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商品混凝土；质量管理；要点
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建筑行业随之迅猛发展，使商品混凝土的需求日益上升。商品混凝土的出现，成为建筑工业化的显著标志，对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节约原材料和施工用地、保护周边环境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混凝土技术的不断提高，促进了商品混凝土的产量和质量提升。
一、商品混凝土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
1.生产供应商存在的问题
（1）商品混凝土的配合比是生产过程的关键，科学合理的比例直接影响商品混凝土的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要么身兼多职，精力分配不足，要么专业知识不过硬，使产品的质量缺乏基本保障。
（2）针对选择原材料，厂家所采用的砂、碎石等一般来源稳定可靠，即使质量有波动，目测就可以发现，所以，其质量可保障。但混凝土的关键组成部分外加剂、水泥等质量难以保证，有些厂家选用的水泥及其它材料未进行质量检查，有时存在强度不足、凝结时间偏差大的问题。对于商品混凝土即配即用的方式，质量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而在销售环节，部分生产供应商为获取更大的利润，有意改变水泥和掺合料的比例，没有遵照规范的配合比。通过降低水泥掺量和提高掺合料量进行生产，导致了出售的商品混凝土质量低下。
（3）生产供应商与建筑工程施工单位缺乏积极有效的联系和沟通，在实际应用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关于商品混凝土的问题。许多建筑施工人员对于商品混凝土的认识还比较浅显，特别是有些施工管理人员对商品混凝土的相关规范和规程存在认识上的偏差，给商品混凝土的质量管理造成了不利影响。
2.施工单位存在的问题
商品混凝土是一种半成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生产单位不能完全决定其最终产品混凝土构件的质量。建筑施工单位在使用混凝土的过程中，一些不规范的操作和管理，同样导致了商品混凝土出现较严重的质量管理问题。
（1）在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在使用商品混凝土时，不具备科学完善的配置知识又为简便省事，擅自加水调整商品混凝土坍落度，导致强度不合格等严重问题。
（2）商品混凝土在交接完毕后，坍落度是双方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某种条件下，混凝土拌合物的坍落度影响混凝土强度及工作性能，甚至影响整个建筑工程的质量。商品混凝土的现场交接和验收在整个使用过程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施工单位发现运到的混凝土和易性、坍塌度等不达标，并未及时将不合格的商品混凝土退场，而是继续施工应用。有些施工单位甚至直接对混凝土不进行验收和质量检查便直接使用，随后一系列质量问题接踵而至。
（3）混凝土是一种非匀质性的建筑材料，使用后出现裂缝是最常见的现象。虽然产生裂缝的原因很多，但混凝土浇注后不养护或养护不到位，是混凝土出现干缩裂缝最主要的原因。大部分的施工单位在实际应用时，会对商品混凝土进行振捣及养护等工作，以提高混凝土的综合性能，保证工程质量，但仍有一部分单位并未严格执行。商品混凝土应用效果缺乏样本参考，使工程整体出现潜在的安全问题。此为，在商品混凝土浇筑成型一段时间后，建筑施工单位未及时采取养护措施，造成收缩开裂等问题。
二、商品混凝土质量管理的针对性对策
面对商品混凝土在生产和实际应用中出现的质量管理问题，为切实提高其应用质量，必须加强监督管理工作并进一步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1.生产供应商的资质审核和产品质量监管
根据混凝土相应的规范和法律法规，建立完善的商品混凝土生产供应资质审核机制。建立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在生产供应商企业内成立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实现对商品混凝土生产的全面质量监管，原材料质量检验、配合比科学化、设备及时校准、计量的准确性等，避免配合比不合理、计量设备不准导致的商品混凝土质量不合格的问题。最关键点在于有无偷工减料，实际生产是否能够按照对外提供的配合比进行。若检查出当中发现了个别商家混凝土出现了质量问题，应该公布公开，并记录其不良行为，做出相应的处罚，落实相关单位责任。
2.施工单位强化商品混凝土质量监督
建筑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共同强化商品混凝土各施工环节的管理控制。建筑施工单位在设计具体施工计划时，根据商品混凝土的特点及供应企业提供的数据和相关信息，详细制定有序的施工计划并交予监理单位审核，批准后严格贯彻落实。有些情况下需要专家来对施工方案论证其可行性。施工单位要规范其行为，对浇筑和振捣工作以及浇筑混凝土之后的养护等环节严格要求。对商品混凝土工作性作出科学的判断后，测试其坍塌度，确保混凝土的浇筑要求，满足施工标准。在运送到现场时，不能随意加水增加流动性，改变商品混凝土的坍塌度。严格按规范的规定随机取样，制作试块，如实出据报告，以真正起到指导生产的作用。
3.完善商品混凝土质量监督管理体系
除进一步完善商品混凝土质量管理监督机构的监督体系，应逐步完善建筑施工单位、监理部门以及政府三位一体的质量管理机制，以行业协会作为媒介，有效推动体系的日益完善，提高实际工程效益和社会信用度。逐步推进商品混凝土生产供应企业诚信规范、行业自律和社会政府测评监管的全方面质量管理建设。
三、结束语
商品混凝土的质量优良和强有力的施工技术直接影响着建筑工程的质量好坏。商品混凝土的质量控制需要生产供应商、施工单位以及政府的多方合作，严格控制，相互监督，完善相关质量监督管理机制，才能实现商品混凝土质量整体性提高，对进一步规范市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协调好各方面的因素，使商品混凝土达到最优的使用状态，满足社会及工程的全面要求，从而促进商品混凝土事业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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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维、宋金堂.商品混凝土质量管理过程中的几个问题[J].工程应用.2011
[3]王韬.商品混凝土质量监督管理措施探讨[J].江西建材.2014
作者简介：
曹春龙（1976.02～），男，汉族，籍贯：江苏省兴化市，本科，学士学位，工程师，研究方向：主要从事混凝土技术、商品混凝土生产质量管理。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市场问题；泰山平安文化；设计审美原则；具体表现
一、泰安市旅游商品市场的发展状况与制约因素
现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作为两大战略目标的要求，山东省实施游客满意度调查。2012年第四季度山东省泰安市游客满意度调查课题组按月通过现场问卷、游客网络评论和旅游投诉与质监等三种渠道收集游客满意度信息。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第四季度泰安市游客满意度指数为71.89，在全省17个城市中排名第14为，处于“一般满意”水平。在游客网络评论满意度指数为70.39，全省排名第15位，购物、性价比和旅游行业管理低于山东省平均水平。
作为泰安市旅游商品，要承载着泰山自然与人文特色内容，更重要的是承载着泰山文化精神的核心——泰山平安文化，将“泰山平安文化”以旅游商品为载体，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发扬光大。
二、泰安市旅游商品市场发展概况
据统计，2011年来泰旅游多达3700万人次，如此丰富的旅游资源，为整个泰安旅游业带来了无限的商机。近几年，泰安比较重视发展旅游窗口产业，旅游商品业把握住旅客资源，旅游商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和市场主体培育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据资料显示，旅游商品生产经营企业已发展到600余家，开发的旅游商品涉及8大类（旅游纪念品类、工艺品类、民俗文化与民间艺术品类、旅游食品与保健品类、旅游装备与纺织品类）200多个系列3000多个品种。2011年全市旅游购物收入达到68.8亿元，占旅游总收入21.6%，连续两年位列“食、住、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之首，旅游商品行业成为引领全市旅游业的龙头产业。
在这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旅游商品行业以《规划》为蓝本，逐渐重视了对泰山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泰山文化旅游商品相继出现，以泰山玉、肥城桃木、泰山皮影、泰山女儿茶、泰山石敢当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泰安、泰山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并成为了旅游商品市场上响亮的品牌
三、泰安市旅游商品设计开发存在的问题分析
