问题，是“医疗照顾+社区服务”型养老模式的典型代表。作为亚洲佼佼者的新加坡则将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区照顾”上，所以很多服务形式及策略都有所表现，其在养老服务发展上也首屈一指。“中央公积金+社会参与”的模式，以强制性养老储蓄为依托建立中央公积金，实行社会中产阶级的养老金由个人和政府力量共同承担解决的办法，在减轻财政负担的同时，利于形成“工作—投资—收益”的良性循环，是科学优质的养老保障制度。
在我国，社区养老也是政府以及全社会重点关注的领域，如何让老年人安享晚年，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教，老有所为的目标，一直是其努力的不竭动力。首先，在确定老年人需求方面，形成了老年人需求的重点领域，如医疗服务，家政起居，洗澡就餐，紧急救助等方面;其次，在养老模式上探索出了符合实际的科学模式，如上海市的养老服务，推出了老年照顾统一需求评估制度确立了照护等级，养老服务等基础服务内容。其次，日间照料中心等社区机构的健全迎合了老年人老不离家的养老传统，是值得推荐的养老模式。虽然我国城市社区养老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西方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如社区养老服务内容单一，行政色彩浓厚，专业人才紧缺等现实性问题，一直阻碍着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进程。[2]
纵观国内外对社区养老服务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但关注热度并未低迷。笔者主要研究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运行机制，是以家庭为基点，以社区机构提供的服务为载体，通过对服务性资源的整合，依靠专业人才队伍，依赖成熟法规政策，能够精准对接老年人的养老需求的科学养老服务方式。
二、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运行的理想框架
（一）动力机制——多元供给与多层需求的精准对接
动力是驱使人行动的催化剂，因动力而产生行为。而产生动力的源头是缺乏和需求，只有明确养老的具体需求，才能提供有针对性的养老服务。通过详细的调查（如群众反馈，问卷调查，网络统计）全面了解老年人的基本訴求，建立老年人个人信息库，为供给主体提供服务充当事实依据。让社区老人参与到供给服务的商讨中来，发表自己的意见，了解最核心的内容，促进相互理解与支持。在提供服务之后要定期检查实际效果，组建后期反馈评价小组，对提供服务与真实需求的匹配度进行考评。良好的动力机制能够为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指明方向，激发其他养老服务提供主体的动力，积极投身养老服务事业，为社区养老服务带来生机和活力。然而实际生活中，存在一些社区未能准确了解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未进行详细的家庭调查，深入社区的每一户家庭，了解每一位老人的真实需求，盲目跟风，存在错误的假想需求和幻想结果，致使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从而也降低了社区与老年人之间的信任感，拉大了双方之间的距离，阻碍了社区养老服务工作的开展。同时，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加大成本。
（二）控制机制——供给主体规范化和服务指标度量化的紧密承接
控制是组织的一项重要活动，其目的是要保证实际工作效果与计划一致。[3] 要达到控制的目的，必须依据一定的科学程序和量化标准。在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运行机制中，单靠市场一方的力量，很难成功吸引老年人的高度重视，只有政府发出号召，实施一些养老服务的项目，建立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制定养老服务标准，提供统一公平的服务和基础设施，才有利于推动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进程。另外，社区养老服务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政府在提供社区养老服务中要发挥主导作用，明确自身的职能，处理好自己与其他提供主体之间以及各供给主体之间的关系，了解把握城市社区养老服务项目的发展节奏。严格正确界定活动的职能范围，帮助各供给主体明确自己的角色担当，明晰职责，不互相推诿，不过度交叉。建立健全职责明晰的法律法规和奖罚条例。实际上，政府未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明晰自己的职能现象还依然存在。相关的制度标准，法规政策覆盖范围狭窄，存在盲区。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缺乏法律和制度的约束与保护，不利于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机制的构建。
（三）整合机制——真诚良好沟通与科学合理协调的有效连接
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可以是政府、市场（企业）社区居委会以及草根志愿者。政府通过下发助老资金，投放养老服务项目来助力城市社区养老。一些企业与政府共同完成养老服务项目或者捐助助老款项，建设养老机构，投身养老事业等方式直接或间接贡献自己的力量。草根志愿者走进社区，提供更加详细周到的助老服务。多方主体的力量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凝聚核心，协调各方，共同发力。整合机制就是在服务机构，专业人员，政府政策和资源上进行整合，在各主体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加强信息的交流和情感的沟通，以需求为导向，贴近社区老人，并将具体情况反映给上级政府，使上下贯通。同时，通过整合把握机制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发现并及时改进出现的问题，求得思想上的统一，达到行动上的一致，发挥最大的效力。
但是，依然存在一些信息交流断层隔绝的现象，参与主体只考虑自己的覆盖范围，从自身角度出发，缺乏与其他供给主体的交流，导致供给内容的重复单调，而一些迫切需要的领域则缺乏关注，并未真正满足养老的需求，可能激发老年人与社区服务的矛盾，降低信任程度。同时，不利于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创新，许多新的路径会因此受到阻塞，难以促进养老服务供给运行机制质的突破性发展。
（四）保障机制——严格有力的监督评价与科学及时反馈的合理衔接
城市社区养老服务项目的展开，需要一定的保障机制为其保驾护航。监督评议和反馈机制的双向努力为其充当坚强护盾。首先，通过服务项目的监督评议机制，来监督各个供给主体的行为，监督服务项目的具体落实，评价服务项目的进展及结果。只有经过评议才能看到养老服务项目所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否符合民意，存在哪些弊端。其次，反馈机制是指在养老服务项目结束之后，定期对社区老年人进行回访调查，见证他們生活的改变，记录他们的感受和意见，及时将具体情况反馈给组织内部和上级部门。经过慎重的考量和详细的计划后，制定有效的解决对策，落实具体行动来提高养老服务项目的质量。
在这一过程中，采用重点抽查与普遍调查相结合，内监督与外监督相配合，形成全覆盖无盲区有效力的监督评议反馈机制，有利于提升社区养老的可信度。但是，一些养老服务项目的相关信息，如资金的来源，资金的数量，受助对象，受助金额等并未公开，信息的闭塞给监督和评议工作带来困难。
（五）激励机制——政策吸引和福利待遇的耦合顺接
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激励机制，指的是对那些提供服务的主体进行回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有效的激励能够吸引并留住真正的人才，激发创造性。激励的方式有：第一，志愿服务积分兑换机制[4]，志愿服务的人员或者组织机构，在累积一定的积分之后，根据提供的服务等级可以兑换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第二，爱心大使福利机制，设置爱心APP，设计爱心捐助，爱心讲座，爱心事迹等几个窗口，每进行特定时间的助老服务，会得到一颗爱心，对达到一定数目的服务者颁发爱心大使奖章，公交爱心卡等特定的福利。第三，社区养老优惠政策。政府针对社区养老制定福利政策，可以是申请项目的特权，财政拨款的倾斜，发展规划的指导等。这样的做法可以激发各供给主体的动力，让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形成一个良好运行的闭合机制，不断向前运转。但是，只付出无回报，无人问津的现象依然存在。一线服务人员的待遇不对等，对情绪劳动的管理不到位，使其不能发挥更大的吸引和传播的作用。对提供服务人员的职等划分不明晰，衡量标准模糊笼统，支援资金不能持续供给，人才输入链中断。
三、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运行机制的制约因素
（一）供给主体失灵，机制运转桎梏
供给主体失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供给主体碎片化倾向明显。由于各主体的动机、目标和手段各异，主体内部又有着不同的职能分担，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理解，使供给的主体碎片化倾向日益凸显。第二，角色认知偏差。政府对自身角色和职责的定位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产生了一些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现象。第三，责任体系模糊。政府内部各职能部门如何协同，如何保障等问题并没有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上。另一方面，社区行政化倾向造成社区角色的混淆和功能的失调，对自我认知的淡化以及目标导向的偏差，让其失去自我发展与完善的灵魂主干。第四，监管力量单一。一味地以政府为主导，会使养老服务的发展偏向行政性色彩，偏离养老服务的宗旨;另一方面，其他监管力量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也存在弊端，养老服务供给过程和机制评价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也亟需考究。
