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货币供给；内生性；外生性；生态系统
一、引言
货币供给性质究竟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决定了中央银行货币调控中间目标及其方式的选择，并将直接影响到货币调控的效果。然而，货币供给性质问题一直是现代货币理论争论的焦点所在，其是否可以完全由中央银行控制，是评判货币调控效果所必须回答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而这恰恰被当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所忽略。
货币供给在整个货币循环体系中处于源头的地位，中央银行能否独立控制货币供给，是导致货币供给外生抑或内生分歧的关键。学术界对货币供给性质的讨论持有三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是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个外生变量，由中央银行独立自主地加以决定；第二类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是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个内生变量，由经济主体的需要内生决定，中央银行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第三类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既是外生变量又是内生变量，中央银行并不能完全控制，还受制于经济主体的内生需要。很显然，上述观点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货币的创造过程，形成了外生、内生以及内外生货币供给理论，构成了现代货币理论的基石。
纵观货币发展史，理论界关于货币供给性质的争论从来没有间断过，正是这些争论推动着货币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但是，货币供给的性质到底怎样？内生抑或外生？是货币经济学中始终不容回避的最基本理论问题，直接涉及宏观经济理论及有关对策研究，构成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争执的根源，用传统的思维方法难以达成共识。有鉴于此，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学术界有关货币供给性质的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通过借鉴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货币及货币流通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从仿生学角度对货币循环的定义、特点及描述方法进行了探讨，并运用货币循环理论解释了货币供给兼具内生性和外生性，它既是内生变量又是外生变量。
二、相关文献回顾及评价
（一）货币供给外生论
货币供给外生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观点，在其经济模型中，假定货币是交换的产物，货币供给可以被视为外生变量。因而，中央银行能够有效地调节货币供给进而影响经济主体的运行。
西方经济学界主张货币供给外生论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凯恩斯与弗里德曼，下面分别就其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凯恩斯是倡导货币供给外生变量的典型代表。他认为：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其变化影响着经济运行，但自身却不受经济因素的制约。这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产生背景密切相关。凯恩斯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也是1929年—1933年大危机的直接产物。他虽然没有进行货币供给的定量分析，但是开创了外生货币供给理论，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一种政策工具，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凯恩斯的货币外生论与其货币非中性思想一脉相承，构成了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基础。
坚持货币供给外生论最为有力的莫过于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者。根据ＭＶ≡ＰＹ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Ｖ稳定、真实产出Ｙ长期内不受Ｍ变动影响的前提下，得出了影响货币供给的三个主要因素：（1）基础货币Ｈ，它由银行准备金与公众所持有的通货构成；（2）存款与准备比率Ｄ／Ｒ，即商业银行的存款与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之比；（3）存款通货比率Ｄ／Ｃ，即商业银行存款与非银行公众持有的通货Ｃ的比率。货币主义认为，中央银行能直接决定基础货币Ｈ，而Ｈ对于Ｄ／Ｒ和Ｄ／Ｃ有决定性影响。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只要控制或变动Ｈ，就必然能在影响Ｄ／Ｒ和Ｄ／Ｃ的同时决定货币供给总量的变动。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无疑是外生变量。
表面上看，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最主要问题在于：弗里德曼把货币供给归结为基础货币Ｈ、存款与准备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的固定函数过于简单化，实际上这两个变量及其决定因素之间是会发生交叉影响的，特别是Ｄ／Ｒ和Ｄ／Ｃ往往随经济活动的涨落而变动，不能作为货币供给方程式的固定参数看待。比如，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另外，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中央银行决定。
与西方经济学界相比，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供给性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也相对较少且主要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后。这些成果中，主张货币供给外生论观点几乎是微乎其微，在此不做讨论。
（二）货币供给内生论
货币供给内生论在其经济模型中假定货币是生产的产物，货币供给可以被视为内生变量。因而，货币供给内生论提出了货币供给的数量由经济主体的需要内生决定，中央银行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给的变动，不决定于中央银行的主观意愿，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体系中实际变量如收入、投资、消费等因素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如果认定货币供给决定于内生变量，那么货币供给总是要被动地决定于客观经济过程，而中央银行并不能有效地控制其变动。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流通只能吸取一定量的货币，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
