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的论文范文第1篇
2、核心素养理念下中职国际贸易操作实训探究性学习研究
3、基于“市场需求”的国际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4、国际贸易中企业外汇风险管理及应对研究
5、小组合作学习在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双语教学中的应用
6、国际贸易规则在低碳经济下的影响研究
7、浅谈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术语及价格核算
8、我国国际贸易融资与国际贸易关系探析
9、国际物流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与应对
10、国际贸易供应链金融服务的风险及其对策探讨
11、产品内分工对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分析
12、国际贸易术语和国际贸易风险规避的关系
13、跨境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实务教学的影响分析
14、跨境电商环境下国际物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15、国际贸易中商务英语的应用价值探讨
16、网络经济背景下的国际贸易发展分析
17、刍论区块链技术在国际贸易支付中的应用
18、“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策略研究
19、中小外贸企业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标准化实践与应用建议
20、大数据时代国际贸易理论新发展研究
21、国际贸易政策保护性研究及中国的对策
22、国际贸易风险和防范措施浅析
23、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分析
24、深化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规划建设国际贸易改革试验区
25、国际贸易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
26、国际贸易中信用证风险的防范
27、国际贸易结算风险与防范措施的探究
28、利用大数据解决国际贸易结算中问题与风险对策
29、思政元素融入高职《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的教学探索
30、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之国际贸易的产生原因
31、关于国际贸易中跨文化营销管理的路径探析
32、我国国际贸易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探析
33、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
34、电子商务中国际贸易的创新
35、中国国际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与建设路径
36、绿色国际贸易与绿色国际贸易壁垒
37、信息化背景下的高校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混合式教学设计研究
38、跨境电商人才需求下《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39、信息化教学在中职国际贸易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40、培养国际贸易现状的宏观视角应成为高职院校国际贸易理论教学的重点
41、提升陕西国际贸易通道能力的路径研究
42、区块链与数字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
43、跨境电商对宁波国际贸易的影响
44、高校国际贸易专业创业创新人才培养改革探讨
45、经济新常态下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与对策
46、浅析国际贸易与国际物流的关系
47、国际贸易惯例及在我国的适用
48、外贸转型背景下国际物流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49、农产品国际贸易变化的影响和对策
国际贸易的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是我国现阶段高职院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方向，面对工学结合给高职院校国际贸易实务专业教师带来的新挑战，教师们应该适时进行知识调整，积极学习，自主发展，以期自如应对高职院校国际贸易实务教学的更高要求。
关键词：工学结合模式；高等职业教育；国际贸易实务专业教师；自主发展
一、引言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建立行业、企业、学校共同参与的机制，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因此，职业教育应具有开放的办学理念。主要包含了体系开放、机制开放和模式开放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教育要真正面向全社会，要求高职教育体系的开放；二是行业、企业、学校共同参与，要求高职教育机制的开放；三是工学结合、校企合作，要求高职教育模式的开放。高职院校“工学结合”的教育模式在国外较为广泛，比如：德国的“双元制”模式，以美国（社区学院）、加拿大为代表的CBE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模式等，是当今世界上较流行的工学结合模式。在我国，“工学结合”职业教育的模式可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半工半读，至今也形成了多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职“工学结合”模式。
二、我国在工学结合模式下高职院校国际贸易实务专业教学的现状
1.国际贸易实务专业课教师虽然有较好的教育教学基本理论功底，可一旦置身于工学结合的教育改革之中，与他们原有的教育教学观念便存在着很大的反差。首先高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观追求的是“以学生为本”“以就业为本”“以能力为本”。而传统“三中心”的教育观强调的是“以教师为中心”“以教学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两者在教育目标、理论基础、教育要求、教育方式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次传统教学倡导的是“传道、授业、解惑”，而工学结合倡导的是“教、学、做”合一的教学观。
2.近年来，许多职业院校进一步探索这种实训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当前我国缺乏学校和企业深度合作的制度环境，对企业吸引力不足，外贸工作又是政策性、操作性、连续性很强的工作，外贸岗位相对于生产企业岗位所需的工作人员较少，种种因素导致当前许多高职院校国贸专业的校企合作多数是流于形式。
3.“双师型”教师和具有商务背景知识的教师不足。现有的师资教学任务繁重，几乎没有机会在企业进行较为长期的顶岗锻炼。教师实训技能指导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国外三种职教培养模式
1.德国的“双元制”模式。“双元制”是一种国家立法支持、校企合作共建的办学制度。“双元制”中的一元是指职业学校，其主要职能是传授与职业有关的专业知识；另一元是企业或公共事业单位等校外实训场所，其主要职能是让学生在企业里接受职业技能方面的专业培训。这种“双元制”模式针对性较强，重能力，能充分调动企业办学的积极性。在这种制度保证下，企业不仅会制订完善的培训规划，促进专业理论与职业实践相结合，强化技能培养，而且能提供充足的培训经费，使教学有足够的物质保证。这种模式对德国高素质劳动者的培养、产品的高质量以及保持其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2.以美国（社区学院）、加拿大为代表的CBE模式。“以能力为基础的教育（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CBE）”产生于二战后，现广泛应用于美国、加拿大等北美职业教育中，也是当今一种较为先进的职业教育模式。其主要特点是：首先由学校聘请行业中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专家组成专业委员会，按照岗位群的需要，层层分解，确定从事这一职业所应具备的能力，明确培养目标，然后由学校组织相关教学人员，按照教学规律，将相同、相近的各项能力进行总结、归纳，构成教学模块，制定教学大纲，依此施教。其科学性体现在它打破了以传统的公共课、基础课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强调以岗位群所需职业能力的培养为核心，保证了职业能力培养目标的顺利实现。
