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农业论文范文

2023-03-08

美国农业论文范文第1篇

今年2月初,我有幸赴美参加“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化发展”培训学习。三周培训,弹指瞬间,收获很大,使我开了眼界长了见识,直觉到强势美国的实力与影响,体会到崛起中国的进步与尊严,感受到转型朔州的潜能与魅力。如果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会加油、我们会赶超、我们会富裕。

一、我对美国的印象

在美国培训期间,我聆听了国会议员、大学教授、项目经理有关农业方面的讲座20余次,访问了旧金山市政大厅、长滩东南农庄主等政府机构和农业组织,参观了美国自然博物馆、航空航天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综合性展馆,观看了美国白宫、五角大楼等地标性建筑。通过听、访、看,我对美国经济社会状况有了初步了解。美 1

国本土位于北美洲中部,国土面积962万平方公里,人口3.1亿,耕地面积1.79亿公顷,年

平均降雨量760毫米,土地、草原、森林、淡水资源拥有量均位于世界前列。走进美国,印象深刻,感触颇多,总的感觉是:“强、严、美”。

“强”就是实力强。在我幼小的时候,美国就是世界超级大国,这已深深烙在我的心中,到底强在哪里?大在哪里?我没有身临其境,更没有亲眼目睹,只是停留在媒体的宣传、资料的了解和理性的分析上。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交流和参观,我有所思,有所悟,有所知,美国综合实力的确很强大,让人惊诧。自19世纪末,美国就稳坐世界头把交椅,2011年GDP总量高达150944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18%,雄居世界第一。教育、科技、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均领衔全球,不愧为世界唯一。当你走进航空航天馆,各种尖端武器新颖独特,既让人耳目 2

一新又让人不寒而栗,如“斯坦尼斯”号航母技术高超,装备精良,每天航行半径为500海里,其舰载机控制的空域和海域就达上千公里,能全天候执行战斗巡逻,可出动战斗机200多架次,惊人的作战能力足以表明军事实力的强大。

“严”就是管理严。美国对外很强势,到处指手画脚,对内很人性,但人性中不失规矩。美国制度体系比较健全,特别是惩处手段严厉苛刻,铁面无私,它不怕你违法乱纪,不怕你投机取巧,不怕你装聋卖傻,一旦查实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会在你的信用等级中留下一个永久的污点,你今后的贷款、购房、就业、婚姻等都要受到严重影响。如在美国花上一美元钱就能买四小时的公交通票,买票全靠乘客自觉,上下车绝大多数不查验车票,但逃票者一经查出就处以上百倍的罚款,逃票行为还要记入个人信用档案。在公众场合听不到大声喧哗,在十字路口看不见抢道超车,在大学校园感受不到负担沉重,人人都在 3

有序的状态中轻松学习,快乐工作,自由生活。

“美”就是环境美。美国的确很美,可以说是古老文明和现代时尚的完美结合。古老的装饰典雅高贵、底蕴丰厚,现代的建筑恢弘大气、超凡脱俗,当你行走在最繁华的街头,处处匠心独具,展现出国际大都市的诱人风采;当你徜徉在乡村公路,处处山川秀美,展现出城乡一体化的绿色家园;当你漫步在太平洋、大西洋沿岸,处处鸟语花香,展现出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画卷。

二、美国农业优势在哪里

1、农业生产高度发达。美国是个移民国家,1776年独立,时间只有二百多年,有着“以农立国”的传统。随着工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所降低。近年来,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农产品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外销市场不断拓展。2009年美国农业总产值 4

虽说占GDP的比例不大,但产量很高,出口量仍是世界第一。农业生产全部采用机械化作业,农产品90%以上实现商品化。2009年农产品出口额达770亿美元,特别是小麦出口约占世界市场的半壁江山。

2、区域特色优势明显。美国的农业条件迥乎不同,区域产业各具特色。东北部的牧草和乳牛带、中北部的玉米带、大平原的小麦带、南部的棉花带、太平洋沿岸搞综合农业区。天然的区域分工使美国各个地区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尽可能地降低生产成本和经营风险,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和利润率。再加上通畅的水陆运输网使区域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相得益彰,影响和带动了周边地区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

3、科技信息应用广泛。美国农业的高生产率有个坚实的支柱,就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广博的科技信息和广泛的科技应用。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会聚集世界上大批优秀科学家为其效力, 5

确保其农业技术永远立于世界不败之地。美国的先进说到底是科技的先进。它们在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环境质量的前提下,有效利用科技创新手段,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改善农产品品质,保持农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美国拥有220多万个农场,小的不到50英亩、靠三五个人经营,大的则有1300多英亩、靠一二十个人经营,农场耕种、施肥、浇灌、除草、收割等全部采用机械化作业,农业科技应用率极高,像开心果的采摘技术就很先进,采摘机对树冠进行技术捆绑后,在树枝可承受范围内适度震动,开心果就迅速脱落,整个采摘过程十几分钟就能完成。

4、资源利用科学合理。美国高度重视农业资源保护,不追求破坏环境的GDP,不追求粗放生产的GDP,不追求寅吃卯粮的GDP。注重节约利用资源、注重生态环境建设、注重可持续发展,积极改善土壤性能、下功夫改造盐碱地,因地制宜种植农作物, 6

倾力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全面推行免耕制度,美国免耕面积占总耕作面积1/3,并对农作物秸秆实行机械还田。认真实施休耕法,制定激励政策保护农户土壤,规定土壤保护标准,凡农户耕地经过检测后达到规定标准,就可以得到政府补贴。

5、产业链条对接紧密。美国农产品生产、加工、营销各个环节紧密相连,产业链条长、产业关联度紧、产业化水平高,形成了“从田间到餐桌”产加销一体化的格局。一方面,超市、连锁店等大型企业建立了自己的配送供货机构,直接到产地组织采购、加工。另一方面,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大、设备新,层次高,成为家庭农场与市场销售的中间力量。美国基本上不直接销售初级产品,原因很简单,经过精选、加工、包装后销售,效益好回报率高。美国的农业合作社在服务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可帮助农民销售产品,引导农民进入市场,保护农民利益不受损害。