现代内生性货币论较为代表性的观点来自1959年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以及美国的格雷和托宾等人。1959年的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的中心论点是，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而且是包括这一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是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格利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认为，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会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于是货币供给不仅决定于商业银行本身，而且决定于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因此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中央银行，还包括整个金融系统和公众。托宾在批判简单的基础货币模型基础上，对货币供给进行了一般均衡分析，建立了资产选择模型，该模型突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货币传导过程中的资产替代性，指出了存款准备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的变动是由经济过程内生决定，从而推导出货币乘数具有内生性。
在中国，主张货币供给内生论的学者比较多，主要的代表性观点有：李春琪（2003)从“倒逼机制”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梁晓辉，黄玖立（2003）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角度，得出了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谢罗奇，胡昆（2005）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内生性以及电子货币的发展三个方面论述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表现，并用传统计量方法对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周可可（2006）本文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Ｇｒａｎｇｅｒ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ｔｅｓｔ)对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Ｍ2)与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进行因果检验，得出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结论。耿中元，曾令华（2006）运用Ｅｎｇｌｅ－Ｇｒａｎｇｅｒ两步法、误差校正模型、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方法，以中国为例检验了内生货币假说，得出了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本质上是内生的结论。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货币供给内生论的提出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它强调货币供给量作为内生变量主要是由银行和企业的行为决定的，而银行和企业的行为取决于经济体系内的许多变量，中央银行只能顺应经济运行的要求供给货币，而无法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更不能支配银行和企业的行动。试问，如果货币供给是完全内生的，那么中央银行的创立有什么意义？货币政策的作用在哪里？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是所谓纯粹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中性的？因此，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利用货币这个政策变量作为干预经济生活的工具。
（三）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
凯恩斯革命以来，人类经历了通货膨胀、滞胀、通货紧缩等各种经济难题的困扰，对经济运行的认识也逐步走向深入：主流的货币供给“外生论”和“内生论”只是抽象的理论模型，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可能更符合实际。西方经济理论界，主张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的学者居少数，其代表性观点主要有：罗宾逊，卡尔多为首的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他们认为，从形式上看，全社会的货币供给都是从中央银行出去的。因而，它在形式上是一个外生变量，但实质上供应多少货币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央银行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系统内各因素变动的结果。例如，在经济高涨时期，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会增加，银行系统的贷款会相应增加，中央银行想控制也难。因为商业银行会设法逃避。同样，在经济萧条时，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会减少，银行系统的贷款会相应减少，中央银行想增加也难。因此，货币供给在形式上外生的，背后却具有浓厚的内生性。英国著名货币理论家劳伦斯．哈里斯在其《货币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他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动可能是由外生因素所决定的，例如金本位制下新金矿的发现，或者政府为战争提供资金而进行的借款。货币供给的变动也可能由货币需求所决定，以至于货币需求的增加引起了银行部门增加它的计划货币供给。从这一角度来看，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成员共同创造。此外，货币的需求和供给都要受到某些同样的影响。例如，名义收入的增加会引起货币需求与银行体系计划的供给货币同时增加。由此可见，哈里斯认为决定货币供给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来自经济体系之外，是外生变量；另一个因素来自经济体系内部的货币需求。
在中国金融理论界，黄达教授主张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在《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一书中，黄达教授明确指出：“货币供给模型是Ｍ＝ｍ×Ｂ。由此可以看出，决定货币供给的是三个因素：Ｃ／Ｄ、Ｒ／Ｄ与Ｂ，Ｃ／Ｄ是货币供给中通货与存款货币之比；Ｒ／Ｄ是准备金存款这个在商业银行之间流通的货币与存款货币之比；Ｂ是基础货币。这三个因素，在有的西方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分别归之为私人行为、商业银行行为和中央银行行为。事实上三方面的行为对这三个因素的作用是交叉的”。很显然，黄达教授的观点认为货币供给由私人行为、商业银行行为和中央银行行为共同决定，因而货币供给既是内生又是外生。崔建军（2005）从币材、经济体制、货币供给结构、货币供给机制等多个层面探讨了货币供给的性质。其研究结论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供给兼具内生性和外生性，它既是内生变量又是外生变量。初桂娟（2007）从光的波粒二象性角度分析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
三、分析方法的阐述
