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观范文第1篇
【摘 要】“以德为行，以学为上”的教育思想的产生和推广，具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现实意义，其中包含了深刻的含义。在21世纪这个物质财富急速膨胀，精神财富严重滞后的时代，推行“以德为行，以学为上”这样对人们思想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思想哲学，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就“以德为行，以学为上”在推进高校文化管理中的作用进行研究，以期对需找两者结合的最佳途径提供帮助。
【关键词】以德为行 以学为上 高校文化管理
高校是培养社会发展所需人才的重要阵地，但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不能仅仅掌握技术和专业知识，还需要具备优良的素质和高尚的道德，即所谓的德才兼备的人才。高校文化的管理是推进学生德育的主要平台，良好的高校文化管理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高尚道德潜移默化的环境。但我国高校的文化管理普遍存在滞后的问题，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合理有效的措施。而“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教育思想的出现，为推进高校文化管理提供了契机。
一、“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思想概述
道德是人生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体现，是一种意识形态。道德会对人们改造世界的行为提供指导作用，良好的道德观能够促使人们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而错误的道德观会把人们引入歧途。也就是说道德观是人们评价事物和自己行为善恶的标准，是推动人生发展的内部推动力量。大学时期是人生最美好的阶段，也是道德观形成的关键阶段，树立社会主义的荣辱观、自觉加强道德修养，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以正确的道德导向指导自己做于社会、于人民、于国家有利的事情，这就是以德为行的主要含义。
以学为上是指大学生徜徉在高校丰富的知识海洋里，应当心怀远大志向，立志做与国家与人们有用的人，充分利用优越的学习条件和美好时光，努力掌握更多有用的知识和技能。
二、高校文化管理的关键要素
高校文化管理应当在正确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指导下，以学生和教师为主体，注重文化和教学的相互结合，为培养具有高尚道德修养的毕业生创造良好的环境。高校文化管理的推动和实践应当统筹兼顾，有重点的实施，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关键因素。
（一）文化管理应注重“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应当成为高校文化管理的核心。学生和教师是高校的主体，是学校的主要组成部分，高校文化管理应当以培养具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优秀毕业生为目标。把教师和学生作为高校文化的主体，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去优化组合学校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创造一个宽松的文化平台，提供给学生和教师，让他们在正确的价值导向下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关注个性文化发展
高校文化不应当全国千篇一律，文化和事物的发展一样，在普遍性中要注重个性的发展。充分利用学校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目标规划、环境和管理方式，形成具有高校特色的个性文化。这样才不会在浩瀚而无新意的文化建设中使得自身独特文化泯灭。
（三）注重环境、制度和文化的协调统一
环境是高校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影响高校环境建设的重要因素。文化环境从形成的原因和对高校文化管理的作用不同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种是由于学校设施建筑和校园环境构成的高校物质文化，一类是由于高校人员活动和思想形成的高校人文文化。制度是为了保障高校文化建设能够有序、高效进行的规范。高校文化管理制度的建立是文化管理工作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只有上升到制度的高度才能使得建设活动有章可循，有据可评，使得管理的绩效能够找到评价的标准。文化是高校文化管理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管理工作的对象和核心。实现三者的协调统一，才能从总体上真正的把握文化建设工作的内涵。
三、“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思想推进高校文化管理
具体来讲就是在高校文化管理工作中深入贯彻“以德为行，以学为上”的指导思想。用这种先进的教育思想意识来指导高校文化管理的行动，反作用于高校文化管理行动。
（一）“以德为行，以学为上”促进人本思想的贯彻
“以德为行，以学为上”思想的出发点是学生的发展，把学生的道德思想和才能的发展作为思想运用的主旨。基于这种主旨高校应当重视学生主体价值的创造和全面的发展。提升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创建独特的精神文明家园，给学生以精神归属，重视学生个性价值发展，促进学校和学生的双向发展和认同。提升学生的团队意识，培养他们团队合作精神，鼓励学生参与学校决策，以使得他们形成“以校为荣，以校为家”的思想意识。
（二）“以德为行，以学为上”维护个性发展
个性是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主要特点，抛开特性谈事物，将没有任何的意义，千篇一律的文化更不利于学校文化管理工作成绩的彰显。“以德为行”要求高校文化管理中既要把社会普遍提倡的高尚道德运用融合到学校的文化中去，同时不能忽略本身的特点，发挥自己的特点建立具有学校自身特色的文化。“以学为上”就要把学以致用的思想理念植入到每个学生的观念中去，凝聚学校浓厚的学习文化氛围。学习是学生的天职，无论是学生时代的哪一个阶段，但学习目标却不相同。高校文化管理应当在“以学为上”思想的指导下树立高尚且被学生普遍认同的学习目标。
（三）“以德为行，以学为上”促进高校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影响高校文化管理的因素很多，但总体来讲，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是环境、制度和文化本身。“以德为行，以学为上”要求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环境因素，采用制度以规范，有效管理和组织学校文化发展。实现道德思想和学风建设相结合，相协调，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陈赞晓. 对“以德为行，以学为上”的再认识[J].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9（5）.
[2]刘淑丽，昌雄. 新时期做好高校文化管理的途径与措施[J].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3）.
