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学派范文第1篇
[摘 要] 文化研究学派主要以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为主要代表，是传播学的批判理论之一。通过梳理其发展历史及主要代表思想，并在此基础上从教育传播四要素出发，探讨了文化研究学派对于我国教育传播研究的启示，如对于教育者权威身份的质疑、对于教育信息适应性的思考、对于教育媒体编码效果的评价、对于学习者解码能力的促进以及对于教育者与学习者之间的认知差异问题等等。
[关键词] 传播学； 文化研究学派； 教育传播学
[作者简介] 王妍莉（1985—），女，甘肃临潭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代教育技术理论及现代远程教育研究。E-mail：wangyl-xx@163.com。
我国的传播学理论研究多以美国的经验主义理论为基础，与此相对的批判主义学派却鲜为人知。比较有代表性的批判主义理论流派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和女性主义学派。本文梳理了文化研究学派的发展历史及主要代表思想，并基于此对我国教育传播研究进行了思考。
一、文化研究学派的发展历史
文化研究学派起源于英国，主要关注点在于文化是如何通过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而产生的，以“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为主，也常常被等同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他们大多与设在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有联系。[1]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产生受到了很多思想的影响，主要是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解释，在接触文学的、历史的和人类学的解释的过程中盛极一时。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初期表现为文学研究，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当时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和平回归的繁荣复苏阶段后，英国国内出现了激进主义，出现了如对核战威胁的反应以及媒介产业的集中化影响等相关问题。这一时期，对于工人阶级文化的思考在英国思想里占主导地位，普通人的这种消费者及参与者的身份得到了关注，并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著作，包括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雷蒙德·威廉斯的《漫长的革命》和爱德华·汤普森的《英格兰工人阶级的形成》。[2]这些著作被认为是开创了英国文化研究的新领域，这些学者也被认为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开拓者。
1963年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理查德·霍加特创建了当代文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为CCCS ），这标志着“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正式创立。最初“当代文学研究中心”隶属于伯明翰大学英语语言部，1969—1976年间在斯图亚特·霍尔的领导下成为独立的部门。这一阶段成为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发展中的鼎盛时期。因此，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也常常被称之为“伯明翰学派”。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受到美国经验研究的欢迎，并且被广泛地应用于政治传播的分析和电视研究。[3]其后，在20世纪90年代，约翰逊成为该学派的第四任负责人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伯明翰学派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一度被要求并入传统的英语系科。经过一番谈判，“文化研究”的名称和独立性虽被保留了下来，但却不得不开设许多本科课程，由单纯的研究中心演变成传统教育体制下的“文化研究系”。该系的成立，实际上已经标志完整意义上的“伯明翰学派”的终结。过去的学者们大都呈星散之状，各自为阵。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却形成一股特色独具的“英国潮”，并加入到至今遍及欧美乃至第三世界的文化研究热潮之中。[4]至此，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突破国界，开始以“文化研究学派”的名义影响着传播学领域。
二、文化研究学派思想述评
如果说文化研究是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德·威廉斯等人发现的一片沃土，那么斯图亚特·霍尔则是这片土地的播种者和开拓者，他们的传播思想为世界范围内媒介文化研究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5]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和主要思想理论如下：
1． 对工人文化的推崇和对大众娱乐的批判
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作为文化研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最早提出了对于工人文化的推崇和对大众娱乐的批判。霍加特1918年出生于英国利兹市，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皇家炮兵并以队长身份复员。1957年撰写了《文化的用途》一书，率先提出“工人阶级文化”的概念，因有别于传统文化研究视域而受到广泛关注。1962至1973期间任教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并创建了“当代文学研究中心”。[6]担任主任期间，主要着力于英国文化研究，形成了独有的学派风格。霍加特是英国最早关注文化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了工人阶级的文化，并以批判的视角对于大众娱乐提出了批评，其结论是：“之所以成为对大众娱乐持最强烈反对的立场，并不是因为它们防止观众称为精英，而是以为它们使没有精神追求的人以自己的方式变得更加世故”，即媒介的力量是“鼓动人走向无意识的一致性。”[7]
霍加特对于文化研究学派的贡献是基础性和方向性的，他从批判的观点对于大众娱乐进行了质疑，指出媒介内容有组织操纵或商业操作的倾向，这样的语境下的社会情况千差万别，衡量选择自由和参与能力的问题始终是必需的。然而，霍加特的研究却止于对于传统工人文化完全的肯定，并将其与工业时代的大众娱乐相对立，完全摒弃了大众娱乐所带来的任何影响。这有悖于社会的发展，忽略了这种新兴的社会现象所带来的复杂的效应，从而封闭自守了其研究成果。
2． 大众文化概念的提出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出生于威尔士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曾就读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二战期间被迫中断学业并服役参战，复员后从事于成人教育，随后成为剑桥大学教授。[8]1958年撰写了著名的《文化与社会》一书，被称为早期文化研究学派的奠基之作，本人也常常被称为文化研究的创设人。1962年，威廉斯的《传播学》出版，他的文化与传播理论被转换为研究当代文化领域问题的方法论，该书就媒介的公共管理、艺术与教育的文化政策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成为当时围绕媒介性质和教育状况的辩论所倚重的参考文献。[9]霍加特提出了工人阶级文化的概念，而威廉斯则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文化与社会》等著作中，威廉斯重新拓展了文化的概念，将文化从原有狭隘的、精英文化范围的概念体系中剥离出来，从而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他认为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从而在理论上确立了“文化是普通的”这一典型的威廉斯式的理论。[10]
威廉斯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其首次肯定了大众娱乐中所含有的价值性。霍加特提出了工人阶级文化，其内涵在于提出不同于传统少数人才享有的精英文化，而威廉斯正是将这一观念扩大化，不仅仅局限于工人这一单一的阶层，从文化内涵的角度提出了大众文化的概念，消除了少数群体和广大观众之间的界限，创造了共同文化的理念，提高了观众的主体地位。
3． 关于编码/解码研究的霍尔模式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年出生于牙买加一个中产阶级非裔家庭，1951年后移居英国。受霍加特的邀请，于1964年入了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68年担任中心主任以后将英国文化研究带入了鼎盛时期。1979年离开了中心并任教于英国开放大学，[11]1973年撰写了《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一文，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被看作是“文化研究”思潮的里程碑。不同于前者，霍尔对于大众文化并不排斥，而是本着客观深入研究的态度进行。综合社会学家法兰克·帕金的思想，以及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霍尔提出了自己关于传播中编码/解码的理论，并形成了著名的霍尔模式。