3.澳大利亚的TAFE模式。澳大利亚TAFE（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体系是完全建立在终身教育理论之上的教育和办学体系。其全称是技术和继续教育学院，是澳大利亚一种独特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是澳义务教育后最大的教育与培训组织，国家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主要提供者。TAFE相当于中国的职业学校、技校和高等专科学校的综合体。TAFE学院前身是技术学院，澳大利亚最早的技术学院距今已有100年历史。至1973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了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明确提出将技术教育与继续教育相结合，把学历教育与岗位培训联系起来，实行柔性的教育培训方式，专门从事技术人员的学历教育。经历30年的发展，澳大利亚的TAFE体系已成为全球成功的特色鲜明的教育体系之一，并且在澳大利亚国民经济发展中愈益起着重要的支柱作用。
四、国外人才培养模式的启示和借鉴
了解以上三种模式，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职业教育与培训模式多样化。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模式基本上可分为三种：一是以企业为本，按岗位要求培训；二是以学校为本，以学校为教育主体进行职业教育和培训；三是双轨制教育，由学校和企业合作进行各种培训。除这三类传统的职业教育模式外，还有多种新的培训方式与之并存，如产学合作培训、国际联合培训、驻外培训、岗位轮换培训、逐层选拔培训、互联网络培训等。
2.职业教育坚持以能力为本位。国外职业教育和培训特别重视能力的培养，重点培养的能力主要有：组织实施工作业务的能力；交流与合作的能力；运用学习和工作方法的能力；独立性与责任意识的能力；对外界压力的承受能力及创新能力等。
3.职业教育要高度重视市场的需求与变化。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需密切关注当地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根据当地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状况来决定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及课程内容。
4.重视“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各发达国家非常重视这一领域的师资培训，为解决师资问题，各国在培养高质量的专职教师的同时，也形成了较高质量的兼职教师队伍。特别对于从企业聘请的专职教师，其职称、待遇应与其在企业所获职称无缝对接，无需从教师系列重新评审。
5.职业教育重视职业指导。为解决职业教育和培训与就业的矛盾，各国均重视职业指导，设立职业指导标准，部分发达国家设立专业职业指导员考试，颁发职业指导专业证书。
6.普遍采用“模拟实验室”的教学方法。模拟公司或模拟工厂的理论基础是行为导向的教学理论，其目的是注重职业经验的直接获取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学生边学边用，十分有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7.职业教育需要政府的重视。一方面在宏观政策上要给予倾斜，另一方面在资金的投入上，如征地、基建、实训设备等主要硬件设施建设都应由政府提供专项经费支持。
五、工学结合模式下我国高职院校国际贸易实务专业教师自主发展的途径
1.自主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实现教师发展理念的创新。在新形势下开展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教师本身应从个体完善、自身发展的角度树立正确的发展观，高职院校教师尽快从“要我学习”转变到“我要学习”的理念上来。
2.自主参与教学研究。实现教师发展、工学结合模式下高职院校教师的教学研究是一个艰辛而又复杂的过程，教师必须具有自觉的认识和自觉的实现。自觉的认识是要教师不断提升自己的认识高度，去接触理论，理解理论，让其更好地为自己的研究作铺垫；自觉的实现是要教师积极地开展各种具有开放、动态、深厚和丰富意义的教学实践和研究活动。
3.自主参与工学结合教学研究。使“研究”不再是纸上谈兵，使教师真正看清自己所经历的教学实践，在实践中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在研究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成为自己的发展主人。
4.自主反思教学。学会自我发展、反思教学是现代教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是教师自我发展和自我更新的核心因素和动力之源。工学结合迫使老师们不得不重新有针对性地思考和审视自己的教学行为表现，积极主动、认真细致地进行教学反思，探索和尝试“教、学、做”三者合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校内外一体化等教学模式。
5.自主培训。自主培训没有固定的形式，主要是高职国贸实务专业教师根据自身的情况阅读相关材料，请教他人或进修学习；提高专业技能或到企业和相关单位实践学习；记下学习所获或参加相关培训。每位高职国贸实务专业教师都应该边工作、边学习或工作一段、学习一段，使教育和工作相互交替地进行。
六、结束语
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定位决定了高职教育必须重视培养能力，而校企合作是技能人才培养制度的创新，是培养高质量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高职国贸专业的校企合作是多层面的，内容是丰富的。只有坚持教育创新，加强与外贸企业的密切联系，充分利用校外丰富的教学资源，进一步拓展校企共同发展的空间，才能优化高职外贸人才培养机制和培养模式，使高职国际贸易实务专业取得长远发展，培养出真正符合市场需要的兼具校内文化知识和企业岗位能力的外贸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张晓燕：高职国际贸易实务专业校企合作的探讨[J].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9（1）.
[2]何文贤：国外高职教育工学结合模式本土化探索[J].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2（1）.
[3]崔蓉蓉：基于工学结合的高职商务英语实践教学体系建设[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0，26（5）.
[4]梁熠葆，王晓江，罗怀晓，张普礼：基于“能力本位”实践教学体系的探索与实践[J].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5（1）.
[5]陈文宾，周洪英，马卫兴，刁莹：工学结合是完善高校办学模式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必由之路[J].甘肃科技，2010，26（8）.
国际贸易的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区块链这一创新性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对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新的增长点等重要发展目标的实现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未来金融创新的发展趋势。如何应对这种金融创新技术给金融领域带来的风险挑战，已成为监管层与金融科技领域热议的话题，本文基于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领域;区块链;重要意义;风险;挑战;对策建议
[DOI]10.13939/j.cnki.zgsc.2021.32
1 金融领域发展区块链的重要意义
新时代呼唤着新金融，新金融服务于我们所处的新时代。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明显拓宽了新金融的服务边界与服务能级，区块链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践行新金融服务理念的新媒介。发展区块链的重要意义就在于：
1.1 助力数字资产确权，激发市场创新活力