社会文化观范文第2篇
摘要：当今世界发展中，文化力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过程中，表现出巨大渗透力和凝聚力，社会的科学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厚重的文化做底蕴。
关键词：区域社会可持续发展文化力
Key words:Region socie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ulture strength
作者简介：高素香，女，1967.9出生，经济学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工作单位：东营职业学院经济系。
一、当今世界发展趋势
1、社会发达程度以文化力为标尺
文化因素开拓了人们的精神视野，发展了人们的精神能力，并形成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应变能力、创造能力、吸纳能力、发展能力。拥有庞大的物质资本不再是最大的优势，文化以特有的价值渗透力，塑造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独有的魅力。而正是饱含文化底蕴的国家、地区形象，不仅形成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同时正在以巨大的磁力,吸纳着社会发展的各种要素，推动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沧桑巨变的历史证明:文化繁荣与否,就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显著标志。
2、文化力与经济力结合而成的文化产业，成为强有力的国民经济增长点
文化产业已成为支柱产业之一,被视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占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七至八成。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依靠文化力,依然达到富国强国的目的。
据有关统计,全球500强企业排名,文化企业所占的比例、位次明显上升。从1996年起,美国的文化产业首次超过航空、重工业等其它传统产业一跃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2003年美国400家最富有的公司中,有1/4是文化企业。数字技术、风格技术、人工智能、设计艺术等正在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也日益成为各自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人类社会正进入一个以文化产业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文化经济社会。
3、经济力与文化力成为社会前进的“车之双轮”
以企业文化、商业文化、金融文化、消费文化、民俗文化等为核心的文化力体系正成为充满活力的现代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不可阻挡地向一切可能的产业中渗透发展,拉动着相关产业的延伸和升级。同时，文化资源自身也在不断组合、建设、发展、繁荣并以独立的支撑力量推动社会发展。经济力侧重于硬件即物质条件方面表现出来的社会力。它的作用是直接的、外显的、短期效应的。而文化力侧重于“软件方面”，是精神与文化方面体现出来的综合力,它具有间接的、内蕴的、长期潜移默化的作用,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并趋向于一体化协调地发展，共同构成社会前进的车轮驱动力。
4、文化力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当今社会要发展的持续推动力中，渗透的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强调经济伦理、生态伦理、生产、交换、消费等发展伦理等,而伦理思想产生新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道德伦理观念、宗教、文学艺术、社会学说、教育思想、新闻出版事业、公共文化设施及其活动、民间文化、卫生、体育等众多文化现象,它们贯穿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等一切领域，是以新的价值观念和方法所表现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将会作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量，把人类带进一个保护自然、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全面进步时代。这正是社会文明提升的集中表现。
5、科学发展观是发展模式的及时转型
当今，“生态与环境已成为人们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的第一要素”。从决策层和普通老百姓，都开始从人类、经济、社会、科技、环境协调发展的高度反思自己的观念和行为，研究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生态平衡、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人文精神融入发展观念,形成新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线的社会整体进化，它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发展的转型、创新、再跨越。
二、科学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厚重的文化做底蕴
1、继承借鉴和创新超越相并重的文化
时代呼唤创新，发展需要创新，惟观念常新有才活力。创新并超越的观念影响和决定着人们的精神和素质。创新观念强调在充满活力中要敢于大胆创新、跨越而不要只是追赶、跟进，要加强协作而不是固步自封。正是通过观念的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创新，这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自主创新的发展理念,造就开放、进取、宽容的科学思想和文化环境,在灵活中善于打造鲜明个性特色。
两种文化的作用，就能够相得益彰，凝练出独特的应变能力、创造能力、发展能力，而使社会在沉稳与活泼个性氛围中和谐向前。
2、外来文化与本土的传统文化和谐共赢的文化
民族文化的特色和个性是一个地区的“名片”，是我们的根基，一定要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要坚决摒弃以牺牲历史文化去换取一时发展的短视观念，从保住民族生存根基的战略高度善待古迹。要积极实施“特色文化工程”,加强文化名城、名镇、名馆、名园和名品的建设，真正做到以民族的文化为永远的根基。
另一方面，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化，把这些元素纳入传统文化中，以多元的文化魅力消解不同群体间在利益分配中可能形成的价值观分化与对立，形成良好的区域人际关系，提高区域的的凝聚力和创造能力。有一种观点认为,外来文化,会影响文化安全,会使我们的意识形态失去控制。其实,这是一种不必要的担心。我们以传统优秀的根基，管理、传播、影响吸收外来的元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反而使我们更精进、更具有创新力。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在传播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一概抛弃，在传统文化的断层中一股脑儿地炫舞外国流行音乐、外国电子游戏、外国消费观念、自由价值观念，这就是今天我们消费的精神产品,民族文化已经在年轻一代身上难觅踪影。这将真正影响我国的文化安全。
3、经济、社会、科技、环境协调发展的人与自然和平共处的生态文化
生态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生态文化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提倡尊重自然、认知自然价值，建立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文化与氛围，注重平衡各种关系,避免由于资源分配不公、人或人群的斗争以及权力的滥用而造成对生态的破坏。是对现有文化的超越，它将引领人类放弃工业文明时期形成的重功利、重物欲的享乐主义，摆脱生态与人类两败俱伤的悲剧。
区域社会发展中一定要树立“生态环”的意识，把人文，环境，经济技术整合在一起，把区域功能、区域环境与区域文化有机统一起来，形成区域“生态环”体系。即要秉承当地的资源、人文气息，在逐步沉淀和谐、文明的文化底蕴的氛围下，融合经济发展步伐，更要能够形成环境优美的生物栖息地，以良好的社会形象吸引发展要素。
4、以浓郁文化内涵设计好区域形象
区域形象是一种资源,一种生产力。形象资源的开发可以获取区域稀缺的注意力资源。“注意力经济”是迈克尔·戈德海伯(1997年)提出的新概念。他指出,在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社会中,信息已经不再是一种稀缺的资源,而是相对的过剩,稀缺的是人的注意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也说过:“随着信息的发展,有价值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查尔斯·德尔伯认为,“注意力日益成为一种可以购买的商品”。
区域形象设计与建设是推动区域发展的一种新思路,新方法,新文化理念。其设计，要铺垫着人们相互尊重的和谐、融洽气氛的底色，它容纳区域内公众的理想、追求、道德、感情和行为等综合心理环境，具有传统性、稳定性、时代性以及符合人类求真、求善、求美的的文化内涵。一个区域的名胜古迹、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民俗风情、历史事件、人物传说、文学作品、节会活动等，经过文化着色运营都可以成为区域形象一角。关键的一点，是要找准富有个性和特色的优势文化资源，并以独特视角，融自然性、知识性、思想性于一体进行区域灵魂塑造。
5、实施区域一体化联动战略，谋求共同发展
当今社会中，传统风土人情越浓的东西，联动效应也越大。区域社会不是封闭社会，同样，区域文化也是包容与融合的文化。从世界创新型城市成功案例可看出,许多著名创新型城市的成功都离不开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城市联合体作为支撑。区域创新需要树立联动发展的新观念,确立“共赢”与“协同”发展的新思维,要站在整个区域发展的角度,就长期战略及规划思路、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策略、跨省市重大建设项目规划布局等进行协作和交流,从决策层面加强沟通,协同发展,最终通过区域内政策互惠、交通一体、信息共享、产业互补等方式形成紧密的分工协作关系,在实现整个区域社会经济共荣的同时促进自身的快速发展。
基本思路是，建立打破行政壁垒的区域协作区。在不涉及现行行政管理框架的情况下，实现区域某些职能管理方面的一体化。政府层面要搞好配套设施，比如交通、通讯、金融、医疗、教育、生态保护等，以及一些基础性、服务性的一体化工作，创造统一的市场环境以及竞争条件；协作区要通过联动培育文化产业之间的配套能力，比如生态农业城、休闲旅游城、职业教育城等不同特色又互动发展的区域发展格局，形成区域产业群落，最终实现区域在资源、经济、文化环境上的互补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俞伯灵.以文化为基础的经济《浙江学刊》[J].2005，6：175-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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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英法.以经济文化一体化推动文化经济的兴起.文化创意产业网2008.9