三、我们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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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规模集约机制。和美国一样,我市农业条件区域差异大,种植不能单一化。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就要抓好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定务实的流转政策,建立失地农民就业、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把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打消农民对土地流转的顾虑,促进土地形成适度规模、快速自由流转。要培育优势产业基地,打破行政区域界限,成片规划基地建设,形成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经营、品牌化销售,最大限度地提高规模效益,避免零敲碎打,小打小闹。要扶持壮大龙头企业,重点抓好小杂粮加工、肉食品皮革加工、乳制品加工、蔬菜批发、玉米、马铃薯淀粉加工等5个方面农产品加工企业,培育一批在全国、全省有影响力的特色产品。要抓好农业项目招商,探索以大招商推动大发展的途径,既要抓好筑巢引凤,又要抓好引凤筑巢,借助外资发展设施农业、规模养殖业和农副产品加工流通业,在农产品产、供、销链条上培 8

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2、建立投入递进机制。我市农业基础薄弱、农产品产值小、农业抗灾应急能力差,靠天吃饭的情况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各级政府要建立农业投入递进机制,持续加大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持续加大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农村的投入,持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重点要放在推广设施农业、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做好农产品深加工、治理荒山荒沟和盐碱地等方面,确保增量、比例、效益同步提高。

3、建立质量监管机制。美国对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整个环节,要求标准高,监管力度大、准入门槛严,流入市场的都是名牌产品、优等产品、放心产品,而我们的农产品质量相对粗糙。要加强生产环节监管,强化企业质量安全责任,构建标准化生产、高质量产出的经营格局。要加强用药环节监管,强化农资经营市场监管,深入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和放心农资下乡活动,严厉查处生产、经营、使 9

用假冒伪劣、高毒高残留、违禁农药及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违法行为。要加强流通环节监管,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体系建设,重点对种植基地、农产品加工企业、农贸市场、大型超市等场所全面开展检验检测,保障农产品流通安全、安全流通。

4、建立科技引领机制。科技创新在美国现代农业中“顶天立地”。我市农业生产还处于产出率不高、资源利用率不高、劳动生产率不高的状况。巩固农业农村好的形势要靠科技支撑,发展农业农村好的形势更要靠科技引领。要完善科技创新组织体系,加强公共农业科技推广机构,突出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要盘活农业科技人才,“走出去”选送一批科技人员到农业对口院校、到境内农业先进地区、到境外农业发达国家进行专项培训,定向培养适用人才和专业人才。“引进来”制定出台激励机制和优惠政策,引进农业科技紧缺人才和高端人才。对引进农业技术有贡献的引进人、引进农业项目的介绍 10

人,要像工业上的招商引资一样给予奖励。要加大农业科技创新投入,采取政府加大投入、企业增加科研投入、招商引进境外和民间资本投入、向上争取科技项目投入、农技机构与市场对接自筹资本投入等多元化方式,努力使农业科技创新经费得到有力保障。

5、建立合作服务机制。美国种什么样的农作物,种多大的规模,种植产生的收益好坏,完全由市场说了算。我国是传统农业国家,人口多,耕地少,农业生产不能完全效仿美国模式。要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发展专业的、综合的,合作性的、公司性的,政府的、民间的多元服务组织,大力推广“支部+协会+基地”、“支部+合作社+园区” 、“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等经营模式,提高农业生产服务水平。各级党委政府要给政策、给技术、给信息,尽量让农民风险小、产出多、回报高。特别是乡村两级党组织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 11

帮着农民富,做大新兴产业、做强主导产业、做优传统产业、做靓特色产业,实现增产增效,提高惠民水平。

美国高效的现代农业、通达的信息技术、先进的发展理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要借鉴美国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借石攻玉、避短扬长,不断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加速推进新基地新优势新朔州建设,倾力打造塞外自然生态现代宜居的幸福新城。

美国农业论文范文第2篇

美国是典型的商品谷物农业, 农产品生产量和贸易量居于世界前列, 而其中加州农业生产总产值约占全美的13.2%, 长期居于各州之首, 2012年加州农业产值实现历史之最———447亿美元。虽然, 加州农场数量仅占全美农场数量的3.7%, 农场总面积不到全美农场总面积的3%, 农业人口不到全美农业人口的4%, 但其24%的农场年销售额超过10万美元, 较全美平均水平高出6%[1], 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

2 山西与加州农业之差距

山西与加州两地的基本情况已经明晰, 那么加州的农业发展模式是否对山西省农业供给侧改革有借鉴意义呢?笔者将山西与加州两地的发展模式进行对比, 找出了以下几方面的差距。

2.1 科技应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是否能够提供创造性的科技服务并且及时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去才是发展的硬道理。如何使农业科技成果切实为实际生产服务, 并且将最新农业科技以最快的速度推广到农业生产与农产品销售领域中去成为农业兴衰的必要条件。

2.1.1加州的RDP模式。

加州农业之所以如此成功, 主要在于其农业生产与科研的RDP模式, 即研究-开发-生产 (Research-Development-Production) , 它为大学、科研院所与农户之间提供了桥梁, 一端和大学教授及科研工作者直接相连, 以便及时有效地获取科研信息、推广科技成果;另一端联系农户, 为农民答疑解惑, 并将农民的问题准确反馈给有关部门, 从而实现了农业生产的高效益。

2.1.2 山西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园。

山西省的农业生产尚未与科学研究实现有效对接, 高校和研究所等的研究成果未能高效地应用于农业生产, 绝大多数的农户生产方式仍然保持传统, 生产观念与销售观念比较落后。虽然省内形成了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现代农业创新示范园、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大学生创业园等科技集聚区, 但是从实际效果上看, 依然与加州的RDP模式相去甚远。

2.2 农业生产组织形式

加州的农业之所以发展迅猛, 不仅仅是依靠先进的科技作支撑, 更得益于它有一套极其完备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 使得当地的农产品供给才能很好地与市场需求相适应。