“物质决定意识”在这一哲学理论下，现实社会存在着一种现象：从60年代的连年饥荒，物质缺乏，生活贫困，到当今的生活富裕，物质丰富，但是五花八门的物质世界难以提起人们的兴趣，精神状态不佳。造成“意识不能根据物质的转变而转变”。这种现象在旅游商品行业也是如此，游客的精神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人们行为方式的改变，促使他们厌倦了固定不变的旅游景点，唯一可变的，也可提起精神兴趣的就是旅游购物。所以就要通过旅游商品，来吸引游客的眼球，满足游人的精神需求和审美需求。
泰安市的旅游商品工作起步较早，成立专门的办事单位，为泰安市旅游商品行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与指导。在政府的引导下，现已有不少成熟的旅游商品品牌，并形成了一定的产业优势，再加上当地丰富的旅游商品资源，为旅游商品的开发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旅游商品的知名度不高、工艺简单，文化性和创意性不够等方面现象普遍存在，旅游商品的设计与开发还存在不少外界制约因素，影响着旅游商品产业的发展。
四、泰山的历史演变过程彰显平安文化的普遍性
泰山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数千年来帝王封禅的圣地；是百姓祈福平安的祥地；是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名山，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泰山从一座自然山，到政治山、宗教山、民俗山、文化山，再到精神山的演进过程，凸显出了泰山平安文化的精神内涵与现实意义。泰山逐渐演化成为人民心中的“国山”，从而闻名世界。
五、泰山平安文化的源头——大汶口文化
远古时期，人类对“大”物体有着畏惧与崇拜的特殊情感，距今约5000多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人类也是如此。这个时期的人类对大山的崇拜，再加上对水资源的生活依赖，决定了这一文明在泰安大汶口地区的繁衍与发展。巍巍泰山，滔滔汶水，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据考古发现，人类从简单的石器工具制造，逐渐丰富到自身的生活用品或饰品制造。人类意识到自身的价值观，说明人类文化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一意识的提升不断促进生产发展和文化的发育与繁荣。
六、泰山道教平安文化——登山祈福文化
在封建帝王文化发展的同时，泰山宗教文化也悄然的传播开来。泰山是儒释道三教并存的大山，其中道教是泰山上最为彰显文化的宗教，它以登山祈福的思想引导人们登临泰山祈求平安，所以在登山途中，道观香火鼎盛的现象处处可见。传说释迦牟尼在和元君老母的千年斗法中最终处在了下风，佛教后来被道教势力逐出了泰山的主要区域之外，只能在山之阳或山之阴的山麓边缘觅到几处院落，顽强地显示着它们的存在。儒教仰仗着国教的地位，又有着孔子远在泰山名扬天下之前的历史性登临，才得以获得了与道教分庭抗礼的平等地位。
七、泰山平安文化的重要性
泰山平安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往远了说，北京的天坛、地坛以泰山石为基；往近了说，全国很多城市的政府、单位、酒店、广场等，门口或建筑物前立泰山石，目的都是为了辟邪挡煞。泰山平安文化是泰山文化的核心，是民族文化的精髓，体现了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其表现的特点为：寓意性文化深入人心，泰山平安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地域性文化特点突出，以泰山为中心，以大汶口文化为源头，泰山平安文化影响范围广泛；延续性强，泰山平安文化跨越了5000年的历史长河，至今影响力深厚。
八、从设计审美原则角度分析泰山平安文化旅游纪念品
旅游纪念品作为与游客接触最密切的旅游商品，也是旅游商品最大的门类，在整个旅游市场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此，就以旅游纪念品为研究对象，从设计的审美角度分析其开发的原则。
九、审美主题性原则的内容美与形式美
主题是旅游纪念品设计开发的核心，是旅游纪念品设计开发的关键。有明确的主题，所设计的产品才会有内涵，才能实现真正地产业价值和文化价值。鲜明的主题可以对游人产生强烈视觉冲击感，提升视觉感官，触动心灵感受，加深视觉印象，从而引起的购买欲望。想要达到旅游纪念品的主题美，必须要以内容美和形式美为前提。
（一）审美工艺性原则。旅游纪念品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艺术、工艺技巧和物质资源相结合的产物。对于旅游纪念品的工艺性审美原则，不单只是制作工艺美，还包括质感美和造型美。现在旅游纪念品的生产不但要具有传统工艺的“精”，也要有现代工艺的“新”。重视传统工艺保护的同时，也要更多的使用绿色、环保、可再生的新兴材料，实现工艺与材料的新结合。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弥补传统工艺无法克服的困难和约束。在制作技法、材料质感、形态塑造上得以发挥出旅游纪念品的工艺性美。
（二）审美功能性原则。功能作为任何产品满足人的需要的特性，也应该成为旅游纪念品设计的核心概念。同时，要与地域文化内涵紧密联系在一起，切实把握好人、设计、文化三者之间紧密相关的联系。旅游纪念品的功能就是旅游纪念品的作用。旅游纪念品作为承载了特定功能和意义的商品，其根本作用就是起到纪念目的。一种旅游纪念品本来就是一种艺术品，已经具备具体可感的悦人形象，即成了审美对象，但是如果它又具有积极的功能，那么它就更能激起人们的美感，更能成为人们所喜爱和珍惜的审美对象。因此，功能美也就成为旅游纪念品美的一大要素和一种审美特征。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功能概念本身也是多层次的，旅游纪念品的功能美可以划分为纪念性功能美、审美性功能美、实用性功能美这三大要素。
十、结语
任何城市和地区都存在旅游行业，任何旅游城市和地区也都存在旅游商品。如果在此基础上加入“平安”二字，那么非泰安泰山莫属。平安是一种文化，平安文化是泰山文化的核心，是泰山的精髓，更是提旅游商品升物质价值的必要条件。无论是旅游业的纵向发展还是横向发展，以泰山平安文化为主题，都是泰安地区旅游商品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有着不可估量的发展潜力和美好的发展前景。将泰安旅游商品与泰山看齐，从旅游商品角度完美的展现出泰山的独特魅力。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还需要更多更好的设计人才和设计作品的积极参与，来实现非物质文化的物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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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众所周知建筑中所用的材料是组成建筑中的工程实体和建筑中的工程管理内容的十分重要的成分，也是工程管理中所必经的十分重要的一个步骤。重要的是，建筑施工过程中的材料管理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以合适的价格买到好的质量的施工材料来满足建筑施工的需要，也就是所谓的物美价廉，而且在施工过程中能够掌握施工材料的数目和质量，尽量将建筑工程和产品材料所用的费用控制在最低区域，从而提高企业的效益。本文，就建筑企业施工过程中的材料管理问题进行了浅要探讨。
关键词：建筑企业；材料管理；成本控制；提高效益
引言
建筑中所用的建筑材料是是组成建筑的工程实体和建筑管理的十分重要的部分，也是建筑中工程管理的十分重要的一个步骤。在建筑工程过程中，如果管好了建筑中的建筑材料，就对建筑的成品的质量有一个很好的保障。那么相应的建筑施工所使用的成本也必然会降低了。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建筑市场中，怎样加强建筑过程中的风险的管理已经成为建筑企业所面对的又一个相当严重的话题。建筑材料的管理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用合适的价格买到质量很好的建筑材料，从而满足建筑施工过程和生产过程的对材料的需要，而且将在施工和生产过程中很好的控制建筑材料的质量和数目，进而将在建筑工程所需要的材料的费用掌控在最低的范围，从而提高建筑企业的效益。
1建立非常健全的关于材料管理的体系
因为现在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物品的价格的差异很大，建筑材料的质量也不同，而且供应建筑材料的商家也非常多，为了使在建筑施工过程中所使用的建筑材料，如各种原材料、构筑物的配件以及半成品的质量有保障，还有在不同的施工的时段内的建筑材料能够及时的进行供应，保证将工程总的投资费用控制在预测的范围里，而且尽量减少建筑施工总的投资费用，对于建设方来说，他们常常建立一个部门，这个部门专门负责材料采购和管理，设立对应的小组，有收集材料信息的小组，采购材料信息的小组，还有质检小组和库房管理小组等。
这些小组收集建筑工程中不同阶段的建筑材料信息、采购建筑材料、检测质量信息以及现场监测材料的质量、材料的运出库房以及对库存的材料进行整理和保管工作。但这要求所有建设单位的在现场的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很高才可以，而且要求现场的管理人员的道德操守比较良好，能够不被利益而打动。
2对建筑材料的供应和管理工作
2.1了解建筑材料方面的有关的法律和法规
对于大部分建筑材料的采购和使用我国的政府都有相应的文件规定，比如说有的条例有规定，有的建筑材料要实行备案证明管理，像钢材、水泥、砂石、石材、胶合板，还有商品混凝土以及砌墙的材料都要进行备案证明管理。依据条例规定，每天进入现场的主要物料都要让建筑工程的项目部按照规范进行填写台账，并要由建设单位进行签字，而且交易的数量一定要将实际的使用数量覆盖。