[5]李校利.文化生产力研究对生产力原理的创新和发展《探索》[J].2007，4：17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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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林宗.文化经济论的时代意义《新华文摘》[J].2006，8
社会文化观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分层；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一、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
《群书治要》引《老子》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2]孟子云：“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3]《礼记·大学》云：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4]中华圣贤从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中感悟出了人生之道，即以四维八德为言行准则，在立足孝道的基础上去和睦邻里、奉献社会、报效国家，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收获人生的幸福，而圣贤教育则是确保这种价值观得以贯彻落实的根本，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5]。
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这种对伦理道德与文明礼仪孜孜不倦的人生追求早已渗透到中国古人生活的点滴之中、内化为中华民族最精髓的精神思想、构成了中国社会最主流的思想价值体系，因此，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是以修身为本[6]。时至今日，这种教学为本、以德为先的人生观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内涵和最鲜明的象征，而也正是由于中华文明这种无与伦比的独特内涵使得中华民族拥有了基于道德之上的内在的民族文化基因与凝聚力量以及那份亘古不变的文化韧性。从先秦到清末、从民国到改革开放，这种基本内涵及其所带来的文化基因、凝聚力量和文化韧性让中国社会在面对每一次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的时候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特色道路，而这也许正是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内涵的独到之处。
二、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一）民族：中华血脉的永恒传承
“位于中国北部黄河流域的商朝文明的类型是欧亚大陆所有文明中最为与众不同的……今天，中国可以为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持久的文明而自豪。中国文明不但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独特的。”[7]中国文明的古老和稳定总是给外国观察家们留下深刻的印象。[8]从天下为公的原始社会到中国文化初具规模的西周时代，从春秋战国的分裂割据到秦汉时期的封建大一统时代，从积贫积弱的晚清末年到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再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纪元，每一次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都伴随着外族的入侵、兵戈的劫难和文明的摧残，但中华文明不仅在动荡之中生存下来，而且还随着时代的变化一脉延续到了今天，即使在传统体制土崩瓦解的近代中国以及西方文明深刻渗透的当下中国，中华文明也依旧没有中断。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教育、崇仁兴德的基本内涵使得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9]，而这种影响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伦理道德对中国人民从始至终的深刻影响，对教育的坚持、对道德的信仰以及对礼仪的恪守使得中国人上至治国理政、下至生活作息都将伦理道德作为其言行的价值取向并通过教育的方式将这种德教为本的精神代代相传，由此形成了中国人民思维与行动上的内在稳定性和连贯性，是故每当中国社会面临转型与分层时，在矛盾、动荡与多元化的冲击之下，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中国人民基于伦理道德之上的那份稳定与连贯始终都能让他们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的背景下坚持优良的传统、做出理性的抉择、保持民族的风尚，从而在根本上确保了民族文化命脉以及中华民族血脉的永恒传承，在民族层面，这是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二）国家：治国理政的无上智慧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背景下，治国理政必须拥有科学的理论、理性的认知和正确的实践道路才能把握机遇、应对挑战、走向成功，而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正是这些理论、认知与实践道路形成的智慧来源。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0]，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国之道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管仲的“四维不张，国乃灭亡”[11]，即通过道德教化来保证国家的繁荣强盛、维系国家的长治久安。
当统治阶级与阶层的精英们始终将道德礼仪作为安邦定国的根基时，在国家面临转型和分层之际，对道义的坚守、对良知的追求会让他们基于黎民百姓的立场去探索天下人的幸福之道，这份对道德的执著必然会使得他们的决策是理性的且能够符合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之时的国情，由此领导者们也将会很好地把握住转型和分层所蕴藏的机遇、有效地应对其所带来的挑战而非自私地为了个人与派别的利益在转型与分层之际将国家带到冲突与矛盾的灾难之中，在国家治理层面，这种智慧不仅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最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是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而最为典型的例证便是从晚清到中华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在由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转型时代，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以及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全党在马列主义指导思想的范畴之内对中华传统美德的深刻践行。
（三）社会：和谐稳定的精神支撑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往往会不可避免地给社会秩序带来重大的影响。而当社会转型进一步发展引起社会的分层时，对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来讲，往往还会存在多元化的严重挑战，不同的社会阶层在整个社会生产关系网络中拥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分工上承担着不同的生产任务，在此基础上，各阶层逐渐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意识与价值取向，这种基于经济关系之上的差异实质上让社会内部分裂为不同的利益阶层，并埋下了冲突的伏笔，改革开放以来在阶层分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群众上访、暴力冲突等社会现象的出现则是其典型的表现。而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对社会秩序的威胁也必须且也应当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加以解决。“我们看到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中国人秩序井然地生活着，实在令人感佩。中国人家庭的内聚力很强，孩子也受到严格的教养，所以才能够在这种欧洲根本无法忍受的环境中生活。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能力实在令我惊叹不已。”[12]汤因比博士对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评价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稳定社会秩序的独特价值。
传统文化影响之下的古代中国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与宗教教育巧妙结合在一起，通过这种严密细致而又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中国人形成了仁爱与道义的正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将每个中国人紧密地凝聚在家庭之中、规范着他们的生活言行，在家庭团结安定的基础上，中国社会保持了长久的和谐与稳定。当中国开始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时，无论是利益的冲突还是多元化所导致的社会分裂，传统文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基于家庭与宗族之上的家道教育始终都能够让他们于这种动荡、威胁之中保持理智的思维、协调好相互的利益关系以及继续维持对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认同感，这不仅会极大克服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对社会秩序所带来的困难，更会让中国社会化解矛盾、把握机遇，紧密有效地凝聚起来共同推动社会的改革和发展。这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教化之下的中国社会与人民能够有效解决利益冲突和多元化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并使之迅速恢复到持久稳定的状态之中，作为社会和谐稳定的精神支撑，这正是社会层面，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四）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依靠
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3]孟子云：“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14]荀卿云：“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15]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将个人的德行修养作为其在天地间安身立命的根本，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个体基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利益之上的赤裸裸的阶级化描述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在承认个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前提下一直都将道德修养和文明礼仪作为个人言行的衡量准则以此指导人们理性地协调关系、化解矛盾、追求幸福。当社会转型改变个人的生活状态时，带来的既有困境的打击也有发展的机遇，但无论是挫折还是利益，传统文化教化之下的人们总是能够坚强坦然地面对生活的挫折、理性睿智地看待自身所获得的利益；而当社会分层将每个人归类到不同的利益阶层时，他们也能够有智慧地在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阶层意识与民族共识之间寻找到维系和谐的那份平衡。
