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伦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完整的新的发展观，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发掘科学发展观中的经济伦理思想，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关键词：经济伦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目前，中国已经被视为世界经济发动机（EconomicPowerhouse）之一，是继美、日、欧之后的第四大世界经济支柱［1］。然而，当人们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成果欢欣鼓舞的同时，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却日益凸显：伦理道德失范、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突出，等等。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状况，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中共和中国政府立足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提出的切合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种新的发展观，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
二、科学发展观与经济伦理思想
所谓经济伦理思想是指人们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产生的调整人们利益关系，评价人们经济活动，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道德理论和观念。经济伦理思想自古有之，而经济伦理学则是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它的诞生有效地整合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这两大学科，为经济领域不断涌现的伦理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
三、科学发展观中的经济伦理思想
（一）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为基础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经济伦理的主体。科学发展观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第一，它充分肯定了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人，居于社会历史的主体地位。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校正了传统的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对GDP的盲目追求和对人的利益的漠视，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视人的社会主体地位及历史创造者的作用。第二，它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以往人们对人缺少人文关怀，对人本身的世界：如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生存等关注不够，不是以人为目的，而是否定人的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本”即根本、关键、核心，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要坚持人的价值核心地位。第三，它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P294)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它追求每个社会成员的平等发展、完整发展、和谐发展和自由发展。
我国古代由于儒家伦理主导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侧重于道德，人成为“道德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对物的依赖性，使人成为“经济人”。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当代西方国家把人当成科技的“奴隶”，又使一些人成为“工具人”。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人类社会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具有不同的主导价值取向，因而造成了人在发展价值取向上有不同侧重的发展趋向，进而造成了人发展的片面。科学发展观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它克服了道德人、经济人、工具人的局限，真正按照人的属性实现人的物质与精神、政治与道德、心理与生理、知识与能力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二）科学发展观凸显了“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经济伦理诉求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经济伦理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也是任何一种发展观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正如厉以宁所言：“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经济学伦理问题研究的重要课题。如果能把二者之间的关系讲清楚了，那么可以认为，经济学伦理问题的研究就前进了一大步。”［3］（P1）
公平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指的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和特定的人群中，被人们公认是最佳的，或者说与别的规则相比不得不选择它的，用于评价社会中的竞赛规则、交易规则和分配规则等合理与否的价值尺度。在经济伦理范畴中，公平是调节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利益关系的杠杆，它作为一种适当的“变数”成为调节利益关系的伦理尺度。
公平观包括经济方面的公平、政治法律方面的公平和伦理方面的公平。其中，经济方面的公平在社会生活中起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一，机会的平等。机会平等是指社会成员在基本平等的条件和规则下，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就业机会和通过劳动平等地获取利益的机会，它否定除个人天赋和后天自身条件外的任何特权。第二，经济公平的核心内容是利益分配的平等。利益分配平等要求利益的初次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其它分配方式并存；利益的再次分配，要以防止贫富差距过大为目的，把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普遍接受的合理范围之内。
效率是资源使用和配置过程中的投入产出比，即在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既定情况下，其产出产品越多，效率就越高，反之，效率就低。效率之所以被赋予伦理道德的意义，是因为：第一，过去纯粹从经济角度追求效率的活动，对人类本身产生了危害，如盲目开发和滥用自然资源，导致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人与自然关系严重对立，加速了人类的生存危机等。第二，人类生产活动所依赖的自然资源越来越稀缺，如果不注意科学、合理的利用资源的效率，将会导致这种稀缺性不断加重。第三，效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它成为实现人类幸福的必要手段、途径和条件。没有效率，就无法实现人类的幸福，更谈不上促进人自身的发展。
我国在计划经济年代，在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上，实际上坚持的是“公平优先，忽视效率”的原则。国家直接控制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实行“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严重损害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事实证明，这种“公平优先，忽视效率”的原则既无法确保高效率，也无法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主张。但他同时指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并不允许贫富差距过于悬殊。先富是为了帮助后富，最终的目的是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4］（P23邓小平的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伦理思想。
但是，从实践来看，“兼顾公平”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城乡差距、东西部地区间的差距、贫富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据有关资料显示：1997-2003年7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695.9元，不到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年均增长速度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80年代中期的1.8:1，1990年代中后期的2.5:1，扩大到2003年的3.2:1。从人均GDP看，西部人均GDP从1998年的498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522美元，2002年比1998年增长33%。而同期东部人均GDP由1998年的1212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704美元，增长41%，这说明东西部地区人们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目前我国年收入超过2万元以上的人仅占人口总数的2.5%，年收入不足2000元的居民数超过了人口总数的50%。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小于0.2，处于收入分配绝对平均状态，199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386，接近0.4的国际警戒线，超过高收入国家同期0.328的平均水平，属明显偏高。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公众不满情绪滋生，并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与社会的稳定。因此，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和实践中，应该正确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既要反对以牺牲效率来换取公平的做法，也要反对牺牲公平来换取效率的做法。公平与效率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要实现的效率是‘兼顾公平’，并以实现公平为目的的效率，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公平是以效率为基础的公平和有效率的公平。”［5］（P120）
积极倡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平观和效率观，不但是社会伦理道德发展的具体体现，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在“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上的认识的正确回归，并更加凸显了“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经济伦理诉求，蕴涵着使最大多数的人生活幸福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原则。
（三）科学发展观彻底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困扰
西方传统的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持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其思想实质是：把人看作宇宙的主宰和绝对支配者，一切从人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来处理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