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不可篡改性、可追溯、透明性、多维维护、可交叉验证等特性，使得数据权属能够被有效地界定，数据流通能够被有效地追踪监管、数据收益能够被合理地分享，为高效、市场化配置数据生产要素以及其他数字资产扫清了障碍，能够扭转数据资源在占有、使用和利益分配方面的集中化趋势，从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可信、共享、均衡，进一步释放创新活力。以区块链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创新使得新金融的功能和生态得以升级换代，区块链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创新，更是一种理念上的变革。
1.2 强化诚信体系约束，净化市场环境
区块链技术可推动建立不需要中介机构参与和以法律法规为前提条件的自组织和自监管机制，其分布式账本的不可篡改性、不可抵赖性和难以人为操控性，在事实上起到了对各类经济行为进行技术性监管的作用。这就有利于解决当下小微企业融资难、银行风险控制弱化等问题。通过对商品生产和交易流通过程的全程记录，可以有效避免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等各类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而解决市场监管难的问题。
2 金融领域发展区块链的风险挑战
2.1 在技术层面短期内难以做到金融应用场景中对安全、功能和性能的兼顾。
一是区块链技术虽然可以通过复杂的共识算法提高可信度，但是金融业务需求的增加必然会导致整个系统对数据信息待处理量的几何级增长，增加参与节点在信息存储，信息同步等方面的操作负担，会导致系统在整个运行中的运行效率和性能方面有所下降。二是链接智能的合约区块链技术会带来潜在的风险隐患，如，在将区块链时能解决比较复杂的业务性能，需要参与主体具有较好的专业素养和编程能力，否则就会导致交易指令执行错误或程序代码出现猝不及防的漏洞，最终结果会影响区块链的系统和金融服务这块的系统能否正常运转。三是区块链技术目前采用的还是国际上通用密码式算法、虚拟机技术、智能性合约等核心性要件，但是这些要件却不可能在短期做到自主可控，这就在客观上增加了遭受攻击的风险。
2.2 在治理层面存在法律规制困境和技术依赖风险
一是“链上”资产和智能合约等方面的法律界定目前还不够清晰、有效，这就使得在发生纠纷时难以找到行之有效的法律援助，而且分散式体系更是加大了责任主体的认定难度。二是鉴于区块链的技术体系在自治和共享数据上具有较高的保密性，在有时缺少权限控制时，外部的监管部门会对金融服务领域的违规行为过程和隐藏性的风险目前还缺乏比较有效、及时的制约机制。三是在广泛应用国外开源程序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技术依赖风险，在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这也就成为不容忽视的政策性风险。
2.3 在业务层面部分应用环节还存在模糊地带、应用创新缺少第三方权威评估
一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平台，“数字”凭证拆分，积分混合等相关环节仍存在模糊区域，于此相关联的政策还需有待确认。有些部分区块链的创新应用方面没有通过科学的严谨论证，并且还缺少比较有权威的第三方的检测的测评意见，某些应用还达不到既有数据库技术的有关效率特征值标准。二是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特征与中国人民银行“母行”集中式管理要求还存在客观上的矛盾，央行所能提供的支付性服务目前还不能离开集中式的账户安排，需要统筹考虑在中心化的系统之中。三是区块链技术的难以篡改性对舆情控制带来了较大考验。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的特性使得用户信息会被存储在不同的服务器上，在客观上会与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正当需求存在冲突，甚至会存在有害信息上“链”运行的现象和可能。
3 金融领域发展区块链的对策建议
3.1 政策监管层面
一是不断加强在区块链安全风险的技术方面进行深究和评估，紧跟国际发展最新动态的密切追踪，探寻在区块链的技术中的发展规律，秉持“所有金融活动都要纳入监管范围”的规则，严格地执行国家在网信办中规定的关于《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的监管规定，不断的引導和规范金融机构、创新技术的企业一同推进区块链在发展金融领域的控制化应用。二是在提高先进手段的同时，要不断加强区域块链接的监管建设，提高政府监管部门和金融管理人员对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水平和管理水准，即尽快地构建起与区块链的技术相匹配的监管有效的机制。三是要加以关注的数字加密货币等的新金融应用工具的在跨境资本流动的、恐怖性融资的、洗钱或是偷（逃）税的等方面所带来的风险挑战，持续地追踪国际上最新的监管的动态，积极地参与跨境性的监管规则与标准的研究的厘定。四是对于明显地违反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规律或是损害到“新金融秩”的不法行为要坚决的进行遏制与打击， 从而加快市场参与主体的优胜劣汰。
3.2 行业组织方面
一是搭建汇聚政、产、学、研各方资源的融合平台，开展热点的与难点的问题研究，持续地关注国际的最新金融应用的成果，探索对区块链的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以及相关的责任主体的开展服务实体经济的价值、和安全规范性的等方面的评议评估，切实推动成果与经验的推广。二是本着“共性即先立、急用即先行”的原则，紧密的围绕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趋势和业务场景的蝶变的关键的环节，以技术性的安全、业务性的合规和对金融普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保护为侧重点，着力的推动区块链技术的完善，并在“新金融领域”的应用中实现“基础术语”和“应用评估”等方面的标识与规范，从而促进的各方市场参与主体的对区块链技术的推广使用的达成观念上的和操作层面的广泛性共识。三是不断地强化的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发挥好的相关行业的自律的作用，着力的聚焦区块链技术的在诸如供应链金融的和签约存证的等应用场景中的堵点、痛点和难点，建立满足信息跨的“链”共享的存证权威可信的等相关行业的需求的信息的基础设施。四是切实的加强普通公众的教育，促使其的能够正确的认识、客观的对待区块链技术。尤其是对缺乏理性认知、跟风炒作的现象适时进行风险提示。
3.3 从业机构层面
一是强化基础性研究，结合金融机构自身发展定位，深入的研究区块链应用的及底层的技术，持续的优化区块链的底层平台，加大区块链技术的人才的培养的使用力度，加快形成我国的在此领域的自主的创新体系，在核心技术的上面实现突破，不斷地提升原始的创新能力。二是充分地考量金融的服务场景的适用性的和广泛性的，谋求的建立起合理的有效的政策激励机制的和商业运作模型的，着力做好区块链相关产品技术的推广验证。不管怎样，都是要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去探索的推动区块链技术的在金融广泛的复杂领域中的商业化的运用，更好地的去发挥区块链技术的在推动数据共享的共治、优化的金融服务流程、降低的金融领域的参与主体的运营的成本、构建的社会信用的体系等诸多方面的作用。三是稳步地提高区块链的相关技术的尤其是核心技术的自主的可控能力，综合的运用产业扶持的政策和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等激励性的措施，加快的推动在金融领域的关键信息的基础产品的国产化，切实提高“链上”金融的风险处置化解能力。四是以科技赋能新金融、以共享构建新生态，以贸易金融作为切入点，不断拓展住房租赁、资产托管、精准扶贫等领域金融实践，进一步地打通“创新链”、“应用链”“价值链”，探索出更多的区块链应用场景，努力在新金融的轨道上稳健发展。
3.4 数据治理层面
一是加强“链”下数据治理的评估和监督，对于数据计划的、获取的、存储的、共享的、维护的、应用的、消亡的等全的生命周期中的可能会存在的质量的问题，进行有效地识别的、监控的、预警的和改进的。成立“联盟链联合工作小组”，对各节点“链”下数据治理的成熟度进行客观准确评测，督促各参与主体提升上“链”数据的质量，在必要时还可以考虑设置数据治理成熟度的考核评价体系。二是加强数据安全管理和隐私保护力度。无论是“链”上数据的访问，还是“链”下数据的访问，都应该有用户的身份认证和分级授权等必要的访问限制性措施，以防止一些不法分子钻空子，即假冒合法真实用户的信息来骗取系统的访问权限，从而在源头上去保证系统和用户数据信息的安全可控。在数据的传输与共享过程中，还需根据数据的广域共享和安全需求，对巨量的数据进行“脱敏化”处理，考虑采用数据“加密”技术或采用“通道”技术对数据共享的范围进行限制，从而避免数据泄露的风险。
总之，要按照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十八次的集体学习会上的重要的讲话精神，更好地去发挥“区块链技术”在建设“金融强国”、发展“数字化经济”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的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王雅娟.区块链在商业银行的应用前景展望[J].中国银行业，2017（6）.