2.2通过在市场进行调研从而认准合格的建筑材料
在市場中生产经营厂商首先应该是考察的对象。首先，对建筑材料的生产经营主体的各种生产经营的手续是否完备齐全来进行审核与查验；其次，对企业的生产规模的大小、经营理念、销售业绩的评价以及售后服务的好坏等情况进行实地考察；最后，要对企业对质量的控制体系是否具有国际及行业的产品质量认证证明进行重点考察，检查建筑材料在同类的产品中是归属于一般的、中档的还是高档的等等。
建筑业界是考研调查的又一个对象，依据对建筑业界进行深入的了解，从而获得更加准确、更加细致、更加全面的材料信息。整体来讲，建筑界的人们普遍会认可真正的质量很好的建筑材料，相反，质量非常低劣的建筑材料就会受到所有建筑界的唾弃。所以说，通过很好地知道和了解到建筑业界的这些内容，就可以十分精确地掌握一些情况，比如说会掌握材料生产厂家的企业信誉情况、场频质量问题、价格的状况以及售后服务等情况。
2.3对于材料的进场一定要把好检验关
当建筑材料经检验入库时，应严格要求材料供应商出示“防伪备案证明”。同时，对于建筑材料验收单而言，一定要具有相应的检测条件与性能，而且需经过升级以上质量监督部门或其他授权部门考核以后，才能负责检验工作。而对于重点的建筑工程项目而言，建筑材料应由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认可或授权单位来负责开展检验工作。
2.4建筑施工过程中的材料管理工作的一些要点
建筑施工的过程是对建筑材料加工、改造的过程，是消耗建筑材料的过程，被称为建筑材料使用的过程。在建筑材料使用的过程中，建筑材料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检查键入场地的施工材料的质量并能够对质量问题作出保证，并且很好地管理好进入场地的所有物资，而且要严格、适当地使用各种建筑材料，减少消耗、能够保证很好的实现材料管理的目标。在建筑企业施工过程中建筑企业应该做到分配专门的人去管理建筑材料，并且必须要认真负责地做完材料管理的任务。
2.4.1建筑施工以前进行的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是现场的建筑材料管理工作的开始，这为建筑材料的管理工作创造了很好的环境并且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其中准备工作的主要内容如以下方面：（1）掌握所要求的建筑工程的进度，了解所要求的各类建筑材料所需要的数量和质量；（2）对材料的供应方式要进行了解；（3）对于现场的建筑材料的平面的布置规划要做好准备；（4）对于场地、仓库、道路等建筑设施以及有关的任务要做好准备；（5）对于建筑材料库房的管理工作和管理制度要进行完善，引进科学化的管理工作。
2.4.2建筑施工过程中的进行的组织管理工作
组织管理工作是现场的建筑材料管理进行的实的阶段，其中的主要内容列于下：（1）对于钢筋、水泥等主要建筑材料影响到建筑工程的质量时，应该对建筑材料的质量做好调查并且记录，从而确定做好工程的质量；（2）遵守建筑材料供应签订的合同，从而保证建筑施工的需要；（3）很好地掌握建筑施工的进度和进度的变化，从而及时调整建筑材料的配套供应的计划；（4）对于建筑材料的使用应该进行合理组织。
2.4.3建筑施工的收尾阶段的管理工作
建筑企业施工进行到将要结束时，在现场的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如下：（1）依据建筑施工的收尾工程而对料具进行清理；（2）对于多余的料具要组织退库；（3）对临时设备要给予及时的拆除；（4）对于废旧的物资做好回收和利用。
结语
从以上分析得出，建筑企业施工过程中的材料管理工作中，要合理堆放现场的建筑材料，对于建筑材料的进入场地的验收和领料制度一定要严格进行。同时，要合理的使用建筑材料，节约使用材料并制定一些节约使用材料的措施等，从而切实提高建筑企业的综合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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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2008年的“金融海啸”起因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经过华尔街金融衍生品的放大效应，由一个局部、典型市场的危机，演化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于次贷危机的起因，目前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太多“没有还款能力”的购房者涌入房地产市场，给金融机构和房贷市场埋下隐患；另一解释是，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刺激并放大了“地产泡沫”。所有经济体的房地产市场波动，都同市场参与者的支付能力和货币政策有关，把次贷危机的根源归因于此，将问题过于简单化。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起伏波动，同实体经济变化紧密相关：房地产繁荣同经济复苏、居民购买力提高直接相关；房地产市场衰退，则因为其居民实际购买力下降、消费结构失衡。这两个阶段中，都有着中国低价出口商品的因素（笔者已有另文探讨这个问题）。本文试图从中国商品低价格的制度和市场机理，来分析中国经济与世界（美国）经济的关系。
中国出口商品廉价的机理
2001年，中国加入WTO；其时，美国正经历网络泡沫破裂。美国原本希望通过中国的“入世”，来打开中国市场，但中国商品涌入美国市场的速度，显然超过了中美两国政府的预期。1998年之后，为刺激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经济，中国政府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出口商品的生产基地。从沿海深入到成本更低廉的内地，进一步提高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为迎合WTO谈判并解决国有企业困境，政府实施“国退民进”战略，允许民营企业进入钢铁等规模性行业。这些因素，给中国出口作了产能上的准备，并在2002年后集中释放。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以生活必需类轻工产品为主，且比重很大，因此足以对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产生影响。低价是中国商品占领美国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的低价商品使得美国消费者产生财富效应，并最终提高其购买力，成为美国房地产市场繁荣的基础条件。
低价格是中国出口商品最主要的竞争要素，带来中国外贸及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同时也成为中国和全球经济失衡的关键。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之所以低，除了国内企业相互竞争的压价因素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原因：
一是美元在贸易结算中的定价权。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商品（特别是工业制成品）出口到美国后，只能以美元定价（也被看作是美元霸权），出口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难以影响到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形成竞争，价格成为重要竞争因素，商品提价，就意味着退出美国市场。2007年，在人民币汇率、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都提高的情况下，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却涨不了价。
二是中国的自身因素。构成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国内因素，包括设备投入和折旧、政府税收、财务费用、原料成本以及劳动力和土地及环保费用。前四项是刚性支出，阶段性的优惠（包括出口退税），难以根本上影响企业的成本。影响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动因素是人工成本及土地和环保费用，这两个变动因素构成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竞争力。由于存在非贸易要素及不同经济体之间在环境等政策上的差异，理论上的一价定律并不能体现出口商品的所有制造成本（费用），从而造成同类贸易品在不同经济体生产时的巨大成本差异。即使考虑了劳动力成本差异因素，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大部分的工业制成品），土地和环保费用作为非贸易要素构成生产（或社会）成本，却要么没有计价，要么没有经过市场化的定价，其直接结果是提高了中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以及海外投资向中国的转移。
另外，中国扭曲的消费价格指数（即CPI，目前，中国CPI构成中，食品权重为33%～35%）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最大限度地控制了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进而压低了出口商品的价格。中国的出口企业，主要以沿海加工企业为主，就业者多是来自内地的农民工。低成本劳动力的稳定供应，除了供求关系因素，更取决于打工收入在其日常支出之后的节余，是否高于其离开农业产生的机会成本，而决定这个机会成本的，是农村的粮食生产。“稳定粮价”（也就稳定了CPI），并让粮价长期处于低水平（低于国际市场价格），使得外出打工者获得的现金收入，远高于在农业生产上的现金所得，这促使农民工前赴后继。