人类中心主义发展到极端，必然形成以无限度、无休止攫取自然为前提，以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为核心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本质上是反自然的，必然导致人类无视自然界对人的优先性存在、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及各种原始的协调关系，完全根据人自身的需要、愿望去掠夺、索取自然界，最终导致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生态失衡，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陷入困境。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由于受西方传统发展观的影响，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过分强调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对自然资源的必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第一，人口的急剧增长使自然生态环境不堪重负。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一个多世纪以来，人口一直快速增长，人口压力愈来愈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平均每5年增长1亿人口。20世纪70年代开始，虽然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及增长的惯性作用，目前我国年均人口增长量仍十分庞大，全国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3亿。与日益膨胀的人口相比，我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却显现出先天的脆弱性。我国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或丘陵，70%每年受季风影响，33%是干旱或荒漠地区。也就是说，我国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由于人口增长与自然的承载能力不协调，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更为突出。第二，人均资源占有量贫乏和高能耗之间的矛盾突出。从资源总量来看，我国的总地质储量占世界第三位，但从人均占有量来看，我国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仅是美国的1/10，属于典型的资源匮乏国家。其中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量的1/4，人均耕地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石油、天然气、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分别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和9.7%。［6］2003年我国消耗的铁矿石和氧化铝约50%、铜约60%、原油约34%都要依靠进口，许多大宗消费的战略性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相当高。2003年全年，我国消耗了占全球总量30%的原材料和能源，创造的GDP却只占到世界的4%。第三，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加剧。我国2000年的工业废气排放量是14万亿立方米，到2002年又增加了28%，达到18万亿立方米。我国因植被破坏，每年水土流失量达50亿吨，相当于每年在全国所有耕地上剥去10毫米的沃土。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7%。草原退化面积已经达到9/10，每年仍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全国沙漠化面积已经达到174万平方公里，每年仍以3400多平方公里扩展，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该报告的一个明显目的是要构建一个全球性的伦理基础。同时，该报告认为人类的生存和健康依赖于把可持续发展成功地提升为一个全球性伦理。［7］在该报告中，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它包含以下几层经济伦理内涵：第一，就空间方面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用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共存共荣的生态自然观代替人是自然主宰的强权自然观，从而确立了人与自然平等相待的经济伦理关系。第二，就时间方面的现代与未来关系而言，可持续发展观要求既考虑现在，更着眼于将来，确保子孙后代繁荣昌盛的经济伦理观。第三，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用理智战胜欲望，走节制型发展道路，确立新型的发展观。［78］（P76-78)
旨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彻底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困扰，体现了先进伦理文化的发展要求，蕴涵着和谐共处的生态伦理道德。它要求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限定在自然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之内，以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
四、结束语
科学发展观构建了发展的理性精神与发展的伦理意蕴紧密联系、和谐统一的崭新发展理念。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来诠释科学发展观，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有助于实现社会、经济、环境和谐发展的最终发展目标。我国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之中，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符合和体现经济伦理规范，并以其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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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伦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之后,企业伦理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得以逐渐完善和发展。企业要加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伦理管理,以“双赢”策略处理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这样对内可以赢得员工的忠诚,建立良好的员工关系;对外可以赢得公众支持、顾客满意、投资者青睐和供应者信任,从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企业伦理;利益相关者;伦理准则;价值取向
企业是在社会分工出现以后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组织,其参与了社会大生产中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的全过程,是经济实体和道德实体的结合体。企业的管理包括研发、物流、生产、销售、财务、人事、信息和政社关系管理等方面,但由于企业经营是一种合作活动,离不开所有者、员工、顾客、供应者、社区、政府、公众的合作与支持,甚至也离不开竞争者的存在,企业伦理正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企业伦理概述
“伦”是指人的关系,即人伦,“理”是指道德律令和原则,所以伦理是指人与人相处应遵守的道德和行为准则。按照施泰困曼教授的观点,道德是指一定的文化界域内占实际支配地位的现存规范,是伦理在实际中的规范,更多用于人,更含主观、主体、个体的意味;而伦理倾向于一种理论,是指对道德规范的严密方法性思考,是高于道德的哲学,具有客观、客体、社会、团体的意味。一般来说,道德与伦理可以看作同义词,表示的基本涵义是一样的。
企业伦理是指任何商业团体或机构以合法手段经营时应遵循的伦理规则,是企业在处理企业内部员工之间,企业与社会、企业与顾客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其基本任务是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基本准则主要有公平、公正、诚信、负责。“伦理经营”是一种极具时代特色的企业经营新理念和新趋势,是以人为本,以崇高的价值观为导向,以超越法律的自律精神,积极负责地、合乎伦理地开展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体现了产品营销、产品推销、市场营销和社会营销的演变过程。佩因在《公司道德:高绩效企业的基石》中指出:衡量企业业绩的最新标准就是有机整合了道德和财务两个维度的卓越标准,即企业在追求经济绩效时必须坚持以伦理价值观为指导。
伦理学是一门综合科学,其研究的内容涉及到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诸多范畴,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仁爱”、“重义”、“尚礼”、“贵和”和“诚信”就蕴涵着丰富的伦理经营思想源泉。企业伦理问题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管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关于企业伦理的研究也随着社会的发展,伦理道德研究的范畴和伦理管理的内容也在随之改变。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企业开始普遍接受对企业员工的“社会人”假设并改进诸多不合人性的管理方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等国企业开始对“社会公正”、“消费主义”等问题予以重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地球环境的恶化使企业对其“社会责任”问题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1974年11月在美国召开的第一届全美管理伦理学讨论会标志着企业管理伦理作为一名学科正式确立。20世纪90年代初期,弗里曼(Freeman)、布莱尔(Blair)、多纳德逊(Donaldson)、米切尔(Mitchell)、克拉克森(Clarkson)等学者的共同努力使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逐渐开始引人注目,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世纪70代起,美国、西欧、日本的一些先进的企业,就已经在组织内部建立起严格的伦理制度和监管制度,企业不再认为企业的竞争是赤裸裸的斗争,不再认为打垮对手就是赢得了自己。2001年11月,美国安然公司因做假帐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2002年,美国安达信倒闭、世通公司财务丑闻等一系列恶劣事件震撼了美国与全球业界。中国“第一蓝筹股”的ST银广夏,因伪造经营业绩、虚报财务报表而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由此可以看出,企业伦理已成为全球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
二、企业伦理的核心是利益相关者伦理管理
利益相关者最早出现于斯坦福研究中心(现称SRI)1963年内部备忘录中的一篇管理论文,最初被定义为“没有他们的支持,组织就不再存在的团体”,利益相关者最早包括股东、雇员、顾客、供应商和社团。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够影响组织行为、决策、政策或目标的个人或团体,或是受组织行为、决策、政策或目标影响的个人或团体,他们或持有股票、有表决权,或者能够从企业的日常运行中获得既定的利益,这种关系通常是互惠互利的,即企业与个人和群体总是利益相关的,企业在运行中需要利用利益相关者的资源或影响力。利益相关者分为初级和高级利益相关者,前者包括股东、员工、消费者、债权人、供应商、经销商和竞争者,后者包括社区、本国政府、外国政府、特殊利益团体、大众媒体、支持团体和大众。当代西方企业伦理学家把凡与企业产生利益关系,从而与企业发生双向影响的个人和团体,包括股东、雇员、顾客、供应商、零售商、社区及政府等,都视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在传统企业管理理论中,这些个人或团体都是从企业环境或外生变量的角度被定义的,因而多被排除在企业管理的视野之外。然而在现代西方企业管理理论中,这些个人和团体则被视为企业的构成要素或内生变量,被纳入企业管理的范围,即要求把企业与股东、顾客、社区和政府等关系,作为相互内在、双向互动的关系,纳入广义的企业管理范围。