在《编码和解码》中，霍尔明确提出信息的“编码和解码之间没有必然的一致性”。为了加强对这一观念的理解，他从思辨的角度提出了对于电视话语的三种假想解码过程：第一个假想地位是“主导—霸权”的地位（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即指电视观众直接从电视广播中获取内涵的意义，并根据信息编码的参照符码将信息解码。第二个假想地位是“协调符码”（Negotiated Code），即大多数观众也许非常充分地理解什么已被界定为主导的，什么已被指涉为职业的，解码过程认可抽象的霸权界定，但在更有限的定位层次上指定自己的基本规则。第三个假想地位是“对立码”（oppositional code）。观众能看出电视话语的编码，但选择的是自己的解码立场。[12]针对这三种解码立场而来的信息解读相应为“优先解读”、“协商解读”与“对抗解读”，这也就是著名的霍尔模式。霍尔认为，对于信息的“‘扭曲’和‘误解’恰恰是由于传播交流的双方缺乏对等性而产生的”。霍尔的电视话语传播中编码/解码的过程如图1所示。[13]
然而霍尔模式是源于思辨，而非实证研究。霍尔说“假的解码立场”是需要从经验层面予以检验和完善的。这一任务交给了其他学者，像莫利、洪美恩（Ien Ang）就是著名的代表。这方面，莫利的代表作有《全国观众》（The‘Nationwide’Audience，又译作《“举国上下的”观众》）和《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洪美恩的代表作是《看〈豪门恩怨〉》（Watching Dallas）。[14]当然霍尔的学术贡献远不尽此，麦克罗比将霍尔学术生涯分为三个阶段，即电视（1970年代中期）、撒切尔主义的“威权平民主义”（1980年代后期）和多元文化主义（1990年代以来），[15]先后探讨了媒介传播中的优先意义、意识形态与阶级之关系的认识转向以及不存在绝对的差异或特殊性等问题。
霍尔理论在文化研究学派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首次突破单纯的文化内涵研究，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并构建了大众文化编码/解码的模式，揭示了传播过程的复杂性，并提出意义不是由传播者单方面“传递”给受众的，编码与解码的一致性是需要由传播者与受众通过“编码/解码”过程机制而“建构”的。
文化研究学派从价值和内涵的角度审视了传播文化内容，不再将文化仅仅理解为是少数人掌握的精英文化，而对于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进行了肯定，认为文化就是普通的。同时，质疑了传统经验学派所推崇的传播效果，指出受传者并非正如传播者所期待的那样接收解读信息，这突出了受传者的主观能动性和传播过程的动态性。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对于传播学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尤其是对于教育传播而言，引发了我们对目前的教育传播的内容、效果等因素的深入思考。
三、文化研究学派对于我国教育传播的启示
（一）我国教育传播研究现状
我国对于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2年4月，美国著名传播学家宣伟伯·施拉姆与余也鲁教授应邀来华，在华南师范大学作了为期七天的学术报告，共七讲，首次将传播理论与教育传播理论传入中国。[16]截至今日，经过30年来跌宕起伏的发展，已经取得了硕果累累的成绩。梳理我国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可以看出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教育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和教育传播作为教育活动的研究这两个维度上。[17]
总体可以看出，我国的教育传播理论主要以美国的经验主义理论为基础，提倡工具理性，着眼于事实判断，关注效果传播。但是其传播理论基础较为单一，传播思想指导较为陈旧，缺乏批判学派的思想理论，缺乏对于传播价值、传播效果的反思，缺乏信息时代网络环境中的传播理论。
（二）文化研究学派思想对于我国教育传播的启示
纵然文化研究学派主要是对于大众传播的思考的关注，然而，对教育领域而言，教育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分支，同样可以从文化研究学派的思想中得到启示。
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教育传播同样如此，为了更好地厘清文化研究学派对于教育传播研究的启示，需要首先建立分析框架，探求教育传播基本构成要素。在我国，教育传播过程中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所有的传播过程都是由教育者、教育信息、教育媒体、受教育者四要素构成。[18]笔者也赞同此观点，因此，对于文化研究学派思想对于我国教育传播的启示也从这四个要素及相互之间关系的维度出发说明。
1． 对于教育者权威身份的质疑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传播过程中教育者一直处于知识的拥有者和传递者的地位，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因此，也就形成了“以教师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的三中心论。在信息闭塞的时代，教育者作为唯一的教育信息来源，其权威身份得以长期保持，然而进入信息时代后的教育过程，网络信息普及开放泛化了知识的来源渠道，这无疑极大地减弱了教育者知识传播的权威性。然而不同于大众传播，教育传播作为一类特殊的传播方式，其本体功能即在传递社会文化、信息，[19]即教育传播期望达到知识传播的最佳效果。但是教育者权威身份的减弱对于教育传播效果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表明知识灌输的时代已经过去，这种权威压制下的知识传递并不利于学生创造能力的发挥已经得到共识，开放多元的信息环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也有利于终身学习的实现；另一方面，在教育传播过程中，教育者如何转变身份，以引导受教育者，尤其是引导“对抗解读”的受教育者正确理解信息，将教育传播效果达到最优化成为需要面对的新问题。
2． 对于教育信息适应性的思考
对于教育信息适应性的思考，更多的是从文化研究学派早期的研究中得到启示，在我国教育传播中已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新课改的实施正是对于教学内容的反思；从微观的角度而言，课堂教学中应该考虑受教育者的教育背景、地域、民族、文化以及已有的知识结构等因素，合理地添加辅助教学内容，使得教育信息对于受教育者而言更具有适应性，走向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教育价值观、走向促进多元智能理论与素质结构发展的人才观、走向以促进学习者全面发展为核心内容的教育质量评价观。[20]同样，教育者作为教育传播过程中的传播者还具有其特殊作用，应该关注课堂内外的言传身教，不仅仅以传播权威化的教学内容为唯一目的，同样应该考虑受教育者所处的实际情况，以培养受教育者“成人”、“成才”为导向，加强德育信息和实践类信息的传递。
3． 对于教育媒体编码效果的评价
据霍尔理论可以得出，教育媒体对于信息进行编码后以符号的形式相对独立地存在于传播过程。那么为了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需要对教育媒体的编码效果进行评价审视。这不仅需要从编码的角度衡量是否全面完整地体现了教育者需要传递的信息，同样需要从解码的角度分析符号的编制是否符合学习者的认知结构，是否有利于学习者进行“无扭曲”的解码。尤其是在信息化教育传播环境中，教育者应该运用多媒体工具保持信息编码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同时应该重视非语言信息在教育传播中的重要性，关注技术环境是否阻碍了信息的有效交流，如何提高信息编码解码过程中的准确性，尽可能地减少冗余信息的干扰作用。此外，还需要明确教育媒体编码的目的，即教育媒体的使用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教育，促进教育传播效果，因此在选择教育媒体的过程中需要杜绝仅仅为了强调媒体的应用而使用，需要结合教学内容、学习者认知水平合理使用。
4． 对于学习者解码能力的促进
霍尔指出，大众对于信息的解读具有“优先解读”、“协商解读”与“对抗解读”三种可能的模式。同样，在教育传播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学习者对于教育信息是否仅处于预期接受的状态？事实说明，对于同样的教学内容，不同的学习者会进行不同的解码，从而产生不同的学习效果。仅从教育传播目的的角度出发，毫无疑问使所有的学习者达到“优先解读”的状态是最佳效果。基于此，我们应该关注如何提高学习者对于教育信息解码能力，借鉴建构主义的理论指导，积极创造有利于学习者主动建构的情境，端正学习者的学习态度，努力达到师生对于教育信息编码/解码的“同一性”。此外，我们仍然需要关注尚未达到理想解读状态的学习者，分析解读障碍的深层原因，合理地解决理解差异问题。
5．对于教育者与学习者之间的认知差异问题的关注
对于信息可能出现的“扭曲”和“误解”，霍尔提出正是由于“传播交流的双方缺乏对等性”[21]而产生的。同样在教育传播中教育者和学习者对于教学内容的认知同一性影响着教学效果。笔者曾对于某高校班级教学过程中的认知差异做过调研，发现师生对于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存在较大的认知差异。[22]而这种差异将会影响教育传播效果。因此，在教育传播过程中我们需要强调师生对于教学目标的沟通和一致性的认可，使学习者在课程伊始就明确学习目标，理解学习内容的意义和价值，尽可能地减少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扭曲现象。
四、小 结
批判学派以谨慎的目光关注着传播学理论，犹如车辆的方向盘和刹车等操作系统，对于传播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文化研究学派作为主要的批判传播学派之一，以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为代表。本文梳理了文化研究学派的发展历史，分析了理查德·霍加特倡导的对工人文化的推崇和对大众娱乐的批判、雷蒙德·威廉斯对于大众文化研究的论述，以及霍尔所提出的关于编码/解码的研究模式这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并基于此，对于我国教育传播学进行了深入思考，得出如对于教育者权威身份的质疑、对于教育信息适应性的思考、对于教育媒体编码效果的评价、对于学习者解码能力的提高、对于教育者与学习者之间的认知差异问题的关注等启示，以期对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美]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M]．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54.