（二）人才血液凝固，持续供给中断
人才的供给对于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社区的日常经营，养老服务中心的资源分配，基础设施的维护，与其他主体的对接都需要专业人才的力量，依靠他们专业知识和技能来进行。其次，社区老年人的日常照料，心理辅导，法律咨询，文化娱乐同样需要专业的人才，他们拥有看护的经验，懂得心理学，能够细心观察耐心引导，精通法律，善于科普法律知识，提供专业的服务内容。但现实运作中，这些岗位及内容服务上的人才数量及质量并不能满足机制运转的工作分工，高素质人才的缺乏使得社区养老缺乏专业性的支撑，难以为社区养老注入新鲜的血液，造就丰硕的“果实”。
（三）资金周转缓慢，资源保障不足
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发展过程中的主要资金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市场（企业）的投资或者社会的捐助。随着老年人养老需求的日益多元，迫切要求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内容，其中基础设施和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但政府的财政拨款对象不单是养老服务还有其他领域;市场的投入大多以利益为导向，且受政府的管辖，回报小，制约大，势必打击市场的积极性;社会的捐助虽然时有发生，其力量也是杯水车薪。所以，资金和资源的供给达不到输出的要求，养老服务的进程势必受到拽制。
（四）爱心意识淡薄，慈善事业羸弱
拥有爱心和慈善意识会使人自发地做出自己的贡献，不求回报，但求有效。社会的爱心力量包括爱心人士，爱心组织和爱心企业等。社会爱心力量能提供充足的物力和财力，同时能够对社区养老产生很好的宣传作用，在社会上扩大影响力。但是我国慈善事业起步较晚，缺乏成熟的运作机制。且爱心群体比重较小，多为拥有财力的企业或个人，在缺少爱心意识的熏陶、在慈善阶层主体的固化下，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对社区养老的关注，不利于社区框架内养老服务的发展。[5]
（五）法律制度不健全，制度化发展乏力
我国首个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意见出台于2008年，而正式建设起步则是在2010年左右[6]，目前我国缺乏统一的鼓励扶持社区养老发展的政策法规，管理监督也没有国家统一标准和规范制度。同时，在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机制运行中，缺乏发展养老服务的专项法律，对于参与者如何参与，参与流程，参与规定等方面有待深入;对于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的福利政策有待多元化;对于爱心慈善事业的发展和项目推广的政策指导有待加强。最后，相关的法律权威性不足，现实的可操作性有待考究。
四、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运行的完善策略
（一）依赖制度体系保障，营造有序运转格局
1. 多元主体参与的制度化转变。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参与缺少可持续性。[7] 持续性参能够提高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更好地在社会上立足。实行参与主体合约制来保障持续性参与，对参与期限，服务内容等有关方面签订合同，明文规定。要加强供给主体参与的有序性，遵照流程进行。申请参加，审查合格后出具参与证明，制定参与主体行为规范法则。
2. 政府职能的优化性发展。政府应当出台并实施一些指导性的政策，对养老服务工程加以正确的引导。另外，政府要明确服务供给的界限，哪些领域是自己应该介入并严格把关的，哪些事务要适当下放交给下属部门去做，抑制重复供给，无效供给，形象工程等现象的发生，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提高供给效率和質量。最后，政府要加大社区养老供给运行机制构建的前期工作，提供输血和造血功能，切实发挥好自身的作用。[8]
3. 权责体系的明晰化建设。参与到社区养老过程中的每一个机体，都应正确认识到自己的职能所在，了解自身权力的辐射范围，正确行使自身的职权，不越位，不缺位。同时，对参与主体的职责规定形成明确的规定，对未能履行自身职责的主体进行适当惩罚，对长期履行自身职责的主体予以适当表彰和奖励。最后，提供恰当的合作平台，让参与各方能够平等顺畅的交流和分享，互补共进，互相监督，促进信息的流动和情感的凝结。
4. 监管体系的科学化运转。首先，要发挥政府自身的权威性，去关注那些其他主体无法监管的方面。其次，其他主体要利用自身与社区的近距离优势，贴近社区，全方位实时监管。再次，政府可以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评估机构。[9] 通过与第三方建立沟通合作机制，实时监管与重点抽查的有机配合，积极完善服务供给机制。最后，扩大监督主体的范围，吸纳一些诸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资深志愿者加入其中，配合以社区内部的力量，内外监管，科学评价，真实反馈。
（二）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提高人才供给质量
各大高校是培养人才的聚集地，他们对于人才的培养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课程设置，专业认知，知识积累，实践历练是其基本能内容。首先，设置一些老年人看护，心理健康咨询，养老规划等专业性的课程，配备资深讲师讲授。其次，在学生的培养计划中加入有关方面的课程内容和发展方向，专门为社区养老培养专业人才。企业主要是实践能力的体现，是理论与实践综合能力的考察。对于企业，应该将专业人才培训纳入到企业发展的规划当中，与政府共同培养专业人才。企业可以建立培训基地，由政府派遣或者外界聘用专业培训人员，集中对员工进行培训，培训检测合格后颁发资格证书[10]，投入到社区养老进程中，持续助力养老服务事业。同时，加大对社会专业人才的吸引力度，适当提高一线服务人员的工资待遇，建立服务人员的职称评审制度。同时，定期举办一些宣传活动，如定点宣传，巡回讲座等形式。由此来完善人才培养机制，输出更多高质量的人才，投身于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事业。
（三）拓宽资金引入渠道，开发多元供给蓝海
政府要加大对社区养老服务的财政支持力度，为社区提供养老基础设施，建设老年图书馆、活动室，心理知识和法律知识咨询室，让老年人能够体会到自身的价值，不会过度空虚寂寞，确保养老服务的日常照料和文化娱乐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确保社区养老的福利性。社区机构以及政府要主动与市场企业接洽，吸引他们对社区养老的关注，投入相应的资金支持和人才输入，政府可以制定相关的福利政策，如财政补贴，事务办理流程的简化等方式来吸引市场力量。社区可以将自己的发展计划，未来前景等方面向市场展示，提供投入的筹码“诱惑”。此外，社会上有许多关注社区养老发展的个体，他们可以提供一定的资金，资源的支持，他们拥有真诚的爱心，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愿意加入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进程。社区养老发展应该对这些个体予以一定的补偿，感恩他们的奉献。制定回馈机制，让每一个加入其中的个体都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被尊重感。同时，要充分挖掘家庭的潜力，家庭是养老的核心，争取家庭对养老的坚定支持。最终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力，以家庭和社会为补充的多元供给主体[11]，为资金支持提供后盾。
（四）加大爱心公益宣传，渲染暖心社会氛围
在全社会营造一种浓厚的爱心慈善氛围，让人们在无形的熏陶中培养自己的慈善意识，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首先，可以开展一些专题爱心讲座，邀请爱心事业的佼佼者讲述爱心意义，倡导爱心行为。同时，在全社会寻找爱心人士，邀请他们分享自己的经历。其次，设置爱心广告牌，张贴慈善标语。可以通过专业设计团队与社会征集相结合的方式，挑选最契合的宣传标语，并以电视杯、条幅、广告墙、短视频等方式与公众见面。最后，举办慈善活动等方式来加大爱心和慈善意识的宣传力度。现实生活中，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爱心事迹数不胜数，当忽略这些爱心行为的发生意义时，对社会爱心意识的宣传和培养无疑是一种阻碍。政府、社区、市场可以通过合作的形式，成立爱心行为保护小组，记录和观察身边的爱心事迹，推出爱心公益频道，爱心行为站。制定爱心行为保护法规，爱心行为奖励机制，对爱心行为加以保护。
（五）重视法规政策完善，开发制度化沃土
1.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管理法制化。出台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运行的专项法律，对社区养老机构的准入和退出加以法制化约束，制定相关奖惩法律条例，增强威慑力。制定社区机构监管法规，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监管。对机构运作流程，发展方向，办理程序作出明确规定;最后，建立机构信息公开法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要将资源的投入，受助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成效等相关信息公开，保证必要信息的透明度。