“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纪里，也仍在继续发挥作用。特别在现代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侨的个人活动中也都体现着这种美德……在现代世界上，我亲身体验到中国人对任何职业都能胜任，并能维持高水平的家庭生活。中国人无论在国家衰落的时候，还是实际上处于混乱的时候，都能坚持继续发扬这种美德。”[15]汤因比教授对中国国民性格的评价如果从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的视野角度来加以分析的话，那就是：每当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了不安定的灾难性因素或是为他们带来更多利益、让他们生活变得更加富有和安逸时，经受过良好而又深刻的传统文化教育的中国人总是能够以他们身上那份顽强坚韧、勤恳踏实、道义仁爱的传统美德克服困难挑战、和谐四周邻里并在更加富贵的生活状态中维持身上那份质朴纯真的传统道义与礼仪精神。由此，不管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给他们的人生带来多少的威胁，他们总是能够化解利益上的矛盾、达成思想上的共识，最终，他们在收获幸福人生的同时也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无论是秦汉社会转型之际的兵灾连绵、还是近代中国的战争动荡、亦或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层背景下多元化趋势的加强，中国人或是明确的或是潜意识里一直都将以四维八德为核心的中华传统美德作为其安身立命的根本依靠并据此经营人生。在个人层面，这是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三、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实现路径
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的背景下，只有党和政府坚持以德治国、社会舆论导人向善、个体个人依教奉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才能实现。
（一）党和政府：为政以德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8]是故通常的中国政府基本上是建立在道德力量的基础上：它不是一个专制政府。[19]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都较好地遵循了传统文化之中的仁政理念、将道德贯穿于治国理政的每一方面，这使得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之际中国政府能够有效凝聚天下民心、继续维持思想共识、迅速稳定国家秩序，最终确保了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传承与国家治理的顺利开展。因此，党和政府首先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前提下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作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思想的最为重要的来源。其次，党和政府必须要改革国家制度体制，为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各领域传统文化思想的贯彻落实提供制度支持。最后，党要建设学习型政党、政府也要加强自身建设，深入学习和践行传统文化中的仁政爱民思想，在此基础上，采取各项鼓励性措施带动全国学习和落实传统文化。最终，为党和政府下一步国家改革的成功、有效应对未来有可能面临的社会转型和更加深刻的阶层分化以及民族文化命脉的继续传承奠定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二）社会舆论：导人向善
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20]因此，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的背景下，要在社会层面上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就必须要发挥社会舆论的积极作用。古代中国通过家庭、学校、社会以及宗教教育在全社会实现了导人向善的目标、形成了讲道德、懂礼仪的社会风尚，形成了民族、国家、社会与个人在历次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中把握机遇、战胜困难的精神支撑与思想指导。而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若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四维八德的传统美德、净化社会风气、实现导人向善的目的就必须要借助社会大众传媒的力量。新闻媒体工作者必须要明白自身所担负的弘扬民族文化、引领社会风尚的重大责任与职业操守，要通过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理念来引导社会大众的思想价值取向，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21]。最后，在当前社会分层逐步深化的背景下，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和谐提供坚固的精神支撑。
（三）个体个人：依教奉行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22]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需要每一个社会个体将它的基本内涵理念贯彻落实到生活的一点一滴之中。个人首先要响应国家的提倡号召以及社会舆论的引导，积极学习和认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与本质理念，在此基础上，将传统文化思想作为自己工作、学习、生活的指导思想并始终坚定不移地在自己人生经营的过程中按照圣贤的教诲将传统文化德教为本的理念践行下去。当自身的道德修养不断提高以及人生的幸福得以收获时，自己更要以自己学习和践行传统文化的经历为周围的人现身说法，通过自己的榜样示范作用感化自己周围的亲朋好友，引导他们将修身立德作为其安身立命的根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做好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从而在当下社会分层深化背景下以及未来有可能面临社会转型时，为自己能够面对人生挫折、打造幸福人生以及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在个人层面的价值奠定深厚的道德修养基础。
注释：
[1][11]（唐）魏征，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编撰.群书治要[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2]线装国学馆编委会编著.中华蒙学全书第一卷（孝经）[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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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观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社会团结经济;经济理性;共生共享发展模式
从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全球陷入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酷的经济危机。正如大萧条迫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退居二线，这次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宣告此前风光无限的新自由主义濒临破产。1970年代初以来，面对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萧条，继承新古典主义衣钵的新自由主义取代辉煌近半个世纪的凯恩斯主义，成为主导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以《华盛顿共识》为依托，利用拉美、非洲国家的经济困境，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为幌子，成为西方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工具。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在短短30年里所向披靡，关键在于其基于新古典主义制造了一个极其简单却深入人心的神话：只要坚持经济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和自律性市场(Self - Regulating Market)，就能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繁荣。2008年席卷全球的危机让这个神话彻底破灭。正如奥巴马在2009年新年献词中指出：市场究竟是为善还是作恶，这不再是我们思考的问题。市场本身没有能力创造财富和扩展自由……经济发展成功与否从来不只取决于国内生产总值规模，而是经济繁荣能否为每一个心有所愿之人提供更多机遇。1奥巴马这段话的后半部分是对量化经济指标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反思。二战结束后，“发展”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的重要使命。尽管自1970年代以来，追求量化经济增长的现代化理论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但这一理论无论在政策实践还是观念舆论层面依然无处不在。究其原因，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对于经济理性主导的发展模式不但没有反思，反而将其推广至个人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本研究将以法国2014年正式通过法律予以承认的社会团结经济(Economie sociale et solidaire)为例，阐述新自由主义危机如何促使精英和民众反思经济理性主导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何在继承工业革命时期社会经济学传统的基础上，构建个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全新发展模式?
一、从新古典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个人自由与社会繁荣的神话