运用生态系统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和考察金融系统时，不难发现金融系统具有很多生态学特征。首先，金融系统的发展和演进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其次，金融系统的结构秩序也是从竞争中形成的，竞争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再次，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一样，金融系统也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同样具有鲜明的环境选择特征。最后，金融系统同样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整体，并且这种自调节能力也是有一定的限度。总而言之，金融系统具备了生态系统的许多特征，但由于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生态系统都包含了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大部分，并且系统内部的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着复杂而有规律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因此，金融系统要真正仿生成一个生态系统——即金融生态系统，还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金融系统必须具备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个基本组成要素。二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必须通过复杂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才能维系。鉴于此，笔者曾提出了金融系统模拟生态系统的四个假设条件：金融交易主体是生命体、货币循环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换，信用流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以及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可以视同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基于此，金融系统就能完全模拟成一个生态系统，相应地金融系统中的货币循环与信用流动就成为了该生态系统的核心功能。因此，在金融生态系统的货币循环中，货币是最重要的物质，它是金融主体内部之间以及金融主体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的枢纽。
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一样，货币起源于环境（交换是信用的一种方式），构成了金融生态系统中的金融个体与群落，并经由生产者（中央银行）、消费者（金融机构群落）、分解者（微观经济主体）所组成的营养级交叉循环，最后同样归还给环境（信用关系的终结），构成金融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假定了货币即金融生态系统中的物质，货币在各类金融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换即为金融生态系统的物质交换。因而，货币是金融生态系统演化的起点，它是金融主体与内外环境（信用、经济、法制、社会、文化以及制度等多种因素组成）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偶合的产物，通过交换的方式在各种金融主体之间反复循环，就构成了金融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基础。因此，它在金融生态系统既是生产的产物，又是交换的产物。在此过程中，中央银行作为金融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物种，它不仅需要适应金融生态系统其它金融主体和内外环境的需要，充当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镇流器”，而且还能够调控金融生态系统其它金融主体与改善内外环境，发挥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遥控器”功能。
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一样，金融生态系统中的货币循环与信用流动也是借助于生物之间的取食过程进行的，两者也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进行的，它们把各个组分有机地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从而维持了金融生态系统的持续存在。货币循环与物质循环一样也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开放性。货币循环具有开放性，它不仅可以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国家之间进行货币交换，而且还带有全球性，可以在全球金融生态圈中进行货币交换；二是反复性。金融生物群落和内外环境之间的物质（信用关系）可以反复出现、反复利用，周而复始进行循环；三是平衡性。货币循环在不受政府（其作用等同于人类）干扰的条件下，一般是处于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然而，货币循环区别于物质循环的本质特征在于：一是双向性。货币循环既可以由生产者流经消费者再到分解者，又可以由分解者流经消费者再到生产者。因而，在货币理论中一直存在内生与外生之争。二是调节性。从货币循环的供给路径来看，中央银行通过合理控制与消费者（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物质交换（发行基础货币），从而达到有效的控制各金融主体之间的物质交换量（货币供应量），实现金融生态系统健康、有序的发展。三是适应性。从货币循环的需求路径来看，金融生态内外环境的变化，比如信用环境的改善、经济环境的快速发展以及金融主体内部制度的完善等等会促使分解者对货币的需求不断增加，致使分解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货币交换量不断增加，导致了中央银行为满足金融主体的需要而被动的创造货币，从而提高了金融主体不断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最终增强了金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物质循环可以用库、流通率、周转率和周转时间几个概念来描述。货币循环同样也可以用以上几个概念加以描述。货币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同样存在一个或多个贮存场所，这些贮存场所就称为库。例如，货币在中央银行时是一个库，叫发行库。货币在商业银行时又是另一个库，叫业务库。发行库的性质有点像自然生态物质循环中的贮存库；业务库与自然生态物质循环中交换库相似。在生态系统中用流通率来描述单位时间或单位面积通过物质的数量，而金融生态系统中是用一定时期内货币的流通量来加以表述。由于金融生态系统中货币循环有两条路径，因而，在一定时期内货币流通的数量有两种描述方法，即货币供给量与货币需求量，货币供给量按口径大小又可分为Ｍ0、Ｍ1、Ｍ2、Ｍ3……。金融生态系统中也用周转率来描述货币的周转速度，又称货币流通速度，它是指单位货币在考察期内流通的平均次数，即考察期内社会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总额与流通中的货币量的比值。周转时间即周转率的倒数，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它是用来描述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四、本文的结论
（一）金融生态学原理告诉我们：生物不仅能够适应环境，同时还能够改变环境
一方面中央银行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关键物种，它必须不断地与周围的物种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循环。因此，它需要适应其生存的内外环境。所以，内生理论可以解释为中央银行必须与其生存的内外环境相适应。即认为，承认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对生态系统内在运行规律的认可；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生物体，它又能够改变其周围的内外环境。即承认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又是对生物体能够改变环境的认可。
(二)为什么货币理论中会有内生与外生之争