2. 社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制度化。要想发挥人才的驱动作用，就要对人才队伍建设严格把关。第一，制定人才引入衡量标准，如心理、健康、照护、医疗等知识的掌握程度，服务实践的经历及成果等，严守人才引进第一关。第二，人才的科学分工制度。根据不同人才不同的专业知识，分配到不同的岗位上，确保每个岗位上的人才供给能够维持良好运转，且供需平衡。第三，制定人才激励机制。可以定期对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评定等级，合格者颁发高级资格证，并予以一定福利待遇，如假日旅游、奖金等。
3. 社区养老服务保障措施制度化。城市社区应当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制定一些保障性措施，建立双方互信机制，为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可靠屏障。如建立受助对象层级化制度，依据失能、失独、低保、有良好自我照顾能力、年龄等标准进行分类，每一类别对应特定的服务内容，这些都需要制度化的规范。再者，可以提供社区养老保险福利制度，由社区代缴一部分的保险费用，且对投保人、投保对象、投保内容进行明确规定。
通过对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机制的研究，笔者发现，在国内外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大背景下，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势头强劲，但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养老服务机制的有效运转。笔者从动力机制、控制机制、整合机制、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入手构建运行机制的理想框架。通过对机制运行制约因素的分析，提出来一些针对性的对策，包括参与主体的制度化機制，政府职能的优化，权责体系的构建，人才机制的完善，资金渠道的拓展和爱心意识的传播等方面。相信通过这些对策，必定会对城市社区供给机制的运行产生积极的影响，虽然还有一些可行性的突破性的方法有待发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观念的更新，一定会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更加完善和精准有效的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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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供给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实证分析表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有着重要影响。这种公共产品的人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饮水安全问题、公路质量问题、生活燃料结构问题、电力设施问题等。这种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影响了农村的消费支出;提高农村居民人均“三农”财政支出可以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促进农民消费能力的提升。目前，通过强化政府的供给主体责任、明确各级政府的供给分工、优先配置基础性公共产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政策来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数量，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质量，是目前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急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研究逻辑
农村居民的消费需要可以分为私人消费需要与公共消费需要，私人消费需要通过市场机制购买私人产品得以实现，公共消费需要通过政府或集体提供公共产品得以实现。典型的农村公共产品是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非竞争性是指对公共产品在消费的时候，如果多增加一个消费者，并不会影响到原来的消费者从该公共产品消费中所获得的效用水平，新增消费者使用该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非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在被付费的消费者消费时，生产者无法将那些没有为该公共产品付费的消费者排除在外，原因可能是将没有为该公共产品付费的消费者排除在外所需要的排他成本过高。典型的农村公共产品具体有：农村基层政府行政服务、农村环境保护、农业信息系统、大江大河治理等。而农村准公共产品一般不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公共卫生、乡村路网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乡村电网建设、农村文化场馆、农村通信系统等。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农村准公共产品如果完全由市场提供，或者不足，或者缺失，所以，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就成为必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将限制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善。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2004年以来，连续十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那么，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如何呢？对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体的评价还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具体说来：
第一，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没有明显好转。农村饮用水安全与否通常用下列指标作为评价标准：水质、水量、用水方便程度、供水保证率等。经过测算，目前全国还有接近一半的农村居民饮用水还处于国家安全标准之下，还需要通过加大供水设施建设保障其饮用水安全;
第二，农村公路质量不高。“要想富，先修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正成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的“短板”。农村公路等级较低、不畅通、路况极差等问题在西部偏远地区还普遍存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报告2011》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仍有1200个乡镇、12万个建制村不通沥青或水泥路，其中90%集中在西部地区和边远地区。很多地方重建轻养，导致“油返砂”，全国50%以上的农村公路尚处于季节养护、突击性养护、甚至不养护状态”;
第三，农村居民所消费的燃料结构极不合理。秸秆、薪柴这些传统燃料至今仍然是农村多数地区居民生活燃料消费的主要来源，沼气、太阳能、风能、水能、海洋能、地热等清洁能源所占比重还非常低，据调查，本人父母所在村所有的沼气池建成两年后基本上都处于报废状态;
第四，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电力基础设施十分薄弱，远远满足不了当地农村居民的需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报告2011》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四川省和青海省的低压电网改造率不足65%，在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和新疆自治区的农村地区，仍有约500万农村居民因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而无电可用。”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短缺，既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产，也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如：供电时间限制，电压不稳，信号微弱，电视节目少，画面模糊甚至收不到节目，缺乏自来水供给，这些硬件基础设施的匮乏，大大限制了农村居民对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消费需求。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消费支出实证分析
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无相应统计数据，所以在此用国家财政“三农”支出替代。由下表可以看出，1978年国家财政“三农”支出为150.7亿元，农村居民人均“三农”财政支出为19.07元;到2012年国家财政“三农”支出为125952.97亿元，是1978年的82倍，年均增速为14.69%，农村居民人均“三农”财政支出为1928.87元，是1978年的101倍，年均增速为15.46%。利用中国1978-2012年的农村居民人均“三农”财政支出数据与农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可以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消费能力提升之间的关系进行时间序列分析。