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的观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公司是什么,并且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思考公司应有的经营方式。1994年,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企业界领袖在瑞士通过的《CAUX圆桌会议企业商务原则》为企业经营提供了商业伦理的基本准则:即企业的经营活动应基于以“共生”和“人的尊严”为基点的伦理观念中,所谓“共生”是指为全人类的利益和幸福而共同生活,共同劳作,使相互合作、共存共荣与正当、公平的竞争两者并存;“人的尊严”则是指把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和真正价值作为终极目标。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社会责任,即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和环境的社会责任。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道德规范和准则践行的组织载体,“功利主义”和“道义论”并不是对立的,没有永恒的先后顺序。利益相关者的每一种权利对企业的决策和行动,都有可能产生支持或抵制,积极或消极的不同影响,这要求企业管理者必须承担起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义务,企业伦理已经成为企业利益相关者管理的核心。
首先,企业伦理是企业正确认识和处理它在社会上、市场上的角色、功能、责任、义务所不可缺少的,可以为企业正确处理它和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基本的理念、原则和方法,在企业和社会、环境之间建立一种融洽、和谐、协调发展的关系。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经营单位,它的经济功能是为社会为市场提供有益的商品和服务,但在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会对社会和生态环境产生各种影响,有些影响是消极的负面的,社会为了克服或忍受这种消极的负面的影响,常常要支付一定的社会成本,这就要企业对社会对环境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要求企业分清有益和有害、正当和不正当、合理和不合理的伦理道德界限,要求企业提供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供求,采取正当的而不是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合理的而不是不合理的利润和效益,要求企业正确处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三者之间的关系。现代企业在社会上、市场上的竞争已不仅是经济上的竞争,还是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上的竞争,是精神文化、伦理道德、文明程度上的竞争。一套建立在合理的伦理基础上的组织价值体系也是一种资产,它可以带来多种收益,这些收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组织功效、市场关系和社会地位(佩因,1999)。
其次,企业伦理是正确处理企业内部各种关系、化解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增加企业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所不可缺少的。现代企业在管理过程中首先会碰到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三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问题,这牵涉到如何认识和评价资本、劳动、管理在企业生存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牵涉到如何在分配过程中恰当地处理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同时,这三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贡献及相应的利益关系,并不是完全能够依据技术原则、经济原则精确地定量确定的,因此在处理这三者关系的时候,还不同程度地要依赖伦理道德原则,即在进行分配的时候,既要从技术原则、经济原则出发,根据三者的贡献去分配三者之所得,又要使三者所得的差距符合伦理道德上的公正合理的原则。物质利益原则是现代企业管理中重要的激励原则,因为人们进入企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经济报酬和物质利益,同时还有各种社会的、精神文化的、伦理道德上的需要和追求,这就要求企业在管理中除了贯彻物质利益、经济报酬的原则之外,还要加强企业文化、企业精神、企业伦理的建设和培育,使人们在企业劳动和工作中同时得到文化上、精神上、伦理道德上的满足、完善和发展。
第三,企业伦理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不可缺少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处理企业内外各种关系的原则、方式、方法的经常化、持久化、稳定化、制度化的体现,其根本特点就是“管理科学”。现代市场经济正越来越成为一种规范经济、信誉经济、文明经济、法制经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既要有经济上、技术上的根据,又要有伦理道德、社会文化上的根据,即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在技术上是科学的,在社会文化上是文明进步的,在伦理道德上是公正合理的。管理决策的伦理性,是同企业的管理制度、企业文化和社会伦理观念等方面紧密联系的,在管理伦理道德标准认识方面,有三种观点:功利观、权利观和公正观。现代市场上的企业家是讲法制、讲规矩、讲道德、讲文明的现代企业家形象,一个企业越是具有伦理道德水平,就越有可能在市场上和社会上赢得消费者和同行的信任和声誉,而企业的信用、声誉是一种无形的资本和潜在的市场,是企业发展中长期起作用的因素。从这个角度看,企业伦理建设虽然直接提高的是企业的伦理素质、伦理水平、伦理价值、伦理形象,但这种伦理素质、水平、价值、形象的提高却可以转化为企业的经济效益,转化为企业在经济上的利润和收入。
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看,可能有的策略有:赢/赢、赢/输、输/赢、输/输、赢/输或赢五种。斯蒂芬·R·柯维认为双赢(赢/赢)是惟一可行的方案。“从长远看,如果双方不能都赢,就会都输。这就是为什么在相互依赖的状态中双赢是惟一正确选择的理由。”从短期看,采取赢/输或赢/输或赢策略能获得好处,而从长期看则是下策,这是因为谁也不想输,看不到赢的输谁也不愿持续下去,输的一方自然就会脱离合作关系甚至会进行报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义与利是一个多维的价值关系系统,义的内涵包括:公益为义、人道为义和公平为义;利的界定包括:私利为利、物用为利和效率为利。各具三元要素的义与利,构成义利关系的三重结构,即公益与私利、人道与物用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义利关系的三重结构体系,是一个相关的运动体系,在具有伦理二重性的市场经济中,义与利是能够和谐统一的。义利共存、共融和共生是义与利关系递进的三个阶段,处理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处理义与利的关系,这就要求企业从对社会的贡献出发寻找企业存在的理由,并根据企业性质、行业特点和竞争优势等选择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义利”价值观,至少作到:将企业的合法收入及时在股东、债权人和供应上之间合理分配;尊重员工;真正将消费者满意视为企业销售的最高目标;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保持与相关媒体的良好合作;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积极回报社会;维护生态环境,注重可持续发展。
对合乎伦理地对待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强生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詹姆斯·贝克做了精辟的论述:首先,我相信,与我们有重要合作关系的人对信任、诚实、正直和道德行为有深刻而强烈的需求;其次,我相信,企业应该努力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这种需求;最后,我相信,总体而言,那些最能始终不懈地坚持道德行为的企业比其他企业更能取得成功。衡量企业道德实力的八项指标是:顾客忠诚度、员工忠诚度、股东忠诚度、融资资信度、供销稳定度、同行联系度、摄取融洽度和社会美誉度,企业利益相关者伦理管理是企业提高道德实力的过程,衡量的具体标准是:
1.公众支持。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认为,只要对国家公众有益的事业,必定可久可大,而对国家公众无益的投机之利,必不久远。从道德层次看,“公”取代“私”上升到第一位的基础价值地位成为道德判断的价值标准,是近代经济伦理思想的升华。价值合理性是近现代哲学凸显的重要范畴和命题,其主体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真、善、美和利”是行为指导的命题和向度,经济伦理就是规定经济活动的工具价值合理性和伦理价值合理性的结合与统一。企业作为国家的“公民”,2004年全球CEO论坛认为,其必须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和道德价值;必须履行对人的责任、对环境的责任、对社会发展的广义贡献。因此,为避免企业损害社会的利益而遭怨恨,就必须用道德来规范其谋利的行为,并确信其行为合乎社会公众的利益从而获得公众的支持。
2.顾客满意。卓越伦理体现在企业与顾客的关系上,就是真诚地为顾客着想。为顾客着想意味着站在顾客的立场上研究和设计产品,了解顾客需求、引导顾客需要、满足顾客需要。为顾客着想,就不会把提高质量仅仅看做是增加利润的手段,而是企业对顾客应尽的义务,才会自觉抵制利益的诱惑,不做假冒伪劣、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的事情,真正把质量当回事。为顾客着想,就不会漫天要价,而是通过想方设法降低成本,既给顾客带去实惠又给企业创造利润。为顾客着想,才会尊重顾客,真诚地为顾客服务,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员工也可以作为内部客户看待,就是要尊重员工,发挥其才能,根据贡献度满足其生理、心理和发展等方面的需要。
3.投资者青睐。投资者更愿意把资金投向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2001年7月10日,伦敦股票市场推出了“环境稳定、股东关系良好、支持人权”为指标的道德指数后,投向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的资金是以往的4倍。研究表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有更好的经营业绩和更多的投资回报。而投资者的青睐,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些企业的实力,促进其成长。如果投资者对公司采取“用手投票”而不是“用脚投票”,则说明企业的伦理管理是成功的。
4.供应者信任。供应者是企业生产链上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资金、原材料、零部件供应者事关企业兴衰,供应者一般愿意与信得过的企业打交道,因为与这些企业做生意,风险低,效率高。诚实守信、互利互惠是赢得信任的基础,作为一种回报,供应商愿意以比一般公司低的价格供应质量可靠的货源,并与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银行对信誉好的企业也往往会放宽贷款条件,降低贷款利率。此外,经销商也愿意为这类企业提供畅通的销售渠道。
三、加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企业伦理管理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伦理管理,对内有利于使企业赢得员工的忠诚、拥有高素质的员工、建立良好的员工关系、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实行卓越领导;对外有利于赢得公众支持、顾客满意、投资者青睐和供应者的信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而这些无一不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这就要求企业以诚信为本,加强企业伦理管理,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1997年,合肥荣事达集团在北京公布的《荣事达企业竞争自律宣言》,其核心是提倡“和商”理念,即倡导相互遵循、平等竞争、诚信至上、文明经营、以义生利、以德兴企和严格自律等,是中国企业加强企业利益相关者伦理管理的典范。加强企业基于利益相关者伦理管理的主要途径有:
1.制定并执行企业伦理准则
伦理准则所规范的主要内容是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如员工、顾客、股东、政府、社区、社会大众等的责任关系,它同时包含公司的经营理念与道德理想,不仅是指导企业计划、决策和业绩评价的伦理罗盘,它还能够从组织伦理的角度指出企业预期的投资者、成员和业务伙伴,并通过一系列的奖惩、审核以及控制系统加以强化和执行。
在实践中,企业可以从三方面来思考制定伦理准则:(1)目标:组织的最终使命是什么?在逐步完成使命的过程中它的目标有哪些?怎样实现经济目标与伦理目标的统一?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探测组织存在的理由及其创造价值的方式。(2)原则:组织义务有哪些?其合理权利的范围是什么?其理念是什么?如何作到“义利相融”,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些问题旨在识别组织的义务、权利和价值观念。(3)对象:组织的主要支持者有哪些?他们的权利、要求合理权益是什么?