[2] [3] [7] [9] [美]汉诺·哈特.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45，176，146，153~154.
[4] 陆道夫．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特质论[J]．学术论坛，2003,（5）：139~145.
[5] 杨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媒介文化理论述略[J]．新闻界，2005,（6）：57~59.
[6] 理查德·霍加特简介[DB/OL].http://www.worldlingo.com/ma/enwiki/en/Richard_Hoggart， 2011-01-23.
[8] 雷蒙德·威廉斯简介[DB/OL].http://www.spartacus.schoolnet.co.uk/HISwilliamsR.htm， 2011-01-23.
[10] 刘宗义．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理论述评[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高教版），2009，（8）：45~46.
[11] [英]斯图亚特·霍尔简介[DB/OL].http://en.wikipedia.org/wiki/Stuart_Hall_（cultural_theorist），2011-01-23.
[12] [21] [英]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A].罗纲，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45~358，345~358.
[13] Justin Wren-Lewis．The Encoding/Decoding Model: Criticisms and Re-developments for Research on Decoding[J]．Media，Culture and Society，copyright，1983，（5）：179~197.
[14] 明铭．一个诠释性典范：霍尔模式[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2）：23~30.
[15] 金惠敏．霍尔的文章，麦克罗比的眼睛——霍尔文化研究三大主题的评议[J]．江西社会科学，2006,（8）：230~235.
[16] 李运林．教育传播研究：重要性与新领域[J]．电化教育研究，2009,（3）：5~11.
[17] 胡钦太.教育传播学研究30年：现状、瓶颈与对策[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99~102.
[18] 南国农，李运林.教育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8~9.
[19] 胡德海.教育学原理[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194.
[20] 南国农.信息化教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5~6.
[22] 王妍莉，田健，王文君．“信息化教学设计”教学中师生认知差异分析[J]．现代教育技术，2009，（4）：22~26.
供给学派范文第2篇
【摘要】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起源于利维斯等学者对传统文化的捍卫与坚持，并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防御大众媒体阶段、欣赏大众文化阶段、解密意识形态阶段和超越保护主义阶段。作为世界上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历史最悠久的国家，英国在理论研究、政府保障、社会力量、师资力量等方面的发展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英国；青少年；媒介素养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大众传媒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于身心发育尚不成熟的青少年来说，大众媒介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课堂”。由于缺乏解读、辨别和抵抗媒介负面信息的能力，一些消极的媒介信息容易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这就迫切需要发展和提高青少年正确解读媒介信息和合理使用媒介的能力。20世纪30年代，为了保护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英国学者提出了媒介素养的概念。至今，媒介素养有多种不同的提法，著名学者霍布斯曾对此有过形象的比喻：“它是一个有着一千个名字的孩子。”[1]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给出定义，认为媒介素养是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价能力、创造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辨的反映能力。[2]它被誉为“信息社会的公民基本素质”“媒介世界的防身术”。媒介素养教育是培养受众媒介素养的主要途径。所谓媒介素养教育，就是指导受众正确理解并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受众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3]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为了使青少年适应复杂的媒介环境，世界各国都开始着力关注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以及拉丁美洲、亚洲部分地区相继开展了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英国自1933年开始提倡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是世界上第一个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国家。在英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宗旨是把受众培养成能够积极地利用媒体，制作媒介产品，对媒介信息有主体意识，能独立思考的优等公民。[4]梳理和总结英国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对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具有借鉴意义。
一、英国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历程
作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发起国家，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防御大众媒体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媒介产业飞速发展，大众文化日臻兴盛，报纸、电影、广告等的发展给英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为了捍卫传统文化，抵制大众文化的侵袭，许多学者主张通过培养公众的辨识和抵制能力来保护“优秀”的传统文化，抵制“低劣”的大众文化。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1933年，英国文学批评家利维斯和他的学生丹尼斯·桑普森出版了《文化与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一书，其观点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标志着媒介素养教育理念的诞生。书中写道：“从某种程度来说，社会变化的最大动力是机械化，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方便，但是也打破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因为旧的形式阻碍了新的变化。而且，机械化带给我们大批量生产的便利，已经被证实是标准化的，它使丰富的物质世界变得整齐划一。”正如他们所说：“那些在学校刚刚接受文化品位教育的年轻人，在校外却陷入赚取最廉价感情的竞争中——电影、报纸以及各种形式的出版物和追求商业利润的媒介故事，所有这些都只是迎合低级趣味，灌输这样一种观念——用最少的精力，获取最直接的快感。”[5]利维斯首次对媒介素养教育进行了系统阐述，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建议。书中提出，应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中，倡导学校通过课程开展来提高青少年的媒介批判意识，防范他们受到大众媒介的错误引导，帮助青少年抵制媒体的不良消极影响。利维斯一派的核心思想是文化保护，即保护本国的文化传统、文化语言、价值观和民族精神，带有十分浓重的保护主义色彩。这被认为是英国媒介素养教育的起点。
第二阶段，欣赏大众文化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这一发展阶段，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出现引发了媒介素养教育的一次重要转折。英国文化界开始重新审视大众文化，媒介素养教育的观点由此出现了根本改变，开始承认大众文化中也有正面积极的信息，不再只是要求学生具有抗拒媒介的能力，还要求他们具有辨别媒介的能力。1961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雷蒙德·威廉姆斯在其著作中否定了利维斯一派的观点。他认为，文化的表达是多元的，不应该仅仅被视为一种享有特权的贵族文化，既有高雅、贵族式的形式，也有日常生活化、大众化的形式。[6]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挑战，它标志着英国文化开始趋于平民化，直接引发了英国民主化运动的兴起，而媒介素养教育就是这场运动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1964年，斯图尔特·霍尔和帕迪·沃纳尔在《大众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许多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建议和对策。同时，一批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大众文化影响的年轻教师对大众文化具有十分强烈的认识，他们将文化研究方法渗透到教学之中，依据学生的体验开展自发性的媒介教学实践。[3]自此，大众文化开始被英国社会认可，在学校的课堂教育中获得了合法地位。