打工者就业期间的主要消费是食品，食品价格低而平稳，可以保证这些从业者收入节余的相对稳定。能在所处城市买房、购车的打工者比重不高；同时，长期以来，这些打工者在医疗和教育方面无法奢望同城市居民相当（成为城市居民的打工者，在子女入学时就会明显感觉到收入的相对下降）。而收入在回流家乡后的消费，主要发生在农村市场，充斥假冒伪劣商品的农村市场价格要远低于城市，这符合打工者的支付能力。因此，城市中食品之外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涨跌，对打工者影响很小。城市食品价格的稳定，可以降低打工者提高工资的要求，进而降低用工企业调整工资的压力，最终达到“降低企业的负担，提高竞争力”的效果。这种格局，在中国1993年允许农民工全国范围流动以来，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据统计，1992～2004年的12年里，农民工平均工资只增加了68元。
如果食品价格上涨（CPI就会上涨），打工者的食品支出势必增加，这种情况下，打工者要么要求增加工资，要么回乡种粮。而如果打工者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如80后年轻一代步入劳动力市场，他们追求时尚消费，势必改变其父辈“吃饱即存钱”的习惯，这必然会带来加薪的要求。2007年，沿海地区就出现“年轻人放弃就业加剧民工荒”的情况。这种状况将成为未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常态，利用控制CPI的手段来控制劳动力成本，将越来越难。
通过控制CPI来压低劳动力成本，似乎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企业在其间获得的好处不多，其发挥的作用是解决就业、保障社会稳定、创造税收，解决了政府关心的问题。理论上，打工者创造的价值中包含其社会保障，如果工资定价机制合理，他们拿到的现金工资收入就应该包含这些社会福利。但是，2008年之前，沿海打工群体的社会保障部分，要么被企业转化为利润，要么以税费的形式进入了政府的口袋，或者以利息的名义进入银行的收入中（代表中国优秀企业的很多上市公司，其财务费用要远高于员工工资支出）。但是，从中国出口加工企业的利润水平看，进入企业利润的比例不大，如果让企业来解决保障支出（包括追溯补偿），企业倒闭就难以避免。
在中国市场经济价值的分配过程中，存在着政府、银行及企业之间的不合理局面，同时，存在商品出口价格的不合理——产品定价过低。而在这个不合理的分配过程中，创造“剩余价值”的打工者处于最底层，且获利最少。
现行价格体系的弊端
这种制度安排，在外贸加工企业导致的结果是，让劳动者长期处于低工资状态；而扭曲的CPI体系，却没有让打工者明显感觉到收入的相对下降，这保证了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社会、经济和谐稳定。但其负面效应同样明显。最大的负效应，是全社会福利的净损失。为稳定CPI，政府通过行政措施控制食品价格，结果是食品质量的下降。在原料奶的价格比矿泉水还低的时候，消费者按照政府指导价买到不搀假的奶制品，在现代社会是不现实的。牛奶行业的“三聚氰胺”，可以放大到所有食品领域。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会交替上演彼此伤害的样本：农村购买工业品，会出现大头娃娃、伪劣药品致死案；农民生产自己不吃，专卖城里人的注水肉、毒韭菜、催熟西瓜。持续性的环境破坏和食品安全问题，降低了社会的生活质量，进而影响到全社会的健康水平。全社会要为此支付即期的医疗费用，及潜在的（远期）健康成本，这将严重制约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CPI的缺陷及政策性的物价稳定措施，只是使得通货膨胀隐性化，却不能控制全社会的实际通胀率，进一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和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城市居民从住房价格上体会到物价上涨，显然接近于真实的通胀水平；食品“标签”价格的稳定，伴随着食品真实价格的上涨，这实际上意味着食品质量的下降，也就是说，要买到货真价实的东西，需要支付溢价或者根本买不到，“专供”、“特需”应运而生。理论上，商业社会中，低值易耗品和快速消费品的支出费用，已经包含了使用效应和质量安全的保证。如果买一支钢笔需要准备维修费、喝一杯牛奶要准备好住院费，这些商品就已经不是易耗品，而是耐用品，其实际价格，已经远远超出在商场付款处支付的政府指导的“标签”价格。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3.94倍，其中城镇上涨4.33倍，农村比1985年上涨2.69倍。同收入增长幅度相比，通胀率还算温和（1985年后，农民收入实际增长幅度落后于CPI增长幅度），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仍以“三聚氰胺”为例，科技因素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化工原料”则掩盖了通胀真相：CPI构成中，猪肉和鸡蛋占据最重要的比重，但30年间，猪肉、鸡蛋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的猪肉和鸡蛋，在2008年，要以“有机猪肉”、“土鸡蛋”的名义，高出CPI统计构成中的样本猪肉、鸡蛋（饲料猪肉和饲料鸡蛋，甚至“三聚氰胺”鸡蛋）几倍的价格。“同样”的样本，不同的质量，实际通货膨胀率远不是政府公布的水平。
第三，中国为维持经济增长要支付高昂的成本。扭曲的劳动力成本，使得社会财富在中国与世界及中国内部的分配严重失衡。劳动者收入不能提高，无法形成稳定的国内消费市场，“刺激消费”只能是不断被提出的口号；劳动者和企业都无力做到必需的技术投入，人力资源素质难以提高，进而制约产业升级。
外贸就如一剂“毒药”，中国全社会的积累，要不断依赖于它，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使得中国（2007年GDP全球第四位）越来越像一个外贸中的“小国”。在出口商品价格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出口企业（当地政府）在劳动力成本之外，寻找降低成本的空间，如上述的环境等非贸易要素。寻租难以避免，从而进一步增加企业成本，企业积累困难，始终挣扎在生存边缘。这部分解释了很多外资企业在享受完“三免五减”后迅速转移关闭的现象，因为其目的也只在赚取中国的政策优惠。出口加工企业及所在地区和整个中国，最终难以形成创新动力和行业领先优势。大量出口产生的贸易顺差，造成了进入WTO之后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进一步削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中美两国经济的依附和未来
中国以现行CPI为核心的价格体系和政策，造成了两个结果：第一，使得美元的实际购买力要高于其对人民币的汇价，因为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包含环境溢价。如果CPI政策进行调整，中国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就会大幅上涨，人民币也会相应贬值。目前的价格政策，造成整个中国对美国及其他出口市场的补贴，这些经济体，成为中国价格体系最大的受益者。第二，中国的城市化只能是一个不断被讨论、却始终难以变现的话题。所谓的产业工人，不过是根据国际市场变化在就业地与家乡之间不断迁徙的候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最终也取决于美国消费者的荷包和消费信心。
除了美国等经济体的消费者之外，中国中央及沿海发达地区的各级政府，大城市里的高收入人群，则是中国现有价格体系的国内受益者；而受到负面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城市里的无业和低收入者。前者的受益，主要通过税收、各种政府规费、银行等服务机构的中间费用实现。在那些候鸟失去工作之后，国内曾经的获益者也发现，“高端服务业”也需要朴实的基础——随着农民工大量返乡，城市的白领也加入到失业的行列。CPI控制了食品价格，但无法制约住房和服务价格，这增加了城市低收入和无业者的现金支出压力，但政府对低保对象支付的补贴，则会因为稳定的CPI水平而实际上减少。
如同全世界只能有一个美国一样，中国也不能有太多的北京和上海，因为通过价格手段从农民工身上获得剩余价值，不足以支持那么多的高端行业和人群。美国爆发危机之后，中国人开始明白美国这种消耗全球补贴的模式不可持续。
农产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形成了农村对城市的补贴；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在工业化进程中，对城市形成二次补贴，同时也补贴了美国。取消农业税及对种粮农民补贴，可以看作是过去几十年农村对城市补贴的返还。而中国被全世界觊觎的1.9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可以看作是农民工及非贸易要素为支持外贸行业而完成的积累，应该用于补偿打工者（打工期间的社会保障）和环境破坏，以及因工业化失去土地的农民。只是，这些储备与积累无关，而且已经变成人民币进入了国内金融市场。而真正的补偿，已经被国内的政府和城市消耗。
调整CPI为核心的价格体系，打工者的工资会大幅上升并缩小社会收入差距，但这是加工业主无法承担的。因此，必须伴随税收、金融的同步改革，减轻全社会的运营负担，并在政府、企业、消费者和金融机构间合理地分配利益。