对于这一问题，如果我们从货币循环的角度就很容易进行解释。原因主要在于：货币循环的双向性，因而，货币循环就有两条路径。不同的学者分别从这两条路径进行研究，自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从货币的供给循环路径研究得出了货币是外生的，而从货币的需求循环路径得出了货币是内生的。
（三）货币即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
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第一，货币循环的双向性决定了货币即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由于在货币循环的过程中，各金融主体之间进行货币交换的过程是相互的，因而，各金融主体内部之间以及金融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会发生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一方面从货币的供给循环路径来看，中央银行（生产者）创造货币的多少必然会影响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的行为，消费者行为的改变最终会影响分解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在这一传导过程中，各金融主体之间的行为变化也会改变金融生态环境（信用、经济、法制以及制度等内外环境）。从这一视角来看，货币是外生的。另一方面，从货币的需求循环路径来看，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会促使微观经济主体（分解者）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会不断地影响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的行为，最终会导致中央银行会被动地创造货币。从这一视角来看，货币又是内生的。第二，货币循环的调节性与适应性也决定了货币即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货币循环的调节性说明了货币是外生的，而货币循环的适应性又说明了货币是内生的。第三，金融生态学原理告诉我们：金融主体不仅能够适应环境，同时还能够改变环境。从这一点来看，即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
（四）如果仅承认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纯粹的内生变量，完全由金融生态系统内在客观规律所决定，则否定了生物主体能够改变环境的客观规律
那么，中央银行也绝不可能成为开天辟地以来人类伟大的发明之一，货币调控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了；如果仅承认货币供给是外生性，是纯粹的外生变量，完全由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主观地控制，那么，中央银行就万能了，则否定了金融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性。因此，正确把握货币供给即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性质，才能正确认识中央银行及货币政策的作用，这才是可取的科学发展观态度。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９９9。
[2]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Ｍ．＆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Ａ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1867－1960[Ｍ]．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1963。
[３]格利和肖：《金融理论中的货币》[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９８８．10３。
[４]李春琪：《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Ｍ]，上海出版社，２００３。
[５]梁晓辉，黄玖立：《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Ｊ]，华东经济管理，２００３（２）。
[６]谢罗奇，胡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分析》[Ｊ]．《求索》，２００５（１）。
[７]耿中元，曾令华：《后凯恩斯学派的内生货币假说—中国的例证》[Ｊ]．《管理科学》，２００６（８）。
[８]曾建中：《论金融生态系统提出的理论渊源与假设条件》[Ｊ]．《财经科学》，２００７（８）。
(责任编辑王若平)
供给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中国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供给的联合内生结构表现为，人力资本积累对物质资本积累有正的外部性，但物质资本积累当期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性为负，这制约了人力资本积累增长。在此基础上对产出增长过程的分析表明，物质资本积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远大于人力资本，而中国物质资本积累过度扩张引致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积累非均衡是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因此，优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积累结构是今后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经济增长
供给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提 要]按照“新常态”公平正义的要求，城乡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的资源配置应符合公平正义原则，保障城乡居民享有均等的公共医疗卫生资源，从而提高社会总福利水平。但是，由于长期分割的城乡二元制度安排、政府职能的“越位”与“缺位”、“经济导向”的政府官员考核机制、非均衡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江西省城乡公共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公平的问题愈显突出，严重影响城乡公共卫生的统筹发展。因此，在新常态下建立新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需要基于公共卫生制度安排、政府职能、官员政绩考核评价制度、公共卫生转移支付等原因分析，探索城乡公共卫生资源均衡配置的政策。
[关键词]新常态；公共卫生；资源配置；均等化
[作者简介]罗志红（1976—），女，博士，东华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陈 兰（1987—），女，硕士，东华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研究；孟召博（1982—），男，硕士，东华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研究。（江西南昌 330013）
[基金项目]江西省“十二五”社科规划研究项目（13YJ03），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JJ1404）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会都明确指出，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必须在发展中国新常态经济中进一步深化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遏制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构建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和统筹发展格局。城乡公共卫生资源均衡配置作为建立新型城乡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政府职能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是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发展的重要要求。