[2]王玉祥，曹彤.区块链金融[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3]益言.区块链的发展现状、银行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分析[J].金融会计，2016，1（4）.
[4]徐明星.区块链：重塑经济与世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5]任安军.运用区块链改造我国票据市场的思考[J].南方金融，2016（4）.
[6]秦谊.区块链颠覆全球金融业[J].金融电子化，2016（3）.
[7]陈思思.比特币兴衰反思及其可能的未来[J].江苏商论，2014（9）.
[8]杨望.区块链+大数据：传统风控的变革利器[J].当代金融家，2016（3）.
[9]曹彤.自金融的演绎逻辑—基于区块链的延伸思考[J].当代金融家，2016（3）.
[作者简介]汤坤（1987—）男，硕士研究生，汉族，安徽宿州人，经济师，研究方向：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管理。
国际贸易的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文章通过对武夷岩茶品牌战略的SWOT分析对目前武夷岩茶的品牌战略进行全方位的分析，认为武夷山现有几个具有的一定知名度的品牌，今后要统一和提高标准，增强品牌意识，打造享誉海内外的名牌，在品牌打造上多下功夫，创立名牌，以提高客户吸引率和市场占有率，并且可以充分发挥品牌效益和品牌无形资产的巨大潜力。
关键词：武夷岩茶；品牌；经营战略；SWOT分析
一、武夷岩茶品牌简介
武夷岩茶是青茶的一个大类，产在福建北部武夷山地区，周围约120华里，峰峦叠翠，峡谷纵横，九溪回转其间，有36峰和99岩，都生长着密茂的岩茶。有“大红袍”、“铁罗汉”、“白鸡冠”、“水仙”、“肉桂”等几十个品种。各品种的茶叶都是以茶树的名称命名的，如肉桂茶的茶树名称即是“肉桂”，水仙茶的茶树名称就叫“水仙”。不仅武夷岩茶是如此命名，闽南的乌龙茶也是如此。如“铁观音”、“黄金桂”、“本山”、“毛蟹”等等既是茶树的名称，也是茶叶的名称。
武夷岩茶区海拔650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为18摄氏度左右，日照时间较短，常年雨量充沛，云雾缭绕，相对空气湿度较大，土质为岩石风化后的砂砾土壤，呈弱酸性，富含有机物和矿物质。宋元两个朝代武夷岩茶曾作为贡品，极盛一时。至今元代的御茶园故址尤存。武夷岩茶外形乌润松散，不甚讲究，但一经沸水冲泡，即呈现“绿叶红镶边”的特点，而且香味浓郁，滋味甘醇，贵在具有天然真味，即武夷岩茶特有的“岩韵”。清代梁章钜的《归田琐记》中更把武夷岩茶的风韵归纳为“活、甘、清、香”四个字。要想鉴赏这种风韵，就得像善于品饮乌龙茶的行家那样，备有一套特制的小巧茶具，泡上一壶武夷岩茶，慢慢品啜，仔细体会，必有心得。
大红袍为武夷珍贵名枞，其名始于清代，因生长在武夷山风景区九龙案悬崖峭壁上，加之长期以来传说的渲染，所以身价不凡，颇具神秘色彩，被历代文人墨客所讴歌，并被视为“珍品”、“茶中之王”。大红袍茶的品质特征是：条索扭曲、紧结、壮实，色泽青褐油润带宝色，香气馥郁，有锐、浓长，清、幽远之感，滋味濃而醇厚、鲜滑回甘、岩韵明显，杯底余香持久，汤色深橙黄且清澈艳丽，叶底软亮、匀齐、红边鲜明。
名枞出自武夷菜茶（奇种）原始的有性群体茶树品种，经数百年历代茶农反复选育，从分离的单株中进行单独培育，单独采制，择其优者称之为名枞。名枞是众多优异单枞的总称。名枞中每个单枞因其香气化学物质基础不同，成茶的品质各具特色，但作为名枞，其基本的特征是：条索紧结、壮实，色泽油润稍带宝色，香气较锐、浓长、清幽，滋味醇厚、回甘快、岩韵显、杯底有余香，汤色深橙黄清澈明亮，叶底软亮匀齐、红边显。
肉桂为茶树品种名，是武夷岩茶中具有奇异高香的品种。原为武夷历史名枞，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肉桂现既是品种名，也是茶叶商品名，其成茶品质特征为：条索紧结、重实、叶端扭曲，色泽砂绿、红点明显，香气浓郁持久，以辛锐见长，有蜜桃香或桂皮香，佳者带乳香，滋味醇厚鲜爽、收敛性强、回甘快且持久，汤色金黄清澈，叶底黄亮柔软，红边明显。
武夷水仙成品茶：条索肥壮、重实、叶端扭曲，主脉宽大扁平，色泽绿褐油润或青褐油润，香气浓郁清长，有特有的兰花香，滋味浓厚、入口甘滑清爽、喉韵明显，汤色清澈浓艳、呈深金黄色，耐冲泡，叶底肥厚软亮、红边鲜明。
奇种亦称武夷菜茶，是武夷山原始的有性群体茶树品种。奇种为产品名，成茶的品质特征是：条索紧结、重实叶端稍扭曲，色泽乌褐较油润，香气清高细长，滋味清醇甘一爽、喉韵较显，汤色金黄明亮，叶底柔软较匀齐、红边稍显。
二、武夷岩茶品牌战略的SWOT分析
通过采用“SWOT”方法对武夷岩茶的品牌经营战略进行分析，可以明确武夷岩茶的市场竞争地位和实力，为制定可操作性的提高武夷岩茶市场竞争力、品牌知名度和扩大市场占有率的战略性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一）武夷岩茶的优势（Strength）
1、品质优异。武夷山由于独特的岩石、土壤、微量元素、水土条件和小气候，造就了武夷岩茶超群的品质。武夷山目前拥有正岩牌肉桂和正岩牌水仙两个国家A级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的岩茶。
2、历史悠久。据考证，武夷山在公元2世纪就有茶叶，并且留下了古今不少名人与武夷岩茶的故事和传说，茶艺活动等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武夷山作为文化部认定的中国唯一“中国茶文化艺术之乡”，茶叶产业的发展无疑极具潜力。
3、资源丰富。武夷山的茶叶资源丰富，主要体现在茶树品种多，产区分布较广，茶类品种多，并拥有“大红袍”、“肉桂”、“水仙”等一系列闻名全国乃至全球的名牌产品。
4、产地著名。武夷山市是国内著名的旅游城市，这使武夷山茶叶产业的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茶叶作为武夷山的主要旅游产品，是游客购物的首选，扩大了武夷山茶叶的市场和客户群。此外，大量的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又成为武夷山茶叶的品牌使者，让武夷山茶叶的声名远播海内外。
5、文化渲染。20世纪90年代以来，武夷山市先后举办了三届“国际无我茶会”、六届“武夷岩茶节”、两届“武夷岩茶茶王赛”、首届“中国武夷山茶文化艺术节”以及“大红袍”文化旅游路线的成功开发，对宣传武夷岩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活动的举办对武夷山的茶叶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武夷岩茶的薄弱点（Weakness）
1、单产偏低，标准不高。2003年，武夷山茶叶平均亩产为61千克成品茶，折合茶青约549千克，仅相当于全国水平的74.28%和世界水平的43.9%。在全市的茶园中，相当一部分是低产茶园且趋于老化，经过认证的有机茶园面积0.66万亩，仅占7.3%。