WTO之后，中美两国经济上的依附关系越发明显：中国越来越需要美国的市场和贸易顺差，美国则需要来自中国的廉价初级加工品和回流美国资本市场的贸易“黑字”。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外汇储备的处理方式，一直以持有美元资产为主。随着外贸顺差累积的储备越来越多，中国回流美国市场的美元资产也越来越多。这些资产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金融衍生品市场，中国美元也因此成为次贷市场和石油衍生品市场的参与者。这形成了中国官员对两国关系的结论：谁都离不开谁。
但显然，中国更需要美国，美国在全世界的经济地位和市场广度无法替代；而中国产品可以替代，且中国支持廉价出口品的条件不可持续。如果美国居民减少消费支出，居民消费占其GDP的比重（2003年～2007年该比重一直维持在70% ）和贸易逆差都必将下降（2007年商品贸易逆差占GDP比重为6%，较2005年和2006年有所下降 ），这对中国来说绝不是一个好消息。
对中国而言，因为人口众多、初级加工业产能庞大，中国必须有足够的“出口和通路”来消化这些产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外贸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国内需求（包括投资和消费）不足以替代外贸出口的作用。
中国200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加入WTO后对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大规模出口的结果。外贸出口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为一半以上的进口（典型如铁矿石）是为出口作准备（即“两头在外”的模式），而不会冲击国内的产能和产业（美国的进口以最终消费为主，因此会冲击竞争部门），甚至提高产能和就业。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远高于依据顺差计算出的贡献率。
繁荣的房地产和民间产业投资，是以外贸出口的繁荣为前提。很难想象，2004年作为抑制投资过热典型的“铁本”案例，会发生在1998年或者2008年。没有外贸行业产生的现金流和繁荣预期，房地产投资及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的生产制造业会迅速降至冰点（2008年之后的两年内，中国房地产市场下跌幅度超过美国会很快变成现实）。而如果去掉房地产和生产制造业的投资，中国2007年超过13万亿的全社会投资将下降近一半。希望政府投资来填补社会投资空缺，“两年内4万亿”的规模显然如杯水车薪，效果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因为没有了收入预期，即使完善了社会保障，居民消费也不会增加。有着比中国完善得多的社保体系的欧洲、美国和日本，也正在经历消费萎缩的痛苦。另外，中国农村东西部的发展差距巨大，且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温饱和争取现金收入边缘，希望农村市场来缓解百年不遇的危机冲击，只是一个幻梦。
一个或许有些无奈的现实是，如果不作出制度性的调整，中国经济要走出危机影响，只能等待着美国先行从危机中复苏，再通过出口来制造国内繁荣。
（作者单位：东兆长泰投资集团投资发展部）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我国经济市场格局的不断优化，使得商品包装设计革新迫在眉睫，而在市场商品包装设计中应用视觉传达的方式，有助于促进经济市场商品包装设计工作的创新发展，也能促进商品包装设计行业科学化和合理化发展。同时，在视觉传达角度分析中，符号设计是设计商品包装的主要基础，通过结合经济市场商品包装设计的工作需求，可以将其分为视觉媒介表现、印刷印制媒介、现代商业服务等方面的设计方式。而加强视觉传达观念和方式的应用，也可以促进商品包装设计工作的合理开展。
关键词：视觉传达角度;经济市场商品;包装设计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现代文明不断发展，经济市场商品包装作为一种新的产物，对于推动商品效益提升产生了重要作用，还能给人一种美和视觉方面的享受。在视觉传达视角下，推动经济市场商品包装设计工作创新，有利于充分发挥视觉传达信息设计的作用和优势，提升经济市场商品在包装等方面的竞争能力，为经济市场环境革新和优化奠定良好基础。
一、基于视觉传达角度分析经济市场商品包装设计的意义
基于视觉传达角度分析经济市场商品的包装设计，有利于商品包装设计革新，也有利于展现商品的多样性。首先，加强对视觉传达的深入分析和了解，可以使商品包装设计的视觉冲击力增强，这不仅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也能以独特的外包装提升自身竞争力。例如，商品外包装不仅能体现商品的独特性，也能体现自身品牌与其他同类产品的区别，这更有利于商品快速占据市场，也能吸引消费者目光。同时，当消费者目光被吸引后，会进一步了解商品的品牌价值，这更能促进消费行为的形成，也能为市场营销工作的展开奠定良好的基础。其次，基于视觉传达角度对商品包装设计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也能凸显商品的文化性和独特性，这更有利于商品价值的凸显，也能在商品包装设计中，充分体现品牌文化的多样化。同时，不同的商品包装设计，能体现同一种商品的不同风格。一般设计师在设计商品包装时，会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时代审美。因此，基于视觉传达角度加强商品包装设计研究，也有利于提升商品的审美性和艺术性，这不仅无碍于商品基本的实用功能，也能满足人们审美和文化需求，同时也使得其具备较深层次的文化內涵。由此可见，商品包装不仅能提升产品档次，也能促进产品功能的拓展，这也符合当下人们对商品的多元化需求。最后，经济环境下，商品包装设计的积极革新，不仅有利于设计与技术创新，也能加强对生态材料的使用。
二、基于视觉传达角度分析经济市场商品包装设计的价值
不同设计方法所产生的商品宣传特点也各不相同，采用各种不同符号组合、构建成特殊符号系统等形式，可提升其美观性和功能性，进而可更好地吸引消费者购买商品，并以此突出设计符号的不同，对于经济市场商品销售和发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视觉传达与经济市场商品包装设计工作的结合中，也能将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方向反映出来，因为其会结合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方向、审美情趣、品位格调等内容，对消费群体进行有效的符号设计。在时代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消费者对于经济市场商品包装设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意味着经济市场商品包装设计工作在新时期背景下，只有合理运用视觉传达的方式，提升商品包装设计方面的美感以及吸引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才能更好地突出经济市场商品包装设计工作的价值。基于视觉传达角度的经济市场商品包装设计工作也有助于提升其整体包装设计的水平和效果。比如，在商品包装设计工作开始之前，相关人员会充分和完整地研究商品内容，然后根据色彩、文字、编排等方面的视觉要素需求，进行有效的商品包装设计工作。让商品包装设计在传播信息的同时，散发艺术气息，提升商品包装设计的有效性和艺术性。
三、基于视觉传达角度分析经济市场商品包装设计现状
当前基于视觉传达的经济市场商品包装设计工作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这些问题影响着经济市场商品包装设计工作的合理发展。首先，未能结合视觉传达设计理念，构建完善的包装设计方案。在经济市场商品包装设计中，部分人员缺乏对视觉传达理念、方法的应用，也未能结合受众对于经济市场商品包装设计的需求，发挥视觉传达对于商品包装设计工作的重要作用。同时，还是以传统的商品包装设计方式为主，未能运用多样化的、多维度的视觉传达效果，提升商品包装设计水平，这给突破传统商品包装设计工作局限性带来了不利影响，还会降低商品包装设计方面的效果。其次，商品包装设计中的包装图形缺乏创意性。视觉传达中包含丰富多样的图形、文字、结构等内容，在运用视觉传达理念和方法时，还必须结合混搭的包装图形创意方式，为经济市场商品包装设计工作注入新鲜血液。从目前情况来看，经济市场商品包装设计在视觉传达的应用方面过于单一，未能充分挖掘视觉传达在包装图形创意和结构设计等方面的优势，给推动商品包装设计的合理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再次，忽略活化图形的有效传承和应用。通过视觉传达进行商品包装设计工作，可以带给消费者和受众一种视觉上的体验和美感，这就需要设计师积极结合活化图形，发挥信息技术对于商品包装设计工作的作用，提升其视觉传达效果。目前，商品包装设计中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和生动性，没有结合活化的图形合理推动商品包装设计工作的开展，降低了其包装设计的效果。最后，商品包装设计结构不完善。
总之，在视觉传达角度背景下，优化和创新经济市场商品包装设计方式，需要有完善的商品包装设计方案作为依托，还要结合混搭的包装图形创意方式、加强对活化图案的传承和应用，并优化商品包装设计的结构，才能强化其设计的效果。同时，加强对视觉传达的关注和研究，可以加强对商品包装设计的拓展和创新，也能促进商品包装设计多元化发展，这更有利于完善经济结构，也能推动生态环境发展，还能为经济市场环境革新和优化奠定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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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梦远.基于旅游目的地系统视角的邵阳旅游商品包装设计研究[J].怀化学院学报，2017，（9）：30-34.