表1 中国农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关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运用统计软件SPSS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C=718.94+3.03P
（7.18） （16.76） R2=0.8917
3.11E-08 1.05E-17
调整后R平方达到89.17%，常数项的t检验值为7.18，p-value为3.11E-08，自变量的t检验值为16.76，p-value为1.05E-17，可见，统计检验是非常显著的。可以看出，农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说明农村居民人均“三农”财政支出每增加一元钱，可以使农民人均消费支出增加超过3元。所以，提高农村居民人均“三农”财政支出可以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于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有很大促进作用。
三、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对策
当前，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较低，消费结构不合理，除了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较低有关外，还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直接相关。要想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需要为农村居民提供消费的基础性条件。如果没有高校的扩招，农村居民有钱也无法对子女高等教育进行投资;如果没有村村通、村内通、户户通的农村公路“三通”工程建设，轿车进入农家就不可能实现;如果没有宽带、光纤入户，电脑、IPAD等“互联网”概念的消费品就只能成为摆设;如果农村居民没有社会保障，农村居民就不敢消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缺失，正成为农村居民提高消费能力的“瓶颈”，“买得起、不能用或用不起”正在成为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因此，要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力度，为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创造前提和基础。
（一）强化政府的供给主体责任
农村居民的消费需要可以分为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前者通过市场购买商品和服务实现，后者需要通过公共产品得到满足。由于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已经形成共识。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并将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和核心职能，切实强化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责任。中国农村居民作为国家公民的组成部分，理应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产品。所以，每一级政府都要树立起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具有平等获得公共产品服务的观念，以便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差异化思维模式，向农村居民也提供与城镇居民人均大体相当的公共产品，从而打破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城乡二元结构，政府真正承担起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责任，为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创造条件。
（二）明确各级政府的供给分工
要向广大的农村居民提供公共产品，首先就必须建立一个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具体说来，应该作到以下几点：首先，要改革目前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大力压缩非公共性的财政支出，严格控制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农村居民所急需的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上。其次，要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做到财权和事权相统一，要彻底改变“事权层层下放、财权层层上收”的财权和事权不对等的现状，使各级农村财政支出根据事权确定财权，以满足农村公共产品需要为目的。最后，要明确各级政府提供公共财政的职责边界，清晰界定每一级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方面的职权范围。凡是受益范围涉及全国所有农村居民的公共产品，应该主要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如农村的义务教育、农村的社会保障、农村的公共卫生以及全国性农业科技的推广、农业公共信息和农村环境保护等;而受益范围主要局限于地方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则应该由相应层次的地方政府来提供，如区域性的农田水利建设、辖区内的公路等。
（三）优先配置基础性公共产品
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有限的，不可能满足农村居民所有的公共欲望，所以，在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公共产品满足农村居民无限的公共欲望时，必须根据轻重缓急，进行选择。当前，优先配置的重点应该是农村基础性公共产品。具体包括：
一是要尽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教育财政投入机制，让农村孩子和城镇孩子享受同等的公共教育资源，至少保证在义务教育阶段起点、过程和机会的公平。目前农村教育类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已经影响了农村居民素质的提高，这对转变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提高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加财产性收入等都形成了教育约束。
二是要加大农村农田水利等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居民防灾抗灾能力。农村农田水利等生产性基础设施一直存在重视不够、投入不足、维修滞后、主体缺失、产权不清、支持力度有限等问题，因此，通过法律界定财政投入比重、水利建设终生问责制、农村居民利益表达机制等制度建设迫在眉睫。
三是要加大农村消费性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农村公路、电网、通讯基站、有线电视、光纤网络、文化广场等的新建、改建和升级，逐步改善农村居民的消费环境。
四是要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基础性公共产品生产。具体说来，一要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管理”的原则，引导农村居民积极投资;二是政府要积极组织和引导，并通过招商引资等建设大型工程;三是建立发展基金，保证后续经费投入。
（四）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农村居民没有后顾之忧，减少预防性储蓄，才能提高其现期的消费能力。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完善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老有所养”才能“老有所乐”，到2030年中国农村将会有超过一个亿的农村居民需要解决养老问题。家庭养老功能正在弱化，不再具有保障性功能，土地养老制度建设尚需时日，短期内是不可行的。中国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养老保险的密度、保障程度等与农村居民的需求都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现阶段要重在消除城乡养老制度差别、强化政府投入责任、合理安排资金筹措渠道、实现基金保值增值制度建设等。
二是建立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机制。农村因病致贫问题比较突出，通过转移支付建立起较高水平的、覆盖全体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特别是大病救助制度，才能保障农村居民消费时没有后顾之忧。同时，应该为农村医生提供在岗培训学习、进修、考试等渠道，保证农村医疗质量的不断提高。