中国在公共卫生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较为明显的配置倾向性、政府逐利性和效率低下性，城乡间的公共卫生资源配置表现出较为突出的“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矛盾，未能充分发挥有限公共卫生资源的最大效用。近年来，江西省在公共卫生资源均衡配置方面一直在进行积极探索。2009和2011年，先后出台了《关于促进我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实施意见》、《江西省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实施办法》，在全面推进新医改，健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制等做了许多努力。通过经费和人员的统筹安排，以群众重点关切的健康卫生需求为突破口，以重大公共卫生项目为抓手，以点带面有效推进了城乡公共卫生资源均衡配置的进程，提高了城乡居民对健康资源的可及性和可获得性。但与全国发达省市及某些典型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许多矛盾和问题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江西城乡公共卫生资源非均衡配置的程度
1.在公共卫生资金支出方面的明显城市倾向性
根据江西省历年统计数据显示，近些年的公共卫生支出增长较快，但是在城乡间的呈非均衡化发展倾向。2012年江西省安排的公共卫生支出为2191516万元，比2007年增长了4.18倍多，其中新农和基金支出占全省公共卫生支出占比仅为10.59%①。另外，城乡居民人均卫生费用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居民人均卫生费用不足城镇居民人均卫生费用的50%。这说明江西省公共卫生资金具有典型的城市配置倾向性，农村居民分享的公共医疗卫生资金相对甚少。
2.在医疗卫生物资资源配置方面的城乡失衡
医疗卫生物资资源配置状况主要通过医疗卫生机构设备的结构来反映，如医疗卫生机构的床位数、医疗卫生机构的地区分布等等。根据统计资料反映，江西省城乡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的差距较高，农村居民拥有的床位数仅为城镇居民拥有床位数的1/3左右，城乡这方面的差距远远高于全国城乡差距的平均水平。另外，从医疗卫生机构的城乡分布状况来看，江西省政府投资建设的乡、村级医疗机构偏少，并且绝大多数的医疗卫生设备存在落后、陈旧、老化等问题。相对而言，城镇地区的医疗卫生设备呈“高、精、尖”特点。
3.在医疗卫生人力资源配置方面的城乡失衡
根据2014年江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信息显示，2013年，全省卫生人员数为269848人，卫生技术人员数为190234人，均比上一年度有所增长。但是，相对而言，江西省医疗卫生人力资源不足，并且城镇地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远远超过了农村地区。2013年，全省每千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不足4人，城镇地区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大概是农村地区的3倍之多，城乡地区间在这方面的差距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由于公共卫生资源与人的生命健康权密切相关，人人享有平等的生命健康权，因此公共卫生资源的配置应体现公平正义原则。按照公平正义理论，合理的公共卫生医疗资源配置应更多地倾向于人口众多和医疗卫生需求量庞大的农村地区。然而，江西省公共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呈现明显的城市倾向性，最多、最优的公共医疗卫生资源向城市聚集，广大农村地区享有的公共医疗卫生资源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明显满足不了农村居民的需要，城乡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差距日益扩大，成为影响江西省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江西省城乡公共卫生资源非均衡配置的主要原因
1.根本原因是长期分割的城乡二元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为了加快国家工业化进程，制定与实施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制度，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相应地，江西省亦在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制定了城市优先、工业优先的地方经济发展战略，体现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江西制定并形成了城乡二元发展的政策。近几年，江西省政府为了不断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逐渐增强对农村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但是在城乡二元制度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江西省公共卫生服务领域的资源配置仍然具有典型的城市导向性，大量的财政资金、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不可避免地过度集中在长期资源配置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城镇地区。农村地区长期困于城市偏向的资源配置困境，享有的公共医疗卫生资源远远满足不了广大农村居民的需要。同时，医疗保障制度具有的城乡二元性特征进一步恶化了江西省公共医疗卫生资源非均等化的趋势[1]。在城镇与农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方面，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覆盖面更广、保障水平更高，城镇居民医保的报销比例亦高于农村居民。另外，近几年新农合参合率不断提高，补偿数额不断增加，但是享有较高补偿数额的农村居民占比偏低。
2.政府职能的“越位”与“缺位”
具有准公共产品特性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并不能完全依赖市场实现城乡间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的有效配置，否则容易在城乡间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出现供给失衡、效率低下的问题，再加上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领域信息的非对称性弊端，将会进一步恶化城乡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非均衡配置。政府合理、有效、充分地发挥其在公共医疗服务领域的职能显得成为重要。但是，政府职能的“越位”与“缺位”不仅无法有效地实现城乡间公共医疗服务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还会成为城乡间公共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制度性障碍。一方面，“越位”将进一步增加江西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并且还会干扰市场在城乡间公共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有效发挥。另一方面，江西省各级政府在医疗卫生规章制度建设、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资源城乡一体发展战略等职能方面的“缺位”恶化了原本非均等化发展的城乡公共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格局。