以金融业为例,金融在当代经济活动中被称为“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社会公众对银行的认识普遍是“嫌贫爱富,扶强不扶弱”,这一方面是社会对银行的误解,但也与一些银行受“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和“损人利己”伦理的影响而导致的伦理缺失有关。要使伦理准则要更具效力,必须把伦理准则作为全体员工思想和行动的指南。商业银行必须始终坚持科学的“义利观”,要求全体员工对股东负责、对客户负责、对社会负责,积极贯彻国家的宏观金融和产业政策,以“正当、协同、价值、沟通和创新”为原则开展和谐营销,从源头上杜绝“违规揽存、以贷谋私、客户欺诈和虚假披露”等行为,将企业伦理作为长期的资本投资,并在未来的经营活动中形成一种伦理优势,再将伦理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即将今天的收益转化为明天的所得。有些银行通过不断的摸索和实践,制订了伦理准则,包括指导思想、行为准则、服务规范等,教育引导员工并通过绩效管理约束员工既要考虑银行的利益,也要考虑客户的需求,更要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
2.由上层开始推动伦理建设
中国的企业大致分为三种类型,老板-宗法型、制度-契约型和事业-同志型,分别对应着宗族权威、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三种模式。建立良好的企业道德行为体系,首先要有一个道德的领导者(安德鲁斯,1989),作为成功的企业,应该是一个合乎高标准伦理的公司,高层领导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赋予企业的伦理准则以生命,建立一个支持伦理行为的环境,并在员工中灌输一种共同承担的责任感。组织领导率先示范是建立和维持组织伦理最重要的因素。领导要敢于承诺,敢于为自己所倡导的价值观念采取行动,同时当企业行为与道德义务存在冲突时,敢于以身作则,先思伦理,再行决策,并置伦理价值于决策的全过程。特别是要杜绝三种错误认识:一是认为企业是营利组织而非公益性慈善组织,其任务是生产分配交换物质财富和经济价值,因此无需讲究企业伦理;二是认为伦理上有问题的企业采取非伦理的目的和手段,也实现了企业利润的最大化的目标,因而无须讲伦理;三是认为,讲伦理道德会使企业增加投入减少收入,对企业来说得不偿失。张瑞敏在家电行业里以“挥大锤的企业家”著称,也正是这把大锤,使“精细化,零缺陷”变成海尔全体员工的心愿和行动,使海尔走向了世界。
伦理准则旨在阐明超越组织实际行为的一种渴望,它可能与驱动组织的体制和过程之间存在不一致性,同时,与传统较大公司的层阶制度相联系的信息传播和责任的分离也可能导致重大的义务缺口,因此,对组织结构和组织体制的设计给予充分的注重是加强企业管理伦理建设的必要措施。企业需要对下列体制给予特别注意:领导与监督、雇佣与提升、绩效评价与工资报酬、雇佣开发与教育、计划与目标设定、预算与资源分配、稽查与控制。近年来,西方一些公司创设公司伦理官员的职位或者任命伦理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讨论伦理问题,向企业全体成员传播沟通伦理准则,对可能出现的违反准则的行为进行检查,奖励遵守准则者,处罚违反准则者,不断审议和更新准则,有力地支持了企业管理伦理的建设。
3.加强员工企业伦理教育
“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企业伦理最终要靠具体的行为个体来完成。管理是对人管理,也是为人管理,人是手段,更是目的,管理对象已经由物转向人,人本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新模式,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新要求。中国银行特别注重员工企业伦理教育,提高员工对企业价值观的使命、态度、观念、思考方式等的认知度和认同感,培养员工对身边的人与物的敏感度,防止破坏性的道德沦丧。在伦理教育方面,必须根据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典型事件如2008年的“抗冰救灾、抗震救灾、北京奥运、毒奶粉”等,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活动,开展“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大讨论”活动,采用课堂讲授、案例分析、角色扮演、典型示范、环境熏陶等多种方法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加深他们对伦理意识和履行伦理规范的能力,从而改善自身行为,努力实现企业的伦理目标。这样,道德伦理风范不再是企业必须维持的一个负担,而是统治一个企业的精神风貌。
4.加强社会监督
企业作为社会的成员,对企业的监督应是一个全方位的监督,可以从法律监督和环境监督两个方面来实施。
(1)法律监督。法律手段作为国家的一种强制性手段,是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以法律监督为手段促进伦理建设,一是依靠国家强制力来执行,可以提高伦理的权威性,使企业伦理其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原则。二是可以增强道德的规范性,通过法律条文将一些伦理要求条文化,制度化,做到有章可循,并使企业其行为规范化。三是可以强化道德的监督性。法律监督以强制为特征,是更严厉的治恶性手段,对各种非道德行为必定会起到震慑作用,强制性地为企业行为确定价值取向。如国家颁布的节能减排、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就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强制要求。
(2)环境监督。环境监督是检验企业是否履行道德义务必不可少的手段。严格的环境监督则能够防患于未然,使企业弃恶性从善,加速道德风气的改善。环境监督包括三种方式:第一,传播监督,即大众传播媒体对企业善行的褒扬和恶性行的谴责,这种监督通过社会舆论效力,使善行者受到社会的尊重,恶性行者受到鄙视,从而提醒企业时时检查自己的行为。第二,人际监督。目前,企业的人际关系流动性与陌生性也相应增加,企业的竞争者、合作者、服务对象的范围越来越广,通过彼此监督或通过成立官方的、行业的或民间的行业协会监督,可以使企业的行为进一步符合道德规范,这样有利于企业间扩大交往,有效促进企业日常行为的改善,维护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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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建君
科学伦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中国传统精神文化认识的新的升华，其视域中蕴涵着丰富醇厚的人文伦理精神。与传统发展观相比，科学发展观在人与物、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三个层面上创造了全新的关系，从中折射出人文伦理精神对当代中国发展新模式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伦理精神；以人为本；公平；和谐共处
[作者简介]曾宪玲，中共吉安市吉州区委党校讲师，江西 吉州343000
[文献标识码]A
“十一五”规划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提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表明这一战略思想由理念到实践的转化，在这一转化的关键时期，深入而正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和精神实质，认真研究科学发展观视域中的人文伦理精神，对于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自觉而坚定地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千百年来，作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核心的伦理道德，在社会精神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衡量一切事物或行为的准绳。对于在社会活动中居于主体地位的人来说，总要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种种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的过程中，主体的社会理想及行为目的便显现出来。伦理关系作为一种价值关系，其核心是怎样推进人一社会一自然系统的协调发展，以及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完善，集中体现了主体在人一社会一自然系统中的地位和应担负的道德使命、道德义务、道德责任。因而，伦理价值本质上是对人的全面发展，建构比较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形成系统的伦理道德思想或伦理精神。
与传统发展观相比，科学发展观揭示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伦理关系，在对待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上有着新的认识，体现了以人为本、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伦理精神。
一、在对待人与物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
如何认识和处理发展过程中人与物的关系，是任何一种发展观念模式都要首先回答的基本问题，也是界定传统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的分水岭。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物”为本的发展观；一种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以物为本”是相对“以人为本”而言的，“物”主要是指由经济增长而带来的物质的扩充，量的增加。“物”既区别于作为发展主体和发展目的的人，也区别于作为精神形式存在的思想文化，其根本特征就是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偏重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即所谓的“唯GDP论英雄”、“唯财富论”，忽视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与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相比，“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包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以人为本”的要义，就是让人民从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马克思主义在论述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时，一个主要方面是以人与物的关系作判断，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的关系被物的关系所掩盖，人从属于物，劳动者从属于资本，劳动力从属于剩余价值。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将那种被颠倒的关系颠倒过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利用市场机制，但市场机制不能自发地成为统治人的枷锁。人是社会的主体，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市场经济要为人民的需要和人自身的发展服务，发展的成果要惠及全体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发展效率。因此，无论是宏观上的发展战略，还是微观的具体政策措施，“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都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然发展的条件。可见他们也是以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为最高理想的，那么如何理解人的全面发展呢?笔者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应该就是符合人的本质和需要的发展，就是要让每个人的创造能力和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具体说来，人的全面发展是指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完整、充分、和谐的发展。
人的自由发展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自觉、自愿、自主的发展，是没有外在强制压力的、只对自身人格的发展和完善；人的完整发展，是人的各种需要、素质能力、人格魅力和社会交往关系的协调发展；人的充分发展是人在摆脱了各种盲目力量的束缚，使自己的各种需要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人的和谐发展应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以及人自身各方面关系的协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人的尊严、自由得到充分实现，这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蕴涵的伦理精神，所体现的价值导向。
二、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体现的是追求公平的伦理精神