三是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是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主要是因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以及生存条件恶劣等原因造成生活常年困难的农村居民。目前，中国还没有全面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的省市有11个，全部处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应该尽快建立全国范围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做到应保尽保。
四是要优先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否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没有了，“失地致贫”现象将会大量出现。对于失地农民，可以采取建立一种强制性失地保险，或在其他险种中增加一种，再从土地流转收益中强制农民缴纳一部分钱，以保证其失地后收入水平不低于失去的土地能够带来的收益。
五是要健全农村居民社会救助体系。目前，民政局对农村居民的救济主要是针对重大自然灾害、五保户、军烈属、伤残者等，并且救助标准低、覆盖面窄、不具有长期性，不能满足相关贫困救助群体的基本生活消费需要。农村居民社会救助体系急需体系化，它应该是由基本生活救助、伤残救助、供养救助、大病救助、重大自然灾害救助等不同救助内容为一体的救助体系，并且救助经费应该保证足够投入、透明支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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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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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GMM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3（2）.
作者简介：马会（1976-），女，辽宁锦州人，博士，辽宁金融职业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国民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政府视角下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L14AJY004）;辽宁省教育厅创新团队项目“区域经济学”（WT2014002）。
供给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长期以来，“三农”问题是制约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瓶颈”，而“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人供给存在问题，所以本文针对此提出了改革思路，构建新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切实推进农村经济发展。
【关键词】：公共产品；农村；供给
随着社会的进步，农业的不可替代性正在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长期以来，“三农”问题一直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是制约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主要“瓶颈”。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必须改革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增加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
一、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分析
在我国，农村的基础设施水平比较差，还有许多居民没有获得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缺乏必要的医疗卫生设施和服务；交通网、能源网、信息网等基础设施滞后。目前，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不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主要有以下几点：
1、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的生产分散化，需要良好的水利设施和农用固定资产等公共产品，而这些公共产品却供给不足。由于缺少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难以解决农民生产经营的后顾之忧，农民急需的科技服务、农机服务、销售服务等非常缺乏。
2、涉及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农业基本建设、农村的教育、环境保护、农业发展的综合规划等公共产品见效慢、期限长，但对提高农民素质和可持续发展有重大意义。基层政府决策者对能够给他们自身带来较大利益的准公共产品，即使农民没有需求，当地政府也会积极供给。由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短缺，造成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民总体文化水平较低，农村生态环境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3、部分公共产品的提供损害了农民利益。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也并不一定会使全部农民受益。当政府的决策出现偏差，引导甚至强制农民转换产品品种，给农民带来严重的后果。
4、农村公共产品缺乏其他有效的供给渠道。目前，作为独立生产经营者的农民，必须进行生产性投资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这使刚刚解决温饱还远没达到富裕水平的农民实在无力抽出过多的资金提供公共产品。在当下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也呈现多样性，从而使交易的成本增加。加上农民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权利，就使得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加困难。
二、改進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措施
我们认为，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构建新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以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1、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向城市和农村提供均衡的公共产品，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农村公共产品数量短缺、质量不好等问题经常出现。而城市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这使得城市公共产品优于农村公共产品。随着市场机制的确立，应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在公共产品的供应上应坚持城乡平等的公平性原则，向城市和农村提供大致均衡的公共产品，以加快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减轻农民负担。
2、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农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规模较大，仅仅依靠现有的财力，可能会力不从心。对于部分准公共产品，可以采取政府支付与市场混合方式来提供。在明晰产权的前提下，积极引进各类资本，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兴办农村公益事业，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来减轻基层财政的负担，为市场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创造良好的环境。
3、调整公共财政支农结构，为农村提供合适的公共产品。一方面，要支持农田水利、交通、通讯、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支持科教兴农，为增加农民收入提供科技保证。大力加强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农业教育的经费投入，扶持农业科研单位开展农业科技基础研究，加强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引进推广工作。加入WTO后，要参照发达国家的作法，适当减少种粮面积，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鼓励农民生产优质、畅销的农产品。
4、精简乡镇政府规模，调整乡镇区规划。农业税的取消将减少其财政收入，而机构臃肿等问题将显得越来越突出。在农村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中，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适度规划规模；对乡镇政府机构进行精简，实行政企分开，将社会职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把事业单位与政府职能部门区别开来并实行人员分流，这样才能切实降低农村基层政府的运作成本，减轻基层财政的支出压力。