第三阶段，解密意识形态阶段（20世纪70年代）。20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开展了一场“媒介素养教育运动”。英国学术界率先提出了另外一种媒介素养教育观点——“屏幕理论”。倡导该观点的代表性组织是电影与电视教育协会，他们试图探讨如何将“屏幕理论”应用于学校的课堂教学之中。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莱恩·马斯特曼，他强烈反对利维斯一派带有阶级倾向的做法。在其论著《电视教育和媒介教育》中，马斯特曼认为：“符号学可以提供冷静客观和严密精确的分析方法，学生应该撇开自己的主观好恶，通过系统化的分析来发现、找出媒体文本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企图，将自己从大众文化的影响中解放出来。”[7]书中提倡利用媒介素养教育来消除学生的错误思想观念，具有保护主义性质。至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中学开设电影研究和媒介研究课程，英国媒介素养教育获得教育系统的认可，并在CSE（初中文凭考试）和O-leve（初中毕业升学考试）中增设媒介研究考试科目。[3]媒介素养教育正式成为英国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
第四阶段，超越保护主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媒介素养教育逐渐摆脱保护主义，超越保护主义开始形成。超越保护主义，是英国著名媒介素养研究学者大卫·帕金翰对世界媒介素养教育的最大贡献，是对利维斯和马斯特曼以来的保护主义教育观念的超越，代表着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媒介素养教育理念。[8]该理念认为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并不是保护青少年不受媒介的影响，而是培养他们对媒介的理解能力和参与能力。1988年，英国开始实施国家课程计划，媒介素养教育被成功列入计划中。计划规定，媒介素养教育是英语课程的一部分，这大大提高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地位和关注度，使其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之后，英国教育部将媒介教育纳入正式的教学体系中，规定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必须接受媒介素养教育。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教育部决定开展GCSE（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这不仅给课堂教学提供了指导，也提升了媒介素养课程的地位。截至2000年，英国的大部分学校都开展了媒介教育课程，所有中学毕业生都被规定必须参加“中等教育证书考试”。英国教育部门通过设置系统化的课程与考试，力求达到“在初中阶段，学生能够理解电视媒介中的说服意图；在高中阶段，学生能够管理自己的媒介接触行为”[9]的教育目标。
二、英国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与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相比，我国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关注较晚，卜卫等一批学者在1997年逐渐开始对媒介素养教育进行研究与探索。作为世界上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历史最悠久的国家，英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历程对我国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理论研究是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基础。从上文可发现，英国媒介素养教育在实施之前，经历了一段长期的理论探索。例如，利维斯提出的“抵御大众文化，保卫传统文化”理念，大卫·帕金翰提出的“超越保护主义”等。这些理论探索成了英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方向，为之后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而在我国，学者多将注意力放在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方法上，很少从理论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特色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道路。因此，在找寻媒介素养课程设计、内容和形式的同时，学者还应该注重研究和比较西方的教育理论，从而发展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引导、监督和完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
（二）政府是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讲，媒介素养教育是一种公民素质教育。因此，政府对于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就显得尤为重要。2003年12月，英国国会通过的《通讯法案》明确规定了通讯局所负的职责，推动了英国媒介素养教育的有效开展。首先，政府应制定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政策法规，以保障媒介素养教育有法可依；其次，应加大对媒体的监管力度，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最后，政府应学习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制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计划。此外，推广地域、教育经费、教材编撰、教师培训等问题，都需要政府的支持才能得以解决。
（三）社会力量是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助推器。要想切实扩大媒介素养教育的影响力，单靠学者和政府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英国媒介素养教育的成功开展离不开社会机构的支持，例如英国电影协会、英语与媒体中心等机构。同时，英国还拥有五大媒介教育网站：BFI（British Film Institute）；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hildren，Youth and Media；Media Matters；Media Smart；Media Ed（The UK media education website）。英国媒介素养教育已经逐渐发展成为社会教育的一部分，成为青少年日常生活学习的一部分。在我国，媒介素养教育中社会力量的参与度不高。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需要积极地发挥社会力量的强大作用，形成全民化的媒介素养教育发展模式，以推动媒介素养教育的整体实施。
（四）师资力量是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保证。教师在任何一项教育活动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校媒介素养教育同样如此，媒介素养知识的传授需要具备较好媒介素养理论的教师才能得以实现。英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师资培训主要包括职前培训和在职教师进修两种方式。在英国，虽然很多学院都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的教师培训，但师资数量和教学水平依然是困扰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一个难题。[3]目前，在我国的师范类院校中，师范生由于并没有接受正规的媒介素养教育，所以在现阶段培养专业媒介素养教师是很难实现的；而新闻传播院校的学生由于拥有一定的新闻传播专业知识，他们经过培训后能够从事媒介素养教育工作。同时，在职教师进修也是培养媒介素养教师的有效办法。
作为一个世界人口大国，我国的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势在必行。通过梳理英国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条漫长的探索之路。媒介素养进入中国才短短十几年的时间，这条道路必定更加崎岖。我们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紧跟时代发展，凭借学界、政府、社会等各方面的配合与努力，相信能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素养教育道路。
[本文为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村留守儿童媒介使用与媒介素养教育研究”（12CXW02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田中初.媒介素养教育离我们有多远[J].当代青年研究，2002（6）.
[2]Elizabeth Thoman.Skills and Strategies for Media Education.London：Center of Media Literacy of USA，1992.
[3]王泽.英国媒介素养教育发展历史、现状和新动向[J].中小学电教，2009（9）.
[4]鲁楠.农村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的参与式视角[J].新闻爱好者，2012（12下）.
[5]F.R.Leavis，Denys Thompson.Culture and Environment[M].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33.
[6]Raymond Williams.The Long Revolution[M].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61.
[7]Len Masterman.Teaching About Television and Teaching the Media[M].London：Comedia Publishing Group，1975.
[8]秦学智.帕金翰“超越保护主义”媒介教育观点解读[J].比较教育研究，2006（8）.