2、厂家多、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全市0.53万吨的茶叶产量就分布在130多家大小厂家里加工，且大多数是家庭作坊，严重阻碍了加工工艺的改进和标准化，质量良莠不齐。厂家多，规模小，不仅重复建设严重，不能发挥资源上的优势，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无法实现规模经济，而且厂家规模小，适应市场竞争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差。
3、品牌意识薄弱。武夷岩茶资源丰富并具有很多的优势，也有一些成名的品牌，但其知名度以及市场占有率却远远不如安溪的铁观音，这主要是由于品牌意识薄弱及与之相伴的营销手段的落后，导致品牌无形资产的潜力和品牌效益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4、客户服务不足等。市场的不规范，导致内耗严重，无法形成太强的市场竞争力，无法留住客户，最终造成市场占有率和客户保持率不高。
5、科技含量低、加工深度不足。武夷山的茶叶加工主要是初加工，制成成品茶，但成品茶的市场发育较为成熟，利润空间不大；而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深加工产品如液体茶、保健茶、药用茶生产和茶多酚的提取等市场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
6、管理滞后，职能弱化。承担武夷岩茶管理职能的部门多，但协同工作少。现有的管理模式、手段和技术力量无法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市场化水平提高的环境。
（三）武夷岩茶发展面临的机遇（Opportunity）
1、武夷山成为世界双遗产。武夷山申请世界双遗产的成功，以及国际性旅游度假城市的建设，扩大了武夷山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也必将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同时也可以扩大了武夷岩茶的知名度，增加茶产品消费量。这是武夷山茶叶产业迅速发展的一个良好的契机。
2、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绿色GDP。中央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绿色GDP，对武夷山茶叶产业的发展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茶叶不仅是经济价值很高的经济作物，而且也是很好的生态作物，在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等方面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促进可持续发展。
3、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计划。福建省开始实施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计划，武夷山在这一战略构想中将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绿色腹地和闽西北的交通枢纽，开放程度将进一步扩大，也将得到福建省更多的重视和优惠政策，各方面的建设将上一个大台阶，这也非常有利于武夷山茶叶产业的发展。
4、绿色消费浪潮。21世纪绿色消费潮流的兴起。随着世界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饮食需求将从营养、嗜好功能发展到健康功能。人们对茶产品也明显地从生理性需求——解渴、提神，发展至安全、健康性需求——保健、抗癌、延年益寿等。武夷山岩茶本身就具有以上一些功效，这一消费潮流的兴起为武夷山茶叶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5、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武夷岩茶更好地进军和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入世后，对武夷山茶产品出口带来的直接好处是可在140多个成员方享受最惠国待遇，有利于促进武夷山茶叶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管理和产品的创新，提高武夷山茶叶产业水平。
（四）武夷岩茶发展面临的威胁（Threat）
1、来自“铁观音”的竞争压力。“铁观音”知名度极高，并且一个日成交量50多吨、月交易额2500多万元的“安溪茶都”已经建成并运转良好。武夷山与安溪同属福建，位置相距较近，产品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安溪的发展又较为成熟，这是对武夷山茶叶产业发展最大的威胁。
2、以绿色为趋势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阻碍。近年来，一些茶叶进口国还对进口茶叶提出更高的标准，要求更严格的检测，对茶叶企业有关认证及包装、标签等等出台了一些限制性规定，因而武夷山茶叶在国际茶叶市场上将面临着更多的不可避免的“绿色的、技术性壁垒”。
3、国内外同行业的威胁。国内同行业也在不断提高其产业水平、增强竞争力，以占有更高的市场份额。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茶产品的进口关税将迅速降低，更多的国外产品将进军国内市场，国外的产品有更高的科技含量，也将对武夷岩茶的发展造成威胁。
三、小结
武夷岩茶的品牌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即“软”品牌和“硬”品牌。其中，“软”品牌主要是从文化角度考量的，“硬”品牌主要是从外观上考量的，简单而言就是文化品牌和外观品牌。就权重来看，应该说“软”品牌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因为只有具备一定的内涵，为大众所认可，外观品牌才具有价值，否则外观品牌就形同虚设了。
统一和提高标准。严格参照国际和国家标准执行，以规避各种技术壁垒，降低成本，更好的占有和保持市场份额。统一商标、包装和价格，规范市场的运行，提高市场的效率。并且要提高包装的品味和特色，一流的产品质量，需要一流的包装质量为之“梳妆打扮”。因此，在提高茶叶产品质量的同时，也要重视产品以外的质量。
增强品牌意识，打造享誉海内外的名牌。武夷山现有几个具有的一定知名度的品牌，今后要在品牌打造上多下功夫，创立名牌，以提高客户吸引率和市场占有率，并且可以充分发挥品牌效益和品牌无形资产的巨大潜力。
参考文献：
1、陈瑞钦.南平市茶叶现状问题及对策[J].中国农业信息,2003(10).