赵钧治 20010413 女 大连工业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
陈美琪 20010903 女 大连工业大学 环境设计专业
韩瑞琦 19990926 女 大连工业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
邢芳溪 19980908 女 大连工业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引言
2010年，美国著名文化理論家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以新著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文化研究的未来》），拉开了新一轮形塑“文化研究的未来”的大幕。时隔仅仅一年之后，2011年，美国文化研究专家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出版了基于他2006—2007学年在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主持的“Cultural Studies：The Way Ahead”（文化研究前行之路）系列讲座的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的重建》）;同一年，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开拓者之一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出版了聚焦文化研究教学的专著What’s Become of 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怎么啦？》）2012年，穿梭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文化研究专家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出版了关注数字媒体的力作Digital Futures for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文化和媒体研究的数字化前景》）。这些旨在规划和展望文化研究未来的著作的集中出现，引起了托比·米勒（Toby Miller）等知名文化研究学者的极大关注，纷纷出手撰写评论文章，联袂造就了文化研究共同体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于是我们不禁要问，造就这番风景的动力何在？
对体制化的再反思
相较于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英国文化研究奠基人，格罗斯伯格、特纳、哈特利等后生可谓是纯粹的学院中人，即他们几乎是在学院中度过职业生涯的，与文化研究体制化、学科化有着复杂的纠缠，在积极推动文化研究体制化、学科化的同时，对之保持高度的警惕与持续的反思。1990年前后，文化研究赢来了形塑“文化研究的未来”的第一次热潮，见诸一系列深度检视和反思渐成趋势的体制化、学科化的著述与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威廉斯的《文化研究的未来》（The Future of Cultural Studies）、霍尔的《种族、文化和传播：文化研究的回顾和展望》（Rac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s： looking backward and forward at cultural studies），以及格罗斯伯格等人1990年筹办的“文化研究的现在与未来”（Cultural Studies：Now and in the Future）大会。这些著述与活动证明文化研究体制化的风险已经引起关注，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降的文化研究的发展。比如，国际文化研究协会会刊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曾在1998年发专刊讨论文化研究学科体制化的问题。所以，联系到格罗斯伯格等作者首先是大学体制内的文化研究教授，联系到他们的著作面世之际幽灵般回荡的“文化研究已经寿终正寝”等“杂音”，我们不妨大胆设问，这些原本志趣各异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理论家，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段不约而同地致力于消除“杂音”的未来形塑，这是否是他们思考文化研究体制化、学科化的结果？
毋庸置疑，答案是肯定的。特纳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全球大多数地方，文化研究被视为一个合法的教学和研究领域”[2]16，呼应了霍尔之前的判断：20世纪60年代以降，文化研究以“伯明翰的中心”为起点，开始了其体制化之旅。体制化为文化研究赢得了“一间自己的房间”，但史密斯发现，体制化的诉求已然让文化研究变得一如幻肢。[3]245这里姑且不论有人基于“文化研究是别样政治”这一浪漫想象反对文化研究学科化、体制化，但我们既要知道英国文化研究孕育于战后成人教育运动的文学课堂，显影于作为一个实体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其发展和播散更是直接联系着“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的产物，公司型“新大学”，又要深知“倘若文化研究没有被体制化，它便已然消失，但体制化过程本身却在某种程度上让它失去了锋芒”。[4]体制化、学科化固然不是每个文化研究学者的追求，甚至也不是他们所擅长之事，但我们必须承认：一方面，体制化、学科化之于文化研究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这里的成功本身或许就是一个问题，沉重地压在文化研究的头上，有阻碍文化研究进一步发展之虞。一旦被赋予学科合法性、获得制度性空间，文化研究便成为整个学术景观拼图的一部分;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收编行为，其间既有对文化研究作为新学科的吸纳和承认，更有对它的“规训”，让它遭遇同质化处理、被制度结构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研究体制化、学科化的成功会让大学（体制）认识到其事业的正当性，获得形成新知识产品的场所和地位，最终危及文化研究自身的地位。就英美的情况而言，文化研究成功经受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强烈打击和猛烈攻击之后，得到了体制的深情拥抱，但它获得体制成功的那一刻恰恰是它遭遇“权力”毁灭的开始，日益为所有学科都必须面对的制度性压力所左右：教师晋升和任期的门槛越来越高、学生数量激增、师生比陡降、业绩标准不断提高、用于处理证明业绩成果的文书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每个人都在为晋升东奔西走;同行从患难与共的朋友变为狭路相逢的冤家。一如伯明翰大学以科研水平低下为名关闭文化研究专业所暗示的，既然大学需要充当利益生产的实体，而不是为社会、国家或民族提供基本服务，既然大学已在工具主义逻辑的驱使下，变为公司实体的形式，大学教师不得不受制于会计量化制度，受支配于教学效果考核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难免会遭受体制化之害，即使它是“赚钱机器”。
另外，文化研究学者大多自诩其工作具有政治维度，但事实是，随着文化研究越来越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为一门学科，其政治视域却变狭隘了。这一情势的出现部分在于文化研究的因袭的、复制的研究范式，虽然它最初的研究范式确曾帮助它开辟一隅之地，后来居上，尤其是在性别、种族、性事（sexuality）、族群、流散群体、身份认同等“前沿”领域，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关研究并未引发运作于其中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的显著变化，比如，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者和其他群体依旧无权享受平等待遇，尤其是在美国。一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文学教授、《文化研究的审美》（The Aesthetics of Cultural Studies）主编米歇尔·贝吕贝（Michael Bérubé）借《文化研究怎么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Cultural Studies？）一文所言：
文化研究改变了人文科学诸学科吗？文化研究改变了知识传播的手段吗？文化研究让美国大学变成了更加平等或者进步的机构吗？在我看来，这些是需要提出来的有益的问题，而一个回答它们的有益的办法是难过地说，没有。文化研究尚未产生太多影响。[5]
正如“文化转向”所暗示的，“文化研究尚未产生太多影响”这一观点是有待商榷的，但想必不会有人反对的是，这一观点的形成关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学者在大学内部的位置。一如新时期以降的英国高等教育改革所证明的，国家在怀疑大学的同时，依赖大学机构来使自己存在并长盛不衰。这种情势让文化研究学者日益处于一种霍布斯主义的自由竞争境地：纯粹为保住职业和饭碗而混战不休，让他们因为自感未尽职守而怯懦畏缩，担心下一轮评估、任职到期、职称晋升、退休金和福利的积累。这样一来，一切个人的当下时刻都被延宕，去追求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才能实现的某个更大更远的目标;目标总是“将到来的”，其未来的维度既使我们得到解放，也让我们变得衰弱。我们必须以敏锐的批评眼光关注问题何以至此;或许，这就是格罗斯伯格等“学院派”学者勉力形塑文化研究的未来动机之一。
研究范式突围
众所周知，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姻是一项“重要和富有成效的工作”[6]。马克思主义促成了英国新左派的形成及新左运动的开展，而英国新左派及新左运动则直接联系着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基于自己在“二战”前后的“活生生的经验”、“二战”后的社会情势对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有效地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和显影所不可或缺的文化主义研究范式提供了社会和政治资源。威廉斯能够实现从左翼利维斯主义者到文化主义者再到文化唯物主义者的蜕变，《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能够成为“专业历史学家圈外的一个政治灵感之源”[7]，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发现了“马克思身上的真正沉默”——价值系统及文化的作用。虽然受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文化研究曾一度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美国文化研究尤其如此，但2008年金融危机有效地促成了马克思“骑马归来”，引发了如下观点的流行。