[9]庞嘉琪.信息爆炸时代的“养生之道”——媒介素养教育[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编校：董方晓
供给学派范文第3篇
(一) 自然法学派的起源和发展
在早期西方社会, 法学还处于萌芽状态时, 自然法学说的模糊概念、精神就已经慢慢融入法律思想中。那时, 法学学科还没独立成型, 法学思想多集合在宗教、哲学、政治伦理等学说之中, 但思想体系还不甚完善。不过, 这种初始形态的自然法学说已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古希腊哲学家最早提及了自然法这个术语, 后来的罗马国家中此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这些思想具有形而上的意义, 并奠定了西方法学世界自然法理论的基调。
(二) 古代自然法学派
大自然对古希腊人的孕育和馈赠是其对古代自然法赋予了原始含义, 视大自然是为神圣的存在, 自然的原则和规律的法便是自然法, 为正义和法律提供前提保障。没有古希腊人的贡献, 西方法律思想将是一大缺憾, 代表人物为前期的智者、亚里士多德和后期的斯多葛主义者。古希腊智者学派的著名人物主要有普罗塔哥拉、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 他们的政治法律思想差异很大, 但是在学术上有共同的特征就是对自然主义的肯定, 他们把自然概念诠释错了, 自信的以为建议或者人情习惯便是国家法律, 是违反自然的。
古罗马时期, 斯多葛主义的出现, 自然法观念得到进一步升华, 认为自然法的价值核心就是正义, 它是实在法制定前产生的、由自然理性制定给全人类的法律, 它是最基础的法, 可以对一切实在法进行道德评价, 实在法应以自然法为基础前提。前期代表为西塞罗, 他说:法律应该具有普遍的实用性并且力图变更这一法律的做法是一种恶。
(三) 中世纪自然法学派
中世纪的自然法理论是绝对的神学自然法学, 基础是奥古斯丁从原始基督教义发展而来的教会哲学。中世纪的自然法学家们以为国家制定的法律制度是与自然法完全相反的一种物, 在自然法理论反对者看来是一种道德准则。自然法被称作是一种比国家相关法律体制更高层次的法律。该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阿奎那, 在他看来永恒法是上帝的理性, 是统治宇宙的最高法, 一切法的源泉, 文字表现出来就是《圣经》, 在地位上高于人间法。
二、近现代西方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古典自然法学
(一) 古典自然法学的基本法律思想
中世纪神学 (神权) 世界观的终结和近代法学 (法权) 世界观的诞生的标志是17、18世纪流行的古典自然法学, 而且之与中世纪神学自然法学的决裂的体现。理性不再是启蒙思想家们所认为的自然法基础, 他们认为, 自然法在效力上从人的理性中推导出法律原则高于实在法, 是适用于自然状态的。换个角度从哲学上来说, 理性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认识方式, 有着演绎和推理的特点。古典自然法学的主流观点是主张人应该处于一个自然的状态, 这是人类的早期状态, 没有国家、政府和法律的存在。
通过逐步的发展, 古典自然法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二)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至英国清教革命前
在欧洲追求从世纪神学和封建主义中解放的时期有三大标志, 分别是:新教的兴起、政治开明专制主义和经济重商主义的出现。格劳秀斯、斯宾诺莎、普芬道夫、霍布斯是众多学者中的主要代表, 观点各异。其中格老秀斯认为, 所谓自然法原则, 即是指私有财产的神圣性,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不谋取, 因己错而致的损害应当予以赔偿, 违法便应受到相应的惩罚。自然法之母为人之理性, 他的这一观点摆脱了神学世界观的束缚, 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法理论, 奠定了近代理性主义的基石。
(三) 17世纪40年代英国的清教革命至18世纪初
自由主义是此阶段的时代主题, 政治、经济和哲学都围绕之展开。代表人物是洛克和孟德斯鸠。洛克主张权力分立, 因为权力本身的性质便决定了它具有极其容易被滥用的可能性, 将其分离, 以权力制约, 可以避免其被滥用的可能, 从而为人民的自由平等提供保障。而孟德斯鸠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更为完备的观点, 即三权分立。洛克认为, 所谓自然状态即具有自由和平的的属性。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 亦是是一种平等状态。人们在享受天赋人权, 自由平等生活的同时, 亦会收到自然法的约束。理性即是自然法的属性, 具有最高性和永恒性, 即使是上帝也无法冲破。
(四)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
这一时期人民倡导民主和自由, 卢梭是此时期的关键人物。主要体现在《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两部著作之中。在卢梭看来, 自然法完全出自人的理性, 是人民的公意和普遍正义, 法律不允许专制, 只能以人民的意思制定, 也由人民来加以修改, “人民可以随意的制定符合自己的法律”。
三、新自然法学派
(一) 自然法的复兴
自然法的理论精髓是西方法律思想的主导理论之一, 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特点。它代表宇宙和人类的规律还是代表神意或者代表人的理性。到了19世纪, 自然法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 在分析法学和历史法学的眼中, 自然法代表着虚无缥缈、空乏、虚构, 因为自然法的理论只不过是理想主义。知道二战之后, 人们从战争革命中看到了纳粹的残忍, 从中认识到, 法律未尝不能推行集权和暴行的工具, 因此, 自然法的理念和价值有得到重新正视。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法的复兴”。
(二) 新自然法学之一马里旦和富勒
新自然法学的代表:马里旦和富勒, 都是在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西斯法律实践的教训基础提出的。不过, 马里旦是神学自然法学的代表, 并认为自然法观念是希腊和基督教思想的一种遗产。富勒属于世俗的自然法学家, 发掘出道德性的法律。马里旦认为自然法是基于人性的道德法, 是对上帝永恒法的参与, 不成文的自然法是从上帝的永恒法而来的。马里旦与阿奎那的四分法 (神法、永恒法、人定法、自然法) 不同, 他将法分为自然法、永恒法、实在法和国际法。富勒批评法律实证主义, 坚持自然法学说。富勒是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 创新了一种世俗形式的自然法。
(三) 新自然法学之二罗尔斯和德沃金
罗尔斯和德沃金的新自然法学, 是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社会政治斗争的产物, 他们对现存政治法律制度的思考, 凝结成他们的新自然法学。罗尔斯的法律思想, 是对的继承和发扬, 系统探讨了法律制度对正义原则的服从问题。罗尔斯认为正义原则就是要处理权利和义务分配问题, 要想和谐稳定、高效统一就要处理好正义问题。德沃金说:一个好的法律概念必须能够准确地说明实际法律工作者的言行, 并且能够知道他们未来的言行他把西方法学中“占支配地位的理论”或者“主导的法律理论”归纳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法律本体的法学分析理论;另一个是法律实质的功利主义理论。
四、结语
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变迁中, “自然法”被以不同的形式和方式冠以了不同的含义, 它的命运也极尽曲折。从古希腊哲学、古罗马法学、中世纪神学到启蒙运动一段很长的故事, 即曾经被奉为真理, 也被嘲笑为无稽之谈。本文探讨了整个自然法学派的起源和历史变迁以及思想变化, 可见在不同地时代, 法律思想受经济和政治的不同程度影响。自然法究竟是什么?简单的话语可能陈述不清, 但其核心价值可以透过文章中的历史沿革有所体现。自然法学对当代法制和法治也都有深远影响。
摘要：西方自然法学的发展可谓是人类的法律思想史, 从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到现代的不同时期, 自然法学承受了风雨交加也经历雨后彩虹。从古代自然法学、中世纪自然法学、古典自然法学再到新自然法学, 各法律思想大家及哲学家们对自然法学的信仰和挚爱造就了自然法学的渐臻完备、重放光彩。自然法学的价值和原则对现代法律体系有深远影响。
关键词：自然法学,不同时期,价值,原则
参考文献
[1] 李鑫.简析自然法学派[D].山西煤炭干部管理学院学报, 2009.
[2] 陶佳.西方自然法学的历史发展述评[D].宜春学院学报, 2015.