2.2.1 加州的农村合作社成长模式。

当前, 加州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已经非常发达, 其庞大的规模与完善的组织体系具备十分健全的功能。加州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管理方面采用的是现代企业的组织管理手段, 在农产品销售和出口方面, 采用的则是以农村合作社为枢纽的供应链模式。农村合作社掌握了大量的产销资料与数据, 熟悉农产品国内与国际市场, 在与需求方洽谈农产品供销协议时最大程度地掌握了主动权。

2.2.2 山西省的农村合作社。

山西省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尚在起步阶段, 农村合作社规模不大, 以中小型为主, 它是由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社员构成, 组织化水平不高, 管理运作不规范。山西省合作社的数量可观, 但经营规模很小、服务范围狭窄、示范带动能力不高、品牌效应不强[2], 发展不顺利, 经济实力相对较弱, 与加州等发达地区不能相提并论。

2.3 农药化肥精准投放

“肥是农家宝”, 任何农作物的生长都需要养分, 而土壤只能给作物提供有限的养分, 农民想要农业增产, 则必不可少地要靠施肥来补充, 因此, 投放农药化肥成为了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2.3.1 加州农业生产过程实现了农药化肥精准投放。

加州与我国农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加州农业已不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而是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 其农业生产的从业人员少、农民的生产效率高, 因此农产品总产量大, 总产值高。而在其农业生产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背后, 是美国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措施,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通过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对化肥农药进行精准配套投放, 这种精准农业模式既能降低生产成本也能节省人力,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农业供给侧改革, 并对全美及世界其他地区起到了示范作用。

2.3.2 山西农药化肥滥用的影响。

山西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55%以上, 年均水土流失量约为4.5亿t[3], 而水土流失成分中主要是肥沃的表土层, 折合400万t化肥。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越来越少, 肥力逐年下降, 与农作物增产的目标相悖, 因此农民只能依靠使用大量化肥来为作物提供养分, 久而久之, 农业物化投入成本越来越高, 而市场上玉米、大豆等农产品价格均高于进口离岸价, 从而导致“卖不掉”与“买不到”并存的现象。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大大减弱, 利润越来越低, 全省农业经济效益普遍不高。

3 山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措施

我们要利用最新的科技成果, 紧跟中央政府步伐, 采用新思想、新手段, 借鉴加州农业成功的发展模式, 深入推进山西省农业供给侧改革,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产品供给市场。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

3.1 大力推进“农谷”建设与“共享农业”相结合

近几十年来, 美国的硅谷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它不仅培育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 而且为世界其他各国树立了标杆。目前, 许多投资者越来越重视与农业相关的产业, 政府意图将与农业教学密切相关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打造成农业科研平台, 各大农业科研机构以该校为依托, 将教学、科研和技术应用紧密连接, 各种涉农科研成果日新月异, 基本形成了以高科技领头的产业聚集效应, 成为了美国的“农业硅谷”[4]。

农业是山西的支柱产业, 也是山西省“农谷”建设的核心意义所在。正在建设的山西“农谷”依托农大、立足山西、面向全国, 集全国优秀人才、高校前沿理论与多元投资策略于一体, 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 突出山西的地理优势与特色产业, 形成具有示范作用和推广意义的新技术、新模式。山西省要打造特色“农谷”应当将“农谷”与共享农业有机结合, 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多权威性数据, 秉承“不唯农而重在谷”的原则。

3.2 农村“普惠金融”助力农业供给侧改革

“普惠金融”在农业发展中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如何推动创新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发挥金融在农业供给侧改革中的支持性作用成为了不可缺少的一环。目前, 由于山西省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以及金融产品覆盖率低等问题的存在, 因此并没有实现“普惠”。加之信息不对称、农村农业保险保障体系不完善, 导致全省农村信贷投入严重不足, 农村金融并不能满足“三农”的需求, 从而出现了各大农业经营主体“贷款难”的现象。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而要形成市场价格, 得先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山西现代农业的发展、解决农产品库存量大的问题, 需要加大农村普惠金融的参与程度与支持力度[5]。首先应增加金融产品的供给, 扩大涉农普惠金融服务面, 在农村设置金融机构服务点, 鼓励发起村镇银行的设立,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其次要创新农村普惠金融服务制度, 解决农民贷款抵押难的问题, 并且加大对循环农业、有机农业等新型农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助力农业的绿色健康发展。最后要转变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理念, 提供农业产业链金融服务, 激发农民的生产热情, 为农村经济创造活力。

3.3 普及精准农业, 形成“三安模式”

加州是精准农业的示范区, 有65%左右的农场采用了精准农业技术, 其中应用最广的作物是玉米, 而山西省玉米库存量近年来剧增, 精准农业对于山西省有很强的可借鉴性。一方面, 山西省应在充分了解土地资源的前提下, 合理规划玉米等谷类农作物的种植范围, 根据历史数据预测每亩单产, 结合市场需求精细准确地计算种植面积, 并且依据田间土壤的具体情况合理投放化肥农药, 形成农业生产实现产地安全、生产过程安全以及产品安全的“三安模式”, 力求实现生产成本最小化。另一方面, 要想全面推广精准农业, 最主要的还是推动农业科技进步, 引进国外先进农机设备, 开展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总之, 精准农业的发展在优化产业及产品结构、提高产业及产品质量方面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使农业供给侧改革将“增收、增效和增值”落到实处。

摘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 是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聚焦点, 同时也是我国农业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但是, 目前我国农业发展出现粮食产量、库存量、进口量“三量齐增”的现象, 与世界农业强国相比还有一段距离。本文将山西省与美国加州两地区农业作比较, 从中寻找出两地农业发展的差异, 从“农业硅谷”与共享农业、精准农业与“三安模式”以及农村普惠金融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供给侧改革,差异,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Annual Statistics.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Food and Agriculture.2013.

[2] 赵素英.山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大学生村官创立农民专业合作社[D].太原理工大学, 2014.

[3] 赵乾坤.山西省水土保持功能分区及生态脆弱性评价[D].山东农业大学, 2014.

[4] 林毅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M].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47-52.