3.传统的政府官员考核机制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中组部提出应适时建立“新常态”的、灵活的政府官员考核机制，但是在传统政绩考核机制惯性下，江西省长期以来为了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在对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中主要以GDP指标作为衡量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为了突出政绩，往往在任期内偏重将资源投向见效快的短期经济项目，相应地忽略了见效慢、社会效应相对较好的长期社会发展项目。表现在公共医疗卫生资源配置领域，地方政府因其经济效益较为不明显而相对忽视了政府主要职能的发挥，并且往往将资源主要投向见效较快的城乡公共医疗卫生基础设施领域，相对忽略了见效较慢的农村公共医疗卫生人力资源领域。
4.非均衡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
在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江西省转移支付制度存在不足之处：其一，具有均衡作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虽然近年来不断增加，但是总量不足。其二，具有“马太效应”的专项转移支付占比过大，尤其专项转移支付需要地方政府配套资金，从而使经济落后的地区得到的专项转移支付数额较少，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亦会进一步加重，进而使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方面的供给能力不足，进一步拉大了城乡间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差距。其三，江西省基数法的税收返还支付比重虽有所下降，但是占政府转移支出的比重较大，扩大了各级政府财政能力差距，经济落后的地区财政能力愈加脆弱，根本无力实现该地区城乡间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均衡发展。
三、江西省城乡间公共卫生资源均衡配置的合理化路径
根据公平正义理论，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应切实保护“作为一个平等的个人而受到对称的权利”[2]，“在分配的政治决定中应使作为一个平等的人平等受到平等关心和尊重的权利”[3]。在城乡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中，应保障城乡居民平等地享有生存权和健康权[4]，尤其应向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村居民在资源配置中给予更多的份额；消除城乡间健康人力资本不公平现象；合理矫正非公平的各项制度安排，促进城乡间公共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均衡化发展。结合前面所述，应从以下几方面做好：
1.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公共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体制
首先，应基于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江西省各级政府在扩大财政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支出的同时，应加强对农村地区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的财政支持力度，不断缩小城镇地区与农村地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差距，保障农村居民享有平等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其次，在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城乡统筹发展的公共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提高农村地区公共医疗卫生保障水平。第三，从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的可及性、可获得性出发，建立完善的农村公共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体系，保障农村居民享有便捷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
2.明确“新常态”下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能
为了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要求，江西省各级政府应不断加强宏观调控能力，充分发挥在民生、生态等方面的政府职能，有效解决惠及民生的公共医疗卫生领域资源配置难题——“越位”与“缺位”。首先，明确新常态下的政府的主要职能，减少在经济领域的过度干预，集中主要财力物力用于城乡间、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其次，根据城乡一体发展目标，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农村地区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及人力资源建设，不断缩小城乡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差距。
3.建立“新常态”官员政绩考核评价制度
根据“新常态”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江西省作为经济欠发达的贫困省份，应将居民收入、社会保障、劳动就业、人民健康等人民生活水平福利指标作为江西省各级地方政府官员考核的主要指标，改变过去唯GDP政绩考核评价制度，建立“新常态”官员政绩考核评价制度，将各级地方政府工作的重心侧重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居民福利改进领域，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医疗卫生资源配置领域社会职能作用。
4.完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
首先，合理划分各级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平衡各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城乡间合理分配公共医疗卫生资源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其次，在地方分级负责的公共卫生管理体制下，通过专项转移支付支援贫困地区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缺口，促进江西省农村地区公共医疗卫生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三，改“基数法”为“因素法”计算各地税收返还数额，缩小地区间财政能力差距，促进各地区城乡居民享有的公共医疗卫生资源协调发展。
注释：
①这部分数据来源于2013年《江西省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另外，文中如无特殊说明的数据均是根据历年《江西省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整理得到。
[参考文献]
[1]李春根，颜园.江西省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现状、问题和一体化设计[J].求实，2010，（11）.
[2]陈俊.论公共医疗资源的分配正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12）.
[3]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4]王谦.包容性增长范式下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平效率分析[J].财政研究，2013，（3）.