三、结束语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根据中国国情和顺应时代潮流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要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就必须大力推进农村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作者单位：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苏晓艳，范兆斌．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管理现代化，2004，4
[2]陶学荣，史玲．统筹城乡发展中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财贸研究，2005，3
[3]胡宝珠，杜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及对策．云南社会科学，2004，4
供给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关系到农业、农村的发展，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总体供给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距不断拉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求结构失衡等问题。为此，应当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财政投入机制，构建政府主导与多元主体相结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完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关键词：新农村 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策略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在农村地域范畴内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或服务。它既包括农村交通、电网、农田水利设施、医疗卫生以及教育设施等硬性公共产品，也包括信息技术服务、技能培训、公共秩序维护、制度安排等软性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关系到农业、农村的发展，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一、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总体供给不足。（1）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当前，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投资占基础教育投资的比例仍然偏低。2005年年底以来，国务院要求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随着这项政策的实施，农村教育经费短缺的矛盾已大大缓解，但问题远没有达到解决的程度。农业税的取消也给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农业税取消后，教育经费基本上全落在县级政府身上，这使得部分财力薄弱的县不堪重负 [1]。（2）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落后。目前，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中国农村普遍存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现阶段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仍不乐观，三级医疗网络濒临解体，农民抵御重大疾病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3）社会保障程度低。目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仍处于发展初期，参保人数不多；从管理上来看，由于过多地强调因地制宜，因而各地在举办形式上多种多样，给管理、推广带来困难，达不到科学管理的要求[2]。
2.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当前，严重制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提高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转移支付资金漏损严重，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第二，农民的分散化和过疏化损害规模效益。第三，脱离农民需求的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3]。
3.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距不断拉大。城市居民的公共产品供给主要由中央和城市政府提供，而农村居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条件远低于城市的状况下，还要为享用这些公共产品交费。这种供给主体的差异和政策待遇的不同，直接造成了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巨大差异。
4.农村公共产品的供求结构失衡。目前的政绩考核倾向于重对上级政府负责，注重硬性公共产品建设，轻视软性公共服务提供，缺乏供给农民切实需要的公共产品的动力和压力，农民对公共产品的要求和偏好往往得不到充分体现。政府在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多样化需求方面也存在缺陷，提供的公共产品种类单一，而且多年一贯制。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策略选择
（一）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财政投入机制
1.明确公共投资的职责范围。目前，应当根据公共产品的性质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受益范围辐射全国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而受益范围主要是地方的公共产品，则由相应层次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时中央政府按照公平性原则对地方性公共产品给予资助；具有外溢性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或各个受益的地方政府共同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完善，依赖于各级政府间按一级财权一级事权的原则重新调整中央和地方间的财政关系，以提高农村基层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
2.增加中央政府对农村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制度中，主要有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这两种方式。一般性补助方式赋予地方政府以较大的自由，使地方政府可以依照本地情况灵活地安排资金投向。而专项转移支付方式的主要功能在于，它有助于保证各个地区的居民享有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教育、医疗、文化生活、生态环境等条件，协助地方政府改善交通、能源等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目前，应通过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缩小地区间财力差异，促进政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同时，为了避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趋利性，应适当增加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4]。
（二）构建政府主导与多元主体相结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
1．坚持政府主导。农村公共产品是满足农村生产、农民生活需要的产品或服务，它的公共性特征决定政府在整个供给过程中的主体定位。社会公共安全、货币金融体系、政策制度法规、基础性教育等全国性的纯公共产品应完全由中央政府供给；准全国性公共产品应由地方政府供给；存在溢出性的跨区域公共产品，可由受益各方政府供给，中央政府出面协调；区域性较强的基层公共产品，如社区的发展规划等由乡镇基层政府负责；村集体组织可以通过筹资的形式供给道路、农用固定资产、运输设备、生产器具等。中央政府要提供一个合理的公共财政体系，构筑一个城乡一元化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这是解决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根本途径。