19世纪中期创立的边际效用学派(Marginalist Economics)标志着经济学开始摆脱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科学定位，逐渐向帕累托倡导的以数学为主要工具的纯科学迈进，个体行为取代国家财富成为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经济学科学化的前提在于理性个体假设，经济人模型(Homo Economicus)和自律性市场被赋予主导地位，这正是新古典主义的核心内涵。以自然科学为范本、以数学为主要工具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自此远离了鲜活的社会现实，在自身制造的由原子化理性个体和自主调节的泛化市场构成的幻境中追求所谓的经济规律。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政治形势进一步“确认”了经济学科学化转向的合法性，诸多经济学家得以避免与执政当局合作，移民美国。他们是战后在美国创立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推动者。尽管哈耶克等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最终决定新自由主义理论走向和现实影响的是以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贝克(Gary Becker)等为首的芝加哥经济学派。他们一方面确立了经济学的绝对主导地位，将经济理性和自由市场竞争逻辑渗透到个人生活和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将新自由主义强加给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然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治理方面的困境最终让新自由主义制造的神话彻底破灭。
(一)经济人与经济理性：个体原子化与社会分化
18世纪中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整体国家财富的增长与分配。从标志着经济学“科学化”转向的边际效用学派开始，经济学摆脱了政治经济学的整体主义(holism)范式，转而从个体主义视角研究经济现象，即追求效用(utility)最大化的个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如何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推动经济均衡(Economic Equilibrium)的达成。帕累托随后提出“纯经济学”概念，即效仿自然科学，以数学为主要分析工具，描述理性个体如何通过逻辑行为达成总体经济均衡[1]。1898年，法国经济学家夏尔·吉德(Charles Gide)第一次将这些“数学经济学家”定义为“新自由主义学派”，1而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则将他们称为“新古典主义”[2]。新古典主义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模型的起点，科学化框架下将经济活动抽象为理性个体在市场供需法则作用下实现均衡为个体原子化和社会分化埋下伏笔。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二战后大量欧洲经济学家移民美国，以数学手段为基础的新古典主义逐渐跻身主流经济学地位。1932年，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提出著名的经济学定义：经济学是研究在各种目标和具有各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建立关联的人类行为的科学，并强调经济学应该坚持理性个体假设，摒除任何伦理价值的考量[3]。1968年，《国际联合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Unified Science)经济学卷正式出版，标题为“数学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方法论”[4]，该书是经济学界旷日持久的学科定位争论尘埃落定的标志，表明从边际学派开始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最终获得了绝对主导地位，数学和数理统计成为研究经济现象的核心方法。以“朝圣山学社”(Mon Pèlerin Society)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诞生是二战后美国经济学主导地位的集中体现，以芝加哥大学为核心的美国经济学界秉承新古典主义传统，将“科学化”经济学的影响力从学界推广至政界、整个社会，进而向世界其他地区渗透。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出现，将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内在缺陷进一步放大。
具体而言，从边际效用学派到新自由主义，以效用最大化为核心的经济人模型經历了一个不断抽象化的过程。杰文斯(W. S. Jevons)等边际理论家采用边沁功利主义理论基于人类快乐或幸福的效用概念。但由于快乐或幸福很难量化，马歇尔(A. Marshall)提出以人们为实现或满足欲望愿意付出的价格来度量效用[5]。当代新古典主义个人选择理论摒弃了边沁的效用概念，将效用看作个人选择的一种数量表述[6]57。二战后美国主流经济学将效用最大化定义为消费偏好的排序，即理性消费者将选择排序最高的物品，不需要考虑不同排序对应的量化差异[7]。芝加哥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贝克尔进一步提出偏好稳定理论，即经济学家并不试图理解偏好如何形成，而是作如下前提假设：偏好不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实质性改变，富人和穷人之间、不同社会和文化之间没有显著差别[8]7 - 11。该理论标志着经济人从最初能够感知幸福、快乐、存在差异的个体逐步演变成只有固定偏好、完全同质化的个体，每个个体都是工于计算，努力建构效用最大化的机器[9]。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眼里，企业与个人没有差别，他们都是没有价值观，没有情感，甚至是没有意识的效用最大化计算器，经济学因此成为类似物理学的“客观”科学[10 - 11]。
经济人模型的不断抽象化为经济理性和市场机制控制全部社会生活铺平了道路。正如贝克指出，经济研究的领域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相关的全部决定。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综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的运用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经济分析……能够对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作出统一的解释。价格和其他市场手段在社会范围内分配稀缺资源……执行着全部或绝大部分社会学称作“结构”的职能[8]7 - 11。新古典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遵循方法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范式，即一旦每个个体努力实现效用最大化，不同个体聚合在一起，整个社会就能实现效用最大化，这就是市场均衡、也是效率(efficiency)最优状态[12]，不同个体之间的充分竞争是实现均衡的保障。1
简言之，新自由主义勾勒的理想社会是工于计算的理性个体在与他者不断竞争过程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社会“善治”。社会只是一个原子化个体的集合体。正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所述：我们这个时代，太多孩子和百姓把自己的问题归结到社会头上，社会是谁?根本就没有社会!有的只是一个个男性和女性……2
(二)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神话破灭
福柯指出，现代国家日益复杂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引发了针对构成社会的每个个体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知识需求，即了解个体在各自生活中如何行动[13]148。以“科学”解释个体选择为出发点，将社会简化为追求效用最大化个体组成的自由竞争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在凯恩斯主义频频碰壁的1970年代迅速蹿红，成为英美等西方大国政府的座上宾。随后在以美国为首的大国操纵下被强加给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成为衡量所谓“善治”的标准。以经济理性和自由市场为支柱的新自由主义落实到国家治理层面，集中体现为福柯所说的以“企业”逻辑对全社会进行格式化[13]226。具体而言，政府部门不再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不再致力于社会公平和正义，而是借鉴企业管理技术，按照市场供需法则，尽可能追求高“效率”和“效益”。经济事务方面，实施取消管制(deregulation)、自由化(liberalization)和私有化(privatization)[14]。我们将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角度，审视新自由主义承诺的个人自由和社会繁荣是否现实存在。
里根和撒切尔主政时期是新自由主义全面介入国家治理的开始，双方虽然在具体政策层面存在一定差异，但指导原则与前文所述基本一致，政策效果同样大同小异。对于极少数社会上层阶级，特别是经济精英而言，新自由主义的承诺完全有效，他们占有的权力和财富迅猛增长[15 - 16]。而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工薪阶层面临的则是就业不稳定加剧、购买力下降、不安全感与日俱增，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峻[17]。对20世纪美国人均收入的追踪研究显示，罗斯福新政之前，90%普通民众与10%精英阶层之间存在严重不平等，双方差距随后不断缩小。1960至1974年出现完全同步增长，自1974年到世纪末重现罗斯福新政前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现象[18]。无论在美国还是英国，最富裕的1%人口占据国民收入的比例自1980年代初以来都翻了一番，美国从8%增至18%，英国则是从6.5%提至13%。美国企业CEO的薪资在1990年代平均增长400%。这些财富精英通过政治献金、游说集团、媒体私有化等各种渠道逐渐控制国家治理的核心领域。举例而言，2011年，90%的美国媒体被6家公司控制，而在1980年代初是50家公司。在英国，3家公司控制了全国70%的报纸，其中默多克的公司就占据超过1/3[19]。2014年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项研究证实，经济精英和代表商业利益的团体对美国政府政策具有实质性独立影响，而广大公民和公民为基础的利益团体几乎无法产生独立影响，美国因此更像是寡头政治而不是民主[20]。