2、福建茶叶.2007年武夷岩茶价格一览表[EB/OL].http：//www.fjcha.com/Html/xxnews/20077/20077295839.html,2008-04-06.
3、高素英.我国将建茶叶质量标准[N].南方日报,2005-10-25.
4、巩志.武夷岩茶的“岩韵”[J].农业考古,2005(2).
5、霍麗玥.世界茶叶市场状况与我国茶叶出口竞争力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0(6).
6、李娟.浅谈武夷四大名丛系列包装的设计理念[J].安徽文学,2006(8).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教务处）
国际贸易的论文范文第5篇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利用世界环境投入产出模型构建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新型的贸易隐含碳排放核算方法，分别从国家整体层面、双边贸易层面、行业层面对1995-2009年期间中国贸易隐含碳排放量进行核算。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中国是隐含碳净出口国，且新型方法测算的贸易净隐含碳排放量高于利用传统方法计算的贸易净隐含碳；从不同的贸易伙伴来看，中国出口到美国、欧盟、东亚地区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隐含碳排放量大于其进口隐含碳排放量；从不同技术类型制造业来看，1995-2009年期间三类技术类型制造业的出口隐含碳均大于其进口隐含碳，高技术制造业的进出口隐含碳显著高于低技术和中技术制造业。本研究期望通过不同层面的考察，还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真实的贸易隐含碳排放状况。
关键词：贸易隐含碳；增加值贸易；全球价值链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由产品层面逐渐细化到产品的生产环节，全球价值链分工逐渐成为国际分工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但随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等环境问题不容忽视。本文利用增加值贸易的方法构建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新型贸易隐含碳排放核算模型，并分别从国家整体层面、双边贸易层面、行业层面对中国1995-2009年期间①进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量进行核算，试图还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真实的贸易隐含碳排放状况。
二、中国贸易隐含碳核算结果分析
（一）增加值贸易隐含碳与传统贸易隐含碳之间的对比分析
本文分别利用竞争型环境投入产出表、非竞争型环境投入产出表以及世界环境投入产出表的贸易隐含碳核算方法，对1995-2009年期间中国贸易隐含碳排放量进行核算，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1.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对比分析
从变化趋势看，利用三种方法核算的1995-2009年期间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并可分为三个阶段：（1）1995-2001年为平稳期，出口隐含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不大。（2）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呈现快速上升。其中，竞争型投入产出法、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法以及世界投入产出法核算的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分别由2001年的736.55百万吨、592.98百万吨和586.96百万吨，上升至2008年的2419.70百万吨、1780.77百万吨和1747.10百万吨，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8.52%、17.03%和16.86%。加入WTO以后，不管是传统的总值出口额还是增加值出口额，均出现了较快增长，由此带动出口隐含碳也在快速增加。（3）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均呈现大幅度的下降。通过对比三种方法核算的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发现1995-2009年期间利用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计算的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始终最大，其次为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出口隐含碳排放量，而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增加值出口隐含碳排放量最小。其中，利用竞争型投入出表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核算的出口隐含碳排放量之间的差额较大，且在1995-2009年期间大致呈现出上升的趋势，2001年以后增长速度加快。
与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相比，非竞争型投入表计算的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剔除了出口中包含的进口中间品投入的碳排放量。换言之，两者之间的差额也就是用作出口的进口中间投入品中隐含的碳排放量，该部分隐含碳排放在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中核算的总出口隐含碳排放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且由1995年18.23%上升至2005年的峰值29.64%，随后又下降至2009年的22.83%，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加工贸易出口在中国出口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随着加工贸易出口增加，进口中间品投入也呈现相应的增长，由此带动该部分隐含碳排放量上升。增加值出口隐含碳排放量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核算的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差距不大，但该差额在1995-2009年期间也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由1995年的2.53百万吨上升至2009年的30.36百万吨。根据增加值出口隐含碳的定义可知该方法测算的出口隐含碳排放量仅包括本国出口中被其他国家最终消费的产品中隐含的碳排放量，不包括本国出口后复进口的产品中隐含的碳排放量。但是，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并未考虑到这一点，计算的值比增加值出口隐含碳排放量略大。
2.进口隐含碳排放来量对比分析
从变化趋势看，三种方法核算的1995-2009年期间中国进口隐含碳排放量大致呈现上升的趋势。其中，竞争型和非竞争型投入法计算的进口隐含碳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1995-2001年期间上升幅度不太明显；加入WTO以后增长速度加快，分别由2001年的727.40百万吨和592.98百万吨，快速上升至2007年的1990.54百万吨和1472.17百万吨，年均增长率高达18.26%和16.36%。增加值进口隐含碳排放量的上升速度相对平稳，由1995年的95.65百万吨持续上升至2009年的418.86百万吨，年均增长率为11.13%。
与出口隐含碳排放量相同，利用竞争型投入产出法计算的进口隐含碳排放量大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法，且均大于增加值进口隐含碳排放量。竞争型和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法均假定进口来源国的生产技术与本国相同，但是两者计算方法所采用的完全碳排放系数不同，竞争型投入产出法采用的是总投入的完全碳排放系数，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采用的是国产品投入的完全碳排放系数，随着进口中间产品的扩大，总投入的完全碳排放系数与国产品投入的完全碳排放系数之间的差距也随之变大，导致两类单区域投入产出法计算的进口碳排放量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渐增加。增加值进口隐含碳排放量计算时采用的是世界投入產出表，充分考虑了进口国与进口来源国之间技术的差异性，按照进口来源国自身碳排放系数来核算一国进口产品中包含的真实碳排放量。通过计算发现增加值进口隐含碳排放量远小于前两类方法的核算值，这反映出我国进口来源国的碳排放系数大大低于本国的碳排放系数，也就是说我国进口相对清洁的产品。
3.贸易净隐含碳排放量对比分析
利用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减去进口隐含碳排放量，可以得到贸易净隐含碳排放量。由表2发现1995-2009年期间（2003年除外）三类方法核算的贸易净隐含碳排放量均为正值，这意味着中国为隐含碳净出口国，意味着贸易总体上恶化了中国碳排放。我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的状态，巨额的贸易顺差是导致贸易中碳排放出现顺差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由于三类方法核算的进出口隐含碳不同，贸易净隐含碳排放量也存在较大的差异。通过对比发现增加值贸易净隐含碳排放量高于竞争型和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法计算的贸易净隐含碳排放量，利用单区域投入产出法掩盖我国真实碳排放净输出额。