[3] 何勤华.西方法学流派撮要[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供给学派范文第4篇
摘 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过了一系列经济方面的发展和改革并且已经在该项领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从现如今的经济发展形势上看，我国的大型企业数量不多，中小型企业还是占据一定数量上的优势。而且从某些领域发展的具体形势来看，相对于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占有绝对有利的优势。所以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社会的进步、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都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中小型企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并且能为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带来一定的帮助。面对此种发展形势本文将对我国的中小型企业的财务管理问题进行细化研究，重点分析它的财务管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等内容。
关键词：我国中小企业 财务管理 面临现状 问题研究
引言：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帮助。这些帮助不仅有国家政策上的鼓励，同时还包括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近几年来我国的中小型企业的数量逐渐地增多，这证明越来越多人开始进行自主创业，所以增加了中小企业的数量。虽然中小企业的经济实力还没有达到能与大型企业相媲美的水平，但是由于数量众多，积聚起来的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在中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财务管理方面的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所以我们要重视起这方面的工作内容，要想企业实现快速发展，财务管理工作就不能任何纰漏。
一、我国中小企业财务管理所面临的现状
国外的企业发展形势要比国内的发展形势更加复杂，国外的一些知名企业往往会利用自身的财务管理优势做正确的判断，进而采取一定的有力策略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如今国内的现代企业的财务管理已经形成了适合自己的财务管理体系，企业的财务管理需要适应一定的实际发展规律，同时要结合自身公司实际的发展需要。我国的中小型企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小企业的资产增加往往会影响我国的产品销售值、利税值和工业增加值等内容的变化。我国中小企业中有部分对外出口贸易公司已经实现了快速发展的目标，并且积累了一定的发展基金，为未来长远的发展奠定了有利的基础。而这部分中小企业成功吸引了更多人对于外贸事业的关注，后来国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对这类企业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是保证企业周转的重要力量，中小企业要想实现快速发展就要对财务管理工作给予一定的关注和重视。财务管理可以有效帮助公司完善各项内部的规章制度，同时还能节约一定的成本资金，增加一定的实际收益效率。很多的专家和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研究找到有效实现快速发展的其他方法。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专家们建议规模较小的公司采用分散化的财务管理制度，而规模相对比较大的公司采用集中式的财务管理制度。而真正意义上的大型企业则可以运用以上两种方法的结合形式来进行财务管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应对策略，在公司规模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可以采用分权管理；项目发展的阶段可以加大分权管理的力度；而处于稳定发展的阶段则可以将权力进行分离[1]。企业之所以会出现分权往往是由于管理力度、公司运行的具体状况等因素的变化，所以如果不出现以上这些问题，公司多半都会选择集权控制。而企业的财务管理行为应该围绕着企业的实际需求来进行，要均衡各种力量，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这样才能实现快速、稳定、全面地发展。国内的财务管理内容一般是企业理论内容的重要体现。现代的企业理论有两个派别内容组成，分别为利益相关学派和新古典产权学派。后者所支持的内容有企业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企业发展价值的最大化和企业股东的利益最大化[2]。企业利益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有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才会在企业管理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而前者学派则反对这种企业财富只属于一方的观点，该学派认为企业的所有权不应该只属于一方所有，应该包括债权人、消费者、供应商、出资人、职员等利益的所有相关人员。
二、我国中小企业财务管理所面临的问题
（一）缺乏专业化的财务管理理念
从我国中小企业实际发展过程的现状来看，这部分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存在很多的问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没有对企业的财务管理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专业化、科学化的财务管理理念。我国的中小型企业管理人员在企业管理方面没有进行过专业化的培训，所以很少有人具备专业化的能力和相关的素质。缺乏一定的财务管理意识，思想方面落后于大型企业的管理者，所以无法将财务管理工作融入到实际的公司正常运营工作中去。如果只是想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那么企业与小商小户之间的差别不大。所以我们要用更高的眼光去纵观局势的发展，重视起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很多的中小型企业往往不会建立专门的财务管理机构，也没有具有专业化知识和能力的管理者，仅仅只是将财务管理的工作交给会计部门进行。企业的财务管理由一人经营很难进行下去，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将所有的工作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确实不科学。再者企业的管理者缺乏对财务管理理论的理解与分析，不了解其内容所以导致财务管理工作出现很多问题。财务管理工作职责分配不科学，结果造成工作混乱。
（二）没有树立明确的财务管理目标
目标的确立对于未来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目标的确立可以对未来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导向性。目标的确定往往也会影响发展的速度，所以目标对于发展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小型企业需要在发展的前期就制定一定的发展目标，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不能盲目地遵循其他公司的发展脚步，模仿不会让自己掉出发展的队伍之中，但是决不会让企业得到突破性地进步。纯粹的模仿就会失去超越别人的可能，所以我们不能只是一味进行模仿，而是要借鉴，通过了解别人的缺点再结合自己的优势而得出的新的方法，才会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中小型企业中企业的所有者和经理往往是同一个人，所以公司大大小小的决策权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这部分人不仅对物质有着一定的要求，同时也会追求一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目标。有些时候会受到现实状况的影响而不得不作出必要的选择，所以这种因素会对企业的未来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
（三）没有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
中小型企业一般缺少健全的管理机构。有些规模较小的企业没有财务管理部门，由此可见企业对于财务管理没有起到一定意义上的重视。我国中小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有着以下两点方向的问题。一种是财务管理工作涉及的资金流量相对较小，而财务管理的规模又小，所以企业往往会忽视这方面结构的建设，还有些公司机构建设不够规范，权限职责分布出现问题，越权的问题时有发生[3]。没有专业人员进行财务管理仅仅只是由经理一人监管，很难发挥实际作用。还有一种是家族型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家族型管理企业对于财务管理的部门设置有一定的要求，这种企业对于管理跨度的要求很明确，而且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很难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
（四）财务管理职责不合理
我国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职责设置不合理，并且过于集中。家族型中小企业的财务决策权一般只是集中于少部分人的身上，所以就限制了财务管理工作的实施内容，这种集权虽然可以做到高度、集中的调配，但是这种权利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往往会出现问题[4]。如果这个具有决定权的人不在，就会产生不小的麻烦，所以这种职权集中化现象不利于企业未来的发展。
三、解决现如今我国中小企业财务管理问题的有效方法
（一）树立专业化的财务管理理念
根据上文提到的问题，我们做出了一定的思考与探究得出了几点有效的方法加以改正和完善。为了企业未来的进步和发展，作为企业的管理者要有一定的思想觉悟，重视财务管理的重要性，树立具有专业化水准，并且使用科学实用的财务管理理念。这种专业化理念的建立可以避免企业集权现象和家族管理出现的问题，能够促进企业向更深的程度发展。中小型企业的管理者要进一步学习财务专业化的管理知识，转变现今落后的财务管理理念。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并且大力推行财务管理制度，并且将这种想法传递到企业所有人中，让相关人员都能引起一定的重视。
（二）明确一定的财务管理目标
目标的明确对于企业的进步和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要制定适合我国当今发展意义的目标也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企业只有明确了一定的目标才可以实现真正意义的发展。在制定目标的时候需要注意结合一定的客观实际规律。所以现如今我国的中小企业要树立明确并且科学的财务管理目标。这种具有实际意义的管理目标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明确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加快企业员工的实际工作效率，目标也是一种目的，同时也是一种动力。企业有了发展的动力就会慢慢进入到快速、稳定的发展阶段。我国中小企业制定财务管理目标可以进一步约束财务管理行为，加强企业各个部门之间的配合能力和协调能力。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往往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明确性、典型性、统一性等内容[5]。典型性主要是指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针对不同的时期做进行一定的调整，要适合各个发展的阶段。
（三）完善财务管理结构
公司之所以能够得到快速发展主要是因为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公司能够按照规范、科学、平稳的步调发展，但是现如今我国的中小型企业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有很多问题出现，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财务管理的体系结构不够明确。没有健全、完善的财务管理结构企业很难做到科学、快速地发展。企业的财务管理体系结构的内容根据公司的实际发展需要，合理地设置企业的财务管理部门机构和人员的具体安排。尤其要与企业的发展项目内容相融，提高企业内部实际工作的效率。
（四）合理处理财务职责问题
中小企业的财务职责问题需要做很大的调整。对于财务管理职责问题处理要有一定的技巧性。对于职责权限问题，有些集权和分权问题要进行取舍，权利收放要适度，针对企业所处时期的不同，要适当地进行调整。职责权限过于集中时，就要下放一定的权限，企业的所有者对重大事务要有绝对的处理权，其他方面的问题可以进一步完善。所以我们要清楚当企业处于不同的发展时期要做不同的处理。就比如说企业在发展时可以适当进行分权管理；在企业资金紧张时要做集权处理。
结束语：
我国的中小企业是构成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对于我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从实际的发展过程上来看，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历程较短，很难实现突破性的发展，很多中小型企业往往在发展的阶段中就已经夭折，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企业的财务管理不善所致。财务管理是保证企业正常运行的重要工作内容，但是有些管理者往往意识不到财务管理的重要性，因而导致最后经营不善的结局。资金短缺问题往往是影响企业正常运行的关键所在，而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就在财务管理工作的范畴之内。正是因为这些管理者不能正确认识到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性才阻碍了公司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我们要想企业本身得到快速发展就要正确使用财务管理办法。
参考文献：
[1]葛晨淼.我国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市场，2015，09：84-85.