新自由主义是美国与拉美国家自19世纪末以来控制与反控制博弈的一部分。拉美主要国家始于1930年代，致力于经济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主义政策严重威胁美国利益，新自由主义成为美国重新掌控拉美经济命脉的工具。新自由主义的输出首先从人才培养开始。早在1950年代，弗里德曼等在芝加哥大学、美国政府、美国公司和福特基金会等支持下启动了拉丁美洲经济人才培养计划，拉美留学生在美系统学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学成归国后成为主导政府经济决策和垄断经济学界的知识精英。这些被称为“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的精英人才在智利、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等国1980年前后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其次，美国借助债务危机迫使拉美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1970年代，拉美国家由于石油危机出现巨额贸易逆差，急需国际贷款。在美国的操纵下，大量石油美元经过华尔街投资银行，以短期贷款方式借给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1975至1982年，拉美国家的外债规模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增长，1982年占本地区国内生产总值50%以上，相当于当年出口的3.8倍，完全失去还债能力，爆发主权债务危机[21]。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出“结构调整计划”，受援国获得救助的条件是实施自由市场改革，即此后汇总提出的《华盛顿共识》。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横行的1980年代被联合国拉丁美洲与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称为“失去的十年”(lost decade)。经由“芝加哥男孩”制定、实施的各项改革措施给拉美各国带来的不仅是“丧权辱国”，而且是社会崩溃。一方面，国家治理的重大决策完全被国际组织及其背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和跨国公司控制，各国民选领导人被架空，他们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在于惟命是从，如若不然则被以各种方式推翻。毫无悬念，这些国家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发达国家，与殖民时期惊人相似。1另一方面，广大民众实际收入和购买力大幅下滑，失业或就业不足，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犯罪率持续攀升。1950年代，拉美人均收入超过世界其他发展中地区，大约为发达国家数据的50%。而1999年，拉美不仅远远落后于亚洲、中东和中东欧地区，而且仅仅是发达国家数据的不到30%。1980年代，拉美地区的贫困人口比例高达48.3%[22]。绝大多数拉美民众(83.6%)生活的国家从1975至1995年社会不平等持续加剧，1%最富裕人群与1%最贫穷人群的平均收入比从1980年的237：1，发展到1995年的417：1[23]。深陷社会危机的拉美国家同样是全世界犯罪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以谋杀为例，拉美每10万人的年均谋杀案数字是30.7，是全世界平均数据的6倍。无论是犯罪者还是受害者，都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24]。新自由主义没有给拉美社会带来承诺的自由和繁荣，反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和普遍的悲观失望情绪。2004年一项调查表明，即使在整个地区取得5%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下，59%的民众依然认为未来经济形势会变坏，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孩子的处境会比自己更糟[25]。
二、法国社会团结经济：个体与社会共生、共享的发展探索
正如波兰尼指出，在市场制度急速扩张、气势汹汹地将全世界方方面面收入囊中的同时，来自反方向的保护社会运动应运而生，努力修复被市场破坏的社会肌体[26]。2014年法国颁布法律予以正式承认的社会团结经济正是源于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为缓解社会危机而涌现的民间自救行动，最初国家完全没有涉足[27]。此后，社会团结经济主体始终没有摆脱“创伤修复”的边缘定位，游离于国民经济体系之外。二战结束后，以经济理性、市场主导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莫斯科维奇指出，自私、工于计算、漠视他者、只热衷于追求财富的“经济人”主宰着每个人的精神和身体，无所不在，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28]。2008年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成为反思自由市场经济的转折点，一直以来默默无闻的社会团结经济因为自身与自由市场经济完全相反的理念以及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地位和潜力第一次真正进入国家视野。
2009年法国政府委托国民议会就社会团结经济提交调研报告，从而启动了这一延续数个世纪、始终被漠视乃至无视的民间经济发展探索的合法化进程。2010年4月国民议会提交题为《社会团结经济：实现增长和就业的另一种方式》的报告。报告指出，社会团结经济承载着一种与自由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的历史和哲学传统，尝试将经济活动与社会公益目标相结合，突出基于参与和责任的管理逻辑，倡导个体和群体的伦理价值。这种经济形式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调整现有的发展模式，反思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意义。而社会团结经济在实现经济增长、创造财富和就业方面的表现证明，1将效益和人性更好地结合是完全可能的[29]。2014年的《社会团结经济法》正式赋予这一经济形式合法地位，本文将以该法律为分析对象，探讨社会团结经济如何超越经济理性和市场逻辑，将个人发展与社会繁荣紧密结合。
(一)社会团结经济：超越经济理性、推动合作共生
《社会团结经济法》开篇即明确，社会团结经济是适应人类活动所有领域的产业和发展模式，以此表明，这不再是一种边缘性、辅助性的经济形式。而法律第一章对社会团结经济的定义，对社会效用的阐述以及社会团结企业运营指导原则的规定则表明，经济效益不再是发展的首要目标，在尊重个体人权的基础上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合作共生的和谐社会才是发展的核心要义。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团结经济还原了波兰尼对于经济的“实质含义”(substantive meaning of economic)的阐述。波兰尼指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完全忽略了经济的“实质含义”，单单突出经济的“形式含义”。经济的“实质含义”源于一个事实：人的生存依赖于自然环境和他的同胞，经济活动则是人与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互动。從维护道德的角度出发，必须保证“实质含义”相对于“形式含义”的绝对优势，只有“实质含义”层面的经济活动才能确保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互惠。2
《社会团结经济法》第一条规定社会团结经济企业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首先，经营目标不只是利润分享;其次，企业民主管理，保证员工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员工的发言权与他们在企业的身份以及资本投入无关;最后，企业利润大部分用于维持和发展企业业务，必须建立储备金而且不能发放到个人，一旦企业破产或解散，相关收益转移给另一家社会团结企业。这三个条件是判断社会团结经济企业的标准，条件一和三表明，企业经营不再以个人和组织的经济收益为主要目标，企业利润主要服务于创造财富以外的业务活动，这些业务活动对应的正是法律第二条定义的“社会效用”(utilité sociale)。法国经济财政部对于社会团结经济的定义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经济形式的上述特性：社会团结经济企业内部运营和业务活动遵循互助和社会效用原则。这些企业采取民主和参与的管理模式，严格控制经营所获利润的使用，禁止个人收益，经营收益重新投入企业发展。3
如前文所述，新古典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假设之一是理性个体对于“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而每个个体“效用”最大化就意味着社会整体“效用”最大化。社会团结经济反其道而行之，从3个角度对“社会效用”进行定义：首先，企业业务必须致力于帮助由于经济社会原因、个人原因或健康问题而处境脆弱的个体，这些个体可以是企业员工、用户、顾客或企业经营的受益者等;其次，企业经营目标为消除健康、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排斥和不平等现象，推动公民教育和人民教育，维护和发展社会联系，维系或加强地区凝聚力;最后，企业致力于在经济、社会、环境和参与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推动能源转型和国际互助合作。“社会效用”的3重含义体现了社会团结经济的宗旨，即维护社会每个成员的平等权利，强化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和整体的凝聚力，促进不同社会之间的合作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共生共荣。换言之，社会团结经济致力于在尊重每个个体的前提下，推动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了确保上述与主体自由市场经济迥异的各项原则的落实，监督社会团结经济企业在运营中切实体现这些原则，《社会团结经济法》第3条规定了社会团结企业运营六大指导原则，1企业必须在此基础上制定内部运营规定，并周知每个员工。
(二)合作社、协会与互助机构：个人与群体的共生和共享
社会团结经济主要由合作社、协会和互助机构3种类型组成[30]。这3种类型虽然拥有各自的历史轨迹和特点，但均在运营实践中致力于个体和群体的共同发展。
《社会团结经济法》第24条对合作社定义如下：合作社是由多人自愿联合建立的公司，旨在通过筹集资金和共同努力，实现经济或社会方面的需求。合作社可以在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开展活动，必须遵循以下原则：自愿加入并向所有人开放，民主管理(每个合伙人或员工无论入社资本均为一人一票)，每个成员均入股，对员工进行培训，与其他合作社进行合作，合作社盈余优先注入储备金用于机构发展。
《社会团结经济法》继承了1901年7月1日法律对于协会的定义：协会是2人或多人通过共享知识或共同行动，为追求利润分享以外的目标而协商一致成立的组织。协会遵循自由组织、自由选择宗旨或目标、自由决定运行程序等原则。
《社会团结经济法》继承了《互助机构法典》的定义，互助机构是非赢利的私营法人，机构在成员缴纳会费的基础上，为成员提供救助和互助服务，致力于促进成员在文化、道德、知识、健康领域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
对比以上3类机构的定义，共同之处在于，机构的成立是每个成员自由选择、自愿投入(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的结果，机构运行过程中，每个成员以1人1票的方式平等参与管理和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认为这3类机构在保证全体成员共同所有的基础上确立了每个成员对于机构的所有权，体现了张小军论证的马克思提出的共有与个人所有深层逻辑的一致性，即共生性[31]。与此同时，机构的宗旨在于为所有成员服务，实现他们的愿望和诉求，而不是创造更多利润，经营产生的利润优先用于机构发展，而不是个人致富。这一规定突出了这3类机构对于共享价值观的追求，发展的根本在于每个人都能有机会得偿所愿，而不仅仅在于物质收益的增长。社会团结经济因此呈现出与自由市场经济决然不同的价值取向。
相较于协会和互助机构，合作社是最接近商业企业的形式，特别是由最初的工人生产合作社发展而来的 “合作公司”。1与其他类型的合作社相比，“合作公司”的特别之处在于其绝大多数成员同时拥有雇员和合伙人双重身份，每个员工既是企业的所有者也是企业的管理者。“合作公司”的宗旨在于改变工业革命以来资本剥削劳动的企业模式，企业为员工共有，是员工共同奋斗、共享收益的事业。具体而言，“合作公司”主要从股权、决策权和收益分配以及日常运营方面实践“共有、共生、共享”的企业价值。根据1947年9月10日《合作社章程法》、1978年7月19日《工人生产合作公司章程法》以及1992年7月13日《合作企业现代化法》三部法律的规定，“合作公司”员工至少拥有企业51%股权和65%表决权，非企业员工合伙人，无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拥有股权不能超过49%、表决权不能超过35%。公司股东大会执行每个合伙人1票的民主原则，与拥有股权数量无关，全体合伙人选举总经理(必须是员工)(股份有限公司)或董事会(股份公司)负责公司日常管理。经营收益分配方面，至少25%归全体员工所有，至少16%注入公司发展基金，不能分配。