重新整合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是有某种急迫性的。一方面，研究文化不考虑政治—经济基础的影响或者文化活动的政治—经济后果，这无疑是极为天真的。这些忽视可能让人把压迫曲解为多元主义、把劝说曲解为民主、把精英主导曲解为大众自由。它们也可能需要从生活状况转移到语言或者话语的安全港，因此使得对比如社会正义的追求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过分强调政治—经济的决定因素而忽视人的意志和自由同样是有害的。否认或者贬低人的能动性等于贬损人的尊严，宿命地淡化社会改革的可能性。[8]
既然“如今的情势已经大为不同。在很多领域，或许尤其是在文化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已然在经历意义重大的复兴的同时，经历了理论发展上相应的开放性和灵活性”[9]，重新思考文化研究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找回它们之间“失去的联合”，通过跨越它们之间的鸿沟而实现研究范式突围理应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必需。正是基于这一认知，格罗斯伯格回顾了他曾深度参与的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争，继而受霍尔的“耦合”概念的启发，呼吁文化研究以一种“激进语境化的价值理论”，接受并探讨经济问题，以期实现对“复杂性、偶发性、争议性和多重性”的追求。[10]54与此类似，史密斯等《文化研究的重建》的作者大多认为，文化研究忽视了劳动和经济因素，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虽然“英国文化研究是一种日渐怀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叙述”，或者说文化研究“极不愿意被视为马克思主义”。[3]252比如，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认为，在文化研究中，“显而易见，劳动、工作和职场政治一直被人忽视”[3]252，而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对此则深表赞同。
经过30年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与基于不平等、排斥异己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罗斯所凸显的劳动问题显然是重要的。人们在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工作（或者求职），或者投票，当然还有消费;很难想象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来看，任何有意义的文化研究项目不处理人们如何体验经济和社会等更加广泛的问题。[11]10f
或者借用马可斯·布林（Marcus Breen）的话来讲，在新自由主义盛行和资本主义危机不断的时代，对文化研究而言，“重申政治经济学的优先地位的时机已然来临，其办法是重新耦合经济与文化，而不是假装某种不确定性将魔法般地赋予文化研究可信性”[12]。由于劳动问题依然是文化研究的盲点、文化研究没有给予经济以足够的重视，加之体制化等因素的影响，当下的文化研究虽然依旧抱有“追求某种形式的政治效能的残存欲望”，但已经“日益脱离实践”，[11]10不知道“能够和应当做什么？”[13]3所以，史密斯等人认为，文化研究唯有经过重建才能拥有未来，抑或说未来文化研究的任务即“帮助文化研究重新界定身份”[13]2。
哈特利在认同文化研究正遭遇危机这一判断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耦合文化研究与经济学的观点。哈特利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固然对文化经济学有所关注，但其方法太具挑战性，而且假定“整个体系是由单一因素所决定的”，[14]55其结果是文化研究因为“没有与经济学展开持续对话”，“在动荡的经济学变革中置身事外”，[14]35最终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开拓精神，迷失在“无限扩展的微观”之中，没有“将足够注意力放在宏观层面”。[14]28所以，哈特利指出，鉴于媒体与文化研究建基于并且总是坚持媒介的传播模式，这种模式发现“日常文化实践……全方位地受制于更为隐蔽的力量，这种力量似乎正在同时为迥然有别的政治和企业目的而剥削寻欢作乐的消费者”[14]1，未来的文化研究应该更加重视数字媒体和以“人人都是生產者”为特征的“传播的对话模式”。
不难发现，在格罗斯伯格等人看来，当下的文化研究已处于必须重建的情势之中，而文化研究重建的不二选择则是它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结合，重新思考它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比如，格罗斯伯格宣称，文化研究需要更加认真地对待经济问题，更加有效地区隔价值概念与劳动概念，更加广义地阐释价值概念。史密斯认为，一些文化研究学者为“回避经济问题”而使用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化约论”和“经济决定论”的修辞，其结果是文化研究“对研究对象的无政府主义或者虚无主义态度”，因此走进了死胡同和危机，无力“实现其至高的智识和政治抱负”，[15]所以，“进一步重视政治经济学问题是重建文化研究的必要条件”[16]。哈特利提出了他所谓的“文化科学2.0”（Cultural Science 2.0），一个他希望可以借助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来实现的目标，旨在强调当代文化产业的价值源自大众和社交网络用户的共同创造。
可见的未来
当然，格罗斯伯格等人形塑“文化研究的未来”的实践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关注，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准确诊判了文化研究的危机现状，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体现出了一种创造未来的责任意识，让人看到了文化研究的一种未来图景。比如，透过《文化研究的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格罗斯伯格何以通过“对令人沮丧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欧式现代性传承倾向的反叛”，有效地“创造一种足以反映和力图解析当代世界的文化研究”。[10]3在他看来，欧式现代性或者自由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美国和大部分北大西洋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但就像中国、南非等非欧式现代性体系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证明的那样，欧式现代性实则已然陷入诸多危机之中，尤其是“在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运动、在新生的青少年文化、在女性主义和其他社会运动，以及在各种宗教运动和新保守主义的发展之中”[10]69-70，因而正遭遇各种质疑与批评，于是出现了混杂的或者可选择的现代性。然而，“可选择的现代性的理论事实上将‘现代’视为理所当然，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将这种对现代的理解视为其他可能现代性的边界”[10]90，可选择的现代性不过是欧式现代性的一个补充，束缚了人们对现代性的想象。正因如此，格罗斯伯格提出了一种走向本体论的现代性，而认识这种现代性的基础则是情势分析;情势存在于由多種要素所共同营造的瞬时性空间之中，是多种变化、接合与冲突彼此交织形成的一种暂时性平衡的结果。所以，情势分析，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激进语境化，不仅能够在理论的层面上让我们看到复杂情势之中的多重现代性，而且可以在现实的层面上促成人们更加有效地认知文化经济之类的新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透过这些著作孕育期间发生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年初暴发、至今没有消退迹象的全球新冠疫情，我们可以看到阶级关系、无保障的劳动和失业已然构成当下社会，尤其是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贫富悬殊、工资水平与利润的差距、工作时长与失业人数之间的反差，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节节攀升。所以，对旨在揭示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文化研究而言，关乎文化生产的经济问题理应从背景中显影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加汉姆的观点尤其值得注意。加汉姆于1990年指出，虽然不乏媒体与文化研究学者致力于分析和考察媒体大亨及其公司，但“令人愕然的是，有关文化生产者的个人背景却是匮乏的”[17]。然而，在10年之后的2000年，加汉姆发现这一问题依然如故：“因为普遍的语言学转向以及与之相伴的所谓的作者之死，在近年的媒体与文化研究中——实际上在所有社会理论中，媒体生产者的问题是被忽视的。倘若作者并不存在或者完全没有意图力量（intentional power），为什么要研究她或者他呢？”[18]所以，当形塑文化研究的未来再次成为热点的时候，《文化研究的重建》的作者之一、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在痛陈“劳动依旧是传播和文化研究的盲点”的同时，大声疾呼“在文化研究创建的议事日程或者规划中，劳动需要被优先考虑”。[19]