2．发展多元主体。对于那些使用范围限于本社区的农村公共产品，如农田灌溉、乡村道路等准公共产品，较为理想的方式是由农民按照受益程度的大小进行分摊、集资来承担此类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对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可以由集体积累的共有财产来承担部分义务或由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农民协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等农民互助性质的民间组织不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可以在自愿、联合、共享、互助的基础上提供一部分农村公共产品，使之逐渐成为未来农村公共产品的重要供给主体。政府可以利用财政贴息、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各种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居民个人在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短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对于那些外部性不强、进入成本不高的农村公共设施或服务，则可以按照市场原则引导企业或居民个人直接投资来解决[5]。
（三）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1．改变公共产品“重城轻乡”的政策倾向。政府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予以大力支持，统筹城乡供给，将重点放在农村；要调整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格局，逐步实现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并向农村倾斜，把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投向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建设。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要转向以政府为主。政府应该承担起农村社区最起码的公共产品供给，把公共产品真正地、公平地分配到城市和农村。基于农村当前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现实，政府应该把公共资源分配的重点放在农村，缩减城市的公共开支，把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投向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建设。
（四）完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1．建立准确反映农民需求的表达机制。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农民的需求得不到表达。为此，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必须建立一种能够准确反映农民需求的表达机制。尊重大多数农民意愿，鼓励农民参与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这是保证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前提条件[3]。
2．构建科学合理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中国现行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并存的结构失衡现象。为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要从农民要求最迫切的事情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加以解决。政府应在充分听取农民合理的建议和意见并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方案，形成政府与农民的合力，以便构建科学合理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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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Background Countryside Public Product Supplies Strategy Inquisition
QIAN Yi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tudies，Heze College，Heze 274015，China）
Key words：new countryside；countryside public product；supplies strategy
[责任编辑 吴高君]
供给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三大攻坚战之首，化解金融风险是其中的重点和关键所在。本文从金融深化和金融周期的视角对我国潜在的金融风险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风险防范和化解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金融深化 金融周期
十九大报告提出，当前至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坚决打好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首的三大攻坚战。化解金融风险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点和关键，也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宏观经济各主管部门和市场主体对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已经取得了共识，但对目前金融风险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本文将从金融深化和金融周期的视角对我国金融风险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
1 中国金融深化的趋势
金融深化是一个相对金融抑制的概念，是从较为宏观的层面对一国金融发展状况的量度。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来讲，金融深化就是金融行业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增强为实体经济优化配置资金能力的过程。金融深化与宏观经济发展是相互制约和促进的，金融深化的良性推进能够促进国家经济较快发展，而金融深化不畅、金融系统紊乱则会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深化进程稳步推进，为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我国金融深化的进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衡量和分析：第一，在总量方面，货币供给规模与经济规模的比值逐步提高。M2/GDP是衡量金融深化程度的最基础指标。1978年，中国M2/GDP仅为30%，1993年升至98.7%，1997年升至115.2%，2007年再升至151.8%，2016年达到峰值208.3%。中国M2/GDP快速增长，当前该比值已经超过金融系统最为发达的美国，这一方面是中国金融不断深化、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体现；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单位M2带动的GDP尚低于金融发达国家，金融效率需进一步提升。第二，价格机制方面，我国基本实现了利率的市场化，汇率弹性也不断增强。自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设想以来，按照“货币市场利率—债券市场利率—外币利率—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顺序，我国利率市场化稳步推进，至2013年基本实现贷款利率市场化，2015年基本实现存款利率市场化。在汇率方面，经过1994年、2005年、2015年汇率改革以后，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合理，弹性不断增强。第三，在货币金融管理方面，经过逐步改革，我国的货币发行机制更加灵活和市场化，货币政策更加注重价格调节，金融管理更加注重宏观审慎与风险防控，为我国金融系统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
中国金融的深化和发展壮大，为我国数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金融业已经成为我国的命脉产业。在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金融业仍存在诸多不均衡的问题，需要及时进行应对。第一，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不均衡。通过对央行发布的社会融资规模二级指标进行统计可以发现，我国直接融资占比偏低。我国直接融资的比重2006年以前一直低于10%，2007年开始超过10%，直到2015年达到最高值24%，但2017年又将至6.8%。而在国际上，无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直接融资比重一般超过间接融资，大致处在65%～75%的区间内。第二，国企与民企、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融资可得性存在失衡。由于融资渠道单一、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存在，致使我国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大型企业的巨额资金需求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形成了挤出效应，而中小企业的民企属性又使得这种融资主体结构失衡愈加明显。第三，在货币资金传导方面，国内部分企业预算软约束，对资金价格变动不敏感，导致国内金融市场资金定价机制不畅通，资金配置效率下降，单位货币供给撬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2 中国金融周期的特征