[责任编辑：邵猷芬]
供给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长期以来，“三农”问题是制约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瓶颈”，而“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人供给存在问题，所以本文针对此提出了改革思路，构建新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切实推进农村经济发展。
【关键词】：公共产品；农村；供给
随着社会的进步，农业的不可替代性正在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长期以来，“三农”问题一直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是制约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主要“瓶颈”。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必须改革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增加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
一、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分析
在我国，农村的基础设施水平比较差，还有许多居民没有获得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缺乏必要的医疗卫生设施和服务；交通网、能源网、信息网等基础设施滞后。目前，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不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主要有以下几点：
1、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的生产分散化，需要良好的水利设施和农用固定资产等公共产品，而这些公共产品却供给不足。由于缺少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难以解决农民生产经营的后顾之忧，农民急需的科技服务、农机服务、销售服务等非常缺乏。
2、涉及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农业基本建设、农村的教育、环境保护、农业发展的综合规划等公共产品见效慢、期限长，但对提高农民素质和可持续发展有重大意义。基层政府决策者对能够给他们自身带来较大利益的准公共产品，即使农民没有需求，当地政府也会积极供给。由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短缺，造成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民总体文化水平较低，农村生态环境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3、部分公共产品的提供损害了农民利益。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也并不一定会使全部农民受益。当政府的决策出现偏差，引导甚至强制农民转换产品品种，给农民带来严重的后果。
4、农村公共产品缺乏其他有效的供给渠道。目前，作为独立生产经营者的农民，必须进行生产性投资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这使刚刚解决温饱还远没达到富裕水平的农民实在无力抽出过多的资金提供公共产品。在当下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也呈现多样性，从而使交易的成本增加。加上农民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权利，就使得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加困难。
二、改進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措施
我们认为，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构建新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以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1、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向城市和农村提供均衡的公共产品，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农村公共产品数量短缺、质量不好等问题经常出现。而城市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这使得城市公共产品优于农村公共产品。随着市场机制的确立，应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在公共产品的供应上应坚持城乡平等的公平性原则，向城市和农村提供大致均衡的公共产品，以加快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减轻农民负担。
2、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农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规模较大，仅仅依靠现有的财力，可能会力不从心。对于部分准公共产品，可以采取政府支付与市场混合方式来提供。在明晰产权的前提下，积极引进各类资本，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兴办农村公益事业，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来减轻基层财政的负担，为市场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创造良好的环境。
3、调整公共财政支农结构，为农村提供合适的公共产品。一方面，要支持农田水利、交通、通讯、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支持科教兴农，为增加农民收入提供科技保证。大力加强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农业教育的经费投入，扶持农业科研单位开展农业科技基础研究，加强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引进推广工作。加入WTO后，要参照发达国家的作法，适当减少种粮面积，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鼓励农民生产优质、畅销的农产品。
4、精简乡镇政府规模，调整乡镇区规划。农业税的取消将减少其财政收入，而机构臃肿等问题将显得越来越突出。在农村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中，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适度规划规模；对乡镇政府机构进行精简，实行政企分开，将社会职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把事业单位与政府职能部门区别开来并实行人员分流，这样才能切实降低农村基层政府的运作成本，减轻基层财政的支出压力。
三、结束语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根据中国国情和顺应时代潮流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要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就必须大力推进农村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作者单位：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苏晓艳，范兆斌．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管理现代化，2004，4
[2]陶学荣，史玲．统筹城乡发展中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财贸研究，2005，3
[3]胡宝珠，杜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及对策．云南社会科学，2004，4
供给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关系到农业、农村的发展，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总体供给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距不断拉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求结构失衡等问题。为此，应当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财政投入机制，构建政府主导与多元主体相结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完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关键词：新农村 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策略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在农村地域范畴内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或服务。它既包括农村交通、电网、农田水利设施、医疗卫生以及教育设施等硬性公共产品，也包括信息技术服务、技能培训、公共秩序维护、制度安排等软性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关系到农业、农村的发展，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一、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总体供给不足。（1）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当前，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投资占基础教育投资的比例仍然偏低。2005年年底以来，国务院要求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随着这项政策的实施，农村教育经费短缺的矛盾已大大缓解，但问题远没有达到解决的程度。农业税的取消也给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农业税取消后，教育经费基本上全落在县级政府身上，这使得部分财力薄弱的县不堪重负 [1]。（2）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落后。目前，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中国农村普遍存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现阶段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仍不乐观，三级医疗网络濒临解体，农民抵御重大疾病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3）社会保障程度低。目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仍处于发展初期，参保人数不多；从管理上来看，由于过多地强调因地制宜，因而各地在举办形式上多种多样，给管理、推广带来困难，达不到科学管理的要求[2]。