美国农业论文范文第3篇

2、好莱坞电影中的美国强势文化

3、“中国梦”在青少年文化中的坚守与责任

4、后奥运时代国产精品电影的价值建构

5、数字技术背景下的武侠电影特技

6、文化迁衍与当代电影“家国叙事”嬗变

7、50部现代及后现代经典欧洲电影

8、结合跨文化体验谈《中国合伙人》

9、从贝蒂娃娃到冰雪女王

10、跨界的言说与他者的解读

11、“中国电影发祥地”与“新中国电影摇篮”的话语蕴含

12、《夺冠》:宏旨微视的“秤砣式”跨文化传播策略解码

13、大众、大众文化与电影的“大众文化化”

14、谢晋:电影史该如何讲述

15、李安的“泛中国化”故土

16、美国梦与中国梦所蕴含的价值观对比

17、对话FLLEMEN电影英雄即将到来的春天

18、略论电影音乐艺术表现功能

19、染上了美国病的“美国梦”还能否长久?

20、亚洲电影在中国:华莱坞的跨地方生产与本土现代性实践

21、消费主义语境下的类型化青春

22、关于军事电影类型走向的思考

23、从个人体验到集体狂欢

24、国产商业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塑

25、边缘与戏谑:中国当代底层喜剧电影中的城市空间

26、中国体育电影的历史掠影与愿景展望

27、论近年来英语学界的中国电影研究

28、试析中国武侠电影的历史流变及其新音响创作特征

29、中国电影IP创作的文化伦理反思

30、聚焦微时代的精神状况

31、玛丽莲·梦露的四张脸

32、当代电影论研究;电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33、“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时代精神与中国动画学派

34、空间化时间,光影嵌诗词

35、台湾新青春电影的探究

36、《战狼》涅:主旋律与主流的双重合奏

37、浅析长镜头在电影中的叙事作用

38、乡土北京:《城南旧事》的老北京影像

39、2020中国电影年度艺术报告

40、以新历史主义研究法视角探究美国梦的变迁

41、浅析香港电影中的“大陆”表征

42、作为先锋艺术与类型创制的纪录性城市电影

43、女性关怀与大时代情结

44、本土经验与静观美学:侯孝贤电影诗学论略

45、2019年中国纪录电影发展透视

46、安迪·沃霍尔“结构电影”的美学分析

47、电影海报设计的时代性

48、比较的视野:爱情片模式在电视电影中的翻版与变奏

49、动画电影与传统文化融合创新的发展研究

美国农业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金融危机严重威胁、损害了全球贸易与经济增长,使主要发达国家金融体系与金融市场普遍面临一场信任危机。从公共治理的视角分析美国金融危机的救助机制可以发现,美国金融危机救助机制凸显短期行为,从根本体制与制度层面防范危机于未然尚需时日。但美国金融危机的救助机制仍有可揣摩借鉴之处,坚持及早、依法救助的原则,采取多中心、多手段治理和国际协作救助,从非合作博弈转向合作博弈是危机治理的必经途径。

关键词:公共治理;危机管理;美国金融危机;救助机制

公共治理是指公共部门为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使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整合和协调的持续互动过程。金融危机治理实际上是公共治理在金融危机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的金融危机很容易转变为全球公共危机,危机治理主体日益增多,博弈过程日益动态化、复杂化,如何均衡各方救助主体的利益、建立快速决策机制、加强各国之间的协作、形成有效的危机治理模式,就成为各国政府、金融机构和公众共同面对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始于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各国带来了严重的金融和经济问题,美国财政部、美国联邦储备局(以下简称“美联储”)以及国际组织等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危机救助过程中形成了多中心、多手段的治理模式,其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灵活,很多措施是历史上不曾实施过的,尽管其效果还有待检验,但其思路为从公共治理视角分析危机救助提供了新的借鉴。本文试图立足公共治理这一新的视角,分别从美联储、财政部和国际救援三条线索剖析危机救助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利益均衡和博弈过程,探讨宏观金融危机救助的决策机制及其形成过程,寻求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防范和治理模式的一般特征。

一、美联储应对危机的反应机制及救助措施

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所采取的救助措施主要有:一是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向金融机构融资;二是利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宏观经济。

(一)最后贷款人作用的发挥和困境

根据美国关法律规定,如果任何一家美国公司无法通过其他渠道筹集资金,而该公司的破产倒闭又将威胁到美国整体经济,美联储有义务向其提供融资。美联储救助贝尔斯登和美国国际集团(AIG)而允许雷曼兄弟破产倒闭,即是这一条款的生动体现,其中的利益权衡涉及两方面。首先,金融机构“太大而不能倒闭”的原则。美联储认为投资者和公众对雷曼兄弟破产有充分的预期和准备,而贝尔斯登和AIG交易规模巨大,尤其AIG还从事实业经营,涉及面广泛,其倒闭必将引致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剧烈动荡。从这个意义上讲,美联储挽救的不仅仅是贝尔斯登和AIG,而是整个美国金融体系。其次,美国中央银行法详细地规定了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条件,其一,金融机构必须有足额担保以确保央行贷款的返还,其二,央行无权将贷款投放于可能导致纳税人损失的救助——即便从公众政策角度看来这些损失是值得的。相比雷曼兄弟而言,贝尔斯登和AIG都有公司资产足额担保,且借贷利率是惩罚性的,对其股东、管理层和债权人又施以严格限制。因而,美联储最终选择对贝尔斯登和AIG实施救助。但目前来看,放弃雷曼兄弟的救助是不明智的,雷曼兄弟的破产直接导致金融危机的迅速恶化和市场信心的急剧下跌,如果及时救助雷曼兄弟,金融危机的发展态势将是另一番景象。