如何处理发展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任何一种发展模式无法回避的问题。当然，发展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不仅存在个体的人与人之间，也包括处于区域、城乡、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人与人的关系。认识和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关系中，公平作为一种分配原则，保证主体获得应享有的经济利益；在伦理关系中，公平则是作为社会伦理道德原则，同法律体系，政策体系以及社会舆论氛围等一起维护和保证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的平等地位和合理利益。一般来说，传统的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注重的是效率，而忽视地域性、资源性、政策性等原因所导致的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在这方面，国际上的“拉美现象”是值得警醒的：即拉美一些国家，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数1／3以上，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一面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一面却产生了那么多的穷人，从而引起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实际上，我国在处理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也是有教训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主张，这一主张，遵循的就是效率原则和非均衡发展原则。这是符合实际的尽快解决温饱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是，当前有些人曲解了邓小平理论。实际上，邓小平同时认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过于悬殊，先富的目的是为达到共富。他反复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1]。突出了共同富裕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当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以及占有资源不同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数据显示，当前社会不和谐因素中“收入差距过大”在调查选项中高居榜首，如不采取措施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
势，不仅会挫伤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劳动积极性，更严重的是会导致各种社会问题，给我党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严峻挑战。故在“十一五”期间，我们应当在收入分配调节中，坚持初次分配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实现机会均等；再次分配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兼顾各阶层的群众利益，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也就是注意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坚持“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三个共同”原则，真正使广大人民在改革中得到实惠，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科学发展观正是重视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公平问题，在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上，坚持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基本原则，在注重效率的同时，维护社会公平。科学发展观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它体现和蕴涵了全社会关心爱护帮助困难群众，尽可能地使他们享有平等的医疗、教育、就业等的机会，尽可能地使最大多数人生活幸福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原则。
三、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体现的是和谐共处的生态伦理精神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酿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对此，恩格斯早就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份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2]如何对待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样是任何一种发展观都要回答的基本问题。
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传统发展观持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这是植根于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念。它意味着人类可以随意支配主宰自然，意味着人类可以通过对自然的征服来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与西方工业文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相比较，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值得很好借鉴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
一方面，这肯定人在自然中的重要地位，不仅把天地人看成是共存共荣的重要实体，而且把人看作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另一方面，它又肯定人与自然天地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在“天人合一”中，“合”是符合、结合，“合一”是指对立双方有着密切的联系。认为自然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深入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时提出的极其重要的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追求的最高境界。“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通而知”[3]，这是说既要遵循天地运行的规律，又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使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一种和谐的状态。科学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依照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的准则。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深刻指出的：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要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互动共存。那么可持续发展是什么意思呢?或者它的应有之义是什么呢?可持续发展是指以未来发展规范现在的行动，其内容归结为三个方面：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必须与人类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从而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本地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其他区域和全球的发展为代价。这种旨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要求人们重新认识生态自然对人类存在的价值，视它们为活的生命，将生态自然系统纳入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在肯定人的价值和权利的同时，要承认自然界那些活的生物体的价值和权利，以求得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和谐共存、协同发展，从而建立包括自然界在内的新的伦理道德秩序。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根本指针，是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指导思想，充分体现了作为主体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在自然系统中的地位和应担负的道德使命、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的自觉。只要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切实践行科学发展观，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就一定会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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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绿 水]
科学伦理论文范文第4篇
教育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教育是生活经验的传授，幼小生命通过前辈这样的帮助学会谋生和独立，学会在生物链中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利益。这样的教育在动物界普遍存在。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行为的教育，大概是人类独有的现象。广义的教育是通过特定的社会组织方
式和特定的传播手段，面对受众言说某种特定的经验、情感、观念、信仰，以便营构某种特定的空间氛围和社会氛围，对受众构成某种特定的影响。政府的会议、文件、各种传媒、法律、宗教布道者的仪式、演讲等等都是这种教育。这种教育常常与特定的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威相关联，所以常常对受众构成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和惩戒性，国家的监狱、教会的火刑、父亲的皮鞭都是这种强制性的体现。
在我们的现代汉语中，教育这个词包含着上述广义和狭义两重含义。
教育从诞生上说，它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东西。无论是狭义教育的传授性还是广义教育的规约性，都不具有生产性和创造性。所以，至今为止，汉语中教育一词的含义都是消极的。它以消极的方式延续过去，而不以积极的方式指向未来。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中，下一代只是上一代的复制，未来只是过去的线性延伸。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就不光是一个传承和规约的问题，而应该具有更加积极的内容。近代意义的大学体制建立起来以后，教育跟社会的关系，逐步产生了微妙的变化。由社会把生活经验、文化成果传授给末成年人，这只是教育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大学必须创造出新的东西，必须完成对于新的思想资源的开发，并把这种新的东西反馈给社会，给社会提供新鲜血液，促进未来社会的健康发展。教育因此具有了积极的含意，它不只是传承和规约问题，同时还是创造问题，不只是从社会那里接受资源的问题，同时还要反过来要给社会提供新资源。真正的广义教育应该包含创造这一重含义，但是汉语中教育这个词已经无法包容这样的含义。
教育理念的这一转变，在教育史上是非常重大的现象，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非常重大的现象。
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学校基本上没有为社会提供新资源。中国人对教育的理解只是一种消极意义的理解，那就是让孩子们接受已经有的东西。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的理念，还是教师的理念，还是学生父母的理念，都滞留在这个环节上。基于这样的教育理念，我们的教育方式自然就是灌输，就是所谓"填鸭式"的教学模式。
教育伦理的静态观察：强者的权威
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有几组很微妙的关系值得注意。一是社会跟个体的关系，是社会向一个一个的个体实施教育的。二个是国家跟个人的关系，进入现代社会后教育基本上是国家垄断的行为，西方尽管有许多私立学校，但整体上还是由国家垄断的。在中国呢。以前虽然主要是私学体系，但是由于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实施整体的控制，私学培养的人必须进入国家体制谋求生存和发展，所以所用的教育资源必须是国家的教育资源，比如无论办什么私学，必须而且只能读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四书五经，在这个意义私学基本上是国家控制的。国家通过对教育的控制实行对每个生命个体的控制。三是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教师作为具体实施教育行为的人，自然拥有着知识权威和国家权威代表者的双重身份，学生就像农民的土地和工人的机器一样成为了教师的劳动对象。四是家长跟孩子的关系，家长最权威地代表着前辈经验和情感、观念，在现代教育体系中依然是举足轻重的角色。
这几种关系概括起来，就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关系。国家、社会、家长、教师都是教育者，未成年人是被教育者。所有的教育者都是强势群体，所有的被教育者都是弱势群体。所谓教育就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灌输和规范，很多时候则是约束和强制。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教育就是这样一种教育，强者规定了弱者必须接受这样的教育，必须服从这样的约束、强制和惩戒。消极的教育理念发展出这种具有强权主义倾向的教育伦理，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教育行为，教育方式，都是按照这种消极教育理念和强权主义教育伦理来展开的。
学校暴力事件越来越多，暴力方式越来越恶劣，正是这种强权主义教育伦理的表现。学生成了绝对的弱者，只能服从，只能接受，只能照抄标准答案，不能有任何个性和创造性。"填鸭式"教育是对消极教育理念的有力维护，所以它受到社会、国家、家长、教师的一致肯定和共同遵守。
教育也是一种传播行为，而传播是有损耗的。按照我们这种消极的教育理念来理解教育，你就只能更加损耗。因为教育者所达到的地方你才能够引领被教育者达到，如果不允许下一代向你所达不到的地方开拓，那么下一代的活动空间和思想空间只能比上一代更小。这样你每一代传承给下一代都有一些损耗，就只能一代比一代差。三千年的教育史成了三千年的损耗史。在精神文化的创
造上，我们到现在没有超过先秦时代的圣贤定下的框子，一代代损耗下来，自然是一代不如一代，这跟我们的教育理念关系太大。前辈没有过的经验，下辈不准你有，你如果有，你就犯规了。前辈不知道的你不能知道，前辈没到达过的你不能到达，这样损耗下来，除了一代不如一代难道还会有别的可能吗?中国如果不赶快更新教育观念，很容易就面临文化发展的危机。我们老
说振兴中华文化，在这样的教育里蹑手蹑脚，你怎么振兴呢?孔夫子没说过的我不能说，毛泽东没说过的我不能说，这还振兴什么去?