[2]王沛瑶.新经济背景下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现状及对策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5，21：120-121.
[3]史慕天.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中国商论，2015，13：9-10.
[4]李才昌.浅谈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现状及对策[J].中国集体经济，2014，16：95-97.
[5]郭有珊.我国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J].企业技术开发，2014，14：27-28.
供给学派范文第5篇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流派，马克思的思想是其理论的一个重要渊源，但是是以改造了的面貌呈现的，这种改造基于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需要，其途径是与当代西方其他思想流派相结合。基于此种状况，其思想上的探索工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多成果，无疑是我们可资探讨和扬弃的资源，但其得失对错也需我们自己进行细致甄别。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当代社会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20－30年代围绕着霍克海默所领导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及其机关刊物《社会研究杂志》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思想流派，从总体上看，其思想是一种社会哲学或宏观社会学理论，即他们自己所说的一种社会批判理论。由于对现实的批判立场，他们把眼光投向马克思，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批判”，可以用“社会批判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由于这种思想渊源上的切近，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解释和重建就必定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层面和核心主题。不过，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走在卢卡奇所开创的对马克思解读和发展的路向上，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做了更多的创新和发展。由此而言，他们这些思想上的探索和努力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对于我们今天深入和确切理解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至于其得失甚至正谬则尚需我们认真地加以评析和甄别。
一、“马克思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断言马克思的理论与恩格斯及其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间的根本对立。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他们认为唯物史观的基调是人本主义的，或者说贯穿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的主线是人道主义和异化批判理论，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在于它的革命批判精神，进而将唯物史观的基础归结为人道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一见解是在承袭卢卡奇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卢卡奇在法兰克福学派首开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先河，强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的历史方法论。在他看来，只会背诵和遵守马克思主义现成结论的人，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现成研究结论。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命题的‘信守’，也不是对一部‘圣书’的注释。相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指方法”。因此，他认为正统与否不在于能否记忆其现成结论，而在于能否继承其获得结论的方法，也即以总体性范畴为核心的历史辩证法。卢卡奇认为，马克思正是由于将辩证法向非自然的领域即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才得以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不理解甚或遗忘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便不可能对其思想有真正把握和继承。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只承认实践的辩证法而否认自然辩证法。他们从黑格尔的社会学说人手来解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和社会学说中吸取了有益的思想，并由此建立了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即构建未来理性社会所必需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批判。马尔库塞同样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历史方法，特别致力于从黑格尔哲学中寻找其渊源，这构成他早期读解马克思思想的主要向度。其著作《理性与革命》便力图从黑格尔哲学中寻找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真正出生地和秘密”，着重论述马克思的历史观和黑格尔历史学说的同一性。他指出，历史是人的产物，人只能认识自己的产物即历史；自然界则是外在的东西，人们只能通过实践从自然界获得某些东西，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及人们的实践也只能是相对的。辩证法是一种主观的实践，因此它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方法，人们对自然之认识的辩证性不过是因为人的认识方式本身是辩证的，由此他否定自然辩证法，认为自然辩证法只是恩格斯自己对马克思的补充。
我们看到，法兰克福学派的上述研究呈现了一些从前常被忽视的方面。首先，他们认为从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的统一性的角度，将自然界看做是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这无疑是一种正确解读。马克思《巴黎手稿》中就明确写道：“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同时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这集中地表达了马克思对于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之源初关系的理解。其次，他们强调历史观的独立完整性，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看做是彼此分立的两大块，这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的思想是一致的。再次，他们以对黑格尔哲学的深入研究来探讨其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有助于对马克思思想的源头进行清理，从而能提升对其本真意境的领会能力。
但是，由于他们把马克思的思想简单归约为一种历史观或社会理论，则马克思从根基上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摧毁并从而实现哲学革命之真相被遮蔽了，进而他由此而展开的全部思想努力及其创造性成果便无法被深度理解和整全把握。也正因此，他们才迷失于过分强调马克思思想和黑格尔哲学的亲缘关系，结果似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是在对现实社会发展考察基础上产生的，而是从黑格尔的理性范畴里发现的。最终就不免降低了马克思主义所达到的高度，并且制约了其现实意义的全面彰显。作为功底深厚的学者却发生了这样的失误，除了有时代整体理论水平和视野的限制外，当然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实用态度有很大关系，这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
而且必须注意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的现实发展过程、尤其是资本主义社會现实状况分析基础上的，黑格尔的历史学说则是建立在对理性观念或范畴的分析基础上的，二者从其基础和出发点上就有了本质的区别，所以其思想的发展及开展就更相迥异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此的误解源自他们自身的局限性，他们并不明白也未去真正努力弄明白马克思思想之进路。马克思是定位于揭示现实而走了一条曲折的思想之路，他从对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清算基础上，奠定了自己新哲学基础，进而转向了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角度的分析。法兰克福学派在此恰误解了马克思，并倒转了其思想发展的轨迹与重心，使之从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切近分析倒转回了哲学批判，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又变成一种无法关涉现实世界的纯学术思想。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与拓展
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们身处新的时代，面临着新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思考和解决的是一些“新”问题，即马克思著作里所不曾具体涉及过的一些方面和领域；同时由于面临着思想界的新发展和新探索，他们以新视角和新方法展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
审视。在展开这些工作中，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不同的努力方向和途径，但总体上来看，他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再加工，即方法上的拓展和理论领域的补充。
霍克海默指出社会哲学首先应是一种经验的理论，而不是一般抽象的理论和沦为单纯技术的理论。他批评当代社会科学的成果已不能给人以任何关于社会整体的观念，从而失去了将处于运动中的社会作为历史地发展着的整体加以描述的可能性。他批评黑格尔及其后的历史哲学，不满意它们将历史归属于观念或范畴，同时也批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一种空洞的教条，使其不再有对社会历史现实的穿透力。因此社会哲学需要一种能够把握物质现实和精神现实的辩证方法，其实现途径是哲学和其他专门学科展开紧密合作。而其批判理论的目的就是试图“根据当时的认识水平去理解社会的过程”_4’，其对象是整个人类全部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主要的领域是社会经济结构、个人的心理和文化现象，它要从哲学和社会学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这是一种直接针对对象的研究，而不再是先验的设定基础上的纯粹思辨；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学，它把研究扩展到社会学所不涉及的问题和对象上。