理论界学者大多坚持在危机来临时刻,应该及时、灵活地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从宏观上阻止危机发生系统性蔓延,维护货币政策稳定,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财富损失,从微观角度出发挽救暂时缺乏流动性但仍具有清偿力的银行,免于其倒闭而引发系统性风险。但是最后贷款人作用的发挥有一定的成本和风险,其负面效应亦不容忽视。首先,如果中央银行决策失误,被救助银行倒闭将直接造成央行资产损失;其次,最后贷款人容易与长期货币政策冲突从而引致通货膨胀风险,造成中央银行的声誉损失,使中央银行自身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形成最后贷款人的间接成本。笔者以为,是否实施最后贷款人的救市策略应取决于问题情境下的收益成本分析,如果收益大于成本,则实施之。在美国金融危机中,美联储对最后贷款附加了苛刻的条件,贝尔斯登和AIG都有资产担保以及相应的制度约束机制,直接成本较小。间接成本——道德风险是政府在危机救助中必然要付出的成本,正如格林斯潘所言:“我们不可能没有成本,却收获我国金融体系及其稳定带来的好处”。在局部性的道德风险与全局性的金融系统稳定之间权衡,收益与成本比较清晰可见。因此,在危机状态下,为确保系统稳定,避免对实体经济造成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央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增强市场信心以解燃眉之急是必需的。正如菲尔普斯所言:“这是因为美联储决定,市场恐慌风险如此巨大,最好是向其注入资金而不是等着市场自我调整。”

(二)货币政策救助渠道分析

1933年大危机中,美联储的不作为以及错误的货币政策延长了本该在1930年结束的大萧条。相反,1987年的股灾却没有导致美国大萧条,其主要原因在于美联储及时的政策反应,美联储在第一时间声明:“与我国中央银行的义务持续一致的是,今天在此确信美联储随时准备提供流动性支持我国的经济与金融体系”,随之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向金融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避免了一场大萧条的出现。历史证明,及时、准确的货币政策是遏制金融危机蔓延的有效工具。美国次贷危机恶化以来,美联储实行一揽子货币政策,打破常规,大力度增加市场流动性,试图使危机影响仅局限于在虚拟经济层面。在传统政策工具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伯南克开始实行“更改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构成”的政策措施,自2008年3月先后推出一级交易商信用工具(PDCF)、定期证券借贷工具(TSLF)、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融资工具(AMLF)、商业票据融资工具(CPFF)、货币市场投资者融资工具(MMIFF)和短期资金标售工具(TAF)等创新型金融工具。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一方面延长了贷款期限,抵押品范围由传统的国债抵押扩展到AAA非机构债券抵押,注入流动性对象亦由传统的商业银行向货币市场基金、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商业票据市场甚至是实体经济扩展。其结果是降低了金融机构获得流动性的成本,增加了市场流动性。另一方面对巴格霍特原则的放宽,一定程度上鼓励金融机构从事高风险投资活动的道德风险,增大了政策操作的难度和风险。因此,随着次贷危机愈演愈烈;美联储在系统性风险和道德风险之间的平衡愈加困难。

二、美国政府的救援措施

自罗斯福以后,许多美国总统直言不讳地将制止危机作为政府的责任。尼克松说:“政府对萧条袖手旁观而不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在金融风暴发生以前,美国政府主要通过构建具有弹性和柔韧性的金融监管制度防范危机发生,维持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对于微观金融机构则以市场化救助为主。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其固有的思路,毅然通过摩根大通注资贝尔斯登,这是自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美联储第一次向非商业银行提供应急资金,改写了美联储不向投资银行提供救援的惯例,将对金融危机的处置规则产生历史性影响,也将引起国家干预与新自由主义模式之间的一场大讨论。

金融危机的短期救助中,财政注资是主要方式,也是争议最多的方式。美国财政救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8年10月以前,主要是向金融机构注入资本金以增加流动性,对贝尔斯登、“两房”及AIG提供的应急资金,都属于此种。第二阶段是2008年10月以后的资产救助阶段,“美国政府酝酿并实施不良资产援助计划(TARP),计划的核心是国会授权政府投入7000亿美元低价购买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待市场初步稳定后政府再将这些资产出售。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美国政府制定的最大规模金融救援计划,也是最受质疑和非议的计划,计划一提出立即引起140名经济学家联名上书反对,主要原因就在于救援计划违背了自由竞争的原则,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的破坏,将导致市场因果关系倒置,给美国经济带来长期危害。围绕救援计划,支持方(美国政府、商业和社会组织)与反对方(国会和民众)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博弈。

在政府看来,危机发生初期,在政策上必须快速反应、果断决策,否则其后果必将是危机深化、金融市场崩溃、失业增加和经济全面衰退,7000亿救市计划在所有方案中救助效果最快、成本和代价最小,应尽早实施。就商业和社会组织而言,救市方案能给他们带来直接利益,自然支持政府的危机救助计划。但美国相关法律规定,总统提交的经济咨文和报告必须经由国会通过才能获准实施。而国会议员则更加看重计划的长期效果,笃信救援计划将导致美国财政赤字高企,美元贬值,并可能再度推高国际油价和通货膨胀,为新的危机埋下隐患。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正值总统大选临近、两院改选的敏感时期,在普通选民具有选票这种可信性威胁的情况下,根据政治周期假说,国会议员必将更加看重选民的利益和社会的民主性,以期获取更多的政治选票。因此,选民和议会之间的博弈就成了救援计划能否通过的关键环节。图1为议员和选民的初期决策博弈过程,由于选民对于国会议员而言具有可信性威胁,议员必然选择反对救援计划来博取选民投票。最终,国会否决了政府的提案,博弈初期双方合作失败,救援计划被否。但博弈并未就此止步,随着法案被否决——股市大跌——金融危机恶化——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博弈出现了变化,对普通的选民来说,一旦金融危机最终演变为经济的全面衰落,带给他们的损失远远大于救市计划分摊在他们身上的税赋。各博弈方意识到合作取代不合作是危机情况下利益最大化的必需选择,合作——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方式——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生产力”,会产生最大化的收益。于是金融危机——公共治理——合作——合作收益——收益最大化成为一个有序的逻辑因果,紧急救助方案顺利通过。