教育伦理的动态观察：弱者的暴力
刚才我说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关系，这其实是一种静态的理解方式，如果换一个角度，动态地来理解，这个关系恰好是倒过来的。教育者恰好是弱者，被教育者恰好是强者。社会在个体面前是弱者，因为社会的存在必须以个体的存在为前提。国家在个人面前是弱者，因为国家随时都可能被颠覆。父母在孩子面前肯定是弱者，四五十年一过，父母死了，孩子是世界的主人。教师在学生面前是弱者，从社会地位上说，教师选择了这种职业就被限定，而学生有无限的发展的可能性。学生在一切方面都可能要超过教师。从年龄上说，教师是长辈，正在由壮年变成老年，而学生却在一天天长大。所以，社会、国家、教师、家长是弱者，学生才是代表未来和希望的真正的强者。其实教育者很清楚自己潜在的弱者地位。
教育者对被教育者保持高度的警惕，怀着严重的嫉妒心，这种妒嫉在每一种动物里都有，而人类表现得最明显。在古希腊神话和悲剧作品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节，一个国王正当盛年的时候，听一个先知说，某年某日你的夫人给你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将要杀死你，他要篡你的位。这个国王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的弱者地位了，直接杀了儿子不忍心，只好儿子一出生就把他扔了，让他再也见不到自己。在《圣经》里也有这样的故事，两位东方智者告诉希律王，某年月日，耶酥要在某地涎生，他将会成为以色列的王。这个希律王因此急得不得了，他马上派人把当地两岁以内的男婴全部杀光。他虽然是一国之尊，但跟下一代相比他是弱者，为了摆脱下一代王者带给自己的恐惧，他不惜杀尽天下。
事实上，教育者对被教育者常常表现出弱者的病态心理。国家在实施教育的时候，为什么会一意孤行施行强权教育，教师对学生的暴力行为为社么这么多，中国从孔子以来两千多年的教育中可以说从来没有离开过暴力。暴力本来就是弱者的武器。国家和教师都是怀着弱者的嫉妒心，才规定了很多框子，不让你超过他。一个弱者担心的是强者压倒自己超过自己，于是他在教育中就规定了，我没有的经验你是不能有，他们的表述方式常常比这种阴暗的心理光彩得多，他们说，圣贤没有说的你不能说。其实就是我没说的你不能说，干麻你比我更聪明?教师规定，你不能比我更聪明。国家规定，你个人不能比我更强大，你必须服从我。于是形成一种奇妙的关系，暴力现象就越来越严重。
在当下的背景下，学生的感情生活常常是校园暴力的触发点。十三四岁的少男少女，正是感情萌动的时候，他们眉来眼去，教师妒嫉得不得了。自己的少年时期不一定拥有过这种东西，纵使拥有过，已经失去了，现在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正在承受着婚姻的无聊的煎熬。出自一种本能的妒嫉心理，他必须严厉制止这些少男少女竟然如此眉来眼去，而且是以非常冠冕堂皇的名义。其实这些眉来眼去的学生可能什么违规的事情都没有做，但是教师坚决不能容忍。前几天，长春的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的一个亲戚的女儿十四岁，给班上一个男孩写了个纸条，受到学校的巨大压力，那个女孩不得不自杀。学校和教师为什么对一个纸条这么计较?教师批作业不是天天都在写字么，为什么一个女孩子不能写几个字给男孩看呢?实际上，教师知道自己写字是为了谋生，学生写纸条却是谋求幸福，这一比就比出了自己的弱者地位。
弱者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强大起来，他只能希望那些潜在的强者受到比他更多的限制，不要呼啦啦成长起来压倒自己。可是，一代新的生命的成长趋势压也压不住，而且常常跟压制势力形成矛盾和对抗，这会激发起教师巨大的焦虑情绪。校园暴力就是在这几重心理背景下产生的。
教育伦理的价值指向
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就是教育目的问题。教育究竟是为谁?刚才我们讨论的消极教育，前辈向后辈的传授、灌输，是强势群体向弱势群体提要求，培养接班人，接自己的班，这是为教育者着想。这就涉及到一个教育究竟是为谁的问题。
在我们目前的理念中，社会认为教育是为社会的，国家认为教育是为国家的，父母认为教育是为父母的，教师认为教育是为教师的。这一点在国家和教师这两个环节表现得特别明显。就单说教师这个环节吧。教师严格要求学生，要学生提高，为了自己能够评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多拿奖金。那些考不上高分，因而影响班上平均分数提高的学生，常常被优秀班主任剥夺考试权利甚至被赶出校门。教育者单方面照顾自己的利益，很少考虑弱势群体的权利、要求和尊严。
在每一个特定的组织体系中，伦理关系是由伦理价值决定的。教育者之所以能够以强权主义伦理观实施教育，就因为他们的伦理价值是"为我"和"唯我"的。既然教育的目的是为教育者服务的，那当然必须为了维护教育者的权威和利益而牺牲被教育者的权利、愿望、需要、尊严和幸福。有时候这种牺牲仅仅是为了照顾教育者的某种情绪或者某种面子。
我认为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目前的被教育者，它不是为了这个被教育者将来像我一样生活，而是为了这个被教育者有条件有能力按照他自己的愿望生活。他究竟怎样生活，应该由他自己去考虑，去创造。就像迦那伽罗上师介绍的佛教里的那些尊者，我把我的经验拿出来给你们分享，你们有什么看法可以指教我。你们的经验我也可以分享。教育者应该把已经有的生活经验奉献给下一代，帮助下一代尽快地进入那种独立的生活。而在独立生活后，他能创造他更好的生活。
教育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记忆方式，祖祖辈辈的经验必须记忆下来，用教育的方式种在下一代的脑子里。但是，光靠记忆不能保证一天比一天生活得更好，还要有更好的想像力，有了这两种你才能产生更好的创造力。教育者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下一代的同时，应该鼓励下一代有更加宏阔的想像力。下一代用发自本心的，来自人性底部的那种想像力，跟这种记忆力结合起来，创造出更好的生活来。那可能是前辈经验之外的生活。他们对生活的创造和想像都是超乎前辈的。
有了这种为被教育者服务的教育目的之后，教育者的姿态马上可以改变。教育行为中许多矛盾都可以迎刃而解。比如这个孩子他不喜欢弹钢琴，他喜欢打足球，你让他打足球好了，你为什么非得要他弹钢琴不可呢?你可能会觉得搞音乐比搞体育要文雅要高贵?可是你不能将这种观念和这种选择强加给孩子。你是为了帮助他生活得更幸福才给他实施教育的，幸福的条件之一就是，他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模式必须符合他自己的愿望。
目前，我们的消极教育的理念改变不了，教育目的改变也没有出现什么迹象。
通过充当教育者而充当强者
正因为中国人根深蒂固地认为，教育者都是强者，所以无论在政治文件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口语中，大家最喜欢把自己扮演成教育者，动不动就教育别人。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喜欢通过反复言说教育这个词来体现自己的尊贵地位和强者身份，这跟中国几千年来找不到一种平等方式维持社会平和有关。中国社会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比如对于打江山坐江山这个词一直特别敏感，无论在什么民间故事当中，还是神话当中，还是小说和评书之中，还是政治斗争之中，这种意念特别敏感，就是因为中国人一直处于这种争权夺利的夺取生活资源的高度紧张之中。在这种紧张对峙之中，只有强者才能保住自己，才能不被别人消灭，所以谁都想成为强者。有的人他实际上成为强者了，为了巩固强者的地位他必须把教育挂在嘴上。有的人实际上是弱者，就像阿Q必须用作梦的方式，用词语的方式把自己的弱者地位转化为虚幻的强者地位。弱者就像强者一样喜欢把教育这个词语挂在嘴上，以此得到心理平衡。中国人为什么在发脾气的时候老是喜欢充当人家的老子，开口闭口地说老子怎么样，看老子不揍死你，老子饶不了你，等等，就因为老子是长者，老子是强者。充皇上是有风险的，充老子一般不要紧，既能得到心理满足，又没有风险。
有的时候还可以用一种文明的方式把自己打扮成强者，得到一种心理的满足，就用教育这个词。在社会组织系统中更是如此，每一个机关每一个主体都以教育者自居，动不动就说"为了教育广大群众"之类。每当组织与个人产生矛盾时，代表组织的人总是说，找某某做做工作，做工作的意思就是教育他一顿，就是提高他的觉悟。中国人每时每刻都喜欢把自己扮演成教育者，就因为想借助教育者的强者身份，拥有强权，占尽便宜。
这是一种很普遍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跟我们历史上几千年来保持尔虞我诈的高度紧张感是连在一起的，谁愿意成为个弱者任人宰割呢?