为了从理论上解释法西斯主义的起源和危机，揭示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文化操纵”和“福利暴政”，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思想“嫁接”在一起，以填补历史唯物主义的“不足”和“空白”。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捍卫了人的自然权利和需要，他对潜意识的发现是“对人的科学的卓越贡献”，但他片面强调无意识本能在人的生活中的作用，而没有考察社会经济等因素对人的个性的影响；而马克思则发现并论证了“一些独立地发挥作用并决定我们行为的愿望和志趣”，但他又忽视了人的本能和心理方面。弗洛姆认为，每个人都受他的本能欲望和社会存在的制约，但是同时人的本性中也包含积极主动的因素，即由人的生存需要所产生出来的创造激情和主动精神。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性格”就是将人的生命能量引向某一个方向的动力机制，其并不是一个人的行为特征的总和，而是推动人的行为的内趋力。就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性格一样，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相应的“社会性格”，其作用在于造就和疏导人的生命能量，促成社会的有序发展。他认为马克思恰恰对这些问题有所轻视，所以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社会变革的思想中留有某些“空白”。因此，弗洛姆认为必须使两种思想结合并互相补充，他提出了“分析的社会心理学”，试图通过对人的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的分析来完成其社会批判功能，以此来填补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空白”。马尔库塞也试图把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和弗洛伊德的性压抑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他的“爱欲解放论”。他认为，只有作为生命本质表征的“爱欲”得到了满足，人的本质才算得到了真正的复归，并力图从其“爱欲解放论”出发找出人性异化的现实根源，进而找出文明社会的病根所在，最终找到人类解放的真正有效途径。
哈贝马斯则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变化提出其“晚期资本主义理论”。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己变成了决定性的社会力量而不是依附于经济基础的东西；阶级冲突已经平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不符合社会现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也很难说清社会现实的矛盾运动；科学技术变成了第一生产力，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面临被社会现实超越的危机。为此，必须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修正和完善。进而他认为，尽管早期的批判理论家们声称要将批判理论与具体科学相结合，但他们主要仍只是走在传统历史哲学的道路上，最后不免陷入了他们所批判的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中，因此批判理论同经验领域并没有实现实质性的“沟通”。他认为重要的是使批判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使之置身于“哲学和科学之间”，而其一般交往理论便可以成为这一基础，相应地批判理论也就从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转向对语言的批判。
从以上综述不难发现，法兰克福学派这些富有创新意义的理解和补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视野，而其在某些问题上的不乏洞见更值得研究和借鉴。但其中仍存在不少值得质疑和深思的问题，需要开展深入细致的考察；而对于在一些关键基点上对马克思主义有意无意的误读，就更需要特别审慎对待了。首先，“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马克思只可能提出其历史条件下所开展出来的、可能得以解决的问题，故在他那里对诸如人的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发达资本主义的全面统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操纵作用等当代社会问题并没有进行直接论述，这只能是当代思想者的课题。其次，马克思思想伟大之处乃是对“历史之谜”的求解，而不是简单地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穿透意识形态之遮蔽从而厘清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的历史性，只是他成果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却一向被忽视的方面在于，他深刻阐释了资本主义时代之历史过渡性意义，即该时代乃是人类历史自身发展的一个结果，尽管有着诸多罪恶但它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高度，而且其为人类随后将演进到的更高时代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而法兰克福学派却更多地限于对资本时代的否定性消解，因而最终不免陷入精英主义的幻想或无助的绝望。第三，他们对马克思早期手稿中的“人道主义”之表述的理解失之于简单化，并未曾深入理解其中所蕴含的社会解放的历史性意蕴，更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的“人”。当他们抽象化地将“人”进行绝对主体化处理时，事实上恰是不自觉地落在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中，即只是将“人”理解为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而这恰是马克思早已着重批判过对“人”的理解方式，他在《巴黎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对此已有明确阐释。
三、“重建歷史唯物主义”：一场远未终结的讨论
20世纪纷繁复杂的变革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现实问题，随之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论”、“过时论”。面对这种局面，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事实上走向了折中的道路：他们一方面渴求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而且认定历史唯物主义与其有着同样诉求，并且有着独特的智慧和力量，他们希望从这里获得支撑和推动；另一方面他们却并未真正专注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而只是把它当作诸多理论中的一种，并不明白其对于整个资产阶级时代的有效性，故而对流行思潮便缺乏免疫力甚至陷入其中，同样认为它面对时代问题有“空白”或“失语”的不足。他们“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目标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来的，而所谓“重建”，按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把一个理论分解，然后在某种新形式中，再将其整合在一起，以便充分地实现它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这也就是说，他们认定历史唯物主义对时代当下问题无法有力应对，而其原因在于该“理论”本身的缺陷，即其中一
些基础概念和假设过时了，因而它们应用于现实时将必然出现困难，而其“重建”就是使之突破这些困难以获得新生的较好进路。但是他们恰恰不曾想过，或许只是自己尚未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或许历史唯物主义并未失去对当代恰切批判的效准；而在这样的状况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所谓重建，如何还能够确保其自身不是一场幻想而真的能够达到其所向往的成效呢?
诚然，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马克思所没有经历的某些新情况，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过时和错误。此处必须考察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对时代性质的判断，即一些具体的新现象的出现是否确实引致了根本的时代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正如马克思《费尔巴哈章》在其著作中早已指出的，资本愈益成为全球化的普遍原则和力量，因此这个时代的主导特征仍是“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其新变化的意义最多不过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略有扩大而已，但这不改变其“资产阶级社会”之根本性质。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判断，就是说考察它是否真正洞察了以资本为主导的时代的内在机制。这一点其实是毋庸置疑的，其之所以產生以及其伟大意义之所在，恰好是它真切地“解剖”了“资产阶级社会”并且呈现了其历史性。因此关键的问题倒是我们能否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急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者恰失误于此处，一方面他们没有能正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与特点，而是表象地基于某些新变化就轻率断言当今时代的根本性质改变了、基本问题转换了。另一方面，他们以自己所看到的所谓“事实”为根据来曲解历史唯物主义，错误断言其所由产生的基础已不存在了，因而其“过时”了。倒是萨特的领悟更精到些，他明白：“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
总之，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思想探索的实践在一些方向和具体问题上给予我们不少重要的启示，值得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断地重温和深思；但同时，他们的理论中也有着诸种不足和谬误之处，需要我们细加分辨和审慎对待，以免深陷其中而丧失公允的判断。时代的变迁必然引发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真精神来作出贴切的思考和批判。
责任编辑 刘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