2.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当前，严重制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提高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转移支付资金漏损严重，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第二，农民的分散化和过疏化损害规模效益。第三，脱离农民需求的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3]。
3.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距不断拉大。城市居民的公共产品供给主要由中央和城市政府提供，而农村居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条件远低于城市的状况下，还要为享用这些公共产品交费。这种供给主体的差异和政策待遇的不同，直接造成了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巨大差异。
4.农村公共产品的供求结构失衡。目前的政绩考核倾向于重对上级政府负责，注重硬性公共产品建设，轻视软性公共服务提供，缺乏供给农民切实需要的公共产品的动力和压力，农民对公共产品的要求和偏好往往得不到充分体现。政府在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多样化需求方面也存在缺陷，提供的公共产品种类单一，而且多年一贯制。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策略选择
（一）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财政投入机制
1.明确公共投资的职责范围。目前，应当根据公共产品的性质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受益范围辐射全国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而受益范围主要是地方的公共产品，则由相应层次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时中央政府按照公平性原则对地方性公共产品给予资助；具有外溢性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或各个受益的地方政府共同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完善，依赖于各级政府间按一级财权一级事权的原则重新调整中央和地方间的财政关系，以提高农村基层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
2.增加中央政府对农村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制度中，主要有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这两种方式。一般性补助方式赋予地方政府以较大的自由，使地方政府可以依照本地情况灵活地安排资金投向。而专项转移支付方式的主要功能在于，它有助于保证各个地区的居民享有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教育、医疗、文化生活、生态环境等条件，协助地方政府改善交通、能源等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目前，应通过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缩小地区间财力差异，促进政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同时，为了避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趋利性，应适当增加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4]。
（二）构建政府主导与多元主体相结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
1．坚持政府主导。农村公共产品是满足农村生产、农民生活需要的产品或服务，它的公共性特征决定政府在整个供给过程中的主体定位。社会公共安全、货币金融体系、政策制度法规、基础性教育等全国性的纯公共产品应完全由中央政府供给；准全国性公共产品应由地方政府供给；存在溢出性的跨区域公共产品，可由受益各方政府供给，中央政府出面协调；区域性较强的基层公共产品，如社区的发展规划等由乡镇基层政府负责；村集体组织可以通过筹资的形式供给道路、农用固定资产、运输设备、生产器具等。中央政府要提供一个合理的公共财政体系，构筑一个城乡一元化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这是解决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根本途径。
2．发展多元主体。对于那些使用范围限于本社区的农村公共产品，如农田灌溉、乡村道路等准公共产品，较为理想的方式是由农民按照受益程度的大小进行分摊、集资来承担此类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对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可以由集体积累的共有财产来承担部分义务或由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农民协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等农民互助性质的民间组织不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可以在自愿、联合、共享、互助的基础上提供一部分农村公共产品，使之逐渐成为未来农村公共产品的重要供给主体。政府可以利用财政贴息、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各种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居民个人在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短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对于那些外部性不强、进入成本不高的农村公共设施或服务，则可以按照市场原则引导企业或居民个人直接投资来解决[5]。
（三）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1．改变公共产品“重城轻乡”的政策倾向。政府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予以大力支持，统筹城乡供给，将重点放在农村；要调整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格局，逐步实现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并向农村倾斜，把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投向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建设。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要转向以政府为主。政府应该承担起农村社区最起码的公共产品供给，把公共产品真正地、公平地分配到城市和农村。基于农村当前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现实，政府应该把公共资源分配的重点放在农村，缩减城市的公共开支，把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投向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建设。
（四）完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1．建立准确反映农民需求的表达机制。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农民的需求得不到表达。为此，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必须建立一种能够准确反映农民需求的表达机制。尊重大多数农民意愿，鼓励农民参与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这是保证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前提条件[3]。
2．构建科学合理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中国现行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并存的结构失衡现象。为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要从农民要求最迫切的事情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加以解决。政府应在充分听取农民合理的建议和意见并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方案，形成政府与农民的合力，以便构建科学合理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参考文献：
[1]颜燕.新农村建设中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51-52.
[2]王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成因与对策[J].泰山学院学报，2011，(1):115-118.
[3]于水.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3-270.
[4]岳军.公共投资与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249.
[5]赵宇，姜海臣.基于农民视角的主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情况——以山东省11个县(市)的32个行政村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
2007，(5):52-62.
Under 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Background Countryside Public Product Supplies Strategy Inquisition
QIAN Yi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tudies，Heze College，Heze 274015，China）
Key words：new countryside；countryside public product；supplies strategy
[责任编辑 吴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