我在一篇短文讲过一个苏联的故事。由于在宇宙飞船收回地面的过程中出现了技术故障，一个宇航员不能安全返回地面了，他只能随着宇航船与地面的撞击身亡。当时是勃列日涅夫当政，他得悉这个消息后马上开会决定，对宇航船和宇航员的遇难过程进行电视直播，让全体国民向这个科学家、这个民族英雄举行隆重的告别仪式。官方还把宇航员的家人接到直播现场，让他们通过电视对话进行最后的告别。这是多么美好多么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一个故事!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然后问道，假如这个事件出现在中国，你是中国的当政者，你会怎样处理?我的学生一个一个先后站起来说，我也会像苏联人那样进行电视直播，利用这个机会教育我们的国民要热爱我们的祖国，关键时候，要敢于为祖国献身。这些刚刚跨入高校门槛的青少年一个个竟然都这么残忍这么无情，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教育人家任劳任怨地去死。为什么教育人家去死呢?因为别人的死亡对"我"有利!这个"我"有时候是社会，有时候是国家，有时候是政党，有时候是其它任何强势群体或者强势个人。每个人都愿意把自己装扮成社会、国家、政党以及其它各种强势群体的代表者，等待着甚至逼迫着他人为自己英勇献身。每天都把教育这个词挂在嘴上的人，他们的个人性格也许本来并不残忍，可是他们的文化性格是非常残忍的。
用学习这个词语指称目前的教育行为
最近我老在想用一个别的什么词取代汉语中教育这个词。教育这个词局限非常明显，而且已经被严重污染。它的强权主义色彩和残忍气息已经无法抹去，除了同时抹去这个词语本身。
"教育"在汉语中只有消极教育这个含意，没有文化创造的含意，而现代真正的教育是要为人类提供新资源的，无论是精神文化方面，还是科技文化方面，它都要为社会提供新资源。帮助年轻一代寻找人生的意义，寻找维持社会公义的依据，这都是教育的使命。而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难于承载这种极积使命，"教育"这个词语也没有为这种积极使命留下可供开拓的词义空间。还有，现在教育已经不再简简单单是成年人为未成年人所实施的文化传承行为，人们离开学校走上社会之后，继续教育或者叫终身学习已经在教育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边学习一边创造，这样的文化行为是我们"教育"一词无论如何包容不了的。
所以我觉得教育这个词应该从目前的语境中去掉，人类的这种文化传承、文化创造行为，不再用教育来指称它，而是用另外一个词。可以考虑用"学习"这个词代替"教育"这个词。学习这个词比教育这个词能更好地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传承的意义，二是创造的意义。
这样一来，教育部就可以叫做学习部了。学习部说出来多好听。你不要高高在上地来教育我，好像你真的掌握着真理似的。教育这个词是跟教化、驯化连在一起的。教育部不应该是教化部、驯化部，而应该是学习部。你是学习行为的组织者，就像一个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一样。主持人并不是来教化我的，你只是把大家的力量组织起来共同完成这个节目。学习部则把教师和学生组织起来，学习如何更好地理解人生，如何更好地追寻人生的意义，如何更好地优化社会，维护平衡，如何更好地生活，等等。所以我觉得学习这个词更合适。
用学习这个词的时候，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这种对立就消除了，学生是学习者，老师也是学习者，孩子是学习者，教师也是学习者。个人是学习者，国家也是学习者。个体是学习者，社会也是学习者。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国家、社会才能不断变革和改良，才能更好地为个人服务，教师和家长才能平等地看待学生，并且更好地为学生服务。
在具有强权主义色彩的教育伦理中，充满了矛盾和紧张。这种矛盾和紧张既来自社会，又反过来促成社会上的紧张感，支持着社会伦理的敌对意识和对峙关系。学习伦理的平等意识和和平气质不但能够帮助教师与学生和平共处，在互相尊重的氛围中共同创造新生活，而且会调节和缓解社会上的对峙与紧张，成为改良社会的积极因素。
学习伦理与精神文化
我主张用学习一词取代教育一词，还有一重考虑，就是为新一代学习者创造新的精神文化提供词义上的可能空间。因为教育是对已有资源的接收和消费，每一代受教育者都只能在传统精神文化所具有的空间里转圈。学习则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每一代新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行为开拓出新的精神文化空间。
中国的精神文化不是追问意义的文化，而是一种经验解释的文化。人们在作最伟大的构想时，不是凭着想像力构建经验之外的境界，而是回到古代历史，描述古代经验，用这样的经验作为我们的理想。中国已有的文化即是对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一种描述。孔子的学说为什么能够为历代君王所用，因为它正好是对现实经验和古代经验的描述，最实用。中国人不重超验，不重想像，更不重意义追寻。我们无论引进任何一种精神文化，我们都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来同化它。有一次我回到乡村老家，坐在家里写日记，我家隔壁的小学下课了，学生们从门口看见我拿着纸笔在写字，有一个小学生说，哎呀，他在记帐。这个孩子肯定是某个手工人的孩子，他家成年人用笔用纸的时候，是在记工账，他从这个经验出发，断定我也是在记账。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来断定别人对于精神世界的描述。如果有些东西是我们的经验延伸不到的地方，我们的想像力也延伸不到。因此，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如果超越了环境的经验，别人就不会理解，就把它摆在言说之外，说是见鬼了!--这就是把你从现实中驱赶出去。
孔子的文化理想是恢复周朝的王道，也就是向周朝的治国经验看齐。他所开辟的教育传统就是经验传授和追溯的传统。当孔子的教育理念和文化理想与王权结合在一起时，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几乎仅仅剩下治国平天下的学说，国人的精神空间狭窄得令人窒息。在"天地君亲师"的文化纲纪中，师与君合一成为王权的一部分，这种政教合一的结构实际上取消了精神文化的合法地位。
在西方远古时代，王者和精神领袖也没有分开。许多原始部落中，巫师或祭司同时也是酋长或国王。圣经中的摩西既是智者，又是精神领袖。摩西时代还基本上属于巫术时代。古希腊在苏格拉底时代还是贵族轮流治政，苏格拉底本人就当过执政官。这也体现了文化人与执政者的身份同一。精神文化跟世俗权利的真正分离，是在耶稣之后，特别是保罗时代传教士制度确立以后。这种分离跟异族统治有关。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主要是从权力上征服，而风俗、精神、信仰等等方面难于完全同化。一个被强权征服的民族要维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就必须把为本民族所认同的精神文化提到重要的高度，用它来跟外族统治者的强权统治相抗衡。在这个过程中就树立起了精神文化代表者的神圣性质，这种神圣性质不纳入国家体制，是用来跟国家体制相对抗的。在新约全书中，遭到最严重的蔑视的人，不像其它民族一样是妓女，而是税吏。税总是跟国家连在一起的，税吏呢，自然是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它代表了政权。税吏可能是以色列自己民族的人，自己民族为罗马征服者服务的人。他是背叛自己民族利益的人，至少是背叛自己民族尊严和民族文化认同的人。所以以色列人对税吏特别痛恨。这种痛恨就充分表达了民族精神文化与政权的对立。
后来，西方一直有政教分离和政教合一的矛盾，这个矛盾一开始不是从一个国家内部的权利分配产生的，而是从异族征服和维持民族精神认同的矛盾中产生的。这样，传教士就代表了精神文化，国王代表了世俗权力。尽管不断地有合一的时候，但一直保持着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即使是合一的时候，它们分离的愿望也在暗中发展。到近代媒体繁荣以后，又分化出教会之外的知识分子群体，知识分子群体作为言说公共事务的人，既言说教会之内的精神文化，也言说教会之外的精神文化。这样的群体对民众影响很大，这就跟统治者形成某种紧张关系，形成某种压力，这种压力形成某种合力，维护着民族文化的完整性。
政权总是容易形成堕性的，在精神文化脱离出来，跟政权形成比肩而立的关系之后，它就能创造出新的资源，来制衡政治权力。所以西方无论是以宗教面目出现的传教士群体，还是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群体，都对权力构成某种压力。真正掌握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的是教会首领和知识分子群体，所以他们的教育能够不断地给社会提供新资源。
中国不是一个宗教社会，而是一个圣贤社会。但是圣贤的身份是依附王道的，天地君亲师，师代表所有的知识分子，它是国家体制之中的。中国文人本来就是从宫廷史官的身份演变而来的，而史官是公务员，他理所当然要为国家权力服务。他唯一的责任就是为王道服务，为政权服务，而不是去追索人生意义或社会正义，他不承担这种责任。在这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之中，教育就完全纳入了国家体制之中。
西方近代教育传入中国后，尽管也有过一度繁荣，二十世纪上半叶，也有大量的教会学校，基本上是按西方模式展开的，还一度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四九年后所有的教育全部纳入了国家体制，教育就完全不承担为社会提供新资源的责任。它只要为社会现实提供解说，所以政治领袖说一句话，所有的报纸都传播这一句话，只发表学习体会，论证它的正确性，而没有任何质疑可言。五十年代有些读书人怀着对中国三四十年代社会模式的记忆，想以某种方式为社会提供新资源，所有这些人全部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制裁。1957年之后中国人就再也没有这种想像、这种愿望、这种胆量。我们老呼唤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诞生，却老是呼唤不出来。根本没有，你到哪里去呼唤呢?中国的高校早就全部行政化，全部是作为政权的延伸而存在的，那怕是私人办学也只承担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的功能，也就是只适应社会需求，而不为改造社会和改良社会提供资源。
科学伦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道德经营论》较为全面系统地阐释了道德经营问题，构建了道德经营的基本理论体系，不仅深入系统地聚焦了道德经营的一般逻辑，探讨了道德经营的概念、合法性、核心价值、基本价值、关键环节、人格范式，而且多层面地透析了道德经营中的现实问题，将道德经营遭遇的责任伦理、人权伦理、财富伦理、信息伦理、时间伦理、空间伦理等突出的富有时代意蕴的论题都涵盖在内，可谓体系完备、逻辑合理、自成一体，堪称经济伦理学“形而上”与“形而下”自觉结合的最新成果。