财政救援计划的决策和实施过程是公共治理理念在金融危机领域的体现。首先,危机救助机制必须依法律程序进行,但可以根据“问题情境”的性质和想要达到的目标,适当调整权力运行机制,以寻求最有效的治理效果。在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救助中,如果按照正常程序操作,财政部需要45天时间制定实施细则。因此,美国政府采取非常规手段,通过市场辩论快速解决问题获得救市授权。其次,紧急救助法案出台的过程就是金融机构、政府、国会议员以及公众各方利益均衡的过程,是从合作博弈向非合作博弈转化的过程。虽然博弈延迟了法案的出台,但从纯粹救助到增加监管和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各方利益都得到了保证,危机治理制度得以不断完善。TARP对危机恶化起到了一定减缓作用,但随着救助计划的不断进行,TARP退出问题逐渐暴露出来。金融机构提前偿还救助资金的成本除了本金和利息外,还包括赎回财政部在TARP援助方案中附加的包括普通股认股权证在内的各种投资工具所需要的费用,而这些费用有的高达利息的60%,高昂的“提前偿还惩罚费用”使得金融机构进退惟艰。金融机构认为高额的偿还费用将进一步恶化银行的流动资金状况,不利于金融危机的治理和经济复苏。美国政府认为,为了保护公众的利益,必须采取资金补偿机制,对提前偿还资金的优质银行收取高额的费用以弥补劣质银行可能带来的资金损失。TARP退出困难反映了美国政府与金融企业之间的利益分歧,如何权衡两者之间的利益,寻求合适的TARP退出机制是危机管理的一个难题。

三、金融危机救助的国际协作

金融危机早期,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等差异以及联合救助中的利益分配问题,各国难以产生高效率的协调机制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只能自行救助危机。各国自救行动虽避免了本国危机进一步恶化,但客观上却造成以邻为壑,其他国家被迫效仿,否则会由于资金的自由流动,将造成不同国家金融机构之间的不平等竞争,从而加剧金融危机向小国蔓延。因此,各国逐渐对联合救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达成共识,开始采取联手行动:一是联合降息。继2008年10月份全球主要央行联合减息后,欧洲央行及瑞士、捷克、丹麦央行均减息0.5个百分点,英国央行降1.5个百分点。二是签订或扩大货币互换协议,以增强离岸货币的流动性。2008年10月13日,美联储与英国央行、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和瑞士央行的货币互换协定金额提升到无限量。三是向金融机构和企业联合注资。2008年10月4日,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领导人同意设立一个300亿欧元的纾困基金扶助欧洲中小企业。10月12日,欧元区决定通过为银行发行债券提供担保或直接购买银行股权的形式,帮助银行拓宽融资渠道。10月15日,欧盟成员国通过1.7万亿欧元的泛欧紧急金融援助法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各国央行联手降息和注资对于市场信心起到了一定的稳定效果,但是在应对世界经济的系统性风险问题上,危机爆发后始终没有一个权威机构发挥领导作用进行总体负责、评估和协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9年《危机初期教训》报告中指出,国际金融组织未能成功组织国际层面的有力合作是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一个失误。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以来为西方发达国家掌控,将重心放在监管发展中国家金融活动方面,而忽视了发达国家的金融弊端。其次,从总量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规模与世界经济增长

规模不协调,基金规模太小,救援能力不足;最后,从结构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与当今世界经济结构不匹配,中国等新兴经济大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比例较低,制约着其在金融危机中的救援能力。

四、美国金融危机治理的若干启示

从某种意义上说,危机治理是公共治理的一个分支。公共治理的基本问题是公共组织如何运用公共权力提供公共物品,以维护公共利益。然而,正如先哲亚里士多德所言,“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在金融危机的特殊情境下,什么样的救助机制才能维护各国乃至全球的公共利益呢?分析美国金融危机的救助程序、救助措施和救助过程,我们得到危机治理的若干启示。

(一)依法及时治理危机是阻止危机蔓延的前提条件

相对于政府的常规性决策环境而言,在危机爆发的紧急状况下,不确定性和严重性高度积聚,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以及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必须在有限的时间约束下,做出关键性决策和具体的危机应对措施,以将损失降至最小。政府的救助决策及时机的选择直接影响着金融危机持续的时间和影响,政府应变速度越快,处理的态度越明确,越能缩小市场震荡的阵痛期,降低救助成本。北欧金融危机中,北欧三国快速果断的救市计划,及时地稳定了投资者信心,有效阻止了经济进一步恶化。而日本直到1998年才发起大规模的救市,经济一直调整到2005年才结束。历史证明,救不救以及救市时机的选择对于危机治理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救市后经济调整的时间。因此,危机决策快速反应机制是阻止危机蔓延的第一道屏障。

金融救助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涉及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和法律诉讼,需要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机制及惯例保证治理主体公共权威的实现,减少治理过程中的反复性和随意性。从美国危机救助史来看,美国为处理银行危机曾先后出台了八部重要的法律或法律修正案,就处置主体的权力、资产处置的基本要求、处置资金来源以及处置成本分担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如大萧条时期的《紧急银行法》和《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都规定了救助主体的权力以及权力约束条件。依法救助一方面有助于形成有法可依的危机救助机制,为以后的危机救助提供程序依据,但另一方面也会由于救助程序的时滞和多方利益的博弈可能延误最佳救助时机而降低救助效率,如何在法与效率之间寻求一个最佳平衡点是危机治理的重点和难点。

(二)多中心和多手段治理是金融危机公共治理的关键环节

公共治理理论的代表人物斯托克(G.Stoke)认为:“治理指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一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动者;治理明确肯定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的权力依赖……”公共治理理论主张主体多元化、权力多中心化,注重在公共治理过程中吸纳利益相关者以及组织和个人广泛参与、协作配合,以便达到治理效率的最大化和方式的最优化。危机治理手段既包括刚性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柔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既包括政治法律手段,也包括经济社会的各种方式,是一种全新的多元管理模式。美国金融危机的治理主体既包括政府部门又包括美联储、各国央行以及国际组织,救援方式包括财政救援、中央银行救助和国际协作。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制度作为危机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于维护经济和金融体系稳定有重要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完善最后贷款人制度是丰富危机治理手段的重要内容。