从增加值贸易净隐含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来看，1995-2001年期间，由于增加值进口隐含碳的增长速度快于增加值出口隐含碳，增加值贸易净隐含碳排放量從495.38百万吨下降至388.18百万吨；2001年加入WTO以后，增加值出口隐含碳排放量的增长率超过增加值进口隐含碳排放量，进而导致增加值贸易净隐含碳也出现较快的增长；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增加值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增加值贸易净隐含碳排放也随之下降至1031.78百万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我国出口将进入新一轮上升通道，贸易净隐含碳极有可能再次上升。因此，与传统投入产出方法相比，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核算方法，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国真实的贸易隐含碳排放情况，这对于制定相关贸易政策及节能减排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分析
为了更全面地反映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国的贸易隐含碳排放状况，本文按照出口目的国以及进口来源国，对出口隐含碳排放和进口隐含碳排放进行国别结构分析。按照前文介绍的计算方法对1995-2009年期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地区）②之间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量进行测算，以揭示中国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的主要国别（地区）流向。
1.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增加值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分析
首先，对1995-2009年期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地区）之间增加值出口隐含碳排放量进行测算，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表3显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隐含碳排放量在1995-2009年期间始终居于首位，占中国总出口隐含碳排放量的比例平均高达27.68%。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中隐含碳排放总量从1995年的156.33百万吨上升至2008年的427.58百万吨，且在2001后其上升速度明显加快。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下降至336.82百万吨。从占总出口隐含碳的比例来看，出口到美国的隐含碳排放比例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由1995年26.45%上升至2000年达到峰值30.82%后，逐年下降至2009年的23.22%。中国出口欧盟的隐含碳排放总量仅次于美国，且其碳排放总量的动态变化趋势与出口到美国的碳排放变化趋势比较相似，2001年后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与美国不同的是，出口欧盟的隐含碳在总出口隐含碳排放量中的比重在研究期间变化不大，出口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地区的产品中隐含的碳排放总量排名第三。相对美国和欧盟来说，出口到东亚地区的隐含碳排放量增长较慢，进而导致其在中国总出口隐含碳排放量中的占比下降，由1995年的21.58%下降至2009年的13.05%。与上述三个贸易伙伴不同，中国出口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隐含碳排放量，与其在中国总出口隐含碳排放总量中的比重呈现明显上升态势，分别从1995年的34.86百万吨和5.90%增长至2009年的185.27百万吨和12.77%。出口到澳大利亚、加拿大的隐含碳排放总量大体上呈增长趋势，但在总出口隐含碳排放量中占比变化不大。
2.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增加值进口隐含碳排放量分析
对1995-2009年期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地区）之间增加值进口隐含碳排放量进行测算（结果见表4），从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等组成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进口的隐含碳排放总量居首位，碳排放量从1995年27.80百万吨持续上升至2009年的104.58百万吨，年均增长率为9.93%。但是，其在中国总进口隐含碳排放量中的占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该比重先由1995年的29.07%上升至1999年的峰值31.48%，随后逐年下降至2008年的22.31%。从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东亚地区进口的隐含碳排放量排名第二，占中国总进口隐含碳排放量的比重平均约为16.10%。从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进口的隐含碳排放量在中国总进口隐含碳排放量中所占比重依次为11.69%、8.14%、3.24%和2.08%，从这些国家进口的碳排放量均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分别由1995年的13.25百万吨、10.51百万吨、2.93百万吨和2.48百万吨，上升至2009年的43.54百万吨、33.74百万吨、15.18百万吨和8.45百万吨，年均增长率依次为8.87%、8.69%、12.47%和9.15%。
3.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增加值贸易净隐含碳排放量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中国与不同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净隐含碳排放量，由此可以分析中国与主要贸易国家（地区）隐含碳的失衡情况，结果如图1所示。1995-2009年期间，中国出口到美国、欧盟、东亚地区、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地区）的隐含碳排放量，大于从这些国家（地区）进口的隐含碳排放量，说明中国向这些国家净出口隐含碳。从变化趋势来看，中国与这些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净隐含碳呈现与出口到这些国家隐含碳类似的态势，在此不再赘述。例外的是1999-2003年出口到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的隐含碳排放量小于其进口隐含碳排放量，即中国从这些国家净进口隐含碳，2003年以后出口到这些国家的隐含碳的增长速度大于其进口隐含碳，导致出口隐含碳排放量超过进口隐含碳排放量，中国转为隐含碳净出口国。因此，不管是从总体贸易看，还是从分国家（地区）的贸易看（个别年份除外），中国均是隐含碳净出口国。
（三）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分析
基于国家层面总量的分析结果掩盖了各个行业之间的差异，本文从行业层面利用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核算方法，对1995-2009年期间中国制造业贸易隐含碳排放状况进行分析，并按照OECD产业研发密集度的分类以及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制造业划分为低技术、中技术、高技术制造业三大类③。
1.制造业增加值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分析（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对于制造业整体而言，1995-2009年期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占中国总增加值出口隐含碳排放的比例平均约为64.71%，这是引起中国增加值出口隐含碳排放增加的主要行业部门。制造业行业整体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在2001年之前变化幅度不大，加入WTO后由2001年的383.01百万吨快速上升至2007年的1144.40百万吨，年均增长率高达20.01%，但是，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其值有所下降。
从不同技术类型制造业看，低技术、中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出口隐含碳排放量的绝对值均呈现增长态势，分别由1995年的179.23百万吨、69.71百万吨和157.29百万吨，增长至2009年的280.94百万吨、84.82百万吨和538.00百万吨。由此可见高技术制造业的出口隐含碳排放量最高，约占中国总出口隐含碳排放量的32.62%。由于高技术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快速增长，导致其在总出口隐含碳中的比例呈现上升态势，从1995年的26.61%上升至2009年的37.09%。其次是低技术制造业，其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占总出口隐含碳排放量的比例约为23.16%，但是该比例从1995年的30.32%持续下降至2009年的19.37%。另外，中技术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在中国总出口隐含碳排放量的比例也呈现下降趋势，由1995年的11.79%下降至2009年的5.85%。这一结果表明高技术制造业逐渐成为贸易隐含碳排放量最高的行业，且其增长速度显著高于低技术和中技术制造业。
从制造业细分行业来看，除木材加工及其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以外，其余12个制造业行业的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在1995-2009年期间均呈现不同幅度的增长。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器及电子设备制造业和化学原料及制品业等高技术制造业行业的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在1995-2009年期间增长速度最快，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10.46%、9.11%、8.93%和8.19 %。其中，电器及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在2009年高达282.38百万吨，远高出其他制造业行业，是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量最高的行业。纺织及服装制品业的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居于第二，但是其增长速度较慢，年均增长率仅为2.77%。