关键词：现代企业；道德经营；研究；评析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志丹博士的专著《道德经营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已经出版，我有幸捷足先登，拜读了此书，在饱览清晰独特的研究思路和创新深刻的学术观点的同时，深感敬佩。我们知道，经济伦理学自20世纪90年代在国内兴起，渐成为“显学之显学”，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拓展，涵盖了企业伦理、劳动伦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伦理等在内的诸多领域，学科体系日渐完备，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其中关于企业伦理的研究成果和论著更是灿若群星，不胜枚举。由此，我们不难想见，在一个前人已经进行了深入探讨的领域，想要再开辟新的研究视阈，提出新的论题并系统论证之则实属不易。难能可贵的是，志丹博士却另辟蹊径、锐意创新，一改以往纯学理研究企业伦理道德问题的理路，聚焦企业究竟应该如何“用德”、“践德”，进行企业道德经营的研究。可以说，这决不仅仅是一种研究视角的转换，更蕴含着一种新时代的经营哲学的诞生。
《道德经营论》一书主要内容和基本脉络是：该书由王小锡教授的“序”、“绪论”以及十章内容组成。“序”里重点对“道德经营问题产生的背景以及该书的创新点”进行了高屋建瓴地分析厘清；在“绪论”里重点论述了道德经营研究的学术基点、研究发展趋势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第一章“道德经营的概念”重点梳理了以及道德经营概念、强调“道德经营”的缘由）；第二章“道德经营的合法性”着重分析了宏观层面的经济道德本质维度、中观的企业道德本质维度以及微观的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道德本质维度以及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实践危害四方面驳斥企业非道德经营神话，从而论证了道德经营的合法性；第三章“道德经营的核心价值”主要分析了道德经营的核心价值——义利统一的概念和正当性、企业义与利的概念、统一及其三个层面；第四章、第五章“道德经营的基本价值”着重阐述了道德经营的基本价值以人为本、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绿色发展和合理慈善；第六章“道德经营的关键环节”基于领导力问题的重要性，提出并深入地阐述了企业道德经营的关键环节就是道德领导和道德决策；第七章“道德经营的人格范式”揭示了经济道德人的合法性根据、合理性边界及其互利的行动原则，有力地回答了道德经营的主体依托和主体模型建构的问题，并深入而全面地回击了对互利主义的质疑；第八、第九、第十章“道德经营的时代境遇”则集中分析了当代道德经营遭遇到的责任伦理、人权伦理、财富伦理、信息伦理、时间伦理、空间伦理等时代性问题，使得道德经营植根于当代实践的沃土、直面时代性的伦理问题。
纵观全书，其特点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
1.概念范式创新。著者在企业伦理学与企业经营学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企业“道德经营”的概念范式，这在国内经济伦理学界尚属首创。著者认为：“所谓道德经营，是指在经营的过程中，企业及其核心利益相关者主张道德价值观驱动经营活动，坚持义利统一的基本原则，以及以人为本、诚实守信、公平竞争、保护生态和合理慈善等基本价值，遵循伦理道德理念与规范来规约自己的经济行为、经营活动，保持经营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以及合目的性和合理性之间的有机融合、辩证统一，从而实现企业的经济目标与道德目标相统一的战略性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企业经营的行为习惯、内在品质和道德境界。”[1]简而言之，道德经营就是企业按照道德理念来指导自身的经营行为，合乎道德地谋取正当的利益，从而真正建构起企业的战略经营模式。这一崭新的概念范式，既是企业伦理学、企业经营学以及管理学研究的理论新范式，也是分析企业问题的理论新范式。
除此之外，这样的概念范式或论题的创新在专著中还有很多，如“道德竞争力”、“经济道德人”、“互利的边界”、“慈善责任的合理性边界”、“时间伦理“、”空间伦理”、“道德致用主义”等。这些原创概念不仅对经济伦理学、企业伦理学研究具有重要启发和深化拓展的作用，而且对于其他学科方向的研究也具有范式创新的意义。
2.分析视角独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伦理学科体系的完善，经济伦理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已经成为现实经济活动的指导原则。在现实中，一些企业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道德是企业发展的无形资本和精神资本，是企业经营的基本理念和根本原则。但问题是，如何使这些经济伦理学的理论能够真正“面向实践”（恩德勒语），为企业经营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则需要我们在研究中更具现实意识、问题意识和担当意识，突破现有的研究“瓶颈”，选择新颖独特的研究视角。
与以往的研究相异，本书的著者在挖掘企业经营哲学范式嬗变的历史脉络基础上，提出了企业道德经营这一新颖独特的研究视角。以企业道德经营为切入点，关注企业如何“践德”和“用德”，力图整合经营与道德，实现两者的交融互涉、良性互动。与此同时，专著对道德经营之“道德”的强调，对道德经营合法性的本体论论证，对道德经营人格范式的诠释等，都不仅为企业伦理研究从理论走向实践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大大增强了立论的力度。
3.体系构建完备。对于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而言，理论体系的构建和问题的研究总是同时并举、相互促进的。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始终是前提，唯有特色学科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才能奠定学科应有的地位；而问题的研究也必然是理论的依据和基础，唯有关注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感”的经济伦理问题研究，才能诠释伦理道德之于经济生活的应用价值。因此，真正的学术创新一定是“形而上”与“形而下”自觉结合的产物。
专著较为全面系统地阐释了道德经营问题，构建了道德经营的基本理论体系，不仅深入系统地聚焦了道德经营的一般逻辑，探讨了道德经营的概念、合法性、核心价值、基本价值、关键环节、人格范式，而且多层面地透析了道德经营中的现实问题，将道德经营遭遇的责任伦理、人权伦理、财富伦理、信息伦理、时间伦理、空间伦理等突出的富有时代意蕴的论题都涵盖在内，可谓体系完备、逻辑合理、自成一体，堪称经济伦理学“形而上”与“形而下”自觉结合的最新成果。
4.研究视野开阔。专著以中国与西方结合、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历史与现实交融、理论与实践互涉的“视阈融合”方式，深刻而有力地回答了道德经营的概念解析、原因探秘、实践路径和时代境遇等四大问题，涉及的论题广泛，研究视野十分开阔。
比如，书中对时间伦理、空间伦理的探讨，就是研究的亮点之一。企业道德经营离不开时空元素，而经济伦理学中时空伦理的研究却相对贫乏。著者从人之存在的两个基本维度“时空”出发，探讨了时空的伦理意蕴，揭示了现代企业经营所要面对的主要时空伦理问题—企业劳动伦理和企业经营的空间正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著者以生存论意义上的社会之间概念为基点来透视时间伦理，以资本逻辑与空间伦理建构为主线来研究空间伦理问题，这种大胆而深刻的探讨，对目前的经济伦理学研究具有补白之功。
除此之外，对企业目的幻象的批判的角度来论证财富伦理，从企业信息主体对待和处理企业信息的伦理方式与态度来切入信息伦理，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资源来阐述责任伦理，从女性歧视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人权问题来拓展性地研究企业经营中的人权伦理问题等，无一不展现了著者宏阔的学术视野和强烈的问题意识。
5.学术资源丰富。著作不仅用一定的篇幅阐释了国内外关于道德经营理念以及道德经营研究的学术脉络，而且在全书中贯穿历史分析与对比研究方法，融合了大量跨学科的学术资源。例如，书中从中西思想史的不同视角道德经营的概念进行一番知识考古和界定透析；在阐释道德经营（而非“伦理”经营、道德“营销”、道德“管理”）的缘由时，作者选取了三个角度：一是梳理了在严格道德哲学意义上，中西对“伦理”、“道德”概念的必要区分，使得“道德”经营能更强调主体经营的主体性、自主性、自律性以及应有的经营的行为习惯、内在品质和道德境界；二是探究了西方对“形式理性”的批判与反思，提出了企业经营范式的核心价值诉求，即强调道德主体的内在心性品质的培养之于企业的价值意义；三是理性批判了西方强势文化对国内学术概念的影响，揭示了企业经营活动的道德本质[1]。为了分析的透彻清晰、具有说服力，著者的研究决不拘泥于学科门户之限，广泛爬罗剔抉、灵活地整合了古今中外诸多门类的学术思想资源，所涉及学科涵盖伦理学、经济学、哲学、经济伦理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构建了全面丰富的学术信息平台，从而使得分析说理具有充分的穿透力和说服力。
道德经营确是一个宏大课题，也是极具挑战性、复杂性和时代性的战略问题。对此研究域，志丹博士心仪已久，凭借着巨大的学术勇气、深厚的学术功底、清晰的学术理念、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完成了这部洋洋35万余字的力作。可以说，这部书是他博士后三年的倾心之作，更是他学术理念和学术境界的真实反映，尽管其中或有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处，它给后续研究留下的高水准的研究平台和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则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否认的。基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经济伦理学领域中，本书的开创性价值必将载入史册，其学术和现实意义也必将不可磨灭。
参考文献：
[1] 张志丹.道德经营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4-20.
[责任编辑 刘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