首先,采用事前“建设性的模棱两可”和事后“政策透明度”的策略组合降低最后贷款人的道德风险负效应。所谓“建设性的模棱两可”是指任何预先承诺采取特别措施去支持一家金融机构的做法是监管当局应该避免的,当局应该对于是否或者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给予支持保持相机抉择的能力。正如桑顿所说:“要让商业银行在成立之初就知道可以寻求援助,但是也要让他们经常地意识到想要寻求援助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救助不应该太过于及时和自由,这样避免了那些行为不端的银行不用承担他们行为带来的后果,救助也不能够不足或者太慢,导致最终对公众的利益造成影响。”“建设性模棱两可”可以通过这种不确定性及让银行经营者和股东共同承担成本迫使银行谨慎行事。但“建设性模棱两可”赋予了危机管理机构过大的自由决定权,必须通过严格的事后信息披露使中央银行危机管理时的决策在严格的规定和事后良好的政策揭示中取得平衡,事前“模糊”与事后“透明”的配合是当今中央银行普遍采用的做法。其次,最后贷款人的救助对象选择一定要慎重,只要存在引致系统风险的可能,就不能放弃救助,否则将产生像雷曼公司的严重后果。

(三)非合作博弈转化为合作博弈是实现治理收益最大化的途径

危机救助是一种从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的转化过程。合作博弈是追求最大化效用的参与人,在某种协议或制度约束下的逐利互动,而非合作博弈是参与人在没有协议或只有松散协议约束下的逐利互动。在危机治理初期,各参与主体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进行决策,加之对危机治理的成本认识模糊,认为个体或团体组织与外界进行交易的成本小于合作成本而选择非合作博弈,如选民给议会施压反对金融救助法案的通过。随着危机的不断恶化,博弈主体的利益规则发生变化,交易成本逐渐上升而合作成本相对下降,人们就会倾向于合作,进而非合作博弈逐渐演变为合作博弈,最终达成能够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救助措施,并将其以法案的形式确定下来。可见,合作是人类自组织的均衡,是人类理性的必然选择,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化是实现危机治理收益最大化的途径,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制度得以不断改进和完善。

(四)寻求危机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是必然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的平台上,收益全球分配同时意味着风险和成本也要在全球范围分担,危机治理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课题。因此,从理论上要求建立危机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将一国的危机纳入世界范围之内,整合各参与主体的信息、技术、人才、资金等各种资源,通过多种手段,提高危机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危机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从而实现危机的有效治理。

首先,在国际范围建立危机治理的快速反应机制。国际救援及时与否是影响危机发展态势的重要因素。在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8年俄罗斯金融动荡中,及时的国际救援阻止了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的趋势。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由于受少数经济大国的控制,国际救援迟迟未动,以至危机威胁到全球金融稳定,造成了全球经济的巨大损失。

其次,寻找利益共同点是实现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前提。危机全球救助必然会涉及援助方所附加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受助国部分国家利益的让渡与损失,国际合作机制既要避免援助方大肆侵占受助国的国家利益,又要避免受助国一味地保护所谓的

国家利益而拒绝国际合作,最终导致危机失控和升级。因此,危机全球治理必然要建立在各参与主体的共同利益基础上,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共同分担治理的成本和义务,这是全球治理得以实现的前提。

最后,设立国际最后贷款人。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加深,金融危机越发无国界传播,寻找国际最后贷款人势在必行。但对由谁担任这一角色,目前仍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从历次金融危机救援来看,都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国际救援的。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救援中暴露出的缺陷,使其担任这一角色合理性受到质疑。另一种观点认为,国际清算银行致力于推动各国央行之间的合作和援助,加之各国中央银行领导的定期会晤机制,使得国际援助可以更为及时和公正,能够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的重任,但不足的是国际清算银行的积极作用仅限于其成员国之间,受惠面太窄。

笔者认为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遭到了来自各方的诟病,但其仍应为国际最后贷款人的最合适人选。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是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其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此外,基金组织创设的特别提款权(SDR)能够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调节全球流动性的内在风险。最后,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开始反思救助过程中的贷款条件和救援政策,并结合此次金融危机的教训,着手对基金规模和治理结构进行改革,如2009年4月2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第十九届部长级会议“确认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资源增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5000亿美元。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尝试性改革:一是短期内着力推动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扩大特别提款权的发行。二是长期应创造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当危机发生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超主权货币调节全球流动性,增强危机处理能力。

五、结语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对金融机构的救助主要采用市场救助的方式,政府主要扮演构建金融监管制度和框架以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角色,很少直接注资金融机构。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最初也希望让市场发挥作用,但“当认识到问题正变得多么严重时”,一反常态,采取了“国有化”的救助方式。美国素来标榜自己是自由市场经济,此举只是迫不得已,并在救市计划中明确规定待市场初步稳定后,政府再将这些资产出售给市场。可见,美国的危机救助政策只是解燃眉之急的权宜之计,凸显出其救助机制存在短期行为,从长期来看,美国这种自由放任的治理模式无法从根本体制与制度层面防患于未然。就中国而论,中国特有的三维变量与美国形成鲜明对照,即中国特色的制度基础、强有力的社会资源动员与分配能力、快速反应的宏观调控决策效率,形成了长短结合的危机防范和治理模式,即非常规状态下的宏观调控应急机制和常规状态下的国民经济监督管理,使得中国在历次金融危机中能够相对处于超然地位,其独有的特色和优越性值得推而广之。当然,美国对危机治理所体现出的各方博弈、合作与冲突的特点仍可资中国揣摩借鉴。

[参考文献]

[1]崔峥,龙超,金融风暴中美国投资银行危机救助机制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责任编辑 蒋万胜]

美国农业论文范文第5篇

现代美国的法律教育独具特色,没有一般意义的法律本科生,建立了不同于世界各国的法律教育体系。除此之外,还具有以下特色:秉承实用主义精神,遵循职业教育理念,在学制选择、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更侧重培养学生的实务能力、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注重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深入探索美国法律教育的独特性,能为我国法律教育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多样

美国法学教育的承办权并不掌握在联邦政府的手中,教育部门无权过问,更多的管理责任落在美国律师协会及各州律师协会的手中。因此各个律师协会根据所在州、所在法学院的情况,制定不同的课程设置标准。与此同时,美国慈善事业的发达,导致私人办学非常繁荣。各个法学院为了录取到优质的学生,也为了募集更多的慈善资金,在法学教育的学制选择、课程内容、教学方式上都采取了自主的形式,因此也就形成了美国法律教学多样化的局面。