诚然，这一情势近年来有所好转：一如富克斯等批评家所注意到的那样，劳动尤其是数字劳动已然成为若干批评性研究的主题，集中见诸媒体与传播研究之中。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凸显了出来，被作为理论资源挪用于劳动问题的研究之中。这既是因为马克思第一个把劳动概念的历史性视作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关键，也是因为他迄今最为详尽地分析了何为工作与劳动，可以有效地启发人们对经济和文化构成因素的理解。比如，就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分析的钢琴制作和钢琴演奏的区别而言，当下最为重要的不再是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而是到底是什么构成了经济和文化。倘若经济与文化是彼此分离的，那么制作钢琴就是劳动，因而是经济的一部分，而演奏钢琴则不是劳动，因而只属于文化。但毫无疑问，马克思是同意演奏钢琴是在生产使用价值的，它因为满足人类的耳朵而成为一种形式的劳动。所以，音乐的生产一如钢琴的生产，是一种经济活动。[20]
众所周知，数字媒介已然构成当下日常生活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日益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比如，学者、专家、企业家和政治家;他们虽然选取了不尽相同的视角，但大多都认为脸书、推特和视频网站等社交媒体的兴起意味着民主经济和参与式经济的兴起，并大加赞美，因为在这些平台上，用户可以操控传播手段和知识产品，消费者可以自主和有创造性地形塑经济。但是，从一种动态的劳动价值论来看，企业型社交媒体实际上是对用户无偿劳动的剥削：首先记录并分析用户在平台上的时间，然后据此制造出数据商品卖给广告商，而广告商则基于这些数据，制造针对特定用户的定向广告;用户的劳动是无偿的，其劳动力的价格为零，资本因此获得了利润最大化的可能。在当下这个资本全球化的时代，因为世界工厂的出现、全球性劳动者的出现，基于这样一种劳动价值论的认知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它可以促成我们认识到互联网用户被剥削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计算机网络这一庞大价值链的一部分：非洲的奴隶开采原材料，发展中国家的无偿劳动者组装硬件，欧美的高薪工程师开发软件，各地客服中心的不稳定劳动者提供技术支持。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可以让人看到资本主义的价值是降低人的地位的价值，让人成为附属在机器上的一个只能受剥削的无声的齿轮，虽然他们自以为一直在发声，但实际上他们的声音并不产生任何效用。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可以达成消解经济价值的目的，让它不再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道德价值。
结语
特纳指出，如今的文化研究已然从一个政治项目演变为一种“仅仅是自我服务”的“学术表演流派”。[2]128这一情势的主要诱因包括文化研究的学科体制化，以及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威廉斯、汤普森、霍尔同是文化主义者，但威廉斯和汤普森更多是受所谓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霍尔则喜欢自由地穿梭在马克思主义内外。所以，文化研究学者有必要、有责任借助文化研究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结合来实现对文化研究的重建，从而完善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形塑文化研究的未来所表征的不仅是对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重申与拓展，而且是基于一种创造未来的责任描绘一份承诺;文化研究是否会寿终正寝不是取决于未来的缺失，而是缺失的未来，以某种方式诞生于此时此刻的未来。所以，我们需要在未来这个问题上很坚定，而不是犹豫不决。因为我们本身注入到了它之中，我们自己对它将走的方向的感受，将构成所产生之物的一个很有意义的部分。因为一种规划与一种构成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决定性的;文化研究的重点恰恰在于它要与这“二者”打交道，而不是把它本身限定在这方面或那方面。[21]
格罗斯伯格等学者形塑文化研究未来的努力毋庸置疑将有助于文化研究重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文化研究，但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一些观点依然有待商榷。比如，按照哈特利的“文化科学2.0”，文化研究的“批评性”将演化为“非批评性”，而他对互联网作为“民主的自组织网络”的分析，则暗示他不但没有考虑到并非人人都可以进入这个“民主的自组织网络”，而且缺乏对被抛弃者、被遗忘者起码的同情。所以，格罗斯伯格等学者形塑文化研究的未来的努力所能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与其说是这样或者那样的一种观点，哪怕是令人信服的观点，毋宁说是一种创造未来的责任意识。
注释
[1]专题文章《文化研究的未来：和格罗斯伯格对话》.周宪，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13辑[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05-339;郎静.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文化研究：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教授访谈[J].中国图书评论，2017（7）;“特约书评人专栏”——“我们所面对的文化研究”[J].中国图书评论，2018（12）：9-53.
[2]Graeme Turner.What’s Become of Cultural Studies？London：Sage，2011.
[3]Andrew Ross and Paul Smith.“Cultural Studies：A Conversation”，in Paul Smith，ed.，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245.
[4]Colin McCabe.“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in Critical Quarterly，50 （1-2），2007：12-42，28.
[5]Michael Bérubé.“What’s the Matter with Cultural studies？The Popular Discipline Loses Its Bearing”，in The Chronicle Review，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September 14，2009：1.
[6]Colin Sparks.“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 and Marxism”，in David Morley and Chen Kuan-Hsing，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tledge，[1992]1996：98.
[7]R.Smauel and G.Stedman Jones，eds.Culture，Ideology and Politics：Essays for Eric Hobsbawn.London：Routledge，1982：378.
[8]Robert E.Babe.Cultural Studies and Political Economy：Toward a New Integration.Lanham：Lexington Books，2010：5.
[9]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1978：1.
[10]Lawrence Grossberg.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
[11]Nick Couldry.“The Project of Cultural Studies：Heretical Doubts，New Horisons”，in Paul Smith，ed.，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
[12]Marcus Breen.“Do the Math”，in Paul Smith，ed.，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208.
[13]Paul Smith.“Introduction”，in Paul Smith，ed.，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
[14]John Hartley.Digital Futures for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Oxford：Wiley-Blackwell，2012.
[15]Paul Smith.“Looking Backwards and Forwards at Cultural Studies”，in Toby Miller，ed.，A Companion to Cultural Studies，Malden.MA：Blackwell，2006：338-339.
[16]Paul Smith，ed.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6.
[17]Nicholas Garnham.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London：Sage，1990：12.
[18]Nicholas Garnham.Emancipation，the Media，and Modern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84.
[19]Vincent Mosco.“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Labour”，in Paul Smith，ed.，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Philadelphia，P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230.
[20]Christian Fuchs.“Karl Marx and the Study of Media and Culture Today”，in Culture Unbound，2014（6）：64.
[21]Raymond Williams.Politics of Modernism.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89] 2007：151.
作者單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