金融周期是晚于金融深化出现的概念。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反思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国际清算银行最早对金融周期问题进行了研究。金融周期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金融周期可以用信贷、地产价格等指标描述，即金融周期往往表现为信贷周期和房价周期。第二，金融周期的频度低于商业周期。据研究，传统的商业周期频度在1～8年之间，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七大工业国的金融周期平均长度达到16年。第三，金融周期的波峰过后往往发生金融危机，即金融周期的收缩期衰退非常严重。第四，金融周期与金融危机的紧密联系使得金融危机的提前监测和预警成为可能。第五，金融周期的长度和幅度波动特征与发生国家的经济金融体制相关。
信贷/GDP是衡量金融周期的最基础指标。因为信贷是信用最重要的形式，体现了市场主体对价值和风险认知与对待风险和金融约束的态度之间自我加强的交互作用，这些交互作用可能导致严重的金融困境与经济失调。本文借鉴BP滤波法从信贷/GDP序列中抽取周期成分，剔除短期噪声波动和长期的趋势，得到序列的周期波动。因为信贷与GDP之间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性，二者比值对周期变动具有一定的抵消作用，所以，进一步以实际信贷和实际房价两个序列作为信贷/GDP的调节指标，将三者同时进行BP滤波处理，再等权重加权以得出中国金融周期的测算。根据上述测算，中国金融周期在2003年以前较为平稳，2003—2009年进入第一个波谷，2009—2017年则进入第一个波峰。即中国目前处于次贷危机以来的第一个金融周期顶峰（于2017年1季度达到峰顶），金融周期转入下行阶段。
指标测量背后，中国金融周期具有若干鲜明的特征。第一，金融周期的扩张伴随杠杆率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宏观杠杆率畸高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關注。分部门看，我国居民部门、政府部门的杠杆率都处在相对安全区间，杠杆率的快速上升主要集中在企业部门，其绝对水平在世界高居前列。2017年，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63%，远超美国的73%、日本的103%、德国的54%及印度的16%。第二，中国金融周期扩张期间，房地产价格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经过2005年、2010年、2015年三波快速增长，国内房地产价格已居高不下，大幅增加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以及居民的生活成本，对实体经济扩大再生产以及居民扩大消费需求形成了挤出效应。房地产含有金融资产的属性，其价格变动具有反身性和自发性，对中国金融周期的扩张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三，影子银行的无序发展是中国金融周期扩张期间的重要特征。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影子银行系统开始呈现野蛮生长状况，表现为银信合作、银证合作、银基接力、银银同业业务变异、互联网金融理财等多种形式，通过加杠杆、期限错配、信用下沉进行套利，拉长了资金链条、积累了金融风险。2018年，一行两会一局发布“资管新规”，影子银行业务开始得到全面整顿清理。
3 金融深化与金融周期视角下的潜在金融风险
金融深化与金融周期是反映金融系统运行状况的整体性指标。金融深化是一个正向的指标，一国金融深化程度越高，说明其资金配置能力越强，金融服务的渗透率越高，金融系统越为完备。金融周期是一个中性的指标，说明金融同其他商业活动类似，具有起伏波动的特性。金融深化与金融周期由M2、GDP、信贷规模等宏观指标计算得出，因此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但两个指标背后的驱动因素存在差异。金融深化过程由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产生需求并通过市场力量推动，金融周期则更多地受一致性预期等顺周期因素影响。
金融深化与金融周期二者结合分析可以为金融系统发展趋势与特征的认识提供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金融周期指标受投机以及诸多顺周期因素影响，其变动往往较金融深化更为快速灵敏。当金融深化指标不断提升，同时金融周期处于平稳区间的时候，说明金融系统发展状况较为健康有力。而当金融深化指标虽未见异常地提高，但金融周期却达到顶峰（我国2017年上半年的状况）的时候，则说明金融系统运行出现了一定问题，存在潜在的金融风险。
正如上文前两个部分的分析，我国金融周期出现了波峰，金融深化在整体继续提升的同时，内部结构也出现了失衡，共同印证了我国金融目前遭遇的困境和隐藏的潜在风险。进一步分析，我国潜在金融风险可能涉及以下几个主要领域。第一，由于宏观杠杆已经处于高位，不具有持续性，在去杠杆和稳杠杆的趋势下，信贷风险不容忽视，期限错配，影子银行等一系列潜在问题可能不断暴露，造成相关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信用风险的传染和蔓延。第二，资产价格具有潜在的波动性，若与金融周期叠加，会对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造成较大冲击。我国最值得关注的资产类别当属房地产，在当前价位下，若房价再大幅上涨，会引发泡沫的集聚，但若房價向下波动过大，则会对持有巨额房贷资产的银行系统带来严重压力。第三，一旦国内潜在金融风险显现，在美联储加息缩表的条件下，会引发国际资本的流出，并对汇率造成压力，汇率波动又进一步加强国内资金外流，资金外流达到一定规模，则会侵蚀我国的外汇储备，损害国际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4 化解潜在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
上文从金融深化与金融周期的角度对我国的金融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对潜在的金融风险进行了预警性研讨。基于以上分析基础，下文将提出防范和化解潜在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
第一，实施“货币适度宽松与金融监管从严”的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组合，逐步、平稳化解高杠杆潜在风险。在货币政策执行方面，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有度，社会融资规模应保持适度，流动性应保持合理充裕，并进一步疏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机制，加大对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劣势。同时货币政策实施应保持定力，杜绝货币“大水漫灌”的情况发生。在金融监管方面，将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行为监管相结合，要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完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处置体系，应强化影子银行等高风险领域管理，建立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
第二，助推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一方面，银行机构要积极优化住房信贷结构，重点向普通商品住房开发、居民首套自住住房需求倾斜，支持正常购房融资，严格抑制投机性购房需求；另一方面，要加强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保持住房信贷的合理适度增长，防范居民金融杠杆率过快提升、过于集中于房地产领域。同时要取缔“首付贷”，防止经营贷等信贷资金违规用于投资房地产，加强房地产金融风险监测，防范资产价格波动与金融周期的叠加风险。
第三，关注外部风险，严控汇率过度波动，防范跨境资金流动冲击。当前，美联储进入加息和缩表的周期，美国政府频频与世界其他经济体开展贸易战，致使我国对外的金融与贸易条件呈恶化状态。在此背景下，我国在加强国内经济金融管理的基础上，应同时严控外部风险。要适度干预汇率非理性大幅波动，防止预期自我加强引致的汇率快速波动恐慌；严格资本账户管理，控制资本外流与投机冲击；加强外汇储备管理，合理配置外汇储备资产结构，同时加强美元外债的控制和管理。
第四，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在财政政策配合方面，政府部门应通过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定向支持的优势，稳步推进在建基建项目，为宏观经济提供缓冲和稳定力量。同时应进一步减税降费，降低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增强实体经济的投资意愿。在改革开放方面，要适时加快农村土地、城市户籍等要素改革，实施竞争领域国企改革，在医疗、教育等领域逐步开放，同时对外促进贸易平等国家的贸易和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