2.制造业增加值进口隐含碳排放量分析（计算结果如表6所示）
对于制造业整体而言，增加值进口隐含碳排放量由1995年的55.47百万吨增长至2009年的187.76百万吨，年均增长率为9.62%。对于低技术、中技术和高技术等不同技术类型的制造业行业，其增加值进口隐含碳排放量在1995-2009年也均呈现上升的趋势，分别由1995年的14.02百万吨、6.20百万吨和31.69百万吨，增长至2009年的34.30百万吨、11.33百万吨和142.13百万吨，其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45%、1.83%和4.49%。由此可以看出高技術制造业的进口隐含碳排放不仅在总量上最高，其增长速度也是最快的。从高技术制造业细分行业看，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及电子设备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和化学原料及制品业在1995-2009年期间的年均增长率均较高，依次分别为13.54%、12.91%、9.11%和8.88%。低技术制造业行业的增加值进口隐含碳排放量位居第二，但是其增长率较低，由此导致低技术制造业进口隐含碳排放量在中国总进口隐含碳排放量中所占份额由1995年的19.09%下降至9.92%。中技术制造业行业的增加值进口隐含碳排放量最低，且变化幅度不大。
综合来看，不管是制造业整体还是不同技术类型制造业，其增加值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均显著大于增加值进口隐含碳排放量，增加值贸易净隐含碳排放量为正。从变化趋势来看，低技术、中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贸易净隐含碳排放均呈现不同程度上升。但是，电气及电子设备制造业、机械制造业等高技术制造业的贸易净隐含碳排放的增长速度显著高于低技术和中技术制造业。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世界环境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新型的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排放核算方法，对1995-2009年期间中国整体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排放量进行核算，并与竞争型投入产出法、（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法等传统方法核算的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了对比；通过对中国与不同贸易国家（地区）的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核算，分析了中国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国别结构，并从行业层面考察了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排放状况。
1.从中国整体来看：（1）1995-2009年期间，中国增加值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大致呈现上升的趋势，且在加入WTO以后上升速度加快。但是，与利用竞争型投入产出法和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法计算的出口隐含碳排放量相比，增加值出口隐含碳排放量最小。（2）1995-2009年期间，中国增加值进口隐含碳排放量也大致呈现上升态势，且其他两种方法计算的进口隐含碳排放量也均大于增加值进口隐含碳排放量。（3）1995-2009年期间（2003年除外），三类方法核算的贸易净隐含碳排放量均为正值，这意味着中国为隐含碳净出口国，意味着贸易总体上恶化了中国碳排放，增加值贸易净隐含碳排放量高于竞争型和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法计算的贸易净隐含碳排放量。
2.从与不同的贸易伙伴国（地区）来看：（1）1995-2009年期间，中国出口到美国、欧盟、东亚地区等发达国家的隐含碳排放量，大于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隐含碳排放量。（2）1995-2009年期间，中国从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进口的隐含碳排放总量居首位，其次为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东亚地区，而从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进口的隐含碳排放量在中国总进口隐含碳排放量中所占比重较低。（3）1995-2009年期间，中国出口到美国、欧盟、东亚地区、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地区）的隐含碳排放量，大于从这些国家（地区）进口的隐含碳排放量，这说明中国向这些国家净出口隐含碳。1999-2003年出口到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组成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隐含碳排放量小于其进口隐含碳排放量，即中国从这些国家净进口隐含碳。2003年以后，中国转为隐含碳净出口国。
3.从不同技术类型制造业来看：（1）1995-2009年期间，低技术、中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呈现增长态势，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出口隐含碳排放量最高。（2）1995-2009年期间，低技术、中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进口隐含碳排放量也均呈现上升的趋势，高技术制造业的进口隐含碳排放不仅在总量上最高，其增长速度也是最快的。（3）1995-2009年期间，三类技术类型的制造业的增加值出口隐含碳排放量显著大于增加值进口隐含碳排放量，即增加值贸易净隐含碳排放量为正，电气及电子设备制造业、机械制造业等高技术制造业的贸易净隐含碳排放的增长速度显著高于低技术和中技术制造业。
注释：
① 本文采用的碳排放数据均来自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关于环境的统计数据，目前仅包含1995年至2009年的数据，因此本文的分析也仅局限于该时间段。
② 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提供了从1995年到2011年间，包括41个国家或地区在内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对部分国家或地区进行合并：将英国、德国、法国等27个（不包括克罗地亚）欧盟国家合并，记为EU；将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土耳其这六个国家合并为一个整体，称之为新兴经济体，记为BRIIMT；日本（JPN）、韩国（KOR）、中国台湾（TWN）合并为东亚地区，记为EA。经过合并后，世界投入产出表包含以下8个国家（地区）：澳大利亚（AUS）、欧盟（EU）、新兴经济体（BRIIMT）、加拿大（CAN）、中国（CHN）、东亚地区（EA）、美国（USA）以及世界其他国家（ROW）。
③ 低技术制造业： 食品饮料制造及烟草业（M1），纺织及服装制造业（M2），皮革、毛皮、羽毛（绒）及鞋类制品业（M3），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M4），其他制造业及回收加工业（M14）；中技术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M6），橡胶及塑料制品业（M8），非金属矿物制造业（M9），金属制品业（M10）；高技术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M7），机械制造业（M11），电气及电子机械器材制造业（M12），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M13）。
参考文献：
[1] 尹显萍，程茗.中美商品贸易中的内涵碳分析及其政策含义[J].中国工业经济，2010（8）：45-55.
[2] 张友国.中国贸易含碳量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分析[J].经济学（季刊），2010（4）：1287-1310.
[3] 李小平.国际贸易中隐含的CO2测算——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分析[J].财贸经济，2010（5）：66-70.
[4] 马述忠，陈颖.进出口贸易对中国隐含碳排放量的影响：2000-2009年——基于国内消费视角的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分析[J].财贸经济，2010（12）：82-89.
[5] 张为付，杜运苏.中国对外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失衡度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1（4）：138-147.
[6] 佘群芝，贾净雪.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核算及责任分配研究——基于“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负责”原则[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6）：132-137.
[7] 閆云凤.中国对外贸易的隐含碳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8] Johnson R C，Noguera G. Accounting for intermediates： Production Sharing and Trade in Value Added[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86（2）：224-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