日常运营方面，“合作公司”致力于让每个员工参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在个体与群体之间建立一种共生共赢的关系。加埃尔·特里维迪克(Ga?l Trividic)总结了5大类内部管理措施：1. 公司各级管理人员的任命充分体现民主原则，不仅董事会或总经理由全体合伙人民主选举产生，主要部门负责人同样需要得到部门成员至少三分之二的选票。2. 建立内部信息公开系统，保证每个员工公开、透明地了解企业管理、经营、发展方面的所有信息。3. 共同构建企业发展战略，尽可能广泛地吸纳员工参与研讨，并通过股东大会保证所有员工 - 合伙人参与决策。4. 根据公司集体管理、集体决策原则，确立每个员工 - 合伙人的义务，要求签署承诺书，保证参与企业管理、决策。同时，建立员工互助合作制度，特别是老员工传帮带制度。5. 建立企业教育、培训机制，在吸纳每位员工培训诉求的基础上，定期提供经营管理、工作技能等方面的培训。2
为了保证合作社在实际运营中切实体现上述原则，2014年法律规定了“合作社核查”(révision coopérative)机制：所有经营达到一定规模的合作社每5年接受1次“核查”，确保机构组织和运营符合法律规定，切实为成员利益服务。如果合作社连续3年亏损，或3年亏损金额超过注册资本一半，则需要即刻接受“核查”。此外，“核查”程序也可經由以下方式启动：至少10%的合伙人提出要求，董事会或监事会1/3成员提出要求，主管行政部门或社会团结经济部长提出要求。“核查”由专门认证的外部核查员负责，核查报告在呈交合作社全体成员大会讨论的同时，将送交主管行政部门和监督机构。如果报告显示存在违反合作原则和成员利益的问题，相关机构将被要求限期整改。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拒绝整改，主管部门将主持召开合作社特别成员大会。大会召开6个月后依然没有实质性整改行动的合作社将被吊销执照。1
三、结论
尽管新自由主义承继于标志着经济学科学化转向的新古典主义，但在学科服务宗旨和基本假设方面依然与亚当·斯密开创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一脉相承。无论是经济理性还是财富创造，新自由主义的“建树”无疑无可匹敌。正因如此，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在宗旨和假设方面的缺陷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被进一步放大，随着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扩张，物质财富的创造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在经济理性和自由市场的操控和异化作用下，绝大多数个体的自由幸福和他们所在社会的繁荣稳定最终成为无法企及的神话。
2014年在法国正式获得法律承认的社会团结经济的理论渊源正是亚当·斯密时期与自由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社会经济学传统。以西斯蒙蒂(Sismondi)、圣西门(Sain - Simon)、欧文(Owen)、傅立叶(Fourrier)、蒲鲁东(Proudhon)等为代表的学者面对工业革命和早期资本主义扩张带来的巨大社会灾难，认为经济发展的宗旨不是财富创造，而是人的福祉，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片面强调财富的生产，忽略了如何分配以造福于人，从而导致不断恶化的社会危机和循环往复的生产危机[32]209 - 210。他们认为，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假设，即个体对于自身物质利益的追求将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促成整体社会利益的实现无法成立，关键问题在于产权与劳动的分离和资本对于利润的无限度追索。在此基础上诞生了欧文、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实践、圣西门的社会改革理论以及蒲鲁东的社会团结理论……。其核心理念在于，不再以追求利润为首要目标，而是致力于建立共有、共生、共享的生产和分配体系[33]。正如蒲鲁东指出，何谓正义?正义就是承认他者与自身平等，就是无论面对何人、何种情境都能够保证对人的尊严的尊重。落实到人与人的经济关系上，正义意味着相互尊重和互惠互助[32]349 - 350。
今天的社會团结经济不再是“乌托邦”，而是经历数个世纪的风雨洗礼后成长为与自由市场经济并肩的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法国2014年《社会团结经济法》是1980年代以来全球团结经济(Solidarity Economy)(社会经济)运动的一部分。这一运动旨在证明，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不惜牺牲大多数人利益以及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并非如主流经济学家所论证的那样，是人类实现发展的唯一选择，为人民大众及其生存环境服务的经济与社会完全可行，而且这是一种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新型经济模式。团结经济秉承与主流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强调个体和群体的福祉、经济与社会公正以及生态系统的健康、可持续优先于利润和财富的积累[34]。1团结经济的兴起同样是1970年代开始国际社会从强调经济增长到追求人类发展为标志的发展理念转变的结果。1970年代后期，面对现代化理论在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困境，联合国对发展的本质、目标和路径进行反思，确立人是发展的起点和终点[35]，一个人群自身的发展道路应当源于其独特的文化，而不是遵循所谓科学标准或固定路径[36]。以人为本、内生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等理念在1990年代初凝炼为《人类发展报告》，后者为联合国发展规划署(UNDP)在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等学者推动下每年发布，从寿命(longevity)、知识(knowledge)和体面生活(decent living standards)3个角度制定“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37]，重新衡量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其核心思想是森所提出的自由发展理论，即发展不只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个人收入提高、工业化或技术进步，而是致力于消除那些影响人们享受自由的障碍，只有这样发展才能带来人的可行能力的增长，才能保证公平服务于每个人的福祉[6]1 - 7。2014年法国社会团结经济的合法化以及团结经济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表明，国际社会对于发展理念的反思正在落实为从国家发展模式到基层发展实践的创新，经济发展正在走出国家 - 市场二元对立的僵局，开启国家 - 社会 - 市场三位一体的全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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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健]
社会文化观范文第5篇
一、中国传统文化
上下五千年的层层沉淀，累积了悠久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从盘古开天地到女娲造人，从炎黄春秋到百家争鸣，从文景之治到五代十国，从唐诗宋词到元曲淸瓷，中华民族跨越了时间的长流，其文化的厚重民族的渊源已俨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语了。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以其特有的历史和环境形成中华特有的人文和政治文化，中国非常崇尚圣贤。古往今来涌现出许多文化圣人，比如，谋圣姜太公、商圣范蠡、医圣张仲景、科圣张衡、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等，他们不仅其伟岸的人格为人们所敬仰，而且以自己丰富的知识和深邃的思维，创制了一大批经典著作，成为中华文化发展史上不朽的丰碑。春秋时期思想家老子的《道德经》，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阐述了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墨子提出的“前相爱、交相利”的观点，庄子提出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韩非子提出的以“‘法”为中心，“法、术、势”三者合一的统治思想，更有儒学始祖孔圣人，倡导“仁”“礼”“中庸”其儒家经典《论语》被后世不断揣摩和致用，古语“半部论语治天下”。
谈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诗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绽放异彩。追溯到最初的《诗经》及后来的《楚辞》“乐府诗”直至唐代——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是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再至后来的宋词元曲。其间涌现出一大批文人墨客，他们优美深远的诗句，或感时伤事，或悲离喜和，或咏物怡情，至今仍被人们所传颂。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的精神。
但是由近代以来，西方引导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给人们带来了高科技的享受，比如迅捷的交通和通讯，似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事事物物已多显无用，于是很多人开始议论着在科技与信息的当今社会，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否应该被摒弃。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否定历史 !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总要有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政治之上的文化，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否定历史，否定民族精神。人为地割断自己的“根”。美国文化哲学家怀特说过：“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现在的文化决定于过去的文化，而未来的文化仅仅是现在文化潮流的”。可以说，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史，也就是发展和丰富传统的历史。同样，作为凝聚和激励人民重要力量的民族精神也是传统文化长期熏陶与培育的结果，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一个民族陷入任何困境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民族精神支柱，精神上无所依托。所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问题，决不单纯是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关系民族命运发展的问题。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一个国家走上民族振兴，走向现代化，无不是从弘扬 民族精神做起。且细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可知当今社会的发展仍脱离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撑：