学制多样 美国的法学教育为本科教育后教育,大体而言有三种类型可供选择:J.D.,LL.M.和J.S.D.。J.D.需要申请者拥有大学本科学位,通过法学院入学考试即可。J.D.属于美国正统的法律教育,通过J.D.之后,即可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大多美国学生选择此种学制。而LL.M.通常是在取得J.D.之后再攻读。LL.M.大抵需要九个月来完成,LL.M.除了个别侧重一般理论外,更多的侧重学生对某专业领域的了解。因此,在美国的法学院,根据不同专业类别开设不同的LL.M.课程非常多见。J.S.D.的学位是以学术研究为前提的,没有完成博士论文且通过口试是不可以毕业的。申请就读J.S.D.需要提交研究计划,但对于是否进行课程学分学习,各个学校要求不一。美国本土学生和留学生都可以选择就读,就读期间没有严格的年限要求。因为J.S.D.强化了对论文写作的要求,学校在审查学生的入学申请时更具有自主性,学校会视教授是否有指导意愿及委员会审查等决定是否许可申请者入学。从实践操作来看,美国高校审查似乎不倾向直接录取没有在美国就读LL.M.学位的留学生。但对于本国学生而言,则没有任何类似的要求。

课程多样 美国没有统一的法学课程设置标准,各个法学院秉承理论服务实践的原则,在设置核心基础必修课程之外,根据法律职业发展的需要,在配套系列选修课程的设置上拥有很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学生在第一年完成宪法、刑法、合同法、侵权法、诉讼法、法律写作等课程外,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更深更细的课程或者程度更高的专题讲座。

教学方式灵活 在美国的法律课上,教师真正把学生作为教育的主体,上课方式更侧重于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其教学不仅仅在于教授法律规则,而在于传授律师的思考方式——如何运用案例、如何操作案例、如何把案件变成可以辩论的内容、如何站在不同当事人的立场上考虑案件。因此,除了大班上课外,课程的组织形式更为灵活,分组讨论、小组专题等方式更为多见。任课老师很少照本宣科地讲教材,更注重如何营造轻松自主的学习氛围,指出争论焦点,不断地追问、反问甚至是换个角度问问题,从而对学生进行高度启发式的职业训练。

实用

实用主义是美国教育的核心。美国的法学教育非常重视以实践来展示法律的生命。故此,在教学中更强调生活中的法律,培养学生了解和运用现有法律制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施案例教学 1871年哈佛法学院的院长兰德尔提出凸显法律原则、法律理念的上诉法院的判决才是普通法的真正权威,这些判决应被编做教材,供学生学习使用。教学过程中,对于这些案例应采取苏格拉底问答教学法来取代讲解式教学。自此这种教学法在各个法学院的教学活动中展开。在案例教学法中,教师需要根据教学内容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分发给学生。学生们需要在课前阅读这些案件,并分析和整理案件的事实、争论的焦点、法院的判决及其理由。在课堂上,老师像个苏格拉底式的引导者,不需要讲解,而要提出各种实验性的问题,组织学生自行理解案例中隐藏的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分析和评价其中涉及的法律理念和法律规范。这种教学法培养了学生洞察法律问题如何发生,以及律师、法庭及立法机关如何设法解决的能力,通过个案的研究,使学生了解如何运用法律的有关材料,不断地把法律原则与具体的事实相互结合,并预计社会改革或实际运用对法律原则的影响力。对于法学学生而言,鲜活的案例远比枯燥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更具有吸引力。

组织诊所教学 案例教学有助于学生了解法律原则的发展概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美国的诊所法律教学方式大抵有两种,一种是模拟诊所,在专任教师的监督和指导下,学生模拟扮演案件的各种角色,体验法律案件处理的整个流程,包括提供法律意见、撰写法律文件、提起诉讼;一种是真实诊所教学。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真实地处理法律问题,通过具体的锻炼,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技能。

重视伦理素养 杰出的法律人不只是一个成功的技术人员,而且是一位充满智慧的人,这种智慧超越法律知识和技巧,而是其基于道德理想而拥有的专业观念。惟其如此,才能得到尊重,才能够认清活动内在价值的意义,才能在法律职业活动中获得较多的快乐。而这些所谓智慧或者基于理想而拥有的专业观念即为:法律职业伦理。美国的法学教育非常重视法律职业伦理养成。美国律师协会指定在所有的法学院内,增设伦理课程,要求所有的学生接受法律职业及其成员之历史、目标、结构、义务、价值观的教育,包括《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规则》的教育,并要求法学院在任课教师的遴选范围上,包括法院和律师协会的成员。从实践来看,美国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已经达到了相对成熟的状态,各个法学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课程设计方案。这些方案包括贯穿性教学课程设置、单独的课程设置、诊所式教学、仿真实践教学等。为了让学生切实感悟法律伦理,采取案例教学法、问题导向教学法、苏格拉底教学法、影像展示、合作课程、专家协同、讨论教学等多种方式综合开展。

新趋势

联合学位 传统的法学院课程更多侧重法律课程。其培养的学生掌握更多的是法律技能,而欠缺对其他行为科学或者社会科学能力的掌握。为了加强学科整合,使得毕业生具备更多层面的能力,美国的律师协会核准法学院设置联合双学位。就此,美国的法学院也非常乐意并积极着手与本校内的其他院系合作,推广联合双学位计划。迄今最为多见和广受欢迎的是法学与工商管理专业的联合双学位,但除此之外,还有法学与其他学科的联合学位。

重视公益 美国律师协会规定,美国的法学院都有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义务。而2012年纽约州的律师协会甚至规定自2015年起,法律毕业生必须完成50个小时的法律服务方可考取律师资格。自此,各法学院纷纷效仿,制定自己的法律公众服务标准和课程体系。如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明确规定,40个小时的法律公益服务是法学必修课程。在课程体系上,除了专题讲座、社区服务外,学生还可以参加依托學院设立的公益法律中心所开设的法律援助项目完成课业。为了确保法律公益服务的质量,美国的法学院从专业技能、职业技能和工作时间等方面对于从事法律公众服务的学生做出严格的资格限制:第一,完成法学院第一年的法律基础课程;第二,参见严格的法律公益服务培训;第三,能够确保充足的工作时间和工作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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