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关注现实人生，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并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这种入世的人生哲学，培育了中华民族敢于向一切自然与社会的危害和不平进行顽强抗争。要实现现代化，这种自信自尊的精神是不可少的。
二、知行合一观。中国儒家文化所讲的“力行近于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重知轻”的认识论思想，这与实践品格具有某种一致性。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现现代化，当然要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社会主义实践。
三、重视人的精神生活。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的内在修养与这精神世界，鄙视那种贪婪与粗俗的物欲。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并认为“宝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对人格的根本要求，这种传统美德，对现代人格的塑造，也是非常可贵的。
四、有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今天，一个国家只有走上现代化，国家才会繁荣富强。而实现现代化，全靠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五、追求真理，勇于奉献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蔑视那种贪生怕死，忘恩负义、追逐名利的小人。古人在谈到对真理的追求时，认为“朝闻道 ，夕死可矣“。宣扬”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这种对真理执着、献身精神是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六、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古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社会只有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形成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社会风气，社会才能充满温馨与和谐，才能给人带来希望与力量。上述种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地的一部分，仅此就足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罗素曾说过：“中国文化的长处在于合理的人生观”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刻认识和概括。
因此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传统文化也并非一潭死水，而是一个动态系统。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形态，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这种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对社会长期发生作用。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其消极的因素，这与现代化发展是不利的，如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专制思想压抑着个性的发展，其特权思想也是中国人缺乏民主意识等。所以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我们也要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抛弃糟粕，汲取精华。
中国传统文化载着中国古老而又悠久的历史，记录了中华民族历历代代人民的生活情景和思想里程，她就是中华民族的血液渗透的中华民族的骨髓中，滋养着中国这个鲜活的生命!虽然在21世纪的今天，现代化主导着人们的生活，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仍是民族的灵魂，有着它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把握。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和力行意识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
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创立的儒学即被称之为“显学”。汉以后，儒学取得“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构成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要构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总体的把握。
一、和谐意识与和平发展
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两层意思。关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天人合一”。孔子主张寓天道于人道之中，要在人道的统一性中见出天道的统一性。因此，他既讲“天知人”，把天拟人化、道德化;又讲“人知天”，强调人在天命面前不是被动的。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中庸”也称“中和”、“中行”、“中道”，都是同样的意思，即“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所谓“和而不同”，说的是对
一件事情有否有可，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这是合乎辩证法的和同观的。所谓“过犹不及”，说的是凡事都有一个界限和尺度，达不到或超过这个界限和尺度都不可取。“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的实质乃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度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当今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既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也离不开人际关系的和谐。小至家庭，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都是同样的道理。可以想象，如果片面照搬西方的“戡天”思想而对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其结果只会破坏自然生态的平衡，并最终招致大自然的惩罚和报复。
二、人本意识与对人的尊重
所谓人本意识，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宏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而这也正是儒家所津津乐道和汲汲追求的东西。无疑，儒家不像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那样，突出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和个体的独立与发展。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第一，儒家并没有完全抹煞人的个体主体的作用与价值，抹煞人的个体主体的独立性与主动性。第二，主体理应包括个体主体和类主体，主体意识应包括个体主体意识和类主体意识。就类主体和类主体意识来说，儒家不仅不曾忽略，相反却是十分看重的。一方面，儒家从人性的普遍性出发，把人看成是一种社会性的类存在，作为类存在，人在自然、宇宙中居于特殊的位置。另一方面，儒家立足于人的家庭血缘关系，以人伦世界、人伦社会为人的生存发展的根本依托，故而人的社会价值或类主体价值较之人的自我价值或个体价值更重要。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儒家强调“人贵物贱”，认为人类有着不同于其他事物的高明高贵之处，具有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价值;强调“民为邦本”，认为人民构成国家政治的基础，只有基础牢固，国家的安宁才有保障，国家的发展才有可能;强调“民贵君轻”，认为人民、国家、君主的重要性，人民是第一位的，天下之得失取决于民心之向背。
三、忧患意识与责任承担
忧患意识是一种特殊的意识，是指人们从忧患境遇的困扰中体验到人性的尊严和伟大及其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并进而以自身内在的生命力量去突破困境、超越忧患的心态。儒家文化所体现的忧患意识亦正是他们通过对忧患境遇的深刻体验而孕育出来的宏扬人性尊严和人生价值、提升主体人格和精神境界的特殊心态。它包涵悲天悯人和承担责任两层意义。所谓悲天悯人说的是，孔孟之所忧所患绝非所谓感性物质生活的匮乏和个体生存发展上的苦困，而主要是内在精神生活的缺憾和人类群体生存发展上的苦困;绝非一己之功利得失，而主要是人类群体之幸福和理想的实现，是物我对立、人我对立的取消。所谓承担责任即是在悲天悯人的基础上所引发的自我关怀和群体关怀。自我关怀表现为谋求主体道德生命的提升;群体关怀表现为谋求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正如《易传》所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儒家的忧患意识对历代仁人志士胸怀天下、奋发进取、为理想而不懈追求传统的形成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即便在今天，人们仍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在严峻的现实挑战面前，我们尤其需要有孔孟儒家那样强烈而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去扛起时代的重任，消除民族的和人类的危机，由忧患而最终超越忧患，实现人类的崇高理想。
四、道德意识与文明进步
与道家崇尚自然的传统不同，儒家的传统是崇尚道德。儒家充分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性。首先，有无德行构成人们人格评价的直接依据。一个人如若没有崇高的道德，即使贵为王侯，也得不到万民敬重;其次，道德还是人们设身处地的行为准则。儒家认为仁义之心是人之生命的根本，失去仁义之心也就等于丧失生命之根本。因此，他们强调做事要
从仁义出发，不仁之事不做，不义之财不取，哪怕与人相处也要有所选择，要与有仁义之心即有道德的人相处。再次，道德构成文化教育的中心内容。儒家重视教育，但他们所论教育主要不是知识教育，而是伦理教育，如何做人的教育，儒家的愿望是通过道德教化以造就志士仁人的理想人格。最后，道德也是国家兴衰存亡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与这个国家上至国君、下至百姓的道德状况、道德水准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仁义存则存，仁义亡则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